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改致胜关键何在?——厉以宁评说企改六大观念障碍(上)（论文文献综述）
牛蓉琴[1]（2019）在《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政策是政府针对特定产业制定的政策,是促进经济的科学增长与发展,维护市场机制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中,产业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导向、引领和助推效应的重要作用。同样,文化产业政策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为密集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富集,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石。立足在地性资源,制定了富有创新的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推动了“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云南现象”。先后出台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十五”规划》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文件,引导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2010年,按照云南地方标准统计,云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433亿元,占GDP 比重达6.1%,成为全国6大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的地区之一。但是,在2012年,国家为了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同年,云南按照国家统计标准核算,文化产业增加值在统计意义上出现断崖式下滑,从635.08亿元下降为380.3亿元,占GDP的比重也由6.5%降为3.7%,失去了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在国家自上而下的“竖井式管理”中,文化产业政策指向:放弃“地方标准”的特色产业,转向以国家政策“对标”的业态。以“金、木、土、石、布”为主要业态成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诗与远方”的多头管理制约了资源的配置,“旅游+”成为云南各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惟一路径等现象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新时期,探索云南文化产业政策演进变化规律,以及转型升级中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推动云南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以政策为主线,全面系统梳理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分别从“文化价值认识”到“市场主体培育”的政策演进阶段（1995—2005年）,从“特色发展”到“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阶段（2006—2012年）,从“对标发展”到“二次创业”的政策演进阶段（2012年一至今）三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从演进历程分析得出云南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分别是对“统计指标”“竖井管理”“外部市场”等方面的路径依赖。本文从学理的角度提出新时期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调整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多元效率评价机制,大部制管理体制,内部文化消费政策,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加快云南文化产业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刘宗涛[2]（2017）在《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类型的发展观。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探索中,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分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几种类型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这些发展理论都汲取了前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并以前人发展实践为基础,对前人发展理论进行积极扬弃,体现了我们党的发展理论在继承、改革和发展上的统一。新常态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在内外主客观条件变化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主要是体现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过渡转化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针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集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指导中国十三五及更长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五大发展理念立论的基础,新常态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发展阶段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使发展的涵义更加丰富,使发展的内涵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人成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核心思想的复归和坚持。五大理念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牢牢扭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等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经济基础上的破解之法。五大发展理念简单明了,内涵丰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彰显了我们党的理论风格的新变化和新气象,具有了新的涵义、风格和力量。五大发展理念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内在统一、内外呼应的有机系统。五大发展理念既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又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发展方向。创新针对发展动力问题,创新驱动、创新型国家是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然途径;协调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强调抓薄弱环节和补齐短板,增强发展平衡性和持续性,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绿色针对人与自然矛盾问题,坚持和实现绿色发展,才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发展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开放针对内外联动问题,开放发展是中国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基础;共享针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必须共建共享、走共同富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共性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个性和阶段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具体表现。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般原理:体现了人民既是发展主体又是发展目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及其创新的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体现了发展的整体性平衡性思想;体现了事物发展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理等等。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有机统一性、人民至上性、现实针对性和时代趋势性。坚持和实现五大发展理念,需要有领导力量、体制机制改革、法治等方面的战略保障,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发展也不例外。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养和能力。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说到底就是制度改革,改变旧制度、旧体制,破除一切不利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起有利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才能保障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
张俊[3]（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提出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董梅生[4]（2016）在《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它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重要高度之后,拉开了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发展必要性,以及争论是走“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道路等问题上,因此,学术研究成果定性的多,定量的少,实证分析更是滞后于社会实践需要。面对争议,习近平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因此,在此背景下,学术研究视角应该转到“细则制定上”来。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的问题。文章首先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首先回顾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发现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伴随着我国国企改革过程逐步萌芽、发展、壮大。从广义和狭义角度,文章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为了研究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优劣势,文章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30多万条企业数据,采用3年滚动窗口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方差分析发现,国有独资企业、民营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微观效率和社会福利还受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市场势力和行业等因素交互影响,孰优孰劣并无定论。但从变动趋势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盈利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福利指标一直处于优化和改进中,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企业类型,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依据。然后,针对国企和民企老总普遍担心的控制权问题,文章从资金侵占角度,研究了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终极控制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进而损害公司业绩作用机理。随后,文章收集了 2003-2014年692家混合所有制企业、222家民营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建立了联立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结构、资金侵占、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设立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动机不同,但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都会诱发终极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资金的侵占,且损害了公司业绩,只是侵害程度按照社会法人终极控制、中央政府终极控制和地方政府终极控制依次递减。本研究还发现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缓解终极控制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提升公司业绩。基于上述研究,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5960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数据,从市场竞争角度,考虑到股权结构内生性问题,使用面板Ⅳ模型研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的一般规律。实证发现,国有股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市场竞争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市场竞争与股权结构存在替代关系,且考虑市场竞争效应后,最优国有股比例从45%提高到84.3%,或从51%提高到75%。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比例的平均值和中位数远未达到最优持股比例,所以对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可以考虑提高国有股比例至最优水平,实行强强联合模式;对竞争性强的行业,可以考虑降低国有股比例,但也没必要实施国有股全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或单边退让国有股比例,因为此时国有股与绩效是正相关的。另外,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比例的选择还受规模、行业等其他因素影响,并无普适标准,应因企制宜。此外,文章分类分层选取了两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剖析了其股权结构的选择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结构安排固然重要,但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更为重要。基于实际操作层面,文章选取了上海市国资委,对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做法做了全方位解读,研究发现借助资本平台进行兼并重组、国有资产证券化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方式。最后,文中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点政策建议。第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二,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三、坚持市场化方向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第四,混合所有制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但更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第五,借助资本平台进行兼并重组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方式,因此要大力建设资本市场。
高国钧[5]（2016）在《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是政府为保障产品安全、公共安全、保护环境、维护消费者利益,由特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判定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其内在动力来源于政府、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于安全、效率与秩序的价值追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众多的认证机构,其认证服务广泛渗透经济、社会、环境、政府管理、教育及人权保障,逐渐成长为重塑世界秩序的引导者。基于中立、客观、专业立场及“平民主义”精神,认证的理念、内容与方式具有普适性与超国家性,具有克服外部性、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替代政府规制市场,事实上承担着干预主体的角色。在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之间,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既有中介服务组织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异性。已有的研究探讨大多局限于认证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与影响。多年来,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效性”颇受垢病,认证标志的“安全性”与“消费导向”价值尚未得到社会认可。保障认证信息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是认证行业的生命线,也是认证主体的基本法律义务。尽管入世以来,国家认监委组织多次专项执法行动,但效果并不佳,认证主体不实认证、认证合谋、市场主体花钱买证等认证“形式主义”尚未予以根治;另一方面,认证程序、认证模式、认证单元划分、认证收费制度规定不尽合理,导致强制性认证产品合格率不高,认证有效性不强,消费安全面临极大隐患。本质上,在产品质量治理方面,当下政府所面临的并非单向式简单干预,而是双层干预,既要直面规制微观市场,维护竞争秩序,又要对认证主体实行干预。政府经济干预权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认证主体,对这种“混合规制”的规制已有的主流经济法理论并未对此予以恰当的重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很重要,但存在问题也多,已构成对我国市场秩序及经济法律制度研究的极大挑战,带来的命题是:什么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规制能够使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系统最有效率地履行其支持市场系统的应然功能?为此,本文坚持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尝试在“国家—社会中间层—市场”的分析框架下,以风险社会为切入点,以认证权为逻辑起点,以解决认证有效性为主线,以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制度的规范性为研究重心,探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基本范畴,以公共治理理论、社会中间层理论、法律的道德性理论为基础,检视并总结市场体制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及运行的规律和特征、存在问题,细致考察域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发展的模式、特征及趋势,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做一个一般性和基础性的制度研究,以澄清和巩固认证机构的经济法主体地位,找到认证有效性不足问题发生的内在机理及多年未根治的原因,从宏观上研判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路径选择,从微观上明晰政府规制认证有效性的策略工具及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各章内容具体分述如下:第一章是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内涵与理论基础。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和市场三者间合理地分配权力与权利,明晰干预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形成三方相互监督、互相促进的局面,可改变政府“一股独大”的权力配置结构。认证制度源于西方,只有观照其制度起源和发展史,才能探究和洞悉其内在的功能与价值。风险社会的来临,引发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需求,凸显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首要“安全性”应用价值,阐释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的五个动因及意义。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本质上究竟有何特别的制度机理?故有必要梳理认证概念起源和沿革,从而揭示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从权力与权利的分野与耦合角度,揭示了认证权的权源、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择取公共治理理论、社会中间层理论、法律的道德性理论,分别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角、主体间性“多元治理”视角、法律与伦理交融视角,阐明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该当性,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作理论上的铺垫。第二章是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特点。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双重特征,引进并借鉴于西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正在从认证大国向认证强国迈进。作为一种市场准入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市场规制法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全景式梳理其基本内容及运行机制,具体包括制度渊源、监管体制、认证程序、认证模式及收费制度。制度渊源除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之外,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指南、国际标准及国家认监委、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认证认可行业协会的规范性文件。从制度渊源的广泛性、复杂性、多层次性凸显了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变动性特征。良好的监管体制、科学的认证程序、优化的认证模式、市场化的收费制度对提高行政效率、认证绩效具有正向效应。上述事实性内容的交代,为概括和总结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提供素材和依据,即政府主导干预的父爱主义、质量规制的混合治理模式、发展路径的国际标准依赖、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本位观、与生产许可制度两轮驱动。第三章是市场体制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应然意义上,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很重要,但现实运行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从简单模仿到改革完善,从被动依从到主动融入,在曲折探索中不断前行。在深入剖析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面板数据,总结认证主体社会化、认证证书集中化、认证市场结构寡头垄断等整体失衡基础上,梳理、研判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制度创新与完善提供靶向。大抵来说,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基于立法机制视角的体系性立法缺陷、基于行政干预视角的政府监管不到位、基于认证绩效视角的认证有效性不高。具体表现为:立法位阶低层次,法律规范严重冲突,立法空白,立法体系不完整;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机制不顺畅,执法力度不够大;机构独立性不强,技术标准不协调,认证程序不规范,虚假认证未根治及认证采信度不高。立法缺陷是根源,有效性不高是制度运行的表征,而监管不力是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三个认证典型案例,运用博弈利益主体分析,进一步剖析和归纳造成上述问题的成因及影响。第四章是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的域外考察与启示。作为“互补性”制度移植,认证来源与引进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制度与实践的深入考察可为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经验和范本。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和历史传统、法系差异,世界各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运行和规制并没有统一固定的版式,从而表现为一定的“地方性知识”。在概述世界主要国家放松规制政策和行政规制权的社会转向背景基础上,检视世界主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运行状况,并从宏观上归纳了各国模式,即美国、德国的标准先行、市场推动型模式;俄罗斯、日本、印度立法规范、政府主导型模式;英国、韩国因势利导、协同推进型模式。并总结概括上述典型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启示与借鉴,即效率主义的价值判断、法治基础的权力改革、多元主体的配置结构、风险管理的决策方法。第五章是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路径选择。基于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国际认证的发展趋势,需要根据我国的市场环境、产业发展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和完善。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在坚持科学发展、认证主权的总体理念指导下,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前提,科学界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定位,统筹规划,宏观布局,理顺政府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规制相结合,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认证有效性为核心目标,在坚守质量安全底线基础上,坚持强制性产品认证与自愿性认证协同发展原则。针对目前中央力促审批制度改革背景下,同时要克服国家干预过度与干预不足的倾向,坚持国家干预适度性的经济法理念。放开认证行业,不等于政府撒手不管,干预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范围,要正确处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与生产许可证制度两者的关系和边界,促进合格评定方式的改革创新。剖析了《合格评定法》与《技术监督法》两种立法模式的历史条件和优劣,探讨了《合格评定法》的立法导向、总体框架及立法重点,分析了强制性标准在强制性产品认证中的法律地位,建设性提出修订《标准化法》的总体导向、基本原则和建议。第六章是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建议。法律制度运行好坏取决于其责任的科学设计与实施。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是有效治理的基本要求,认证主体法律责任是认证市场有序发展的保证,是认证法律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所在。然而,认证的公益性与自利性的冲突与矛盾决定了对其规制的复杂程度。在论述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法律效力和范围基础上,以提高认证有效性为目标,探讨了市场导向与强制性产品认证竞争政策的关系,提出科学构建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的指定标准、程序规则、权利救济途径。认证行为的可控性是法律规制的目标,建议从完善强制性认证信息披露机制、提升强制性认证行为规范性两个方面来强化指定认证机构的规制。最后,从法律责任创新与完善角度,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法治化建设:建立黑名单制度,加大声誉成本;连带责任的认定与实现。从适用主体、行为模式、责任承担角度对《产品质量法》与《认证认可条例》中的连带责任规定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的程序与条件、责任分担规则等,并提出合理化的立法建议。从制度执行的个体维度,提出在保证职业独立性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厂检查员的专家责任制度。
陈铭[6]（2014）在《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研究 ——一种生产者视角》文中指出大陆综艺娱乐节目自1958年电视首播开始,就在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如今综艺娱乐节目呈现出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内容多、播出时间长、覆盖面广、收视率高、在受众中影响力大；二则是在这份火爆背后,创新能力匮乏、盲目跟风从众、缺乏自主意识的困局越来越深的困扰着从业者们进行综艺娱乐节目的创作。从一个生产者视角展开的问题由此提出：如何引领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困局突围?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经济学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研究框架,以传播学赖利夫妇的系统理论为研究工具,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心理学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经济学菲利普·科特勒的STP战略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归纳出现今制约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的外部与内部的制约因素,在媒介融合生态下和互联网思维下的综艺娱乐创新展开研究。首先,本文从这一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入手,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展开清晰界定,汲取前人已经研究过的的养分,寻找理论与实践中的空白场域,通过对“综艺娱乐节目”、“节目创新”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全新界定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梳理作为整个研究的起点。然后通过对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历史发展轨迹的梳理,对其诞生以来的四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寻觅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背后的历史轨迹和现状。而后对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困局进行剖析,总结出大陆综艺娱乐节目中节目形态、节目内容和节目制作方式在创新上陷入困局的的具体表现形式。接下来,笔者从现象入手,分析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的制约因素。本章以赖利夫妇的“系统理论”为研究工具,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中获得的大量第一手信息为研究资料,从生产者视角出发,立足于一线的客观实际,将其与理论工具相结合,从外部、内部两大系统入手、从中归纳出在外部系统中,行政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三大外部要素对创新的制约现状,以及在内部系统中,观念陈旧、人才匮乏、技术落伍三大内部要素对创新的制约；然后笔者即开始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困局突围的具体策略展开研究。在准确找寻到现实的制约因素之后,则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笔者从四个方面入手,试图寻找困局突围之道。第一方面为优化外部环境。通过对制作机构“制播分离,转企改制”、市场体制即节目市场的铺开和完善以及法律规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三管齐下,为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突围营造好良性大环境,为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第二方面为转变制作观念。从内容生产者自己的观念转变入手,结合全新的媒介融合的大背景,完成从“单向传播”到“多元互动”的转变,从“我做你看”模式进化为“共同制作、共同传播、共同成长”的拓扑模式；完成从“内容为王”到“用户至上”的最终转变,尊重用户需求,增进用户沟通,强调用户体验,以做互联网产品的心态来做节目；第三方面为强化内容创新。在策划环节中,结合菲利普·科特勒“STP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视角切入,通过目标定位和细分市场的方式,打造差异化战略和聚焦化战略,到达创新的最终目的；而在制作环节中,结合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与心理学中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理论”,深入探究受众在观看节目是的心理诉求点,依此探寻文艺晚会类、游戏竞技类、婚恋交友类、脱口秀类和真人秀类这当今最为主流的五大综艺娱乐节目类型进具体的可操作的内容创新方向；最后一方面为融入技术时代。本节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入手,立足于现代的技术发展水平,提出“全面延伸”的全新观点,认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将是一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和中枢意识层面的所有官能全面同步延伸、所有官能脱离了“躯体”的时空樊笼束缚和禁锢的全新的时代。这一全新的理论观点发展和延伸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赋予了这一上世纪的理论全新的时代意涵,并在这一理论方向的指引下,在“媒介融合”、“自媒体”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中,提出了综艺娱乐节目从“公共狂欢”到“私人定制”的颠覆式变革的可能,描绘了未来的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的全新图景,并提供了在这一全新时代中综艺娱乐节目可能的存在形态,并希望生产者能在这一时代到来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创新全新挑战的准备。
林高[7]（2012）在《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 ——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在经历三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于活力的经济体。就经济领域而言,国有企业的改革被公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渐进改革为基调,辅之以相机激进改革的混合型改革路径（杨丹,1999）。国企改革的进展对于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有企业逐步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端,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毋庸讳言,国企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挑战。鉴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支配资源的方式和手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周黎安,2007）,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仍然发挥着难以小觑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各种企业特别是国企的经营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应对国企未来各种挑战的具体策略可能不同,但是在转型中国的大背景下,国企问题的解决总是无法绕开政府干预特别是政企关系。政府干预对于国有企业存在多样化的影响途径,本论文中我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政府通过人事途径对国企所施加的干预上来。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企中政府通过行政方式指派和任命高管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市场化方式,这一结果反映出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对于国企的所谓行政性任命模式并未被打破。伴随着行政性任命而来的,是相当一部分的国企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同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前的研究中如Fan等（2007）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近三成的研究样本中首席执行官曾担任或现任行政领导职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广泛存在的国企高管政治关联现象反映的是国企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密切互动。就政府来说,能够通过政治关联高管这个抓手,更为方便的向国企施加干预和影响；就国企来说,需要通过政治关联高管的渠道与政府保持沟通和协调,建立和维护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具体而言,本论文将集中探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高管对于企业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们具有官员的实质特征。我国各种国企按照规模、行业地位和影响力等因素被划分为不同行政级别,高管也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行政性任命模式下,国企高管的选拔参照的是政府官员的标准,并享受相应的待遇。他们能够与同一级别的官员交流使用,重要国企中的高管能够被任命为地方省市中的关键官员。但是一旦高管们的职务被罢免,他们将面临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体制外他们将很难再获得理想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存在所谓的“锁住效应”（周黎安,2007）,非常关注自己的政绩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将尽全力保住职位并力求在所谓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另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们也具有商人的特征。高管们身处国企生产经营一线,熟悉国有企业的各种业务。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是高管们身上义不容辞的责任。曾经的行政经历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政策的出台背景和动向,能够更有效便捷的与政府进行协调沟通,这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总而言之,政治关联型高管们亦官亦商的特质使得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经理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具有怎样的影响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值得深入加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制度背景分析；第三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第四章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第五章是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第六章是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第七章是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各章的研究内容分别为：第一章给出导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出了本文的总体结构。第二章是制度背景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制度背景分析分国企改革历程和政府干预行为两个部分展开。在国企改革历程部分,本文介绍了国企改革的由来,分阶段对国企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进行分阶段简要的梳理回顾；在总结国企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国企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在国企面临的政府干预行为部分,本文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政府主导下的国企高管任命等内容展开分析。本章主要是对后文可能涉及到的制度背景情况进行必要的介绍和铺垫,以利于阅读以及实证研究的展开。第三章,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本部分首先回顾了本文赖以开展研究的基础理论,接下来总结了国企改革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然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的相关经验研究展开综述,利于把握以往的研究脉络。第四章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实证研究从本章开始。对国企而言,政治关联是国企与政府之间众多天然联系中的一种,通过研究国企政治关联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追溯政府干预的动机。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国企关联背后的政府干预动机区分为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通过实证模型加以检验,并考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五章是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本文将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国企获得的各种实际存在但不便明言的好处称之为隐性便利。篇幅所限,对隐性便利的探讨本文将集中于银行融资视角。本文检验了政治关联组和无政治关联组的融资约束是否存在显着差异,考察了政治关联对于获取贷款以及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区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对融资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了市场化进程对政治关联获取融资便利性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第六章,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政治关联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国企实际上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本文将国企付出的代价区分为双重成本,即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试图回答政治关联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双重成本?通过结合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本文试图较为全面的展现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复杂影响,进而揭示转轨条件下政府干预与企业的微妙关系。第七章,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本章探讨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通过实证确认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业绩存在的总体消极影响。进一步的,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业绩存在不利影响的根源何在?本文发现,总体而言,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非生产性支出,这很可能正是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的根源。第八章是研究结论。本章回顾了研究结论,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启示,介绍了研究贡献,说明了研究局限以及未来将要致力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政治关联高管的本质是各级政府从人事控制途径推进国企改革,将政府政治和经济意图内部化至国企的关键抓手。国企中普遍存在的高管政治关联现象,实际上是政府干预在国有企业人事领域的具体体现。总体说来,政治关联高管背后反映出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干预国企人事任命的意图。具体而言,中央企业中的高管政治关联更多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国企改革的整体布局,特别是对国企进行抓大放小和战略性调整的政治动机,而地方企业中的高管政治关联则更多的体现出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增加财税收入的经济动机。2.本文着重从银行融资的角度考察了隐性便利。我们发现：首先,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显着小于无政治关联企业；其次,政治关联的确有助于获取银行借款。进一步的,我们将国企划分为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更有助于高融资约束组的获取银行贷款,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次,将银行借款区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后我们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于获取短期借款的效果不明显,但的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第四,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企能够通过政治关联帮助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但这一结论在中央政府控制下国企组中不成立。最后,企业外部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关联高管获取银行融资便利。3.本文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政治成本层面,我们着重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冗员的影响,代理成本方面我们则重点考察其对于企业管理费用和在职消费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政治关联给国企的确带来严重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问题。其次,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双重成本问题,在地方企业中尤为严重。4.本文中我们探讨了政治关联最终对公司业绩的总体影响以及可能的影响途径。我们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的确损害了公司业绩,地方企业受害尤甚。进一步的,本文引入非生产性支出的框架来解释高管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的可能途径。我们发现,政治关联的确给国企带来了更多的非生产型支出,在地方国企中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总体而言,本文为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量经验证据。具体说来,本研究的主要改进和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国企政治关联现象及其政府干预动机的理解。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往往是出于企业政治战略的需要,通过建立和维护政府关系,进而获取政府政策的倾斜。区别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动机,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内生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从政治关联是政府干预在国企人事领域的体现和抓手的观点出发,本文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联背后政府干预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二,本文提出了国企隐性便利的概念,从融资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隐性便利的认识。正如陈信元等（2009）所指出的,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能忽视某些纷乱复杂但秘而不宣的规则,对于政治关联而言正是如此。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无疑能够给企业带来某些便利,国有企业堂而皇之可以享受这些便利,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但在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中往往难以见到对于这些便利的正式规定和依据,这些便利更多的是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我们将这些不便明言的便利称之为隐性便利。本文从融资约束、融资期限结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市场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考察了政治关联与融资便利的关系,相关研究结论在有助于理解国企融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歧视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三,本文揭示了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问题的紧密联系。政治关联在帮助国有企业获取各种便利性的同时,也使得国有企业背上了额外的负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从政治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出发,本文将国企付出的代价划分为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在双重成本上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政治关联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和代理问题,同时加深了我们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微妙影响的理解。最后,本文重新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业绩的损害,并引入了新的框架来解释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途径。以往的研究如Wu等（2010）、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Fan等（2007）已经发现国企中的政治联系会损害公司业绩。考虑到样本和变量设定上的差异,这些结论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文重新设定了政治关联变量,同时通过引入市场业绩和会计业绩的多个变量,重新检验了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作用,证实了总体而言政治关联更多的扮演了掠夺之手的不良角色,最终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非生产性支出这一框架来解释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途径。相关的研究结论确认了政府干预对国企干预存在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更新了我们对于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途径的认识。
杨振宇[8]（2012）在《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用事业是具有公益性的行业，它提供社会成员生产和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有着某种准公共品性质，社会每一个成员只要付出合理价格就有资格享受，但却又不能通过通常的市场渠道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配。负责分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其市场权力首先来源于自然垄断的效率机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述组织往往是通过法律制度由政府授予许可证从事准许范围内的经营，其运行性质和特征并不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性质——公有的、私有的、或是混合所有制的。众所周知，公用事业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公用行业涉及供电、燃气、供热、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关系公共服务，影响公众福利，关乎社会利益，肩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使命。而与此相对应的我国公用事业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这与当前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具体表征为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政企权利边界不清，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程度高，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普遍服务水平层次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因而，一个现实的迫切要求是以引入市场机制为目标的公用事业运行体制深层次变革，它既源于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又反过来为之服务。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已经把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任务，落实到以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为重点的战略上来。国家明确提出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的宏大目标，具体确定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发展的实施举措。这正是本命题立论的政策背景。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问题，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课题，它承载深化国企和公用行业改革、推动非公经济向垄断领域拓展等多重功能。问题关键在于，在已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基于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竞争，或者说市场的核心要义是竞争机制，那么对应我国公用事业体制缺陷的症结在哪里？要怎么改？或者从更深的层次追问，它的运行机制是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不相适应，即其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具体矛盾何在？正确回归市场法则的切入点又该如何选择？治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市场导向改革的根本目标与出路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实践探索不断前行，更要理论回应与启示现实。事实上，我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以来，竞争性领域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步伐迅猛，无论是商品或要素环节至今其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竞争领域产品与要素市场日渐发育成熟，无疑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节奏和趋势相适应的，实践表明，这一过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能否将市场的积极效应扩散延伸到垄断领域，自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的急切诉求。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利用市场调节这一经济的巨大推动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从而充分调动市场机制的优势，发挥市场力量的长处，将市场自主、分散决策和再通过市场协调分散决策的内生禀赋，将竞争机制的正向效应，渗透、辐射、嫁接到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显然，这一过程需要一系列转换技术手段与孵化程序等中间转化环节，简单的模式移植或许会带来水土不服，反而增加改革的试错行程和纠错成本。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一个理论的难题是，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性质怎样与竞争机制有效兼容，即垄断如何实现有效的竞争。探索垄断行业竞争治理模式的命题，具体到我国的公用事业，其市场导向改革还涉及如何找到一种互促互补的协同推进力量，能够有效调和与自然垄断共生的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合意边界等五对矛盾关系。本命题研究旨在借助西方经济学市场理论关于垄断、竞争、规制以及产业组织等分析范式，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点，还原上述相互对立冲突的表象下内在概念与范畴辩证统一的真实逻辑，并且在理论工具的推演与实证的检验下，因应一时一地的具体条件，探索出均衡发展的合意的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路径，增进垄断的有效竞争概念范畴的理性认知，初步构建垄断的竞争治理理论逻辑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公用事业市场化经验的国际比较，在还原政策环境、制度差异等现实约束的前提下，揭示了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实质是基于垄断的绩效潜能注入有效竞争机制，从而建构了一个自然垄断的合意市场边界，并最终以效率与福利的改进作检验和评价。概而言之，本文对于推动公用事业改革创新思路形成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核心在于：阐释私有化、泛市场化并非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合理内涵和正确出路，比较公用事业要素市场化同产品（服务）市场化两种不同的市场化实现方式，论证提出产权多元化、民营化、FDI发展模式、跨区域运作、特许经营权竞争等要素市场化是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有效路径。
杨卫东[9]（2011）在《国有企业工具论 ——中国国有企业性质与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为什么而存在?它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理论问题。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许多问题皆源于此。《国有企业工具论——中国国有企业性质与改革研究》（以下简称《工具论》）旨在揭示国企的本质是政府调控经济、社会的工具。从理论上论证与澄清国企的功能、性质与地位,并以此视角分析过往的国企改革,提出新一轮改革的建议。《工具论》由四章组成。第一章国企与社会主义研究。在传统的理论体系中,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研究国企工具论,必须澄清与突破传统理论体系。该章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论述,总结了我党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方面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思考。本章认为,一、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宁将公有制提前到社会主义阶段,并把国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内容,虽然,列宁很快认识到,国有化的步伐太快,提出了退却战略,但是,国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内容的观点并没有变。斯大林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它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以国有制为主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种模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样本。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参照苏联的结果。因此,斯大林以后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二、马克思构想的公有制不包括国有制。过去,我们把公有制理解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马克思界定的公有制是联合的个体所有制,是民有的范畴,而国有制是国家的范畴,官的范畴,官与民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三、既然公有制不包括国有制,国企与社会主义就没有必然联系,国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二章国企性质研究。在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后,本章对国企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首先对国企本源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国企给出了新的定义：“国企是由政府出资或参股,并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用市场方式向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分析了国企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职能,研究了国企作为特殊企业法人的特点。其次,对国企工具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国企作为工具在我国至少有三大功能,即政治服务功能,经济服务功能,公共服务功能。本章运用戈森关于效用的三大定理对国企作为工具的效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工具功能的演化、异化和矫正的观点。最后,用国企工具论分析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得出结论：“无视国企本质的改革只能称为失去灵魂的改革”。第三章国企进退的历史研究。该章是以实证的方式论证国企是政府调控经济与社会的工具。该章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大萧条与二战后的国有化浪潮,撒切尔革命以来的世界性私有化浪潮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国有化新浪潮。对国有化与私有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一、国有化浪潮的兴起基于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应对战争的需要,调控社会经济的需要和政治理想与意识形态的需要。国企形式在经济稳定的和平时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引导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上升,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重要杠杆,尤其在市场经济失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私有化浪潮的兴起通常有以下原因：一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关,二是国有化后有些效益的不理想,三是科技的发展带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在通常状况下,私有化有利于自由竞争,有利于提高效率,也有利于遏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但是,私有化有其较大的局限性。（1）如果缺乏投资治理法规,私有化可能使国家垄断变成私人垄断。（2）私有化可能削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3）不尊重已有的制度遗产,大规模的私有化会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本章的结论（一）国有化与私有化谁优谁劣,难分高下。有一种观点,认为私有化比国有化效率高,其实它们常常不可比。国有化注重经济与社会的两种效益,经济效益的低下很多情况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益。另外,在许多时期,国有化的效益远远超过同期的私有化。（二）国有化与私有化都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西方国家的国有化与私有化都是政府发动的,都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每一次浪潮都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国有化与私有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三）国有化与私有化本身没有政治含义,它们的反复轮回反映了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二者关系的动态演化,但是,如果把它们贴上政治标签,它们就会变异,成为一种不可控的力量,把消灭对方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当年的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都是如此。历史证明,无论是全盘国有化还是全盘私有化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都是不会长久的。第四章新一轮国企改革研究。论证国企是政府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我国的国企改革。本章首先总结了我国的国企改革,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几种类型,对国企改革的阶段划分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迄今为止的国企改革主要经历了两轮,第一轮从1978-1989年,其特点是以效益为导向的改革；第二轮从1992-2007年,其特点是以产权为导向的改革。文章批评了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国企改革目的和标准的观点,并按照国企工具论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章深入探讨了2006年以后不断升级的“再国有化”现象,认为西方国家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有化与我国的“再国有化”有着本质区别。一是西方国家的国有化范围很小,行业针对性很强,主要拯救金融业内行将破产的企业。我国的“再国有化”遍及各行各业。二是西方国家的国有化都是权宜之计,是暂时措施,形势一旦稳定,立即退出。我国“再国有化”则没有想过退出的问题。三是西方国家国有化和振兴措施主要目标是扶助民企和民众,我国却趁机发展国企,看不到对低收入人群的救济计划。因此,用西方的国有化论证我国的“再国有化”的正确性是缺乏逻辑力量的。关于国企的进退本应是国企工具的一种常态,关键是该不该进退,怎样进退,在哪些行业进退,只有用工具论的标准去检验,才能明辨是非。最后,本章根据工具论的理论,提出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思路。作者认为,中国30余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种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高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改革处在新的十字路口。转变发展模式,首先要从国企改革做起。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特点是以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国企的四大战略转移。（一）推进国有资本从生产领域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移,让国企回归到本质；（二）推进国有股权的多元化,并促进股权从控股向参股转移,从大股向中小股转移,使国有资产在搭便车中增值；（三）推进国企发展战略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领域转移,使国企发挥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先锋作用和引领作用；（四）推进国企从一般领域向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及关键领域转移,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核心竞争力。这是一场完全不同路径的改革,是从功能着眼,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这项改革单靠国企是完不成的,最终取决于政府的自身改革。因此,本章最后提出了政府改革的任务,认为不改革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体制,不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从经济工作向社会公共事业的转移,不改革政府从微观调控向宏观调控的转移,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便会落空。
钱广贵[10]（2010）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三分开》文中认为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三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三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三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三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三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三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三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三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二、企改致胜关键何在?——厉以宁评说企改六大观念障碍(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改致胜关键何在?——厉以宁评说企改六大观念障碍(上)（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
| (一) 主导和引导的关系 |
| (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三) 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
| 二、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 |
| (一) 从“文化价值认识”到“市场主体培育”的政策演进阶段(1995-2005年) |
| (二) 从“特色发展”到“产业体系”的政策演进阶段(2006-2012年) |
| (三) 从“对标发展”到“二次创业”的政策演进阶段(2012年-至今) |
| 三、云南文化产业政策演进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对“统计指标”的路径依赖 |
| (二) 对“竖井管理”的路径依赖 |
| (三) 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 |
| 四、新时期云南文化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 |
| (一) 多元效率评价机制建设 |
| (二) 大部制管理体制建设 |
| (三) 内部文化消费政策建设 |
| (四)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机制政策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构思及框架 |
| 五、论文的重难点、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发展观的基本涵义及演变 |
| 第一节 发展及发展观基本涵义 |
| 一、发展的基本涵义 |
| 二、发展观的基本涵义及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
| 一、经济增长论 |
| 二、经济社会发展观 |
| 三、可持续发展观 |
| 四、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背景 |
| 第一节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
| 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 |
| 二、新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
| 三、五大发展理念是指导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发展观 |
| 第二节 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国际背景 |
| 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
| 二、世界经济呈现“新常态” |
| 三、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与温和复苏 |
| 第三节 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国内背景 |
| 一、危机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
| 三、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发展新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创新发展 |
| 第一节 创新与创新发展的涵义 |
| 一、创新与创新发展的基本涵义 |
| 二、中共创新发展思想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发展需要破解的主要难题 |
| 一、我国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创新发展的路径 |
| 一、市场化改革是破局关键 |
| 二、发挥好政府作用 |
| 三、确立企业真正的创新主体地位 |
| 四、发挥科研院所与高校的创新作用 |
| 五、营造创新友好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协调发展 |
| 第一节 协调与协调发展的涵义 |
| 一、协调与协调发展的基本涵义 |
| 二、中共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我国协调发展需要破解的主要难题 |
| 一、区域发展差距大 |
| 二、城乡二元结构 |
|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 |
| 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二元分离 |
| 第三节 我国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
|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
| 二、城乡发展失衡原因分析 |
|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的原因分析 |
| 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二元分离的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我国协调发展的路径 |
| 一、统筹区域协同发展 |
| 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三、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 |
| 四、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绿色发展 |
| 第一节 绿色与绿色发展的涵义 |
| 一、绿色与绿色发展的基本涵义 |
| 二、中共绿色发展思想的提出及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我国绿色发展需要破解的主要难题 |
| 一、我国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绿色发展的路径 |
| 一、转变发展理念,促进政策制度绿色化 |
| 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
| 三、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 |
| 四、推动低碳循环发展 |
| 五、实施专项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开放发展 |
| 第一节 开放与开放发展的涵义 |
| 一、开放与开放发展的基本涵义 |
| 二、中共开放发展思想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我国开放发展需要破解的主要难题 |
| 一、我国开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实现开放发展的路径 |
| 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
| 二、推动体制改革,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
|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四、继续发挥港澳台地区的独特优势 |
|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共享发展 |
| 第一节 共享与共享发展的涵义 |
| 一、共享与共享发展的基本涵义 |
| 二、中共共享发展思想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我国共享发展需要破解的主要难题 |
| 一、我国共享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共享发展的路径 |
|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 |
| 三、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
| 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发展观 |
| 第一节 五大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坚持与发展 |
| 一、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
|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知 |
| 三、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特点 |
| 第二节 五大发展理念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 |
|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难度加大 |
| 二、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应对发展新挑战 |
| 第三节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大发展理念 |
| 一、发展目标:五大理念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 |
| 二、发展动力:全面深化改革 |
| 三、发展保障:全面依法治国 |
| 四、发展保证:全面从严治党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改革谈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权力的概念和分类 |
| 一、权力概念的多义性与确定性 |
| 二、权力概念的核心要素 |
| 三、权力的分类 |
| 第二节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涵义 |
| 二、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公共性 |
| 三、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推论 |
| 第三节 公权力的异化与矫正 |
| 一、公权力的异化 |
| 二、公权力异化的原因 |
| 三、公权力异化的矫正 |
| 第二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 |
| 第一节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 |
| 一、国家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历程 |
| 二、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 |
| 三、国家企业权力的定位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公共性的理论支持 |
| 一、企业性质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二、公共物品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 |
| 一、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现象梳解 |
| 二、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
| 三、对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立法反思 |
| 第三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 |
| 第一节 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一、国家企业权力问题的宪政张力 |
| 二、宪法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制度安排 |
| 三、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 |
| 一、国有企业的域外分类例证 |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 |
| 三、国家企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 |
| 一、外部规制主体 |
| 二、内部规制主体 |
| 第四章 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企业设立权规制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 |
| 二、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原则 |
| 三、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程序 |
| 第二节 企业业务权规制——以政策性银行为例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与业务权力 |
|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力失范 |
| 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权规制镜鉴 |
|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国家调控权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 |
|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企业调控权力 |
| 二、国家价格调控权力的规制 |
| 第五章 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
| 一、国有资本运营的权力性与异化风险 |
| 二、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及突出问题 |
| 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体制定位 |
| 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有资本预算权规制 |
| 一、公共财政的控权功能 |
| 二、公共财政对国家资本权力的预算规制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制 |
| 第三节 企业合并权规制 |
| 一、《反垄断法》规制国有企业合并的落空 |
| 二、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本质是规制政府权力 |
|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进路 |
| 第六章 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 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分析 |
| 三、民营化中权力退出的路径与规制 |
| 第二节 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权力规制 |
| 一、民营化的决策规制 |
| 二、民营化的产权交易规制 |
| 三、民营化的员工持股规制 |
| 第三节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权力退出规制——以铁路民营化为例 |
| 一、垄断行业民营化的竞争规制与规制机构 |
| 二、民营化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规制 |
| 三、民营化中的铁路企业权力规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框架结构和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和性质确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分析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作用机理研究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作用机理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的提出与内生性问题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上海市国资委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对认证的制度需求 |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背景 |
| 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动因与意义 |
| 第二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法理内涵 |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概念之界定 |
| 二、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关系分析 |
| 三、认证权的本质与特征 |
| 第三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治理理论 |
| 二、社会中间层理论 |
| 三、法律的道德性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特点 |
| 第一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变迁及转轨特性 |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发展历程 |
| 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转轨特性 |
| 第二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体系 |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渊源 |
| 二、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运行体制 |
| 第三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政府主导干预的父爱主义 |
| 二、质量规制的混合治理模式 |
| 三、发展路径的国际标准依赖 |
| 四、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本位观 |
| 五、与生产许可制度两轮驱动 |
| 第三章 市场体制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整体失衡 |
| 一、认证主体社会化 |
| 二、证书分布集中化 |
| 三、寡头垄断的认证市场结构 |
| 第二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体系性立法缺陷——基于立法机制视角 |
| 二、政府监管不到位——基于行政干预视角 |
| 三、认证有效性不高——基于认证绩效视角 |
| 第三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问题的成因与影响：案例研究与批判 |
| 一、案例述介 |
| 二、认证法律制度移植出现异化 |
| 三、认证合谋导致监管机制缺失 |
| 四、政府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并存 |
| 第四章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的域外考察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运行概况 |
| 一、放松规制下的制度替代 |
| 二、行政规制权的社会转向 |
| 第二节 域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检视 |
| 一、标准先行、市场推动 |
| 二、立法规范、政府主导 |
| 三、因势利导、协同推进 |
| 第三节 域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成功经验 |
| 一、效率主义的价值判断 |
| 二、法治基础的权力改革 |
| 三、多元主体的配置结构 |
| 四、风险管理的决策方法 |
| 第五章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路径选择的基本原则 |
| 一、他治与自治平衡：强制性与自愿性协同发展 |
| 二、硬法与软法结合：适度干预理念下弹性管理 |
| 三、认证与审批衔接：促进合格评定的方式创新 |
| 第二节 路径选择的立法模式 |
| 一、总体思路：《合格评定法》抑或《技术监督法》？ |
| 二、《合格评定法》的立法导向 |
| 三、标准改进模式——兼谈《标准化法》的修改 |
| 第六章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
| 第一节 明确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法律效力和范围 |
| 第二节 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中市场准入制度 |
| 一、市场导向与强制性认证竞争政策的关系 |
| 二、认证机构的指定及救济 |
| 第三节 强化对指定认证机构行为的规制 |
| 一、完善强制性认证信息披露机制 |
| 二、提升强制性认证行为的规范性 |
| 第四节 建立健全指定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制度 |
| 一、建立健全黑名单制度 |
| 二、完善认证制度中的连带责任 |
| 三、完善工厂检查员的专家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研究 ——一种生产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综艺娱乐节目的研究综述 |
| 1.3.2 关于创新的研究综述 |
| 1.4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2 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综艺娱乐节目 |
| 2.1.2 节目创新 |
| 2.2 大陆综艺娱乐节目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探究 |
| 2.3 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历程与现状 |
| 2.3.1 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的源起(1958年——1978年) |
| 2.3.2 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的觉醒(1978年——1990年) |
| 2.3.3 “突破型创新”密集诞生阶段(1990年——1998年) |
| 2.3.4 创新现状——“模式引进”风潮下的“渐进型创新”时期(1998年——今) |
| 3 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困局剖析 |
| 3.1 节目形态类型化严重 |
| 3.1.1 文艺晚会类节目形态 |
| 3.1.2 谈话类脱口秀节目形态 |
| 3.1.3 真人秀类节目形态 |
| 3.2 节目内容同质化严重 |
| 3.3 节目制作方式——“模式引进”依赖症 |
| 4 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的制约因素分析 |
| 4.1 外部制约因素 |
| 4.1.1 行政体制缺乏活力 |
| 4.1.2 市场环境尚未完善 |
| 4.1.3 法律保护创新乏力 |
| 4.2 内部制约因素 |
| 4.2.1 思想观念模式僵化 |
| 4.2.2 创新人才严重缺失 |
| 4.2.3 技术未能与时俱进 |
| 5 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困局突围策略研究 |
| 5.1 优化外部环境 |
| 5.1.1 “制播分离,转企改制”——充满活力的制播体制构建 |
| 5.1.2 “公平竞争,自由流动”——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营造 |
| 5.1.3 “法规健全,执法严明”——严谨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 |
| 5.2 转变制作观念 |
| 5.2.1 从“单向传播”到“多元互动” |
| 5.2.2 从“内容为王”到“用户至上” |
| 5.3 强化内容创新 |
| 5.3.1 内容策划之“定位”策略研究 |
| 5.3.2 内容制作之“需求”策略研究 |
| 5.4 融入技术时代——“私人订制”娱乐全息时代的颠覆式变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关于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研究的深度访谈》大纲 |
| 附录二：深度访谈样本(一)——与魏文彬深度访谈 |
| 附录三：深度访谈样本(二)——与张一蓓深度访谈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 ——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2. 制度背景分析 |
| 2.1 国企改革的由来 |
| 2.2 国企改革进程回顾 |
| 2.2.1 冲破藩篱期(1978年-1991年) |
| 2.2.2 艰难探索期(1992年-2002年10月) |
| 2.2.3 深化改革期(2002年11月-至今) |
| 2.3 国企改革：总结与展望 |
| 2.3.1 国企改革经验总结 |
| 2.3.2 国企改革展望 |
| 2.4 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干预行为 |
| 2.4.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
| 2.4.2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
| 2.4.3 官员的政治晋升锦标赛 |
| 2.4.4 政府主导下的国企高管任命 |
| 2.5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3.1 基础理论回顾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公司治理理论 |
| 3.1.3 激励理论 |
| 3.1.4 政府干预理论 |
| 3.2 国企改革中的理论争鸣 |
| 3.2.1 国有企业的目标 |
| 3.2.2 国企改革症结何在 |
| 3.2.3 国有企业的绩效 |
| 3.3 国有企业与政府干预的相关研究 |
| 3.3.1 国企融资与政府干预 |
| 3.3.2 国企投资与政府干预 |
| 3.3.3 国企经营与政府干预 |
| 3.3.4 国企公司治理与政府干预 |
| 3.4 政治关联研究综述 |
| 3.4.1 政治关联的度量 |
| 3.4.2 政治关联与财务活动 |
| 3.4.3 政治关联的复杂影响 |
| 4. 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均值与中位数检验 |
| 4.4.3 回归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 |
| 5.1 研究问题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均值与中位数检验 |
| 5.4.3 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 |
| 6.1 研究问题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模型设定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均值与中位数检验 |
| 6.4.3 回归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 |
| 7.1 研究问题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模型设定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均值与中位数检验 |
| 7.4.3 回归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贡献 |
| 8.4 研究局限性 |
| 8.5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和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学术构想与理论难点分析 |
| 第一章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逻辑基石：垄断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西方经济学垄断-规制理论演进脉络 |
| 一、 西方市场理论的垄断与竞争之争 |
| 二、 西方规制经济理论嬗变的轨迹 |
| 三、 可竞争市场理论和有效竞争概念下的竞争治理转向 |
| 四、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公用事业私有化 |
| 第二节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对自然垄断运行机理的分析 |
| 一、 自然垄断的网络性、资产专用和可转移性 |
| 二、 自然垄断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
| 三、 自然垄断的沉淀成本与进退壁垒 |
| 四、 自然垄断的可维续性与潜在竞争者进入管制 |
| 五、 公用事业市场化定价及价格管制 |
| 六、 公用事业公营化与私营化的迭代 |
| 第三节 西方理论的逻辑启示 |
| 一、 垄断的市场化逻辑 |
| 二、 西方理论的启示 |
| 第二章 公用事业运营管制及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探索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公用事业运行规制模式及其演变 |
| 一、 英美全面私有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二、 日本规制与竞争并存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三、 法国特许经营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四、 德国、瑞典等福利国家公营主导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五、 香港公用事业高效商业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二节 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公用事业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
| 一、 改革的成功经验 |
| 二、 改革的失败教训 |
| 第三节 国外公用事业运行及改革实践的比较与探索 |
| 一、 国外运行、改革模式比较 |
| 二、 国外经验借鉴与探索 |
| 第三章 中国公用事业运行的体制现状及其垄断特征 |
| 第一节 我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及监管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 计划配置模式的体制沿革及其向市场配置过渡的趋势 |
| 二、 我国公用事业运营监管体系与政策思路的演变 |
| 第二节 我国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运行特征的表现形式 |
| 一、 国资单一产权结构与资本要素进入屏障 |
| 二、 属地割据的行政垄断与区域渗透壁垒 |
| 三、 纵向一体化与生产输送系统匹配性效率 |
| 第三节 垄断经营方式对我国公用事业运行绩效的影响机制 |
| 一、 规模经济效应与垄断集中的效率 |
| 二、 行政垄断与普遍服务的福利保障 |
| 第四章 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组织运动的市场化改革总趋向 |
| 一、 自然垄断国企市场主体地位的理性复归 |
| 二、 竞争行业市场化改革经验及其延伸 |
| 三、 市场化改革在自然垄断领域拓展的结合点 |
| 第二节 利益约束与企业治理的制度缺陷 |
| 一、 政企权能边界的产权关系问题 |
| 二、 资产形成机制的瓶颈制约问题 |
| 三、 权利配置监督的公司治理问题 |
| 四、 区域分割垄断的要素流动问题 |
| 第三节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内生动力 |
| 一、 自然垄断国企盈利与社会效率 |
| 二、 市场结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升级 |
| 三、 企业利益与普遍服务供给社会化 |
| 第四节 改革目标与实现方式的多维度、综合性视角 |
| 一、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与有效竞争机制创设 |
| 二、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与多元目标体系构筑 |
| 三、 绩效导向与“泛市场化”理论误区评析 |
| 第五节 运行机制悖论：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需调和五对矛盾 |
| 一、 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 |
| 二、 垄断因素与竞争机制的冲突与兼容 |
| 三、 国有成分与民营经济“进退”的合意度量 |
| 四、 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价值目标的两难选择 |
| 五、 外国资本控制与民族产业保护的利弊权衡 |
| 第五章 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指向 |
| 一、 自然垄断适度集中与适度竞争的均衡过程 |
| 二、 公用事业产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的抉择 |
| 第二节 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的产权路径 |
| 一、 产权多元化与要素配置市场化的效率机制 |
| 二、 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治理改善 |
| 三、 所有权分散与经营权集中的制度效率 |
| 第三节 公用事业民营化 |
| 一、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现实背景 |
| 二、 民营化的实现方式及其效率机制 |
| 三、 民营化的存在问题、对策与出路 |
| 第四节 外资并购 FDI 模式 |
| 一、 公用事业 FDI 发展模式的效率机制 |
| 二、 FDI 对公用事业生产力的改进作用 |
| 三、 FDI 下开放经济的创新效益 |
| 第五节 公用事业跨区域运作与市场整合 |
| 一、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 |
| 二、 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 |
| 三、 市场整合下的产业区域协同效应 |
| 第六节 特许经营权竞争与区域间比较竞争的机制设计 |
| 一、 特许经营权竞标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二、 区域间比较竞争制度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三、 经营契约监督下公用事业的定价管制与听证制度 |
| 四、 BOT 和 TOT、以及托管运营等竞争性特许模式 |
| 第七节 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一、 结论 |
| 二、 政策启示与展望 |
| 第六章 案例分析：中国水务行业市场导向改革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水务产业外资并购与民营化的实践探索 |
| 一、 我国水务产业发展现状 |
| 二、 我国水务行业外资并购与民营化模式考察 |
| 三、 我国水务业市场导向改革的政策绩效及前景 |
| 第二节 深圳水务企业市场导向改革案例分析 |
| 一、 跨国并购下的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 改革前后企业经济运行绩效对比分析 |
| 三、 异地兼并跨区域整合的市场绩效 |
| 四、 改革后经营理念、服务、技术与管理创新的变化 |
| 五、 优化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与改革的前景目标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 附件 |
（9）国有企业工具论 ——中国国有企业性质与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主要论点及创新 |
| 第一章 国企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研究 |
| 一 社会主义公有制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 |
| (二)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论述 |
| (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探索 |
| (一)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 |
| (二)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 |
| (三) 关于对公有制的探索 |
| 三 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理论再思考 |
| (一) 关于对公有制的再思考 |
| (二) 关于国企与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
| (三)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企性质研究 |
| 一 国企本源探讨 |
| (一) 国企的定义 |
| (二) 国企的职能 |
| (三) 国企的特点 |
| 二 国企工具功能分析 |
| (一) 工具的定义及功能 |
| (二) 工具的效用及条件分析 |
| 三 国企工具与国企改革 |
| (一) 内部人控制 |
| (二) 央企为王 |
| (三) 唯利是图 |
| 第三章 国企进退的历史研究 |
| 一 大萧条与二战后国有化运动 |
| (一) 罗斯福新政及其国有浪潮 |
| (二) 英国的国有化运动 |
| (三) 法国与意大利的国有化 |
| 二 滞涨与私有化浪潮 |
| (一) 撒切尔革命 |
| (二) 欧美日的私有化运动 |
| (三) 俄国及东欧国家的私有化 |
| 三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有化 |
| (一) 美国的救市与国有化 |
| (二) 英国的救市与国有化 |
| (三) 德国的救市与国有化 |
| (四) 救市与国有化的思考 |
| 四 国企进退的启示 |
| (一) 国有化浪潮的分析 |
| (二) 私有化浪潮的分析 |
| (三) 国有化与私有化都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 |
| 第四章 新一轮国企改革研究 |
| 一 国企改革的回顾 |
| (一) 国企改革的类型分析 |
| (二) 国企改革的阶段划分 |
| (三) 国企改革的思考 |
| 二 “再国有化”现象 |
| (一) “国进民退”探源 |
| (二) “国进民退”之辩 |
| (三) 争论的实质 |
| 三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选择 |
| (一) 改革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
| (二) 确立全新的国企改革思路 |
| (三) 政府自身改革是关键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10）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三分开（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界定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与基本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范式 |
| 三、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研究目标 |
| 一、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二、研究目标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体制、制度 |
| 二、传媒、传媒体制的界定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传媒业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
| 二、传媒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
| 三、多元传媒发展改革与单一市场化取向的传媒产权改革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中国传媒混合型体制的建立与"两分开"改革的困境 |
| 第一节 中国传媒发展的三次重大体制变革 |
| 一、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第一次传媒体制变革 |
| 二、采编与经营相分离:中国传媒第二次体制变革 |
| 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两分开:中国传媒的第三次体制变革 |
| 第二节 已有传媒体制变革历程的总体反思与混合型体制弊端 |
| 一、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历程与启示 |
| 二、已有传媒体制变革历程的总体反思与混合型体制弊端 |
| 第三节 "采编与经营"剥离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
| 一、采编与经营的关系:基于价值链的理论 |
| 二、采编与经营剥离的悖论 |
| 第四节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两分开的困境 |
| 第四章 政府、社会和与市场关系中的中国传媒发展检视与结构调整需求 |
| 第一节 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中的传媒发展的"实然"检视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变迁 |
| 二、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关系中的传媒发展 |
| 三、三者博弈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实然"检视:公众利益的缺失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结构断裂和利益博弈的中国现实与传媒功能承担 |
| 一、社会分层、中国社会分层与结构断裂 |
| 二、社会断裂中的利益博弈的失衡 |
| 三、社会断裂与利益博弈失衡中的传媒的功能承担 |
| 第三节 历史性功能承担下的传媒的"应然"发展与结构调整需求 |
| 一、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建构 |
| 二、合理化关系与功能承担下的中国传媒"应然"发展 |
| 三、"应然"发展与多种目标函数需求下的结构调整需求 |
| 第五章 从两分开到三分开: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系统结构的合理建构 |
| 第一节 从两分开到三分开: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系统结构的理性构建 |
| 一、传媒体制改革中的传媒属性争论与反思 |
| 二、发达国家广电传媒系统构成与启示 |
| 三、三分开:含义、合理性与公众利益的结构性保障 |
| 四、三分开下的"党管传媒"再思考 |
| 第二节 国家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一. 政治、中国政治和当代政治文明 |
| 二、中国国家传媒的归位 |
| 三、国家传媒的独特优势和制度设计与安排 |
| 第三节 公共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一、公共传媒的国外发展与启示 |
| 二、中国公共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第四节 商业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一、网络传媒的发展:现实和启示 |
| 二、出版发行领域传媒的市场化发展改革与启示 |
| 三、商业传媒的制度安排与设计 |
| 第六章 三分开传媒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及传媒体制改革路径模仿 |
| 一、渐进式改革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
| 二、传媒体制改革的路径模仿:渐进式改革 |
| 第二节 渐进式改革的反思:从形式差别到本质正义 |
| 一、渐进式改革的负面后果与再认识 |
| 二、从形式差别到本质正义:改革的本质评价 |
| 第三节 传媒渐进式体制改革的价值源点和归属:公众利益至上 |
| 结语: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发展: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张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的相关成果 |
| 后记 |
四、企改致胜关键何在?——厉以宁评说企改六大观念障碍(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路径依赖研究[D]. 牛蓉琴. 云南大学, 2019(03)
- [2]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研究[D]. 刘宗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4]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研究[D]. 董梅生. 南京大学, 2016(05)
- [5]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D]. 高国钧.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0)
- [6]大陆综艺娱乐节目创新研究 ——一种生产者视角[D]. 陈铭. 武汉大学, 2014(07)
- [7]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 ——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林高.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1)
- [8]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导向改革研究[D]. 杨振宇. 武汉大学, 2012(07)
- [9]国有企业工具论 ——中国国有企业性质与改革研究[D]. 杨卫东. 武汉大学, 2011(12)
- [10]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三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