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拒腐防变必须弘扬延安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王凯[1]（2021）在《延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吴建雄[3]（2021）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文中指出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嬴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同时也赢得了不忘初心、拒腐防变的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党防腐、整风反腐,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动反腐、重典惩腐,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对策反腐、制度反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分析建党百年反腐倡廉建设演进轨迹,回顾总结基本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对"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于瑶[4]（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王大龙[5]（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加强党内廉政文化教育作为教育党内干部党员,廉洁党内风气的重要力量杠杆。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历久弥新、成就斐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研究这一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对党现阶段厉行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既制定了系列行之有效的法律条例,又建立健全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机制。本论文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展开研究讨论,以期能够系统分析和阐明延安时期党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成绩和历史经验,进而科学准确地揭示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当今廉政建设的重要现实启示,为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营造新型政治生态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和梳理,从历史动因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延安时期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既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性质的要求,同时也是根据地党的建设的必然选择;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从宏观上把握延安时期的历史事件,对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概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制度、民主和社会风气等四个方面加强党内廉政文化宣传和教育;第三部分主要是介绍中国共产党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延安时期取得的主要成绩和重要发展;第四部分是总结和阐述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从廉政文化的教育、舆论监督、规范、凝聚功能四个层面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阐明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研究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实践,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王光明[6]（2020）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内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政治品格、文化根基、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大时代任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形成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90多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升华,又是着眼于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任务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新时代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导向、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体系,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统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思想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形式,在凝聚思想共识、规范政治生活和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魂”;传统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选贤任能思想、修身律己思想和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国外政党有序发展党内民主、重视政党法治、加强廉政建设、渐进推动政党改革和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政党文化,则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贯穿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始终。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奠基和探索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调试和曲折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修复和完善期。90多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二是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固本培元;三是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标识,在以政党-社会-国家为核心构成要素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文化支撑,筑牢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其次,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先进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培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土壤;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创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成效。但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存在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面临不良政治文化的冲击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封建思想、西方文化思潮等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挤压,以及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主客观因素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要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逻辑理路,自觉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和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保障、思想保障、主体保障和制度保障。
赵洪良[7]（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义和本质规定。党的政治建设所内含的“政治强党”意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逻辑指引,也是从政治能力视角思考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逻辑理路。在党的政治建设意义上,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确保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政治权威,彰显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特征的关键之举。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析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构成、价值功能和本质属性。要从政党能力的视角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一般的、共性的、基本的政治诉求,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两个层面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要素,在此基础上阐释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出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内在逻辑与政治诉求,全面把握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来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结合党的政治建设的的发展历程来看,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是回应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创新举措,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焕发出强大政治活力,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积累了有益经验。出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需要,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就成为新时代“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核心要义。可见,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政治先进性,如何锻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如何以党的政治能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能力要素系统来看,党的政治能力着眼于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建设的特定过程,其内在包含了党的能力系统的诸多要素,体现了党的建设和执政背后的共性政治要求。参照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范畴,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内容要素可划分为职能性政治能力、保障性政治能力、方法性政治能力、核心性政治能力、预防性政治能力,规定了党的政治能力是由多重能力要素整合构成的整体性能力系统。这种能力系统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系统化表达,是对党的政治功能、责任使命、政治角色、政治本领等的综合体现。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年努力和实践探索,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强力挑战,党的政治能力建设面临和现实梗阻和阻滞因素愈加明显,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相关实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而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党内政治团结、凝聚统一共识,着力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方面,要尝试将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先进性的核心政治资源,在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要以“能力强党”为价值导引,按照体系化建设思路为新时代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丰富的方法路径,着力构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目标功能体系、主体内容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效益评价体系。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专业化能力不高、政治素养不强、政治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等问题,要尝试从政治思维、政治素养、政治本领等方面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并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支持下,不断强化和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深化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制度化路径。
李春艳[8]（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李冰[9]（2019）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关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总结、传承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管党治党作出的新论断、新举措。这其中,有关管党治党方法论的问题构成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因此,从方法论的层面剖析全面从严治党,是深入理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与实践的关键步骤。本文按照理论、历史、实践三者有机统一的逻辑理路出发,对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形成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等一系列管党治党之法进行系统研究,对新时代贯彻落实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是关于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之法。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成功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沿袭。如在建党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又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党的领导和整党整风运动相结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等,这些历史探索经验对促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的治党之法,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发展。二是关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之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理论的重要遵循。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作为建党重要原则之一。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或者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或者更强调制度治党,都是充分考虑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党建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调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等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梳理、学习,习近平果断做出决定,必须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个过程的融合,只有实现二者同向、同时发力,才能助力从严管党治党真正取得实效。三是关于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之法。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紧密结合起来,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两者互补短长,缺一不可,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管党治党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健全监督法制建设,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重视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扩大监督力量;创新“开门会议”的监督模式,保障监督主体的知情权;坚持运动式监督,推进广泛监督;完善专门监督机构的建设,为促进监督主体充分发挥监督权提供组织保障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监督合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汲取我们党在推进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刮风、不搞运动”,强调“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四是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之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事实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党治党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的重要论断,要求党员干部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党内民主的建设,明确党的主体地位,完善、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运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党治党方法,通过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员的民主权利等,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等。十八大以来,在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要求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另一方面强调自下而上,从党员群体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等举措,激发并提高广大党员参与党的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打开了党的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五是关于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之法。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系统论与重点论在全面从严治党领域的科学运用。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整顿学风;以反对宗派主义为重点整顿党风;以加强党内教育为重点开展政党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加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反复研习、总结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党建实际,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习近平就曾反复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同时,要把握重点,抓关键主体、抓关键环节、抓好节点,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来带动管党治党全局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全面建设;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重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等,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董蕾[10]（2019）在《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党的廉政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涵养正气充盈、政治清明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因此,以政治生态为视角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的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党的廉政建设的新动向新任务,进一步拓宽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特点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廉政建设体系建构以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聚焦党的廉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和重点,设计了涵盖理论缘起、历史总结、内容架构、问题揭示、原因分析、路径选择在内的政治生态视域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框架。阐述了党的廉政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借鉴,厘清了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党的廉政建设举措,提炼出党的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聚焦于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党的廉政建设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格局;在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基本逻辑架构下,逐一剖析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多维诱因,有效推动各核心要素不断优化、协调有序,进而提出党的廉政建设的优化对策。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内在关联,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二者在目标、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彰显人民性、突出政治性、强调内生性、注重制度化的内在契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党治国理政营造清正廉明的执政环境。借助政治生态理性分析工具,建构了包含主体责任、权力监督、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四位一体”的廉政建设结构体系,各核心要素有机联系,发挥自己独有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的整体效能。以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结构体系为主线,以政治生态的视角探寻廉政建设在新时代条件下由谁来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优化党的廉政建设的四大对策。
二、拒腐防变必须弘扬延安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拒腐防变必须弘扬延安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反腐倡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 |
| （一）反腐倡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
| （二）反腐倡廉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
| （三）反腐倡廉贯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思想 |
| 1. 拒腐防变的思想 |
| 2. 涵养优良作风 |
| 3. 跳出历史周期率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探索 |
| 1. 建党初期的防患未然 |
| 2. 苏区岁月的廉政建设 |
| 3. 民主政权的反腐廉政 |
| 4. 解放战争的廉政制度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倡廉考量 |
| 1. 建党纲领奠定了反腐倡廉的基石 |
| 2.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持续推进 |
| 3. 惩治贪污腐败绝不手软、威慑有力 |
| 4. 从细从严整治作风彰显廉政形象 |
|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思想 |
| 1. 人民公仆的思想 |
| 2. 群众运动的思想 |
| 3. 严肃惩贪的思想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探索 |
| （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反腐倡廉考量 |
| 1. 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得到加强 |
| 2.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快推进 |
| 3. 严肃查办贪腐案件形成预防震慑 |
| 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思想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探索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考量 |
| 1. 以反腐败重大举措凝聚党心民心 |
| 2. 以反腐败查办大案要案保卫改革开放 |
| 3. 以强高压重震慑推进反腐败标本兼治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倡廉实践 |
| 1.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
| 2. 筑牢不能腐的笼子 |
| 3.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考量 |
| 1. 反腐败政治理念更加清晰 |
| 2. 反腐败战略目标更加明确 |
| 3. 反腐败战略重心更加突出 |
| 4. 反腐败基本方式更加科学 |
| 5. 反腐败主体责任更加明确 |
| 六、党的反腐倡廉百年实践的基本经验启示 |
| （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保证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方向 |
| 1. 牢牢把握反腐倡廉的根本立场 |
| 2. 牢牢把握反腐倡廉的基本观点 |
| 3. 牢牢把握反腐倡廉的基本方法 |
| （二）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
| （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置于党和国家大局之中 |
| （四）必须坚持深化标本兼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
| （五）必须坚持深化改革，不断优化公共权力配置，推进腐败源头治理 |
| （六）必须坚持健全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 (三) 政德观培育 |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 (一) 培育主体 |
| (二) 培育内容 |
| (三) 培育方式 |
| (四) 培育保障 |
| (五) 培育环境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 (一) 意识形态性 |
| (二) 人民性 |
| (三) 时代性 |
| (四) 系统性 |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延安时期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动因 |
| (二)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
| 二、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一)教育引导廉政 |
| (二)制度保障廉政 |
| (三)民主制约廉政 |
| (四)社会风气孕养廉政 |
| 三、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成绩 |
| (一)培育了延安精神,建立了廉洁政府 |
| (二)促进了良好党风政风的形成 |
| (三)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四)建立健全了党内廉政文化的制度和机制 |
| 四、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 |
| (一)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二)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当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党文化 |
| (三)党内政治文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界定 |
|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要素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阐释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相关论述 |
| (二)列宁建党思想的相关论述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阐释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益启迪 |
| (一)民本思想 |
| (二)德治思想 |
| (三)法治思想 |
| (四)选贤任能思想 |
| (五)修身律己思想 |
| (六)廉政思想 |
| 三、国外政党政治文化的合理借鉴 |
| (一)有序发展党内民主 |
| (二)重视加强廉政建设 |
| (三)塑造良好政党形象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 |
| (一)奠基与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二)调试与曲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三)修复与完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
| (二)加强党内集中教育,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基础 |
| (三)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培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根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
| 一、有利于筑牢建设“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深化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 |
| (三)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
| 二、有利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构筑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三)党内政治文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
| 三、有利于强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保障 |
| (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进展与成效 |
| (一)培厚实践土壤: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创新建设理念: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
| (三)厚植思想制度根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认知存在偏差 |
| (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三)党内存在不良政治文化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外部环境因素:多元文化冲突的挤压 |
| (二)政党内部原因: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提高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 |
| 一、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方法 |
| (一)坚持赓续传统和善于创新相统一 |
| (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 |
| 二、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力量 |
| (一)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 |
| (二)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夯实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 |
| (三)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 |
| (四)借鉴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拓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泉 |
| 三、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培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核 |
|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 |
| (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 |
| 四、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保障 |
| (一)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 |
| (二)切实发挥党组织的关键支撑作用 |
| 五、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夯实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涵养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制度保证 |
| (二)构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1.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政治意义 |
| 2.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 |
| 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力量保障 |
| (二)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 (一)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内涵及认识视角分析 |
| 1.政治能力的概念究证 |
| 2.政党能力的认识表达 |
| 3.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界定及其解释视角 |
| (二)当前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
| 1.研究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内涵 |
| 2.研究党的政治能力系统的内容要素 |
| 3.研究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方式路径 |
|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研究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的政治能力的学理分析 |
| 一、政党能力与党的政治能力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及其特征 |
| (一)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属性及其认识视角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内涵与基本特征 |
| 三、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基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能力视角 |
| (一)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具体涵义不同 |
| (二)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生成机理不同 |
| (三)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政治目标不同 |
| (四)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提升路径不同 |
| (五)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融合取向 |
|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思想表达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的政治能力建设思想 |
|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认识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 |
| 一、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历程回顾和实践观照 |
| (一)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历程回溯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基本历程 |
| (四)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的持续发展与提升 |
| 二、政治建设进程中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明确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要求 |
| (二)逐步完善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和能力要素 |
| (三)始终以政治能力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的议程和走向 |
| (四)突出了党的政治能力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系统的内容要素 |
| 一、党的政治建设视域下能力要素生成的政治考量 |
| (一)全面提升党组织政治建设质量 |
| (二)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 |
| (三)领导力生成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 二、主体视角下党的政治能力要素的综合分析 |
| (一)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组织力、凝聚力、领导力的统一 |
| (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党性素养与政治本领的统一 |
| 三、党的政治能力系统的要素构成与主要内容 |
| (一)党的职能性政治能力 |
| (二)党的保障性政治能力 |
| (三)党的方法性政治能力 |
| (四)党的核心性政治能力 |
| (五)党的预防性政治能力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成效分析 |
| (一)政治能力建设有力应对了新时代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挑战 |
| (二)政治能力建设有效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性政治问题 |
| (三)政治能力建设有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
| (四)政治能力建设有力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中政治关系规范化 |
| 二、现阶段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困境挑战 |
| (一)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与党内治理的逻辑关联 |
| (二)当前提升党的政治能力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三、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影响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 |
| (二)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妨碍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
|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阻滞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 |
| 一、着力构建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的功能保障体系 |
| (一)目标功能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重点筑牢党的政治根基 |
| (二)主体内容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核心规范党组织建设 |
| (三)组织保障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要义保障党的政治建设 |
| (四)效能评价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标准审视党建综合效益 |
| 二、积极探寻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提升的多元化路径 |
| (一)着力拓展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
| (二)着力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提升的保障体系 |
| 三、着力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 |
| (一)优化党内政治教育机制:坚定党员干部政治立场 |
| (二)优化党内政治生活管理机制:严肃党组织政治生活 |
| (三)优化领导干部作用发挥机制:激发领导干部生机活力 |
| (四)优化政治能力运行评估机制:完善党的政治能力内容要素 |
| 余论:治理意义上党的政治能力的理解向度 |
| 一、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政治能力的价值审察 |
| 二、党的政治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功能统一性 |
| (一)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
| (二)国家治理与党内治理功能互补 |
| (三)党的政治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
| 三、制度有效性: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点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 |
| 引言:人民至上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宗旨和价值归宿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一)反抗旧制度的卑劣性要发挥“人民要求”的决定性作用 |
| (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
| (三)自由人联合体中“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
|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须依靠人民获得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思想 |
| (一)坚信无产阶级才是争取政治自由和敌视专制制度的先进战士 |
| (二)无产阶级政党要让人民群众来掌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 |
| (三)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廉政工作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思想 |
| (一)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 |
| (二)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 |
| (三)廉政工作关乎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 |
| (四)廉政建设要坚持“三为民”的廉政文化观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反腐的思想 |
| 引言:坚持制度反腐是廉政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要义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腐败的制度根源的分析及其破解 |
|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 |
| (二)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 |
| (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和罢免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 |
| 二、列宁关于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的思想 |
| (一)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防止权力专断 |
| (二)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以保证党政机关廉洁 |
| (三)建立惩治贪污腐败的监督检查机构 |
| (四)法制建设与提高文化水平合力惩治腐败 |
|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制度的思想 |
| (一)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 (二)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 |
| (三)通过制度、机制、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倡廉工作 |
| (四)加强国家廉政立法,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纯洁党组织的思想 |
| 引言:纯洁执政党组织是廉政建设的基本诉求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思想 |
| (一)廉政之根在党,党之廉政在本 |
| (二)强化理论武装,以保思想纯洁 |
| (三)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 |
| 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的思想 |
| (一)严格党员发展以保证党员质量 |
|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理想信念 |
| (三)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 |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要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
| (五)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和方法”防止权力运行不纯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 |
| (一)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 |
| (二)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 |
| (三)整治不正之风以涵养廉洁之风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特权的思想 |
| 引言:特权是破坏廉政建设的政治毒瘤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所进行的系统性彻底性批判 |
| (一)特权的形成源自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 |
| (二)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它未能完成彻底废除特权的重任 |
| (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 |
| 二、列宁关于“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的思想 |
| (一)对旧社会中特权现象存在的揭露和批判 |
| (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旧社会的特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
| (三)俄国共产党并不给予党员任何特权,而只是使党员担负更重的责任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的思想 |
| (一)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
| (二)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 |
| (三)党员干部“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 (四)制度面前没有特权、遵守纪律没有特权 |
| 四、对本章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及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地位 |
| (一)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建设之路 |
| (二)确立了“人民至上”的廉政建设核心理念 |
| (三)指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权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 |
| (二)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 |
| (三)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 |
| (四)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 |
| (五)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 |
| (六)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1.选题的缘由 |
| 2.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
| 1.方法与方法论 |
| 2.全面从严治党方法与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 |
| 五、研究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研究主要内容 |
| 2.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辩证统一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原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体现 |
| 一、管党治党顶层设计源于实践探索 |
| 二、顶层设计在管党治党实践探索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完善 |
| 三、顶层设计对管党治党实践探索具有规范、指导作用 |
| 第二节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是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 三、改革开放以后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 第三节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统一的路径选择 |
| 一、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 |
| 二、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 |
| 三、把马克思主义学风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相结合 |
| 第二章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 |
| 第一节 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运用 |
| 一、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思想保障 |
| 二、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 |
| 一、强调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显着特色 |
| 二、突出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 第三节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发力的时代要求 |
| 一、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
| 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 |
| 第三章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 |
| 第一节 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
| 一、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
| 二、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 |
| 三、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 第二节 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
| 一、建党初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主要探索 |
|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探索 |
| 第三节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互补充的战略举措 |
| 一、强化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提高主动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
| 二、明晰不同监督主体的责任,统筹协调各方监督力量 |
| 三、构建党的监督体系新格局,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 |
|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度体系,为推进党的监督工作保驾护航 |
| 五、创新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的方法,提高监督工作成效 |
| 第四章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形成合力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体现 |
| 一、自上而下突出领袖、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关键性作用 |
| 二、自下而上发挥党员群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主体性作用 |
| 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合力 |
| 第二节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管党治党的重要策略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基本经验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经验做法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管党治党的方法路径 |
| 第三节 习近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 |
| 一、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 |
| 二、自下而上,从党员群众中汲取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 |
| 第五章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 |
| 第一节 系统论与重点论原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应用 |
| 一、整体推进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 |
| 二、重点突破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论 |
| 第二节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重要方法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管党治党的有益做法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结合管党治党的重要探索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 |
| 第三节 习近平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 |
| 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全面建设 |
| 二、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
| 三、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重点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
| 四、以整治“四风”问题为重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主持课题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政治生态 |
| 1.4.2 廉政建设 |
| 2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概述 |
| 2.1 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及借鉴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学说 |
| 2.1.2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思想 |
| 2.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
| 2.1.4 国外廉政思想的理论借鉴 |
| 2.2 政治生态与廉政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2.1 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 |
| 2.2.2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 |
| 2.2.3 涵养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 |
| 2.3 党的廉政建设的战略价值 |
| 2.3.1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
| 2.3.2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
| 2.3.3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迫切需要 |
| 3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历史演进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选择和设计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态 |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探索和曲折 |
| 3.2.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生态 |
| 3.2.2 社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 3.3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恢复和完善 |
| 3.3.1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政治生态 |
| 3.3.2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 4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基本经验 |
| 4.1 新时代党的政治生态新变化 |
| 4.1.1 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 |
| 4.1.2 权力规范运行的新挑战 |
| 4.1.3 制度管党治党的新征程 |
| 4.1.4 文化强党兴党的新任务 |
| 4.2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 |
| 4.2.1 主体责任建设 |
| 4.2.2 权力监督建设 |
| 4.2.3 廉政制度建设 |
| 4.2.4 廉政文化建设 |
| 4.3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取得成就 |
| 4.3.1 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氛围 |
| 4.3.2 形成常态化廉政制度安排 |
| 4.3.3 形成廉洁自律的思想自觉 |
| 4.4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基本经验 |
| 4.4.1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 |
| 4.4.2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定位 |
| 4.4.3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逻辑主线 |
| 4.4.4 坚持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价值指向 |
| 5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5.1 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1 系统治理存在融合难问题 |
| 5.1.2 权力监督存在协同效能弱化问题 |
| 5.1.3 廉政制度存在“高位运行”问题 |
| 5.1.4 廉政文化共识功能存在发挥受阻问题 |
| 5.2 党的廉政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主体责任认知偏差 |
| 5.2.2 党内政治生活不够规范 |
| 5.2.3 制度法规权威尚未建立 |
| 5.2.4 不良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
| 6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 |
| 6.1.1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 6.1.2 增强廉政建设主体自觉 |
| 6.1.3 提升党的廉政治理能力 |
| 6.2 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 |
| 6.2.1 坚持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相结合 |
| 6.2.2 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
| 6.2.3 坚持党内监督从严与监督氛围从优相结合 |
| 6.3 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 |
| 6.3.1 完善廉政制度的顶层设计 |
| 6.3.2 提高廉政制度的协同配合 |
| 6.3.3 提升廉政制度执行力 |
| 6.4 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
| 6.4.1 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自觉 |
| 6.4.2 整合廉政文化的价值资源 |
| 6.4.3 推动廉政文化的思维创新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拒腐防变必须弘扬延安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王凯. 沈阳理工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J]. 吴建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5]延安时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王大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光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D]. 赵洪良. 兰州大学, 2020(01)
- [8]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9]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D]. 李冰.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7)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D]. 董蕾.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