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阳农村:让我们从零开始(论文文献综述)
柳直[1](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说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蔡佳依[2](2020)在《莫伊谢耶夫舞台民间舞创作的跨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伊戈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莫伊谢耶夫(以下统称为“莫伊谢耶夫”)在俄罗斯开创的舞台民间舞流派,史无前例地将自娱性民间舞提高到专业表演性的舞台艺术层面之上,而他一生的艺术实践和创作理念,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各国民间舞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更促进了世界民间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纵观莫伊谢耶夫的整个艺术生涯,可见其舞台民间舞创作正是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得到发展、走向成熟的,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民间舞的舞台化与职业化发展,而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本文以莫伊谢耶夫的舞台民间舞创作作为研究对象,并从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视角出发,梳理他的这种创作在与不同文化的互动中,从俄罗斯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由于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是双向的,本文选择了莫伊谢耶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跨文化舞蹈交流与传播这一典型个案,剖析双方各不相同的收获,希望能为中国当代舞台民间舞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借鉴。本论文分为三章,分别阐释莫伊谢耶夫舞台民间舞创作实践中的三次重要跨越,进而分析和总结他的创作方法与传播经验。第一章“从民间到舞台”,通过梳理莫伊谢耶夫舞台民间舞流派的形成,分析和总结他创作这种民间舞时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从苏俄到中国”,通过研究莫伊谢耶夫的创作在中国的有效传播与作品的成功编创,分析和总结中俄双方如何在这次跨文化的舞蹈交流与传播中各得其所;第三章“从个人到世界”,通过揭示莫伊谢耶夫在这三次“跨越”背后的思想根源,分析和总结他在舞台民间舞创作和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最为核心的经验。跨越了时间的长河,保持了文化的差异,莫伊谢耶夫创作的各国舞台民间舞至今依然兴高采烈地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之上,并为各国人民输送着欢乐祥和的正能量。我据此认为,面对大工业与都市化给人类带来的重压与抑郁,莫伊谢耶夫的舞台民间舞对于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将不应仅仅局限在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播的领域之中,而且更应唤醒民间舞“兴高采烈”的初衷,进而为缓解和治愈那些全人类共有的都市疾病做出应有的贡献。
申辉[3](2020)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妇女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体育运动成为女性提升健康、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更高层次自我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群体对于篮球运动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在中国女篮“重竞技轻大众”的发展理念和中国传统“男强女弱”思想观念共同的影响下,社会忽视了女性对篮球运动的需求,女性长期处于大众篮球运动参与的“弱势地位”。正是在这种女性篮球运动需求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激化下,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应时而生。适时满足了当地女性的篮球运动需求,有效地维护了女性参与篮球运动的权利,同时在丰富当地女性体育活动内容,促进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落实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前社会组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中央高度重视女性群体体育参与以及中国篮球改革的历史关键时期。草根女子篮球组织作为社会体育组织的组成、女性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载体以及女篮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对其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给我国草根女子篮球组织以及同类型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文章运用案例分析、实地考察、访谈等方法,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在把握其相关概念、社会背景、社会价值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其发展困境及制约因素,并以南京女篮野球联盟为案例,在凝练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路径,研究发现:1.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即同地区女性业余篮球爱好者在自愿参与、自发组织、自我管理的基础上,以开展篮球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满足女性篮球运动需求为主要目标的体育组织。2.国内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大量集中在GDP数据靠前的东部地区;南京、北京、上海、武汉等一线或新一线城市的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较好。3.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发展困境包括:(1)合法性身份缺失,资源获取困难;(2)发展目标不明确,目标实现手段单一;(3)内部管理随意,缺乏专业人才;(4)忽视文化建设,缺乏社会宣传;而制约因素来自组织自身、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4.基于上述结论以及南京女篮野球联盟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草根女子篮球组织未来发展路径:(1)提升适应功能路径:建议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组织的行动拓宽合法空间,组织自身积极与外界主体合作,拓宽外部资源渠道;(2)强化目标达成功能路径:建议政府加强对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培育与扶持,增强其主观能动性,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应明确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发展目标,并通过丰富活动内容实现目标;(3)改善整合功能路径:建议草根女篮组织加强内部管理,并通过多种方式整合人力资源;(4)增强模式维持功能路径:建议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女性参与篮球运动,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塑造组织文化,提升成员凝聚力。
易图强[4](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认为“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杨萌[5](2011)在《激情绽放鹏城——物业管理改革发展30年大会在深圳胜利召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Appearance概貌历经一年的预热和30年的积淀,10月22日,物业管理改革发展30年大会在深圳开幕。值此行业盛会之际,300万物业管理从业者为物业管理不同寻常的成长道路感慨万千。本刊特以"A-Z看大会"的脉络,带您领略盛典
陈抚生[6](2009)在《雷锋新传》文中研究表明第一回雷一嫂持家勤俭庚伢子亲人遭灾从湖南省城长沙跨过湘江,沿长宁公路西行15公里,就属望城县管辖。一片连绵的丘陵中,有个隐没在山坳里的小山村——简家塘。简家塘这地方,青山绿水,茂林修竹,田园阡陌,风光宜人。但是,那座高大的祠堂,连同全村人
肖芸[7](2005)在《随时准备从零开始──北京达因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张璨的人生感悟》文中研究指明
赵跃[8](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指出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唐元[9](2020)在《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纪录片领域“新纪录片运动”的发起,中国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人文”意识开始生根发芽,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的专题片形式,其人文精神的觉醒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平等关照,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开掘探索,对精神道义和社会责任的彰显。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市场改革、商品经济、人口流动等因素,令中国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异质性,城市社会便成为人文纪录片所关注的重要地理、历史、社会关系的样本。究竟以什么样的视角去探究人文纪录片对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理解城市空间。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涌起的“空间转向”思潮下,列斐伏尔把空间看作社会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开辟了空间“三元辨证法”的全新视野,爱德华·索亚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继承和发展为“第三空间”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且开放的认知城市空间的框架。“空间转向”思潮的理论背景下,本文选取中国当代城市题材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为对象进行文本分析,通过纪录影像对于城市中意象空间、表征空间和异质空间的生产与建构,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人文纪录片所呈现的城市空间的物理性、符号性和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国人文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相互建构与审视的关系。首先,本文阐释“空间转向”思潮的理论意义,并指明了这一转向为理解中国城市问题提供了科学、合理、开放的理论框架和视角。通过梳理该视域下对本研究有指导意义的空间与城市理论,进一步明确城市空间在本研究中如何界定并区分,为接下来探讨纪录片中城市空间的生产奠定理论基础。接着,本文将人文纪录片看作“景观社会”视域下反映城市空间的视觉样本,细致追踪人文纪录片中城市影像的时空轨迹,通过对中国人文纪录片的“人文”意识萌发的语境、节点、过程进行梳理,力求明确“人文纪录片”的价值和内涵,并考察中国人文纪录片中“空间”视角的流变。然后,本文聚焦1990-2019这一阶段的人文纪录片,考察纪录片中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依次对于城市空间的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和提炼:第一空间即可感知的意象空间的视角,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框架,主要探讨可感可读的城市意象在纪录片中的表达及特征。第二空间即表征性符号空间的视角,借助社会学延伸至传播学中的框架分析方法,通过对样本的内容分析,梳理出中国人文纪录片中所建构的城市空间的八项主要议题,提炼为四类主要阐释性框架和空间话语,即日常空间、流动空间、记忆空间、超级空间,并进一步对这些代表性空间话语进行分析,探讨城市符号空间的建构特点。第三空间即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异质空间的视角,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基础上,深入城市空间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挖掘代表性纪录片样本的细部,对《铁西区》《大同》《麦收》《流浪北京》《归途列车》五部纪录片做文本细读,呈现出纪录片对于城市历史语境下的工业空间转换、城市拆解与重塑中的权力关系、城市空间中“他者”的边缘化生存等这些交织着复杂社会关系的公共命题的观照。最后,将纪录片文本和城市空间互为参照,对于纪录片创作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做深入思考。综上,本文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城市化加速的进程和中国纪录片人文转向的起点具有一定同步性,人文纪录片成为考察、观照现实城市空间图景的媒介样本。将列斐伏尔认识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和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贯彻到对纪实影像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中,能够重构一种开放性的空间生产逻辑,可见,纪录片文本的社会空间构建远比物性空间要深邃和广泛得多。纪录片中“第一空间”(意象空间)的生产主要关注标志物、路径、节点、区域、边界等可感知的城市意象;“第二空间”(符号空间)由日常空间、记忆空间、流动空间、超级空间四个主导性话语框架构成;“第三空间”(异质空间)是包含了社会斗争、权力、关系的场域,触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痛点,包括城市中传统工业空间的解体、城市空间重塑中的权力关系、被遮蔽的“他者”的生存困境等等。最后,从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的彼此审视中,我们发现纪录片在反映现实城市空间中存在一定失语现象。同时,从纪录片对城市空间规划、日常生活、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呈现中,引发我们对于城市空间异化和重塑正义城乡空间关系的思考。
凌鹭[10](2020)在《不负青春不负村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教育扶贫作为重要抓手,是从根本上破解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治本之策。“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作为直过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教育水平滞后,始终是阻碍凉山进步的瓶颈。为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5年四川省委省府在大小凉山彝区启动实施“一村一幼”计划,使得12.67万名“放养”的山区幼儿得到了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①该项目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学前教育事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师资问题仍是制约凉山学前教育发展最大短板,难以满足凉山彝族自治州学前教育持续、健康有质量发展的需求。“一村一幼”教师从事着平凡的职业,却有着神圣的职责,他们的职业生存状态的好坏直接关乎着凉山彝族地区幼儿的发展,还关系到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凉山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村一幼”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如何?该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师资、改善教师职业生存状态,吸引优秀教师投身于山区幼教事业,让他们不仅“下得去”更能“留得住、教得安”?这些均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研究旨在对“一村一幼”教师群体进行田野调查,将针对研究对象的职业生存状态进行叙述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引起更多研究者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山区学前教师与儿童更深入的关注。本研究主要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包括了问题提出、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本部分主要运用文献法对生存状态、职业生存状态、民族地区教师的研究以及有关“一村一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厘清了已有研究的经验与不足,说明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调查分析。运用问卷调查法,自编《“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问卷》,通过对336名“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的职业回报、职业条件、职业负荷、职业认同与满意度、职业适应与发展共五个维度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调查“一村一幼”教师的职业感受及其影响因素,勾勒其“生存群像”,为质性研究提供数据参考。第三章是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个案分析。本部分主要运用质性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参与性观察,对“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进行深描。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青春和梦想的眺望,第二个主题是苦中有甜的村幼情怀,第三个主题是不负村幼不负己的守望。三个主题的“一村一幼”教师各有其特点,可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诠释“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的不同样貌,共性是她们都以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可贵、可亲的青春情怀,不自觉地在引导着彝区儿童成长。第四章是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的根源探寻。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受到来自国家政策的引领、家支文化的浸润、关键他人的影响、村落文化的激励,以及客观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第五章是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的改善之策。首先是宣传赋能,通过社会层面的宣传表彰与村落治理中的自我实现,焕发其家国情怀;其次要提升能力:提供培训机会与资助,多途径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与专业资质;再次要进行制度创新:校(园)长负责制与家支文化形成合力,提升村落的治理现代化水平;最后改善待遇:明确“一村一幼”教师身份,改善待遇和物质条件保障。
二、沈阳农村:让我们从零开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沈阳农村:让我们从零开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评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一、“旅大”简介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一、创建与整理 |
二、成效与不足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一、改革的背景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结语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一) 经济层面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莫伊谢耶夫舞台民间舞创作的跨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从莫伊谢耶夫的舞台民间舞创作着眼 |
二、从莫伊谢耶夫与中国的舞蹈交流着眼 |
三、从莫伊谢耶夫对于今日中国的启示着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分析 |
一、研究现状 |
二、参考文献分析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一)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
(二)交流与传播的各自定义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从民间到舞台:舞台民间舞的创作 |
第一节 在苏俄舞蹈文化中孕育(20世纪20-30年代) |
一、苏联新社会带给民间艺术的发展空间 |
二、苏俄民间舞的新发展 |
第二节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流派 |
一、前期尝试,基于对芭蕾舞台创作的革新(1930-1936) |
二、正式建团,开始全方位面向民间舞蹈的创作(1937-1944) |
三、发展巅峰,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创作(1945-2007) |
第三节 “2-3-4-3”的舞台民间舞创作模式 |
一、“2”的创作路径 |
(一)以“收集-提炼-典型化”为主的创作路径 |
(二)以“选材-舞蹈化-戏剧化”为主的创作路径 |
二、作品的“3-4-3”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苏俄到中国:在交流与传播中看其跨文化交流下的创作 |
第一节 莫伊谢耶夫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创作 |
一、从“国内跨文化”到“国际跨文化” |
二、与中国舞蹈交流与传播的特殊性和典型性 |
第二节 与中国舞蹈的交流与传播 |
一、前奏(1949-1954)——“知己知彼”的铺垫 |
(一)中国国内发行的苏联舞蹈类书籍和图册 |
(二)中苏舞蹈家相遇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 |
二、1954年正式访华——国家层面上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
(一)概况 |
(二)交流与传播的过程和形式 |
三、后续 |
第三节 与中国舞蹈交流与传播的特征及影响 |
一、总体特征:积极、有效与单向不平衡的统一 |
二、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和发展的影响 |
(一)宏观上:“舞台化”的提升和“田园诗”般的审美意识 |
(二)微观上:采风、整理、加工的方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 |
三、莫伊谢耶夫在舞蹈创作上的收获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个人到世界:莫伊谢耶夫的艺术经验和思想对中国舞蹈走向世界的重要启示 |
第一节 莫伊谢耶夫创作实践的三次空间跨越及其思想根源 |
一、从民间到舞台:苏俄民间舞文化的挖掘、继承与发展者 |
二、从国内到国外:苏联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伟大使者 |
三、从个人到世界:世界民间舞文化的传播者 |
第二节 莫伊谢耶夫的舞蹈艺术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
一、舞台民间舞创作的双向度原则与经验 |
(一)以动律为本,形式清晰地表现纯正的民族风格 |
(二)巧用戏剧性,作为舞台作品的表现原则 |
二、舞台民间舞走向世界的重要启示 |
(一)抓住民间舞与人类本质间的联系 |
(二)从个性中寻找各国民间舞的共享空间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国发行的苏联民间舞出版物目录:(1951-1954) |
附录2 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1954年首次访华行程 |
附录3 莫伊谢耶夫舞蹈团国外巡演年表(1945-2019) |
附录4 对欧建平老师的专访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1.1 草根篮球组织是推广三人篮球的重要载体 |
1.1.2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是增强女篮群众基础的有效环节 |
1.1.3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发展是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 |
1.5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理论基础及概念界定 |
2.1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2.1.1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渊源 |
2.1.2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
2.1.3 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在本文研究应用的可行性 |
2.1.4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的AGIL结构功能模型解释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2.2.1 草根 |
2.2.2 草根组织 |
2.2.3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 |
第三章 当前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社会环境及社会价值分析 |
3.1 当前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分析 |
3.1.1 政策引领 |
3.1.2 社会推动 |
3.1.3 文化需求 |
3.2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社会价值分析 |
3.2.1 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提供女性公共体育服务 |
3.2.2 增强女性社会适应,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
3.2.3 推动男女平等,建构女性体育参与话语权 |
3.2.4 丰富女篮文化,促进中国篮球改革 |
3.2.5 扩大女篮人口,促进女篮健康发展 |
第四章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概况 |
4.1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历史简述 |
4.2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现状分析 |
4.2.1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分布情况 |
4.2.2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活跃度情况 |
4.2.3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发起方式 |
4.2.4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构成要素 |
4.2.5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运作方式 |
4.2.6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赛事开展与参与情况 |
第五章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系统功能发挥障碍及制约因素 |
5.1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系统功能发挥障碍分析 |
5.1.1 适应功能发挥障碍 |
5.1.2 目标达成功能发挥障碍 |
5.1.3 整合功能发挥障碍 |
5.1.4 模式维持功能发挥障碍 |
5.2 制约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系统功能发挥的因素分析 |
5.2.1 自身因素 |
5.2.2 政策因素 |
5.2.3 社会因素 |
5.2.4 经济因素 |
5.2.5 文化因素 |
第六章 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实践考察与案例分析—以“南京女篮野球联盟”为例 |
6.1 南京女篮野球联盟的诞生背景 |
6.2 南京女篮野球联盟建设过程 |
6.2.1 适应(A):资源获取方式与途径 |
6.2.2 达标(G):活动形式与内容 |
6.2.3 整合(I):运行机制与模式 |
6.2.4 维模(L):文化塑造与传播 |
6.3 南京女篮野球联盟发展成效 |
6.3.1 活动开展效果方面 |
6.3.2 主办赛事方面 |
6.3.3 社会影响方面 |
6.4 南京女篮野球联盟运行模式创新的实践经验解析 |
第七章 结构功能主义下草根女子篮球组织的发展路径 |
7.1 提升适应能力路径 |
7.1.1 争取行政合法空间 |
7.1.2 拓展外部资源渠道 |
7.2 强化目标达成能力路径 |
7.2.1 增强主观能动性 |
7.2.2 明确发展目标 |
7.2.3 丰富活动内容 |
7.3 改善整合能力路径 |
7.3.1 加强内部管理 |
7.3.2 整合人力资源 |
7.4 增强模式维持能力路径 |
7.4.1 塑造组织文化 |
7.4.2 营造社会氛围 |
第八章 结语 |
8.1 结论 |
8.2 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畅销书"概说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一、传播者比较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四、受众比较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随时准备从零开始──北京达因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张璨的人生感悟(论文提纲范文)
关门和开窗 |
不能自己干吗? |
成事靠真诚不靠技巧 |
失败也可能成为机会 |
做别人智慧的实践者 |
后记:从零开始 |
(8)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四、谁的“乌托邦”?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本章小结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三、自觉的“错位”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本章小结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本章小结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本章小结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9)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空间转向”视域下的城市空间思考 |
2.1 “空间转向”的背景与脉络 |
2.1.1 “空间转向”前的空间认知 |
2.1.2 “空间转向”的概念演变 |
2.2 “空间转向”视域下的空间与城市思想 |
2.2.1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
2.2.2 福柯的空间思想 |
2.2.3 大卫·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的空间思想 |
2.2.4 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 |
2.3 “空间转向”对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意义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时空图景 |
3.1 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 |
3.1.1 纪录片的双重特性 |
3.1.2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概况 |
3.1.3 中国纪录片的“人文”转向 |
3.2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空间建构 |
3.2.1 影像空间的建构策略 |
3.2.2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空间”视角的流变 |
3.3 小结 |
第4章 可感知的城市意象空间 |
4.1 城市意象概述 |
4.2 纪录片中城市意象的表达 |
4.2.1 基于标志物的城市意象表达 |
4.2.2 基于路径和节点的城市意象表达 |
4.2.3 基于区域的城市意象表达 |
4.2.4 基于边界的城市意象表达 |
4.3 小结 |
第5章 表征性的城市符号空间 |
5.1 研究设计 |
5.1.1 框架理论 |
5.1.2 分析样本 |
5.2 代表性空间话语分析 |
5.2.1 日常空间 |
5.2.2 记忆空间 |
5.2.3 流动空间 |
5.2.4 超级空间 |
5.3 小结 |
第6章 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城市异质空间 |
6.1 城市历史与工业化 |
6.1.1 传统工业空间的瓦解 |
6.1.2 工人阶级“生活世界”的坍塌 |
6.2 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解和重塑 |
6.2.1 城市空间拆解中的权力关系 |
6.2.2 城市文化形象重塑的辨证意义 |
6.3 对城市空间“他者”身份的凝视 |
6.3.1 城市乌托邦与“异托邦” |
6.3.2 城市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 |
6.3.3 城乡二元空间的裂变 |
6.4 小结 |
第7章 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的交互审视 |
7.1 城市空间话语演化的必然趋势 |
7.1.1 地方话语与边缘话语 |
7.1.2 命运共同体话语 |
7.2 城市空间异化中的伦理审视 |
7.2.1 城市规划中空间组织的异化 |
7.2.2 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 |
7.3 城乡关系重组中的正义诉求 |
7.4 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城市题材人文纪录片代表作品要目(1990—2019)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10)不负青春不负村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问题提出 |
(二) 文献综述 |
(三) 概念界定 |
(四) 理论基础 |
(五) 研究设计 |
一、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群像 |
(一)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基本情况分析 |
(二)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回报状况分析 |
(三)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条件状况分析 |
(四)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负荷状况分析 |
(五)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认同与满意度状况分析 |
(六)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适应与发展状况分析 |
小结 |
二、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个体镜像 |
(一) 青春和梦想的眺望 |
(二) 苦中有甜的村幼情怀 |
(三) 不负村幼不负己的守望 |
小结 |
三、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根源探寻 |
(一) 国家政策的引领 |
(二)“家支”文化的浸润 |
(三) 关键他人的影响 |
(四) 村落文化的激励 |
(五) 客观环境的制约 |
四、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改善之策 |
(一) 宣传赋能:社会层面的宣传表彰与村落治理中的自我实现,焕发其家国情怀 |
(二) 提升能力:提供培训机会与资助,多途径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与专业资质 |
(三) 制度创新:校(园)长负责制与家支文化形成合力,提升村落的治理现代化水平 |
(四) 改善待遇:明确“一村一幼”教师身份,改善待遇和物质条件 |
五、结论与反思 |
(一) 研究结论 |
(二) 研究反思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四、沈阳农村:让我们从零开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2]莫伊谢耶夫舞台民间舞创作的跨文化研究[D]. 蔡佳依.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3]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草根女子篮球组织发展研究[D]. 申辉. 湖南工业大学, 2020(05)
- [4]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5]激情绽放鹏城——物业管理改革发展30年大会在深圳胜利召开[J]. 杨萌. 城市开发, 2011(19)
- [6]雷锋新传[J]. 陈抚生. 西部, 2009(03)
- [7]随时准备从零开始──北京达因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张璨的人生感悟[J]. 肖芸. 中外企业文化, 2005(07)
- [8]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9]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D]. 唐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10]不负青春不负村 ——凉山彝区“一村一幼”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D]. 凌鹭. 西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