一、审讯国民党大特务秘闻（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19）在《故宫六百年》文中认为第一章王者之城一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因此"故宫"这个词,不是今天才有。《汉书》里写:"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1"故宫"这个概念,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故宫"的意象,也在唐诗宋词里出出入入,像唐代刘禹锡曾在《踏歌词》里写:"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
林羚[2]（2019）在《《文汇报》文艺副刊群研究（1945.9-1947.5）》文中提出解放战争时期的《文汇报》文艺副刊是以文艺副刊群的形式存在的,它们既在文艺问题上相互批判,又在实际斗争中相互配合,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文汇报》文艺副刊群上有各式各样的编辑人员、编辑方针、作家作品,既围绕着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又吸引了一般市民读者的眼光,真正做到了一刊一色和全面中有重点。在创作方面,黄裳的论剧杂文和唐弢的“书话体”散文不仅在《文汇报》文艺副刊群上另辟蹊径,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同样独树一帜。在思想方面,《文汇报》文艺副刊群上不仅有“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遗风,还有中间偏左的思想倾向,以及兼顾娱乐与战斗的海派趣味。这些看似不相容的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共存于《文汇报》这样一份无党无派的民间报上,真正做到了多元共生、雅俗共赏。而这一在编辑上有突破、在创作上有创新、在思想上又开放包容的独特文艺景观,只有突破单个副刊的研究模式,将《文汇报》的多个文艺副刊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存在的方式与生成的特色,或能呈现1940年代中后期上海报刊发展的另一种面貌。
李华秀[3]（2016）在《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 ——时空转换与孙犁小说叙事的嬗变》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是孙犁小说。包括孙犁的抗日小说、土改小说和《芸斋小说》。由于孙犁小说分别对应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故采用“时空转换”视角。孙犁是一个讲究文学形式,坚持政治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人,因而本论文以孙犁小说主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孙犁小说的叙事方法为切入点,旨在找到孙犁小说在以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叙事时发生的主题渐变与叙事嬗变之间的规律。本论文由序论和四大章构成。序论部分详细阐明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孙犁小说研究历史、现状及存在问题,以及论文要达到的目标和研究方法等。由于抗战题材小说创作时间长,政治形势复杂,本论文用两章内容分别予以关照;土改题材小说和文革结束后的《芸斋小说》各占一章。第一章抗战小说:战争空间下的群体突围,由四节内容构成:第一节从围困中突围:孙犁抗战小说的叙述主题;第二节孙犁抗战小说中被围困的空间意象;第三节人群的集聚与突围:孙犁抗战小说中的“拟家结构”;第四节孙犁抗战小说中女性的“三重”突围。第二章《风云初记》:记忆空间里的战争叙事,由三节内容构成,分别是:第一节《风云初记》的情感记忆;第二节《风云初记》里的现实政治;第三节《风云初记》:人物形象的陌生化。第三章日常空间下的叙事转换,由四节内容构成:第一节孙犁土改小说中的“物象”;第二节孙犁土改小说中的“聚-散结构”;第三节《铁木前传》:“拟家结构”的解体;第四节女性的艰难回归:从双眉到小满儿。第四章《芸斋小说》:政治运动空间下的个体危机与救赎,由四节内容构成:第一节政治运动中的异质空间与个体危机;第二节《芸斋小说》的死亡叙事;第三节《芸斋小说》的“碎片化”结构;第四节《芸斋小说》的道德批判与个体救赎。孙犁小说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叙事手段随主题渐变而嬗变,在不同政治环境中,不断寻找更合适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将时代风云变幻的痕迹艺术地保存下来。抗战时期,孙犁小说主题是“群体突围”,叙事模式是“拟家结构”;土改时期孙犁小说讲述“群体”分化为“阶级”的过程,小说叙事模式改为“聚散结构,在《铁木前传》中,“拟家结构”被拆解,人群散去;到《芸斋小说》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粉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一切都破碎了:家庭、学校;机关……孙犁小说的叙事模式因而变成了“碎片化结构”。也因其碎片化,在进行篇章结构时只好用“榫接”方式渗透自己的破碎感及渴望新旧文化“握手言和”的意图。抗日时期的“拟家结构”奠定了孙犁小说的基本叙事格调,之后的小说均以“拟家结构”为基础进行调整和变化。土改时期,孙犁小说有意识延续抗战时期的“拟家结构”,但因社会风尚巨变带来小说主题变化,“拟家结构”的叙事模式也逐步解体。晚年的《芸斋小说》,词语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叙事结构仍与抗战时期的“拟家结构”遥相呼应,呈现出家园破“碎”的结构特征。“拟家结构”既是抗战时期的时代现实,也是孙犁的社会理想和精神寄托。但孙犁当时并没意识到“拟家结构”的另外一面——对政治动荡不安的映射。“拟家结构”是旧的封建家族灭亡的征兆,是新文化胜利的标志。是新伦理、新秩序的尝试。然而,封建大家族以血缘关系为根基,“拟家结构”则是政治化的权宜之计,如何取代封建家族制?在封建家族灭亡之后,建设一种什么样的伦理秩序?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成为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似乎每一种新秩序都缺少合理性,需要推倒重建,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芸斋小说》具有明显向传统回归倾向。无论总体布局,还是话语层面,亦或小说中的伦理渗透层面,均表现出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渴望。这是孙犁对自己一生经历和思想总结,也是孙犁对中国革命走过道路深刻反思之结果。《芸斋小说》的故事时间跨越近一个世纪。作者用“剪辑”手段,将各个历史时期的叙事碎片植入文本,将近一个世纪的故事“拼贴”在一起,漫长的故事时间被“浓缩”并建构成一个狭小文本空间,给读者造成一种大起大落的陡峭感。不断重复的叙事机制,强化着文本与时空之间的对应关系。每一次阅读,读者都像乘坐着一架“时光机”,在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间,一站一站来回穿梭。那种被撕裂的感觉痛入骨髓;那种时过境迁,恍如隔世般的思绪,让人产生虚无感。个体灵魂似乎在飘荡、坠落,但同时又在寻找,在悲苦求告。当一条丧“家”之路:家-拟家-破家-无家徐徐展开时,回归之路也就打开了。其中的逻辑机制是什么呢——那些曾经慷慨以赴的个体,由小家而群体,由群体而团体,由团体而个体,由个体而物体化,最终变成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们渴望“回家”——回到那个自己“遗弃”的、传统的“家”。但这个家,已不再是旧的,而是经过了彻底清洗的家——妇女解放了,妇女社会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男女平等了,再也没有人可以要求女人裹小脚,谄媚什么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回归传统家庭,不是倒退而是新旧文化之间的一次成功嫁接。老一辈新文化运动者们在经历了种种精神磨难之后,终于意识到民族文化乃是每一个体的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或许需要重新打理、清洁,但不能彻底摧毁。这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用生命换来的带血的认识。孙犁小说既是文学也是哲学,是自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史。其艺术价值、伦理价值、思想价值难以估量。
郝昭荔[4]（2015）在《战后国民政府在青岛的政治接收与肃奸（1945-1948）》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各大沦陷区展开接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中共在抗战八年中力量不断壮大,北方农村被广泛建立起根据地,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面对中共的威胁,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日伪及美军协助接收,拉开了接收青岛的序幕。接收青岛后,李先良就任青岛市长,遂成立接收委员会作为统一机构。但接收却成为各派系争夺地盘与物资的战场,许多城市经过三四轮接收,情况混乱至极。在青岛,以葛覃为首的市党部与以李先良为首的市政府交恶,两派不断安插接收人员控制市政,抢夺物资。敌伪产业处理局成立后并没有扭转之前混乱局面,各大企业工厂尽数划归行政院控制之下,加剧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接收后的青岛难民涌入、失业严重,物价上涨,民众的生活堪忧。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市民对清查团寄予厚望,但因接收涉及权势人物,清查只打了几只苍蝇,并没有涉及“老虎”。清查工作宣告失败,国民政府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人心的机会。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利用日伪及汉奸协助接收,军统在战时策反了一些伪军及汉奸头目,这使得战后国民政府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惩处汉奸。随着国民政府统治日趋步入正轨,汉奸失去利用价值。戴笠之死也使许多大汉奸失去庇护,加之中共的舆论攻讦及群众压力,国民政府遂颁行法律展开肃奸。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在沦陷区展开对日伪教师及学生的甄审运动,将肃奸范围扩大化,引起青岛市师生强烈不满。中共借此机会渗入到学生组织中去,反甄审运动逐渐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给当局带来极大压力并最终做出让步。之前因接收与李先良闹翻的市党部葛覃,利用民众的肃奸热潮展开肃奸。本文以曾经轰动青、济的丁敬臣汉奸案为例,深入剖析国民政府在汉奸案审判与执行中的具体操作。葛覃希冀利用此案扳倒李先良,二人再度展开博弈,司法漏洞为审奸中的派系之争提供可能,青岛的党政冲突在肃奸中全面爆发。丁案在多方斡旋下从轻判处,丁敬臣最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逃脱缧绁。纵观国民政府的肃奸,虽被提起诉讼的案件颇多,但落实到审判乃至执行的案件数量却大幅递减。在司法软弱、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汉奸案件被执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汉奸在狱中也过着与普通犯人迥然相异的舒适生活,肃奸实为一场政治表演。肃奸中因打击面过大反而侵害了一般民众的正常生活,以致社会各界纷纷不满。国民政府虽在接收中“先发制人”,但却在肃奸中“受制于人”。接收初期的优势也被政治腐败、派系之争消耗殆尽,各方矛盾在肃奸中全面爆发。接收与肃奸持续三年,见证了国民政府由巅峰跌落谷底,也见证了中共由弱变强。早在军事大溃败以先,国民政府已有衰落的征兆。当腐败的国家机器无法负荷日益激进的变革要求时,衰败只是时间问题。
胡雪涛[5]（2014）在《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辛亥革命后,一些晚清遗老遗少开始寓居天津,随着民国前半期的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失势的各派军政大员和政府的部分官僚也陆续寓居在天津租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寓公。本文考察这些寓公活动的时段限定在1912至1937年间,由于寓居天津的人物来源众多,而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寓居前政治上有一定的职务和地位,政治失势后寓居在天津租界的群体。无疑,这一精英群体在失去政治特权后,他们为延续权势的种种行为对近代天津的各方面均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驱动这一时期天津乃至北方经济发展的部分力量就是他们,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检索相关文献,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均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首先对近代天津的开埠与租界的发展进行概括,阐述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优势,吸纳了不少政治精英寓居,继而对天津寓公的产生阶段与群体的大致特性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其次,深入探究和挖掘晚清遗老遗少以及北洋要员政治失势后的活动与生活。指出一些失势的政治人物虽然选择寓居天津,但实际上他们以租界为依托,网络派系人物,观望时局,试图谋划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尤其是他们大多在任时都聚敛了巨额财富,失势后不仅在天津购置地产,还选择在近代工矿、金融、商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在社会领域他们也进行了有限的参与,开展了赈恤灾民、慈善救济、捐资助学等方面的活动。就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而言,各人因旨趣不同,有的着书立说,有的参禅拜佛,有的归隐消遣,不一而足,而寓公的家庭因处于社会上层,生活往往奢华,因此举凡他们的家庭婚恋、官司诉讼,甚至被敲诈绑架等,都被时人所关注。寓公之间往往相互援引,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固化了他们的联系和交际。论文还分析了寓公与北洋政局、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处理政策的转变。而且随着日本不断侵华,东北、华北局势危急,寓公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异。文章最后对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命运走向进行了探讨,寓公群体的命运各异,有的为日本人所用,有的被政敌仇杀,有的被特别保护,有的避隐不出,有的保持晚节。随着时势的变动,寓公无论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在自然生命方面,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时人对寓公的人生谢幕也反应不一。显然,寓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对近代天津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对晚清遗老和北洋要员的评析已包涵太多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褒贬,实际上对其个体乃至整体都缺乏精细化的研究与客观的对待,从而导致我们对其只有抽象的概念认知。激进的时代变革,不断向前的“革命”导向,使人无暇顾及寓公群体的存在,也使人无暇回顾这段历史,当历史不断的层叠累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天津寓公群体在政治失势后,多数人出于权势延续的动机,立足天津等地,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既具有一定的能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研究,认识在近代中国失势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大体走向,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历史与社会更为客观和完整的认识。
散木[6]（2012）在《“乱世蛇神”:大叛徒、大特务谷正文之谜》文中提出毛人凤说:"你比我还狠!"笔者是山西人,平时对山西关注较多。说到晚近历史,山西有两大国民党特工——郭同震（又名郭守纪、谷正文）、乔家才。一般而言,特工这个特殊职业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
唐厚梅[7]（2011）在《南造云子:令蒋介石胆寒的日本女谍》文中认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后不久,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接二连三出现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使国民党军在作战上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连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也险些被刺杀。经过紧张的调查,国民党当局在其内部发现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更令人
丁以德[8]（2011）在《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解放后,中共运用阶级方法分析当时社会状况,认为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等各种势力依然存在并随时会进行破坏活动。考虑到当时不熟悉新区情况和社会基础尚未建立等因素,中共选择了先稳定社会秩序。解放初期一年多时间内,中共着手建立工、农、青、妇、商等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界代表会议帮助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开展政治教育向社会各界灌输新意识形态,使社会成员明确阶级角色；并遣散流民、难民和散兵游勇,打击匪特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活动。这些措施帮助恢复社会秩序,也掌握了社会的基本情况,为镇反准备了前提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匪特活动增加,社会上出现的人心浮动局面,中共增强了敌情意识。中共在抗美援朝时期发动镇反运动以综合解决各类反革命分子,既是解放后一直考虑的问题,也有巩固战争后方的现实考虑。镇反期间,中共分别以清理外层处理社会上,和清理中内层来解决政权内部及中共自身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采取从社会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权内部的步骤,并在不同层面采取了不同模式。各地在打击社会层面各类反革命分子时大张旗鼓开展镇反,通过全面地宣传动员活动来配合镇压行动；而针对中共及政权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清理中内层时,采取了整风审干模式审查清理政权内部异己分子。镇反初期,中共中央批评前期镇压活动中的“宽大无边”,推动各地开展镇压活动。但一些地方对打击目标和程度不明确,一些城市地区也因各种原因使得镇反运动相对落后。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镇反政策,给各地镇压活动提供了惩罚标准,也为普通人提供了判别反革命分子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通过批示转发各地镇反报告和经验来指导各地开展镇反。而各地特别是城市地区大张旗鼓开展镇反,通过各单位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镇反行动,推动镇反运动走向高潮。“双十”指示颁布后,江苏各地检讨前期镇反状况,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收集各类反革命分子名单,开展镇压和宣传活动。解放后,中共原准备花较长时间有序进行土改,以减少失误和社会震动。江苏各地在土改试点和初步推开阶段相对谨慎和注意政策,但地主的不满言论和破坏行为被视作有“变天”思想。一些干部也感觉受到了政策纪律的束缚。抗美援朝后,华东局决定加快土改进程。各地通过加强镇压活动推动土地改革进程,但在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时伴随很多打骂地主等暴力行为。各地结合镇反运动完成土地改革过程中,在处理不同各类人员时也改造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镇反运动的中心逐渐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城市地区通过全方位宣传动员活动配合镇压行动和营造镇反氛围,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其中,南京市解放后通过剿匪肃特等活动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中共中央领导对南京镇反活动的力度不满,多次要求加大镇压力度。南京市结合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开展镇反运动,进行反动党团特成员登记活动,通过各机关单位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及进行镇压行动。南京在第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后,镇反进入高潮时期。南京还结合抗美援朝和宗教革新等运动收回了一些外国教会办理的教育医疗机构,驱逐了教皇代表黎培理等一些外国人出境。镇反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给各地镇压活动提供了量刑标准。依据追溯和类推原则打击解放前的经历,不仅给通过镇反来肃清旧政权基础以依据,也给一般人提供了相对容易的判断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各地依据民愤、血债和数字等标准开展镇压活动,以杀、关、管、放等方式处理了大量各类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得狠、打得准、打得稳”的原则,但一些打击标准的规定本身相对模糊,一些干部受镇反氛围压力和自身水平限制,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状况,并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镇反期间,一些人受到乡土亲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了同情镇反对象的状况。中共根据意识形态建构镇反解释话语和生产宣传产品,通过报刊和宣传网等途径将镇反宣传解释落实到社会基层,并结合控诉活动来营造镇反氛围,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镇反,并推动各界人士与镇反对象划清敌我界限。大规模开展镇反后,各地出现了捕杀过多过火等状况,并造成了案件和犯人积压过多等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疑虑的声音。中共中央因此提前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进行收缩调整。会上决定,从1951年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同时规定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数量限制；会上还要求各地开展清理积案,组织劳改和管制等工作以巩固原有镇反成果。会议后,各地减缓了捕杀行动,组织犯人开展劳动改造和管制活动,并在此基础逐渐形成了劳动改造和管制等制度。各地还在运动期间普遍建立起群众性治保组织整合为治安保卫委员会,接受单位领导和公安局的业务指导,配合镇反运动和维护地方治安。1951年5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后,镇反运动逐步转入清理政权内部异己分子。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在951年夏秋以整风审干模式进行清理中内层,重点审查留用旧人员和录用新人员。清理中内层一般采取学习相关镇反文件,坦白交代个人过去经历,并通过组织来审查处理的方式展开。清理中内层实际上持续了较长时间,并结合当时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司法部门的司法改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审查清理政权内部。机关、团体和企业部门在审查清理个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造。解放前后,中共自身组织和党员数量有很大发展。镇反期间,中共进行整党建党活动清理自身组织,对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政治教育并审核党员的以往经历。由于对解放前国统区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地下党员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镇反期间,一些民主人士也因与旧时代和旧政权的关系而受到一定的冲击。中共在发现一些地方对民主人士的过火状况后,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同时推动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民主党派在支持中共开展政治运动的同时对自身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进行了清理改造。镇反经过收缩巩固前期成果后,1951年9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分析前期镇反开展状况,认为未进行土改的地区、湖沼地带等沿海沿边偏僻地区是镇反不彻底地区；一些新解放区对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打击也不够,会议决定结合各种具体工作和其他政治运动开展镇反补课。但镇反补课活动一度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因而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定完成前期补课任务,并开展取缔会道门和水上镇反等活动。在前期镇反基础上开展取缔会道门活动,通过逮捕会首、登记会道门分子、揭露会道门使用的欺骗手段等方式号召道徒退道。水上镇反则是消灭原有镇反死角地带,结合打击水上犯罪活动和逃亡和隐藏在船上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清查船民情况建立水上管理制度。中共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发动了镇反运动,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政治运动方式综合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其他各种威胁新政权和社会秩序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各类力量。经过不同阶段不同侧重点的镇反运动,打击了社会上大量各类反革命分子,政权内部的人员也被普遍进行了审查和清理,巩固了政权和建立了新社会秩序。
王作化,苏勇杰,李传峰[9]（2008）在《衡宝战役背后的情报战》文中指出衡宝战役是渡江战役后,于1949年9月至10月,由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实施战略大迂回,在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市）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重兵集团的一次重大战役。在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在情报战线上与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斗智斗勇,隐真示假,用假情报迷惑敌人,使解放军从容地采取正面进攻、东西迂回、断敌退路的作战部署,一举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7000余人,
郑光路[10]（2006）在《最后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将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郑蕴侠,原国民党中统少将,解放后在四川和贵州潜伏长达8年之久,其逃亡经历离奇。他逃亡期间,周恩来曾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郑蕴侠直至1958年才落网,是在大陆最后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本文再现了这位已近百岁的国民党前将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二、审讯国民党大特务秘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审讯国民党大特务秘闻（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六百年（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王者之城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第二章天地之心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第三章午门以深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第四章太和千秋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第五章文华风流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第六章内阁长夜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 第七章乾清疑云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第八章后宫芳华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第九章一座书城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第十章天府永藏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第十一章养心垂帘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第十二章寻延书屋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 十一 |
| 十二 |
| 十三 |
| 第十三章宁寿孤影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第十四章永别神武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2）《文汇报》文艺副刊群研究（1945.9-1947.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汇报》文艺副刊群上的不同面相 |
| 第一节 偏向战斗:从《灯塔》到《世纪风》 |
| 第二节 偏向趣味:从《文化街》到《浮世绘》 |
| 第三节 温热亲和:《笔会》的副刊性格 |
| 第四节 总编柯灵:文艺副刊群的灵魂 |
| 第二章 《文汇报》文艺副刊群上的独辟蹊径 |
| 第一节 “旧戏新谈”专栏:黄裳的论剧杂文 |
| 第二节 “书话”专栏:唐弢的“书话体”散文 |
| 第三节 风华正茂:文艺副刊群上的青年气质 |
| 第三章 《文汇报》文艺副刊群上的思想碰撞 |
| 第一节 寻迹“孤岛”的杂文流派 |
| 第二节 中间偏左的思想倾向 |
| 第三节 兼顾娱乐与战斗的海派趣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 ——时空转换与孙犁小说叙事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孙犁的意义 |
| 二、孙犁小说研究的历史、现状及问题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小说： 战争空间下的群体突围 |
| 第一节 从围困中突围：孙犁抗战小说的叙述主题 |
| 一、“围困与突围”主题的选择 |
| 二、“围困与突围”叙事模式的形成 |
| 三、“围困与突围”思维模式的逐步形成 |
| 第二节 孙犁抗战小说中被围困的空间意象 |
| 一、白洋淀——中国百姓的精神家园 |
| 二、白洋淀的异质化过程 |
| 三、地洞——被围困的异质空间 |
| 第三节 人群的集聚与突围：孙犁抗战小说中的“拟家结构” |
| 一、“拟家结构”的基本形态 |
| 二、“拟家结构”的多重隐喻 |
| 三、“拟家结构”作为主题表现方式 |
| 第四节 孙犁抗战小说中女性的“三重”突围 |
| 一、从“非人”到女人——女性的觉醒 |
| 二、走出反动家庭——女性的第一重突围 |
| 三、参与抗日——女性的第二重突围 |
| 四、女性对男性的模仿——滑入第三重突围 |
| 第二章 《风云初记》：记忆空间里的战争叙事 |
| 第一节《风云初记》的情感记忆 |
| 一、另一种“拟家结构” |
| 二、情系宅院 |
| 三、“风云”喻体——滹沱河 |
| 第二节 《风云初记》里的现实政治 |
| 一、“拆城”的多重隐喻 |
| 二、永远的寻找——“道路” |
| 三、二元对立模式的介入 |
| 第三节 《风云初记》中的“新”人形象 |
| 一、《风云初记》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
| 二、《风云初记》中的反动势力群像 |
| 三、《风云初记》最复杂的艺术形象——李佩钟 |
| 第三章 日常空间下的叙事转换 |
| 第一节 孙犁土改小说中的“物象” |
| 一、“物”的叙述功能 |
| 二、“物”对人的异化 |
| 三、“物”的间离作用 |
| 四、关于“物”的思考 |
| 第二节 孙犁土改小说中的“聚-散结构” |
| 一、空间并置叙事方法与人“聚”心难“聚” |
| 二、“场所”叙事与财“聚”人不“聚” |
| 三、时空凝聚叙事模式与人本性上的抗“聚” |
| 第三节 《铁木前传》：“拟家结构”的解体 |
| 一、“拟家结构”的拆分 |
| 二、人群的分化 |
| 三、文本的分裂 |
| 第四节 女性的艰难回归：从双眉到小满儿 |
| 一、双眉身份的困惑 |
| 二、双眉的精神追求 |
| 三、九儿和小满儿——回归还是分裂？ |
| 第四章 《芸斋小说》：政治运动空间下的个体危机与救赎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中的异质空间与个体危机 |
| 一、漫漫“前”路无尽头：从“荷花淀”到“牛棚” |
| 二、“灵魂”的坠落：从“慷慨以赴”到“人人自危” |
| 三、“牛鬼蛇神”不是“非人” |
| 第二节 《芸斋小说》的死亡叙事 |
| 一、“活人祭”的复活 |
| 二、死亡的多种形态 |
| 第三节 《芸斋小说》的“碎片化”结构 |
| 一、叙事方式的碎片化 |
| 二、话语层面的碎片化 |
| 三、文本组合的碎片化 |
| 第四节 《芸斋小说》的道德批判与个体救赎 |
| 一、《芸斋小说》对“欲望”的思索与批判 |
| 二、《芸斋小说》对道德伦理的考量 |
| 三、《芸斋小说》中的求“真”意志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孙犁文艺思想初探——以《文艺学习》为例 |
| 附录2 孙犁抗战小说的叙事技巧与民族突围主题 |
| 后记 |
（4）战后国民政府在青岛的政治接收与肃奸（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接收的学术回顾 |
| (二) 关于肃奸的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难点 |
| 四、政治接收的范畴界定及延伸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对青岛的政治接收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接收青岛的背景 |
| 一、战后全国接收政策的出台 |
| 二、接收前的青岛 |
| 三、影响青岛接收的若干因素 |
| 第二节 接收青岛中的权势渗入 |
| 一、李先良就任青岛市长的原因 |
| 二、青岛市党政接收委员会 |
| 三、青岛市敌伪产业处理局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在接收中的危机与应对 |
| 一、接收一周年后的青岛 |
| 二、国民政府高层对接收的反省及挽救措施 |
| 三、鲁豫区接收清查团的尝试与失败 |
| 第二章 从“接收”到“肃奸”：国民政府肃奸政策转变分析 |
| 第一节 接收与肃奸的过渡转化 |
| 一、抗战期间军统局的策反 |
| 二、戴笠掌握肃奸大权的原因 |
| 三、肃奸与接收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肃奸：一场有关“合法性”的争夺战 |
| 一、中共的肃奸政策与舆论宣传 |
| 二、国民政府肃奸政令的颁布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在青岛的肃奸 |
| 第一节 青岛肃奸的缘起 |
| 一、伪员与汉奸 |
| 二、戴笠之死对肃奸的影响 |
| 三、肃奸运动下的运动肃奸 |
| 第二节 青岛的肃奸运动 |
| 一、青岛肃奸的开展 |
| 二、肃奸的扩大及反抗：甄审与反甄审 |
| 三、甄审运动后国共两党的力量消长 |
| 第三节 汉奸案的审判与执行——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
| 一、“丁敬臣案”的初步审理 |
| 二、“丁敬臣案”的司法审判 |
| 三、丁敬臣的脱罪原因及条件 |
| 第四节 青岛肃奸的结束 |
| 一、肃奸“自主权”的尺度：青岛当局者对肃奸的诠释 |
| 二、肃奸中的权势斗争与“奸”的转换 |
| 三、汉奸的狱中生活及其结局 |
| 第四章 评析国民政府的接收与肃奸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肃奸情况一览 |
| 第二节 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肃奸之看法 |
| 第三节 接收、肃奸：先发制人,后受制于人 |
| 第四节 接收、肃奸与国民政府失败关联之分析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说明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天津开埠与寓公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天津开埠与租界的发展 |
| 一、天津开埠与近代化的起步 |
| 二、租界的设立 |
| 第二节 天津寓公的出现与壮大 |
| 一、寓公群体产生的阶段分析 |
| 二、寓公群体的整体分析 |
| 第二章 天津寓公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寓公的政治失意与谋求再起 |
| 一、寓公与地方政局 |
| 二、寓公与中央政局 |
| 三、溥仪筹谋复辟大业 |
| 第二节 寓公在经济上的逐利与开拓 |
| 一、寓公聚敛的大量财富 |
| 二、寓公投资的产业选择 |
| 三、投资寓公代表及绩效分析 |
| 第三节 寓公对社会活动的有限参与 |
| 一、赈灾恤民 |
| 二、投身文化教育事业 |
| 三、参与诵经活动 |
| 第三章 天津寓公的个人与家庭生活 |
| 第一节 寓公的个人生活 |
| 一、修身养性、着述立说 |
| 二、崇信道教与佛教 |
| 三、生活规律、乐其所好 |
| 第二节 寓公的家庭生活 |
| 一、购置房产、居住奢华 |
| 二、挥霍财富、遭人勒索 |
| 三、家庭纠纷、诉至公堂 |
| 四、生活拮据、节衣缩食 |
| 第三节 寓公家族间的联姻 |
| 一、家族联姻、相互攀援 |
| 二、婚礼奢华、婚姻自由 |
| 第四章 天津寓公群体与时局 |
| 第一节 寓公与南京国民政府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由打压到拉拢 |
| 二、多数寓公依然关心时局 |
| 第二节 寓公对日的不同态度 |
| 一、卖国求荣 |
| 二、保持晚节 |
| 第五章 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影响 |
| 第一节 寓公的谢幕与时人的回应 |
| 第二节 晚年命运各异的寓公 |
| 结语 动荡时代权势的延续与消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回顾和问题意识 |
| 一、学术回顾及分析 |
| 二、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使用材料和研究方法的说明 |
| 一、研究范围和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资料的介绍 |
| 三、认识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从接管到发动镇反运动 |
| 第一节 镇反运动的缘起与社会条件 |
| 一、解放初中共的敌情意识和现实选择 |
| 二、江苏接管中的谨慎与宽容政策 |
| 三、建立群众组织与开展政治教育 |
| 四、遣散流亡人口与户口登记活动 |
| 第二节 剿匪肃特：打击威胁社会秩序的现行破坏活动 |
| 一、分工负责、军政结合的剿匪活动 |
| 二、解放后的肃特活动 |
| 三、1950年春灾荒对治安的影响 |
| 四、人心浮动增强了中共的敌情意识 |
| 第三节 镇反运动的发动 |
| 一、抗美援朝：发动镇反的直接动因 |
| 二、“宽大无边”：个人因素、司法现状与政策转变 |
| 三、苏南、苏北的镇反动员与布置 |
| 第三章 清理外层：大张旗鼓的社会层面镇反 |
| 第一节 镇反运动成为中心任务 |
| 一、中共中央对镇反运动的推动 |
| 二、反动党团特登记活动 |
| 三、“此紧彼松、此松彼紧、一紧一松”的镇压策略 |
| 第二节 镇反运动中的宣传动员 |
| 一、从抗美援朝宣传解释到向镇反动员的转换 |
| 二、南京社会各界的镇反动员活动 |
| 三、镇反动员活动中的三个层面 |
| 第三节 镇反与土地改革结合：从“谨慎小心,稳步前进”到“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 |
| 一、镇反与土地改革的双向互动 |
| 二、“小心谨慎”的土改试点和局部展开阶段 |
| 三、苏南全面土改阶段的镇反活动 |
| 四、斗争地主过程中暴力手段的使用 |
| 五、土改结合镇反对农村社会中的政治结构的改变 |
| 第四节 南京社会层面的镇反 |
| 一、南京镇反运动的开始阶段 |
| 二、镇压行动进入高潮时期 |
| 三、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 |
| 第四章 镇反运动中的操作要素——以社会层面镇反为主要对象的考察 |
| 第一节 镇反期间的法制状况 |
| 一、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原则与标准 |
| 二、史良和苏联顾问视察司法、检察机关时发现的问题 |
| 三、镇反打击活动的失误与纠正 |
| 第二节 镇反话语、文化生产和控诉情境 |
| 一、报刊和宣传网掌握镇反话语权 |
| 二、配合镇反需要的文化生产 |
| 三、诉苦：镇反运动中的情境与情感 |
| 第三节 社会成员在镇反运动中的适应与调整 |
| 一、社会成员从传统伦理到明确敌我界限 |
| 二、社会成员在镇反运动中的行为选择 |
| 第五章 清理中内层：以整风审干模式对政权内部的审查清理 |
| 第一节 巩固前期镇反成果的举措 |
| 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的收缩调整 |
| 二、清理积案 |
| 三、组织劳动改造与管制活动 |
| 四、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 |
| 第二节 镇反转入政权内部 |
| 一、清理中内层与整风审干模式 |
| 二、清理中层的大致状况 |
| 三、苏北行署中的清理中内层活动 |
| 四、审查清理政权内部活动的延续 |
| 第三节 民主改革、思想改造和司法改革等运动与清理中层的结合 |
| 一、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 |
| 二、清理中层与思想改造运动的结合 |
| 三、司法改革中的批判旧法与人员调整 |
| 第四节 整党建党与清理内层 |
| 一、整党建党中的审核党员 |
| 二、清理内层对地下党员的冲击 |
| 第五节 镇反与统一战线 |
| 一、民主人士的学习与改造 |
| 二、镇反对民主人士的冲击与照顾措施 |
| 三、民主党派的“自我清理” |
| 第六章 镇反运动补课、扫尾和结束 |
| 第一节 镇反的评估与补课 |
| 一、第四、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的分析评估 |
| 二、结合其他任务进行镇反补课 |
| 第二节 镇反尾声和结束 |
| 一、会道门在建立新社会秩序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
| 二、取缔会道门的一般状况 |
| 三、水上镇反：镇反的尾声 |
| 四、镇反运动的结束 |
| 第七章 思考与结语 |
| 一、镇反是以政治运动方式完成巩固政权的传统任务 |
| 二、镇反运动是巩固政权与社会改造的结合 |
| 三、镇反运动是革命惯性的延续 |
| 附录 |
| 附录(一) 五首镇反歌曲 |
| 附录(二)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 |
| 附录(三)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7月)》 |
| 附录(四) 《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1950年9月)》 |
| 附录(五)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1950年10月10日；即“双十”指示)》 |
| 附录(六) 《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1950年11月3日)》 |
| 附录(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年2月21)》 |
| 附录(八) 《扬州市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办法的通知(1951年5月19日)》 |
| 附录(九) 《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1951年6月23日)》 |
| 附录(十)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理反革命罪犯积案的指示(1951年8月 |
| 附录(十一)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1950年5月21日)》 |
| 附录(十二) 《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工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1951年3月)》 |
| 附录(十三) 《中共中央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1951年11月5日)》 |
| 附录(十四) 《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1952年5月2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衡宝战役背后的情报战（论文提纲范文）
| 大迂回兜住“小诸葛” |
| 查敌情智抓蛛丝马迹 |
| 破敌台巧布“迷魂阵” |
| 假情报打败“小诸葛” |
四、审讯国民党大特务秘闻（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六百年[J]. 祝勇. 当代, 2019(06)
- [2]《文汇报》文艺副刊群研究（1945.9-1947.5）[D]. 林羚.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从群体突围到个体救赎 ——时空转换与孙犁小说叙事的嬗变[D]. 李华秀.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4]战后国民政府在青岛的政治接收与肃奸（1945-1948）[D]. 郝昭荔.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3)
- [5]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D]. 胡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6]“乱世蛇神”:大叛徒、大特务谷正文之谜[J]. 散木. 同舟共进, 2012(08)
- [7]南造云子:令蒋介石胆寒的日本女谍[J]. 唐厚梅. 湖北档案, 2011(05)
- [8]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D]. 丁以德. 南京大学, 2011(03)
- [9]衡宝战役背后的情报战[J]. 王作化,苏勇杰,李传峰. 湘潮, 2008(01)
- [10]最后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将军[J]. 郑光路. 文史精华, 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