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人生观改革

一、领导干部人生观的改造（论文文献综述）

于瑶^[1]（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卢汉^[2]（2020）在《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政党类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她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也就是具有国际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自此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以其独特的纲领和旗帜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此,一大批新型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诞生,有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其自身性质和党性锤炼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反映,具有先进性、纯洁性、阶级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内在规定,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目标、路线方针、组织原则、作风传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及其锤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综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能够始终坚持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的政党往往都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带领该国的人民群众不断取得民族振兴事业的新胜利。相反,有一些政党由于放松了自身建设和党性锤炼,往往褪化变质、贪污腐败,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历史告诫和启迪人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改造旧中国,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上半叶,在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及时顺应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使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中站立起来,之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又及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对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科学判断,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而使中国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加强党性锤炼。中国共产党将党性锤炼作为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不断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牢固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坚持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坚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如何进行党性锤炼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思考,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党性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性思想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对党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建党,坚持党的意识和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树立优良的作风,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六个方面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坚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立场和理念,坚持党的纯洁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党的学习性等方面来对党性问题进行论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来论述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性锤炼提供了理论指南,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方案和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性思想的指导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加强党性锤炼的实践。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呈现出由运动式整风整党到活动式集中教育再到综合性集中教育的发展变化。虽然不同阶段的教育主题不尽相同,方式方法也有差别。但综观中国共产党三个阶段党内集中教育实践的成功探索,它们呈现出了自觉性、时代性、指向性和长期性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在接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来加强党性锤炼;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要坚持思想建党,从思想、作风、纪律、制度多方面加强党性;要坚持正面教育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将党性教育的各个环节统一衔接。综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历史必然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实际要求,是褪变政党的历史镜鉴要求。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内容要点来看,具体包括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政治立场（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方法）、传统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规矩纪律（坚持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精神风貌（践行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和优秀的精神品质）。从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的基本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种方法:即通过党性教育与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结合来锤炼党性;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锤炼党性;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淬炼来锤炼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遵循着上述逻辑,实际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使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个性与组织性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坚持做到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锤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这是令人欣喜的。但与此同时,基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性锤炼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并且极大地弱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党性锤炼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思想纯洁性问题、政治纯洁性问题、组织纯洁性问题、作风纯洁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长效机制,努力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效;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不断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员的入口管理和退出机制,加强对组织队伍的教育、监督和管理;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孟复^[3]（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杜俊奇^[4]（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张雁东^[5]（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知行统一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审视我国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教育成效不显着、不理想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知行割裂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有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统一问题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论题。本文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观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体系中进行研究,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知与行相统一的基础理论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知行割裂问题的成因,建设性地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的思路与策略。论文主体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主要是全面系统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引导人们思想行为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知行合一蕴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纵观整个哲学史,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将知与行混为一谈,混淆了知与行自身特质的规定性;另一种则是把知与行完全割裂开来,忽视了知与行的统一关系是认识与实践辩证发展的过程。本文在对比分析古今中外先贤哲人知行观的基础之上,着重分析了王阳明、班杜拉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关系的三种基本类型,即重“知”观、重“行”观、“知”“行”并重观,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我们理解知行统一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深入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分离的问题。该部分分别从施教者、受教者的单一维度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分离的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角度来看,知行分离主要表现为施教活动与受教者思想觉悟脱节、与现实生活脱节、知识与信仰脱节等主要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者的角度来看,知行分离主要体现为无知不行、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等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论文从环境影响等客观方面以及思想觉悟等主观方面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行分离的主要原因。第三章着重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的条件和模式。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做到知行统一,一方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备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主观方面的品质;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安排等客观方面的条件。论文将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知行统一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从施教者的知到受教者的行全过程促进知行统一的条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的规律及模式,提出了主动型统一、被动型统一以及主动被动交叉型统一三种模式。第四章分析总结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的思路与对策,从构建施教者的知行统一、受教者的知行统一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等角度阐释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的思路。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知行统一,对于施教者而言,要逐步提高自身知识及理论素养,认清自身的历史使命,时刻以身作则,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受教者而言,则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根本,不断提高判断力,增强对于认知内容的认同感,促进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统一,培养坚定的意志和信念。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环境建设,营造和谐的人际环境、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清朗的网络环境,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统一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

王海霞^[6]（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李燕^[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对党内政治生态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激励、引导和约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态总体上健康发展。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急需从根本上净化党内政治文化这个“灵魂”。党的十九大把“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要内容写入党章,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政治要求,推动着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向纵深发展。故此,如何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是当前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现状。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角度界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并厘清了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确定了研究重、难点与拟创新点,为正文的展开作了铺垫。第一章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旨在回答“什么是党内政治文化”。文章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是政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政党成员在共享价值观的引导下形成的共同的行为取向。离开党员共同的行为取向,党内政治文化将成为不可名状之物。此外,党内政治文化通过制度制定者的价值追求渗透于党内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从党性特征上看,它具有本质的先进性、坚定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政治性。从功能上看,它不仅能够培育党员政治人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且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有重要引领作用。第二章关于党内政治文化历史生成的研究,旨在回答“党内政治文化是怎么来的”。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是建立在已有的思想文化成果和党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本章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及其发展中,梳理了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思想基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梳理了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文化渊源;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梳理了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历史轨迹。第三章关于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因的研究,旨在回答“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怎样的挑战”。文章认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以及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现象。这些现象虽是支流却严重侵蚀党的思想基础、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污染社会风气,危害甚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封建残余文化的影响、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以及部分党员的主观懈怠所致。第四章关于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目标取向的研究,旨在回答“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本章从观念、行为、制度三个向度搭建起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观念向度上,通过坚持辩证唯物世界观、树立共产党人人生观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体现积极健康。行为向度上,明确以知行合一为党内行为建设的指导原则、以规范自觉为党内行为建设的基本要求和以垂范表率为党内行为建设的理想追求体现积极健康。制度向度上,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完整的制度体系和依规从严的制度执行体现积极健康。第五章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思路、举措和经验的研究,旨在回答“十八大以来党是怎样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不良政治文化的成因,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肃清封建残余文化负面影响,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防止资本逻辑向党内政治生活扩张,注重党性锤炼以解决部分党员主观懈怠问题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新思路。遵循这个思路,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是: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保障;以政治生活为依托,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以媒体融合为契机,创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载体;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评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成效。通过这些举措积累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新经验,这些经验是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新起点。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本研究对于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际意义,并对今后进一步深化本问题域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思考。

孙志云^[8]（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执政为民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树立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发展创新,实现对执政实践的有力指导。目标方针确定后,实践的关键在于人。干部是执政实践的执行者,也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最终要落实到干部的实际行动中,在政府组织执政为民的实践过程中显现成效。为了考察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实际效果,本研究从基层视阈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府实践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观察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存在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现象,反映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指导基层实践的权威性、统一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究其原因,一些基层政府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对中央利民政策在执行上有所保留,对执政资源的配置、执政方略的选择有所偏好;一些基层干部在多重利益关系影响下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特点,存在认识偏差和逐利行为;基层的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有所欠缺。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本研究在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深刻认识、对其基层实践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执政为民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推动基层政府执政为民实践的对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研究期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察影响干部认识与实践“知行”转换的外在因素,探寻研究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新视野、新途径,由此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期望引起相关研究者对于干部实践行为的关注,为相关研究者和干部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期望执政为民理念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更好地实现。本论文共有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对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进行说明,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分析利益关系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概括。第三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过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基层政府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主要经验。第四章从基层政府与群众、基层政府与中央和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之间、基层干部自身4个层次,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出现群众观、政绩观、发展观和个体价值观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问题。第五章分析基层政府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根本原因,对基层政府利益偏好、基层政府博弈、干部私利、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等因素进行反思。第六章就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进行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建构、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进行分析,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要求进行概括,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主要途径和有效性的增强进行阐述,探讨促进干部从认识到实践的“知行合一”问题。第七章提出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价值导向的实践路向,对加强利益协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基层政府实践创新等进行阐述。论文最后结论部分总结了全文主要观点,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本文有三个方面创新之处: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问题的理论论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以执政为民理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和本质进行阐释,并对其理论渊源、历史发展进程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要点,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体系建构。第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执政为民实践。干部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对象也是基层政府实践的执行性主体,考察基层政府实践状况可以对干部群体接受执政为民教育的实际成效加以研判。本文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基层政府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实践所呈现的“价值导向—价值偏离—价值理性复归”演进趋势,探讨如何解决现实的利益矛盾,使接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干部实现执政为民从认识到实践的“二次飞跃”,促进干部“知行合一”。第三,对如何促进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落实提出对策,使研究具备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从中观和微观多层次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在实践中出现的价值偏离问题及其原因,从价值理性复归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基层政府实践路向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为强化执政为民理念的统一引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参考。

江小燕^[9]（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历程和方略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条件下,面对各种考验和风险,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为了实现党员、干部“不想腐”的目标要求而进行的实践探索、政策实施和理论认识。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实现“不想腐”的历史过程、历史特点、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回答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实现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方略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找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方略和具体政策措施,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体制机制提供理论启迪、历史依据和政策咨询。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追求“不想腐”目标所采取的举措及形成的经验教训进行考察,为现阶段构筑“不想腐”的堤坝和构建“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从而推动“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的完全转变,为完成“两个百年”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目标要求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不想腐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本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进行阐释。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理论基础。主要从中国传统的官德教育思想对实现不想腐的历史启迪,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员干部想腐败的动因、实现不想腐的总方略及具体举措进行探讨。如孔子的德政思想中蕴含了党员干部实现不想腐必备的道德修养,中国古代实施官德教育的方式,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政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启发,尤其为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了丰富的廉政教育方式。关于党员干部想腐败的思想根源及实现不想腐的总方略、具体举措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均有相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不想腐”应坚持“两个决裂”方略和社会公仆方略。列宁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应坚持思想文化反腐方略和组织清党方略。毛泽东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应坚持思想建党方略。邓小平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方略。江泽民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应坚持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总方略。胡锦涛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要坚持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总方略。习近平认为,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方略。第三部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面临的形势,采取的举措及形成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些党员干部萌生强烈腐败动机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颁布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规制度、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采取这种复合式防腐战略,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有效地解决了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有利于促使党员干部向不想腐的目标迈进。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营造了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党员干部呈现清正廉洁的良好精神风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一系列整风整党运动,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净化党员干部的思想,提升其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其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使其逐步向不想腐的目标过渡。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推动党员干部向不想腐的目标迈进,开展了“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一打三反”等一系列反腐举措,但这些反腐举措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在社会动乱的年代,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消极影响,使反腐举措在实践中很难真正执行,因而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第四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共产党为追求“不想腐”的目标所采取的举措,形成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梳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进程中,针对一些党员干部滋生腐败动机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实现“不想腐”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开展全面整党,提升共产主义觉悟促使向“不想腐”转变;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使党员干部受到实际的反腐蚀斗争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为实现“不想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与监督,促进“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由于经受不住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滋生腐败动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腐败欲念乘机滋长;利益多元化刺激了一些党员干部的逐利心理而萌生强烈的腐败动机。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防线;推动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增强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坚定性;严处大案以遏制腐败动机,推动“不敢腐”向“不想腐”的转变;纠正不正之风,为实现“不想腐”提供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加强廉政法规制度建设,促使不能腐向不想腐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形势。通过开展大规模专题教育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程度;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提升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提升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提升腐败的综合成本以抑制党员干部的腐败动机;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减少党员干部的腐败机会以遏制其腐败动机。通过发挥教育、惩处、纠风、制度等手段的整体合力,采取复合式反腐防腐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动机。第五部分主要探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追求“不想腐”目标所面临的形势,采取的举措,形成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防线失守;“四风”问题滋生蔓延,一些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缺失;党内政治缺乏严肃性,一些党员干部腐败欲念蔓延丛生等严峻形势。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系列党内专题教育活动、不断完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保持高压惩治腐败态势、构建廉洁政治生态,注重发挥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手段的整体合力,采取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的防治腐败方略,以推动党员、干部向“不想腐”过渡。为了筑牢不想腐的堤坝,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相统一;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统一;坚持道德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统一。第六部分探讨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目标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原因、解决路径及实现不想腐的总方略。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不想腐”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障碍和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不想腐的具体路径。针对不道德私欲,加强干部克治修身功夫以“破心中贼”;针对思想放松,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筑牢“不想腐”的堤坝;针对不良从政环境,营造廉洁政治生态为实现“不想腐”目标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针对家庭腐朽文化的侵蚀,加强家风建设促进廉洁齐家;针对腐败机会的客观存在,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实现“不想腐”提供制度保障;针对腐败成本较低,加大惩戒和曝光力度提升腐败综合成本以遏制腐败念想;针对公务员队伍薪酬体系偏低,建构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为党员干部实现“不想腐”提供物质保障。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治腐与制度治腐相结合、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相互促进、压制腐败动机与提升觉悟程度融为一体、实现不想腐与不敢腐、不能腐相互衔接的总方略,以推动党员干部向不想腐的目标过渡。实现“不想腐”的目标要求,是一个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的过程。唯有全体党员干部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我们距离实现“不想腐”的目标才会越来越近。此外,实现“不想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要坚持久久为功。

覃正爱^[10]（2017）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文中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是解决未来前进道路上新困难、新问题的迫切需要,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其奥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论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确立领导干部的精神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基本规律能够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提供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方法论能够成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否则就很难成为合格的、有能力的领导干部。

二、领导干部人生观的改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领导干部人生观的改造（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历程和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论文提纲范文）

四、领导干部人生观的改造（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2]政党性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锤炼研究[D]. 卢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3]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思想政治教育知行统一问题研究[D]. 张雁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6]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李燕. 武汉大学, 2019(06)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D]. 孙志云.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不想腐的历程和方略研究[D]. 江小燕.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J]. 覃正爱.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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