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供求情况分析及高校的应对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孟申思[2]（2021）在《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以来,国家与地方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与政策意见,意图助推成果转化,但实际效果难孚预期。其中,管理复杂性与政策变动频繁、资源供给不足与配置效率低下、商业逻辑与学术文化冲突等问题依然严重阻碍转化效率。表现在结果上就是转化规模与转化收益并未产生显着变化,科技成果转化中长期存在的固有矛盾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何破解技术转移障碍,提高技术转移绩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部分高校建立了有利于成果转化的新制度与新组织,开展了多元化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了部分技术转移障碍,技术转移绩效明显提高。然而,这些尝试相对分散,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化与理论化探讨,深入探究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的概念内涵、具体形式、作用机理与影响效果。本研究围绕“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如何破解技术转移障碍,提升技术转移绩效?”这一问题,首先,根据理论发展脉络对高校技术转移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接着,选取四所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与组织建设成就突出的高校,采用多案例研究,回答高校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应对多重使命冲突,平衡科学研究与技术转移,实现稳健发展;然后,选择代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最高水平的若干所高校,使用扎根研究方法,阐释我国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的内涵并揭示本地实践破解转化障碍的作用机理;最后,通过研究假设推演,阐明技术转移本地实践提升转移绩效的过程机制,借助面向高校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检验“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障碍规避—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揭示不同本地实践间的系统化关联,解释不同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对绩效影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1）高校在制度安排上普遍采用同构策略,意在获取和维持合法性,实现组织稳健发展;在组织设计上采用异构策略,根据战略导向、历史沿革、资源禀赋,设计不同结构特征的技术转移生态系统,以协调高校的多重使命,服务高校战略发展;（2）内部管理简化是提升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本地实践;（3）外部网络构建对提升技术转移绩效作用有限;（4）边界跨越是提升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本地实践;（5）障碍规避在技术转移本地实践与技术转移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主要贡献于以下三个方面:（1）立足政策响应,探究高校如何在制度与组织上响应“三权”下放的政策变革,拓展高校响应环境压力研究。（2）采用整体视角,剖析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与结构特征,丰富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研究内容。（3）构建“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障碍规避—技术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从微观层面剖析三者的因果联系并验证三种本地实践的作用效果,深化高校技术转移研究。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林晶[4]（2021）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就业矛盾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作为“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就业对“十四五”规划起好步、开好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人力资本、劳动力迁移、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和技术变革等理论的基础上,梳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理论逻辑;在宏观层面,利用统计数据纵向和横向比较,我国数字化进程与就业质量现状;在微观层面,围绕劳动收入、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等四个维度,从技术进步视角出发,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选取省级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五个代理指标:移动电话基站数、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移动网络流量和域名数,利用MLM多层线性模型,展开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从技能视角出发,基于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利用OLS和Logit模型,实证测度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在劳动收入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对收入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在工作时间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时间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有利于缩减工作时间;在工作稳定性维度上,劳动者工作稳定性的提升,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不同步;在社会保障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呈负相关关系,但是,随着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提高,劳动者受到的社会保障程度在不断完善。进一步根据教育、年龄、户口、婚姻和性别等人口学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劳动收入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低学历样本、50岁及以上样本和农业户口样本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在工作时间维度上,互联网使用对减少高学历样本、男性样本、非农业户口样本和不在婚样本工作时间的促进作用更突出。在工作稳定性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的负效应更集中在低学历样本和不在婚样本。在社会保障维度上,无论是从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与低学历样本、女性样本和不在婚样本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性。相比农业户口样本,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对非农业户口样本的社会保障程度的影响呈现向好趋势发展。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普及互联网使用;第二,探索灵活用工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驱动就业质量改善;第四,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数字公共服务平台;第五,转变就业工作思路,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地位;第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第七,完善制度保障,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和收入分配制度。
梅士伟[5]（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姚科敏[6]（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胡夏辉[7]（2019）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桂林市人才引进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三五”时期是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工业振兴、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需要引进大量高素质人才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与人才引进密不可分,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引进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虽然近年来桂林市人才引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成效,人才引进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桂林市还存在着巨大的急需紧缺人才缺口。具体问题表现在桂林市人才结构不够优化、难以吸引人才留下、急需紧缺人才的总量较少、人才引进比较困难、人才作用也难以发挥等。目前桂林市已有的存量人才也不能满足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不能满足桂林市又快又好、科学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对桂林市产业现状及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人才引进情况、人才供求情况进行研究,找出桂林市人才引进机制体制、人才发展机制体制、人才激励机制、引进后继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保障。
葛晶[8]（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冯骁[9]（2019）在《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教育经费作为支撑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其充足且可持续性的供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根本保障。教育经费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可以说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先行保障。而教育经费中,其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教育税收收入。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宏观经济工具,在教育经费筹集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纵观世界各国教育税收管理征收办法,许多国家是通过征收独立的教育税,或将如流转税或财产税等税收收入作为税基从中按比例划拨教育经费等方式,来保障本国教育经费的稳定供给和教育财政的稳定投入。在我国,教育经费收入尤其是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中,除了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外,以教育费附加为主,其他教育税收优惠政策为补充构成了教育税收制度,这种教育税收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育经费收入,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保障。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教育费附加由于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性收费,而不是税收,存在很多法理层面的问题,这不仅为足额征收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也难以保障教育经费稳定的、可持续供给;第二,教育费附加征收的量很有限,难以为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收入;第三,教育费附加由于附加税的特性,导致了其地区差异非常明显,更加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不宜于教育资源的高效公平分配。由此引申出全文的两大主干问题:一是教育税收理论框架下,为什么要征收教育税,从经济学和法律角度,教育税征收是否能推进我国教育事业进步。二是教育税收实践视角下,教育税收征收的可行性。我国教育费附加施行至今,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哪些问题,如何通过开征教育税来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的思路:围绕核心问题“构建以教育税为核心的教育税收制度,保障教育经费的可持续供给”进行论述。由于“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是一个新课题,因此,本文尝试着构建一个系统、全面、符合逻辑的研究框架。除了研究文献综述外,研究沿着回答“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进行架构。首先,论文阐述了“教育税收制度的理论基础”,回答“为什么要建立教育税收制度”。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等理论,说明教育税收的合理性。运用税收学的税收调控机理和税收法定理论,说明教育税收对教育活动的促进机理,以及建立法定的教育税收制度体系的意义;其次,论文剖析了“我国教育税收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回答“我国教育税收制度现状如何”,揭示存在的问题;最后,论文回答了“怎样构建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其中包括国外经验借鉴、制度设计和检验性实证等。结合研究思路,论文全文包括八章内容。第1章,导论。主要阐述了我国教育费附加政策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内容。第2章,文献综述。主要梳理了当前研究文献的特征、国内外教育税收相关研究。第3章,教育税收理论分析。分别从教育税收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教育税收经济学理论、教育税收调控机理、教育税收法理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开征教育税的理论依据。第4章,我国教育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主要探讨了我国教育税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根源,从实践角度论证了构建教育税收制度的必要性。第5章,国外教育税收制度研究与启示。主要分析了国外教育税收制度实践、国外教育税收优惠制度实践,并获得相关启示。第6章,我国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设计。这一章是在理论和现状分析、借鉴国外的教育税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税收法理和教育税制度构建。其中主要包括教育税收法定理念、教育税收原则、教育税收要素界定、教育税收优惠设计、教育税收和财政支出关系等。第7章,实证分析: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政策有效性验证。这一章主要运用两个模型进行实证,验证我国教育税收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即通过教育税收入灰色预测模型,模拟实证了教育税的收入规模;通过学区房Hedonic模型,回归运算得出了教育资源在教育税应税财产中的资本化比率。第8章,研究结论及建议。主要包括研究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我国应开征以财产持有额为税基的教育税,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我国的教育税收制度,以保障教育经费的可持续供给。2、教育税收制度理论框架由教育税收经济学理论、教育税收制度税收调控机理、教育税收制度法理三部分组成。在依法治国和税权法定角度下,通过经济学原理征得可观的税收收入,通过税收调控机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3、当前我国教育税收制度问题的根源集中于两个层面:法理层面和税收调控层面。法理层面因为教育费附加的行政收费属性,导致法律治理不规范,许多内容和缺陷与当前我国部分法律精神相违背;税收调控层面,我国教育税收对教育活动影响因素不均衡,对教育活动调控缺乏主税种,对教育活动调控手段无创新,对教育活动调控力度不持续,对教育活动调控对象不平等。4、发达国家具有成熟的教育税收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国外在教育税层面,纳税主体和课税对象范围较广、教育税税率根据不同的课税对象分别设置、教育税收入由国家和地方共享、教育税税收优惠制度健全、教育税遵守税收法定原则;在教育税收优惠层面,政策多样覆盖面广、政府与个人的责任有机统一、对公私教育平等对待、注重对受教育者的税收优惠、鼓励教育机构自筹自支经费、有完善的教育捐赠激励机制。5、我国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征收教育税。征收教育税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税基独立原则、税负均分原则、税源稳定原则、征管有效原则。教育税将以财产持有额为税基计征并通过合理的征管机制,合适的税收优惠,恰当的支出方式,保障我国教育税的收支合理有效,进而保障我国教育经费的可持续供给。6、实证分析印证了我国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的有效性。通过教育税收入灰色预测模型,我们模拟出了教育税的收入规模预测结果,并得出两大结论,第一是教育税的增长速度优于教育费附加,第二是教育税在财政收入稳定性上优于教育费附加,证明教育税可以替代教育费附加,实现教育经费的可持续供给。通过学区房Hedonic模型,我们经过回归运算得出了教育资源在教育税应税财产中的资本化比率,通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教育税收制度可以形成教育资源不断优化合理分配的良性循环。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本文选取了已有文献研究不足、现实又亟待解决的影响教育民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教育税收制度进行研究。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是政府关注的最大民生事业之一,它关乎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政府办教育需要花钱,而且需要可持续供给,税收收入是教育经费可持续供给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以地方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税收对地方教育经费的可持续供给尤为重要。但长期以来,（1）我国实施的是以附加税（教育费附加）、辅以税收减免,来为地方提供教育经费的政策。按照法定税收原则,这种“附加税”作为行政性收费并不具备持续征收的法定效力。（2）我国还没有一个保障教育经费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体系。近年来我国财产税改革设计,以及加大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支持力度,为建立以财产持有额为税基的主体税种的教育税收制度创设了可能。（3）已有文献多针对教育税收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对我国的教育费附加政策,我国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我国教育财政事权财权分权理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缺乏针对教育税收制度进行系统化、逻辑化、全面化的研究。其次,论文运用灰色模型（GM）预测和Hedonic模型回归研究方法,实证教育税收制度的有效性。目前我国关于教育税收的研究主要是采取文献与定性研究,尚未引入定量实证工具进行分析。本文基于教育经费可持续供给,在构建以财产持有额为税基的教育税作为主体税种的教育税收制度基础上,引入大量数理工具,通过验证性实证来分析教育税收制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论文使用灰色模型（GM）预测方法,选取山东省数据,对山东省未来教育税的收入规模进行了测算,从而得出了对教育财政收入来说,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稳定性方面,教育税都要优于当前我国的教育费附加制度。（2）论文使用Hedonic模型回归方法,选取山东省部分学区房数据,对学区房价格与教育资源分配之间的比例数量关系进行了测算,从而得出了教育资源会资本化于教育税应税财产,并通过教育税可以推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从定量角度论证了教育税收制度的有效性。第三,论文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论文在分析中国教育税收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进行理论设计,并通过模拟实证和检验实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择机建立以教育税为主体税种的教育税收制度体系,教育税的税基选择财产作为主要税基并配套合适的税收减免等制度。（2）改变现有教育费附加由于行政收费属性导致的税收征管监管漏洞,完善针对教育税收的征收管理体系。（3）在建立规范教育税收制度中,需要完善的财产评估机制,而当前摆在我国财产税立法立制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财产的评估,本文结合教育税税基评估,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财产评估制度,明确了教育税税基评估的主体、方式、时间周期等,为教育税收制度及时落地奠定基础。
陈沛酉[10]（2019）在《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文中指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严峻。这一情形使得“转型”成为各类组织解决危机、谋求生存的不二法则。高等职业院校组织亦是如此。但转型不是对未来的空想式建构,须是站在已有积淀上的优化与完善。因此,亟待从组织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来高职院校转型的过程、要素及逻辑。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考察法、历史研究法以及延伸个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伯顿·克拉克创业型大学组织转型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围绕着高职院校组织的诞生与转型所形成的场域关系、转型要素及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家（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等多方行动体的核心利益考量,本研究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生、变化及解决作为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核心议题”,从而确立了高职院校组织从升本导向到就业导向再到生涯导向的转型历程:（1）升本导向阶段（1980年～2003年）。1980年,“收费、走读、短学期、不包分配”的短期职业大学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蹒跚起步。而后经由1996年“三改一补”、1997年规范命名、1998年“三教统筹”、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0年管理权下放等等正式制度供给,以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科为组织形式的高职院校组织种群获得了数量上的跨越式发展。（2）就业导向阶段（2003年～2010年）。2003年,在扩招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之际,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爆发。基于此,中央政府部门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转型目标,并综合运用择优项目引领示范与人才培养评估等举措,引导建立“地方政府主责、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实施”的组织转型场域关系。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对“高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高职应该如何办”达成多项规范性共识: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顶岗实习等等办学观念深入人心。（3）生涯导向阶段（2010年至今）。就业导向组织转型带来了就业率显着提升,但以数字为单一表征方式的一次就业率并不能完全、真正地反映各高校的就业情况。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等指标上的表现却不尽如意。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新危机引起高职院校组织场域中的行动体围绕着“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式转型策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顶层设计推动下,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制度化,高职院校组织亦与四年制大学重新建立起合作交流。同时,高职院校组织自身开始强调职业素养教育。其次,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在升本导向阶段,受国家政策分层歧视与升格诱导、市场生源选择偏好以及大学理性神话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力量等多重逻辑制约下的高职院校选择了模仿本科院校学科教育,即把升为本科院校当做规划目标,把大学课程进行“压缩饼干式”删减、把毕业生“专升本”率高低当做招生噱头的“漂移性”组织生存策略。在就业导向阶段,支配组织场域行动体实现就业导向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有:“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的国家逻辑,“项目驱动”的科层制逻辑,“生源充盈”、“满足企业需求”的市场逻辑以及“职业主义”的教育逻辑。在生涯导向阶段,高职院校组织场域行动体受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的科层制逻辑以及“生源危机”、“产业转型升级下的企业新需求”的市场逻辑和教育“成人”逻辑的共同支配。
二、高等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供求情况分析及高校的应对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等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供求情况分析及高校的应对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章节安排 |
| 1.4 可能的贡献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校技术转移 |
| 2.1.1 高校技术转移定义 |
| 2.1.2 高校技术转移形式 |
| 2.1.3 高校技术转移模型 |
| 2.1.4 高校技术转移前因 |
| 2.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 |
| 2.2.1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定义 |
| 2.2.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形式 |
| 2.2.3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重要性 |
| 2.3 制度安排 |
| 2.3.1 所有权 |
| 2.3.2 收益权 |
| 2.3.3 处置权 |
| 2.3.4 其他制度安排 |
| 2.4 技术转移生态系统 |
| 2.4.1 技术转移组织 |
| 2.4.2 技术转移组织结构 |
| 2.4.3 技术转移组织与技术转移绩效 |
| 2.5 研究述评 |
| 3 制度安排与技术转移生态系统研究:探索性多案例 |
| 3.1 文献回顾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案例分析 |
| 3.3 案例描述 |
| 3.3.1 清华大学 |
| 3.3.2 浙江大学 |
| 3.3.3 同济大学 |
| 3.3.4 上海交通大学 |
| 3.4 案例发现 |
| 3.4.1 制度安排上的同构设计 |
| 3.4.2 生态系统上的异构表现 |
| 3.5 结论与讨论 |
| 4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 |
| 4.1 文献回顾 |
| 4.1.1 技术转移生态系统 |
| 4.1.2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 |
| 4.1.3 技术转移障碍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案例选择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案例发现 |
| 4.4 案例讨论 |
| 4.5 结论与启示 |
| 5 技术转移本地实践与绩效研究:障碍规避的中介作用 |
| 5.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5.1.1 内部管理简化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2 外部网络构建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3 边界跨越与技术转移绩效 |
| 5.1.4 障碍规避的中介作用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
| 5.2.1 问卷设计 |
| 5.2.2 变量测量 |
| 5.2.3 小样本测试 |
| 5.3 样本描述与假设检验 |
| 5.3.1 样本数据 |
| 5.3.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3 实证检验 |
| 5.4 研究发现与结论讨论 |
| 5.4.1 结论与讨论 |
| 5.4.2 贡献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总结、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政策法规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机构小传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新基建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 |
| 三、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充分就业也要就业质量 |
| 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与就业质量紧密相关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就业质量的概念与测量 |
| 第二节 就业质量研究的基础理论 |
| 一、就业质量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二、就业质量研究的实证基础 |
| 第三节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理论机制 |
| 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内涵 |
| 二、技术变革理论 |
| 三、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数字化进程与就业质量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数字化进程 |
| 一、数字经济的起源 |
|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 |
| 三、数字经济的特征 |
| 四、我国与主要国家的数字化发展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就业质量现状 |
| 一、就业质量的纵向比较 |
| 二、重点群体的就业质量特征 |
| 三、就业质量的区域差异 |
| 四、就业质量的国际比较 |
| 第四章 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指标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说明 |
|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异质性分析 |
| 一、教育组别 |
| 二、性别组别 |
| 三、年龄组别 |
| 四、户口组别 |
| 五、婚姻组别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说明 |
|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 |
| 一、互联网使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二、互联网使用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
| 三、互联网使用对工作稳定性的影响 |
| 四、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
| 第四节 人口学变量分组回归分析 |
| 一、教育组别 |
| 二、年龄组别 |
| 三、性别组别 |
| 四、户口组别 |
| 五、婚姻组别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普及互联网使用 |
| 二、探索灵活用工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 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驱动就业质量改善 |
| 四、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数字公共服务平台 |
| 五、转变就业工作思路,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地位 |
| 六、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
| 七、制度保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后记 |
| 第一节 研究展望 |
| 第二节 致谢 |
| 在学期间部分学术成果 |
（5）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桂林市人才引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的研究 |
| 1.2.2 国内的研究 |
| 1.2.3 文献评论 |
| 1.3 研究方法、论文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人才的含义 |
| 2.1.1 人才的概念 |
| 2.1.2 人才的要件 |
| 2.1.3 人才的特征 |
| 2.1.4 影响人才发展的因素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
| 2.2.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 人口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第3章 桂林市产业概况 |
| 3.1 产业现状 |
| 3.1.1 农业 |
| 3.1.2 工业 |
| 3.1.3 服务业 |
| 3.2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 |
| 3.2.1 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 |
| 3.2.2 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 |
| 3.2.3 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 |
| 3.2.4 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队伍建设 |
| 第4章 桂林市人才引进情况 |
| 4.1 人才工作政策汇总 |
| 4.2 人才引进举措 |
| 4.2.1 实施桂林市“漓江学者”制度 |
| 4.2.2 建设人才小高地 |
| 4.2.3 建设创新创业平台 |
| 4.2.4 出台《桂林市人才引进和培养办法》 |
| 4.2.5 两个平台建设 |
| 4.3 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 |
| 4.4 桂林市人才发展机制调查 |
| 4.4.1 吸引人才来桂林工作的原因 |
| 4.4.2 影响人才发展的因素 |
| 4.4.3 令人比较满意的人才发展机制要素 |
| 4.4.4 制约问题突出、亟待解决的重要因素 |
| 4.4.5 桂林市现行人才政策的不足之处 |
| 第5章 桂林市人才现状分析 |
| 5.1 人才需求情况 |
| 5.1.1 人才需求的总体情况 |
| 5.1.2 人才需求的产业分布情况 |
| 5.1.3 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的分布情况 |
| 5.1.4 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情况 |
| 5.2 人才现状 |
| 5.2.1 人才供应的总体情况 |
| 5.2.2 求职人才的学历分布情况 |
| 5.2.3 人才供需对比情况 |
| 5.2.4 桂林市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留桂情况 |
| 5.2.5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情况 |
| 5.2.6 薪酬分析 |
| 5.3 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引进的关系 |
| 5.3.1 人才引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
| 5.3.2 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引进相互促进 |
| 第6章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桂林市人才引进存在的问题 |
| 6.1 产业转型升级导致人才结构失衡 |
| 6.2 人才引进体制机制不成熟 |
| 6.3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 |
| 6.4 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 |
| 6.5 人才引进后继政策缺乏 |
| 6.6 缺乏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
| 第7章 桂林市人才引进的对策建议 |
| 7.1 完善人才工作法治化 |
| 7.2 人才引进需求应遵循市场规律 |
| 7.3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
| 7.4 改革人才激励机制 |
| 7.5 提升人才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
| 7.6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
| 第8章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桂林市产业转型升级突破100项重大技术计划 |
| 附录2 2017-2019年桂林市人才引进需求目录统计表 |
| 附录3 桂林市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目录 |
| 附录4 桂林市人才工作调查问卷 |
| 致谢 |
（8）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 4.1.3 人口老龄化 |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特征 |
| 2.2 国内教育税收相关研究 |
| 2.3 国外教育税收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教育税收制度理论基础 |
| 3.1 教育税收制度理论分析框架 |
| 3.2 教育税收经济学理论 |
| 3.3 教育税收法理基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教育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教育税收制度沿革 |
| 4.2 我国教育税收制度现存问题 |
| 4.3 我国教育税收制度问题根源剖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外教育税收制度研究与启示 |
| 5.1 国外教育税制度实践 |
| 5.2 国外税收优惠制度实践 |
| 5.3 国外教育税收制度研究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设计 |
| 6.1 教育税开征的基本原则 |
| 6.2 教育税的税收要素界定 |
| 6.3 教育税的税收优惠设置 |
| 6.4 教育税与财政支出的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实证分析: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政策有效性验证 |
| 7.1 模拟实证:教育税财政充足性定量分析 |
| 7.2 检验实证:教育税收对教育资源分配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 二、国外“高校组织转型”相关研究 |
| 三、“高职转型”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高等职业院校 |
| 二、组织转型 |
| 三、就业导向与生涯导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一、文献考察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延伸个案法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的建立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场域互动与要素变化 |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制度逻辑 |
| 第四节 篇章结构的安排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关键节点”:就业问题的变化 |
| 二、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阶段划分:从升本到就业再到生涯 |
| 第三章 升本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漂移性”诞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校与环境矛盾 |
| 一、数量供给不足造成的人才浪费 |
| 二、结构供给矛盾造成的人才缺失 |
| 第二节 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混乱“前世” |
| 一、高职院校的雏形:职业大学的兴起、扩散与分流 |
| 二、“三教统筹”: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形成与缓慢发展 |
| 三、1999 年扩招后高职院校组织种群的激增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升本导向”组织要素的建构 |
| 一、“专升本”目标的形成 |
| 二、领导管理理念与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运行 |
| 三、学科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 |
| 四、组织文化整合 |
| 第四节 “漂移性诞生”的制度逻辑 |
| 一、高职院校组织诞生与扩散的逻辑 |
| 二、高职院校组织漂移的逻辑 |
| 第四章 就业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规范化”转型 |
| 第一节 “就业难”与“技工荒”的吊诡 |
| 一、“难中之难”: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
| 二、悖论:“中国制造”下的“技工荒” |
| 第二节 国家引导下的高职院校转型历程分析 |
| 一、转型目标的生成:“以就业为导向” |
| 二、转型项目的启动:“示范校”建设 |
| 三、转型成果的扩散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就业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 一、目标使命调整:安心做职教 |
| 二、领导“职教”办学理念形成与组织结构调整 |
| 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 四、组织文化:新公共管理主义盛行与企业文化融入 |
| 第四节 “规范化转型”的制度逻辑 |
| 一、国家的逻辑 |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 三、市场的逻辑 |
| 四、教育的逻辑 |
| 第五章 生涯导向下高职院校组织“内涵式”转型 |
| 第一节 “好就业”与“就好业”的新矛盾 |
| 一、目标替代:就业导向异化为就业率导向 |
| 二、就业率导向形成的根源 |
| 第二节 质量观变化与高职院校转型分析 |
| 一、“服务社会需求”的高职院校质量提升运动 |
| 二、“服务学生需求”的精英高职院校实践探索 |
| 三、后示范期组织场域行动体满足双需求的举措 |
| 第三节 案例院校“生涯导向”组织要素的转型 |
| 一、目标使命调整:从“示范”到“优质” |
| 二、领导办学理念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 |
| 三、“促进学生生涯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
| 四、组织文化:自主发展的开放型文化模式 |
| 第四节 “内涵式转型”的制度逻辑 |
| 一、国家的逻辑 |
| 二、科层制的逻辑 |
| 三、市场的逻辑 |
| 四、教育的逻辑 |
| 第六章 结语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一、场域互动关系: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脉络” |
| 二、自主发展探索: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特色” |
| 三、多重制度逻辑:高职院校组织转型的“指南”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高等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供求情况分析及高校的应对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校技术转移本地实践破解转移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D]. 孟申思. 浙江大学, 2021(0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D]. 林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5]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6]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7]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桂林市人才引进问题研究[D]. 胡夏辉. 桂林理工大学, 2019(07)
- [8]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辽宁大学, 2019(09)
- [9]基于可持续供给的教育税收制度研究[D]. 冯骁.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10]从就业导向到生涯导向：高等职业院校组织转型研究[D]. 陈沛酉. 天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