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傅佩佩[1](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刘达[2](2021)在《辽阳市372名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分析辽阳市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明确乡村医生在基层高血压防治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制定综合有效的高血压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2020年10月—2021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辽阳县和灯塔市抽取374名乡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对其中139例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进行分析。同时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结果:辽阳市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为37.5%,男性高于女性(45.5%vs23.9%,P<0.01),随年龄增长均呈现上升趋势(P均<0.01)。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0.3%、30.2%、7.9%,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7.7%、26.4%、5.7%和48.8%、41.7%、15.2%。未控制者中,1级高血压、2级高血压和3级高血压分别为67.6%、23.0%和9.4%。男性(OR=2.29,95%CI:1.22~4.27)、增龄(40~49岁OR=2.71,95%CI:1.02~7.22;50~59岁OR=3.22,95%CI:0.99~10.49;≥60岁OR=22.80,95%CI:6.23~83.42)、高血压家族史(OR=2.17,95%CI:1.30~3.62)、糖尿病(OR=2.75,95%CI:1.26~5.79)、高总胆固醇(OR=3.73,95%CI:1.20~11.60)、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OR=2.71,95%CI:1.02~7.22)、超重/肥胖(OR=2.96,95%CI:1.58~5.56)是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结论:辽阳市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高,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低。亟待加强对乡村医生高血压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村医对于高血压严重性的认识,进而在高血压防治工作中能够及时、有效地意识到高血压对于当地居民健康的危害。同时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治疗规范性和用药规范性,在有效控制自身高血压的同时,能够对当地高血压患者进行合理治疗与管理,真正发挥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网底的作用。
张扬阳[3](2020)在《江西省余干县乡村医生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力量,是扎根农村、守护村民健康的“白衣天使”。新医改后特别是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以来,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完善,乡村医生作为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神经末梢”,在生活中与农村居民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在缓解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发挥着最基础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是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中一个长久的思考。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和定性分析等方法对江西省余干县乡村医生的现状及发展进行了研究,近年来余干县乡村医生工作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岗位培训更加规范、财政补贴对村医的收入影响作用越来越大。然而,余干县乡村医生队伍当前面临着队伍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畅、工作压力大、待遇保障低等问题。政府要在推进乡村卫生一体化建设、完善养老保障政策、加强教育培训、打通职业上升渠道、改善村卫生室工作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李耀华,赵金香[4](2020)在《“健康中国”视域下甘肃省乡村医生队伍现状及培训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分析甘肃省不同地区乡村医生队伍现状、培训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完善乡村医生政策和提高培训效率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5月—12月选择酒泉市、兰州市、天水市、甘南州、庆阳市的1 258名乡村医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对乡村医生基本情况及培训情况进行调查并做统计分析。结果乡村医生学历、服务辖区人口数和执业医师资格情况各地区间分布有显着差异(P<0.05)。663名(64.8%)乡村医生认为培训内容在实践工作中很有用,577名(56.4%)乡村医生认为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医疗水平,553名(54.1%)乡村医生认为参加培训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工学矛盾,572名(55.9%)乡村医生对培训结果满意。乡村医生普遍(61.4%)认为培训最佳地点为当地县医院,每次培训时长3~7天(46.5%),培训次数为每年2~4次(51.3%),培训方式为脱产学习或进修(52.7%),培训师资为县级医院医生(52.5%),培训内容最好为常见病的诊治与急救(25.5%)。结论目前甘肃省乡村医生队伍有明显地区差异,存在成分层次复杂、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各地区应结合区域自身特点,以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乡村医生队伍整体水平。
姚璐[5](2020)在《基于非参与观察法的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所引发的细菌耐药性问题是全球重要的卫生议题之一。我国是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重灾区。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不仅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同时也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安全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究其缘由,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和患者的行为及其相关的政策体系对于抗生素合理利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从现有的研究上看,尽管国内外大量研究者关注到了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问题,但大部分研究侧重于对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问题的揭示,缺乏对抗生素使用过程和对原因的深入探究;从研究视角上看,现有的研究多为中观层面的研究,以医疗机构或者地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重点对抗生素处方或者用药的结果进行分析,但缺乏从微观从面对供方个体的行为分析和原因的深入挖掘。基于此,本研究借助于社会学中的非参与观察法,从微观层面,对供方的抗生素使用行为进行过程分析,从而探究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目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采用非参与观察法,从卫生服务供方的诊疗过程出发,寻找乡村医生在实际工作中抗生素使用行为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为寻找适合中国农村地区促进抗生素合理使用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乡镇卫生院数量和规模确定了山东省聊城市的S县和Y县作为研究现场,对两个县所有的1377家村卫生室按照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每一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卫生室作为研究对象,最终选取S县和Y县各5家卫生室。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对10家卫生室的村医分别进行了为期5天的现场观察和记录,并重点从个人特征、社会环境和规制三个层面收集乡村医生的处方行为过程,以及可能影响抗生素使用的一系列因素等;利用深度访谈,对观察过程中遇到的疑惑进行数据的收集和信息挖掘。对收集到的定性资料,通过归纳记录的资料总结出乡村医生的诊疗过程模式;定量资料通过描述性分析以及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分析乡村医生的抗生素处方特点;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果(1)乡村医生的诊疗过程缺乏规范,从问诊到开处方,没有一个完整、规范的流程,特别是在门诊量高峰期,卫生室的环境比较繁忙,村医的问诊率、查体率等各项行为指标都比较低;不同村医的社会经济水平差别较大,主要体现在医疗收入方面;乡村医生受到上级乡镇卫生院的规制管理主要为公共卫生的绩效考核,在药品管理和处方管理方面比较自由,几乎所有卫生室都会去医药公司采购药品,药品利润加成大约在10%-30%之间,大部分村医处方书写情况也比较差。(2)乡村医生门诊平均抗生素使用率为39.8%,在这12名村医中,抗生素使用率最低为31.3%,最高为58.9%,不同乡村医生个体之间的抗生素使用率差别较大。从患者特征来看,在不同年龄段中,儿童患者抗生素使用率最高为49.5%,在不同症状中,疑似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患者和口腔科患者抗生素使用率较高,分别为 61.4%和 65.2%。(3)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乡村医生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行为由个人特征、社会环境和规制管理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乡村医生的个人特征和受到的规制管理共同作用是导致村医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主要原因,村医的社会环境和规制管理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导致村医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次要原因。其中个体特征因素为工作年限较长,社会环境因素为医疗收入较低,规制管理因素为处方管理或者药品管理情况较差。结论与建议总体而言,农村地区乡村医生的抗生素使用形势严峻,抗生素使用率仍居高不下。村卫生室级别相关的管理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地区还存在“以药养医”的模式。乡村医生的诊疗环境复杂,患者就诊流程不规范,用药过程中操作不合理和不规范现象较为普遍。村医抗生素使用行为受到个人特征、社会环境和规制管理不同因素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影响,并且不同的因素组合都会导致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结果,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本研究发现的主要途径有个人特征和规制管理因素共同作用,以及社会环境和规制管理因素共同作用的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行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农村地区还是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重灾区,控制抗生素滥用、阻止抗生素耐药性的发展,村卫生室这一级别是今后干预应该关注重点地区。在对供方进行干预过程中,需要重点培训对儿童、疑似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和牙科患者的用药。2.加强对村卫生室患者看病流程的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卫生室“三室一房”不同的房间职能,让村医和患者拥有良好的就诊秩序。规范村医的诊疗行为,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降低耐药性。3.促进农村地区的抗生素合理使用,仅仅关注一个方面的因素是不够的,需要从乡村医生的个人特征、社会环境、规制管理等多方面共同进行干预,特别需要关注工作年限较长的村医,以及提升村医的合理医疗收入,加强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的管理,破除“以药养医”制度,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地区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问题。
施骞[6](2020)在《上海市农村地区分级诊疗制度运行现状调查 ——以崇明区SX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是实现我国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分级诊疗制度建立的宗旨是“让人人都可以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分级诊疗过程中,诊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就是基层首诊,通过下沉医疗资源到基层,使得家庭医生能更方便的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从而促进居民健康,实现基本医疗全覆盖的目标。国家计划到2020年完成分级诊疗的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上海市经过多年的“签约家庭医生”试点的运行,在分级诊疗上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上海市致力于夯实基层医疗网底推行分级诊疗秩序初步形成。截止到2019年,家庭医生签约人数由408万人增长到700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签约人数也显着增加。在家庭医生签约配套的优惠服务中,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累计开具延伸处方139万张以上,极大的使签约居民受益。二三级医疗机构平均每月为家庭医生优先预留13.8万个门诊号。从居民就医人流量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服务量发现,社区门急诊量已接近三级医院。在家庭医生的努力下,“首诊社区”逐渐成为上海市居民就医的共识,分级诊疗取得长足的进步。所以全面了解上海市以家庭医生服务为重点的分级诊疗运行现状及效果对于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工理论、协同理论,对上海市分级诊疗制度运行情况进行调查,其中采用访谈法对上海市农村地区崇明区SX镇的社区卫生分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点进行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对SX镇农村居民进行调研。研究过程主要通过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资源的使用率及参与家庭医生的基本情况,从社区卫生服务点的医疗资源的配给及服务管理情况以及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情况等方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了上海市农村地区分级诊疗制度下医疗服务的现状,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医疗制度实际知晓率偏低、家庭医生空壳化严重、医疗人员及考核制度不足。运用统计学和计量模型对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签约家庭医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口社会学特征中有无伴侣的婚姻状态和最近半年的健康自评、医疗资源评价特征中的对乡村医生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对医疗制度的知晓率都对签约家庭医生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研究结论:崇明区SX镇医疗供给中存在农村就医意识薄弱,签约率低、医疗制度宣传力度不足、医疗服务专业人才缺乏,优质卫生人力资源下沉困难、家庭医生空壳化严重等问题。结果表明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建全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制度体系的具体对策,如改善分级诊疗运行服务环境、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分级诊疗服务队伍建设等。
宋瑾瑜[7](2020)在《基于“职业化”的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调查研究 ——以河南省XX市为例》文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国家的根本性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根基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村卫生室是处于我国医疗服务最末端的一级机构,在村卫生室中执业的“乡村医生”是距离广大农民群众最近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承担着农村地区繁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基础医疗保障任务。影响乡村医生职业选择和队伍稳定的因素有许多,外部因素包括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入城就医情况增多、职业收入低、社会保障不到位以及职业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低;内部因素包括乡村医生的离职意愿居高不下,医学生的入职意愿过低。据调查,乡村医生对于自身社会保障问题的不满程度要高于收入问题。研究发现,乡村医生的职业意愿与社会保障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而乡村医生的“职业化”程度与其社会保障问题密切相关。“乡村医生”表面上是一种职业(医生的一种),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职业化”。调查发现,接近90%的乡村医生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未参加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95%的乡村医生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于受农民身份的制约,缺少单位支持,几乎没有乡村医生能够参加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全国大多数到龄退出(非退休)的乡村医生只能每月领取300元的补贴。可见,现有的制度设计仍然将他们归入农民群体中,他们以享受农民的社会保障为主,而非医生或者职工的社会保障,这与现行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设计格格不入。同样,城镇医生的职业风险有背后的单位和完善的社会保险设计予以分担,而乡村医生不得不独自面对。调查发现,为了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程度与其工作重要性不相匹配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地区开始尝试探索解决方案,包括江苏省、广东省、甘肃省、贵州省以及武汉市等地方。这些地区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经验,但在国家层面上还缺少对这一问题的顶层设计和回应,这使得该问题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仍未被妥善解决。研究认为,造成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身份”缺陷,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需完成乡村医生的职业化。国家层面需拿出解决乡村教师问题的魄力,完善顶层设计,统一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以“职业化”建设解决乡村医生的身份定位问题;其次,要明确乡村医生的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解决他们的参保主体“缺陷”;第三,要政策倾斜,推动商业医疗责任险向乡村医生群体延伸;最后,分类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不搞一刀切,对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乡村医生实行“计划保障”,将自由执业的乡村医生作为自由职业者推向市场。
张鑫岩[8](2020)在《中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拟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并提炼乡村全科医生的鉴别胜任力和基准胜任力,旨在为国家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提供依据,同时为乡村全科医生的培养和选拔提供理论支持,使其真正满足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法:(1)通过文献研究法收集和整理与本研究主题相关胜任力研究,初步建立岗位胜任力词条池。(2)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对全国18名乡村全科医生进行访谈,依据胜任力词条进行编码分析,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词条,同时提炼出乡村全科医生鉴别胜任特征和基准胜任特征。(3)依据岗位胜任力词条制订德尔菲专家咨询问卷,在全国范围内选取30名专家对胜任力词条及其内涵的合理性及重要性进行评价,构建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4)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结果:(1)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行为事件访谈法初步建立了乡村全科医生的岗位胜任力词条池,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84个,并对二级指标进行了释义。(2)提炼出乡村全科医生8项鉴别胜任力,分别为敬业精神、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具有爱心和同情心、出诊服务、良好关系的建立、成就导向、有自己的专长、主动了解社区人口动态及健康状况;10项基准胜任力,分别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处理、基本医疗操作技能、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中医诊疗能力、社区合理用药、转诊服务、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和评价、社区重点人群保健、了解医疗卫生体制及相关政策、急诊急救能力。(3)完成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的初步构建,包括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63个。德尔菲专家的权威系数为0.93,两轮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0.87、1.00,两轮协调系数分别为0.312、0.241(P<0.01)。(4)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一级指标按权重系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0.311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0.1960)、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0.1960)、人际沟通与团队合作(0.1386)、职业素养(0.1028)、信息利用与管理能力(0.0555)。结论:本研究首次构建了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模型科学可靠,可以为国家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提供依据,同时为乡村全科医生的培养和选拔提供理论支持。
朱翩[9](2019)在《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及监管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村卫生室,作为一个村级单位的医疗机构,其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基础疾病的初级诊疗,二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它是我国农村群众的卫生保障、医疗体系的基石。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当中明确指出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而当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作为最底层医疗机构—一村卫生室的发展,虽然在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历来都十分重视,在资金投入、政策措施、机构建设上一直在根据社会的发展调整步伐,力求改善基层医疗状况,当然效果是显着的,但仍在机构设置、人员储备、职能履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建湖县地处江苏省苏中里下河腹部,背倚苏北平原,农村人口占比大,是典型的倚重村级医疗机构的县城,其卫生保障就是村卫生室提供的医疗及公共卫生服务。对建湖县村卫生室的运行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可以为我国村级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决策建议和参考。本文从建湖县村卫生室的运行现状出发,以专家学者对农村医疗机构的理论及实践研究作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据处理与分析法、归纳总结法,对2016-2018年建湖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的村卫生室相关数据、监管部门的监管信息及对部分相关人员的调查及访谈信息的汇总和分析,得出建湖县村卫生室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职能落实不到位、医疗行为不规范、非法行医现象屡见不鲜、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并研究得出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为村卫生室行政规划不合理、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卫生相关培训不到位、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薪酬低、监管部门各项资源相对匮乏和医疗卫生监管相关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等,并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建议:一要规范设置村卫生室,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性能;二要完善乡村医生制度,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三要培训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强化依法执业意识;四改善经济补偿机制,调整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薪酬结构;五要健全卫生监管法律法规,加强对村卫生室的监管,遏制非法行医。
张莹莹[10](2019)在《我国乡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分析》文中提出目的:通过调查我国五个地区乡村医生的基本现况、培训和需求现状,分析我国乡村医生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和完善我国乡村医生培训政策和提高培训效率提供相对科学的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6年4月-2017年4月选择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中部及不同GDP水平的安徽省、陕西省、广西省、辽宁省、湖北省的2023名乡村医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对乡村医生现状、培训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分析,运用描述性分析和χ2检验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1、在被调查的1658名的乡村医生中,女性较少,年龄大者居多;学历多为中专及以下,本科毕业生少;获得执业医师情况分布不均衡;从业时间集中在20-30年;培训频次集中在2-3个月一次;时长多为半个月以上;培训形式师带徒最多,远程教育最少;培训多以提高预防保健为目的,多由于培训内容对实际工作帮助少和培训方式不合适而未参加培训。2、单因素分析后得出学历、地区、获得执业医师情况对乡村医生在培训地点、时长、师资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乡村医生开展培训是一个系统化的复杂工程,各地区需要结合区域自身经济状况及培训需求切实开展行之有效的培训活动,为我国培养出真正能扎根于、服务于农村地区的优秀医疗人才。
二、我国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3.1 理论框架 |
3.2 数据来源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3.5 质量控制 |
3.6 技术路线图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8.1 方法学讨论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8.3 研究结论 |
8.4 政策建议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辽阳市372名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 |
1 前言 |
2 研究对象与调查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调查方法 |
2.2.1 问卷调查 |
2.2.2 体格检查 |
2.2.3 实验室检测 |
2.3 相关定义 |
2.4 统计分析 |
3 研究结果 |
3.1 研究人群基本特征 |
3.2 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 |
3.3 乡村医生的血压水平 |
3.4 乡村医生血压分级情况 |
3.5 乡村医生高血压知晓率 |
3.6 乡村医生高血压治疗率 |
3.7 乡村医生高血压控制率 |
3.8 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3.9 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4 讨论 |
5 结论 |
本研究自我创新性评价 |
参考文献 |
综述 乡村医生的职业特征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江西省余干县乡村医生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第2章 乡村医生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乡村医生的界定及其作用 |
2.2 我国乡村医生的发展演变 |
2.3 理论基础 |
2.3.1 双因素理论 |
2.3.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 |
2.3.3 公共产品理论 |
第3章 江西省余干县乡村医生现状调查分析 |
3.1 余干县基本情况介绍 |
3.2 调查设计 |
3.2.1 资料收集和抽样方法 |
3.2.2 质量控制 |
3.3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
3.3.1 基本情况 |
3.3.2 岗位培训 |
3.3.3 收入待遇 |
3.3.4 养老保障 |
3.3.5 工作环境 |
第4章 江西省余干县乡村医生存在的问题分析 |
4.1 队伍结构不优 |
4.1.1 老龄化趋势明显 |
4.1.2 学历和执业(助理)医师转化率偏低 |
4.1.3 村医分布不够均衡 |
4.2 体制机制不够合理 |
4.2.1 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
4.2.2 村医身份问题导致基本诉求无法满足 |
4.2.3 城乡医疗报销制度导致医疗资源下沉不够 |
4.3 收入持续减少 |
4.3.1 药品差价收入减少 |
4.3.2 基本诊疗收入下滑 |
4.4 待遇保障不足 |
4.4.1 养老保障偏弱 |
4.4.2 医责保险缺失 |
4.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承接量和补贴不匹配 |
4.5.1 工作量大 |
4.5.2 补贴少 |
第5章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建议 |
5.1 优化乡村医生队伍结构 |
5.1.1 严格乡村医生配置和准入 |
5.1.2 加强乡村医生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
5.2 完善乡村医生管理体制机制 |
5.2.1 推进乡村卫生紧密型一体化管理 |
5.2.2 转变村医身份,打通村医职业上升渠道 |
5.2.3 尽快全部开通村卫生室门诊统筹 |
5.3 提高乡村医生待遇和保障 |
5.3.1 完善养老保障政策 |
5.3.2 建立多渠道补偿机制 |
5.3.3 建立医疗风险互助共担机制 |
5.4 提升村卫生室工作环境 |
5.4.1 积极开展村卫生计生室标准化建设 |
5.4.2 加强对村卫生室的监理管理 |
5.4.3 推进村卫生室的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 |
第6章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乡村医生问卷调查 |
附录 B 访谈题纲 |
(4)“健康中国”视域下甘肃省乡村医生队伍现状及培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
1.1 调查对象 |
1.2 调查方法及内容 |
1.3 统计学方法 |
2 结果 |
2.1 乡村医生队伍情况 |
2.2 乡村医生培训现状 |
2.3 乡村医生培训需求情况 |
3 讨论 |
3.1 一般情况 |
3.1.1 乡村医生性别和年龄构成 |
3.1.2 乡村医生学历和执业资格 |
3.1.3 乡村医生服务人口 |
3.2 培训现状 |
3.2.1 培训的必要性 |
3.2.2 培训的目的 |
3.2.3 影响培训的主要因素 |
3.2.4 培训的满意度 |
3.3 培训需求 |
3.3.1 培训地点和师资 |
3.3.2 培训时长和频次 |
3.3.3 培训方式和内容 |
4 结语 |
(5)基于非参与观察法的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1.1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现状 |
1.2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影响因素 |
1.3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研究现状 |
1.4 非参与观察法特点及应用 |
1.5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特点及应用 |
2 研究目的 |
3 研究设计 |
3.1 理论基础 |
3.2 技术路线图 |
资料来源与方法 |
1 资料来源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现场选择 |
2.2 研究对象 |
2.3 调查内容 |
3 资料收集和分析 |
3.1 资料收集方法 |
3.2 资料分析方法 |
4 质量控制 |
4.1 准备阶段 |
4.2 现场调研阶段 |
4.3 数据整理阶段 |
5 研究的伦理学 |
结果与分析 |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1.1 乡村医生基本情况 |
1.2 村医收治患者基本情况 |
2 村医诊疗行为、社会环境和受到的规制分析 |
2.1 乡村医生诊疗行为情况 |
2.2 乡村医生的社会环境 |
2.3 乡村医生的规制管理 |
3 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情况 |
3.1 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总体情况 |
3.2 不同患者特征和村医行为特征下抗生素使用情况 |
4 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影响因素的定性比较分析 |
4.1 构建真值表 |
4.2 必要条件分析 |
4.3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 |
4.4 扩展检验:抗生素合理使用的条件组合分析 |
讨论 |
1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在抗生素使用问题中的使用 |
2 乡村医生诊疗行为及抗生素使用特点讨论 |
2.1 乡村医生诊疗行为缺乏规范性 |
2.2 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率处于较高水平,不同村医之间有差异 |
2.3 儿童、疑似上感患者是村医抗生素使用的重点人群 |
3 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影响因素讨论 |
3.1 乡村医生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
3.2 个人特征与规制管理因素相互作用的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行为 |
3.3 社会环境与规制管理因素相互作用的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行为 |
4 创新与不足 |
结论和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非参与观察法调查工具 |
附录2: 村医访谈提纲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上海市农村地区分级诊疗制度运行现状调查 ——以崇明区SX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关于分级诊疗的研究 |
1.2.2 国内关于分级诊疗的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分级诊疗的概念 |
2.1.2 家庭医生的概念 |
2.1.3 农村居民的概念 |
2.1.4 就医行为的概念 |
2.2 理论基础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2.2 分工理论 |
2.2.3 协同理论 |
第三章 上海市农村地区分级诊疗整体运行情况 |
3.1 上海市分级诊疗的目标、原则及利益相关者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
3.1.1 上海市分级诊疗的目标 |
3.1.2 上海市分级诊疗的原则 |
3.1.3 上海市分级诊疗中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 |
3.2 上海市市区分级诊疗制度运行情况 |
3.3 上海市农村地区分级诊疗制度运行情况 |
3.4 上海市区与农村地区医疗服务的对照情况 |
3.4.1 医疗机构数量比较 |
3.4.2 就诊程序比较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SX镇分级诊疗制度运行情况调查 |
4.1 数据的来源与样本选择 |
4.1.1 数据的来源 |
4.1.2 样本的选择 |
4.2 数据质量监控 |
4.3 样本的基本情况 |
4.4 SX镇农村地区医疗服务现状 |
4.4.1 SX镇农村居民家庭医生医疗服务现状 |
4.4.2 SX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现状 |
4.4.3 SX镇乡村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现状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SX镇农村居民签约家庭医生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单因素卡方检验 |
5.1.1 人口社会学对老年人签约的影响 |
5.1.2 对医疗资源评价特征对老年人签约的影响 |
5.2 模型分析 |
5.2.1 模型的建立 |
5.2.2 数据说明 |
5.2.3 研究假设 |
5.2.4 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和对策建议 |
6.1 结论 |
6.1.1 分级诊疗制度运行环境有待改善 |
6.1.2 分级诊疗制度设计不完善 |
6.1.3 医疗工作者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待改善 |
6.2 对策建议 |
6.2.1 改善分级诊疗运行服务环境 |
6.2.2 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
6.2.3 全面提高分级诊疗团队服务水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
附录2 |
(7)基于“职业化”的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调查研究 ——以河南省XX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案 |
(二)技术路线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一、乡村医生 |
二、职业化 |
三、社会保障 |
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五、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二、公平理论 |
第二章 乡村医生队伍稳定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河南省XX市乡村医生队伍概况 |
第二节 影响乡村医生队伍稳定的外部因素 |
一、城镇化进程加快 |
二、农村居民选择去城镇就医的情况增多 |
三、收入情况 |
四、社会保障情况 |
五、社会认同与社会地位 |
第三节 影响乡村医生队伍稳定的内部因素 |
一、离职意愿及其原因 |
二、入职意愿:XX市医学生职业意愿数据分析 |
第四节 社会保障是影响队伍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
第三章 河南省XX市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情况调研 |
第一节 XX市被调查乡村医生基本情况 |
一、队伍构成 |
二、收入情况 |
三、收入满意度情况 |
第二节 XX市乡村医生社会保障调查数据分析 |
一、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
二、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
三、工伤、失业与生育保险参保情况 |
四、医疗责任保险参保情况 |
第三节 XX市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满意程度分析 |
第四节 XX市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工作量大收入低,“性价比”低 |
二、补偿机制不完善,数据更新不及时 |
三、工作面临的风险过高 |
四、社会保障程度有限,与其他职业有较大差距 |
五、商业保险向农村的延伸不足,发挥作用不充分 |
第五节 “身份”缺陷是造成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要原因 |
第四章 其他地区乡村医生社会保障工作经验及成效 |
第一节 明确义务单位办理五险一金——以江苏省为例 |
一、第一阶段: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操作 |
二、第二阶段:明确义务单位,全部办理“五险一金” |
第二节 与乡村医生建立聘用或劳动关系——以广东省、甘肃省为例 |
一、广东经验:纳入卫生院编制或者签订劳动合同 |
二、甘肃经验:签订劳动合同,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
第三节 以“员额制”改革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以贵州省为例 |
第四节 利用商业保险为乡村医生社会保障“补缺”“补漏” |
一、黑龙江省为乡村医生上“双保险” |
二、武汉市安排财政资金购买意外伤害险和医疗责任险 |
三、吉林省抚松县政府出资为乡村医生购买医疗责任险 |
四、四川青川县、湖南桂东县、宁夏西吉县的经验 |
第五章 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的建议:以“职业化”为纲 |
第一节 完善顶层设计,统一解决问题 |
一、用解决乡村教师问题的魄力解决乡村医生问题 |
二、在国家层面明确其职业定位,完善社会保障设计 |
第二节 以“职业化”建设解决身份定位问题 |
一、严格乡村医生的职业准入 |
二、强化乡村医生的职业意识 |
三、培养职业道德,树立职业形象 |
四、提高乡村医生的职业技能 |
五、加强乡村医生的职业保障 |
六、完善乡村医生的考核和职业监督 |
第三节 建立劳动关系,解决参保主体“缺陷” |
一、由于主体问题,他们参加养老保险的两种主要方式 |
二、两种方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主要区别 |
三、建立劳动关系,彻底解决参保主体“缺陷” |
第四节 政策倾斜,推动商业医疗责任险向乡村医生延伸 |
一、对商业医疗责任险的实际需求大 |
二、政府牵头组织,财政资金支持购买 |
第五节 选择市场和计划手段,分类解决问题 |
一、“职业化”并非全员“职业化” |
二、分类的具体依据和操作 |
三、分类解决社会保障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8)中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2 内容与方法 |
2.1 研究内容 |
2.1.1 理论研究 |
2.1.2 建立胜任力指标体系 |
2.1.3 确定各指标权重 |
2.2 研究方法 |
2.2.1 文献研究法 |
2.2.2 行为事件访谈法 |
2.2.3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2.2.4 层次分析法 |
2.3 技术路线图 |
3 研究结果 |
3.1 文献研究结果 |
3.2 行为事件访谈结果 |
3.2.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
3.2.2 编码信度分析 |
3.2.3 胜任力特征频次统计 |
3.2.4 访谈时长差异性分析 |
3.2.5 胜任力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3.2.6 建立胜任力词条池 |
3.3 德尔菲专家咨询研究结果 |
3.3.1 专家基本情况 |
3.3.2 专家积极程度 |
3.3.3 专家权威程度 |
3.3.4 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 |
3.3.5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
3.3.6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 |
3.3.7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 |
3.4 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
3.4.1 一致性检验结果 |
3.4.2 权重赋值结果 |
4 讨论 |
4.1 胜任力模型构建过程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
4.2 胜任力模型的比较及解读 |
4.3 鉴别胜任力与基准胜任力 |
4.4 乡村全科医生培养的建议与启示 |
5 结论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综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附录 |
(9)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及监管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实践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研究法 |
(二) 问卷调查法 |
(三) 访谈法 |
(四) 数据处理与分析法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 |
(一) 村卫生室 |
(二) 乡村医生 |
(三)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四) 非法行医 |
二、理论基础 |
(一) 公共产品理论 |
(二) 社会治理理论 |
第二章 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现状分析 |
一、全国村卫生室运行状况 |
(一) 机构基本情况 |
(二) 设施配备情况 |
(三) 人员设置情况 |
(四) 职能履行情况 |
(五) 行业监管情况 |
二、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状况 |
(一) 机构基本情况 |
(二) 设施配备基本完善 |
(三) 人员设置基本齐全 |
(四) 职能履行基本到位 |
(五) 部门监管正常运行 |
第三章 建湖县村卫生室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职能落实不到位 |
(二) 村卫生室工作人员服务能力低,人员流失严重 |
(三) 医疗行为不规范 |
(四) 非法行医现象屡见不鲜 |
(五) 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
二、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 村卫生室行政规划不合理 |
(二)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三) 医疗卫生相关培训不到位 |
(四) 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薪酬低 |
(五) 监管部门资源匮乏,卫生监管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 |
第四章 建湖县村卫生室监管对策建议 |
一、规范设置村卫生室,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性能 |
二、完善乡村医生制度,优化卫生资源配置 |
三、培训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强化依法执业意识 |
四、改善经济补偿机制,调整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薪酬结构 |
五、健全卫生监管法律法规,加强对村卫生室的监管,遏制非法行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10)我国乡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2 对象及方法 |
2.1 调查对象 |
2.2 调查内容 |
2.3 调查方法 |
2.4 资料收集 |
2.5 质量控制 |
2.5.1 对调查员进行培训 |
2.5.2 县、市、省设立调査负责人 |
2.5.3 问卷复核 |
2.5.4 数据录入 |
2.6 统计学方法 |
3 结果 |
3.1 乡村医生基本情况 |
3.1.1 性别构成 |
3.1.2 年龄构成 |
3.1.3 学历构成 |
3.1.4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情况 |
3.1.5 从业时间 |
3.1.6 办医形式 |
3.1.7 学医方式 |
3.1.8 收入水平 |
3.2 乡村医生培训现状 |
3.2.1 乡村医生培训基本现状 |
3.2.2 乡村医生培训情况效果及满意度 |
3.2.3 乡村医生培训现状影响因素 |
3.3 乡村医生对工作任务的认知情况 |
3.3.1 乡村医生的主要工作任务 |
3.3.2 乡村医生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
3.3.3 乡村医生在工作中担心的问题 |
3.3.4 乡村医生未得到良好培训和训练的内容 |
3.4 乡村医生培训需求情况 |
3.4.1 乡村医生培训需求基本情况 |
3.4.2 乡村医生培训需求影响因素 |
4 讨论 |
4.1 我国乡村医生队伍现状 |
4.1.1 我国乡村医生女性较少,年龄大者居多,学历偏低,本科毕业生较少 |
4.1.2 我国乡村医生获得执业医师情况分布不均衡,从业时间集中在20-30年 |
4.2 我国乡村医生培训现状 |
4.2.1 我国乡村医生培训频次集中在2-3 个月一次,培训时长多为半个月以上 |
4.2.2 我国乡村医生培训形式师带徒最多,远程教育最少,培训多以提高预防保健为目的,多由于培训内容对实际工作帮助少和培训方式不合适而未参加培训 |
4.3 我国乡村医生对目前工作任务的认知现状 |
4.3.1 我国乡村医生对主要工作任务认知总体分布较集中,地区分布有差距 |
4.3.2 我国乡村医生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和担心的问题较集中 |
4.4 我国乡村医生的培训需求情况 |
4.4.1 我国乡村医生对培训地点、时长、形式、师资的需求 |
4.4.2 我国乡村医生培训内容需求 |
4.5 对我国乡村医生培训的对策及建议 |
4.5.1 在全国乡村医生学历普遍无法满足医疗需求的背景下,建立全国乡村医生重点示范培训基地,全方位多维度的构建乡村医生培训网络 |
4.5.2 动态调查乡村医生培训需求情况,按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多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
4.5.3 关注乡村医生后顾之忧,通过提高待遇等多种途径,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年轻化 |
5 结论 |
本论文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我国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2]辽阳市372名乡村医生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D]. 刘达.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3]江西省余干县乡村医生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张扬阳. 南昌大学, 2020(03)
- [4]“健康中国”视域下甘肃省乡村医生队伍现状及培训分析[J]. 李耀华,赵金香. 卫生职业教育, 2020(14)
- [5]基于非参与观察法的乡村医生抗生素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D]. 姚璐. 山东大学, 2020(02)
- [6]上海市农村地区分级诊疗制度运行现状调查 ——以崇明区SX镇为例[D]. 施骞.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7]基于“职业化”的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调查研究 ——以河南省XX市为例[D]. 宋瑾瑜.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8]中国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D]. 张鑫岩. 中国医科大学, 2020(01)
- [9]建湖县村卫生室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及监管对策研究[D]. 朱翩. 苏州大学, 2019(06)
- [10]我国乡村医生培训现状及需求分析[D]. 张莹莹. 中国医科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