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初年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变数（论文文献综述）
耿君[1]（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刘天明[2]（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李春妮[3]（2021）在《裴说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裴说作为晚唐时期的一位诗人,与王贞白、曹松、贯休等人都有过密切的交往。与同时代的诗人一样,裴说感受着晚唐时代动乱不安的氛围,在诗歌创作上推崇苦吟。就其诗歌创作的整体倾向看,也同晚唐末期的审美趣味相照应;且裴说多年不第,内心苦闷,也因此更能显示当时时代的某些风格特征。由于与裴说有关的文献记载比较少,而且存诗也不多,给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带来一些困难。本文在整理与裴说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晚唐特定的时代背景,分三个章节对于裴说的为人及诗歌展开分析和研究。本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理由、研究价值和研究现状。第一章介绍了裴说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通过对于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对裴说的生卒年籍贯家庭情况、漫游、交游等方面进行考证。第二章通过对裴说诗歌内容的研究,将诗歌题材分为五类:写景类、纪行类、咏物类、酬赠类、杂感类等。第三章对裴说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探讨。从清幽闲适、沉寂感伤的艺术风格及精于炼字、“意外句耸人观”、长于五律、善于用典的表现手法等方面对裴说的诗歌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论及裴说诗歌的影响。
宋子昕[4]（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靳匡宇[5]（2020）在《自体性观照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演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对象为美国海事管辖权1的变迁。首先通过对海事管辖权自体性早期发展及消亡历程的阐释,指出美国海事管辖权的统一性理想及其现实境遇。在殖民地经验、英国先例以及欧陆海事法传统的复合影响下,美国海事管辖权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这种扩张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在海事管辖权统一性2追求过程中有超越界限的情形,比如在海事侵权管辖权的扩张过程中,由于传统“地点标准”的惯性影响,导致大量单纯发生在水上的欠缺海商事因素的案件被纳入海事管辖权范畴,引发了实践中的极大混乱。纵观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比如“海事法庭是船员的监护人”,就作为一种司法理念深入到海事法官的观念之中,当然也存在新时代下保守的情形,在个别历史时期,一般海事法在水上人身伤害案件中处于缺位状态,以至于在后世饱受批评。在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过程中,一般海事法通过司法实践活动承担着引领性功能,立法在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海事法由法院运用,具有灵活性和统一性等优点,然而也存在因为规范性要素不足、不确定性较大而被误用等问题。在我国当下,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扩张海事管辖权的需要和隐忧。扩张的需要在于:我国传统受到“轻海重陆”观念的影响,一度缺少经略海洋的规划,导致海事管辖权的外延狭窄,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出,扩张海事管辖权成为举国共识。此外,船员保护的价值理念在我国亟需更新。在我国,从历时性角度观察,船员保护工作在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从共时性的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的船员保护和西方国家存在不少差距,这不但体现在工资福利条件的保障上,更多地表现在海事司法理念之中,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海事管辖权对船员的特别关怀。此外,海事习惯规则在我国海事管辖权中的运用具有局限性,除了国际海事惯例之外,其他惯例尚没有获得应有的适用地位。美国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对我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带来启示。我国海事法院应以指导性判例为抓手,在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海事习惯规则,肯定其优于一般民事规定的法源地位,以实现海事管辖权的合理扩张,达致更契合海商事本质的海事司法管辖权。本论文尝试通过对美国海事管辖权变迁经验的阐释和检讨,以期对我国当下扩张海事管辖权的变革实践有所启示。在内容框架上,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共七章）和结语,共九个部分:具体章节如次。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的写作缘由,对相关文献进行概括梳理,交代研究方法。论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革命之前的海事司法管辖权。第一节主要阐述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世界历史背景。海事管辖权历史的滔滔长河主要有两条源流,分别是普通法国家中的海事管辖权和欧陆国家中海事管辖权,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给美国海事管辖权提供了历史资源。论文在介绍一般海事法的历史背景基础上,分析了海事管辖权从海事自体法时代到国家主义时代的演变历程。着重讨论了自体法时代在英国的兴起与消逝以及中世纪海事自体法下的特殊关怀取向。第二节主要阐述了海事管辖权在殖民地新世界中的交锋。首先分析了北美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的起源,在殖民地早期呈现出国旗跟着商业走的特点,而后随着英国在殖民地控制力的加强,普通法院和海事法庭延续着在殖民地母国的争斗,其中夹杂着王权和贵族的博弈。由于殖民地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呈现出一定的离心倾向。第三节首先列举了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典型诉讼形态,其次分析了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的统一性特点。最后归纳出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中的特殊关怀取向。论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美国宪法出台前后新旧传统的缠斗与海事管辖权制度的诞生过程。第一节主要论述了美国革命时期在海事司法管辖权的统一性追求及其失落。革命先贤们大胆开展了海事管辖权的新实验,开创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新时代。通过典型案例,介绍了革命时代的州海事法庭和上诉法庭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凸显了管辖权变革的艰难,并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检讨。第二节总结了北美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对后世的遗产。指出了革命时代的管辖权探索为后世提供了多项制度的历史实践,提示宪法海事管辖条款出台后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发展方向。第三节论述了美国宪法制定之后海事司法管辖权的法律渊源,指出宪法海事司法条款对海事管辖权的统摄性和解释上的开放性,并分析了其对后世海事管辖权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对诉讼者权利保留条款的阐述,指出其在实质上属于联邦主义下的妥协,为后世海事管辖权的实践扩张埋下伏笔。第四节通过回溯两大法系历史中的海事司法管辖权,阐述了海事司法管辖权变迁的观念源流。第五节通过海事管辖事项公法抑或私法的辨析,揭示了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内容属性以及必然的时代转向。论文第三章主要阐述了美国联邦主义体制对海事管辖权变迁的影响,具体包含影响和制约两个方面。第一节首先分析了横向联邦主义之下的国会角色。通过海事管辖权在宪法制定之前、南北战争之前、南北战争之后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再现了国会角色从隐居幕后到走向前台的历程,随后介绍了国会关于海事管辖权的重要法规,这些法规均在海事管辖权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会和法院之间围绕海事管辖权的互动。第二节对纵向联邦主义之下的各州角色进行了阐述。指出州权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承担着多元角色,其不仅是海事管辖权扩张的坚定异议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关救济与权利的提供者,承担着补位的功能。随后对州法在海事管辖权中的适用进行分析,通过其适用可以看到州在联邦海事管辖权中的深度渗入,并对由此而生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对策进行了简要介绍。论文第四章主要阐述了一般海事法的价值功能和制度实践。第一节首先分析了一般海事法的价值功能,亦即一般海事法的统一性追求和特别关怀取向,并阐述了其间的关系。第二节阐述了大陆法视野下的一般海事法以及其对美国海事管辖权发展变迁的影响。第三节阐述了普通法视野下的一般海事法。首先,通过分析普通法在美国海事管辖权中的演变,并以伊利案和詹森案为时间分界,阐述了一般海事法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一般海事法救济和海事司法管辖权持续扩张。第四节阐述了一般海事法的法律渊源,列举其四种表现形式,亦即:以奥内隆法典为代表的欧陆制定法;航运业的通用形式、术语和惯例;新时代原则和观念的影响;历史立法。第五节主要阐述了联邦法院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主要角色,其作为一般海事法的掌舵者,和国会和州之间的关系。第六节旨在统一性视野下,对一般海事法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行评价。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扩张下的海事司法管辖权及其自体性失落。第一节主要阐释了美国海事管辖权在时空维度的拓展。首先,介绍了美国海事管辖权中船舶和可航性水域概念的变迁,二者构成了海事管辖权变迁的概念基础;随后对美国海事管辖权的空间延展进行了叙述,意即从“潮汐水域”进发,止于“所有可航水域”,实现了海事管辖权通航水域的全覆盖。第二节阐述了海事合同管辖权标准沿革,其从最初期的地点标准逐渐回归其本质属性,并进而分析了船舶建造合同、船舶保险合同和海事管辖权的关系以及初步合同原则对海事合同管辖权的影响。最后在统一性视野之下做出评价。第三节阐述了海事侵权管辖的标准变革,首先对海事侵权管辖进行了概论,并对严格地点标准的消逝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海事管辖权在扩张过程中,相关联系标准次第出现。最后,主要对工业时代下人身伤亡的海事法救济进行了阐述。第四节主要关注海事管辖权的特别关怀取向,首先是一般海事法下的船员权利。美国船员保护既有继承,也有突破,随着时代的演变,美国海事管辖权下船员保护日渐多元化。其次是衡平救济的正式纳入,主要围绕美国法律研究所对1966年合并的评估阐述了管辖权合并下的海事统一性。第五节论述了面向公海的美国海事管辖权,通过海事管辖权在国际层面的拓展,展现了海事司法管辖权在实践中收缩的另一面相。第六章重估了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功能。第一节归纳总结了百年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取向。首先指出了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存在统一性追求和特别关怀两大取向,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二节指出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商业品质和独特性格。通过分析其在商业中的角色,凸显了其护佑海商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规律;第三节指出在联邦主义背景下一般海事法在实践中的失措、未尽的统一性及其表现形式,并进而引申出美国海事管辖权所能提供的经验和启示;第四节重估了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变迁模式。从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的综合视角,归纳出海事管辖权的本质属性和应然方向,并在历史经验辨识的基础之上,寻求海事管辖权统一性迷局的理论和实践破解之道。第七章回归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主要论述了美国法观照下中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困惑与成长。第一节在多重视野下对我国海事管辖权的扩张进行正当性分析。主要从规范角度、传统角度、现实角度、未来愿景等四大方面论证了我国海事管辖权扩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节阐述了自体性危机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实践样态,主要包括我国海事管辖权受案范围的扩张之失、海商案件民法一般性规定适用的泛化、普通法院和海事法院间的管辖权冲突;第三节在比较法关照下对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从价值层面进行系统检视。在美国海事管辖权的扩张经验及历史检讨的基础上,对我国海事管辖权从功能视角下进行价值反思;第四节尝试对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进行价值重构和功能厘定;第五节指出,美国海事管辖权在机构互动、海事习惯法、特别关怀理念和管辖权拓展模式四方面的经验是中美海事管辖权的交集之所在,也是我国海事管辖权改革的突破点。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提出若干扩张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具体设想。本文结语部分在美国海事管辖权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超越自体性的角度对我国海事管辖权制度改革的应然方向进行总体评价。本文的研究任务在于为当下我国海事管辖权的扩张进行论证,并对相关附随问题提供比较法上的解决经验:在我国规划建立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当下,借鉴美国海事管辖权历史经验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借鉴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基础之上,海事管辖权价值取向应该从自体性价值和对船员特别关怀两个方面进行定位,对于其功能设置,可以考虑海商事联系标准,但应注意美国法经验教训,防止标准的抽象化阐释。构建起以实质性海事联系为基础,兼顾统一性价值和弱势群体特殊关怀的受案范围规则体系,宜提倡一种“限定的自体性”,这种自体性不要求将所有涉海的案件一网打尽,而是采取“有进有退”的策略,从而提高我国海事管辖权的制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而服务于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谢安民[6]（2020）在《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世纪以来,农村文化礼堂的兴起是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最为显眼的变化。它起初是浙江北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发行为,十八大前后被浙江、河南、湖北等省在属地农村推广,2019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一项乡村治理国家政策。在此过程中,礼堂建设主体事实上一直是新乡贤。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文化礼堂乃是当下最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但是,就其形成机制而言,已有研究往往与政府宣传策略一致强调普通村民的行为意义,而无视或者低估了乡村精英的参与作用。它们也未看到乡村精英内部互动关系对礼堂公共空间的直接影响,也即后者产生于既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基于浙江省新乡贤参与礼堂建设案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本世纪以来的乡村精英角色、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生产?乡村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构建,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多数学者使用广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抽象的人。有关研究因为过于空泛,不太具有现实分析力。少数学者使用了狭义公共空间概念,它的主体是各种乡村行动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精英作为公共领域行动者的动机及意义分析都不太明确。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村公共空间总是直接形成于一定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中。在大多数研究中,本世纪乡村治理格局总体上仍被归为改革后的乡政村治模式。其结果是,忽略了乡村两级多种治理主体之间的交错关系。有少数学者试图避免这种简化倾向,转而认为近二十年时期形成了新双轨政治模式。然而,实际上仍未根本摆脱乡政村治论的影响。当然,这些文献包含的乡村精英角色分析,正是探讨乡村治理格局之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关系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研究一般存在三种视角:国家附属论、国家与社会中介论和地方精英能动论。对于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精英研究的主流视角相当于中介论。实际上,能动论更为符合近年来新乡贤的去国家化的命名及其实际的治理主导者形象。本研究运用“地方精英能动论”、“双轨治理”和“交往型公共领域”框架,分析本世纪以来新乡贤动员地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确认其在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公共权威,主导构建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过程。在乡村礼堂建设过程中,新乡贤总体上相对于基层政府官员属于交往行动者,但是相对于普通村民较多扮演了策略行动者的角色。在新乡贤群体内部,村两委干部相当于策略行动者,乡村文化人、老党员、老干部和经济能人等相当于交往行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策略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对于乡村治理格局,进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起承转落有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资料为浙江政府官方评选的省市两级、两届“最美文化礼堂人”共126人的事迹介绍材料,他们包括村干部、乡村文化人、退休或在职教师、退休干部、经济能人、志愿者等。本研究还使用了笔者在浙江文化礼堂发源地A县的4个村庄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二手收集的浙东南H县的6个村庄资料。本研究认为,新乡贤乃是与传统士绅相似的非正式的能动性的乡村精英,他们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复合双轨”中的公共权威。在政府规划乡村礼堂建设机遇下,新乡贤主要出于个人自身文化需求、村庄治理诉求和宗族吸引等,全面参与了乡村礼堂的规划、筹资和设计的各个过程,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其文化权威的建树奠定了物质性和组织性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具有泛文化的特征,可称之为“新乡贤交往空间”。它是指处于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其中,新乡贤占据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并从基层政府和普通村民两边获取象征性或实质性的文化认同。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目前,“新乡贤交往空间”发展还不充分,它既受基层政府外部支持,又受其控制,更主要的是,它为新乡贤群体内部权力关系所限制。然而,它有可能丰富未来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是阐明了“新乡贤交往空间”兴起的社会本质,论证了其赖以形成的“双轨治理”的直接条件和“精英能动”的根本条件,为在乡村社会中调适经典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个案。本文的“新乡贤交往空间”明显不同于国内农村研究中的以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而与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文化网络”、“士绅社会”有所相似。不过,新乡贤交往空间并不拥有“士绅社会”的特权功能,而更多地是文化性公共空间,它是当代乡村“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潜力。“新乡贤交往空间”有别于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宰制型公共领域”,也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自由型公共领域”,而是“教化型公共领域”。这些发现,使得本研究同时具有为实现乡村治理振兴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鲍隆轩[7]（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指出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尹航[8]（2019）在《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文中认为胶东半岛位于山东省东部沿海,其范围主要涵盖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东、北、南三面环海。胶东半岛历来为道教发展的前沿地区,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就云集求仙的方士,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方仙道、黄老道的形成,半岛地区的低山丘陵如崂山、昆嵛山、罗山、大泽山、艾山、伟德山、铁槎山、马山、成山等历来为道教活动集中之处。自金元时期,形成了以全真道为主流,以崂山、昆嵛山为两大核心的道教山群。胶东半岛道教的形成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且道派以内丹派全真道为主,故本研究对于发掘滨海山地道教景观特色,发掘内丹派全真道宫观园林环境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学科交叉、图形论证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中背景探查、基础梳理部分以文献分析法为主,各尺度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研究主要以田野调查法、学科交叉法、图形论证法为主。本文的研究内容总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即本文的绪论及研究背景。第二,概括胶东半岛自然景观、地理环境特征,梳理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历史发展脉络。同时,明确胶东半岛道教的派系特征及其在道教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从宏观至微观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宏观研究发现,宫观总体布局呈现出“双核散点、倾向海洋”的特征,并具有“风水聚炁”“海上仙境”“海上仙山”三种模式。宫观园林择址的自然环境呈现出“三分规律”“偏于支流”“倾向有光”“巧避刚风”的特征,基址周围的山水组合具有7种“环境单元”、6种“道家文化特征”。中观研究发现,宫观群环境的景观序列具有“戒、定、慧”三境,与内丹经典《内经图》所绘景象与空间具有较大相似性。微观研究发现,宫观园林庭院构成与空间具有“先尊后卑”“四象格局”“渐次聚焦”“阴阳分明”的特点。第四,以史为鉴,对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原则与对策。总体论之,本文从风景园林学视角出发,结合道教文化、义理,基于古籍资料,从名山缘起、资源梳理、历史沿革、总体布局特征、择址特征、景观序列、庭院空间等方面深入分析与研究,探讨了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群的形成原因,并总结了宫观园林从宏观到微观的环境空间特征及其内涵。研究发现,半岛低山丘陵宫观园林和环境空间的营造与道教义理关系紧密,且表现出地域性特征。宫观园林的环境与空间,自宏观至微观视角,依风水理论可分为风水大聚局、中聚局、小聚局、微聚局。在这四重尺度下,宫观园林倾向分布之地,多为风水术在相应尺度下所崇尚的理想环境。不同风水“聚局”下的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地域性道教理论、文化的微妙关系。在风水“大、中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布局、择址与齐地古代神仙文化关系紧密。在风水“小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的分布、景观序列表现出与全真道文化、内丹理论的相关性。在风水“微聚局”尺度下,宫观园林则主要与全真道组织文化联系密切。除此之外,各尺度下宫观园林选址与环境空间的营造,均表现出倾向海洋的特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成果创新——综合历史、宗教、地理、地貌、气象等学科内容,建立胶东半岛山岳宗教文化景观的研究体系,发掘半岛滨海山岳道教文化景观的“海洋”特征,填补研究空白。（2）研究视角创新——以地域整体地貌区划作为研究范围,以区内群山宫观园林作为研究对象,将风水理论拆分为大、中、小、微“聚局”四重尺度,分别对宫观园林环境空间进行分析。（3）研究方法创新——风景园林学与风水学理论交叉,生成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的4级分层——4重“聚局”;通过“概念拆分,量化分析”的方法,多指标、多角度对宫观布局与择址的自然环境特征进行分析。
李昂[9]（2019）在《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背景,两次海湾战争的爆发,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倒塌,巴以和谈的破裂政治等事件不断重塑着地区政经格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变动是否影响了国家间的贸易水平成为了热门话题。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更加变幻莫测。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经贸关系的影响作用该如何解释在学者们迥异的研究结论中显得扑朔迷离。201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中,各国经过激烈交锋却无法达成共识,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指责世界贸易组织的低效率。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背道而驰。2018年美国向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并指责中国破坏WTO的自由贸易规则。多边贸易体制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挑战。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所要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所带来的重要改变。不同背景的专家和学者都纷纷指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历史上中国曾是国际贸易的霸主。工业革命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随着西方列强殖民地范围的不断扩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也不断被蚕食。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地位一日千里。尤其是在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目前已连续多年位居进出口贸易总额全球第一的位置。与此同时,国际商务学科的发展面临着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话题。企业在面临国际政治关系变动过程中,如何选择出口目的国,如何调整出口决策,这都是国际商务相关研究应该持续探讨的重要研究议题。在以上背景下,本文基于构建的“政治关系-国家特征变量-双边贸易”的全新数据集,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双边政治关系变动是否影响了出口贸易?为何已有对于国际经贸关系的研究结论不一致?（2）国际政治关系网络是否塑造了出口贸易网络?二者存在怎样的关系?（3）双边政治关系变动是否造成出口贸易向目的国邻国转移?邻国政治环境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是否产生影响?（4）特定政治事件的发生是否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到了相对较为完备的结论,具体而言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双边政治关系变动能够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双边政治关系距离越远,出口贸易额越少,双边政治关系距离越近,出口贸易额越多;第二,国际政治关系网络和出口贸易网络具备“小世界”特征,并同时呈现了“核心-边缘”特点。基于QAP分析的结果显示,国际政治关系距离网络能够显着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网络。第三,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存在着目的国“邻国出口贸易转移效应”和“邻国政治环境效应”;第四,领导人访问为代表的积极政治事件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和以达赖喇嘛窜访为代表的消极政治事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没有产生破坏作用。同时领导人访问和达赖喇嘛窜访均存在“出口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共分为八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对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了概括,并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随后对本文的研究框架进行了介绍,并阐述了本文的创新点。将研究背景概括为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现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背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使得中国背景的政经关系研究值得重点研究,国际商务理论的发展面临着新兴市场国家相关研究的重要议题等三个方面。并对本文的创新点进行了概括。第二章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构建。总结了非政治因素、国际政治因素以及企业决策三个层面的文献,并阐述了出口贸易的动因。而后对已有文献进行了评述,指出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将国际政治关系变动作为特殊的制度距离变动,其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企业出口专用性投资实现的。最后提出了本文的实证框架。第三章对本文的数据来源和数据集构建进行了说明。首先对国际政治关系数据来源进行了简介。分别介绍了COW数据,大国关系数据,伙伴关系数据,ATOP数据,联合国投票数据等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数据库。随后提出了本文选取联合国大会投票理想点数据作为国际政治关系变动代理变量的依据。最后对本文数据库构建集构建做出了简要说明。第四章讨论双边政治关系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证实了双边政治关系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而后对实证研究的稳健性和内生性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指出双边政治关系变动通过文化影响力、区域经济合作和高层政治合作等三个渠道影响出口贸易。最后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出口目的国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第五章从网络视角讨论国际政治关系变动是否对出口贸易造成影响。首先构建了国际政治关系网络数据,对国际政治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其次,构建了出口贸易网络数,对出口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QAP方法验证了国际政治关系网络是否对出口贸易网络造成影响,并进一步对国际政治关系网络对分行业出口贸易网络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第六章从邻国视角讨论国际政治关系变动的出口贸易转移效应。主要从“邻国出口贸易转移效应”和“邻国政治环境效应”两个方面讨论了国际政治关系变动的邻国效应。首先构建了邻国指标,将出口目的国的邻国划分成地理邻国、经济邻国、文化邻国和政治邻国。随后根据不同的邻国划分标准验证上述两方面的邻国效应。第七章讨论特定政治事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别讨论领导人出访与达赖喇嘛窜访的出口贸易效应。首先讨论领导人出访和达赖喇嘛访问的对于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随后验证两类特定事件是否造成了出口贸易的邻国贸易转移。第八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本文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针对本文提出的四个研究问题,本文在理论、数据和视角三个层面做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创新,具体来看:第一,研究视角创新。本文克服了已有研究集中于一种视角的考察、样本选择的偏差性以及整体和局部的差异的缺陷。首次结合了双边视角、网络视角和邻国视角考察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为解释各类考察国际政治关系与贸易相互作用机制实证结果的不统一做出了综合视角的解读。第二,理论运用创新。为了克服国际贸易研究重实证轻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重宏观轻围观的现象。本文首次运用国际商务理论视角,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将国际政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距离,认为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在本质上一种不断变化的制度。同时针对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作了做出了实证检验。拓展了制度距离的解释边界。弥补了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并尝试解决国际政治关系变动的学科属性定位。第三,实证方法创新。综合了事件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更加综合考察地考察了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首次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COW战争指数数据库、Gravity数据和BACI数据集,构建了“政治关系-国家特征变量-双边贸易”数据集。尽可能地将全部有关于客观衡量国际政治关系的数据纳入统一数据库。首次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理想点距离作为衡量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的变量,准确客观地衡量了国际政治关系。对相关研究的数据使用,做出了有益启示。
丁立福[10]（2019）在《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统领众多门客兼采诸子百家之言精编而成,意欲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和备帝王之道,因其旨近老子而成为汉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淮南子》既为中央朝廷统治献策,又为诸侯王国独立辩护,与封建君主专制大势不甚吻合,故在面世不久即遭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束之高阁。此时先秦诸子典籍及其思想早已积淀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底色,然而《淮南子》及其思想还没来得及传播开来便遭厄运,于国内传承要更加艰难,于国外译介要更加滞后。就《淮南子》在英语世界译介而言,迟至2010年才诞生第一个《淮南子》全译本,准确地说国内第一个全译本是翟江月携手牟爱鹏合译的Huai Nan Zi,国外第一个全译本则是美国学者梅杰携手罗浩、桂思卓和麦安迪合译的The Huainanzi。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虽然同年问世,但译者分属于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阵营,因此在诸多方面存有差异,尤其是副文本层面差距甚大。基于阿皮亚倡导的厚翻译理论和热奈特倡导的副文本理论,两个全译本的副文本风格可从装帧、序言、注释和附录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就装帧而言,翟译本Huai Nan Zi装帧采用“大中华文库”系列图书的统一设计,用一泻千里的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以其倾泻、咆哮之态隐喻当今国人主动热情译介引以为傲的文化典籍;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装帧,承袭西方图书封面“三段水平格子”的经典设计理念,融合东方尤其是汉代的文化元素符号,处处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浓厚气息。就序言而论,翟译本Huai Nan Zi序言仅包括“大中华文库”之“总序”和该译本的“前言”,共用词12721个,篇幅相对较短,但内容上洋溢着传播译介典籍及其文化的高度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包括致谢、全书前言和篇章前言,共用词79044个,不仅篇幅相对较长,而且内容上深入阐释了相关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深厚的学术性。就注释而论,需要在熟悉相关注释理论和两译本注释实情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注释分类标准,继而对两译本的所有注释进行分类和剖析。翟译本Huai Nan Zi采用文内夹注形式,仅有581条,合4053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7个,可谓简洁、实惠,便于读者快速获知相关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体现出传承、普及和译介典籍的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主要采用脚注形式,多达1885条,合55712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30个,可谓充实、实用,便于读者充分构建更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译介、研究和阐释典籍的学术功底。注释类别上,翟译本Huai Nan Zi的581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55条、专有名词类514条、背景信息类11条、文内互文类0条、文外互文类0条、译校说明类1条,整体而言总数相对较少且类型分布相对不均,主要集中在“汉语言文化释疑”和“专有名词”类,以快速提供预期读者阅读译文所需要的扼要信息;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的1885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165条、专有名词类847条、背景信息类113条、文内互文类182条、文外互文类274条、译校说明类274条,整体而言各类译注都有而且内容饱满,既能提供读者所需扼要信息,又能对其来龙去脉做充分说明。就附录而言,文中宽泛地指附于翻译正文之后且与正文有一定关联、相对独立的所有附属性文字及图表。依此考察两译本发现,翟译本Huai Nan Zi翻译正文之后没有配置任何便于读者使用乃至文化传播的附录。相反,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设有附录A、附录B、附录C和索引,总字数达55188个单词,合占116页,可谓长篇大论了。其中,附录A名为“关键汉语术语及其翻译”,兼附一个“术语英汉对照表”;附录B“分类术语”,实含“天文术语”、“历法术语”、“相关宇宙学术语”、“音律术语”、“度量衡”等五大分类术语,其间还插有9张相关小类术语体系的图表;附录C“《淮南子》文本简史和《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先扼要梳理了《淮南子》诞生后的传承历史,继而重点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版本,最后全面地提供了相关《淮南子》研究的众多分类文献目录;索引按照惯例被置于“附录”之后,其标目按英文字母顺序先后排版,篇幅长达34页。事实上,国内专着很少配置附录尤其是索引,但是梅译本The Huainanzi却设有如此详实、长篇的附录和索引,确实值得国内学人重视和学习。总之,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在副文本上各有特色。其中,前者由国内学者翻译并由国内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较为熟悉的国内读者阅读;后者则由国外汉学家翻译并由国外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不甚了解的国外读者阅读。如若进一步考虑国人译介典籍之初衷,也即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创设副文本方面坚定不移地向国外汉学家及其所译典籍学习,为典籍译本创设种类较为齐全、篇幅较为适度、内容较为适当的副文本,以期能够为预期读者提供其阅读中国典籍所必需但又往往缺乏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最终通过他们的有效阅读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二、入世初年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变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初年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变数（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解读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目标、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奠基 |
| 一、辽阔的疆域 |
| 二、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 |
| 三、活跃的社会氛围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的支持 |
| 一、日益繁荣的西汉经济 |
| 二、稳定发展的东汉经济 |
| 第三节 儒道思想的影响 |
| 一、儒家思想独尊 |
| 二、道教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乐府机构的推动 |
| 一、乐府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二、汉代乐府的职能 |
| 三、太乐及其职能 |
| 四、汉代乐府机构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二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祭祀乐舞 |
| 一、民间祭祀乐舞产生的思想背景 |
| 二、民间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第二节 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 |
| 一、婚配繁衍的高禖 |
| 二、驱魔除瘟的大傩 |
| 第三节 酒酣乐作的宴饮舞蹈 |
| 一、以舞相属 |
| 二、即兴舞蹈 |
| 三、自娱舞蹈 |
| 第三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 |
| 一、宫廷乐舞 |
| 二、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文武兼备的宫廷祭祀乐舞 |
| 一、宫廷祭祀乐舞发展脉络 |
| 二、宫廷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三、雅舞理念的延续 |
| 第三节 艺人表演的专业舞蹈 |
| 一、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其对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 |
| 二、出身民间的歌舞艺人 |
| 第四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以傅毅《舞赋》为例 |
| 第一节 从《舞赋》看雅舞、俗乐舞的界定 |
| 一、雅舞和俗乐舞功能之别 |
| 二、《舞赋》与俗乐舞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从《舞赋》看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
| 一、美的造型 |
| 二、圆形轨迹 |
| 三、以腰为轴 |
| 四、形神统一 |
| 五、对高难度技巧的追求 |
| 六、服饰、道具与动作的配合 |
| 第三节 《舞赋》对舞蹈意境的描摹 |
| 第五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个案阐释 |
|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长袖舞 |
| 一、袖的分类 |
| 二、长袖舞的特殊结合形式 |
| 三、长袖舞的艺术表现手法 |
| 四、长袖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二节 雄健奔放的盘鼓舞 |
| 一、盘鼓舞其名目 |
| 二、盘鼓舞体现的审美文化信息 |
| 三、盘鼓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玄幻瑰丽的灵星舞 |
| 一、郊祀乐舞 |
| 二、祭地之舞——灵星舞 |
| 三、灵星舞与其他郊祀乐舞的关系 |
| 四、灵星舞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
| 五、灵星舞的审美特征 |
|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百戏舞 |
| 一、百戏中的“舞像”舞 |
| 二、百戏中的道具舞 |
| 三、百戏中的情节舞 |
| 第六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 |
| 第一节 继承中的融合与创造:西汉初中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二节 否定和分化中的新变: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和自觉:东汉中晚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七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雄健瑰丽: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 |
| 一、雄健瑰丽之雄健 |
| 二、雄健瑰丽之瑰丽 |
| 三、雄健瑰丽之交融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美丑兼备 |
| 二、本俗求雅 |
| 三、阴柔飞动 |
| 四、以悲为美 |
| 第八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 |
| 一、继往开来 |
| 二、审美走向自觉 |
| 三、空前的交流融汇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儒家乐舞思想及其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二、多元统一的审美范式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表现与创新的贡献 |
| 二、推动与当代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国内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方法及内容 |
| 六、创新点和难点 |
| 总结 |
| 第一章 丽江洞经音乐本体概述及源流探讨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丽江洞经音乐 |
| 二、纳西古乐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概况 |
| 一、声乐及器乐类型概况 |
| 二、群众基础概况 |
| 三、格律音韵概况 |
| 四、宗教及文化属性概况 |
| 五、传承与传播媒介概况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起源 |
| 一、三国时期传入说 |
| 二、宋代末期传入说 |
| 三、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说 |
| 四、明嘉靖年间传入说 |
| 五、清雍正年间传入说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史料文本追溯 |
| 一、《丽江府志略》 |
| 二、《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
| 三、《雪山诗选》 |
| 四、《清史稿》 |
| 五、《永保平安》 |
| 六、《玉龙旧话新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概述 |
| 一、入户走访调查 |
| 二、代表人物走访 |
| 三、组织表演观摩 |
| 第二节 乐器使用及表现方式 |
| 一、管乐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二、弹拨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三、打击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属性特征 |
| 一、即兴演奏特征 |
| 二、演奏融合性特征 |
| 三、形式美及韵律美特征 |
| 四、经腔及乐曲审美表现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生态刻画 |
| 一、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形态 |
| 二、丽江洞经音乐表演形态 |
| 三、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嬗变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总体嬗变脉络 |
| 一、道教科仪的时代流变 |
| 二、组织形式的演进流变 |
| 三、演奏传承方式的嬗变 |
| 四、经腔乐曲的流变进程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符号属性及功能嬗变 |
| 一、道教传统和民族文化载体 |
| 二、汉学的云南地区推广载体 |
| 三、儒释道三教礼乐融合载体 |
| 四、洞经音乐本土化发展力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历史线索 |
| 一、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 |
| 二、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 |
| 三、元代戏曲文化及曲牌影响 |
| 四、明清市民文化的交融影响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社会线索 |
| 一、民族聚居与杂居的深刻影响 |
| 二、儒释道信仰与民族宗教融合 |
| 三、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 |
| 四、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丽江洞经音乐当代价值与发展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当代价值 |
| 一、丽江洞经音乐艺术与文化价值 |
| 二、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传承意义 |
| 第二节 新时期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基础 |
| 一、市场及社会组织资金支持 |
| 二、专门文化组织扶持与认可 |
| 三、主流文化的认可与推崇 |
| 四、民族多中心协同治理格局 |
| 五、媒介工具的升级与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丽江洞经音乐传承路径 |
| 一、政府有机保护丽江洞经音乐传承 |
| 二、社会主体助力丽江洞经音乐保护 |
| 三、市场主体促进丽江洞经音乐发展 |
| 四、媒体广泛参与丽江洞经音乐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裴说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价值的研究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裴说生平考述 |
| 第一节 裴说生平考 |
| 一、生卒年籍贯考 |
| 二、仕宦及漫游考 |
| 三、交游考 |
| 第二节 时代背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裴说的诗歌题材 |
| 第一节 写景诗 |
| 一、自然风光 |
| 二、人文景观 |
| 第二节 纪行诗 |
| 一、乱离诗 |
| 二、出游诗 |
| 第三节 咏物诗 |
| 一、咏动物 |
| 二、咏植物 |
| 第三节 酬赠诗 |
| 一、欣赏鼓励友人 |
| 二、离别相思之情 |
| 第四节 杂感诗 |
| 一、追求“公道” |
| 二、向往闲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诗歌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诗歌的风格特征 |
| 一、清幽闲适 |
| 二、沉寂感伤 |
| 第二节 精湛的诗歌表现手法 |
| 一、精于炼字 |
| 二、“意外句耸人观” |
| 三、长于五律 |
| 四、善于用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自体性观照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概念辨析及主题限定 |
| 四、研究方法及难点创新 |
| 第一章 从殖民地走来:革命之前的海事管辖权 |
| 第一节 介入神秘的海洋:海事管辖权的历史背景 |
| 一、从海事自体法时代到国家主义时代 |
| 二、海事管辖权在英国的兴起与衰退 |
| 三、中世纪海事自体法下的特殊关怀取向 |
| 第二节 新世界中的交锋:重商主义时代下的管辖权历程 |
| 一、国旗跟着商业走:北美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初生 |
| 二、穿越艰难时世:北美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发展 |
| 三、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离心倾向 |
| 第三节 统一性的基因: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运行形态 |
| 一、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典型诉讼形态 |
| 二、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统一性特点 |
| 三、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中的特殊关怀取向 |
| 第二章 旧制度的缠斗与美国海事管辖权的新生 |
| 第一节 革命发出的声音:不尽成功的海事管辖权统一实践 |
| 一、革命前夕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危机 |
| 二、革命时代的海事管辖权实验:以“积极号”帆船案为例 |
| 三、未完成的统一事业:海事管辖权变革的得与失 |
| 第二节 新制度的垫脚石:北美殖民地海事管辖权的遗产 |
| 一、为后世提供了多项制度的历史实践 |
| 二、提示宪法后时代海事管辖权的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统一性的新起点: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宪法依据 |
| 一、迈向统一性:海事管辖权的法律依据 |
| 二、联邦主义下的妥协:诉讼者权利保留条款 |
| 第四节 因循与扩张之路:海事管辖权变迁的观念源流 |
| 一、管辖权的本源:美国海事法中的大陆法魅影 |
| 二、从奉行到抽离:美国海事管辖权中的英国经验 |
| 三、更自由的经验:北美殖民地管辖权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五节 公法年代的终结:海事管辖权变迁的私法转向 |
| 一、海事管辖权的公法年代 |
| 二、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私法转向 |
| 第三章 联邦主义情境下美国海事管辖权的运作 |
| 第一节 横向联邦主义之于海事管辖权变迁 |
| 一、国会角色的时代变迁 |
| 二、国会制定法与海事管辖权的拓展 |
| 三、国会和法院的配合与制衡 |
| 第二节 纵向联邦主义之于海事管辖权变迁 |
| 一、州权在海事管辖权的双重角色 |
| 二、海事案件中的州法适用及对海事管辖权的影响 |
| 第四章 一般海事法对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塑造 |
| 第一节 一般海事法的概念探析 |
| 一、一般海事法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流动的一般海事法 |
| 第二节 一般海事法的制度源流 |
| 一、一般海事法的欧陆法基因 |
| 二、一般海事法的普通法源流 |
| 第三节 一般海事法的法律渊源 |
| 一、以奥内隆法典为代表的古海法典 |
| 二、航运业的通用形式、术语和惯例 |
| 三、新时代观念和一般原则的影响 |
| 四、比较历史立法和各国法院判例 |
| 第四节 一般海事法的美国发展 |
| 一、詹森案之前的一般海事法 |
| 二、詹森案之后伊利案之前的一般海事法 |
| 三、伊利案之后的一般海事法 |
| 四、持续变迁中的一般海事法 |
| 第五节 一般海事法的机构运作 |
| 一、法院与一般海事法 |
| 二、法院和国会的角色互动 |
| 第六节 一般海事法的效果评价 |
| 第五章 扩张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及其功能失落 |
| 第一节 向西部水域进军:海事管辖权空间维度的拓展 |
| 一、物理空间的重构:船舶和可航性水域概念的变迁 |
| 二、不断扩大的疆域:海事司法管辖权向棕水水域的扩张 |
| 第二节 拓宽流动的边界:美国海事合同管辖权的扩张 |
| 一、先例难弃:地点标准的革命后时代 |
| 二、告别传统:地点标准在合同中的消亡 |
| 三、扩张争议:以船舶保险合同和代理合同为例 |
| 四、总体评价:统一性视野中的海事合同管辖权 |
| 第三节 严格地点标准的变迁:美国海事侵权管辖权的消长 |
| 一、无尽的困惑:寻找海事侵权管辖权的界线 |
| 二、流变的标准:严格地点标准的确立与松动 |
| 三、冲突的时代:人身伤亡的海事管辖权救济 |
| 四、未竟的统一:海事侵权管辖权变迁评价 |
| 第四节 特别关怀的遗泽:海事法人道主义的现代延展 |
| 一、从庇护到多元:美国海事管辖权之于船员保护 |
| 二、衡平救济的纳入:程序合并对海事管辖权的影响 |
| 第五节 有进有退的策略:面向公海的海事司法管辖权 |
| 一、海事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层面的拓展 |
| 二、从本国国民保护到一视同仁: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实践收缩 |
| 第六章 走出迷津:重估海事管辖权的价值功能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海事管辖权的自体性追求 |
| 一、海事管辖权的统一性追求 |
| 二、海事管辖权的特别关怀取向 |
| 三、统一性追求和特别关怀之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呈现: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商业品质与独特性格 |
| 一、作为商业推手的海事管辖权 |
| 二、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特征 |
| 第三节 实践反思:联邦主义下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得与失 |
| 一、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实践中的失措及呈现 |
| 二、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变迁中的缺憾与启示 |
| 第四节 模式重估:从变迁模式看海事司法管辖权的自体性 |
| 一、自发秩序和主权建构之间的海事管辖权 |
| 二、海事管辖权自体性迷局之辨识与破解 |
| 第七章 美国法观照下中国海事管辖权的困惑与成长 |
| 第一节 多重视野下海事管辖权扩张的正当性分析 |
| 一、从规范看海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理论支撑 |
| 二、从传统看海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历史启示 |
| 三、从现实看海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机制保证 |
| 四、从愿景看海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价值意蕴 |
| 第二节 自体性危机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实践样态 |
| 一、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扩张的实践历程 |
| 二、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扩张中的障碍与不足 |
| 第三节 比较法观照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反思 |
| 一、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经验及检讨 |
| 二、功能视角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价值之反思 |
| 第四节 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重构和功能厘定 |
| 一、扩张视野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重构 |
| 二、扩张视野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功能厘定 |
| 第五节 中国海事司法管辖权改革的若干初步设想 |
| 一、有限统一原则在海事管辖权布局中的践行 |
| 二、海事习惯规则在海事管辖权运作中的措置 |
| 三、特别关怀理念在海事管辖权价值中的引入 |
| 四、有进有退策略在海事管辖权拓展中的运用 |
| 结语:源于自体法,超越自体法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类 |
| 二、中文译着类 |
| 三、中文期刊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外文期刊类 |
| 六、外文论着类 |
| 七、外文案例类 |
| 八、英文法规类 |
| 九、网址报刊类 |
| 附录 :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发展大事记 |
| 博士就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博士论文后记 |
（6）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分析框架 |
| 1.4 资料方法 |
| 1.5 本文观点 |
| 2.精英的转换 |
| 2.1 传统士绅 |
| 2.2 民国新乡绅 |
| 2.3 集体农村干部 |
| 2.4 改革后新乡贤 |
| 3.“双轨”的重建 |
| 3.1 平衡双轨 |
| 3.2 长单轨 |
| 3.3 强单轨 |
| 3.4 复合双轨 |
| 4.礼堂的复兴 |
| 4.1 传统礼堂 |
| 4.2 近代礼堂 |
| 4.3 农村礼堂 |
| 4.4 文化礼堂 |
| 5.新乡贤的参与 |
| 5.1 规划选址 |
| 5.2 规模设计 |
| 5.3 建设筹资 |
| 5.4 布局展陈 |
| 6.内在的动力 |
| 6.1 村民的文化需要 |
| 6.2 新乡贤的文化兴趣 |
| 6.3 村庄的治理诉求 |
| 6.4 宗族的吸引 |
| 6.5 女性新乡贤的作用 |
| 7.自我的限制 |
| 7.1 村庄领导的竞争 |
| 7.2 村两委成员的冲突 |
| 7.3 乡村文化人的工具化 |
| 7.4 乡村文化人的行政化 |
| 8.基层政府的策略 |
| 8.1 行政动员 |
| 8.2 业务指导 |
| 8.3 被动支持 |
| 8.4 特意排斥 |
| 9.乡村交往的重构 |
| 9.1 “礼治”交往 |
| 9.2 文化交往 |
| 9.3 再组织化 |
| 9.4 村域外交往 |
| 10.结论 |
| 10.1 新乡贤交往空间的历史形成 |
| 10.2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文化网络 |
| 10.3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士绅社会 |
| 10.4 新乡贤交往空间与公共领域 |
| 参考文献 |
（7）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隋唐易代 |
| (二)隋末割据问题的研究 |
| (三)隋唐易代的政治史研究 |
| (四)隋唐之际的相关专门史研究 |
| (五)海外学者相关研究 |
| 三、资料情况 |
| 四、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隋帝国的区域政治策略与统一破裂 |
| 第一节 隋帝国区域控制策略与地方认同获取——以《启法寺碑》为线索 |
| 一、山南道行台与隋帝国的支点战略 |
| 二、地方治理中的政治认同建设 |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中的佛教因素 |
| 第二节 炀帝巡行活动中的区域控制与权力关系 |
| 一、中央机构改制对巡行政治的适应 |
| 二、巡行中的政治空间与权力关系 |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统筹的新模式 |
| 第三节 大业军事改革中的地方权力与基层社会 |
| 一、大业年间行军改革和权力变动 |
| 二、地方改革与军事动员的变化 |
| 三、平叛策略与通守及大使的设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割据与统一进程中的社会力量 |
| 第一节 隋末地方整合中的武力因素——以任侠为中心的研究 |
| 一、任侠的构成及活动 |
| 二、任侠的武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 三、隋末任侠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
| 第二节 隋唐之际地方精英的区域性活动和政治选择 |
| 一、士族的政治选择与区域政治现实 |
| 二、客游活动与士人个体的政治活跃 |
| 三、士族与士人的区域性和全局性影响 |
| 第三节 隋廷故吏的流动与隋唐之际的区域整合 |
| 一、隋廷故吏的流动与关中政治经验的再扩散 |
| 二、基层权力体系中的隋廷故吏 |
| 三、隋廷故吏与新旧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生政权与区域整合的尝试 |
| 第一节 李密与瓦岗军的政权化尝试 |
| 一、战略转变与瓦岗军的权力模式 |
| 二、魏公政权的军事建制 |
| 三、东都与魏公的区域政治意义 |
| 第二节 王郑、窦夏政权与隋末山东的地域政治差异 |
| 一、王郑与窦夏的天命失措 |
| 二、河南地域社会与王郑政权的政治道路 |
| 三、窦夏政权化进程的得与失 |
| 第三节 隋末江南地域社会与割据化进程 |
| 一、江南割据政权的两次地方整合 |
| 二、三王庙与隋末江南割据的南朝因素 |
| 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与政治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初的统一策略与区域整合尝试 |
| 第一节唐初区域政策的规划与实践——以高祖诏令为线索 |
| 一、臣僚合议体系的重建与拓展 |
| 二、统一战略与区域和解的尝试 |
| 三、地方治理的因循与创造 |
| 第二节 武德年间招抚战略的执行——兼论唐初地方治理的重建 |
| 一、安抚大使的选设与职能 |
| 二、招抚行动与军事统一的关系与影响 |
| 三、招抚行动与地方治理的互动 |
| 第三节 贞观七寺碑与唐初政治认同的建立——以《昭仁寺碑》、《等慈寺碑》为中心 |
| 一、碑中战史:李唐统一战争的多重面向 |
| 二、碑主寺从:空间构成与政治意涵 |
| 三、碑因人立:政治行为与区域认同 |
| 余论:纪念性建筑中的正统塑造与政治理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启法寺》碑录文 |
| 附录B 隋炀帝巡行时间表 |
| 附录C:李密魏公政权组织结构 |
| 附录D:《昭仁寺碑》、《等慈寺碑》录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胶东半岛“仙境”之源 |
| 1.1.2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的特殊性 |
| 1.1.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发展的主要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范畴 |
| 1.3.1 胶东半岛 |
| 1.3.2 低山丘陵 |
| 1.3.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 |
| 1.3.4 宫观风景与园林环境 |
| 1.3.5 时间范畴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山岳风景名胜相关研究 |
| 1.4.2 道教及道教文化相关研究 |
| 1.4.3 道教宫观建筑相关研究 |
| 1.4.4 道教园林环境相关研究 |
| 1.4.5 园林美学及理法相关研究 |
| 1.4.6 滨海山岳景观、滨海道教相关研究 |
| 1.4.7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相关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框架 |
| 2 中国道教与宫观园林发展概述 |
| 2.1 道教的发展、道派及主要思想 |
| 2.1.1 “道”的由来 |
| 2.1.2 道教始祖与老子 |
| 2.1.3 道教的主要流派 |
| 2.1.4 内丹道派的发展及其理论思想 |
| 2.2 古代道教宫观园林发展及特点概述 |
| 2.2.1 古代道教宫观园林的发展 |
| 2.2.2 道教宫观的筑建思想 |
| 2.2.3 道教宫观的文化 |
| 2.3 道教思想与宫观园林艺术 |
| 2.3.1 宫观的筑建与自然规律——人法地,地法天 |
| 2.3.2 宫观的筑建与符号景观——天人合一 |
| 2.3.3 宫观的筑建与神仙信仰——人间仙境 |
| 2.4 小结 |
| 3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自然、人文景观概述 |
| 3.1 胶东半岛的自然景观特征 |
| 3.1.1 气候与气象 |
| 3.1.2 水文条件 |
| 3.1.3 地质地貌 |
| 3.1.4 植被状况 |
| 3.2 胶东半岛山脉的山、水条件 |
| 3.2.1 半岛总体山、水形势 |
| 3.2.2 昆嵛山低山丘陵区 |
| 3.2.3 朱雀山招虎山低山丘陵区 |
| 3.2.4 崂山中低山丘陵区 |
| 3.2.5 艾山、牙山低山丘陵区 |
| 3.2.6 大泽山低山丘陵区 |
| 3.3 胶东半岛道教、宫观发展的人文因素 |
| 3.3.1 道教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
| 3.3.2 秦汉时期——神仙思想催生道教 |
| 3.3.3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分化、发展 |
| 3.3.4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迅速发展 |
| 3.3.5 北宋时期——道教兴盛 |
| 3.3.6 金朝——全真道创立 |
| 3.3.7 蒙元——全真道鼎盛 |
| 3.3.8 明代——全真龙门支派兴起 |
| 3.3.9 清代——龙门中兴 |
| 3.4 小结 |
| 4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总体布局 |
| 4.1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调查情况概述 |
| 4.2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时空演变和总体布局 |
| 4.2.1 至秦、汉时期 |
| 4.2.2 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北宋时期 |
| 4.2.3 至金、元时期 |
| 4.2.4 至明、清时期 |
| 4.2.5 建造年代不详的宫观分布 |
| 4.2.6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地带道教宫观总体布局特点 |
| 4.3 影响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总体布局的地理环境因子 |
| 4.3.1 山川大势与风水形势 |
| 4.3.2 “海上仙境”模式 |
| 4.3.3 “海上仙山”模式 |
| 4.4 小结 |
| 5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的择址特征分析 |
| 5.1 宫观择址与自然环境因子 |
| 5.1.1 地形相关性分析 |
| 5.1.2 水系相关性分析 |
| 5.1.3 光照相关性分析 |
| 5.1.4 风环境分析 |
| 5.2 宫观择址与山水组合关系 |
| 5.2.1 “环境单元”的基本类型 |
| 5.2.2 诸山脉宫观群的山水组合关系 |
| 5.3 宫观择址与道教文化 |
| 5.3.1 道家堪舆文化——纳真炁,藏“风”又得“水” |
| 5.3.2 道家仙境文化——仿仙居,一“山”一“仙境” |
| 5.3.3 道家组织文化——分层级,上“宫”而下“院” |
| 5.3.4 道家洞天文化——坐环堵,前“宫”而后“洞” |
| 5.3.5 道家农耕文化——打尘劳,上“圃”而下“田” |
| 5.3.6 道家美学文化——勾山水,“画”中觅“福地” |
| 5.4 小结 |
| 6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环境的景观序列与空间分析 |
| 6.1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之内涵 |
| 6.1.1 景观序列之“意”——“仙、人”对话 |
| 6.1.2 景观序列之“规律”——“三关三境界” |
| 6.1.3 景观序列之“组成”——“一关一境一意象” |
| 6.1.4 景观序列之宏观、微观模式 |
| 6.2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之空间特征分析 |
| 6.2.1 “三境”与“六远” |
| 6.2.2 景观序列之空间转换 |
| 6.2.3 景观序列节点之布局规律 |
| 6.3 宫观环境景观序列实例分析 |
| 6.3.1 “三谷”谷前之“戒境” |
| 6.3.2 “三谷”谷中之“定境” |
| 6.3.3 “三谷”谷末之“慧境” |
| 6.3.4 “三谷”景观序列之空间分析 |
| 6.4 小结 |
| 7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空间特征分析 |
| 7.1 宫观园林的规模与类型 |
| 7.1.1 “溪谷”之内 |
| 7.1.2 “溪谷”之外 |
| 7.1.3 宫观之规模分类 |
| 7.2 宫观园林与风景环境的组合规律 |
| 7.2.1 轴线与山体之关系 |
| 7.2.2 风水“微聚局”之环境模式 |
| 7.3 宫观园林的构成与规制 |
| 7.3.1 宫观园林的总体构成 |
| 7.3.2 宫观园林之建筑组成 |
| 7.3.3 宫观园林的建筑规制 |
| 7.4 宫观园林的空间特征 |
| 7.4.1 院落组合特征 |
| 7.4.2 院落空间尺度特征 |
| 7.4.3 院落空间的渗透与交融 |
| 7.5 宫观庭院的风水文化解读 |
| 7.5.1 寻龙、观水与察砂 |
| 7.5.2 穴地与立向 |
| 7.5.3 阴阳、四象与五行 |
| 7.5.4 宫观风水聚局模式总结 |
| 7.6 小结 |
| 8 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保护与发展对策探讨 |
| 8.1 保护对策 |
| 8.1.1 注重地域风景地脉与历史文脉 |
| 8.1.2 重新划分道教宫观保护单元 |
| 8.1.3 确保宫观庭院的原真性 |
| 8.1.4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
| 8.2 发展原则及对策 |
| 8.2.1 发展原则 |
| 8.2.2 发展对策 |
| 9 结论 |
| 9.1 研究总结 |
| 9.2 创新之处 |
| 9.3 研究展望和未尽事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9）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2.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本章概述 |
| 2.2 非政治因素与出口贸易 |
| 2.2.1 非政治因素与出口贸易增长 |
| 2.2.2 非政治因素与出口贸易邻国效应 |
| 2.2.3 非政治因素与出口贸易网络 |
| 2.3 国际政治因素与出口贸易 |
| 2.3.1 国际政治学基本理论 |
| 2.3.2 国际政治摩擦与出口贸易 |
| 2.3.3 国际政治合作与出口贸易 |
| 2.4 企业决策与出口贸易 |
| 2.4.1 资源基础理论与企业出口决策 |
| 2.4.2 制度环境与企业资源基础 |
| 2.5 文献评述 |
| 3.数据和核心变量 |
| 3.1 数据来源 |
| 3.1.1 国际政治关系定量研究已有数据回顾 |
| 3.1.2 本文数据 |
| 3.2 “国际关系-国家特征变量-双边贸易”数据集构建 |
| 4.双边政治关系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
| 4.1 本章概述 |
| 4.1.1 研究背景 |
| 4.1.2 本章安排 |
| 4.2 假说提出 |
| 4.3 双边政治关系指标构建 |
| 4.4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
| 4.5 实证结果 |
| 4.5.1 基准回归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
| 4.5.2 影响机制检验及分析 |
| 4.5.3 异质性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网络视角下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1 本章概述 |
| 5.1.1 研究背景 |
| 5.1.2 本章安排 |
| 5.2 研究方法和数据构建 |
| 5.2.1 网络指标构建 |
| 5.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3 国际政治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发展演化趋势 |
| 5.3.1 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
| 5.3.2 国际政治关系网络演化趋势分析 |
| 5.4 出口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发展演化趋势 |
| 5.4.1 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
| 5.4.2 出口贸易网络演化趋势分析 |
| 5.5 研究假设提出 |
| 5.6 基于引力模型的QAP分析 |
| 5.6.1 QAP模型介绍 |
| 5.6.2 引力模型指标网络构建 |
| 5.6.3 QAP回归结果 |
| 5.6.4 分行业出口贸易网络的QAP分析 |
| 5.6.5 关于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6.邻国视角下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
| 6.1 本章引言 |
| 6.1.1 研究背景 |
| 6.1.2 本章安排 |
| 6.2 理论基础和假设提出 |
| 6.2.1 双边政治关系变动与出口贸易转移 |
| 6.2.2 邻国政治环境与出口贸易 |
| 6.3 邻国指标构建 |
| 6.3.1 邻国的划分与指标构建 |
| 6.3.2 出口贸易额与政治关系距离指标构建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邻国出口贸易转移效应 |
| 6.4.2 邻国政治环境效应检验 |
| 6.4.3 进一步的拓展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特定国际政治事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
| 7.1 本章概述 |
| 7.2 领导人出访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
| 7.2.1 问题提出 |
| 7.2.2 假设提出 |
| 7.2.3 主要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 7.2.4 实证结果 |
| 7.2.5 结论与相关评述 |
| 7.3 达赖喇嘛窜访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
| 7.3.1 假设提出 |
| 7.3.2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 7.3.3 实证结果 |
| 7.3.4 进一步的拓展分析 |
| 7.4 特定国际政治事件的出口贸易转移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本文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翻译风格与副文本综述 |
| 第一节 翻译风格概述 |
| 一、翻译风格命题 |
| 二、翻译风格外延 |
| 三、翻译风格内涵 |
| 第二节 由“深描”走向“厚译” |
| 第三节 由厚翻译走向副文本 |
| 第三章 装帧风格：现代热度vs历史厚度 |
| 第一节 装帧概述 |
| 第二节 翟译本装帧：现代热度 |
| 第三节 梅译本装帧：历史厚度 |
| 第四章 序言风格：传播热度vs学术厚度 |
| 第一节 序言概述 |
| 第二节 翟译本序言：传播热度 |
| 第三节 梅译本序言：学术厚度 |
| 第五章 注释风格：普及热度vs研究厚度 |
| 第一节 注释概述 |
| 第二节 译注类型 |
| 第三节 翟译本译注：普及热度 |
| 一、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概述 |
| 二、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分类 |
| 第四节 梅译本译注：研究厚度 |
| 一、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概述 |
| 二、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分类 |
| 第六章 附录风格：0vs |
| 第一节 译着附录概述 |
| 第二节 梅译本附录探析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局限与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四、入世初年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变数（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裴说及其诗歌研究[D]. 李春妮.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2)
- [4]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自体性观照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演进研究[D]. 靳匡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精英能动、双轨治理与新乡贤交往空间生产 ——浙江省乡村礼堂建设案例研究[D]. 谢安民. 浙江大学, 2020(01)
- [7]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8]胶东半岛低山丘陵道教宫观园林环境空间研究[D]. 尹航.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9]国际政治关系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李昂.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D]. 丁立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