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矛盾与整合:国际格局向何处去?(论文文献综述)
王志杰[1](2021)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讲话中多次提到“美好生活”一词,美好生活不仅是人民的诉求,更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硬需求”,还包括许多以往没有的“软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话语和理论概念,更是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化、实践化、生活化,从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内涵、新要义、新路径。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论来源和时代背景。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本部分科学梳理古今中外的智者先贤关于美好生活的探讨,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系列论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地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都不是一尘不变的固定场景和固定看法,是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在此基础上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境遇,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现实基础。第二部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内涵新要义。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的探讨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点。本部分以新时代为背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讲话为引领,高度概括和总结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内涵新要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清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本质特征。第三部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本部分主要探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基础,表明了新时代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可能性以及可行性。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然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也是本文研究需要阐清的。第四部分,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本部分立足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条件下,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硬需求”和“软需求”的原则,对新时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思考,进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举措。
刘焕申[2](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蒋崧韬[3](2021)在《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农业经营总体上呈现出分散、细碎的小农经济格局。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然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却与传统理论相悖,在农地权利被清晰界定后,农地产权的整合仍然面临障碍,小农格局被长期固化。对于我国农业为何长期受困于小农格局,既有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解释。本文聚焦这一问题,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农业体制归纳为“小农体制”,并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即小农体制下农户始终拥有土地承包权,农地整合只能依靠派生于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由于经营权派生于承包权必然具有期限性,当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必须向土地承包权回复,因此农地整合后的产权格局就不具有终局性且存在向承包权回复的体制性动力,进而导致我国小农格局的固化。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因此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就不仅是分散、细碎的农地产权格局,导致农地产权格局向分散、细碎的初始赋权状态回复的动力机制才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症结”之所在。本文随后从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指出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会给市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对冲”市场机制整合农地的动力,同时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也会导致为整合农地而支付的交易成本不具有永久性效果以及因农地整合而提升的农业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积累。为了验证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本文就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业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在经营体制方面,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都始终面临交易成本高、运营成本高以及地权稳定性弱等困境。而在农业效率方面,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小农体制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小农体制的表征还是小农体制的实质都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不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发挥作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将始终受到束缚。考虑到西方农业发达国家(新大陆国家除外)在经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改造小农的历程,而我国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多种应对小农体制的办法,因此本文对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进行了梳理,以便从中找到参考和借鉴。从法国、德国、荷兰以及日本这几个主要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历程来看,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刺激、引导农场规模扩大,做好农户退出农业的安置工作以及出台限制农业分散的政策法规是被实践检验有效的通行做法。此外,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产权整合、降低农地产权整合的交易成本也是各国的共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土地私有制下农地产权能够被终局性整合是上述国家改造小农格局成效显着的关键因素。从国内应对小农体制的实践来看,虽然各地实践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通过农地自发流转很难打破分散、细碎的产权格局。因此,各地大多由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来负责农地要素的整合、集中。然而,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作为农地整合机构也面临短板和困境:首先,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受其行为能力限制,在农地整合过程中只能发挥居间作用,相较于农业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职能的农地中介机构而言,其职能单薄难以承载更多的期望。其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本身不是农地产权整合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其整合农地的动力可能并不来自于市场机制,这种权利义务配置的扭曲可能诱发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行为的失范。再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大多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在农地整合过程中难以对其行为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负责,农户成为相关风险的主要转嫁对象,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并不能解决小农体制下农地产权整合的非终局性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在借鉴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该对策建议的思路是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总体制度构想为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来充当土地流转中介。围绕这一总体制度构想,本文就该制度下如何保持农地产权的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包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和农民的耕地需求等)、如何低成本实现土地供应以及如何保障市场交易双方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来参与农地要素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最后,本文根据该制度设计之初拟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对该制度设计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并就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展开了必要的讨论。
李新潮[4](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刘洋[5](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韩丹凤[6](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政治素养、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影响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对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对策进行研究,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也关系到大学生成长的根本问题。本文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社会存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深入阐释了对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中国强国梦想的历史考量。对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提出提升引导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对策思考,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任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稳定、夯实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根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进行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理论阐释,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意识理论、社会存在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借鉴相关学科认知心理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代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发展目标进行系统梳理,这些思想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次,对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中国梦进行历史考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始终不渝追求的梦想。追溯从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和“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阶段,揭示了中国梦的孕育、演变和发展历程,把握中国梦的历史脉络,概括了中国梦的历史内涵。再次,透过数据分析和深度访谈揭示大学生中国梦认同总体状况。本研究认真设计调查问卷,并做好大学生认中国梦同状况频率分析和差异分析,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政治面貌和不同院校类别的学生进行比较,以期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取得成效。当前大学生中国梦认同表现出基本认知状况向好、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较高、参与践行主动性较强。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一些问题和成因,其中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些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模糊动摇、存在功利主义倾向,理论付诸实践的知行脱节等方面。对于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的现实问题,本研究从从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其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不良价值观渗透消解学生理性认同;从社会发展来看,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致使政治认同式微;从高校因素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国梦认同未协调推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来看,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与成长阶段相对特殊。最后,提出增强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引导路径分析。本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遵循“三大育人”规律,深入实施“三全育人”,加强教育过程的有机协同,着力创新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引导范式。通过借助社会力量持续优化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社会环境;同时注重整合育人资源,有效化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制约因素;还要强化学校教育,不断强化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思想引领;更要注重内外结合,科学激发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主体自觉。综上所述,大学生是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争夺的主要对象,他们对中国梦认同整体状况体现了当前高校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和育人的效果,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问题。有效提升大学生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不仅要通过话语体系回应大学生的思想困惑,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孙跃[7](2020)在《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当代中国司法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创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自确立以来就得到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并被理论界与实务界寄予了厚望。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案例指导实践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第一个方面的难题是“认识性难题”,由于人们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与功能认识不足,因而时常产生“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疑惑。第二个方面的难题是“技术性难题”,由于人们无法从裁判方法层面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条件与具体适用方式,进而对“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感到迷茫。第三个方面的难题是“制度性难题”,现有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需求,对该制度的改革与转型需要直面“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的拷问。上述三大实践难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叠加效应,导致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甚至面临“名存实亡”的重大危机。法源理论存在立法与司法之分,由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与运行均在司法领域,因而从司法角度理解法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指导性案例的研究。从概念的界定来看,司法意义上的法源就是裁判理由或依据的来源。从概念产生的机理来看,法源是通过“拟制”将多元规范“以法律的名义”加以适用的产物。从不同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法源理论与法律方法论、司法制度理论关系密切,它们可以共同形成一个“理论群”,用来分析某一类型法源规范在认识、适用以及改进等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法源理论有助于为系统性分析案例指导实践中的各类难题提供妥当视角,并基于此构建针对性解决方案。为了阐明“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要从法源效力与功能两个向度展开。法源效力主要来自其背后的权威,不同类型的权威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拘束力,法源的效力并不等于法源的实际效果。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将法源区分为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需求,用其界定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容易产生悖论。因此,有必要引入瑞典学者佩策尼克的“三分法”法源理论,从司法裁判论证的角度来界定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指导性案例同时具有制度性权威产生的规范拘束力与非制度性权威产生的事实拘束力,其效力弱于制定法和司法解释。同时,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效力意味着其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产生拘束力。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仅有助于确定其在当代中国法源体系中的位置,而且也有助于在学理上阐明相关司法义务。在法源功能方面,指导性案例具有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法律论证等丰富的法律方法功能。在法律发现方面,指导性案例从制定法、司法解释、公共政策、民事习惯以及其他类型的法源中发现裁判规则。在法律解释方面,指导性案例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等方法对既有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和补充。指导性案例还会通过类推、反向推理、目的性扩展与目的性限缩、法理或法律原则具体化等方法填补法律规则体系中的漏洞。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则可以从基于案件事实的论证、基于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以及基于后果权衡的论证进行考察。总之,人们之所以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司法意义上的规范拘束力和由此产生的司法义务,而且也是因为其具有裁判方法指引的重要功能。为了回答“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要从法源理论与法律方法理论的视角对其适用条件与适用方式展开研究。由于案例指导的基本理念是“同案同判”,因而其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就是“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存在相似性”。根据现行规定,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基本案情”与“法律适用”两方面。但是,由于这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难以被完全区分,因而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方法论上的整合与重构。通过参考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特点,“要件事实”比较适合作为案件相似性判断的对比对象。要件事实的归纳与对比需要借助类比论证实现,孙斯坦、阿列克西、布鲁尔等人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考虑到司法实践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在完成案件相似性的初步对比后,还需要进行基于可废止性检验与后果权衡的补正判断。在适用方式方面,需要区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完成案件相似性判断后要从指导性案例中识别裁判规则并进行引述,同时还要确保指导性案例与其他裁判理由的融贯适用。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填补法律漏洞或实现其他正当规范目的,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跨越不同案例类型进行参照适用。如果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不具有相似性或其本身已经失去指导作用,应当否定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并进行详细说理。此外,受到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法律部门差异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指导性案例在参照适用方式方面各有特点。至于“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则需要运用法源理论与司法制度理论进行研究。各种判例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均离不开“权力”与“市场”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权力因素确立判例作为法源的权威;市场因素则培育判例作为法源的共识;前者为后者提供制度性保障,后者则为前者提供运行的社会基础,两者需要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判例制度的良性发展。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方案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同阶段实施。就短期而言,可以运用权力手段快速树立起指导性案例的权威。主要手段包括:赋予指导性案例明确的司法审级地位、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模式、完善类案检索制度与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就中期而言,需要重视发挥司法市场因素的作用,培育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共识。主要手段包括: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给能力与裁判友好度、运用激励机制与智慧司法提高其运用效率、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案例评估与淘汰机制。就长远来看,需要摒弃对判例制度的偏见,促成案例指导制度向实质性中国特色判例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明确判例的法源地位、协调权威与共识在判例体系构建中的关系、加强判例汇编及其与法律评注的互动并继续发展成熟的判例适用理论与技术。综上,本文运用司法意义上的法源理论及其“理论群”对近年来我国案例指导实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通过“如何认识指导性案例——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如何改进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脉络,针对性地为“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以及“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等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上述研究的过程不仅是运用法源理论来分析与解决指导性案例实践难题的尝试,同时也是以案例指导实践难题作为契机对当代中国法源理论进行反思与完善的尝试。
何淼[8](2020)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发展低潮、国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为左翼民主党,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1991年2月,坚持共产主义的党内力量在阿曼多·科苏塔①(Armando Cossutta)的带领下,组织了“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并于同年12月正式更名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既是原意大利共产党共产主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也是一个革新共产主义政党。本文是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一项整体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理论、政策和实践探索,面临的发展困境,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论文在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背景、历史发展以及现实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从“理论认识”“政策主张”以及“实践探索”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上,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实践内容和实践形态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从“自身因素”与“政党生态”两个方面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作了深入分析,旨在从中得到若干有重要启示价值的认识。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脉络,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问题。论文在分析其前身——意大利共产党70年风雨进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意大利共产党转型和分裂为左翼民主党、重建共产党的背景性因素,进而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论文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型与重建是国际、国内及政党自身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欧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迷的环境之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近30年间呈现出“创立新党”“探索发展”以及“艰难前行”的发展态势。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属性”问题。论文在阐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常规化组织运行的基础上,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由最初的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党的组织属性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利益的现代群众性政党,党的组织运行也由传统的单纯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强组织管理。这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变革发展的主要内容与价值指向。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价值实现”问题。论文指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意大利的可能性实践,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大体经历了从“激进—温和—激进—温和”的演变过程。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中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以及政党自身造成的主要“问题”。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努力开展社会运动、广泛吸纳社会力量、重视开展左翼联合,在内外交困中求生存、谋发展。然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重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发展态势以2008年为分水岭急剧下降。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党员数量下降、组织缺乏活力,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以及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等问题既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深陷困境的表现,也是造成选民基础不够稳固、选民对政党认同感下降的原因,进而造成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频频失利,政治地位日趋边缘化的后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加剧了意大利政坛的波动,引发了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传统执政党日渐衰颓,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生存空间狭窄;意大利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挤压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此外,右翼势力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也抢夺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旨在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个案分析形成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考。论文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重建”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以灵活多样的社会活动拓展党的生存空间、以更加广泛的力量联合求得自身的发展空间等方面,论述了对于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首要前提”“根本要求”“关键所在”“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结语部分评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前景。苏东剧变近30年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奋斗,但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为了迎合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规则而把自己塑造成纯粹的群众性政党的形象,过分强调民主以及放弃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分裂和思想分歧不断,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和理论政策左右摇摆,造成政党地位愈发边缘化。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我们应客观、冷静、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在短期内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复兴与崛起仍需付诸长期的努力,经历长期的考验。总的来讲,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跌宕起伏的宏观背景下,考察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明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及蕴藏的发展潜力,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21世纪资本主义环境下共产党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的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进行准确把握,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探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行深刻认识与战略考量。
查芳灵[9](2020)在《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史上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不已的时代。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代表人物与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创始人,两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思潮——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同样对其思想演变产生显要作用,使其主体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要转变。进化论在欧洲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形态多样。由于近代中国客观实际的现实需要,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在社会历史发展领域具有充分解释力和适用性的社会进化论。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肇始于严复意译的《天演论》,历经维新派、革命派等不同主体的理解、传播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满足了希冀和主张“变革”的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全新意识形态的需要。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其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以及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启蒙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力最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化论同样对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具有浓厚的进化论色彩,彰显出强烈的革命性。青年陈独秀带着真挚的爱国热忱踏上救国征程,将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时局作为其思考的核心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极力推崇进化论,认为进化论是“宇宙之根本大法”,是“人心划然一新者”,进化论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围绕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等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运用进化论探究中国出路,抨击旧思想、旧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进化论的唯物性和能动性原则。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演进与转变。这是环境、社会、实践等外部原因和个人阅读、研究、经历等内部原因合力之作用。根据对陈独秀文集、书稿等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力求刻画清楚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的轨迹。在《劳动者底觉悟》中,陈独秀高度评价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彰显出群众史观的萌芽。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陈独秀初释剩余价值思想并运用剩余价值思想研究中国工人问题。《谈政治》则表明陈独秀已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中,陈独秀论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在1922年4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系统阐释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着重论述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的内在统一性,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中,把握马克思的两大真精神。思想转变有其复杂的原因,离不开特定的外部历史环境,同时,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陈独秀实现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陈独秀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要义,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要旨有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变化的规律、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国家论、政党学说等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总体上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原意,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最初认识与理解,促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与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共同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通过解析陈独秀对于唯物史观的阐释,以点带面,试图勾勒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的图景。与此同时,陈独秀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分析和探索。一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国情,剖析中国社会问题,正确定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二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三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当时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各派别,在道路之争中,明确指出中国应选择与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关于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主导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和唤醒无产阶级的觉悟,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以及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等。作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不仅影响了个人的人生轨迹,更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这一思想转变作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不论是价值理想层面上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或是学理层面上阐释和宣传唯物史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实践层面上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到个人、时代、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其思想转变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知还存在简单化、机械化之处等等。但从整体上看,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现的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经百年有余。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早已不同往日,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回望历史,如果没有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积极选择和阐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结合,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在新时代的今天,重新理性审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转变的这段历史,厘清其思想转变的脉络和轨迹,努力展现出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貌和内在规律,从一个维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丰富思想资源。
程晓辰[10](2020)在《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力量,政党政治变化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显微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尘嚣日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右翼力量高歌猛进,而左翼力量则陷入到群体性迷失中。面对不利的发展形势,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程度的选择了向“右”转,社会民主党部分的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光谱上由左翼滑向了更温和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的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利的形势,一部分共产党选择解散党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完全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尽管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选择部分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进行革新,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传统左翼政党向“右”转并向温和化转型是二十世纪末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显着趋势,其实质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并使得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向“中间”移动,这给传统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政治身份认同模糊、阶级基础弱化、理论战略主张特色不足、组织力量碎片化加剧等,使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制度性、结构性、全面性危机中,持续衰退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混沌焦灼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都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公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激进抗议运动频繁爆发,政党政治发展持续变动。我们应当看到,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多重危机的“泥沼”,这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南欧国家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直接冲击的第一线,其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随着南欧地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快速崛起,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过去在左翼“一党独大”的状况已经难以复现,而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更加被边缘化的窘况。可以说,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是当前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最显着趋势。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其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和规律性总结,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向是多维度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温和到激进的流变。具体表现在:在政治组织力量上,持有激进立场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快速崛起,左翼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激变;在政治表达方式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通过频频爆发的激进抗议运动表达出来;在政治身份认同上,重新定义“左翼”、回到“左翼”已经成为南欧左翼政党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左翼民粹主义滥觞和列宁主义复归等都带来左翼政党指导思想的“极化”;在政治战略主张上,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疑欧主义等多股政治思潮的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同时,就某一政党或不同类型政党来说,其转向激进的程度又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和类型的差异,因而这里的激进转向核心讨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南欧左翼政党向“右”转、进行温和化改革,又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向“左”转、强调回到“左翼”和转向激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趋向。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厘凊激进转向的发生机理,找到引发这种转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在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反映。窥探“后危机”时代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与左翼政党的起伏波澜是相一致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也导致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并最终演化为一系列的激进抗议运动,使得南欧左翼运动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公民选择诉诸更加激进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其合法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以来被建制派精英垄断和阻塞不无关系,自由民主的选举制的制度运行已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而其存在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已经无法及时准确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这是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激烈变动的根本原因。当然,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对激进转向实质的分析。金融危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南欧左翼政党在多重危机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并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出现的政治乱象(如频繁大选、频繁组阁、频频陷入政治僵局等)让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日益感到厌倦,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感也陡增,并将选票投向政治身份定位更加清晰、理论战略主张特色更加鲜明以及更擅于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的新兴政党,带来南欧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大变动,这预示着南欧国家传统“准两党制”格局的崩解,也意味着西式民主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加剧了南欧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金融恐慌和对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严重不满是激进抗议运动频频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引发了普通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而在选举政治下政党迎合选民意向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左翼政党所作出的调整与变革不仅是由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对右翼力量联合攻击的策略应对。随着极右翼政党在南欧国家逐渐站位脚跟并日渐势大,以及中右翼与极右翼等右翼力量联合攻击趋势的增强,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这也迫切要求南欧左翼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变革,能够在“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下充分把握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推动左翼的复兴和发展。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左翼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左翼政党重回“左翼”、转向激进是新形势下左翼政党变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但回到“左翼”也并不完全是回到过去的“左翼”,而是对“左翼”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和厘凊,使左翼政党的“左翼”身份特征鲜明、特色突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也更好的推动左翼政党迈向持续向好发展的轨道上去。总体而言,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转向激进的研究是对其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规律性、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以南欧左翼政党为蓝本对金融危机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极化现象所进行的一个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当然,南欧的政治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党的发展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洞察南欧左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以期为促进中国与南欧国家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矛盾与整合:国际格局向何处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矛盾与整合:国际格局向何处去?(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选题来源 |
(二)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调研方案 |
第一章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论来源和时代背景 |
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理论来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美好生活精神向往的论述 |
(二)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美好生活的论述 |
(三)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好生活的诸多论述 |
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相关论述 |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提出 |
(二)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好日子” |
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背景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
(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需求 |
第二章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内涵新要义 |
一、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出的基本内涵 |
(一)人民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主体 |
(二)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质保障 |
(三)坚定文化自信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保障 |
(四)保证和改善民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保障 |
(五)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态保障 |
(六)全面从严治党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治保障 |
二、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特征 |
(一)人民性: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
(二)层次性:人民的需要从一元化到多元化 |
(三)现实性: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扎根于实践 |
(四)发展性: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前进的过程 |
第三章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基础和存在问题 |
一、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基础 |
(一)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保证 |
(二)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供了制度基础 |
(三)改革开放为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供了动力保障 |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供现实保障 |
二、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制约因素 |
(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
(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
(三)收入分配不平衡 |
(四)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
(五)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 |
(六)民生工程保障发展不充分 |
(七)生态环境保护不充分 |
第四章 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 |
一、全面把握“三个新”的科学内涵,科学引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
(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
二、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
(一)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物质需要 |
(二)大力支持发展文化事业,满足人们精神需要 |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人民提供政治制度保障 |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
(二)建设廉洁政治环境,促进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关系和谐 |
四、深化教育改革,构建培养人民的教育体制 |
(一)全面落实素质教育,坚持以德为先 |
(二)重视创新思维培养,提高人的创新能力 |
(三)重视身心健康教育,培养健全人格 |
(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 |
五、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促进人民的社会治理体系 |
(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
(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弱势群体就业能力 |
(三)实施精准脱贫,为贫困人口提供全面发展的条件 |
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民的环境要求 |
(一)以绿色生态理念引导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 |
(二)发展绿色产业,改善生产生活方式 |
(三)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创新之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一)发展概念的界定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界定 |
(三)社会发展道路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一)历史依据:东向还是西向的千年徘徊 |
(二)时代依据: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 |
(三)现实依据: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基本国情 |
(四)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进步的家庭环境 |
(二)接受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三)熟悉了解俄国国情 |
(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
第二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历程 |
一、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 |
(一)联系俄国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 |
(二)论证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三)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
二、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 |
(一)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 |
(二)阐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 |
(三)俄国民主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三、发展和成熟时期 |
(一)帝国主义时代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 |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
(三)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 |
(一)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四)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 |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落后性 |
(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并存性 |
(二)俄国资本主义对内外的依赖性 |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一、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一)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 |
(二)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
(三)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四)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
(五)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途径和保证 |
二、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 |
(一)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
(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 |
(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合适形式 |
三、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二)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要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四、工农民主专政与世界革命 |
(一)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通过把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 |
(二)俄国的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 |
(一)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 |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
(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 |
(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
三、将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
(一)俄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
(二)俄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第六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价值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遵循 |
(一)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 |
(二)指引俄国党和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 |
(一)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 |
(二)吸引世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三)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
三、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依据 |
(一)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
(二)提供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 |
四、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镜鉴 |
五、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决策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打造坚强领导核心 |
(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合格建设者 |
(四)坚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全面深化改革 |
(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利弊,积极主动予以扬弃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致谢 |
(3)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文献综述 |
1.4.1 小农经济理论 |
1.4.2 关于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征 |
1.4.3 关于我国小农格局的成因 |
1.4.4 关于小农格局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
1.4.5 关于小农格局的破除 |
1.4.6 关于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实践经验 |
1.4.7 文献评述 |
1.5 本文创新点 |
1.6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农业现代化理论 |
2.1.2 产权理论 |
2.2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第3章 小农体制概述 |
3.1 中国农业体制的性质 |
3.1.1 关于经济体制 |
3.1.2 中国农业体制为何是小农体制 |
3.2 我国小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3.2.1 我国农地制度的沿革 |
3.2.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沿革及性质辨析 |
3.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准所有权性质导致了小农体制的形成 |
3.3 相关概念界定 |
3.3.1 “小农体制” |
3.3.2 “小农经济”与“小农格局” |
3.3.3 其他相关概念 |
3.4 本章小节 |
第4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分析 |
4.1 从“科斯定理”看我国的小农格局 |
4.1.1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界定的讨论 |
4.1.2 关于农地要素流动交易成本的讨论 |
4.1.3 小农体制的作用“对冲”了市场机制对农地的整合效果 |
4.2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
4.2.1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特殊方式——土地流转 |
4.2.2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后果的不确定性 |
4.2.3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交易成本花费的无效率 |
4.2.4 小农体制下农业效率积累困难 |
4.2.5 小农体制导致小农格局被固化难以打破 |
4.2.6 关于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期限的讨论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小农体制与农业经营体制 |
5.1 小农体制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
5.1.1 小农体制的表征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5.1.2 小农体制的实质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5.2 小农体制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
5.2.1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农地整合的交易成本高 |
5.2.2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的成本高 |
5.2.3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的地权稳定性弱 |
5.2.4 从农业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看我国小农体制的特殊性 |
5.3 小农体制下的农业合作 |
5.3.1 普通农户间的合作难以达成 |
5.3.2 大户领办的合作——合作社的异化 |
5.3.3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分析 |
5.4 小农体制下的社会化服务 |
5.4.1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沿革 |
5.4.2 小农体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困境 |
5.4.3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自身的生存、演化逻辑看小农体制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6.1 相关理论和研究设计 |
6.2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
6.2.1 方法简介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6.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6.4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1 模型参数估计 |
6.4.2 稳健性检验 |
6.5 估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 |
7.1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相关经验 |
7.1.1 法国 |
7.1.2 德国 |
7.1.3 荷兰 |
7.1.4 日本 |
7.1.5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经验借鉴 |
7.2 国内应对小体制的实践尝试 |
7.2.1 “联耕联种”模式 |
7.2.2 “虚拟地块”模式 |
7.2.3 “土地信托”模式 |
7.2.4 “土地银行”模式 |
7.2.5 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经验总结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对策建议 |
8.1 根本方向:通过新的制度供给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8.2 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
8.2.1 价值取向 |
8.2.2 基本原则 |
8.3 总体制度构想: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充当土地流转中介 |
8.3.1 农地经营机构的基本功能:承担农地要素流动的中介 |
8.3.2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独立承担中介职能避免政府干预 |
8.3.3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 |
8.4 农地经营机构的具体制度设计 |
8.4.1 保持农地产权稳定的相关制度设计 |
8.4.2 尊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和保障农户耕地需求的制度设计 |
8.4.3 保障低成本土地供应的相关制度设计 |
8.4.4 保障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流转土地的制度设计 |
8.5 对制度设计效果的检验 |
8.5.1 新的制度安排能否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8.5.2 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能否被实现 |
8.5.3 提出的基本原则能否被贯彻 |
8.6 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 |
8.6.1 运营成本过高的风险 |
8.6.2 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
8.7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参考文献 |
一、经典着作 |
二、中文着作 |
三、中文译着 |
四、英文文献 |
五、期刊论文 |
六、学位论文 |
七、报纸网络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一、发表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三、参加会议 |
致谢 |
(5)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个案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创新 |
四、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一、新时代 |
二、高新区 |
三、管理体制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三、治理理论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第三节 比照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三、研究启示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一、功能优化 |
二、职能转变 |
三、权力重构 |
四、机构改革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6)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注释 |
第一章 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理论概述 |
一、概念厘定 |
(一)认同 |
(二)“中国梦” |
(三)大学生“中国梦”认同 |
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概述 |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存在理论 |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意识理论 |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三、相关学科理论的理性借鉴 |
(一)认知心理学理论 |
(二)社会认同理论 |
(三)社会交换理论 |
注释 |
第二章 近代以来中国强国梦想的历史考量 |
一、中华民族“百年沉沦”的历史时期(1840-1949) |
(一)追求平均主义思想的太平天国运动 |
(二)追求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
(三)追求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 |
(四)探索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 |
二、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时期(1949-1978)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 |
三、中华民族“富起来”的历史时期(1978-2012) |
(一)改革开放时期“三步走”发展战略 |
(二)世纪之交“新三步走”发展战略 |
(三)新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 |
四、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时期(2012--至今)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二)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
(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
(五)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注释 |
第三章 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实证分析 |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样本和频率分布 |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 |
(二)调查问卷的样本分析 |
(三)调查问卷的频率分布 |
二、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分析 |
(一)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频率分析 |
(二)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差异性分析 |
三、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主要成效 |
(一)大学生对中国梦基本认知状况总体向好 |
(二)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较高 |
(三)大学生参与践行中国梦的主动性较强 |
注释 |
第四章 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一些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模糊动摇 |
(二)一些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功利主义 |
(三)一些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知行脱节 |
二、大学生中国梦认同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一)西方不良价值观渗透消解学生理性认同 |
(二)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致使政治认同式微 |
(三)高校思政工作与中国梦认同有效协同不够 |
(四)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和成长阶段相对特殊 |
注释 |
第五章 增强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引导路径分析 |
一、聚焦“立德树人”引领中国梦认同方向 |
(一)坚持“三全育人”明确中国梦认同目标 |
(二)把握“三大规律”提升中国梦认同实效 |
二、注重“有机协同”构建大思政格局 |
(一)构建中国梦认同合力育人格局 |
(二)形成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 |
三、持续优化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社会环境 |
(一)积极营造优良的社会文化氛围 |
(二)发挥大众传媒的辐射引领作用 |
(三)提升网络话语方式的引导能力 |
四、激发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主体自觉 |
(一)引领大学生坚定精神支柱 |
(二)明晰小我与大我的责任担当 |
(三)推动大学生的日常实践养成 |
五、有效化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的制约因素 |
(一)凸显中国梦教育的社会问题导向 |
(二)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育人能力 |
(三)发掘新媒体在筑梦育人中的作用 |
注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调查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意识 |
二、相关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
三、创新之处与可能的贡献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与进路 |
五、对常用表述的统一说明 |
第一章 法源的内涵及其对于案例指导实践的意义 |
第一节 司法视角下的法源内涵 |
一、法源是裁判理由或依据的来源 |
二、法源是将多元规范拟制为法律的产物 |
三、法源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系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面临的实践难题 |
一、认识性难题: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二、技术性难题: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三、制度性难题: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 |
四、三大难题的互相作用与叠加效应 |
第三节 法源理论对于指导性案例实践的意义 |
一、法源理论有助于阐明“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二、法源理论为“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方法论 |
三、法源理论为“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探明方向与路径 |
第二章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效力 |
第一节 关于法源效力的基本理论 |
一、法源的效力主要来自权威 |
二、法源效力的性质取决于权威的类型 |
三、法源的效力不等于法源的“实效” |
第二节 “二分法”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悖论 |
一、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 |
二、“二分法”无法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
第三节 “三分法”下指导性案例具有“应当参照”效力 |
一、“必然法源”“应然法源”“或然法源” |
二、“三分法”下的当代中国法源类型 |
三、如何理解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 |
第四节 明确指导性案例法源效力的意义 |
一、确定指导性案例在法源体系中的位置 |
二、阐明与指导性案例适用相关的司法义务 |
第三章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功能 |
第—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发现功能 |
一、从制定法中发现裁判规则 |
二、从司法解释中发现裁判规则 |
三、从公共政策中发现裁判规则 |
四、从民事习惯中发现裁判规则 |
五、从其他法源中发现裁判规则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解释功能 |
一、文义解释 |
二、体系解释 |
三、目的解释 |
四、历史解释 |
五、比较解释 |
第三节 指导性案例的漏洞填补功能 |
一、类推适用 |
二、反向推理 |
三、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 |
四、法理或法律原则的具体化 |
第四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功能 |
一、基于不同层次案件事实的论证 |
二、基于形式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 |
三、基于后果权衡的论证 |
小结:法源理论对“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回答 |
第四章 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适用条件 |
第一节 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条件:案件相似 |
一、“基本案情”的相似性 |
二、“法律适用”的相似性 |
第二节 判断案件相似性的对比对象:要件事实 |
一、要件事实的内涵及其理论优势 |
二、要件事实的归纳方法 |
第三节 案件相似性的初步判断:类比论证 |
一、类比论证的基本原理 |
二、案件相似性判断的类比论证 |
第四节 案件相似性的补正判断:可废止性检验与权衡 |
一、对论证前提的补正:可废止性检验 |
二、对论证结论的补正:后果考量与权衡 |
第五章 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适用方式 |
第一节 指导性案例的一般适用方式 |
一、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识别与引述 |
二、指导性案例与其他裁判理由的融贯适用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的特殊适用方式 |
一、典型体现:指导性案例的跨类型适用 |
二、跨类型适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
三、跨类型适用的限度与路径 |
第三节 否定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方式 |
一、否定适用的基本内涵 |
二、否定适用的情形及方式 |
第四节 不同法律部门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一、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二、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三、行政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小结:法源理论对“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回答 |
第六章 法源视角下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方案 |
第一节 推动判例制度发展演化的两大因素 |
一、权威:权力运用与制度构建 |
二、共识:市场调节与自发秩序 |
三、两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结合方式 |
第二节 短期方案:强化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权威 |
一、赋予指导性案例明确的司法审级地位 |
二、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模式为案例适用创造便利 |
三、健全类案检索与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 |
第三节 中期方案:培育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共识 |
一、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给能力 |
二、提升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友好度” |
三、运用激励机制与智慧司法提高案例运用效率 |
四、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案例评估与淘汰机制 |
第四节 长期方案:向实质性的中国特色判例制度转型 |
一、明确判例在司法意义上的法源地位 |
二、协调权威与共识在判例体系构建中的关系 |
三、加强判例汇编及其与法律评注的配合 |
四、继续发展成熟的判例适用理论与技术 |
小结: 法源理论对“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的回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 |
第一节 意大利共产党“重建”的背景 |
一、国际背景 |
二、国内背景 |
二、党内环境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
一、酝酿与初创时期(1991年-1995年) |
二、探索与发展时期(1996年-2007年) |
三、低谷与奋进时期(2008年至今) |
第二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
一、组织体系: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 |
二、党员队伍:领袖、干部与党员 |
三、外围组织:青年共产党与国家担保协会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变革 |
一、指导思想:从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 |
二、组织属性:从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 |
三、组织原则:从坚持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 |
四、组织运行:从单纯依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组织管理 |
第三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认识 |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 |
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析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
一、经济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 |
二、社会政策:重点保障底层民众的利益 |
三、文化政策:增加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投入 |
四、对外政策:反对欧盟的反共行径 |
第四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 |
一、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
二、努力开展社会运动 |
三、广泛吸纳社会力量 |
四、重视开展左翼联合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 |
一、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抑制了重建共产党的生存空间 |
二、意大利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限制了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
三、右翼势力挤压了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 |
第三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实力弱化 |
一、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 |
二、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 |
三、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 |
四、组织缺乏活力,活动经费不足 |
五、党员数量下降,党员结构不优 |
第四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弱化 |
一、重建共产党的选民基础不够稳固 |
二、选民对重建共产党的认同度下降 |
三、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频频失利 |
第五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生存的首要前提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共产党团结统一的根本要求 |
三、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是共产党坚强有力的关键所在 |
四、拓宽活动空间是共产党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 |
五、实现广泛联合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表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总体架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总体架构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 |
一、进化论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
(一)进化论及其在欧洲的发展 |
(二)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的社会背景 |
(三)进化论传入近代中国的思想背景 |
二、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进化论的译介与传播 |
(一)严复的天演进化思想 |
(二)维新派的进化论思想 |
(三)革命派的进化论思想 |
(四)互助主义进化论传入中国 |
三、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
(一)对传统世界观、历史观的冲击 |
(二)奠定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 |
(三)激发自由、科学、民主、理性等近代启蒙精神 |
第二章 陈独秀前期思想中的进化论因素 |
一、陈独秀对进化论的总体认识和唯物论发展 |
(一)青年陈独秀的人生经历 |
(二)“宇宙之根本大法” |
(三)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唯物论 |
二、陈独秀进化论的历史观 |
(一)“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 |
(二)“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 |
(三)“所不同者,吾人有自动的发展力耳” |
(四)“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 |
三、陈独秀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伦理观 |
(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二)“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 |
(三)“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
四、陈独秀人生观中的进化论因素 |
(一)“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 |
(二)“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
(三)“幸福之为物--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 |
第三章 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 |
一、“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
(一)群众史观的萌芽 |
(二)初释剩余价值学说 |
(三)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
二、“我是相信唯物史观的” |
(一)论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 |
(二)形成较完整的唯物史观思想体系 |
(三)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 |
三、陈独秀思想转变原因的理性审视 |
(一)外部环境带来的省思 |
(二)追求个体解放和社会民主的前后贯通性 |
(三)新文化运动对进化论的反思 |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
第四章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解说 |
一、唯物史观“要旨有二” |
(一)“人类文化之变动” |
(二)“社会制度之变动” |
(三)“唯物史观派”的巨子 |
二、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一)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
(二)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内在统一 |
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
(一)劳工专政思想 |
(二)国家观 |
(三)政党论 |
第五章 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
一、对中国特殊社会性质的定位 |
(一)剖析中国社会问题 |
(二)定位中国社会性质 |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 |
(一)中国革命须分“两步走” |
(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和选择 |
(一)社会主义道路之争 |
(二)选择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 |
四、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 |
(一)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 |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无产阶级觉悟 |
(三)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
(四)联络革命的资产阶级展开民主革命 |
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思想转变的历史评价 |
一、启蒙的革新: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在中国的确立 |
(一)赋予启蒙新的精神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 |
(二)以思想论战促进中国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辨明和追求 |
二、从零星到聚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一)总体把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 |
(二)组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
三、由理论到实践:拉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帷幕 |
(一)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 |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
四、思想转变的历史局限 |
(一)尚未彻底摆脱进化论因素的影响 |
(二)忽视对辩证法的学习与研究 |
(三)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缺乏深刻、科学的认识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 |
(10)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的新变化 |
2.1 南欧左翼政党基本概况 |
2.1.1 南欧地区活跃的主要左翼政党 |
2.1.2 意识形态视域下南欧主要左翼政党子类型划分 |
2.2 选举向度下南欧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 |
2.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日渐势衰 |
2.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 |
2.2.3 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被边缘化 |
2.2.4 其它左翼小党发展举步维艰 |
2.3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
2.3.1 从稳定到动荡:激进左翼政党崛起后南欧左翼政治力量出现新格局 |
2.3.2 从温和到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后南欧左翼政治生态面临新变化 |
2.3.3 从另类到主流:激进抗议运动浪潮后南欧左翼政治发展呈现新趋势 |
第3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表现 |
3.1 政治表达方式转向激进:社会抗议运动高涨推动民意立场持续左转 |
3.1.1 激进抗议运动持续兴起 |
3.1.2 公民政治参与变动无序 |
3.1.3 民意支持立场持续左转 |
3.2 政治身份认同转向激进: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 |
3.2.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从边缘走向中心 |
3.2.2 主流左翼政党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
3.2.3 主流左翼政党的重塑政治身份标识 |
3.3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激进:传统理念回归带来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显着提升 |
3.3.1 西班牙共产党的“新列宁主义观” |
3.3.2 希腊共产党的“再激进化”变革 |
3.3.3 葡萄牙共产党的“斗争传统”回归 |
3.4 政治战略主张转向激进:多股政治思潮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 |
3.4.1 “民粹派”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解构 |
3.4.2 “反建制派”呼吁结束传统建制派精英统治 |
3.4.3 “疑欧派”提出对欧盟治理模式的强烈批判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根源探究 |
4.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理论奠基 |
4.1.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
4.1.2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激进民主理论探赜 |
4.1.3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生命政治话语建构 |
4.1.4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
4.2 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推波助澜 |
4.2.1 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
4.2.2 危机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愈加突出 |
4.2.3 危机促使左翼政党重拾信心希望 |
4.3 社会运动和思潮“左”转的直接回应 |
4.3.1 紧缩政策引发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
4.3.2 建制派精英垄断权力使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
4.3.3 激进抗议运动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
4.4 新媒体工具的话语垄断和技术控制 |
4.4.1 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政治传播方式变革 |
4.4.2 新媒体工具应用形成对舆情的直接引导 |
4.4.3 新媒体政治发展实现对选民的技术控制 |
第5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实质 |
5.1 西式民主衰退和神话破灭后的替代性救赎 |
5.1.1 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系统反映 |
5.1.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与破产 |
5.1.3 西式民主衰退及其信任危机 |
5.1.4 民粹主义霸权的重构与替代 |
5.2 民意向“左”的社会心理特征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 |
5.2.1 南欧社会深层撕裂与公民政治认同缺失 |
5.2.2 普通民众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 |
5.2.3 左翼政党迎合民意变化的必然选择 |
5.3 对右翼力量保守倾向的抗争与突围 |
5.3.1 南欧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 |
5.3.2 来自右翼保守力量的强势攻击 |
5.3.3 左翼政党对右翼的抗争与突围 |
第6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展望与启示 |
6.1 南欧左翼政党的“自我”和“他者”之鉴 |
6.1.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对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的分析与应对 |
6.1.2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6.1.3 共产主义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6.2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 |
6.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发展遇阻,经历调整还有复兴可能 |
6.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存在不足,持续勃兴面临现实挑战 |
6.2.3 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坚持革新仍可把握机遇 |
6.3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思想根基 |
6.3.2 把牢全媒体时代话语领导权,警惕错误思潮诱导 |
6.3.3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及时回应民意变化 |
6.3.4 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统计表 |
附录二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历次大选选举结果统计表 |
附录三 :常用党团名称缩略语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矛盾与整合:国际格局向何处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研究[D]. 王志杰.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2]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蒋崧韬. 四川大学, 2021(12)
- [4]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5]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6]新时代大学生中国梦认同状况及引导策略研究[D]. 韩丹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7]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D]. 孙跃. 山东大学, 2020(05)
- [8]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何淼. 山东大学, 2020(01)
- [9]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变研究[D]. 查芳灵.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10]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D]. 程晓辰.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