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翻译中异化趋势的必然性（论文文献综述）
黄元军[1]（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指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吕芳[2]（2020）在《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尝试为《孔子诗论》“仁”以贯之的“关键词”寻获可能的最佳译词。先前儒学关键词的英译研究尚未触及《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的本质,它们的跨文化翻译,因局限于西方译论历史中的“译意”倾向,其思想内涵在译入语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本文转化视角,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以源语思源语的方式,重新审视《孔子诗论》核心语汇的语际翻译问题。与传统的探究模式不同的是:我们通过此一文本“关键词”的英译及与之相关的儒家典籍的不同译文的分析对比,意在为该出土文献的枢纽性表达寻找较为适宜的传译方式,并提取出此一翻译背后的基本原理:儒家之“仁”,寄望它能以其自身力量,为儒学经典的跨文化英译及翻译研究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探究提供新的思想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要概括整体研究思路,包括选题原因、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等;进而,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以前研究的得失,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我们也对研究意义、思路及结构予以介绍。第二章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译意”观的追溯,指出这一翻译思想之于儒家典籍英译的重要影响。研究显示,语文学派侧重翻译实践,如何忠实、对等地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的意义是其关注焦点,“直译”与“意译”之争成为此一时期翻译理论家的主要议题;语言学派考察的是如何通过微观分析探讨语言各个层级的“对等”问题;文化学派批评语言学派囿于语言的机械转换,将文化、政治、历史等等因素引入理论探讨,反对统一的意义,将翻译视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但不可否认,译者对原文的“改写”或“操纵”最终仍落实于语言层面的意义传递;解构学派意在颠覆原文中心主义,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张扬,主张终极意义的不在场,然而,寻求意义的流动性及不确定性,却可能使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总的来说,西方译论历史的爬梳可见,“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翻译观的照应下,我们的典籍英译多以西方现成的抽象语言直接替换原文中动态化、生命化的核心语汇,使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之中难以彰显。第三章关注的是西方翻译理论观照下以《孔子诗论》为中心的儒学“关键词”英译中存在的“译意”问题以及我们的反思。本文认为,“关键词”蕴含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与思想精义,以它们为切入点更能说明典籍翻译中的有关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首需抽取出《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为达至这一目的,我们的论述:一、对孔门《诗》学产生的历史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略作说明;二、通过《论语》中夫子评《诗》的相关言论,揭示背后“仁”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而,三、在《孔子诗论》三条评《诗》脉络的梳理中,发现:这一夫子之“仁”亦隐含其中;由此,四、我们遴选出该典籍文本中以“仁”置基的关键语汇;五、通过它们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根植于西方译论历史研究中的“译意”思想严重影响着《孔子诗论》中这些枢纽性表达的英译,这一翻译观在中国文论及儒家典籍的语际处理中同样显现。如此,西方的翻译理论或已应对无方,思想的转化成为历史必然,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能以其自身魅力在译界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孔子诗论》以儒家之“仁”为纲领之思的四个层级“关键词”的英译,分为:第一层级“仁”、“文”、“志”;第二层级“天”、“命”、“德”;第三层级,“性”、“礼”、“心”及第四层级“诚”与“信”。具体做法为,笔者借鉴其他儒家典籍文本与之相关的译文,通过对比、比较的方式,为《孔子诗论》上述思想语汇寻获可能的最为合宜的译词,从中抽取出翻译背后的“仁”学思想,用来指导儒学典籍的英译。本文认为,儒家之“仁”以“仁者爱人”的心与心的沟通所带来的“生之意”（对生命的尊重、呵护与回归）,走向化育流行、变动不已的宇宙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贯通,以“生生”之态回归自身。此一儒家“仁”思在跨文化译解之时,表现为:一、让“人（仁）道本身作为语言说话”;易言之,让蕴含仁思的语言直面自身“言说自我”;二、要求我们以自仁而来的那种思想或意义引导对儒学关键词的解释,意在回到仁本身;三、凡如此回归的,都可视为可行的,因为它们凸显的是动态化的生命。依此,“仁”、“德”、“性”、“诚”等关键词的翻译,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语言,而是理应回到儒家之“仁”所要求的“生生”样态,即:man-manning（ren仁）,virtue[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 heart and then acting]（de德）,cultivating heart and mind（xing性）,word-becoming（cheng诚）,如是,方能切近夫子之教的微言大义。须要说明,儒家之“仁”的跨文化意义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有关理论的深入应用需假以时日。第五章:归纳本文要点,指出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与建议。本文最终的结论是:《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在儒家“仁”思的观照下,将不再囿于抽象语言的意义替换,而是转化为动态化、生命化的思想转渡,如此,儒学关键词方可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此外,此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但以之为参照,后续探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进一步完善儒家之“仁”用于译论研究的相关思考;二、在这一“仁”学思想的观照下,可将有关理论深入运用于其他儒家典籍的跨文化翻译之中。
孙吉娟[3]（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刘欣[4]（2019）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文中提出在汉语译成英语或英语译成汉语时,如何实现表达准确,即用词“达意”,是困扰我国广大英语学习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中,“达”是关键。所谓“达”,即通达,明达,就是把想要传递的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而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具体指对英语思维方式不了解,或者掌握不准确的英语学习者）,在汉译英时往往存在英语表达不准确、不恰当、不流畅的问题。在英译汉时,也常常很难把握英语语句准确的含意,无法用清晰顺畅的汉语表达出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隐蔽的因素是这些英语学习者没有自觉意识到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以汉语和英语为母语者的思维活动的不同结构和特征,这种差异会从根本上影响汉英互译的质量和效果。对许多英语学习者而言,由于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汉英互译往往停留在文字之间含义的直接转换上,缺乏对由思维方式决定的语句的思想背景、意义判断、价值取向、文化形态的整体理解。这里实际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要解决汉英互译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在汉译英时,自觉地调适到要用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反过来,在英译汉时自觉地调适到用汉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因此,学习者需要同时熟悉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调适机制,在汉英互译中对思维方式自觉地进行调整,而这是以往语言学习和教学中不大重视的。显然,从哲学视角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如何调适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提高汉英互译水平和文化交流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哲学视角展开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问题的研究,可以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汉语和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各自特征是什么?两者的差异在汉英互译中引发了哪些具体的哲学问题?如何通过思维方式调适来消解这些影响?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综合运用中西哲学比较和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充分利用认知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针对汉英互译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将抽象的哲学理论分析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方面,本论文采用中西哲学比较的理论和方法,指出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的差别;在认识对象上,表现为“取象”与“抽象”的差别;在认识途径上,表现为“直觉导向”和“逻辑导向”的差别;在知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意会”与“强调建构”的差别;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变通”与“注重规定”的差别。这五个方面,存在着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内在逻辑线索。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汉英互译实践中,受到语言迁移、理解障碍和视域演变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忽略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将母语中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渗透到对目标语的理解和表达中去,这就造成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追溯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理解目标语的过程中,由于意义向一切可能的理解敞开大门,如果在思维“前结构”中缺乏目标语之所蕴含的思想背景和观念体系,目标语意义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很难抵御来自基于母语思维方式的曲解,难免出现对目标语意义的误读。因此,汉英互译需要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视域融合,这就需要发现英语学习者以往存在的某些思维方式上的固有弱点,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本论文针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根据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指出他们以往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如下弱点,这就是“主体性不突出”、“隐喻能力不足”、“例证分析能力不足”、“层级建构能力不足”和“’是’概念不发达”,进而讨论了这些弱点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认知特征。英语学习者通过适当的思维训练,可以比较自觉地建构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通道,即在分析汉英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到各自包含的思维结构的对应关系,使得一种思维结构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顺畅地转换成另一种思维结构。这里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利用“思维前结构的调整”、“逻辑追问”、“逻辑反演”、“现象学还原”等方法,促进思维方式的调适,从而消解汉英互译中由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提升汉英互译的能力和水平。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本论文指出英语教学改革应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向通过思维方式的调适提升语言表达的能力。这需要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加强对哲学、比较文化、认知科学相关知识的必要了解。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应当培养翻译人才充分了解汉英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实现不同思想文化的准确和顺畅的交流。本论文有助于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更广泛、更充分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文化成果。
李智[5]（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王亚光[6]（2019）在《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文论汉译中的“背离现象”指的是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言非所是”的状况,背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总体性背离、逻辑背离和语义背离。背离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会导致实践应用上的失误。在西方文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对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和文体特点有准确的认识,自觉克服导致背离的原因,最大限度地缩小背离的幅度,减少背离的频度。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说明了文学理论翻译常用的方法、梳理了关于文学理论文本翻译标准的讨论,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西方文论是一种理论话语,有明确的观点和清晰的逻辑,但是文学理论文本没有固定的体裁,除了理论阐述以外,诗歌、书信、对话都可能成为文学理论的载体。文学理论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科学技术文献翻译。文学是虚构的,以故事讲述和情感共鸣为特征;科学技术文献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文学理论兼有文学作品的灵性、抽象性和科技文献的严谨性、逻辑性。因此,作为一种论说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兼具人文性和学术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传统的翻译方法包括:“格义”“达旨”、“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在翻译标准方面,理想的译文应该做到语义忠实、思想契合、表达流畅、风格一致。文学理论话语翻译具有学术性、语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其次,具体梳理了背离的类型和原因。西方文论翻译中的背离,主要指语义内涵背离、思想内涵背离、文化内涵背离和表达风格背离。具体表现为原文语义的增删、变异,以及风格的改变等等。此外,复译的理论文本也可能存在背离现象,西方文论作品复译的需要来自于接受语境的时代性变化及接受状况的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问题求解。这直接关系到原文要点在翻译中的理解,因此也直接关系到如何翻译。尽管复译相对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文本复译能完全避免背离现象。文学理论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语义和风格的个性化特点更突出,思想文化内涵更深刻。西方文论翻译中背离现象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指言说语境不同,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差异,文论语境差异和文化语境差异等等。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就是画,能直接表意;西方语言多为拼音文字,不仅文字构形不同,而且语言逻辑关系也有差异。语言的言说语境包括历史语境、空间语境、文化语境和文论语境;一切观念的产生、转述和接受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当语境改变的时候,观念该如何理解、如何再现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主观方面讲,译者的语言能力、理论水平、工作态度等原因也会导致对理论文本理解不到位或者表达不充分,主体性应对策略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译文质量。某些情况下,背离是译者遇到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策略,这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背离也是一种抵达。再次,面对背离现象,提出西方文论翻译中的应对策略。西方文论汉译就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在一个陌生语境中,为了实用目的进行语言转换、思想再现的过程。意蕴转换需要再现语义内涵、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表达风格,译文一方面要和原文意蕴一致,另一方面要和目的语的表达规范相符。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为不断克服上述导致“背离”的不利因素,追求“完美翻译”,译者是文学理论翻译的主体,也是解决背离问题的关键。一个合格的西方文论译者应该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无论在理解环节还是在表达环节,都不能出现知识性和意旨性的纰漏。理想的文论译者应该是某个领域——比如某个理论流派或者某个理论家的研究专家,能真正弄清楚理论文本中每个词的含义,一个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很可能表达不完全想同的意思,换言之,一个词在每个理论家那里可能具有特别的涵义。只有对一种理论或者一个理论家足够熟悉的译者才能在译入语中找到那个恰当的对应词。许多西方文论术语的内涵都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这就为在译入语中找到切近的表达增加了难度。译者对文论语境的熟悉程度会影响其对术语的理解,也会影响其对译文的选择。对于曾经翻译过的术语,特别是约定俗成、广为接受的,要尽可能沿用,这会大大降低翻译的成本和理论交流的成本。专家型译者或者研究型译者是理想的文学理论译者。理想的译者还要懂得翻译技巧和翻译技术。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料库的建立,特别是翻译辅助技术、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等,对于解决理论术语一致性问题非常有帮助。懂技术的译者会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效度。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理论家个人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因此是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西方文论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需要在严谨的科学态度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研究,才能解开原文的迷津,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用地道的汉语流畅地表达出来,追求没有背离的“完美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邱进[7]（2019）在《作为跨语言视域融合的翻译 ——翻译本质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文中认为关于翻译的流俗之见从一种工具主义语言观出发,通过诉诸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所再现或指涉之物的普遍性,来保证某种先于或外在于语言之“意义”可以“忠实地”（“对等地”）从一种语言复制或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如果一切语言之间存在着意义之“可转换性”的条件,那么就有可能定义一种唯一的、单义的语言,可以作为中介和标准来保证所有语言交流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最终取消翻译的必要性。在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随着机器翻译工具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一种齐一化、形式化的语言,用来服务于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快速、广泛、高效的信息传递。长此以往,自然人类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将快速消失,人类存在之多样性也将受到戕害。将语言仅仅看作再现思想和指涉世界之工具绝没有接触到语言的真正本质,以这样一种语言观为基础,将翻译简化为信息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递和转移无疑也是片面的、误导性的,甚至是危险的。海德格尔存在论转向后的现代诠释学超越了工具主义语言观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主-客二分模式,将理解看作我们存在的方式,突显了语言在存在论意义上作为理解之媒介的揭示性功能,而与此相对应的真理观也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真理。本研究以存在论诠释学的语言观和真理观为基础,从伽达默尔和利科这两位诠释学家共同强调的视域融合概念出发,分析其生成性和反思性特征如何揭示出一种理解和自我理解的真理;由此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在现代诠释学普遍的语言存在论中发掘出语言多样性的存在论意义,探索了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诠释学经验所具有的独特真理价值和伦理意蕴。基于一种存在论的语言观,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诠释学经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诠释学经验的存在论价值。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意味着既在认识论意义上承认存在者层面复数的自然语言,又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将语言看作作为理解和存在之媒介的普遍的逻各斯。真正的视域融合意味着避免将他者完全化约为同者,避免将陌生之物完全化约为熟悉之物,语言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由此具有了独特的创造性和生成性意义。作为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不断建构“可比之物”的过程,翻译实现了复数语言和世界经验的融合,在此过程中,我们所隶属的语言和生活世界在翻译中得以现身,作为翻译媒介的语言和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都在翻译中经历了在的增长。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体现了一种在异己的东西和自我的东西相遇的张力中开显出来的存在论真理。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我们对于语言和传统的原初隶属关系得以显现。我们总是已经隶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但常常意识不到这种所属关系,意识不到自己的前见。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让我们暂时中断对于自己语言和传统的隶属,通过遭遇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传统来识别和理解我们自己语言和传统的界限和特殊性,并认识到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人类境况理所当然的普遍特征。同时,翻译可以凸显语言与语言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提供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我们在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既扩大了自我理解又扩大了对自身有限性的理解。最后,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是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中去寻找一种具体普遍性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诠释学的实践维度。在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放弃了通过某种先验的普遍性将他者同化为自身的诉求,因为任何将他者还原为自身或将自身还原为他者的企图都意味着真正理解的终结。在这种视角下,翻译是根据一种“假定的同一性”在不同语言之间“不可避免的相异性”中建立共同性的活动,在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换一种角度去看翻译的本质并不是说不应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有追求“忠实”、“对等”的诉求,而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探讨在翻译这种跨语言的视域融合中超出我们的愿望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以及进一步翻译和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一种真正值得推崇的普遍主义并不是去建立唯一的、并不能为所有民族所接受的普遍语言,而是翻译的实践。正是在作为跨语言视域融合的翻译活动中,人类多样语言和世界经验的差异性以及每一种语言和传统独特的个性之创造性价值得到了突显和保存。
刘性峰[8]（2018）在《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科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科技成果涉及人类科技的诸多方面,例如,数学、天学、地学、物理学,等等。大量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得以流传后世,其中,许多作品被译介传播到其他文化。翻译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科学哲学、技术修辞学、科学诠释学、技术诠释学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同人文学科一样需要研究者的理解与诠释。另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诠释学本身即有翻译之意。然而,已有研究较少从诠释学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现象。同时,这些研究所讨论的对象较为单一,显得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在此背景下,从诠释学的视角系统探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文化价值和方法论启示。本研究主要从诠释学视角,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描述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时存在的诠释异同,并尝试对这种异同作出解释,对译者采取的诠释策略进行归纳总结,为此类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拟对四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的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科技方法等角度对比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与当代科技样式的异同,比较、分析和描写不同译者对该类文献的翻译和诠释,既分析研究影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诠释的因素,又描述归纳译者翻译此类文献时采用的诠释策略。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描述法。首先,采用定性研究法,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研究层面聚焦于其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译者主体性、科技方法等。其次,由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与跨科学范式的交流,既有英汉语言差异,又有文化与科学范式差异,更有不同英译本之间的差异,因此,借助比较法可以揭橥不同译者的诠释异同。另外,描述法有助于揭示该类文本翻译诠释发生的真实态势,回溯译者的诠释进路。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就本体论而言,本研究主要从中国古代科技本体根源性范畴（道、气、阴阳、五行）与本体属性（哲学性、人文性、直觉性/经验性）探究译者如何诠释原作。研究发现,译者采取了自证式诠释、描述性诠释、自解性诠释;同时,拼音直译法有助于阐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的内涵。其次,从认识论来看,本研究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客体（科技典籍文本）和诠释的主体（译者）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此类文本的多义性与修辞性加大了作为诠释主体的译者的权利;同时,译者的诠释也必然受到文本语境的限制。因此,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过程是译者对原文认知诠释和再建构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受其前理解、主体间性（译者与赞助人、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以及视域融合的影响。研究还表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译者的诠释虽然彰显其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并非是任意的,须受其自身属性的制约。第三,从方法论来看,本研究主要依循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如象思维方法、逻辑方法、观察法等）对此类文本的英译和阐释展开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研究语料方面,本研究突破以往研究多以单个科技典籍作品为分析对象的局限,将研究语料扩展至四部,对《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等科技典籍的不同英译本作了比较深入详细的探讨。其次,在研究领域方面,本研究尝试尽可能多地拓展研究领域。前人的相关研究大都仅局限于某一个科技领域（如中医、茶典等）,较难呈现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整体特征。本研究既有对具有综合科技特征《梦溪笔谈》、《淮南子》英译的观照,又有对个别领域《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的考察,以及对极富当代科学逻辑特征《墨子》英译的探究。第三,在理论方面,本研究以诠释学为视域,系统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为探讨此类文献的英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理论视野与探索路径,涉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不同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最后,在学科建设方面,本研究是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既可以丰富翻译学和诠释学的理论建设,即,翻译学与诠释学具有互益性,又可以提高和深化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认识,即,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具有诠释的属性。本研究可以为译介和诠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提供借鉴,对此类文献的海外传播有所裨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同其他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互动,并最终实现不同科技范式“互译、互释、互通、互益”的目标。
李星颖[9]（2018）在《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发轫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雅”,从文论延伸到文艺论,并由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信、达、雅”说引入译论,彰显出独特而蓬勃的审美活力。但以往的“信、达、雅”研究多囿于狭窄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技术,缺乏对译论范畴以外的论述,缺乏美学视野下的论证。“雅”作为一种极具倾向性的审美观念,其美学内涵丰富而别致,译界历来也存诸多论争,但对“雅”的多数研究还是就翻译标准进行的评判,眷顾于遣词文风而展开。就研究的实质,也多是些修辞文体视野的博弈和文质直意品好的论道,缺乏在美学理论视野下探析“雅”的审美意义和美学内涵。本文超越“雅”缘自“译事三难”所拘囿的翻译标准的合理与否的探讨,以中国传统审美形态和翻译审美理论为依据,以美学史观为研究视野,以汉英互译为中心,首次对作为翻译美学观的“雅”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讨论,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互证中,思考源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雅”被转换为翻译美学观之后所生成的意义和内涵,反思“雅”翻译美学观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继而揭示“雅”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探讨其对于翻译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本文是一次为建构“雅”在翻译美学视域中的审美观念谱系所作出的探索,是一次就“雅”翻译美学观进行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美学运作机制的探究,开拓了翻译美学研究的学术致思空间,实现了翻译美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探索与互证,也推动了翻译审美范式和审美习尚的形态发展和理论完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主要综述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和“雅”的审美意识研究概况,厘清并阐释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理论资源和线索,并就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予以概述说明。第一章讨论翻译美学观“雅”的历史演进过程。严复“信、达、雅”三字译论简练、深刻,其中之“雅”贯彻并执守于他的翻译实践,呈现为鲜明扼要的翻译文体美学观,适应于译文读者的审美选择,彰显语篇美学和翻译要素的审美标准。在“雅”翻译美学观的历史进程中,以其审美意义为表征,翻译美学观“雅”主要依照四个不同理念路径获得拓变和延展:其一是对原作风姿的坚守,即“雅”的文体形式论,倡导翻译必须把握和再现原文文体风格形式效果,追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文体形式;其二则讲求译作的独立审美价值,提出“雅”的艺术审美观,提倡翻译必须实现一种译文风格、形式优美的审美追求,并强调译文风格别具一格,甚至能与原文媲美;第三强调翻译应该以读者为重,体察他们的认知水平、审美偏好和接受情理,建设性地提出“雅”的审美接受观,指向翻译审美活动的两大审美价值,即翻译不仅应该心系译品,实现其艺术功效,也应该心怀读者,助力其审美接受;第四是对“雅”翻译美学境界的确立,追求“出神入化”的翻译境界。第二章主要讨论“雅”的翻译美学内涵,从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两方面作出分析和阐述,从三个维度和一个方面探寻“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第一,在翻译过程中认识语言之美和认识语言之美的形态是理解、把握原文,并获得和实现译本语言之美的前提和保障。在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和汉英互译实践中,注意原语和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和呈现,就是语言之美的意指所在,也是“雅”的翻译美学观的语言呈示。第二,从翻译风格维度来看,“雅”早已不再局限于语言修辞或文体形式,业已关乎审美创造性,成为原文风格气质在译文中的整体再现,译者不仅需要在语言、句式、文体等诸多方面的努力,而且需要在审美感应、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和审美判断上的用心。第三,从文化之维上,认清语言的文化特征,切实转换译入语或译出语的文化特征,通过意译方法,实现语际间的语义转换和文化价值转换,实现文化层面上的译文和原文间的调和圆满的转换。概言之,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美学内涵即表现为:第一,译者把原作从原语移植到目的语,这是语言形式的再创造;第二,译者把原着的气质风貌在目的语中再现出来,这是风格价值的再创造;第三,译者把原文的文化特征转换到译作,使之与其相调和,这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最后就“雅”的翻译美学内涵,立足于“雅”与“俗”分野、相通以及对立统一,提出在翻译审美实践中,语言、风格和文化在转换和创造中的“离俗”问题,即实现、鉴别和判断译作是否符合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方法和标准。“离俗”之“雅”既不苛守传统审美观里的“雅”“俗”对立,也不忽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呈现出通达、谐和的特点,是一种讲求恰适的翻译审美价值和功效策略。第三章主要论述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文章从翻译过程角度将“雅”的翻译操作机制置入审美主体和客体视野加以讨论。从翻译审美主体,“雅”要求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充分发挥其审美意识,获得审美判断,实现审美表现的谋略。译者不仅要提升理解美的知识结构,辨析美的分析能力,获得体验美的思维模式,得到创造美的充满文采的译笔,呈现追求美的求真务实的译风,更要深刻认同和理解自身的局限和历时的承接,审时度势、实现翻译的自觉和自信。从审美客体层面,“雅”要求我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翻译客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复杂的,是一个需要精准把握的对象,其有巨大的合力之美;另外审美客体的审美信息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翻译审美活动理应具有一份文化担当的责任;最后,翻译作为审美创造,其价值正是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作为翻译美学观“雅”具有普遍适用性,对译者品行和译作品质,译者才情和译作价值均有规约和要求,也是翻译的美学目标和理想。这种目标和理想具备范式意义,在翻译实践中,也会遭遇与实践的脱节。每一部译作无疑都凝结着译者的审美理念,但在多数情况和多数时候,也会出现极为困顿的不协调现象。本文还选取汉英互译各三则案例加以具体讨论,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复杂性。结语部分意在总结课题研究的意义,作为翻译美学观“雅”既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特征的译论,也是一种寄寓译者审美理想的审美观念,体现出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需要、审美判断和审美境界。确立和建构“雅”的翻译美学观,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及其作用的认识,有助于对翻译美学研究疆域的拓展,有助于深化翻译美学理论,深化对中国哲学美学在翻译审美中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对翻译美学观及其体系的建设。从微观层面上,“雅”的翻译美学观的提出可确立翻译的审美标准,提出翻译之语言、风格和文化的审美范式,为文本内外的意义传达、美感呈现与审美创造设定价值杠杆。特别是对中国研究者和译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汉语在互译活动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另外,结语部分也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思考。作为翻译美学观,“雅”体现着翻译的目标和价值,寄寓了翻译的境界与超越,是一个植根于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翻译理论,需要实现科学化建构,确立一种语言审美创造的艺术观。换言之,语言的、艺术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念应该是翻译美学理论所关注和关切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乃至突破和创新,需要建立现代而科学的翻译美学观。
李云竹[10]（2018）在《万文“意”始，万象归一 ——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国文学若想历久弥新,必然要汇入世界多元的文化洪流之中。诗歌是民族文学的精华,若想实现民族文化的跨境传播,必然绕不开诗歌的翻译。目前,学界对诗歌翻译的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以译本为中心的研究,以译者为中心的研究,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以诗歌翻译理论为指导的纯理论研究和以全球本土化为中心的研究。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体、客体、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认识上,单一层面的探讨居多,主、客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尚不成熟,鲜有从二者交流互动的角度进行诗歌翻译实质的相关思考。此外,支撑诗歌翻译研究的理论多为西方翻译理论、哲学理论和文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诠释有待加深。这一分析成为了本研究最初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尝试搭建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思考诗歌翻译实践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将主、客体纳入动态的体系之中,阐释诗歌翻译实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理论精髓,给予其应有的阐发,并运用在翻译研究的实际操作之中,促其合理地为当代翻译研究服务,也是中国学者无可推卸的责任所在。对中国文化寻根溯源,发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先民生产实践经验的结晶,是知识和经验的最早记录,是中国智慧的一大宝典。《周易》中“阴阳互动”、“立象尽意”、“通变则久”、“太极和”等思想都与翻译实践中的文本关系、策略方法、观念思想、态度伦理等方面不谋而和,均建立在“观物取象”之信息解读的基础上,因而以“易”训“译”,重续这股“易理”对翻译实践解读的生生之脉便具备了充足的基础。翻译过程本就是一个参赞化育的愉悦过程,将“太极”引入诗歌翻译研究,从主、客体互动过程中考察诗歌翻译的本质,尝试构建一套系统而有针对性的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可以丰富诗歌翻译研究的角度,拓宽研究视角,摆脱西方译论体系和言说方式的羁绊,使翻译研究从封闭系统转变为开放系统,使翻译研究更加整体化、全面化、特色化,推动中国特色当代翻译理论建设,进而开凿出中国传统译论的源头活水。按照穆雷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划分,诗歌翻译“太极译象观”的构建,从方法论上看,属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思辨。从一般方法上看,研究目的上为描述性研究方法和规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逻辑上为先归纳后演绎;研究用途上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研究性质上为定性研究。应用到的具体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观察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归纳法,图示法,阐释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开篇阐述了其理论来源、理论基础和具体内涵。随后从主体开天地、客体荡涟漪、主客相融生生不息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易学的角度分析了译者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总结出了翻译思想的生成模型。其次,对诗歌翻译的译本重构进行了探讨。先是结合诗歌的文本特征,全面分析了诗歌翻译距离的成因、影响和存在价值,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意义重构、意境重构及意识重构的应对策略。最后,从“言”、“象”、“意”三者的辩证关系切入,对主、客体互动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得出诗歌翻译的本质是在传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走出国门,超越语言,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会通。
二、论翻译中异化趋势的必然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翻译中异化趋势的必然性（论文提纲范文）
（1）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对象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孔子诗论》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2 《诗大序》“关键词”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3 中国文论“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4.4 四书“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意义 |
| 1.5.2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论文结构及内容 |
|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历史中的“译意”观 |
| 2.1 导言 |
| 2.2 西方翻译理论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
| 2.3 语文学派——传统译论研究 |
| 2.4 语言学转向——翻译科学派的开启 |
| 2.5 “文化转向”下的“先锋”——文化学派 |
| 2.6 “文化转向”下的“强劲”力量——解构主义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反思 |
| 3.1 导言 |
| 3.2 《诗》与孔子论《诗》 |
| 3.3 《论语》——孔子论《诗》之滥觞 |
| 3.4 “仁”以见义——《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3.4.1 王者:参天地之“仁”人:第一简之“提纲”之论 |
| 3.4.2 以“关键词”为逻辑引线的“仁”思脉络 |
| 3.4.3 《关雎》七篇《诗》评之“仁”思 |
| 3.5 夫子之“仁”观照下《孔子诗论》“关键词”的界定 |
| 3.6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及其反思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研究 |
| 4.1 导言 |
| 4.2 回归“仁”道”:翻译理论的中华文化转向 |
| 4.2.1 “仁者爱人”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
| 4.2.2 儒家之“仁”的“生生”样态 |
| 4.3 “合内外之道也”:第一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3.1 “天人合一”之“仁” |
| 4.3.2 夫子之“文” |
| 4.3.3 诗以言“志” |
| 4.4 “执两用中,互生互成”:第二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4.1 主宰之“天” |
| 4.4.2 天降之“命” |
| 4.4.3 观心之“德” |
| 4.5 “阴阳反转,生生变易”:第三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5.1 培心之“性” |
| 4.5.2 礼乐之“礼” |
| 4.5.3 思、感之“心” |
| 4.6 “自我回归的‘参/三’的境界”:第四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6.1 以言“诚”(成)之 |
| 4.6.2 言以立“信”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图版 |
| 附录(二) 《孔子诗论》释文1 |
| 附录(三) 《孔子诗论》英译文(一) |
| 附录(四) 《孔子诗论》英译文(二) |
| 附录(五) 海德格尔“存在”视角下的“思想翻译” |
|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4）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汉英互译中思维差异的影响 |
| 1.1.2 汉英互译中思维差异引发的哲学问题 |
| 1.1.3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有关汉英语言差异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外有关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语言与思维的跨学科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 |
| 2.1 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1.1 作为哲学范畴的关系与实体 |
| 2.1.2 汉英语句结构上的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1.3 汉英语句功能上的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2 取象与抽象 |
| 2.2.1 作为哲学范畴的“象”与“现象” |
| 2.2.2 汉英语言中取象与抽象的不同路径 |
| 2.2.3 汉英语言中取象与抽象的不同效果 |
| 2.3 直觉与逻辑 |
| 2.3.1 汉语中的直觉与逻辑 |
| 2.3.2 英语中的直觉与逻辑 |
| 2.3.3 汉英互译中的认识路径转换 |
| 2.4 意会与建构 |
| 2.4.1 汉语中的意会 |
| 2.4.2 英语中的建构 |
| 2.4.3 立象尽意与意向性的反差 |
| 2.5 变通与规定 |
| 2.5.1 汉语中变通的表征与模式 |
| 2.5.2 英语中规定的表征与模式 |
| 2.5.3 变通与规定的矛盾与协调 |
| 本章小结 |
| 3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产生的哲学溯源 |
| 3.1 语言迁移引发的思维方式冲突 |
| 3.1.1 语言迁移的含义及特点 |
| 3.1.2 思维方式对语言迁移的影响 |
| 3.1.3 影响语言迁移的具体因素 |
| 3.2 理解障碍引发的冲突 |
| 3.2.1 汉英互译中的理解障碍 |
| 3.2.2 文化传统造成的影响 |
| 3.2.3 生活世界造成的影响 |
| 3.3 视域演变引发的冲突 |
| 3.3.1 汉语表达中的视域扩展 |
| 3.3.2 英语表达中的视域收缩 |
| 3.3.3 视域演变冲突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4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暴露的认知弱点 |
| 4.1 主体性不突出 |
| 4.1.1 中国文化中的“互倚型自我” |
| 4.1.2 西方文化中的“独立型自我” |
| 4.1.3 两类“自我”的转换 |
| 4.2 隐喻能力不足 |
| 4.2.1 文化背景知识的匮乏 |
| 4.2.2 抽象思维不发达 |
| 4.3 例证分析能力不足 |
| 4.3.1 对“象”的特殊偏好 |
| 4.3.2 中西思维中“想象”的差异性 |
| 4.4 层级建构能力不足 |
| 4.4.1 “树式”结构与“竹式”结构的差异 |
| 4.4.2 名词与动词关系的差异 |
| 4.5 “是”概念不发达 |
| 4.5.1 汉语中的“是” |
| 4.5.2 英语中的“是” |
| 本章小结 |
| 5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路径 |
| 5.1 关系思维与实体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1.1 思维前结构的调整 |
| 5.1.2 关系思维向实体思维的调适 |
| 5.1.3 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的调适 |
| 5.2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2.1 直觉与逻辑认知特征对比 |
| 5.2.2 直觉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调适 |
| 5.2.3 逻辑思维向直觉思维的调适 |
| 5.3 变通性思维与规定性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3.1 变通性思维向规定性思维的调适 |
| 5.3.2 规定性思维向变通性思维的调适 |
| 本章小节 |
| 6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应用研究 |
| 6.1 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
| 6.1.1 在英语教学中开设比较文化课程 |
| 6.1.2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
| 6.1.3 英语人才哲学素养的培育 |
| 6.2 对汉英文化交流的启示 |
| 6.2.1 注重汉英文化交流中的思维方式差异 |
| 6.2.2 加强文化交流中理解和解释的研究 |
| 6.2.3 优化汉英文化交流中的对话关系 |
| 6.3 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
| 6.3.1 基于思维方式调适角度的思考 |
| 6.3.2 基于人才培养角度的思考 |
| 6.3.3 基于文化发展战略角度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6）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1.1.1 作为一种翻译现象的“背离” |
| 1.1.2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 |
| 1.1.3 本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西方文论译介概况 |
| 1.2.2 西方文论术语/文本翻译——语言内涵背离现象研究 |
| 1.2.3 跨语际的理论旅行——超语言的背离现象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与翻译 |
| 2.1 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及其特点 |
| 2.1.1 作为观念的文学理论 |
| 2.1.2 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 |
| 2.1.3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征 |
| 2.2 文学理论的翻译 |
| 2.2.1 多维视角的翻译方法 |
| 2.2.2 理论话语翻译的标准 |
| 2.2.3 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 |
| 第3章 西方文论汉译过程中的背离现象 |
| 3.1 背离的表现 |
| 3.1.1 语义内涵背离 |
| 3.1.2 思想内涵背离 |
| 3.1.3 文化内涵背离 |
| 3.1.4 表达风格背离 |
| 3.2 文本复译中的背离问题 |
| 3.3 对于背离现象的认识 |
| 3.4 背离的影响 |
| 3.4.1 理论认识失真 |
| 3.4.2 指导实践偏差 |
| 第4章 西方文论翻译中导致背离的原因 |
| 4.1 语境差异是导致背离的客观原因 |
| 4.1.1 语言环境差异 |
| 4.1.2 文论语境差异 |
| 4.1.3 文化语境差异 |
| 4.2 译者素养是导致背离的主观原因 |
| 4.2.1 译者的理论素养 |
| 4.2.2 译者的知识素养 |
| 4.2.3 译者的工作态度 |
| 第5章 面对背离的文论意蕴总体性应对 |
| 5.1 文论意蕴的转换生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
| 5.1.1 西方文论的非语境性接受 |
| 5.1.2 西方文论的实用性接受 |
| 5.1.3 西方文论的转换性接受 |
| 5.2 语义内涵再现:术语转换 |
| 5.2.1 术语翻译中的背离问题 |
| 5.2.2 文论术语翻译标准 |
| 5.2.3 文论术语译介策略 |
| 5.2.4 文论术语翻译例析 |
| 5.2.5 术语翻译的差异性融合 |
| 5.3 思想内涵再现:意蕴挖掘 |
| 5.4 文化内涵再现:文化调适 |
| 5.4.1 文化负载词的调适 |
| 5.4.2 文化意象的调适 |
| 5.5 表达风格再现:原文为纲 |
| 第6章 面对背离的译者主体性应对 |
| 6.1 文论译者的语言能力:意会与言传 |
| 6.1.1 参透语义:理解和表达 |
| 6.1.2 再现风格:语体与语域 |
| 6.2 文论译者的学术修养:高度与态度 |
| 6.3 文论译者的方法意识:技巧与技术 |
| 6.4 文论译者的成长动力:需要与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作为跨语言视域融合的翻译 ——翻译本质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工作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诠释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概述 |
| 1.2.2 翻译本质的国内外研究概述 |
| 1.3 本文主要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翻译本质的范式转换:再现-重写-解构 |
| 2.1 翻译与再现:对确定意义的追寻 |
| 2.1.1 作为再现的翻译 |
| 2.1.2 再现的哲学溯源 |
| 2.2 翻译与重写:文本意义的多元性 |
| 2.2.1 作为重写的翻译 |
| 2.2.2 重写的哲学溯源 |
| 2.3 翻译与解构:文本意义的播撒 |
| 2.4 本章小结 |
| 3 文本诠释的存在论视角 |
| 3.1 诠释学的意义和范围 |
| 3.2 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及其发展 |
| 3.2.1 海德格尔: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 |
| 3.2.2 伽达默尔:以对话为范式的哲学诠释学 |
| 3.2.3 利科:以文本为中介的反思诠释学 |
| 3.3 作为视域融合的文本诠释 |
| 3.3.1 诠释学中的视域与视域融合 |
| 3.3.2 视域融合的生成性:理解的真理 |
| 3.3.3 视域融合的反思性:自我理解的真理 |
| 3.4 翻译作为文本诠释 |
| 3.4.1 翻译的诠释学特征 |
| 3.4.2 翻译作为跨语言的文本诠释 |
| 3.5 本章小结 |
| 4 翻译作为以复数语言为媒介的多重视域融合 |
| 4.1 翻译作为复数语言与世界经验的融合 |
| 4.1.1 作为理解和存在之媒介的语言 |
| 4.1.2 语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 4.1.3 超越不可译性/不可公度性 |
| 4.1.4 翻译作为以构建可比之物为基础的语言融合 |
| 4.2 翻译作为以译者为中介的多重视域融合 |
| 4.2.1 原本的确定性与开放性 |
| 4.2.2 作为中介者的译者及其主体性 |
| 4.2.3 翻译作为原本世界与译者世界的融合 |
| 4.3 本章小结 |
| 5 翻译作为以异质他者为中介的诠释学反思 |
| 5.1 翻译中的空间间距及其反思价值 |
| 5.2 翻译作为以异质他者为中介的视域融合 |
| 5.2.1 诠释学视野中的他者 |
| 5.2.2 翻译作为以异质他者为中介的返回自身 |
| 5.2.3 翻译作为跨语言的“教化” |
| 5.3 翻译作为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他者的遮蔽与解蔽 |
| 5.3.1 翻译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 |
| 5.3.2 翻译中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 |
| 5.4 本章小结 |
| 6 翻译的真理与翻译的实践 |
| 6.1 翻译的真理:存在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
| 6.2 翻译的实践:寻求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
| 2.2.2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 |
| 2.3 本研究所选语料翻译综述 |
| 2.3.1 《黄帝内经·素问》译介 |
| 2.3.2 《墨子》译介 |
| 2.3.3 《淮南子》译介 |
| 2.3.4 《梦溪笔谈》译介 |
| 2.4 现有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
| 2.4.1 成绩 |
| 2.4.2 不足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诠释学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耦合 |
| 3.1 引言 |
| 3.2 诠释学：理解与解释的科学 |
| 3.2.1 何为诠释学 |
| 3.2.2 诠释学视域中的意义 |
| 3.2.3 诠释学：理解与解释 |
| 3.3 诠释学与翻译学的耦合 |
| 3.4 本研究依据的诠释学理论 |
| 3.4.1 理解与诠释 |
| 3.4.2 文本：理解与诠释的客体 |
| 3.4.3 历史性：理解与诠释发生的时间境域 |
| 3.4.4 诠释的主体性 |
| 3.4.5 理解与诠释的开放性与有限性 |
| 3.5 本研究之诠释学框架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之本体论维度 |
| 4.1 引言 |
| 4.2 本体论概念 |
| 4.2.1 西方本体论 |
| 4.2.2 中国本体论 |
| 4.2.3 本研究之本体论概念 |
| 4.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研究 |
| 4.3.1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根源性范畴 |
| 4.3.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属性 |
| 4.4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英译诠释 |
| 4.4.1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根源性范畴英译诠释 |
| 4.4.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属性英译诠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之认识论维度 |
| 5.1 引言 |
| 5.2 本研究之认识论概念 |
| 5.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的客体 |
| 5.3.1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特征 |
| 5.3.2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特征英译诠释 |
| 5.4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的主体 |
| 5.4.1 前理解：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的前提 |
| 5.4.2 主体间性：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主体间的协商 |
| 5.4.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历史意识中的视域融合 |
| 5.4.4 主体诠释的限制性与制约性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之方法论维度 |
| 6.1 引言 |
| 6.2 中国古代科技方法简介 |
| 6.3 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形式及其内涵 |
| 6.3.1 象思维科技方法及其内涵 |
| 6.3.2 逻辑思维方法及其内涵 |
| 6.3.3 其他科技方法及其内涵 |
| 6.4 中国古代科技方法英译诠释 |
| 6.4.1 象思维方法英译诠释 |
| 6.4.2 逻辑思维方法英译诠释 |
| 6.4.3 其他科技方法英译诠释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的发现 |
| 7.2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 7.3 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7.4 未来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编译着及主持课题 |
| 致谢 |
（9）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
| 第二节 翻译美学研究 |
| 第三节 “雅”审美意识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意义建构 |
| 第一节 “雅”的初始立意 |
| 第二节 “雅”的意义建构 |
| 一、原作风姿:“雅”的文体形式论 |
| 二、译作优美:“雅”的艺术审美观 |
| 三、读者为重:“雅”的审美接受观 |
| 四、出神入化:“雅”的风格境界论 |
| 第二章 “雅”的翻译美学内涵 |
| 第一节 “雅”的语言维度 |
| 第二节 “雅”的风格维度 |
| 第三节 “雅”的文化维度 |
| 第四节 雅俗之辩:“离俗”之“雅” |
| 第三章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和实践困境 |
| 第一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操作机制 |
| 第二节 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实践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10）万文“意”始，万象归一 ——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易学的浪漫回归 |
| 1.1 文之初,意本源: 研究背景 |
| 1.1.1 易之道: 《周易》概述 |
| 1.1.2 译之源: 《周易》与翻译 |
| 1.1.3 “一”之理: 题目解说 |
| 1.1.3.1 万文“意”始 |
| 1.1.3.2 万象归一 |
| 1.2 研之道,贵以鲜—一研究意义与创新性 |
| 1.2.1 化之传: 诗歌翻译与中国文化跨境传播 |
| 1.2.2 “易”阑珊: 《周易》与诗歌翻译的融会贯通 |
| 1.3 一而十,十而百: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角度 |
| 1.3.2 方法论 |
| 1.3.3 一般方法 |
| 1.3.4 具体方法 |
| 1.4 知先言,识先文: 文献综述 |
| 1.4.1 研究文献回顾 |
| 1.4.1.1 大易翻译学 |
| 1.4.1.2 “五行”与翻译 |
| 1.4.1.3 “阴阳”与翻译 |
| 1.4.1.4 “象”与翻译 |
| 1.4.1.5 “太极”与翻译 |
| 1.4.1.6 其他易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
| 1.4.2 研究成果评价 |
| 1.4.3 尚未解决的问题 |
| 第二章 流转的译场: 灵动的“译象观” |
| 2.1 大美在易,轮回相契: 理论来源 |
| 2.2 相生相克,气理相通: 理论基础 |
| 2.2.1 生与克: 五行相息 |
| 2.2.2 言与魂: 空谷诗韵 |
| 2.2.3 景与态: 清漪化境 |
| 2.2.4 力与权: 轻舟传语 |
| 2.3 立象尽意,天人合一:“太极译象观” |
| 2.3.1 万物一始,万文“意”始 |
| 2.3.2 主体开天地 |
| 2.3.3 客体荡涟漪 |
| 2.3.4 主客相融,生生不息 |
| 第三章 朦胧的遮蔽: 译者翻译思想分析 |
| 3.1 精气为物,弥纶天地: 译者翻译思想模型 |
| 3.1.1 各从其类,各指其所 |
| 3.1.1.1 翻译需求 |
| 3.1.1.2 翻译趣味 |
| 3.1.1.3 审美人格 |
| 3.1.2 精气成物,倒置天地 |
| 3.1.3 物我同一,神物同游 |
| 3.1.3.1 与天地准,与天地似 |
| 3.1.3.2 旁行不流,乐天知命 |
| 3.1.3.3 范围天地,曲成万物 |
| 3.1.3.4 物我归一,神物同游 |
| 3.2 严谨的传教士: 理雅各 |
| 3.2.1 文化身份 |
| 3.2.2 学术准备 |
| 3.2.3 翻译目标 |
| 3.2.4 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 |
| 3.2.4.1 《中国经典》中的《诗经》译本 |
| 3.2.4.2 韵体《诗经》译本 |
| 3.2.4.3 《东方圣书》中的《诗经》译本 |
| 3.3 洒脱的诗人: 庞德 |
| 3.3.1 翻译目的 |
| 3.3.2 诗学观的三次转变 |
| 3.3.3 翻译思想 |
| 3.4 本色的译者: 汪榕培 |
| 3.4.1 文本选取 |
| 3.4.1.1 翻译需求 |
| 3.4.1.2 翻译趣味 |
| 3.4.1.3 审美人格 |
| 3.4.2 翻译思想 |
| 3.4.3 翻译策略 |
| 3.5 透明的归隐 |
| 第四章 诗意的再生：诗歌译本重构 |
| 4.1 境的呈现：诗歌翻译距离 |
| 4.2 意的表达：意义重构 |
| 4.3 美的延续：意境重构 |
| 4.4 声的传递：意识重构 |
| 第五章 诗性的复活：诗歌文化的跨境传播 |
| 5.1 得“意”而忘“象”：“言意”相融，和谐共生 |
| 5.2 与天地合其德：天人相合的文化归一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客相融，文我归一 |
| 6.2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6.3 本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研究中涉及到的新范畴 |
四、论翻译中异化趋势的必然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2]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D]. 吕芳. 南京大学, 2020(09)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4]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D]. 刘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5]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6]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D]. 王亚光. 辽宁大学, 2019(05)
- [7]作为跨语言视域融合的翻译 ——翻译本质的存在论诠释学研究[D]. 邱进. 大连理工大学, 2019(11)
- [8]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D]. 刘性峰. 苏州大学, 2018(12)
- [9]作为翻译美学观“雅”的研究 ——以汉英互译为中心[D]. 李星颖. 西南大学, 2018(01)
- [10]万文“意”始，万象归一 ——诗歌翻译的“太极译象观”[D]. 李云竹. 东北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