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雄水西村人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邵文[1](2021)在《韶关革命人物——朱德元》文中研究指明朱德元(1925年—1964年),1925年出生,广东省南雄县湖口镇水西岭村人,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1月逝世。朱德元曾就读于韶关师范学校,因故肄业一年半后,在长浦桥、篛过等村小学任教。1947年6月,受革命的感召,朱德元参加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所属游击队,任
王赛男[2](2021)在《阮元诗歌笺注》文中指出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在经学、金石考据等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其创作的诗歌在清代诗歌发展中亦独树一帜,数量衆多,特色鲜明,但当前学界对阮元诗歌研究及艺术成就的认识尚且不足,故本文以中华书局1993年邓经元点校本《揅经室集》为底本,校以《文选楼丛书》本,对其中阮元诗卷部分进行笺注,同时参考学者颜建华的1佚成果,从《清代名人墨迹》《长离阁集》以及《扬州北湖续志》中补入佚诗共12首,以期为学界研究阮元之诗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笺注本。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为笺注。一、前言。该部分先是介绍阮元生平与着述,总结其在经学、史学、金石学以及文学四个方面的成就,以期对阮元本人及学术成就有全面的了解。然後《揅经室集》的版本流传情况,说明所选用的底本与参校本的缘由。其次介绍当前学界对阮元诗歌的研究现状,详细列举这一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并予以适当评述。最後论述阮元诗歌创作和理论中所体出的“真厚和雅,雅正为宗”的诗学思想的渊源及内涵,从丰富的诗歌内容、多样的语言形式以及典雅的艺术风格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对阮元诗歌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作出深入分析,对其诗歌的成就给予客观评价。二、凡例。该部分介绍本次笺注所使用底本与参校本、学界1佚成果以及笺注的内容与形式。三、笺注。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将阮元诗歌内容完整呈现,对其中的重点字词进行笺注,力求详尽。凡人物、地名、史实、典故等均加笺注,疑难或重点字词亦有注释。凡异体、俗体字等,径改为通用字。所引书籍一律注出篇名。本文在对阮元诗歌作系统而全面的笺注基础上,结合阮元诗学思想的根源和内涵,来论述其诗歌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做到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李佩瑜[3](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黄婧文[4](2019)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阮元纂《广东通志》是清代以来广东地方总志中卷帙最多,内容最爲丰富的一种,其艺文略集部收录了上起汉代,下迄清道光以前的广东集部文献,从数量及内容上看,着录文献较爲丰富,爲研究广东历史文献所不可或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未曾点校与订补,存在不少的错)阙漏;囿於当时文献收集之力以及多次禁毁,其收录的文献未能完全反映阮志成书前广东集部文献情况等。此外,目前学界对广东集部文献的研究多关注现存文献,亡佚和未见文献的研究尚待开发。基於上述,本文对阮志集部进行标点、校勘和整理,订补其着述书目,整理亡佚和未见文献,并形成对广东集部文献的述略,力图爲广东文学研究提供较爲完备的基础性文献资料。本文分爲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对道光以前广东集部文献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分析。第二部分点校订补集部,阮志集部原书目830种,存285种,佚95种,未见447种,阙3种;订补後书目4286种,存1859种,佚98种,未见2326种,阙3种;合计增补书目3456种,订补610条,出按语464条。
柴书毓[5](2019)在《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在乡里社会德行高尚、声望远播的人被称为“乡贤”。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发展较为鼎盛,突出表现在各地“乡贤祠”的设置,地方上品学兼优且得到民众推崇者死后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是褒奖地方贤达人士在乡里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民众实行教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应从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入手,明清时期阳城有着丰富的乡贤文化,乡贤典型代表众多,且多以家族的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乡贤家族中优秀族人如王国光、陈廷敬、张慎言、王重新、田从典等,构成了阳城明清乡贤群体,历史文化望族的身份也是传统乡贤身上的另一标签,贤人名士与文化家族成为明清时期阳城地方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二者也促成阳城崇文重德、耕读传家的地方社会风气。在这背后,是乡贤进行家族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的努力,乡贤家族文化中蕴含着修身、齐家、处世、为官的生动内核,由此形成的优良家风浸润在家族成员的血脉中,对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上,乡贤群体致力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良风美俗的形成;参与到地方公共建设、地方救济事务和文教事务中;他们还为民请愿,在与官府的互动中构建起规范的地方秩序。乡贤作为地方社会德业、学业较突出者,人们对乡贤的崇尚不仅是用于祭祀的乡贤祠,更多的是对乡贤事迹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书面记录多以古今乡贤传记、墓志铭、序表以及碑刻等的方式进行,其中包含对乡贤事迹的描述及对乡贤的评价,口头传承主要以乡贤所在的地方社会为传播区域,通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乡贤的事迹,以此称颂乡里贤达人士,彰显地方社会的乡贤风貌。传统乡贤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形成,有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也有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等,无论何种形象,均表现出乡贤身上的品质与修养,善行与义举。乡贤文化在阳城是传承着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乡贤文化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成为新时期乡贤文化的历史依据。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的背景下,阳城县挖掘本地的乡贤文化,依据德行、才能、声望的标准在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普通民众等群体中寻找乡贤,建设“新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群体相比,新乡贤的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也突破了性别限制的不足。新乡贤在参与村落事务的方式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致力于公益事业、调处矛盾、移风易俗方面的新乡贤,也有致力于地域文化传承、带头致富的新乡贤,在每类下还可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呈现出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本文在论述新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关系时,以新乡贤个体实践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兼顾新乡贤的口述资料,对于分析新乡贤文化的当代表述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使新乡贤的村落实践之路更为生动。重新审视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众对于乡贤文化认识度不够、参与度不高,乡贤组织未能很好的发挥其效用等。从政府、民众与乡贤三个层面上进行共建是当下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路径所在。
周新年[6](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李常生[7](2017)在《苏轼行踪考》文中研究指明林语堂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亲民的官,大文豪,创新的画家,大书法家,造酒实验家,工程师,憎恶假道学的人,静坐冥想者,诗人,和谐谑的人。然而这些恐怕还不是苏东坡的全貌。我可以这麽说来作个最好的终结----在中国,一提到苏东坡,总会让人露出真挚而称许的笑容。」九百多年来,有许多学者研究苏轼的文学、思想、艺术,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完整的走过苏轼一生所走过的行程。要追踪与研究苏轼的行踪,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体力。由於缺乏苏轼行走各地的考证,因此,历代有关研究苏轼的论文、书籍当中,总会因此而造成一些误刊和缺憾。特别是方向、位置、时间上的错误。在正式研究苏轼的学问以前,首先必须要研究苏轼曾经去过的地方,并且必须循路线跟随苏轼走一遍,才能深入了解苏轼的一生。有了《苏轼行踪考》这个研究以後,也比较容易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这本书,就是作者在全程走过一遍苏轼一生所曾经到过的所有地方,并且经过考证与研究其确实的位置,然後,写出这本《苏轼行踪考》,除了作为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作为准备,也希望给其他研究苏轼的学者作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参考用途。
蔡敏[8](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认为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胡恒[9](2015)在《“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文中研究表明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曾艳[10](2016)在《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传统文化保护迫在眉睫,多学科综合研究有利于建立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认知。作者通过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叉运用,在民居研究中从时空维度把握人与文化的动态特征,提出了民居文化地理的研究理论。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之上,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研究手段,进一步提出了广东省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论文首先从国内传统民居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两个方向入手,集中分析发现既有民居研究在时空关系上不对等,忽视了空间的主体作用,偏重静态特征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将民居文化地理概念引入民居研究的意义。基于对地缘性、聚居性等居住文化现象的解析,指出地理空间给民居文化系统带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提出构建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形态、文化原型、因子图谱、文化区划等研究内容,以此揭示其文化景观与时空对应的衍生关系。根据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的具体情况,综述了省域历史文化地理背景,同时提出数据库的构建准则与方法,以此为前提建立广东省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基于全面系统的普查数据,以数据库为平台综合分析了各类民居文化因子的影响因素、地理分布等特点,确定以聚落及民居类型作为主导文化因子进行切入研究,并分别从聚落、民居两个方面对其文化景观特征进行探讨。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化分区,可以拟构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民居研究提供新视角。基于文化景观特征的深入分析,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结合文化区划理论与聚落民居分区特征得出广东省七大传统聚落民居文化区,并分别阐述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通过地理环境与生产、社会文化与制度、观念风俗与礼法、营造技术与材料四个方面深度解析了各聚落民居文化区及其文化景观成因。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研究的核心目标,它们主要表现在文化边缘地带,因此选取聚落民居文化区边缘地带的非典型民居文化景观,对其形成及演变规律进行深入探讨。通过案例的分析总结,揭示了在聚落及民居的“形式”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的条件下,对其时空双向维度和宏观到微观多层次的文化地理研究,能让我们对聚落及民居建筑形成更为本质与系统的认知。
二、南雄水西村人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雄水西村人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2)阮元诗歌笺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前言 |
(一)阮元生平与着述 |
(二)版本流传 |
(三)阮元诗歌研究现状 |
1.诗歌整理 |
2.诗歌内容与艺术分析 |
3.诗学思想 |
(四)“真厚和雅,雅正为宗”的诗学思想及艺术特色 |
二、凡例 |
三、笺注 |
(一)《琅嬛仙馆诗略》(《揅经室集》四集诗卷一) |
(二)《文选楼诗存》(《揅经室集》续集卷五) |
(三)补遗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3)《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研究编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价值 |
第一章 《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缘起 |
第一节 杭郡的社会文化环境 |
一、官方政策对民间的影响 |
二、地域意识日渐凸显 |
三、乡邦文献的需要 |
第二节 丁丙的编纂机缘 |
一、不忍文献纸毁帙散 |
二、藏书、刊刻、编者的身份优势 |
三、契机出现:《武林耆旧集》 |
小结 |
第二章 《历朝杭郡诗辑》基本体例 |
第一节 文本体例 |
一、文本形式 |
二、编排次序 |
第二节 收録体例 |
一、诗人收録范围 |
二、诗歌收録标准 |
三、小传遴选原则 |
小结 |
第三章 《历朝杭郡诗辑》内容概述 |
第一节 《诗辑》收诗情况 |
一、诗作来源 |
二、内容题材 |
第二节 《诗辑》选传情况 |
一、小传来源 |
二、小传内容 |
小结 |
第四章 《历朝杭郡诗辑》价值 |
第一节 《诗辑》的文献与校勘价值 |
第二节 《诗辑》的文学价值 |
第三节 《诗辑》的史料价值 |
第四节 《诗辑》的地域文化特色 |
小结 |
结语 |
文献编 |
《历朝杭郡诗辑》点校凡例 |
《历朝杭郡诗辑》 |
附録 《历朝杭郡诗辑》存録诗集诗稿 |
徵引文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清以前对广东历史文献的整理 |
(二)近现代广东历史文献整理情况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部分 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概要 |
一、历次《广东通志》纂修情况 |
二、《(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基本情况 |
(一)收书情况 |
(二)各朝代书目着录情况 |
(三)编纂体例 |
三、《(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基本情况 |
(一)以朝代划分的情况 |
(二)以地域划分的情况 |
(三)基於着录书目对广东文学的梳理 |
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中的文献订补研究 |
(一)订补的有关数据统计 |
(二)订补的内容 |
第二部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 |
凡例 |
正编 |
集部一 订补 |
集部二 订补 |
集部三 订补 |
集部四 订补 |
参考文献 |
引用书目录 |
藏书单位简称表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後记 |
(5)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的目的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关于乡绅的研究 |
1.2.2 关于乡贤的研究 |
1.2.3 关于村落精英的研究 |
1.2.4 关于晋东南区域社会的研究 |
1.3 本文相关概念术语的界定 |
1.3.1 乡绅 |
1.3.2 乡贤 |
1.3.3 村落精英 |
1.3.4 乡村能人 |
1.4 论文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
2 阳城区域环境:乡贤文化产生的基质 |
2.1 阳城自然生态环境 |
2.2 阳城人文历史环境 |
2.2.1 明清商业繁荣 |
2.2.2 晋商家族众多 |
2.2.3 村社制度完备 |
2.2.4 文化环境优越 |
2.3 本章小结 |
3 传统社会阳城地区乡贤群体及乡贤文化 |
3.1 阳城明清乡贤典型代表 |
3.1.1 科考入仕的士绅家族 |
3.1.2 经商立家的商绅家族 |
3.1.3 亦商亦宦的商宦家族 |
3.2 地方传说故事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乡贤形象 |
3.2.1 恪尽职守与为官清廉者形象 |
3.2.2 灾荒战乱下的地方守护者形象 |
3.2.3 日常生活中的乐善好施者形象 |
3.2.4 助学兴儒、传播教育者形象 |
3.2.5 地方文化的书写者与记录者形象 |
3.3 阳城明清乡贤家族文化建设 |
3.3.1 家规家训规范成员为人处世 |
3.3.2 楹联匾额彰显家族优良传统 |
3.3.3 良好家风促进家族文化建设 |
3.4 明清时期乡贤影响下的阳城地方社会 |
3.4.1 乡贤示范下的地方良风美俗 |
3.4.2 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 |
3.4.3 与官府互动中构建起合理的地方秩序 |
3.4.4 联姻与结社中形成阳城地方社会文人团体 |
3.5 本章小结 |
4 阳城新乡贤群体与乡贤文化的重塑 |
4.1 一种文化现象的重现:阳城的新乡贤文化建设 |
4.1.1 官方推动下地方乡贤文化的回归 |
4.1.2 阳城新乡贤文化内涵分析 |
4.1.3 阳城新乡贤群体类型与特征 |
4.1.4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体系 |
4.2 新乡贤在地方社会的角色定位与实践之路 |
4.2.1 文化认同与自觉观念下对村落文化的整合 |
4.2.2 自我价值追求下新乡贤弥补村落公共建设缺失 |
4.2.3 调和治理中促进乡风文明 |
4.2.4 新乡贤个体对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实践 |
4.3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反思 |
4.3.1 成效:新乡贤群体在村落社会功能最大化 |
4.3.2 问题:民众对乡贤的认知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原子化趋势 |
4.3.3 路径:从不同群体中完善与提升 |
4.4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附录 B |
附录 C |
附录 D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的范畴 |
1.3 概念的界定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1.3.5 权力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1.6 论文的框架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2.1.5 小结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2.2.5 小结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2.3.3 小结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3.1.3 小结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3.2.5 小结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3.4.1 岛洲型聚落 |
3.4.2 沙洲型聚落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3.4.4 小结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3.5.3 小结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4.4.6 小结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6.3.1 城郭型墟市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6.3.4 小结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7.5 本章小结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8.4.1 工业化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9.3.1 理论总结 |
9.3.2 余论 |
附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一、地方志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三、族谱、碑刻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六、外文文献 |
七、其它资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苏轼行踪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上册 |
第一篇 绪论 |
第一章 撰写“苏轼行踪考”之目的与意义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第三章 研究目标、内容和表达的方式 |
第四章 研究方法与理论 |
第五章 完成“苏轼行踪考”後的後续研究 |
第二篇 苏轼源乡及先祖 |
第一章 苏轼源乡 |
第二章 眉山 |
第三章 苏轼族系 |
第三篇 眉山苏轼 |
第一章 苏轼出生时与出生地考 |
第二章 苏轼十岁前纪事 |
第三章 苏轼十一至二十岁纪事 |
第四章 嘉佑元年(1056)丙申 |
第四篇 第一次进京 |
第一章 嘉佑元年(1056)丙申,苏轼赴京 |
第二章 嘉佑二年(1057) 丁酉 |
第五篇 母丧回乡 |
第一章 嘉佑二年(1057)丁酉,母丧回乡 |
第二章 嘉佑三年(1058)戊戍 |
第三章 嘉佑四年(1059)己亥 |
第六篇 三苏南行行踪考 |
第一章 南行前集行踪考 |
第二章 南行後集行踪考 |
第三章 总结 |
第七篇 第二次进京 |
第一章 嘉佑五年(1060)庚子 |
第二章 嘉佑六年(1061)辛丑 |
第八篇 陕西凤翔倅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嘉佑六年(1061)辛丑,苏轼赴凤 |
第三章 嘉佑七年(1062)壬寅 |
第四章 仁宗嘉佑八年(1063)癸卯 |
第五章 治平元年(1064)甲辰 |
第六章 结论 |
第九篇 第三次入京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治平二年(1065)乙已 |
第三章 治平三年(1066)丙午 |
第十篇 父丧回乡守丧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治平四年(1067) 丁未 |
第三章 熙宁元年(1068)戊申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十一篇 第四次入京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熙宁二年(1069)己酉 |
第三章 熙宁三年(1070)庚戍 |
第四章 熙宁四年(1071)辛亥 |
第五章 本篇小结 |
第十二篇 任杭州倅 |
第一章 宋代杭州 |
第二章 熙宁四年(1071)辛亥 |
第三章 熙宁五年(1072)壬子 |
第四章 熙宁六年(1073)癸丑 |
第五章 熙宁七年(1074)甲寅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第十三篇 山东知密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熙宁七年(1074)曱寅 |
第三章 熙宁八年(1075)乙卯 |
第四章 熙宁九年(1076)丙辰 |
第五章 本篇结论 |
第十四篇 江苏知徐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熙宁九年(1076)丙辰 |
第三章 熙宁十年(1077) 丁已 |
第四章 元丰元年(1078)戊午 |
第五章 元丰二年(1079)戊午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下册 |
第十五篇 江苏知湖与乌台诗案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丰二年(1079)苏轼行踪考 |
第三章 乌台诗案纪事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十六篇 贬谪黄州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丰三年(1080)庚申 |
第三章 元丰四年(1081)辛酉 |
第四章 元丰五年(1082)壬戊 |
第五章 元丰六年(1083)癸亥 |
第六章 元丰七年(1084)甲子 |
第七章 本篇结论 |
第十七篇 万里来去,登州五日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丰七年(1084)曱子 |
第三章 元丰八年(1085)乙丑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十八篇 第六次入京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丰八年(1085)乙丑,离登赴京 |
第三章 元佑元年(1086)丙寅 |
第四章 元佑二年(1087) 丁卯 |
第五章 元佑三年(1088)戊辰 |
第六章 元佑四年(1089)己已 |
第七章 本篇结论 |
第十九篇 浙江知杭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佑四年(1089)己已,苏轼离京赴杭 |
第三章 元佑五年(1090)庚午 |
第四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 |
第五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篇 第七次进京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 |
第三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入京城後纪事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一篇 安徽知颍与江苏知杨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苏轼离京赴颍 |
第三章 元佑七年(1092)壬申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二篇 第八次进京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佑七年(1092)壬申,离扬後 |
第三章 元佑八年(1093)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三篇 河北知定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佑八年(1093)苏轼出京赴定 |
第三章 绍圣元年(1094)甲戍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四篇 贬谪惠州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绍圣元年(1094)曱戍,苏轼贬惠 |
第三章 绍圣二年(1095)乙亥 |
第四章 绍圣三年(1096)丙子 |
第五章 绍圣四年(1097) 丁丑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五篇 贬谪儋州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绍圣四年(1097)丁丑,苏轼贬儋 |
第三章 元符元年(1098)戊寅 |
第四章 元符二年(1099)己卯 |
第五章 元符三年(1100)庚辰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第二十六篇 北归常州,埋骨郏县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元符三年(1100)庚辰,苏轼北归 |
第三章 建中靖国元年(1101)辛已 |
第四章 本章 结论 |
第二十七篇 结论 |
第一章 新发现与新理解的阐述 |
第二章 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难题 |
第三章 继续解决难题的方法 |
附件 |
主要参考文献 |
後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意义与创新 |
第一章 成汤信仰之渊源考略 |
第一节 商朝的政治疆域与古史遗存 |
一、商都八迁: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
二、四土之内:七十里为政天下者 |
第二节 商汤的德政事功与恤民情怀 |
一、汤王圣德 |
二、辅相贤臣 |
三、民众景仰 |
第三节 桑林祷雨的相关传说及考证 |
一、民间传说 |
二、史料考证 |
第二章 成汤信仰与太行雩祭传统的形成 |
第一节 帝王崇拜到祈雨传统的演变 |
一、慎终追远 |
二、雨神演变 |
第二节 成汤信仰形成的地理环境 |
一、与天为党 |
二、靠天吃饭 |
第三节 成汤信仰形成的人文环境 |
一、皇帝敕封:权威性 |
二、地方效仿:纪念性与宗教性 |
三、民间拜祭:功利性 |
第三章 汤帝庙的普遍建立与地域流布 |
第一节 太行汤王庙的现存情况概述 |
第二节 汤王崇拜文化圈的传播特色 |
第四章 成汤祭赛与民间礼乐 |
第一节 汤祀与上古巫觋之关系 |
一、祭雨卜辞:敬天思想与自然崇拜 |
二、汤乐大濩:祭祀乐舞与帝王崇拜 |
三、身为牺牲:人祭仪式与巫觋文化 |
第二节 汤祀与雩祭礼乐的发展和规范 |
一、先秦两汉时期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 |
三、宋元明清时期 |
第五章 成汤祭赛与地方社会 |
第一节 太行雩祭传统的民间化进程 |
一、蜡祭与汤祀:相互依附 |
二、社祀与汤祀:合而为一 |
第二节 祭祀与崇拜:民间村社的经济运作模式 |
一、商号与汤庙筹资 |
二、世家大族与剧场建设 |
三、维首发起请会、摇会及水官会、火神会 |
第三节 宗教信仰影响下的成汤祭赛 |
第六章 宋金元汤帝庙剧场的建立及其定型 |
第一节 宋代汤庙“舞楼”碑刻的发现与宋代舞楼的创立 |
一、在汤王庙发现的第一通宋建“舞楼”碑 |
二、宋代舞楼、舞宇的横向考察 |
第二节 金代汤庙舞楼的实物遗存及其建筑形制 |
一、汤王庙金代舞楼的实物考察 |
二、金代汤庙舞楼的建筑特征及其创造性探索 |
三、元代汤庙舞楼定型与元代剧场的成熟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汤庙剧场的延展及其多样化探索 |
第一节 明代汤帝庙剧场:继承与延展 |
第二节 清代汤帝庙剧场之一:单层舞楼 |
第三节 清代汤帝庙剧场之二:山门舞楼 |
第四节 看楼:清代汤庙剧场的标准化配置 |
第八章 汤帝庙剧场的建筑装饰 |
第一节 彩绘艺术 |
第二节 雕刻艺术 |
第三节 剧场楹联 |
第九章 汤帝庙演艺:庆典与狂欢 |
第一节 祈雨仪式中的祭祀音乐 |
第二节 舞台题记中的戏班与剧目单 |
第三节 迎神赛社与当代演出遗绪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太行汤王庙情况一览表 |
附录B 太行汤王庙碑刻官员名录 |
附录C 太行汤王庙碑刻辑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9)“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论文提纲范文)
一、明代粤东缉盗: 巡检司的设置及其与保甲之关系 |
二、佐治乡都: 清代捕巡各官的分辖与 “司”的设立 |
三、闲曹与冗官? ———捕巡官员及其行政实践 |
四、“司”作为一种地域观念的呈现 |
五、余 论 |
(10)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背景与机缘 |
1.1.2 地缘与居住文化 |
1.1.3 文化地理学理论概述 |
1.1.4 民居文化地理 |
1.1.5 研究的意义及框架 |
1.2 研究对象及概念 |
1.2.1 聚居研究 |
1.2.2 相关概念及范畴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的期许 |
1.4.1 信息系统化与图示化 |
1.4.2 整合民居研究成果 |
1.4.3 完善民居研究体系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2.1 传统民居研究进展 |
2.1.1 传统民居研究阶段与进展 |
2.1.2 广东传统民居研究进展 |
2.1.3 传统民居研究的局限 |
2.2 文化地理学研究动态 |
2.2.1 国内外文化地理学研究阶段与进展 |
2.2.2 广东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 |
2.2.3 国内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局限 |
2.3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交叉领域的研究 |
2.3.1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交叉研究成果 |
2.3.2 传统村落及民居与文化地理学结合的研究 |
2.3.3 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交叉领域研究的局限 |
2.4 GIS在国内建筑学与文化地理学中的运用 |
2.5 对相关研究进展的评述与反思 |
2.5.1 相关研究的进展 |
2.5.2 相关研究的不足 |
第三章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的构建 |
3.1 广东文化地理区划概述 |
3.1.1 广东行政区划 |
3.1.2 广东气候区划 |
3.1.3 广东方言区划 |
3.1.4 广东文化区划 |
3.2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背景研究 |
3.2.1 广东文化地理特征 |
3.2.2 土着民族与广东民系 |
3.2.3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生成与演变 |
3.3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的构建 |
3.3.1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因子的提取 |
3.3.2 建立民居文化地理数据库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地理特征 |
4.1 传统聚落文化因子分布特征 |
4.1.1 传统聚落分布 |
4.1.2 传统聚落选址 |
4.1.3 传统聚落朝向 |
4.1.4 传统聚落年代 |
4.1.5 传统聚落民系 |
4.2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主导文化因子 |
4.2.1 建筑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
4.2.2 建筑类型学与文化地理学 |
4.2.3 主导文化因子的确定 |
4.3 主导文化因子的文化地理特征 |
4.3.1 传统聚落类型分布特征 |
4.3.2 传统民居类型分布特征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 |
5.1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原则及方法 |
5.1.1 文化区的定义与分类 |
5.1.2 文化区的特征与边界 |
5.1.3 文化区划原则与方法 |
5.2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分区研究 |
5.2.1 传统聚落类型分区特征 |
5.2.2 传统民居类型分区特征 |
5.3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 |
5.3.1 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划 |
5.3.2 文化区文化景观特征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文化区及其文化景观成因分析 |
6.1 广东农商业的崛起与资源博弈 |
6.1.1 东西之争与南北对峙 |
6.1.2 广东地理环境优势 |
6.1.3 移民与广东农商经济的崛起 |
6.1.4 人口增长与耕地变动 |
6.1.5 人口流迁与地区发展 |
6.2 政府与地方宗族的双重管理体系 |
6.2.1 朝代政策与广东地域文化建构 |
6.2.2 军事斗争对沿海民居文化的影响 |
6.2.3 广东宗族社会形态与民居文化 |
6.2.4 宗族经济对广东聚落文化的影响 |
6.3 广东地域居住文化的基本精神 |
6.3.1 血缘与宗法 |
6.3.2 礼制与中心观 |
6.3.3 天地人合一的时空观 |
6.3.4 仿生象物的营建观 |
6.3.5 风水对聚落民居的影响 |
6.4 因地制宜的营造技术与材料 |
6.4.1 文化区民居特色营造技术 |
6.4.2 文化区地域材料的采用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基于文化区划的边缘聚落及民居研究 |
7.1 福佬族群对广东传统聚落民居文化区的影响 |
7.1.1 华南族群的形成与层次 |
7.1.2 福佬族群的迁移与族群认同 |
7.1.3 粤东福佬族群与客家族群的互动 |
7.2 粤东客家与潮汕聚落民居文化区围屋类型研究 |
7.2.1 围屋的类型、分布及差异 |
7.2.2 影响因素分析 |
7.2.3 粤东围屋文化演变规律 |
7.2.4 结论与讨论 |
7.3 粤西雷州聚落民居文化区内聚形核心式聚落研究 |
7.3.1 内聚形核心式聚落空间形态 |
7.3.2 雷州聚落民居文化区的人口构成 |
7.3.3 内聚形核心式聚落成因分析 |
7.3.4 结论与讨论 |
7.4 粤西北广客雷原聚落民居文化区向心式聚落研究 |
7.4.1 向心式聚落空间分布与形态 |
7.4.2 向心式聚落文化地理背景 |
7.4.3 成因影响因素分析 |
7.4.4 结论与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8.1 研究的结论 |
8.1.1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区的构成 |
8.1.2 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文化的演进机制 |
8.2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四、南雄水西村人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韶关革命人物——朱德元[N]. 邵文. 韶关日报, 2021
- [2]阮元诗歌笺注[D]. 王赛男.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D]. 黄婧文. 暨南大学, 2019(04)
- [5]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D]. 柴书毓.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苏轼行踪考[D]. 李常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9]“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J]. 胡恒. 清史研究, 2015(02)
- [10]广东传统聚落及其民居类型文化地理研究[D]. 曾艳.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