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力与指挥与控制，第 29 卷，2004 年 一般内容

一、《火力与指挥控制》2004年第29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锋^[1]（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杨卫民^[2]（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提出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刘铭^[3]（2011）在《李开先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李开先是明代中期着名的文学家,目前对他的生平事迹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是表现在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主要是对李开先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共包括绪论、上编文学编、下编李开先年谱补正和附录绪论,主要对李开先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彰显成绩,指出不足。另外,还对本文的研究方向和创新点进行概括性的说明。上编文学编共包括九章,对李开先主要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第一章,李开先的生平。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李开先的生平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以期对他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有利于理解其文学作品。第二章,李开先的文学思想。李开先的文学作品众多,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也颇为复杂。本章从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复古而不泥古；强调文学要抒发真情实感；提倡南北文学风格的融合和文学贵自然、通俗这五个方面,对李开先的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指出了这些文学思想在明代中叶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三章,李开先的诗歌创作。李开先的诗歌数量很大,但这一方面却是目前研究最为薄弱的地方,几乎是一片空白。本章主要研究了李开先的时政诗、闲居诗、咏物诗、边塞诗、悼亡诗、赠答诗、送别诗这几种题材类型。通过对这些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李开先诗歌中包含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闲居田园的欢喜与忧伤。通过作品我们还欣赏到了李开先诗歌所包孕的艺术魅力,了解到其诗歌在明代中期文学思潮中的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第四章,李开先的散文创作。李开先的散文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也颇高。客观地说,其在明代散文史乃至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应当有一席之地。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的认识还很不足。本章选取了李开先散文中较有文学性和代表性的“序”、“墓志铭”、“传记”、“杂记”四种体裁进行研究,从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李开先对于明中期社会政治弊端的大胆揭露,尤其是其对官场黑暗的鞭辟入里的针砭与暴露,这在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同时,李开先散文所具有的平易通达,明白晓畅,讲究情趣的艺术特色,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第五章,李开先的散曲创作。作为北人,李开先却创作了大量的南曲。本章通过对其存世的散曲套数《述隐·赠对山》、《卧病江皋》、《中麓小令》、《四时悼内》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开先散曲中所表现的忧时伤世的精神,这也是与明中叶主流的文学思潮相适应的。同时,这些散曲中透露的对朋友深厚的友情,对早逝妻子和孩子的浓浓亲情和痛彻心肺的悲情,是那么的真实,又是那么的厚重,让人感受到外表放浪的李开先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第六章,李开先的戏曲创作。李开先的戏曲尤其是传奇《宝剑记》,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本文以“宝剑意象”为坐标,对《宝剑记》的结构艺术与主题进行了阐释。以“渔翁”意象与“梦文学”为切入点,探究了《园林午梦》的主题。分析了明代中叶时代思潮与《打哑禅》的关系,论证了《断发记》为李开先作品。第七章,《词谑》研究。《词谑》包含着李开先关于曲学的理论见解,本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特别是其关于声韵和宾白等方面的认识,有着一定的价值。第八章,《改定元贤传奇》研究。《改定元贤传奇》是李开先主持编订的戏曲选本,本章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这部选本在戏曲理论史上的价值。第九章,李开先年谱补正。本章主要是针对曾远闻和李永祥《李开先年谱》中的一些缺漏和舛误进行了补正。附录包括两部分,一是对目前出版的《李开先研究资料汇编》的补充；二是对《金瓶梅》作者非李开先或贾三近的考证。

王子聪^[4]（2021）在《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社会进化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占居核心地位。民国初年的历史教科书引入进化思想诠释历史,构建颇具民初特色的进化叙事,将进化思想向一般民众传播。究其背景,甲午战争以来的“公理”世界观的建立和史界革命的展开是其思想背景。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和五族共和观念的提出等政治革新是其政治背景。20世纪初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中心,民初出版机构在教科书领域展开的激烈市场竞争,是其经济背景。科举制走向终结,主张“开民智”的新式知识分子转型进入报刊、学校、出版机构等新式文化建制谋生构成其文化背景。民初教育治理的变革,教育宗旨的变动、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建立是其教育背景。民初历史教科书蕴含丰富的进化论思想元素。首先,世界观方面,作为“公理”的进化论成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大经大法”,“群”与民族国家成为进化历程的主体。其次,历史观方面,历史不再是一个循环的历程,而是成为有最终发展目标的线性分阶段的乐观发展历程。教科书亦因之引入时代分期作为编纂体例。上古三代不再成为黄金时代的代表。再次,文明观方面,“文明”观念与进化思想结合起来,历史书写对象从政治、军事扩展到社会的诸多方面。而传统的政治史书写也在史界革命的冲击下,突出“共和”替代“专制”的进化意义。最后,价值观层面,历史教科书开始认为竞争是进化的动力,将世界描绘为一个各个民族间弱肉强食的历程。历史教科书的进化思想面临着外来的进化论思想与本土民族观念的建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教科书在文明进化的语境中认同欧美列强在文明进化序列中顶端位置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在残酷的民族竞争中延续国粹之观念,表达着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进化叙事具有如下特点:从方法来讲,历史教科书传递进化论的手段以叙事的方式为主;从内容来讲,教科书的进化叙事一方面凸显了时人的救亡意识,另一方面在共和政体的坚守中体现了启蒙面相;从不足特征讲,此时历史教科书的进化叙事具有新旧交替的过渡特征。

罗华^[5]（2017）在《抗战时期湖南的电力建设 ——以湘西电厂和耒阳电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湖南电力工业因变法图强而兴起,如创办于维新运动时的宝善成电厂以及为抵制外商而开办的湖南电灯公司,此时政治目的较强。到了民国初年,绅界慢慢了解电灯公司的利益,从经济角度考虑申请承办者逐渐增多,电厂数量越来越多。当时湖南的电厂主要是供给电灯照明,电力供给相对较少,这是湖南本身落后的工业状况决定的。抗战前湖南电力工业虽有了很大的发展,相比全国其它电力工业发展先进的地区是远远不够的。抗战爆发后,湖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为了长期抗战,一方面迁来了前线的大批工矿企业,另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大后方的方针政策,举全国之力发展后方工业,这为湖南工业发展以及电力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契机。而湘西电厂和耒阳电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办而成的。当然这两个电厂的建立也有其特殊的条件,如湘西电厂是为供应沅陵辰溪工业中心而设,耒阳电厂则为供应湖南临时省会而设。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湘西沅陵与辰溪成立了湘西电厂,湖南省建设厅在湘南耒阳成立了耒阳电厂。它们在建厂、置办设备的同时也加强了以组织章程和规则办法等为代表的制度建设。为了发展,电厂积极租佃房地,扩充厂房。其强势的租佃行为引发了与当地商民一年多的纠纷。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一方面极大促进电力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紧张的战时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力工业的前进。抗战期间,交通中断,物品流通受阻,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电厂发展困难重重,尤其体现在煤的购买、材料设备的补充以及员工薪俸的发放三者之上。抗战时期建立的湘西电厂准备在湘西永久经营,故不得不在战时巩固根基,历年不断的改进管理,推广业务。湘西电厂的用户主要是力户,即电力集中供给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业。而耒阳电厂的用户主要是灯户,尤其是政府机关及公务员用电占据多数。战时物价飞涨,电厂通过不断调整电价来保证收支平衡,可资金周转不敷仍是日甚一日。战时湖南电力工业建设,保证了大后方以国防工业为主的各工业部门的能源供应,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其它工业行业的发展,为国民政府的坚持长期抗战增强了物质基础。抗战时期湖南的电力建设推动了湖南工业的发展,改变湖南工业的布局,给战时湖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张广海^[6]（2011）在《“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7年底到1928年初,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大受挫折,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借此获得了独立性,共产主义文人在大分化之后,也开始产生新的聚合,活力逐渐恢复；又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境遇的恶化等原因,“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于是被隆重打开。但与此同时,面对声势凌厉的革命文学家的批判行为,不仅右翼文人（如梁实秋）、而且倾左翼文人（如鲁迅、茅盾）,都对革命文学派展开了回击,于是产生“革命文学”论争。通过这一持续约两年的论争,阶级文学理论得到深化和宣扬,左翼文人对阶级文论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渐趋一致,这为“左联”的成立提供了基本前提。本文通过细密分析相关文本,考索各派所依据的理论资源,紧密联系历史脉络,在纷繁的论争中挖掘出了若干基本问题,并做了集中探讨。论文主体分六章,每章围绕一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细致发掘出太阳社和创造社所依据的域外理论资源,尤其对创造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了更有证据的论证,对二社的论争获得了新的认识,并据此展开了透视“革命文学”论争的新视角。其后两章即从第一章的研究结果出发,通过考察后期创造社的“阶级意识”和“实践”概念,揭示出他们在展开“革命文学”批判活动时所依恃的理论的新鲜特质,于是较深入地阐发了那些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论争的主要意涵。第四章围绕处于阶级文学理论之核心的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了“革命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路径的转变及左翼与梁实秋之间的主要分歧,并紧扣双方的理论资源,细致呈现出双方的合理性与偏颇。第五章则围绕着革命文学的现实维度展开,集中探讨了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以及革命文学家对现实的崭新理解,辨析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第六章则从探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出在阶级革命理论日益征服人心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因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在不同路径的比较中,对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机制也获得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细致考察主要发生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论文拓宽并深化了对阶级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起源的图景；对研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此后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有借鉴意义的视角和若干理论探讨的前提。

二、《火力与指挥控制》2004年第29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火力与指挥控制》2004年第29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3）李开先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社会进化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湖南的电力建设 ——以湘西电厂和耒阳电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四、《火力与指挥控制》2004年第29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2]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3]李开先文学研究[D]. 刘铭. 复旦大学, 2011(12)
• [4]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社会进化论研究[D]. 王子聪. 西北大学, 2021
• [5]抗战时期湖南的电力建设 ——以湘西电厂和耒阳电厂为例[D]. 罗华. 武汉大学, 2017(09)
• [6]“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D]. 张广海. 北京大学,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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