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论文文献综述）
范情[1]（2021）在《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研究（1932-1942）》文中指出
刘鹤[2]（2021）在《《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文中认为1933年12月《农村经济》杂志创刊于江苏省镇江市,立足于复兴农村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之理想,对农村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杂志不仅探讨土地、金融等经济方面问题,亦思考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教育、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农村经济》杂志的作者来自于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立体的民国农村经济轮廓。《农村经济》杂志既有对国外先进经济思想的译介、传播,也有对国内各地经济状况的实地调查;既有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寻根溯源,也有对当下经济现象的深刻剖析。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反映的农村经济思想和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农村经济》的总体情况进行概述,包括其创办过程和运营状况、栏目设置和供稿作者情况以及社长蓝渭滨的思想主张。另外,从统计学的角度,将该刊的文章按照类别、主题进行整理,便于对该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总体把握。第二章对《农村经济》杂志中关于农村经济危机与复兴的问题进行考察、分析与论述。《农村经济》杂志中关于农村经济危机的致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既有单一因素致因论、也有综合因素致因论,几乎囊括了当时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些观点是他们对农村经济问题思考的成果,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展示足够的论据。《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经济复兴的路径进行了讨论。他们有的主张从某一角度切入,有的主张多方面入手,并以此进行了复兴之路的设计与谋划,从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当局和民众思想。《农村经济》杂志在农村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历史担当,知识分子凭借自身专业领域的研究,积极探索农村经济的发展出路,有观点,有态度。《农村经济》杂志中所反映的农村危机是客观、真实、全面的,但提出的复兴方案存在系统性和操作性问题。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因国内外时局动荡,无法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因此再多再好的设计,都无法成为行动指南,也就更不会实现了。第三章对《农村经济》杂志涵盖的农村土地问题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杂志所刊文章讨论了土地的所有、分配、使用、赋税等问题,梳理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国共两党的土地制度,并探讨了如何进行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有关文章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主要表现在土地过度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分配极为不均、土地赋税沉重和土地经济效益较低。《农村经济》杂志的作者群体虽然极为关注农村土地问题,但受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探讨这一问题时尽可能不触及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土地改良之路不谋而合。第四章对《农村经济》杂志涵盖的农村金融问题进行探讨。《农村经济》所刊文章在农村金融问题上主要阐述了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农村金融市场特点和农村家庭金融特点。在国内金融市场环境方面,政府应成为农村金融业的主导与先驱,各类银行应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任,将城市的过剩资本引入农村。在农村金融市场特点方面,有关文章指出,我国多数农村家庭中资金匮乏,农村金融市场资金缺口巨大,曾活跃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高利贷、钱庄、和会等金融方式渐入无效或低效状态。在农村家庭金融特点方面,有关文章指出,农村家庭收支不平衡,根本原因是收入过少;借贷资金多用于持续生产或基本生活保障,极少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教育、娱乐等方面。他们的思想一方面表达出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接受和认同,对金融资本的力量给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近代金融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但是他们忽略了基本事实,即农村中传统金融方式无声没落,现代金融方式羽翼未丰,资金流入渠道不畅。加之金融学属于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内容,时人尤其是农民对此尚没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谈何应用?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缺乏政府参与的前提下,流向农村的资本是市场驱动为主、政府驱动为辅的、带有明显趋利性、方向性和限定性的资本,不可能成为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力量。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无法遏止农村经济崩溃的原因,是“这支杠杆”自身不够强硬。南京国民政府因其财力决定,始终没有完成农村金融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工作。第五章对《农村经济》杂志中的农村合作问题进行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合作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引起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一度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推广,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重要部分。《农村经济》杂志主要从国外合作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民国时期的合作思想、合作政策和合作运动两个方面开展讨论。在国外合作经济的思想与实践方面,他们推崇国外的合作理论与经验,认为合作经济是适合于任何国家的、当下最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合作经济,开办各类农村合作社。在民国时期的合作思想方面,有关文章认为合作社是在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互助组织,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认为合作思想与三民主义高度契合。在合作政策和合作运动方面,有关文章认为国民党自上而下倡导的合作运动收效甚微,远不及农民自发组织、专业人士领导的民间合作运动;农村合作运动的关键是要驱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具有决定性的内因;合作行政配套、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是保障农村合作运动的基础条件,这是具有推动作用的外因。他们的观点反映出对合作经济模式的高度肯定,但忽视了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需要农民具备相当的思想认识,否则将难以达到实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倒台,这一曾风靡全球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淹没于历史的尘埃。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农村经济》杂志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进行了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创办期刊逐渐成为文化界的一种学术潮流和议政平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蓝渭滨为首的《农村经济》杂志的编创人员和作者,将该刊定义为探讨农村经济前沿问题、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理论阵地、展示农村经济实践成果的重要工具,并以此作为参与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顺应历史潮流,具有一定进步意义。而编创人员和创作团体的党派属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该刊的学术研究发展命脉。他们的学术探讨和出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理论相关学科的构建和发展路径。在探讨与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深化与升华,部分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阶级局限和农村问题的本质,转而坚定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当中。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陈兰馨,姚勤华[4]（2020）在《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文中指出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杨学嘉[5]（2019）在《晚清至民国温州瓯柑运销体制的转变》文中研究表明瓯柑是温州负有盛名的特产之一。在光绪三年温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及政府停止进贡瓯柑的情形下,瓯柑逐渐成为温州对外出口的重要土产,瓯柑的运销贸易日趋繁荣。商人通过向柑农收购柑果,再经瓯海关出口,运往天津、上海两大贸易市场。瓯柑贸易量与种植面积的持续扩大使得运销贸易成为不同势力人群博弈的焦点。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在1928年大力推行合作运动,并在1930年代初提倡“生产、运销合作”,各地陆续建立生产、运销合作社。温州瓯柑运销合作社于1933年成立,合作社对于柑果的运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运销体系。本文以晚清至民国温州瓯柑运销为中心,考察这数十年瓯柑运销的特点及演变,进而探析这一转变带来的深刻影响。“合作运销”的推行改变了原有运销环节各人群所扮演的角色的改变,其暗含的影响是合作社成员如何去利用“合作运销”来获得优惠。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瓯柑运销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所面临的忧患与纠纷,也以小见大的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打破原有贸易体制所面临的困境。
潘瀚文[6]（2019）在《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演进研究（1927-1946）》文中提出合作,是人们在共同的经济需求上,合力工作的行为。合作主义,是合作者所持有的普遍平等互助的社会运动理论。合作社则是处于经济弱势的合作者们,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一致抵抗处于经济强势地位的经济体的自助经济组织。而合作运动,则以合作社为载体,以合作行为为特征,以调节社会经济关系为目的的社会经济过程。合作主义以合作社作为平台,为实现经济平等,将弱者联合起来,开展合作运动,建立合作制社会的一种思想。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运动定为七项民众运动之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建立合作金融体系,促进了合作运动的规范化发展。在合作社组织形式上,以信用合作社作为主要发展平台,为实现复兴农村的目的,将农民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合作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借贷局面。本文从经济专题史的角度出发,通过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对国民政府合作金融思想的来源、制定合作金融政策的过程以及实践合作金融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对国民政府推行合作金融政策进行研究。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界定相关概念,并对该论题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综述,说明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并指出其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国民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的思想渊源,主要介绍在国民政府建立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之前农村的经济状况,以及合作运动的中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的背景,和国民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思想的演变过程。第三章为重点,叙述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主要描述国民政府通过构建合作金融行政系统、颁布相关法规章程、开办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过程及影响。第四章同为重点,为抗战期间及以后国民政府垄断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主要介绍战争时期经济体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调整合作政策后的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及影响。第五章对国民政府推行合作金融的政策进行综合评价,主要对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辩证评价。第六章为结语,总结国民政府发展合作金融失败的原因,分析国民政府推行合作金融政策的现实启示。
王可园[7]（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指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胡勇军[8]（2015）在《20世纪20-30年代吴县农村合作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20—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农村合作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地方政府和基层公职人员的配合,吴县地方知识分子、社会团体以及广大民众都积极参与其中,合作社数量迅速增加。与江苏其他地区情况不同,吴县农村合作社主要以生产合作社为主,并较早成立了合作社联合社,发展水平位于江苏前列。尽管如此,由于农民的参与度不高,且缺乏专业的知识和自主能力,合作社经营遭遇各种困难。
胡勇军[9]（2015）在《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文中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为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意图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地方政权,从而极力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那么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渗入基层社会,在渗透的过程中又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基层社会对此又作出何种反应,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苏州乡村的个案研究,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来构建和完善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政体系,经过多次的调整和规划,最终确定了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的重要领导地位,而在乡镇之下则先后通过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进行强化控制。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党部、农会、警察系统和保卫团,以此来构建整个基层社会的防控体系。其次笔者分别从租佃制度改革、围剿湖匪、改造社会风俗以及乡村建设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经过考察,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在勘荒和催租事务上面的介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风潮,加剧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围剿湖匪方面,通过军警之间的有力配合,剿匪效果显着,对维护乡村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乡村中烟赌和迷信活动的盛行,国家意图通过强制力量对乡村社会风俗进行改造,但却因自身原因而收效甚微。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乡村经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重责,并联合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开展乡村建设。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国家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众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和改造状态。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对乡村事务的过多干涉,从而将自己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但又由于自身原因而存在种种弊端,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性。
李晓周[10]（2015）在《冯紫岗农村建设思想与河南合作事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潮流,都市现代化得到了一定地发展,但中国乡村却遭遇到持续地动荡与冲击。乡村社会的复兴与繁荣成为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关注与实践的对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复兴运动悄然而兴。作为“学者型官员”的冯紫岗,既是一名研究合作经济的学者,同时亦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官员,他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积极地参与此次运动。文章第一部分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旨在探究冯紫岗的职业生涯。留法归国的冯紫岗,辗转于上海劳动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安徽大学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等,参与构建了以农业经济、农村合作问题为共同学术旨趣的合作界知识人网络。在这一以学统为中心的网络基础上,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扩大学人交际人脉,冯紫岗还积极组建或加入各种教育社团,如新中国农学会、中华农学会、合作学社、地政学会。同时他也以河南第三农林局局长、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副处长、河南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等官员身份,尽学识所能为农村建设贡献自身力量。第二部分以冯紫岗农村建设思想为中心。冯紫岗主张建设农村社会,首应以农村调查为先。在农村的调查过程中,冯紫岗认识到农村经济是农村建设的核心,并逐渐将农村经济学作为自身的学术旨趣。在实践过程中,冯紫岗进一步认识到合作经济,无论农业合作、工业合作,还是供销合作,不仅仅是农村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同时也是繁荣农村的有效途径。由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爆发,冯紫岗的合作思想也发生一些变化。由关注农民权益、农民话语到战争年代更注重国家效率、国家整合统制力;由注重信用合作,到更加注重生产合作社、工业合作社等发展;由原来注重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到更注重合作社的政治、文化力。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冯紫岗主管合管处时期,特别是1940年至1942年间,河南合作事业的发展状况。在肯定冯紫岗农村合作经济理念对河南合作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残酷的抗战现实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压力极大地影响着河南合作事业的发展走势。
二、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经济》杂志的概况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杂志的创办与运营 |
| 一、《农村经济》杂志的创刊始末 |
| 二、《农村经济》杂志的发行运营 |
| 三、《农村经济》杂志的广告运营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杂志的专栏与作者 |
| 一、《农村经济》杂志专栏简介 |
| 二、《农村经济》杂志专栏作者 |
| 第三节 社长蓝渭滨及其思想 |
| 一、蓝渭滨的政治思想 |
| 二、蓝渭滨的经济思想 |
| 三、蓝渭滨的文化思想 |
| 四、蓝渭滨的思想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经济危机与复兴的探讨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危机的现象报道 |
| 一、农民生活水平低 |
| 二、农民离村潮 |
| 三、耕地减少与荒地增加 |
| 第二节 农村经济危机的致因分析 |
| 一、帝国主义之侵略 |
| 二、封建势力之剥削 |
| 三、自然灾害之打击 |
| 四、生产力低下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路径选择 |
| 一、复兴农村经济的思想共识 |
| 二、复兴农村经济的一元论和多元论 |
| 三、复兴农村经济的改良派和改革派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土地问题的探讨 |
| 一、土地所有问题 |
| 二、土地分配问题 |
| 三、土地使用问题 |
| 四、土地赋税问题 |
| 第二节 关于土地制度的认识与主张 |
| 一、中西方土地制度思想及土地制度史的回顾 |
| 二、国共两党土地改革思想的评价 |
| 三、土地改革的方案设计 |
| 第三节 关于土地经济思想的探讨 |
| 一、土地利用思想 |
| 二、土地生产思想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金融和货币理论的探讨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市场探析 |
| 一、全国金融市场环境分析 |
| 二、农村金融市场特征分析 |
| 三、农村家庭金融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法币改革的探讨 |
| 一、法币改革的背景 |
| 二、法币改革的意义 |
| 三、法币改革与农村经济 |
| 四、货币本位制度的探讨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经济》杂志对农村合作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国外合作经济介绍 |
| 一、国外合作经济理论介绍 |
| 二、国外合作经济实践介绍 |
| 第二节 民国合作经济主张 |
| 一、合作思想的探讨 |
| 二、合作制度的探讨 |
| 三、合作运动的问题及对策 |
| 小结 |
| 结语 |
| 附件1 《农村经济》杂志目录索引 |
| 附件2 《农村经济》杂志特约撰稿人 |
| 参考文献 |
| 自我简介及在读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 韦伯的权威理论及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划分 |
| 二、 内生型权威:传统精英的自治 |
| 三、外嵌型权威:来自政党国家的塑造 |
| (一)外嵌的新权威:政党权力的渗透 |
| (二)外嵌的法理性:官治权力的统摄 |
| 1.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权威的异化。 |
| 2. 科层的嵌入:精英的整体替换。 |
| 四、 复合型权威:权威的再造 |
| (一)权威边界及结构的重塑 |
| (二)权威的再造与虚悬 |
| 五、国家、社会与村治权威关系的再思考 |
（5）晚清至民国温州瓯柑运销体制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 |
| 2.研究综述 |
| 3.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晚清温州瓯柑运销贸易的发展与影响因素 |
| 1.品种转换之间：唐宋至晚清温州的柑果变迁 |
| 2.晚清以来瓯柑业的发展 |
| 3.主导运销贸易的不同势力 |
| 4.影响运销的外部因素 |
| 二、民国合作运动下的瓯柑运销体制 |
| 1.“合作运销”兴起前的民国瓯柑贸易 |
| 2.瓯柑的“合作运销” |
| 3.“合作”后的运销情形与天津牙税纠纷 |
| 三、运销体制变化产生的影响 |
| 1.“合作运销”的主体人群 |
| 2.运销合作社的忧患 |
| 3.1930年代物产合作运销及其共性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演进研究（1927-194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导言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的背景及思想渊源 |
| 2.1 近代中国农村金融概述 |
| 2.1.1 农村经济衰败 |
| 2.1.2 高利贷猖獗 |
| 2.2 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 |
| 2.2.1 华洋义赈会的合作经济实践 |
| 2.2.2 合作运动向农村定位转变 |
| 2.3 民生主义合作经济思想及合作金融政策的产生和发展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1927-1937) |
| 3.1 推行农村合作经济政策议案 |
| 3.2 国民政府合作行政指导制度的建立 |
| 3.2.1 国民党的合作运动宣传 |
| 3.2.2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相关法规及章程的颁布 |
| 3.2.3 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金融行政组织的建立 |
| 3.2.4 国民政府信用合作实验区的推广 |
| 3.3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对农贷资金的扶持 |
| 3.3.1 财政金融政策向合作社倾斜 |
| 3.3.2 “军事善后”与农村金融救济处的设立 |
| 3.3.3 从农村金融救济处到中国农民银行的成立 |
| 3.3.4 农本局的成立 |
| 3.4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与乡村社会整合 |
| 3.5 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金融实践及影响 |
| 3.5.1 对华洋义赈会领办合作社的接收 |
| 3.5.2 抗战前合作金库设立状况 |
| 3.5.3 “商资归农”与农村合作金融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战时强制性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及实践(1937-1946) |
| 4.1 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与合作政策的调整 |
| 4.1.1 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 |
| 4.1.2 战时合作政策的调整 |
| 4.1.3 战时农贷政策的调整 |
| 4.2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 |
| 4.2.1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强制性变迁的行政保障 |
| 4.2.2 全国金融网的建成 |
| 4.3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与新县制 |
| 4.4 战时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及绩效 |
| 4.4.1 战时合作事业的推进 |
| 4.4.2 战时信用合作社以及合作金库的发展状况 |
| 第五章 对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的评价 |
| 5.1 农村金融现代化的有益尝试 |
| 5.1.1 农村金融系统现代化的尝试 |
| 5.1.2 对农村高利贷势力的打击 |
| 5.1.3 农民现代契约意识的提高 |
| 5.2 农村信用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2.1 对合作运动理念的背离 |
| 5.2.2 “合借社”的出现 |
| 5.2.3 合作组织发展的不平衡 |
| 5.3 农村合作金融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7）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后记 |
（8）20世纪20-30年代吴县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吴县农村合作运动概况 |
| 二、农村合作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与民众参与 |
| 3.农村合作社经营状况 |
| (一)信用合作社 |
| (二)生产合作社 |
| 四、吴县合作运动的特征 |
（9）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与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脉络的梳理与讨论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江南乡村史研究评述 |
| 二、问题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国家权力与乡村基层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县级以下政权的构建 |
| 一、行政区划变迁 |
| 二、区公所 |
| 三、乡、镇公所 |
| 第二节 县党部 |
| 一、吴县党部的发展概况 |
| 二、党部的工作及实效 |
| 第三节 农民协会 |
| 一、吴县农会的发展概况 |
| 二、农会的性质和组织功能 |
| 三、农会的工作实效及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乡村控制体系的建立 |
| 一、警察 |
| 二、保卫团 |
| 三、保甲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旱灾、农民抗租与租佃制度改革 |
| 第一节1934年江南大旱与农民暴动 |
| 一、1934年苏州大旱 |
| 二、农民抗租暴动 |
| 三、镇压与善后 |
| 第二节 1935—1936年农民抗租与租佃制度改革 |
| 一、1935—1936年苏州农民抗租风潮 |
| 二、渭泾塘惨案 |
| 三、租佃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渗透与农民抗租 |
| 一、扑朔迷离的真相 |
| 二、勘荒：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争执 |
| 三、催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湖匪、地方防护与乡村治安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太湖湖匪活动概况 |
| 一、湖匪的定义 |
| 二、太湖湖匪帮派 |
| 三、湖匪作案的特点 |
| 第二节 匪患的时空分布 |
| 一、匪患的时间分布 |
| 二、匪患的空间分布 |
| 第三节 地方防护建设 |
| 一、基层保卫力量 |
| 二、警察 |
| 三、军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烟赌、乡村迷信与社会风俗改良 |
| 第一节 鸦片盛行与地方政府的禁烟运动 |
| 一、鸦片在苏州社会中的盛行 |
| 二、地方政府的禁烟运动 |
| 三、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乡村中的赌博之风与政府治理——以苏州为中心 |
| 一、危险的娱乐：江南地区的赌博之风 |
| 二、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禁赌 |
| 三、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对迷信活动的改造——以民间祈雨为例 |
| 一、迷信活动在苏州乡村的盛行 |
| 二、地方政府对迷信风俗的改造 |
| 三、从宗教信仰到迎神赛会：1934年苏州民间祈雨 |
| 四、地方政府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社会团体与乡村建设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与吴县农村合作运动 |
| 一、吴县农村合作运动发展概况 |
| 二、农村合作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与民众参与 |
| 三、农村合作社经营状况 |
| 四、吴县合作运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合作学社与光福实验区 |
| 一、光福蚕桑实验区的成立 |
| 二、改造措施 |
| 第三节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善人桥实验区 |
| 一、善人桥实验区的成立 |
| 二、改造措施 |
| 第四节 苏州基督教青年会与唯亭山乡村建设 |
|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唯亭山农村服务处的成立 |
| 二、改造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冯紫岗农村建设思想与河南合作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合作专家冯紫岗史事考（1900—1943） |
| 第一节 留学法国迎头赶上（1900—1928） |
| 第二节 笔耕不辍躬行实践（1928—1937） |
| 第三节 合作抗战矢志不渝（1937—1943） |
| 第二章 冯紫岗的农村调查思想 |
| 第一节“为什么要作农村调查” |
| 一 现实需求，时代致因：为建设乡村社会而调查 |
| 二 文化自觉，立国之本：为“创造中国新文化”而调查 |
| 第二节 冯紫岗乡村调查思想的特征 |
| 一 以师生为主，辅以地方人士的实地性调查 |
| 二 以县为单位、以户为基点的抽样性调查 |
| 三 以人口经济为主，以教育礼俗为辅的统计性调查 |
| 第三章 冯紫岗的农村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怎样救济农村：发展都市亦或繁荣农村？ |
| 第二节 审视与研判：以农村经济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思想 |
| 第三节 廓清与缕析：农村经济学的兴起与内容 |
| 第四章 冯紫岗的农村合作思想 |
| 第一节 自耕农制与合作经营制：地能尽其利 |
| 第二节 冯紫岗农业合作化思想考析 |
| 一 农村信用合作之重要及其缺陷 |
| 二 农业生产合作亟待发展 |
| 三 农民消费合作社发展迟缓原因及其改良方策 |
| 第三节 冯紫岗乡村工业合作化思想 |
| 一 发展乡村工业的性质 |
| 二 走合作之路以发展乡村工业 |
| 第四节 冯紫岗供销合作思想的建构 |
| 第五章 冯紫岗的农村实践评析——以冯紫岗主管河南合作事业管理处时期为例（1940—1943） |
| 第一节 合作行政机构及其调适 |
| 一 合作事业管理处组织概况 |
| 二 两大协会在河南 |
| 三 组设合作实验区 |
| 第二节 合作教育：苦干实干快干 |
| 一 “苦干实干快干”的实践型人才培养 |
| 二 编订合作图书，发扬合作文化 |
| 第三节 合作组织设立简况分析 |
| 一 合作社组织量之变化及其地域分布 |
| 二 合作社类别组织分析 |
| 三 合作金库与合作供销处“量”之分析 |
| 第四节 合作组织社业务分析 |
| 一 合作贷款及其特征 |
| 二 合作社业务之分析 |
| 三 合作金库与合作供销处资本状况及社业务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冯紫岗的着作及期刊文章 |
| 附录B 《河南合作月刊》各期目录一览表（1940.5—1942.1） 183附录C 《战地工合》各期目录一览表（1941—1942） |
| 附录 C 《战地工合》各期目录一览表（1941—1942） |
| 附录D 《河南省合作事业设施纲领十则》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论文参考文献）
- [1]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研究（1932-1942）[D]. 范情.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农村经济》（1933-1937）杂志的农村经济思想探讨[D]. 刘鹤. 吉林大学, 2021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J]. 陈兰馨,姚勤华. 社会科学研究, 2020(03)
- [5]晚清至民国温州瓯柑运销体制的转变[D]. 杨学嘉.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演进研究（1927-1946）[D]. 潘瀚文. 南京财经大学, 2019(04)
- [7]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8]20世纪20-30年代吴县农村合作运动研究[J]. 胡勇军. 古今农业, 2015(02)
- [9]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D]. 胡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5(08)
- [10]冯紫岗农村建设思想与河南合作事业研究[D]. 李晓周. 郑州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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