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政策在两难抉择中走向次优（论文文献综述）
刘登森[1]（2018）在《布坎南的“经济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2013）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因其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范式运用于政治公共领域,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从而填补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白而荣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法经济学的奠立人和主要代表,其研究视野及论域十分宏阔,思想敏锐深邃,作为着述等身的学术巨匠,他的思想贡献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社会科学,对于人的经济学上的抽象——经济人假设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布坎南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过程研究,突出特点即是把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即“理性人”）作为分析集体或非市场决策的理论起点,他认为政经孑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并不成立,人的本质须统一于“经济人”——一种透过利益与代价的棱镜检视自身行为的效用最大化者。由此,布坎南将“经济人”作为自己理论的逻辑前提,或可理解为其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经济人”思想亦是后人剖解其学术脉络的一把钥匙。目前,国内尚无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作全方位、经纬式、立体化系统解读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这一题目,力求在具象化探微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和现实启示,透视一代学坛巨擘的致思理路和研究范式,启迪经济与政治的交叉耦合研究,进一步丰富“经济人”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方面作一研究尝试。本文在对已有国内外文献精心梳理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文献分析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研究法、学科交叉研究法、辩证分析研究法、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法并辅之以图形对比和诠释说明的方法,主要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形成背景、“经济人”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布坎南理论构造中的“经济人”思想观照、“经济人”的现实面相及其救济机制、“经济人”思想的价值与缺陷等进行了解构研究。同时虑及经济学为“致用之学”,理论研究亦应与实践有机结合,因此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视角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实践检验与现实镜鉴作了关联讨论。本文探究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主要意义和目的在于:第一,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既有的“经济人”思想体系,也与目前学界相较于制度研究更为关注对于“人”的研究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第二,将选题集中于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为理解布坎南研涉领域广博、学科跨度较大、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复杂理论体系的堂奥提供了一个解析的主线、开拓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第三,通过解读、细品“经济人”的分析手法,深入领略布坎南分析政治及制度问题的独特方法论视角,以及经济学思维在分析政治领域微观基础上的特殊运用和创造。第四,通过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扬弃性解读,中肯公允地看待其利与弊、得与失,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思想的理性认知。第五,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客观分析布坎南“经济人”思想与40年来泛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的关联以及“经济人”思想的合理内核之于我国当代的借鉴意义。第六,由于以经济学方法分析研究当代政治就规范意义而言具有积极价值,希望本文的研究能进一步推动树立政经一盘棋的理念,启发更多受众关注、研究经济与政治间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以及彼此深刻影响,贡献更多的理论求索成果。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布坎南将政治舞台拟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引介经济人假设这一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政治研究,刻画了“政治人”肖像,并使“经济人”成为联结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整合研究之津梁,进而把传统理论窠臼中被隔离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两张皮”合二为一,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贡献,亦能对当今世界以及我国某些政治经济现状作出合理解释。同时也应看到,在“布学东渐”的当下,布坎南本人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思想的要旨仍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寻找注脚,譬如服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务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对包括布坎南“经济人”思想在内的西方学说做到批判性撷取和鉴借。
熊志刚[2]（2018）在《结构变迁与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2007年首次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在保费规模、保障领域、覆盖面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建了基本制度框架、形成稳定政策预期并初步培育了农业保险市场。当前面临农户需求分化和局部变革并存、农业保险市场格局形成和瓶颈制约并存、地方政府动力形成和激励不足并存等结构性变迁特性,存在农业保险保障程度维持较低水平、农业保险目标虚置、农业保险普惠性与农户异质性矛盾、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单一性和区域异质性矛盾等突出问题。本文聚焦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传导效应和政府行为研究,重点围绕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研究在财政分权、空间异质性财政竞争、专项转移支付等激励约束背景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优化和政府行为优化问题。选择政府行为作为研究视角主要基于: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由政府“单方主导”程度高而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我国财政体制和治理传统决定地区异质性应优先于微观主体异质性考量,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处在“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体制下构建阶段,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十分重要,“把激励做对”首先是应把地方政府的激励做对。受我国集权体制,纵向政府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形态往往被“中央决策、地方执行”抽象概念惯性所取代,特别是对于类似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等规模和影响力有限的转移支付项目,相关补贴政策传导机制、激励效应、事权划分等研究并不深入。本文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分析注重突出以下思路:一是强调政府主体地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研究应置于政府主导的涉及风险分配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契约机制、激励相容约束机制、制度供给机制的宏观语境。二是以公共性作为出发点。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价值基础和精神内核。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坚持公共性,目标在于促进公共福利增进。避免混淆制度供给失灵和技术缺陷,避免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主导的片面化、碎片化制度设计。三是统筹公平与效率坚持“两分”观念,主张将农业保险基础保障与叠加保障分离、政府和市场职责分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分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分置等,提出政府职责定位在“托底”与“托市”、按保障层级划分农业保险事权、以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作为政策实施直接目标等观点。四是注重制度性激励。基于财政体制、农业农村宏观背景,农业保险制度构建的短期、局部博弈（效率导向的保险技术层面的制度安排）必须控制在农业保险演进框架下（公平导向的财政政策层面的顶层规划）,在激励手段有限情况下,财政补贴政策必须增强制度性激励,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以分级保障的农业保险事权划分确保向地方政府“实质性”分权,在微观经营层面,强化市场化原则的引导,坚持以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效率为导向,平衡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市场效率间关系,综合运用市场与计划、强制与自愿等手段,不受限于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保险市场发达程度等,不拘泥于“表象”之争。本文研究采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制度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遵循“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递进和“理论基础-实践问题-实证研究-应用研究”的研究路径。研究章节安排是: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分别为导论、文献综述和基础理论分析,为全文奠定研究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章。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第四章提出农业保险政府行为分析框架。分析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现状、结构变迁内容、存在突出矛盾,从类社会保障属性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相对现实的公共财政视角界定基础性农业保险的公共品属性。囿于对“政策性金融”发展模式和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的谨慎乃至回避,对政府干预农业保险制度的角色定位仍不清晰。本章从风险分配责任、市场增进理论、国家治理三个视角给出了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构建农业保险制度的分析框架。第五章分析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激励效应,从供给侧、宏观财政体制的层级和政策传导的角度,将对地方政府激励分为财政体制激励（非显性）和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显性）两个层次,探讨地方政府主动发展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分别分析农业保险领域财政体制激励特点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传递效应、作用机理。最后,利用面板模型对非显性和显性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对地方政府“实质性”分权、加强制度性激励等方向性思路。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八章。从中观层面展开研究,第六章分析农业保险制度国际经验与借鉴启示。总结美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典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特点,重点从各国探索农业保险的路径轨迹、制度安排与国情结合的切入点、制度执行偏差原因等方面开展分析,总结7方面可供借鉴经验。第七章提出农业保险事权划分。向地方政府“实质性分权”必须由农业保险事权等制度性保障。在总结事权划分原则及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按保障层级划分农业保险事权的创新观点,将事权划分为巨灾保障权、灾后救济权和产业发展权,提出针对这一思路明确事权、支出责任、运行方式的方案。从制度优势、技术优势论证中央政府承担巨灾保障的科学性、可行性。第八章分析地方政府农业保险事权的激励约束机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对不同发展阶段对地方政府激励6类情形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风险分担、信息利用、激励结构等问题及政策要点。在激励手段有限的条件,中央政府应加大制度性激励,善意合作比惩罚性措施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结合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模式,论证中央政府提高“善意程度”策略,包括采取分类拨款赋予地方政府专项资金使用自主权以及“以奖代补”等。“年度省级农业保险方案”可以作“信号传递”博弈的有效载体。第四部分包括第九、十章。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第九章分析农业保险主体行为和运行体制。主要考察农业保险运行体制机制,按“制度供给-制度运行-制度创新”逻辑,分别分析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机制中主体行为、农业保险“项目制”运行体制和农业保险政策扩散机理。从项目制运行体制和资源依赖博弈策略两方面考察地方政府、保险企业的互动关系,并提出重视高位推动、多重属性治理、借力打包等,增强地方政府和保险企业资源依赖博弈理性,加强垂直影响政策扩散模式、保险公司与政府间“资源交换”政策创新运用等建议。第十章总结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蔡明山[3]（2016）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现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不够。已有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也主要是关于公平问题的,对公平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度、实践中的理念为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公平理论。采用诠释哲学、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关系论等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一种宏观考察,以高等教育系统论和公共性理论为基础,以理论演变、重大政策和制度变革实践为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不同内容和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理论的正当性和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提出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应从问题研究的范式向理论研究范式转变,从“公平与效率之争”和“精英与大众之争”的话语范式向把公平作为一个开放性话题的研究范式转变。在西方,经历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分配正义的公平理论、平等主义的公平理论和竞争公平的公平理论三大体系。从西方传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演变逻辑:从高等教育特权化到高等教育平民化的公平理念。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与变革实践中自觉践行的公平理念包括:一是平等主义的公平理念。主要是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保障,如“工农”、“大众”话语范式、“半农半读”和“半工半读”教育形式的举办和对少数民族的倾向性与优惠性高等教育政策;地域平等主义理念;女性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实质建构。在平等主义理念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以“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为话语范式的不当做法。改革开放后,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平等主义理念呈现了法制化特点: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理念法制化;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得到法制保障。地域平等理念发展成为地域公平理念并体现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中,主要是扩大地方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的职能、扩大地方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二是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待遇、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对待、提升和改善弱势群体竞争条件等为内容的分配正义意义上的公平理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招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既可以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公平理念,也可以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扩大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理念。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一种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共享主要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三是竞争公平的理念。高等教育竞争公平的理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丰富和完善,内容包括:机会的公平,即从权利平等向机会平等和机会公平转变;选择的公平,即开放性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选择等为内容的公平理念;保障多样性价值的公平理念,包括包容多元文化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面向农村举办高等教育等;旨在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成人高等教育和其它教育形式;面向天赋不足者或技能有所长者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确立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种理论,应具有正当性和理论善的品格,同时作为一种倾向于行动的理论也应具有时代适切性。在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认识:一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具体内容为受教育权平等保障、优惠性对待、特殊群体和特定高等教育类型特殊对待。二是尊重差异与多样性保障。这主要是一种高等教育个体公平的理论,包括选择的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流动的公平、符合个体和特殊群体所需的公平。三是竞争的公平。包括从机会平等到机会公平的竞争公平理念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同等对待、规则公平和正当竞争;扶持优势群体;奖励优势群体;各得其所的发展机会;组织公平竞争;禁止抢夺的公平竞争基本秩序的维护;倾向于提升弱势群体竞争能力的公平等。
刘洋[4]（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陶海洋[5]（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周靖祥[6]（2012）在《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文中提出中国30余年（19782011）经济增长创造年均10.1%的速度奇迹，同时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也在不断恶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地区差异；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冲击下，外部经济同样面临多重发展困局，急需谋划破解思路。①基于持续7年多的实地调查（经济学直觉获取和真实经济发展问题把握），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警报”解除的政策措施，构想未来发展道路和可能出现的情景。本研究的失衡立题包涵了更为宽泛的内容，试图构建立足于中国发展实情的失衡经济学理论研究体系——人本位主义经济学，同时也是立于中国背景的开放宏观经济学一部分；本研究基于我们已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梳理，“人口（人）”变量贯穿全文的论述，并从多视角展开论述。我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是将各种失衡（概括为内外发展失衡）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全文分析贯穿着“一般均衡分析”思想，依此设计而逐步展开论述。本研究的发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被拔高”的短期增长导致长期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且陷入了“增长导致失衡，失衡又催生不稳定的增长”经济系统运动怪圈，形成的路径依赖倒逼当局做出“适应性”的政策调整和管理措施调适，结果使得增长总是在内外失衡困局中匍匐式地滚动前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被各种失衡因素所困扰着，短期内不太可能彻底祛除去失衡潜在的风险威胁，长期走向则是平衡发展之路，与之回应的经济学问题探索更不容回避。中文题名《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英文对照的另题则为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Development），研究实现过程中采取“基于研究（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研究”的分析范式；纵横交错的比兑意在指明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实情的经济理论，警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过程的简单“经济理论借用和研究方法混用”，本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而应该从经济现象（问题）出发展开研究和抽象。论证过程参见第1、2和5章，强调中国增长和发展研究的“本土化”和问题导向。本研究还透露出一种思绪，那就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需要兼顾公平，城乡融合和区域公平，以及争取全球经济体不平等（国别歧视）条件下的公平，在大国地位确立之后更多需要思考谋强国发展之路。博士论文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属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发展失衡方面的相关文献梳理，建立在个人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文字内容整合意在找到“经济高增长促成失衡”判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政策思路设计提供启发和“基准”。从失衡现象切入，再到本质探讨，最终回归失衡和平衡发展道路选择。透过于此来诠释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范畴，回答如何跳出经济学研究“数学化公理化”或“最优化”陷阱，数学推导过程之前本已定格的“确定性”结论。宏观经济体系中，供求失衡关系求解是“起点又是终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总是逃离不了广义上的“经济或权力资源如何分配”，国家公有制属性植根其中，植入经济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展开探讨显然是非常关键的视角。参见第2、3、4章内容，方法论的探讨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灵魂”，基础还是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问题直觉。新中国60年的风雨兼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其中前30年是举国上下拼发展，凝聚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恢复建设，经济和社会在相对平衡的路径框架下得以延续。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表现为中国融入世界与提速内部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30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掉入“发展失衡陷阱”，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经济发展交融会使得各项失衡更为复杂，不及时应对和处理将可能导致内外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思考和建构起新的发展方式，需要设计出一套“组合拳”并加以应用才会奏效，“失衡陷阱”的表述和概念提出，不可避免触动当下中国经济的多根神经，目的是为实现平衡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则是消除认识上的多个误区。跨越分歧，凝聚共识。新古典派经济学假定经济运行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而这被凯恩斯主义者描绘成这样一种状态：经济总是在失衡调整中趋向经济平衡点，而并非运行至平衡点后既成不变。事实上，经济学家总是在寻求一种理论共识，但是在解释中国经济运行时处处受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常理其实并不存，尤其是当既成理论在解释复杂和多变的中国经济实验时尤为如此。具体内容参见第5、6章，给出内外失衡发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最后部分内容主要是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
宋怡欣[7]（2014）在《按揭贷款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研究 ——以信息不对称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按揭贷款从其诞生到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期间各国的按揭贷款制度逐步走向趋同，继而在英美法与大陆法系中形成了以抵押贷款为核心的银行业务制度，并为各国银行业所普遍采用。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制度以房产为抵押、并可兼顾质押保证等方式，又属于零售贷款风险较小，但从实质上看按揭贷款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与银行业相关又与房地产业联系密切，与银行业相关使其可能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使其充满风险，因此按揭贷款制度实际上是一项风险波动极大的制度。也正是因此，虽然按揭贷款制度已经存续了百年，但各国有关按揭贷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却从未停止过，之所以会如此在于虽然各国的按揭贷款制度是近似的，但各国按揭贷款市场的情况及发展却有所差异，这种差异的结果是各国往往需要根据本国的市场情况对按揭贷款制度进行调整，从而确立适合于本国的按揭贷款体系，以最早确立按揭贷款制度的美国而论，虽然其本身的按揭贷款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但在其2010年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专门就有对于按揭贷款问题的新增规定。按揭贷款风控制度十分强调有关的体系性建设，而这一制度的核心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狭义的按揭贷款制度指银行向居民贷出的以其使用贷款所购买的商品房为抵押的一种银行零售业务，而广义的按揭贷款制度是随着现代按揭贷款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形式不断多样、风险不断加剧而形成的以控制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风险为目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因此亦可称为按揭贷款风控制度。按揭贷款风控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基础按揭贷款业务信息不对称性的风险控制制度。按揭贷款制度设计之初的目的在于通过房产抵押保证银行获得还贷，但是作为一种银行零售贷款业务对贷款的审核制度与借款人的征信制度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按揭贷款总量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其次，对按揭贷款资产管理活动信息不对称性的风险控制。按揭贷款资产的特点是流动性差，期限长，根据《巴塞尔协议》之规定会对银行产生比较高的资本要求，由此引发了银行对按揭贷款资产的一系列管理活动，这些活动多以表外业务的方式进行且交易方式复杂，继而将引起按揭贷款业务在性质上的变化，从而在按揭贷款市场交易各方之间产生风险；最后，对按揭贷款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的控制。系统性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来自于按揭贷款总量增加所带来的杠杆率的提高与业务种类复杂化所引发的法律责任上的不确定性，是量变与质变共同的结果，往往容易造成整个市场的判断失误，是各国监管部门最为关注的风险，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过热时往往风险难以避免。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性风险控制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银行参与。通常按揭贷款的风险控制制度可以分为外部监管制度与内部风控制度。外部监管制度塑造市场结构、市场环境。我国的按揭贷款外部监管制度起源于1997年的《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之后在2005年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表外业务的试点工作但直到今日进展缓慢，而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按揭贷款市场的风险逐渐暴露，针对系统性风险的限贷政策逐渐出台并不断被强调但却收效甚微；内部风控制度是银行风险控制的业务规范，从体系上看主要是以《巴塞尔协议》系列为核心，适当配属业务规范，但是这一体系的建设却始终无法得到重视，致使其推进缓慢。继而得出按揭贷款市场的基本制度体系：外部监管基础制度、外部监管资产管理（亦可称为表外业务）制度、外部监管系统性风控制度、内部风控基础制度、内部风控资产管理制度、内部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而本文的核心问题即在于找出这六类制度相互之间的关联即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按揭贷款市场风控制度的核心。风控制度的目的在于控制风险，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找出风险来自于何处，笔者认为按揭贷款市场作为一种借贷业务，最大的风险即来自于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在按揭贷款市场广泛存在：从按揭贷款基础业务制度的角度看，银行是否能获得还贷取决于对房价与借款人收支情况的准确了解，其中常见的是借款人对于自身还款能力的欺诈；从按揭贷款债权管理的角度看，银行作为交易的发起人往往与其他交易对手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各种交易中介组织之间对按揭贷款资产池的处理亦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按揭贷款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看，监管部门力图控制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这一风险实际起源于银行的微观按揭贷款业务，只有银行才知道其真正的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会造成监管部门风险信息的缺乏，亦有可能延误对有关风险的及时处理。由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对按揭贷款市场有三大帮助：一是提高按揭贷款市场的资产质量，降低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二是提高按揭贷款市场的专业化程度，信息的对称可以降低机构之间的成本从而允许更多的专业机构存在，继而使市场成熟起来；三是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处理效率，降低银行的杠杆率。由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对按揭贷款风控体系中制度不协调问题的研究继而得以开展。上述六方面制度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笔者认为其中最为核心的思路就是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处理，外部监管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主要是信息披露，具体到基础制度领域是指按揭贷款人的征信制度，表外业务领域是指交易对手的信息披露制度，系统性风控领域则是指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披露制度；内部风控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主要是信用评级，银行的信用评级发展趋势表现为由外部评级向内部评级的发展，从法理上看，两种制度刚好可以从外部与内部共同促进市场各方的信息对称性。目前我国风控制度中的不协调之处主要表现为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外部监管的发展趋势是相关制度的加速、扩张发展，也许不是刻意的，但监管部门的大量立法都以外部监管为导向解决市场问题，随着近年来系统性风险的加剧，限贷政策出台频繁但效果却甚微，从而使监管部门的权力过于膨胀；内部风控制度的发展趋势则刚好相反，呈现出逐步细化继而集中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势源于《巴塞尔协议II》所确立的基础风险内部管理制度的稳固。两种制度之间协调性的缺乏表现为彼此之间都力图确立本身的体系性却忽视了彼此之间可能带来的阻碍与促进，继而影响制度整体的发展。对于协调性缺乏的解决思路以两种制度的信息不对称解决方式以及制度的地位为出发点。在基础业务制度中，外部监管确立了市场的基本框架，统一的按揭贷款业务框架是业务得以开展的出发点，由此决定了所有银行的按揭贷款风险内控规则应该以此为基点发展，从而避免内控制度过于宽泛没有重点的情况；在系统性风控制度中，目前的以外部监管为主的信息不对称性风控制度似乎走到制度发展的尽头，虽然监管部门拥有较大的权利，但真正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银行，且也只有银行才具有真正的了解并且能够及时处理自身所面对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由此认为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应该以银行内控为中心，外部监管制度应该围绕其中。由此得以建立两种制度的联系：对于基础业务制度，内部风控制度中的评级制度应该以外部监管所确立的征信制度为基点开展，对于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外部的系统性风控制度应该以对评级市场的监管与银行的内部评级监管为主要方向。从按揭贷款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制度有关信息不对称性的联系继而可以找出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整体发展趋势。基础业务制度中外部监管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对其有关的立法规范应该被重点关注，其中最为核心的制度是对借款人的外部征信制度，即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征信体系的建立长期以来缺乏制度规制，直到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出台才算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刚刚开始制度化进程，离建立适应按揭贷款市场的规范尚距离很远；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中内控制度的核心地位意味着银行有关按揭贷款的资本计量不应再继续作为重点，更加主动的将评级结果纳入信息不对称性风控体系进行实际操作的规范应该逐步开始探索。外部监管基础制度、外部监管系统性风控制度、内部风控基础制度、内部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由此形成了按揭贷款制度体系的发展趋势：监管部门对市场风险的介入应该逐步间接化，譬如建立征信制度、监督评级机构等，而银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应该更加自主化，建立更加全面的贷款审核机制与系统性风险处理机制。按揭贷款风控体系对信息不对称性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具有顺序性的过程。制度的推进应该是渐进式的，监管部门监管的间接化过快将会导致市场风控体系的真空，而内控机制发展过快同样也肯能引发对业务效率的抑制，相比之下，采用先发展内控机制外部监管逐步退出的模式更加合理，同时应该注重的是两者之间的衔接，制度不宜整体推进，从推进的次序上看应该采用的顺序是：外部监管基础规则、银行内部风控方面的基础业务规则、银行内部表外业务规则、银行内部系统性风控规则、外部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则、外部表外业务准入规则，这一顺序意味着银行与监管机构在制度体系的推进中具有不同的地位：银行根据市场的变化要发展业务，就必须在外部监管基础制度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整体性的完善其基础制度、表外业务制度与系统性风控制度，表外制度不可能单独发展，否则将会使银行难以面对风险，由此决定了银行是按揭贷款风控体系制度推进的重要推动力；政府的责任则是根据银行的系统性风控变化决定外部系统性风控的监管，继而根据整体的制度变化情况决定表外业务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在此处属于守夜人的角色。本文共八章内容，大体框架如下所述：首先，本文的前三章主要着力于通过对我国现有按揭贷款外部监管制度的介绍与分析形成一个外部监管的制度发展架构，从而理出该体系的立法思路、趋势与不足：第一章探讨按揭贷款外部监管基础制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按揭贷款具有悠久的历史，该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以赎回权为抵押的表现形式，后逐步发展为现代的按揭贷款制度；美国1930年后逐步引入了按揭贷款的制度体系，并将政府外部监管的概念引入了按揭贷款市场；香港地区是“按揭贷款”一词的发源地，我国的按揭贷款制度主要源于香港。我国的按揭贷款基础规则由法律与具体规范组成，法律确定按揭贷款的合同、抵押等基础制度，使具体的规范有了制度依据，规范则建立起了按揭贷款的基础交易形式，使银行按揭贷款业务得以开展。按揭贷款的基本法律关系包括：房产交易法律关系、资金借贷法律关系与担保法律关系，三项法律关系在按揭贷款制度中缺一不可，但担保法律关系是其核心，抵押是担保法律关系的主要形式，但质押、保证亦可，期房是按揭贷款的主要形式，而这些制度的根本目的则在于解决银行与购房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我国的按揭贷款的外部监管制度相对简单，包括对相关指标的控制以及对银行业务的检查措施，主要是为了保证银行能够充分审核借款人的资信情况，但由于按揭贷款不但涉及银行业，同时还涉及房地产业，同时还包括公积金管理，因此对按揭贷款的管理包括各种行政机构，权力架构十分复杂，最终导致了监管者自身的信息不对称性。第二章探讨按揭贷款债权管理外部监管制度的信息不对称性。银行对于按揭贷款债权的管理是基于本身按揭贷款的特点所决定的，银行之间按揭贷款债权各有特点，因此这种管理的方式不会相同，其主要是通过表外业务的方式开展，基本的方式包括证券化，进一步发展还涉及按揭贷款的其他衍生品业务。我国从2005年后开始试点按揭贷款的表外业务，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整套相关的制度，目前按揭贷款表外业务主要以信托方式开展，法律关系主体涉及银行、信托机构、服务银行、资金保管银行等多个中介机构，客体包括债权、资产池、信托财产、衍生品等多种形式，并由此展开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对其性质的认定，由此引入了表外业务的核心理念经济实质原则，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此变得明显从而需要进行信息披露，外部监管规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保证信息的有效披露，比较先进的方法是交易各方之间建立诱导机制或采用《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超额资本机制。第三章探讨按揭贷款的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的信息不对称性。伴随着按揭贷款的系统性风险逐步提高，由此形成了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视。目前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由于按揭贷款总量的增加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过热，手段主要是限贷政策；二是对于按揭贷款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问题，其手段主要是进一步规范相关的业务制度。从法理的角度看，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方法主要是动态调节，《巴塞尔协议III》中的逆周期超额资本是一种创新，是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的结合，外部监管机构将根据对有关指标的判断决定银行的超额资本要求并由银行作为其内部风控的部分，其理念主要在于强调动态化。按揭贷款风险披露是整个风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涉及对按揭贷款及其资产管理信息的定量披露与定性披露，是对按揭贷款宏观信息的一种披露。其次，本文的第四到第六章着力于通过对我国建立在《巴塞尔协议》上的按揭贷款内部风控制度的介绍与分析形成一个内部风控制度的发展架构，从而理出该体系的立法思路、趋势与不足：第四章探讨按揭贷款内部风控基础制度对信息不对称性的处理。按揭贷款内部风控制度在我国并未受到重视，我国的银行业风控制度在银行股份制改革后逐步开展，核心是《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共有三个版本，呈现逐步细化演进的趋势，其中《巴塞尔协议II》是最为详细全面的一个版本，是我国按揭贷款风险内控的主要依据。按揭贷款基础业务的风险内控主要有三种方式：一、贷款审核。2004年开始银监会出台了有关规则，但遗憾的是过于笼统；二、资本计量。《巴塞尔协议》所确立的按揭贷款内部风控以资本计量为主，即由监管当局给出风险权重乘以按揭贷款的风险暴露得出按揭贷款业务的资本要求，较高级的方法是通过银行内部自己计量按揭贷款的有关违约数据确定风险权重，被称为内部评级法，但这一评级体系的引入对银行的风险内控管理却有着相对较高的要求；三、风险缓释。由于按揭贷款的长期性，将会占用银行较大量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选择购买专业机构的担保或衍生产品以降低其资本要求。第五章探讨按揭贷款债权管理风险内控制度对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按揭贷款表外业务的形式多样复杂，对其应该采用经济实质原则进行风控，具体而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债权的权属归属问题与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由此产生出资本计量与风险缓释两种风险内控思路。表外业务资本计量的核心问题是风险评估，根据银行评估能力的由弱到强依次是非外部评级法、外部评级法、推测评级法、评级基础法、监管公式法、内部评估法，其中主要涉及对银行数据收集统计能力的能定与计量能力的认定。风险缓释问题同样涉及到按揭贷款债权资产池的评级，除了抵押、质押、保证等风险缓释方法的不同，相同评级的按揭贷款资产池与不同评级的按揭贷款资产池所能够达到的风险缓释在效果上是有所差异的。第六章探讨按揭贷款系统性风险内控机制对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对按揭贷款系统性风险内控制度的改革源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其中主要包括对原有计量体系的改革、内部风险控制的系统化与周期化、流动性风险计量。对按揭贷款资本计量体系的改革包括修改指标来有效应对按揭贷款信用风险及信用估值调整、降低按揭贷款的资产价值相关性（Asset valuecorrelation，AVC）乘数、对折扣系数的修改；按揭贷款表外业务涉及到银行资本的认定问题，内部风险控制的系统化与周期化包括重建按揭贷款风险控制的资本计量体系、超额资本留存机制与逆周期超额资本计量体系的建立；按揭贷款偿付的分期性使其成为银行稳定的流动性来源，流动性风险强调压力情况下银行应具有充足的流动性以防止其违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引入了短期的流动性覆盖率（LCR）与长期的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进一步对按揭贷款贷后管理的信息不对称性进行了细化。再次，第七章主要对上述按揭贷款体系中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缺乏联系的弊端进行分析并由此形成一个以信息不对称为联系的按揭贷款体系。按揭贷款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目前表现为各自独立发展：外部监管体系呈现出扩张化的趋势，但这一趋势表现出的制度效率却在逐渐降低，内部风控呈现出集约化的立法趋势，但却无法很好的发挥其作用。很明显问题的根源是制度之间缺乏联系，外部监管的主要思路是信息披露，内部风控的主要思路是信用评级，两种制度从内外两个方向促进着信息的对称性，对于基础市场制度，外部监管决定着市场的架构，由此内部风控制度应该围绕外部监管制度开展,以避免内控精力的分散，主要应该建立细致的贷款审核制度；对于系统性风控制度，内部风控比外部监管的效率更高，由此决定了系统性风险的外部监管工作应该围绕内部风控开展，主要是建立对评级机构与银行内部评估的监管。最后，第八章对该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性的发展趋势及运行规律进行了分析。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运行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除了第七章的基础制度内部风控改革与系统性风险外部监管的改革外，基础制度的外部监管与内部的系统性风控制度同样需要改革，改革的思路则是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基础制度领域的改革强调征信制度的建立，系统性风险内控制度则强调将资本计量应用于按揭贷款业务的实践操作进行风险的主动调节，由此得出的整体立法趋势是政府外部监管介入市场的间接化与银行内部风控的自主化。通过分析这一趋势的改革必须逐步进行，外部监管间接化过快容易引发风险，风控自主化过快容易与外部监管冲突降低效率，但总的趋势是内控自主化适当领先于监管间接化。内控领域要得以发展必须依靠制度的整体发展，这一发展如上文所述具有一定顺序，银行与政府在其中担负着不同的角色。本文以解决按揭贷款体系的协调性为目标，共得出三项有关的结论：一、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主要目标在于解决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监管制度以信息披露为主要手段，而内部风控制度则以评级为主要手段；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改革趋势为政府外部监管的间接化与银行内部风控的自主化，银行的自主化发展应领先于外部监管的间接化以避免风险；三、风控体系应该渐进的顺序性发展，判断这一目标是否达成的责任在于政府，而完成这一目标主要的推动力是企业对于按揭贷款市场业务扩展的需求。
刘程,佟家栋[8]（2011）在《欧洲主权债务与金融系统危机——基于“新三元冲突”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欧元的创立,为处于深度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部分国家应对传统的"货币三元冲突"提供了制度保证。但受全球金融危机传染及经济衰退影响,欧洲金融与主权债务市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凸显出分散化的欧元区经济政策架构与高度整合的市场现实之间的新矛盾。本文从新的视角拓展了传统一体化经济理论中的"三元冲突"分析框架,对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现实与其当前金融、财政制度缺陷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基于金融与财政体系的"新三元冲突"理论为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及其金融体系的困境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解释框架。任何针对当前危机所采取的治理手段,或绸缪未来欧元区经济与政治统合方向的战略方案,都应充分理解和认识这一客观约束。
莫尔学[9]（2011）在《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的税收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不对称是存在于人类经济社会里的一种普遍现象,参加经济交易的某一方因为独占某个方面的信息优势,可以在偏离均衡价格较多的位置达成交易,从而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优势信息能够带来信息红利已成为大众认可的客观现实。研究表明,所有可能的代理人都具备某些私人信息,但谁才是最优的潜在人选,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识别他们的真实情况,委托——代理的方式即是很好的办法,但随之又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伴生的问题。根据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合适的合同关系,能较好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题,但确定适当合同的博弈过程却是复杂的。实践证明,信息不对称同样影响着税收活动,实施税收行为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出现利益博弈。本文即试图以信息不对称为基本分析路径,以参与税务行动的国家机关、政府部门、税务当局、纳税人为分析对象,以委托代理和信息博弈选择理论为工具,结合行为心理学和社会行为学,对他们的税收行为进行深入剖析,以解释我国当前复杂的税收现象及趋势,进而为税务治理提出一定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第一章导论：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基本概念、文献综述,提出文章的主题和研究思路,对分析路径和研究方法做出基本的说明,以及交代文章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第二章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的一个理论框架。主要界定信息不对称的内涵,论述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以及在代理关系下将产生逆向选择、隐藏信息、隐藏行动等新的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设计激励机制,机制的核心是要代理人分担风险和分享产出,分成制的代理合同即符合这一要求。本章还引入了博弈的基础理论,以便与委托代理搭配使用。第三章税收立法及税收分享中的信息不对称分析。主要以税收立法及税收收入分享为对象,重点分析国家机构中人大与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实施税收行为上的利益博弈。在税收立法方面,虽然职权应该归属于全国人大,但因为人大所处于立法方面的信息劣势,把立法专属权部分让渡给了国务院,由国务院以税收法规的形式补充人大在税收立法上的不足；国务院同样会因为在税收操作上的信息劣势,将制定税收法规的职权部分让渡给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后者以税收行政规章的形式弥补国务院税收法规上的缺口；在税法的具体执行时各地税务局还会出台形式不一的“税收准规则”,并对税法的效力产生更实质的影响。税法以这么多的形式出现在我国的税务实践中,是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即层层转授订立税收制度规则,能够同时满足处于税法信息优势方和劣势方的利益,使我国税法体系在短时期内得以初步建立。但这些委托代理关系附带产生了问题：税收法律层级低、维持政府和征税机关利益倾向性强,我国现有税收法律普遍以部门规章代替,且因主要由政府或税务当局主导制定,所以造成税收规则经常出现冲突、税收公正有所损害、征税正当性不足等危害。这些危害大部分属于代理人特有的逆向选择问题,长远看,这会引发对税收立法权来源合理性的质疑,并且将影响纳税人的利益和积极性。在税收收入分享方面,由于现实中实行的是分级财政体制,中央把各税种分别划分一定的比例作为各级财政收入,纳税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占有税源状况的详细信息,所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委托代理关系里经常存在的问题,如在税收入库时隐藏行动、在定税收基数时隐藏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前实施逆向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中央的利益。但委托人对代理合同保有修改权,并且我国还是中央集权式管理,所以中央会利用这种便利争取额外的利益,在实施分税制、调整出口退税、出台新税种（税目）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中央政府毕竟是国家管理的兜底责任人,所以在与地方政府博弈时,会表现出智猪搏弈中的大猪风范,照顾部分有难处的地方政府,达到中央与地方分享税收收入的相对平衡。第四章税务征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分析。主要集中研究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税务系统的信息分布在实施征管活动和提供征税保障两个方面,并具有两个不同特点。征管时层级越向下信息占有更具优势,而税务行政管理的信息越向上信息更具优势。所以税务机关整体上向政府有夸大征税困难和虚高征税成绩的倾向,而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提供征税保障时会占有更多的额外收益,上级往往比下级的保障更充足。税务征管活动中表现出诸多隐藏行动倾向,税务人员利用信息优势谋取不正当利益,如在减免税、稽查查处、纳税资格审核、税款划缴等环节出现了利益寻租；基层税务人员还广泛表现出逆向选择,即在面对工作任务和阶段性困难时,会集体选择偷懒和避让态度。这些问题其实是他们利用信息优势的必然选择,传统上却更多地认为是道德败坏或素质低下所造成。通过博弈树来演绎形成税务腐败的博弈选择过程,可以更直观地解释信息不对称、社会行为和心理对此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第五章纳税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分析。主要分析纳税人的纳税行为。纳税人对各自的经济交易信息占有绝对优势,隐藏信息表现为：当面对政府或交易伙伴会吹嘘经营实力,而面对税务当局要么装穷,要么提供与税收无关的信息干扰税务人员的征管行动；逆向选择表现为筹划纳税地点、规避严格的税务管理等,即通常所谓的灰色税收遵从；隐藏行动则表现为偷税骗税、谋取非法税收利益、逃避税务管理等。通过对纳税人的非遵从行为的分析也可以察觉社会守法意识状况的无形影响,即社会心理普遍影响着具体的纳税选择。纳税人偷税成功并不缘于其偷税技术高明,只是用基本相同的手法多次向不同的税务人员尝试的结果,即只有当怀有偷税企图的企业碰巧遇上愿意犯错的税务主管人员,且该税务员有能力识别出企业偷税实情、能帮助企业掩盖偷税事实不易再被查获,偷税才会成为事实,博弈矩阵较具体地分析了偷税事件的概率和社会认知的影响作用。这一章还对国际范围的税收行为进行了扩展式讨论。国家间税收协作困难、资本及财富转移、避税天堂的存在等,都是信息极度不对称的体现。发展中国家要融入国际,需要负担的信息成本异常沉重,无论是他们的政府还是纳税人,因为发达国家是国际税收规则的代理人。现阶段我国已出现明显的财富资本外逃现象,撇开我国对私权的保护不重视等客观背景,规避潜在的纳税义务,即未来是否会被追征税收、财富会否成为重要的课税对象等等。这些信息的不明确,带来人们社会心理预期不确定,进而成为财富外逃的重要诱因。第六章缓解税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政策建议。主要就文章前面分析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也是全文的总结性意见。信息不对称是客观现象,需要理性对待。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控制其带来负面的效应,思路有两条：信号显示和声誉塑造。前者是基于社会行为的指向性,后者的目的在于利用社会心理效应,同时具体提供了五条初步的办法。首先是面对信息量的急剧增长等客观实际,需要在信息流经的所有环节提高自动化水平,使信息初始状态用电子信息的形式生成,把科技手段广泛用于信息传输、获取、分析、反馈等环节,以提高准确度和处理效率。而且这种提升信息化的办法,要在国家机关、征税过程、纳税人业务处理三个方面平行推进,配套制定三个方面法定、自动交换信息的规定,使相互间的信息占有尽量对等和共享。二是增加公众和媒体对不对称信息的披露,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前提下使私人信息公共化,从而减低代理人制造和保守私人信息的潜在收益,重整维护税收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三是利用第三方的专业力量参与到税收行为中,以客观公正的立场维持正当的征纳局面,同时促使税收规范周密具体、经济行为健康有序。四是针对征纳双方的数量都过于庞大、信息内生繁衍严重等客观情况,提出用担保和垂直整合的方式,通过减少参与税收行为的主体数量,只让最重要的税收信息进入处理程序,从而大幅节约征税人和纳税人的人力财力资源,减少多余的二次信息的生成量和内部私人信息问题。五是税收法制化,并且重视市场机制引导经济行为的基础功能。这一点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使税收行为发生怎样的变化无法预测,信息本身也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只是因为人的立场和动机不同才使信息不对称有负面作用,只有通过塑造法的精神和敬畏法律的尊严,重塑社会基本道德,遵循在产权私人配置环境下,市场机制要始终引导经济行为的基本趋向,信息不对称才不致泛滥为普遍的、有重大危害的问题,因为法制和市场无形的手,将很快挤压信息不对称的获利空间。这一章结尾部分,针对文章分析列举的现实现象和问题,还提出了四点具体的解决措施。1.针对立法,要重视税收立法的严肃性,尽快把所有合理的税收制度和规则上升为人大的法律,大幅削减转授立法的现象,同时实施税法执行情况的常态监督；对于税收分享,要规范各级政府的预算编制和确认,确保财权与事权匹配,对预算执行的监督要具体、到位。2.对征税方的管理,亟需理顺税务职能,把税务系统从行政执法型、收入任务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事项承办型,简并机构、减少层级、精简人员,增强税务的装备能力和履职压力,适时合并国地税,归并税务及相关单位,实现税务部门一体化征管格局。3.面对纳税中的问题,首先要为纳税人减负,改变强制介入式的税务管理方式,然后积极倡导纳税人自治,由纳税人群体主动去达成税收待遇公平公正的愿景,同时还要增强纳税人对政府事务及其相关税务事项的平等参与能力和磋商机制。4.国际税收方面,一方面要增强税收主权意识,对跨国资本流动、关联交易、虚拟经济等方面的税务监管和征收要到位,调整出口退税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要积极妥善保护国民在境外的经济活动,对“双反”调查、并购被诉等履行国家保护义务,维护国家利益,而税收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后盾。
姜文仙[10]（2011）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研究热点,相关成果虽多,但仍然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为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一问题长期被研究者忽略,缺乏一个系统的、深入的认识。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不仅是“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基础,也有助于在“何谓区域协调发展”和“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之间搭建起逻辑联系的桥梁。本文以利益分析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概念比较、模型分析、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基于对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重新界定和对区域协调发展利益主体行为特征的辨析,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试图对“为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同区域在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区域系统中通过相互作用实现利益共同增进的过程与状态,其本质是不同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利益主体,共同构成了塔状的利益主体结构。由于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各利益主体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基于两两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任一利益主体的利益函数均受到其他利益主体的影响,彼此构成了关联互动的利益关系网络,并形成了复杂的动力作用系统。按照来源差异区分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其中,内生动力来源于区域系统内部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外生动力来源于区域系统外部的中央政府。内生动力的作用机理在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结果关联性,即区域之间的利益增长是互相影响的,构成了内生动力的动力基础。通过产品贸易、要素流动、技术扩散、制度移植、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和自然环境的空间溢出等多种方式,内生动力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与状态。外生动力的作用机理是：中央政府出于巩固政府合法性、履行政府职能和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的考虑形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外生动力基础,并通过区域政策、区域行政管理、区际立法、区域发展规划等作用方式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与状态。实际上,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综合作用结果引致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与状态变化。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利益来源,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耦合基础,形成了自上向下、中间扩散、自下向上三种不同的耦合方式。由于利益主体固有的有限理性特征,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误差不可避免。形成协调发展共识和健全制度实施机制是降低耦合误差的重要措施。
二、财政政策在两难抉择中走向次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政策在两难抉择中走向次优（论文提纲范文）
（1）布坎南的“经济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结构内容 |
| 1.3.1 技术路线图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源起与运用 |
| 2.1 “经济人”思想的形成背景 |
| 2.1.1 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渊源地位 |
| 2.1.2 威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
| 2.1.3 意大利财政学派的现实主义理念 |
| 2.1.4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经济分析法 |
| 2.1.5 比尔德历史观中的经济决定论 |
| 2.2 “经济人”在政治领域的拓展 |
| 2.2.1 传统视阈的政治人性观点 |
| 2.2.2 与凯恩斯主义的辩难:批判和超越 |
| 2.2.3 政治领域“经济人”的本质特征 |
| 2.3 小结 |
| 3 布坎南理论构造中的“经济人”思想观照 |
| 3.1 元规则约束理论之宪法建构的“经济人”考量 |
| 3.1.1 国家的“利维坦”模型 |
| 3.1.2 压力集团的逐利性:一个难解的命题? |
| 3.1.3 理性的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 |
| 3.2 立宪重点之财政制度理论折射的“经济人”本性 |
| 3.2.1 专款专用的税收制度规束“利维坦”的剥削欲 |
| 3.2.2 统一税率抑止政府税制的歧视性 |
| 3.2.3 财政竞争制度——以“鲶鱼效应”矫正公权的低效 |
| 3.2.4 重塑的公正财政分配观排斥政治的僭越和主导 |
| 3.3 小结 |
| 4 布坎南“经济人”的现实面相及其救济 |
| 4.1 “经济人”特质的外化表现 |
| 4.1.1 掌权者的权力寻租活动:腐败的温床 |
| 4.1.2 官僚操纵“自己约束自己”的立法权力 |
| 4.1.3 政府惯于制造财政幻觉 |
| 4.1.4 国家以过度发债弥补赤字之壑 |
| 4.2 救济机制的设计 |
| 4.2.1 迈向宪法政治:规则约束之“领” |
| 4.2.2 实行普遍性原则——歧视性的克减 |
| 4.2.3 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 |
| 4.2.4 复兴亚当·斯密的预算平衡:避免对后代人的剥削 |
| 4.2.5 改良与重建伦理道德之维 |
| 4.3 小结 |
| 5 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价值与缺陷 |
| 5.1 正面的价值 |
| 5.1.1 提供了经济与政治同质化解释的统一工具 |
| 5.1.2 有利于克服对于“政治人”的盲从性认知 |
| 5.1.3 为优化公权领域制度设计奠定了人性基础 |
| 5.2 缺陷和不足 |
| 5.2.1 消除了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互异性 |
| 5.2.2 以片面抽象的自利性替换人的本质 |
| 5.2.3 否定“经济人”为历史范畴的存在 |
| 5.3 小结 |
| 6 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实践检验和现实镜鉴 |
| 6.1 “经济人”何以关联全球视野的新自由主义? |
| 6.1.1 新自由主义放大市场“经济人”利己主义效应 |
| 6.1.2 市场视阈“经济人”的逐利性影响政治领域的价值观 |
| 6.2 “经济人”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关联鉴借与思考 |
| 6.2.1 对政治之癌——腐败具有合理的解释力 |
| 6.2.2 压力集团命题的中国解 |
| 6.2.3 规束“经济人”的宪法实施之保障:推进合宪性审查 |
| 6.2.4 “重新创造市场”——发展第三部门的理论基础 |
| 6.3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结构变迁与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与阐释 |
| 一、农业保险 |
|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 |
| 三、农业保险财政补贴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和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农业保险分析 |
| 一、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
| 二、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供需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基于公共财政视角的农业保险制度 |
| 一、补贴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 |
| 二、关于补贴的方式 |
| 三、财政补贴的着力点 |
| 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
| 第三节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农业保险制度变迁 |
| 一、农业保险制度变迁 |
| 二、国家利益“内生化” |
| 三、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农业保险制度 |
| 一、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 |
| 二、农业风险分配机制与政府干预 |
| 三、政府干预机制发挥 |
| 第二节 作为财政补贴政策的农业保险制度 |
| 一、农业财政补贴 |
| 二、农业保险补贴专项转移支付 |
| 第三节 作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农业保险制度 |
| 一、农业保险制度供给 |
| 二、市场增进理论 |
| 三、资源依赖理论 |
| 第四章 农业保险政府行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农业保险结构变迁特征 |
| 一、农户：农户需求分化、技术性试点和局部变革 |
| 二、保险公司：稳定预期、市场发育和瓶颈制约 |
| 三、政府：隐性总量约束、地方发展趋同和激励不足 |
| 四、农业保险发展突出矛盾 |
| 五、现状小结 |
| 第二节 关于农业保险公共品属性的争论 |
| 一、基础性农业保险的类社会保障属性 |
| 二、基础性农业保险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要求 |
| 第三节 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角色定位――分析框架的重构 |
| 一、微观层面：承担风险分配责任的职责 |
| 二、市场层面：培育市场和市场增进的职责 |
| 三、宏观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职责 |
| 四、政府的角色定位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激励效应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财政体制和专项转移支付激励效应 |
| 一、对地方政府激励分析――基于一般理论 |
| 二、农业保险领域的财政体制激励 |
| 第三节 农业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传导机制 |
| 一、财政补贴政策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作用路径 |
| 二、财政补贴政策对农业保险发展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财政体制与政策传导的实证分析 |
| 一、指标选择和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和统计描述 |
| 三、回归估计结果 |
| 四、相关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保险制度国际经验与借鉴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农业保险制度发展 |
| 一、美国农业保险制度 |
| 二、法国农业保险制度 |
| 三、日本农业保险制度 |
| 四、印度农业保险制度 |
| 第二节 农业保险制度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一、以中央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
| 二、农业保险支出责任以中央政府为主 |
| 三、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主体与实施主体分置 |
| 四、提升财政补贴政策的目标层级和支持力度 |
| 五、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分层管理 |
| 六、增强农业再保险体系的基础性、政策性、调控性 |
| 七、解决农业保险技术难题坚持效率为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保险事权划分 |
| 第一节 事权与事权划分原则 |
| 一、事权与共同事权 |
| 二、事权划分的原则 |
| 三、事权划分的技术性流程 |
| 第二节 农业保险事权的划分构想 |
| 一、农业保险事权划分现状 |
| 二、我国农业保险事权划分方案设想 |
| 第三节 巨灾保障事权设立的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 |
| 一、制度优势：包容式增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技术优势：公平的支点、效率的起点 |
| 第四节 农业保险事权实施的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地方政府农业保险事权的激励约束机制 |
| 第一节 目前地方政府激励现状分析 |
| 一、地方农业保险险种发展情况 |
| 二、地方政府激励现状相关分析 |
| 第二节 农业保险政府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一、农业保险政府委托代理模型及假设 |
| 二、农业保险委托代理关系六类情形分析 |
| 三、地方政府激励原则 |
| 第三节 分类拨款和“以奖代补”的激励有效性 |
| 一、分类拨款的激励有效性及应用 |
| 二、“以奖代补”的激励有效性及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保险主体行为和运行体制 |
| 第一节 农业保险制度供给的主体行为 |
| 一、中央政府：主导作用 |
| 二、地方政府：创新扩散主角 |
| 三、保险公司：制度行动者 |
| 四、农户：忽视的主体 |
| 第二节 农业保险“项目制”运作体制 |
| 一、专项资金与项目制 |
| 二、农业保险“项目制”运行 |
| 第三节 农业保险政策扩散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理论背景：公平作为一个永恒性和开放性话题 |
| 二、历史与现实背景：新中国高等教育公平实践及其问题 |
| 三、学科背景：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及其理论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的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进展与文献综述 |
| 一、现有研究成果 |
| 二、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正当性与时代适切性 |
| 一、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正当性 |
| 二、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时代适切性 |
| 第二节 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内涵 |
| 一、教育公平的内涵 |
| 二、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与理念类型 |
| 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及研究范式的转换 |
| 一、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 |
| 二、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范式的转变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公平共识 |
| 一、为什么需要公平共识 |
| 二、什么是高等教育公平共识 |
| 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共识的内容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和演变逻辑 |
| 第一节 公平理论的发展和演变逻辑 |
| 一、分配正义公平理论的演变脉络 |
| 二、平等主义理论的演变脉络 |
| 三、保障自由竞争的公平理论的演变脉络 |
| 第二节 西方有关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流派 |
| 一、西方有关教育公平的理论流派 |
| 二、现代西方不同高等教育思想流派的高等教育公平审视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中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 |
| 一、“精英”、“大众”和“普及”话语中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 |
| 二、高等教育三阶段论中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大政策中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历史文本的分析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平等主义理念的演变 |
| 一、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保障 |
| 二、高等教育地域公平理念的形成 |
| 三、女性高等教育平等受教育权的实质建构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公平共识性理念的确立 |
| 一、高等教育公平法治共识的确立 |
| 二、高等教育选择公平理念的确立 |
| 三、高等教育多样性公平理念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变革行动中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实质公平理念的确立与实践 |
| 一、恢复高考与高考改革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理念的追求 |
| 二、高等教育扩招与扩大受教育机会的结果公平理念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地域公平理念 |
| 一、高等教育地域公平的理论内涵 |
| 二、院系大调整与高等教育地域公平理念 |
| 三、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凸显的公平理念 |
| 第三节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理念的形成 |
| 一、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含义 |
| 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理念的形成 |
| 三、倾向于促进弱势群体公平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改革行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应然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之理论框架的现实基础 |
| 一、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问题 |
| 二、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影响产生的公平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所需要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内涵 |
| 一、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关系论范畴的公平理念 |
| 二、尊重差异与保障多样性：个体公平理念的理论内涵 |
| 三、竞争的公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理论来自实践 |
| 二、理论来自问题 |
| 三、理论为了行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 |
| 后记—经历、体会与致谢 |
（4）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1.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1.3.1 选题语境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方法 |
| 2.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 2.1.2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3 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的有关研究 |
| 2.1.4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5 其它制度理论的相关概述 |
| 2.2 经济体制转轨与转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对前苏东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探讨 |
| 2.2.2 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理论研究 |
| 2.2.3 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 |
| 3. 不同的转轨起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差异性 |
| 3.1 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与体制差异性 |
| 3.1.1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 |
| 3.1.2 经济体制转轨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 |
| 3.1.3 典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 |
| 3.1.4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
| 3.2 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
| 3.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 |
| 3.2.2 南斯拉夫的改革与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
| 3.2.3 匈牙利改革与新经济体制 |
| 3.2.4 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 |
| 3.3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计划体制的比较研究 |
| 3.3.1 不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绩效 |
| 3.3.2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空间 |
| 3.3.3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环境 |
| 4.不同的转轨过程：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差异 |
| 4.1 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 |
| 4.1.1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权力结构与利益集团 |
| 4.1.2 供给主导型下的经济体制转轨模式 |
| 4.1.3 利益集团主导下的转轨政策 |
| 4.1.4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
| 4.2 制度的移植与创设：经济体制转轨的遗传与选择机制 |
| 4.2.1 有关制度移植与制度创设的一般性探讨 |
| 4.2.2 移植式转轨与创设式转轨：制度遗产的利与弊 |
| 4.2.3 转轨路径的形成：制度变迁中的选择与异化 |
| 4.3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经济转轨形式与过程的具体差异 |
| 4.3.1 激进与渐进：对转轨方案与转轨政策的重新思考 |
| 4.3.2 激进主义的转轨与“休克疗法”：回顾、反思与评述 |
| 4.3.3 渐进主义的转轨与“中国模式”：探索、实践与争鸣 |
| 5.转轨与接轨：转轨国家的市场化与全球化 |
| 5.1 转轨国家的经济全球化 |
| 5.1.1 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问题 |
| 5.1.2 转轨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的交互作用 |
| 5.2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
| 5.2.1 “回归欧洲”：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全球化战略 |
| 5.2.2 “融入欧洲”与区域一体化：俄罗斯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
| 5.2.3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 |
| 5.3 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 |
| 5.3.1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 |
| 5.3.2 全球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
| 5.3.3 走出金融危机：转轨国家反危机的政策措施 |
| 5.3.4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反思与前景 |
| 6.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 6.1 转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 |
| 6.1.1 有关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的争论与偏见 |
| 6.1.2 制度变迁过程中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及其演进 |
| 6.1.3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驱动机制的分化与演进 |
| 6.1.4 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模式的静态比较与动态转化 |
| 6.1.5 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绩效：一个对转轨国家的综合考查 |
| 6.2 市场化发展与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 |
| 6.2.1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新兴市场中的政府干预 |
| 6.2.2 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政府职能与制度建设 |
| 6.2.3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治理：转轨国家的腐败问题 |
| 6.3 转轨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 |
| 6.3.1 民主、市场与经济增长：转轨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 6.3.2 民主与威权：不同转轨模式下转轨经济的政治发展 |
| 7. 总结与评述 |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学术研究基点 |
| 1.1.2 平衡发展和改革实践诉求视角 |
| 1.2 界定失衡与平衡发展 |
| 1.2.1 失衡、均衡与平衡概念理解 |
| 1.2.2 内外经济发展失衡 |
| 1.3 透过中国模式及争论探讨失衡 |
| 1.4 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框架 |
| 1.4.2 主要工作及意义 |
| 1.4.3 主要创新之处 |
| 2 经济发展失衡研究的基础理论及文献支持 |
| 2.1 理论研究基础和方法论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
| 2.1.2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
| 2.2 增长经济学与失衡评判 |
| 2.2.1 经济增长的量化及认知 |
| 2.2.2 增长波动与总量失衡 |
| 2.3 发展经济学和失衡审视 |
| 2.3.1 如何衡量发展 |
| 2.3.2 中国改革与发展失衡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特征事实和研究总结 |
| 3.1 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 |
| 3.1.1 经济总量失衡 |
| 3.1.2 结构性失衡 |
| 3.2 区域失衡与地区差距：地方竞争 |
| 3.2.1 区域失衡发展历程及特征事实 |
| 3.2.2 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赶超” |
| 3.2.3 区域发展与失衡的机理解释 |
| 3.3 城乡失衡与收入分配 |
| 3.3.1 城乡失衡发展及收入不平等的事实描述 |
| 3.3.2 非均衡发展的理论总结 |
| 3.4 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的统一解释 |
| 3.4.1 开放经济发展视角理解外部失衡 |
| 3.4.2 国际收支不平衡与内外失衡 |
| 3.4.3 外部失衡的内因考察 |
| 3.4.4 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的一般性解释 |
| 3.5 本章小结 |
| 4 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失衡的动态趋向：内“因”外“挫” |
| 4.1 土地与增长、发展的关系 |
| 4.1.1 来自理论启示的中国解读 |
| 4.1.2 土地推高经济增长和未来发展大转型 |
| 4.1.3 制度和体制研究大背景：土地与户籍制度设计 |
| 4.2 世界格局演变及亚洲发展展望 |
| 4.3 亚洲国家发展的绝对优势：人口总量与结构 |
| 4.3.1 中国、日本和印度人口和经济发展扫视 |
| 4.3.2 中国的亚洲地位与人口转变 |
| 4.4 大国经济发展忧思：外资和外贸视野下的中国地缘经济安全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路径选择与对策思路 |
| 5.1 扭转思路，突破认识局限 |
| 5.1.1 发展拐点和跨越 |
| 5.1.2 改革时点和方向 |
| 5.1.3 超越“经济”认识“社会”：以改革促发展 |
| 5.2 投资平衡为先导，破除区域失衡——资本和劳动配比 |
| 5.2.1 投资的地区和城乡平衡 |
| 5.2.2 城乡与区域联动的平衡之路 |
| 5.3 一揽子市场化改革计划：界定市场竞争和政府调控的边界 |
| 5.3.1 辩证看待以财政为平衡之手破除失衡 |
| 5.3.2 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
| 5.3.3 汇率调整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相机推进 |
| 5.4 注重社会建设，超越发展经济的认识局限：城市化之路 |
| 5.4.1 中国城市化认知 |
| 5.4.2 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平衡和消费平等 |
| 5.4.3 提升农转非居民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思路 |
| 5.5 消除外部失衡：外部经济发展思路 |
| 5.6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研究论述的实地调研和论文（已发表、即将发表、工作论文）以及课题支持 |
| A.1 专着和课题报告 |
| A.2 已发表部分论文 |
| A.3 评论文章 |
| A.4 部分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工作论文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满足答辩要求）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
| D. 学术奖励 |
（7）按揭贷款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研究 ——以信息不对称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范围与论文结构 |
|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按揭贷款表内业务的基础监管法律制度及其信息不对称性 |
| 第一节 英美、中国香港按揭贷款法律制度的演进及价值 |
| 一、 英国按揭法律制度—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二、 美国按揭贷款法律制度—制度的成熟 |
| 三、 香港按揭贷款法律制度—我国按揭贷款制度的渊源 |
| 第二节 我国按揭贷款基础法律规则的架构 |
| 一、 基本法律体系的构建 |
| 二、 相关监管法律规则的配套 |
| 第三节 按揭贷款基本法律关系的信息不对称性 |
| 一、 房产买卖交易法律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 |
| 二、 资金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 |
| 三、 担保法律关系的信息不对称性 |
| 第四节 基础监管对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及缺憾 |
| 一、 市场主体准入标准的确定对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 |
| 二、 对信息不对称性风险监管的法律措施 |
| 三、 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配置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
| 第二章 按揭贷款表外业务的的信息不对称性及其监管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按揭贷款表外业务的法律界定 |
| 一、 按揭贷款表外业务范畴的法律界定 |
| 二、 表外业务制度在按揭贷款风控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按揭贷款表外业务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 |
| 一、 国外表外业务法律制度的起源 |
| 二、 我国表外业务法律制度的引入 |
| 三、 现有信息不对称问题下我国表外业务的法律体系 |
| 第三节 我国按揭贷款表外业务法律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 |
| 一、 表外业务法律关系主体上的信息不对称性 |
| 二、 表外业务法律关系客体上的信息不对称性 |
| 三、 表外业务法律关系内容上的信息不对称性 |
| 第四节 以信息不对称性为核心的表外业务外部监管 |
| 一、 以信息不对称为核心的监管原则：经济实质 |
| 二、 核心监管原则下的相关信息对称性监管标准 |
| 三、 信息对称性监管标准下的具体监督措施 |
| 四、 监管措施对信息不对称行为的规制实践 |
| 第三章 按揭贷款系统性信息不对称风险的外部监管 |
| 第一节 按揭贷款系统性的信息不对称性与制度发展 |
| 一、 监管法律目标的变迁 |
| 二、 监管法律目标变迁对表内业务监管手段的影响：动态化 |
| 三、 监管法律目标变迁对表外业务监管政策的影响：体系化 |
| 四、 监管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强制规定取代自由选择 |
| 五、 外部监管制度的整体架构 |
| 第二节 按揭贷款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性的监管思路 |
| 一、 切入点与定位 |
| 二、 银行主体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具体义务 |
| 三、 我国相关规则与《巴塞尔协议》的比较 |
| 四、 按揭贷款市场信息披露的制度管理 |
| 第三节 按揭贷款系统性信息不对称风险的动态监管 |
| 一、 系统性信息不对称风险的立法思路 |
| 二、 实现信息不对称风控的动态监管原则 |
| 三、 监管原则下的具体信息对称性监管标准 |
| 四、 信息对称性监管标准的动态调整 |
| 第四章 按揭贷款表内业务内控规则对信息不对称性的处理 |
| 第一节 以信息不对称性为核心的按揭贷款内部风控体系 |
| 一、 风险内控规则的制度意义 |
| 二、 以资本计量为手段《巴塞尔协议》对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 |
| 三、 我国信息对称性风险内控的制度框架 |
| 第二节 表内业务信息不对称性风险的内控规则 |
| 一、 借款人真实情况审核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
| 二、 相关信用风险控制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
| 三、 贷款中介机构选择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
| 四、 贷后清收管理程序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
| 五、 现有风险内控规则对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的缺憾 |
| 第三节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内部风控计量手段的发展 |
| 一、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初级市场下标准法的适用 |
| 二、 信息获得能力提高后内部评级法的发展 |
| 第四节 对局部风险信息的分析确定制度 |
| 一、 评级体系的规则结构设计 |
| 二、 针对信息不对称性风险评级体系的运作规范 |
| 三、 信息不对称风险量化计量的规则要求 |
| 第五节 担保方式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风险控制 |
| 一、 质押方式对按揭贷款债权风险的缓释 |
| 二、 保证方式对按揭贷款债权风险的缓释 |
| 第五章 按揭贷款表外业务内控制度对信息不对称风险的控制 |
| 第一节 表外业务对信息不对称性内控的制度框架 |
| 一、 表外业务风险暴露认定的法律原则 |
| 二、 按揭贷款债权转移的认定标准 |
| 三、 表外业务风险暴露的法定形式 |
| 四、 表外业务下按揭贷款风险转移信息不对称性的规制标准 |
| 第二节 表外业务资本计量制度对信息不对称的处理 |
| 一、 表外业务资本计量的法律适用 |
| 二、 标准法下表外业务的资本计量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处理 |
| 三、 内部评级法下表外业务资本计量法律规则 |
| 四、 未评级情况下推测评级法律规则 |
| 五、 针对表外业务外部评级的市场准入法律规则 |
| 第三节 表外业务资本计量信息获取方式的法律规制 |
| 一、 内部评级法下表外业务资本计量的规则适用 |
| 二、 监管公式法下表外业务风险计量的法律规则 |
| 三、 内部评估法下表外业务资本计量的法律规则 |
| 第四节 表外业务对担保作用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内控 |
| 一、 债权评级等级相同情况下的风险缓释计量规则 |
| 二、 债权评级等级不相同情况时风险缓释的计量规则 |
| 第六章 按揭贷款系统性信息不对称性风险的去杠杆化 |
| 第一节 按揭贷款内控制度体系化、动态化的发展趋势 |
| 一、 《巴塞尔协议 III》资本计量的改革思路 |
| 二、 内控法律体系信息不对称性风控指标的动态化调整 |
| 三、 按揭贷款债权人资产的去杠杆化 |
| 四、 对按揭贷款保证人信息不对称性的审慎监督 |
| 第二节 信息不对称风险去杠杆化手段之一：资本结构的重新调整 |
| 一、 内控资本计量法律体系的重构 |
| 二、 银行超额资本留存义务 |
| 三、 外部监管机构对风险内控标准的管理 |
| 四、 对潜在风险的逆周期抑制机制 |
| 第三节 信息不对称风险去杠杆化手段之二：流动性指标的计量 |
| 一、 流动性风险管理在风控法律体系中的制度价值 |
| 二、 压力情景下流动性覆盖率标准的引入 |
| 三、 净稳定资金比例标准的法律意义 |
| 第七章 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风控法律体系的静态横向构建 |
| 第一节 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风控制度的演进思路 |
| 一、 按揭贷款外部监管制度的演进趋势 |
| 二、 按揭贷款内部风控制度的演进趋势 |
| 第二节 信息不对称性风控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
| 一、 外部监管与风险内控风控在体系上的独立性 |
| 二、 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在法律体系上的相互依赖性 |
| 三、 我国风控法律体系上的不适当性 |
| 第三节 基于信息不对称性联系下风控体系的建立 |
| 一、 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的制度主线 |
| 二、 基础业务法律制度中以外部监管信息披露为核心的风险内控 |
| 三、 系统性风控法律制度中以内部评级为核心的外部监管 |
| 四、 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制度的横向法律联系 |
| 第八章 按揭贷款风控法律体系纵向协调性的动态构建 |
| 第一节 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重构 |
| 一、 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制度的协调 |
| 二、 基础市场外部监管法律架构的转型：征信机制 |
| 三、 系统性风险内控法律体系的转型：降低对外部评级的依赖性 |
| 第二节 以权力转移为动力的风控法律体系协调性目标 |
| 一、 风控法律体系的协调性重构 |
| 二、 再论外部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协调性目标 |
| 三、 再论内部风控法律制度改革的协调性目标 |
| 第三节 按揭贷款表外业务发展的协调性与制度体系的改革 |
| 一、 表外业务制度发展对风控法律体系协调性的影响 |
| 二、 风控法律体系发展的协调性路径选择 |
| 三、 风控法律体系的动态化协调性架构 |
| 本文的相关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欧洲主权债务与金融系统危机——基于“新三元冲突”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 语 |
| 一 金融一体化与欧元区内的风险传导 |
| (一) 欧元区的成立对金融市场的整合效应 |
| (二) 金融一体化与风险传导 |
| 二 欧元区框架下的金融与财政“三元冲突” |
| (一) 欧元区的“金融三元冲突” |
| (二) 欧元区的“财政三元冲突” |
| (三) 欧元区内的财政“公共池问题” |
| (四) 欧盟财政协调的进展与现状 |
| (五)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稳定三元” |
| 三 欧元区现行救助方案的问题 |
| (一)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方案的缺陷 |
| (二) 通过欧洲央行进行救助的可能问题 |
| 四 结语:欧洲的深度整合已是必由之路 |
（9）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的税收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
| 1.2.2 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税收现象 |
| 1.2.3 既有以信息不对称研究税收问题的主要不足 |
| 1.3 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 |
| 1.4 研究思路及文章结构 |
| 1.5 创新与不足 |
| 2. 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的一个理论框架 |
| 2.1 信息不对称的含义 |
| 2.2 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 |
| 2.3 委托代理关系带来新问题 |
| 2.4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机制 |
| 2.5 博弈方法与信息不对称 |
| 3. 税收立法及税收分享中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
| 3.1 制定税法等税收规制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
| 3.1.1 严格意义的税收立法行为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
| 3.1.2 制定税收性法规及规章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
| 3.1.3 制定税法及其规制形成委托代理而引致的问题 |
| 3.2 分税制下的利益博弈及道德风险 |
| 3.2.1 地方出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 |
| 3.2.2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 |
| 3.3 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
| 3.3.1 中央政府在划分税收级次上的道德风险 |
| 3.3.2 地方政府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道德风险 |
| 3.3.3 上下级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及中央政府的自我管理 |
| 4. 税务征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
| 4.1 征税过程的委托——代理关系 |
| 4.2 税务机关对政府的隐藏信息行为 |
| 4.3 上下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利益博弈 |
| 4.3.1 征税保障上的代理人现象 |
| 4.3.2 税收执法上的委托人危机 |
| 4.4 征税过程中的隐藏行动问题 |
| 4.4.1 税务腐败的现实情形分析 |
| 4.4.2 税务腐败行为的形成过程 |
| 4.5 征税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
| 4.5.1 税务人员逆向选择的客观条件 |
| 4.5.2 考录税务公务员的逆向逆向选择 |
| 4.5.3 行业税负管理中的逆向选择 |
| 5. 纳税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
| 5.1 纳税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
| 5.2 不完全信息下的偷税博弈 |
| 5.3 不对称信息下纳税程度的现实分析 |
| 5.4 开放环境下的信息不对称影响税收行为 |
| 6. 缓解税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政策建议 |
| 6.1 税收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
| 6.2 破解信息不对称的基本思路 |
| 6.3 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政策建议 |
| 6.3.1 电子信息化建设及拓宽信息获取路径 |
| 6.3.2 公众监督与媒体披露 |
| 6.3.3 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的评估 |
| 6.3.4 担保和垂直整合 |
| 6.3.5 坚守法制化原则,坚信市场引导经济行为的基础作用 |
| 6.4 应对文章中讨论的不利税收现象的具体措施建议 |
| 6.4.1 理顺税法体系,增强税法权威和容易执行 |
| 6.4.2 简并税务管理职能,增强税务管理效率 |
| 6.4.3 税收不遵从的治理及纳税人意识的培育 |
| 6.4.4 增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能力,维护国家和国民的利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10）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依据 |
| 1.1.1 学术研究背景 |
| 1.1.2 实践背景 |
| 1.2 选题的价值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主要研究问题 |
| 1.4 总体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进展 |
| 2.1.1 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 |
| 2.1.2 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成因 |
| 2.1.3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 |
| 2.1.4 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 |
| 2.1.5 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 |
| 2.1.6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经济关系理论 |
| 2.2.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3 评述 |
| 3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再定义 |
| 3.1 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争论 |
| 3.1.1 各种学术观点之比较 |
| 3.1.2 源于实践的启示 |
| 3.1.3 认识偏差及原因分析 |
| 3.2 本文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界定 |
| 3.2.1 两个基本概念的辨析 |
| 3.2.1.1 区域 |
| 3.2.1.2 协调 |
| 3.2.2 区域协调发展的定义 |
| 3.2.2.1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逻辑 |
| 3.2.2.2 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 |
| 3.2.2.3 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界定 |
| 3.2.2.4 区域协调发展的标志 |
| 3.3 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概念辨析 |
| 3.3.1 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比较 |
| 3.3.2 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比较 |
| 3.3.3 区域协调发展与统筹区域发展的比较 |
| 4 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主体 |
| 4.1 区域协调发展利益主体的涵义 |
| 4.1.1 利益主体 |
| 4.1.2 区域利益主体 |
| 4.1.3 区域协调发展利益主体 |
| 4.2 区域协调发展利益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1 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 |
| 4.2.1.1 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 |
| 4.2.1.2 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 |
| 4.2.1.3 微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
| 4.2.2 中观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 |
| 4.2.2.1 中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 |
| 4.2.2.2 中观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 |
| 4.2.2.3 中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
| 4.2.3 宏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3.1 宏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 |
| 4.2.3.2 宏观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 |
| 4.2.3.4 宏观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
| 5 区域协调发展动力机制的概念模型 |
| 5.1 区域协调发展的系统解析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结构 |
| 5.1.1.1 多重委托代理 |
| 5.1.1.2 作为双重委托人的企业 |
| 5.1.1.3 作为双重代理人的地方政府 |
| 5.1.1.4 作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中央政府 |
| 5.1.2 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关系网络 |
| 5.1.3 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 |
| 5.1.3.1 单一区域动力系统 |
| 5.1.3.2 两区域动力系统 |
| 5.1.3.3 多区域动力系统 |
| 5.2 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 |
| 5.2.1 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类型划分 |
| 5.2.2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 |
| 5.2.2.1 内生动力的来源 |
| 5.2.2.2 内生动力的特征 |
| 5.2.2.3 内生动力机制模型 |
| 5.2.3 区域协调发展的外生动力 |
| 5.2.3.1 外生动力的来源 |
| 5.2.3.2 外生动力的特征 |
| 5.2.3.3 外生动力机制模型 |
| 5.2.4 区域协调发展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耦合 |
| 5.2.4.1 耦合基础 |
| 5.2.4.2 耦合机制模型 |
| 6 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
| 6.1. 区域溢出——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关联性 |
| 6.1.1 区域溢出的相关理论基础 |
| 6.1.1.1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区域溢出思想 |
| 6.1.1.2 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溢出 |
| 6.1.2 区域溢出的客观性——我国区域GDP溢出的实证分析 |
| 6.1.2.1 模型选择 |
| 6.1.2.2 计量方法与理论基础 |
| 6.1.2.3 实证分析 |
| 6.1.2.4 结论 |
| 6.1.3 区域溢出的普遍性 |
| 6.2 区域溢出的方式——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关联性 |
| 6.2.1 需求层面的溢出方式 |
| 6.2.1.1 区际贸易 |
| 6.2.1.2 生产要素流动 |
| 6.2.2 供给层面的溢出方式 |
| 6.2.2.1 技术扩散 |
| 6.2.2.2 制度移植 |
| 6.2.3 空间作用的溢出方式 |
| 6.2.3.1 自然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 |
| 6.2.3.2 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 |
| 7 区域协调发展的外生动力机制 |
| 7.1 区域协调发展外生动力的来源 |
| 7.1.1 政府合法性 |
| 7.1.2 政府职能 |
| 7.1.2.1 政治职能 |
| 7.1.2.2 经济职能 |
| 7.1.2.3 社会职能 |
| 7.1.3 区域发展战略转换的必然性 |
| 7.1.3.1 分析框架 |
| 7.1.3.2 发展阶段转换的能力保障 |
| 7.1.3.3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
| 7.2 区域协调发展外生动力的作用方式 |
| 7.2.1 区域政策 |
| 7.2.2 区域管理 |
| 7.2.3 区域发展规划 |
| 7.2.4 区域关系立法 |
| 8 区域协调发展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耦合机制 |
| 8.1 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耦合基础 |
| 8.2 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耦合方式 |
| 8.2.1 自上而下 |
| 8.2.2 中间扩散 |
| 8.2.3 自下而上 |
| 8.3 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误差 |
| 8.3.1 耦合误差的典型化事实 |
| 8.3.2 耦合误差的成因 |
| 8.3.3 耦合误差的改进路径 |
| 8.3.3.1 "协调发展共识" |
| 8.3.3.2 制度实施机制 |
| 9 结论 |
| 9.1 基本结论 |
| 9.2 创新之处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财政政策在两难抉择中走向次优（论文参考文献）
- [1]布坎南的“经济人”思想研究[D]. 刘登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2]结构变迁与我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研究[D]. 熊志刚.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3]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D]. 蔡明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6)
- [4]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6]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D]. 周靖祥. 重庆大学, 2012(06)
- [7]按揭贷款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研究 ——以信息不对称为核心[D]. 宋怡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14(03)
- [8]欧洲主权债务与金融系统危机——基于“新三元冲突”视角的研究[J]. 刘程,佟家栋. 欧洲研究, 2011(06)
- [9]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的税收行为研究[D]. 莫尔学.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4)
- [10]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D]. 姜文仙. 暨南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