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推动农业产业化是供销社深化改革

一、积极参与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攀^[2]（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陈振平^[3]（2013）在《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广泛创建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综合的结果。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可以在民国时期寻找到一些渊源。民国时期的合作社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与政权紧密结合,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以苏联合作社为样板实行计划合作经济的道路,将合作社作为实现农业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之中。这个时期的供销合作社作为连接城乡物资流通的桥梁,以统购统销或派购的方式将农村生产的物资转移到城市,将城市的工业制成品转移到农村,在这个过程中的工农业产品价值剪刀差帮助工业化积累了资金。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力量开始从基层的微观经济细胞中撤出,市场的力量开始成为引导基层市场运行的强大的动力,供销合作社开始探索办“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实际上,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并不意味着供销合作社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建成为众所期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反倒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改制）一度变得无从下手。到了21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起连续11年下发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将供销合作社更进一步地纳入到“三农”问题的整体框架中,从提供农业产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沟通城乡流通,服务三农中的作用。从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中国供销合作社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的萎缩、复苏,贯彻了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供销合作社与国家、市场的关系。供销合作社是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依靠国家力量,服务国家现代化战略,服务城乡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设计。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具有服务三农和民生等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在支持市场竞争中相对落后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各方面都会想起借用合作社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总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研究目标与主题,界定论文基本概念及范畴,搭建文章基本框架并对文献进行综述,介绍使用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主要从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思想渊源、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实践渊源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三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主要研究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国家运动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绩效及评价四个部分。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市场化探索。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市场化探索的过程、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市场化探索的绩效及评价。第五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及评价。第六部分是新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主要研究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第七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经验借鉴。主要研究国内外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比较及借鉴启示。第八部分是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主要包括对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既有模式的总结、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新模式、及关系供销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闫芳^[4]（2013）在《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进逻辑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农业组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个体农户，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双层经营”的家庭承包制，农业组织结构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中国农业组织结构的变迁不仅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也隐含着中国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选择。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确立，中国农村经济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启动了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农村经济最主要的微观经济主体——农户，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被卷进了现代市场体系，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不仅受到了国内市场的强烈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结构在农业生产环节的效率完全释放之后，在经营环节方面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与市场体系中农户分散性相对应的是政治体系中利益表达的分散性和治理结构的残缺性。在“乡政村治”模式下，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结构无法获取高效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无力承担大型公共设施的供给。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也就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然而国家无法与近2亿个农户直接进行对接，必须要寻找新的组织结构来降低国家政策成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开始重新关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重要的组织制度资源。然而，现阶段由农民自发和政府推动建立的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历史上的合作组织都有着本质的差别，它的产生、发展有着特殊的制度环境，它的演变方向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革以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本研究以社会转型期为分析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治理理论等理论为分析工具，沿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什么演变——怎么演变——演变的方向”这一逻辑线索，探讨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进规律。论文共分为8个章节。第一章“导论”，主要阐释本研究的背景和目的，以此揭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通过梳理国内外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现状，来阐释本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与框架。第二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合作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两种理论在制度变迁的分析方法、动力源泉以及变迁方式方面的迥异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章主要对1949年以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第四章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揭示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动因，并通过对两种解释逻辑的比较分析，深刻剖析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和变迁主体问题。第五章在总结分析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第六章重点介绍了发达国家几种重要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起源、运行机制、类型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从而归纳出当前国际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某些共同趋势，以此总结出指导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几点启示性经验。在以上几章的基础上，第七章形成了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演变规律的总体性判断。第八章进一步归纳总结本文研究的重要结论，并提出推进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最后在检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论文对新时期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什么演变——怎么演变——演变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突破了以往局限于组织内部制度安排变迁的研究视角，形成了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演进逻辑研究的清晰脉络。第二，在理论工具方面。本研究打破固有的学术边界，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两种不同理论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分析，深刻揭示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逻辑轨迹，并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引入研究之中，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演进逻辑研究的解释力。第三，在研究成果上。在回答本文研究问题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构建、传统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也做了详细阐述，为推进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建中^[5]（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严彦^[6]（2007）在《供销合作社在西部农业产业化中的定位与发展》文中认为供销合作社作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和农村是其发展的基础，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农业密切相关，它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当前，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面对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散的农户在市场化运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由于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少，组织化程度低，单个农户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市场带来的风险，也无力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取得增值效益，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合作制则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供销合作社就是连接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流通的经济组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对新时期供销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定位与发展进行一次系统的研究和论证，为供销合作事业贡献一点微薄力量，这无疑是很有实际意义的。通过对供销合作社的合作经济性质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必要性的分析，本文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供销合作社的参与，供销合作社也需要抓住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自身摆脱困境、寻求发展的机遇。供销合作社具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和优越的经营网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大有作为。本文分析了供销合作社作为西部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者、领导者所具有的优势，对它进行了如下定位：（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领者和服务者；（二）现代农村流通网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为农服务的核心平台。通过清晰的定位明确供销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中应当发挥怎样的职能作用，明确其成为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为供销合作社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发展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涉及意识形态、组织机制、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最后对供销合作社作用的发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强调供销合作社要抓住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机遇，积极改革创新，增强为农服务功能，借鉴国外合作社先进经验，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收集资料、对照分析、定性分析等。

宋言贺^[7]（2006）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背景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从初创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有着辉煌的成就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供销社的风光不再,日渐衰落,进入了一段较长的低迷发展时期。近几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和供销系统上下努力,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众多的农村基层社仍处于困境,经营惨淡,生存艰难,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了组织萎缩,成为整个供销合作社系统改革发展的最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已经进入产业化经营新阶段。在各地的经济活动中,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组织形式,各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蓬勃发展。合作社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活跃在农业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坚持合作制原则,同时在经营体制,治理结构等各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现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为其重获新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供销合作社尤其是农村基层社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进程,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要求,根据实际,以多样化的合适的形式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进程,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最终实现其改革目标。山东省莘县供销合作社在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实证分析,可能对全国农村供销社在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白立忱^[8]（2006）在《夯实基础 联合发展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贡献——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文中指出

魏艳^[9]（2005）在《新时期供销合作社在服务三农中的定位与发展》文中指出为探索我国合作社改革的思路与方向,文中对美日欧主要国家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趋势做了比较和分析,得到了对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启示和相应的对策建议。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合作经济已同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和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合作社在发展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无论哪种模式的合作组织都致力于实现个体农户难以达到的共同目标,致力于全体社员的共同利益服务,并在运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我国农村合作社经济组织的发展应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专业合作社为辅。我国供销合作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兼有多种类型合作社的业务功能,承担着为“三农”提供综合服务的任务。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供销合作社的基础还不稳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看,我们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还不够完善,经营网络的运行效率还不够高,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力度还不够大,基层网点还不够健全,服务“三农”,服务城镇社区居民的潜能和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加快发展已成为供销合作社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我国合作经济理论界对供销合作社的定位和发展有多种不同观点,本文进行了列举和比较,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各级联合社的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抓好县级联社这个关键环节,而县级社改革的重点是职能转换,为此,文中提出:深化供销社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必须实行以下五大突破。即:产权突破、组织突破、功能突破、效益突破和用人突破。在基层供销社的定位问题上,引用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白立忱的一段话:“基层供销合作社总体要搞合作制,也可以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但都是合作制的体系,等条件成熟了可以向合作制转变”。在基层供销社加快改革与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要建设三大体系、发挥四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夯实供销合作社的基础环节,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农村合作经济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才能肩负起更好服务“三农”的历史使命。

叶长卫^[10]（2005）在《新时期湖北省供销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在这一新时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历史任务，也是全国人民经济工作的重点，同时这一时期对农产品优质化、农业发展区域化、农业经营产业化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这一切都要求实现农业的历史性跨越，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在此新背景下，农业产业化这种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山东、浙江等地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农业产业化甚至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继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之后的第三次农村革命。与其同时随着产业化理论的逐渐完善、产业化实践中种种不协调问题的凸现，合作经济组织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弥补产业化经营不足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从理论上讲，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对伴生兄弟，互有需要，互相促进，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载体，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是供销合作社发展的经济基础，两者协调发展会实现双赢的目标。同时，两者的发展又都有利于推进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促进农业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完成与实现，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供销合作社，实际上涵盖了合作经济组织除了农业保险与信贷功能以外的所有经营内容，是农村最具优势的合作经济组织。从历史发展来看，供销合作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历来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央对供销合作社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非常重视，1995年中央5号文件、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胡锦涛同志、温家宝同志都曾明确地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了供销合作社。显然，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已成为供销合作社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20世纪末以来，湖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现在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湖北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其中合作经济组织不发达，农业产业化经营不能有效地与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是供销合作社嫁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近年来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办社宗旨，立足于促

二、积极参与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参与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进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6）供销合作社在西部农业产业化中的定位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7）农业产业化经营背景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供销合作社在服务三农中的定位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湖北省供销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积极参与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D]. 陈振平. 武汉大学, 2013(07)
• [4]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进逻辑研究[D]. 闫芳.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4)
• [5]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6]供销合作社在西部农业产业化中的定位与发展[D]. 严彦. 中央民族大学, 2007(02)
• [7]农业产业化经营背景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与发展研究[D]. 宋言贺. 新疆农业大学, 2006(02)
• [8]夯实基础 联合发展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贡献——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J]. 白立忱. 中国合作经济, 2006(02)
• [9]新时期供销合作社在服务三农中的定位与发展[D]. 魏艳. 中国农业大学, 2005(06)
• [10]新时期湖北省供销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研究[D]. 叶长卫. 华中农业大学, 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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