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省卫生厅孙昌松副厅长在全省第二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任年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何沐阳[2]（2021）在《江苏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文中研究指明
徐雷[3]（2018）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因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必须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而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学界政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运用干部成长有关理论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问题。论文主要由绪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第一,在绪言部分,首先,论述了选题的价值。本文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由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关注为切入点和逻辑起点,从着眼于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引出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对现有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对县委书记成长的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第二章至第四章沿着“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干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应该怎么办”的思路展开分析。具体来说,在第一章“县委书记成长理论”中,运用干部成长理论等知识,从县委书记成长概念的界定、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等方面来进行县委书记成长的理论分析。其中,在“基本概念”上,主要对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进行了界定;在“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上,主要从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上,主要从党的事业要求、人民群众期望、岗位职责要求、个人发展需求等四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上,主要从成长为县委书记、当好县委书记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在第二章“成长为县委书记”中,总结了干部如何成长为县委书记,得出了三点规律性认识,包括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三个方面。其中,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上,主要从顺应时代的要求、契合地域的需求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上,主要从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上,主要从长时间的任前积累、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在第三章“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中,提炼了干部在成长为县委书记后当好县委书记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包括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两个方面。其中,在“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上,主要从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干部制度存在漏洞、亲情的“绑架”、“问题上级”的误导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上,主要从理想信念的动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群众观念的淡薄、组织观念的弱化、工作职权的错位、政绩观出现偏差、廉洁意识的丧失、生活追求的低俗等八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第四章“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中,主要从组织和县委书记个人两个角度提出了如何推动县委书记履职,分别为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其中,在“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上,主要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净化地方政治生态、加强组织培养、完善干部制度等四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上,主要从基础性履职条件和拓展性履职条件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在基础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烈的群众观念、严格的组织观念、明确工作职权、正确的政绩观、牢固的廉洁意识、良好的生活作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拓展性履职条件上,主要从敢于担当的魄力、突出的领导才能、扎实的基层调查、丰富的知识积累、顽强的意志决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在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县委书记的成长条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使得研究县委书记成长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永远在路上。
谢晗[4]（2018）在《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58）》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逐步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浙江省属于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地区,血防工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在开展之初,血防工作面临着多重困难。一方面,血吸虫病作为一种地方性疾病,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都能导致其传染面积的扩大化,尤其在当时医疗水平低,缺乏相关防疫经验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对血吸虫病传播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地方民众缺乏对血吸虫病的正确认知,导致在血防工作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科学与迷信的碰撞、生产与血防的矛盾、血防措施与群众生活习惯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一度使血防人员与地方民众之间的关系紧张化。随着自上而下的血防领导体系的建立,血防运动的政治性增强,在统一的规划与指导下,各项措施得以有效执行。在具体实践中,浙江省从设立试点、摸索经验,到全面开展,及至1958年形成群众性运动的高潮,依托于血防运动的开展,逐渐将防疫工作发展成一项全民参与的日常性工作,不仅成功推进了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还进一步整合了社会资源,实现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在社会动员方面,“诉苦”等权力技术的运用,不仅有效发动群众参与到血防运动中,更成为了引导民众提高对新政权认可度的有力政治手段。随着疫区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整治,民众亲身感受到血防工作前所未有的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对血防工作的认识、配合和参与,同时也加深了对新政权的认同、信任和支持。
许鲁江[5]（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好民族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从成立之日起就对民族工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湖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大省,做好民族工作具有超凡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根据湖南省内少数民族的实际,全面谋划开展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民族地区人民政权建立起来,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级民族工作机构,管理民族事务。此后,湖南省内民族政治工作、民族经济工作以及民族文化工作等得以蓬勃开展。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湖南省民族工作受到了极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使民族工作重新回到发展轨道上来。湖南省紧跟党的步伐,在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领域全面展开民族工作。三十多年来,湖南省基本完成了民族成分识别、认定工作,以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为中心,对湘西地区进行扶贫开发,深入开展民族法制建设,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极大的发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在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既得成就面前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湖南省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诸如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发展,扶贫任务仍然艰巨等等。湖南省必须不断总结民族工作经验,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地区特色进行扶贫和开发,充分认识民族工作“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特点,正视问题并解决问题,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
陈峥[6]（2014）在《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拯救民族危亡,青年学生踊跃入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人主要关注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关于地方实力派组建学生军的成果则不多。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日本在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政治诱降的方针,以引诱中国军队和政府投降,役使中国民众为其侵略服务。鉴于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抗战初期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修正,由单纯的军事抗战转为对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的重视。对新桂系来说,广州失陷后,广西已经直接面临日军的武力威胁。因留守广西的部队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日军入侵,为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配合正规军作战,新桂系于1938年11月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以下简称学生军）。学生军成立后,经短暂的军政训练后,奉命挺进桂南、桂东南等地,负责动员民众、推行政府政令等工作。桂南会战期间,学生军采取多种方式配合军队作战,保障了会战的进行。会战结束后,学生军配合军队和政府完成了善后工作。1941年8月,学生军被解散。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也十分重视,通过种种方式与新桂系对学生军进行争夺。围绕以上两条线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学生军的组建原因。学生军的成立,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时代背景。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新桂系无论是民众动员还是部队的政训工作,都急需大量人员,为防备蒋介石势力对广西的扩张和中共对广西青年的争夺,鉴于军校学生在国内战争的优异表现和第一、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成功经验,广西当局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第二章对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进行了考察。主要研究了广西当局的宣传动员、考核方式、组建部队、创设领导机构、军政训练等内容。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学生军在桂南会战前后的活动。桂南会战前,学生军主要配合政府进行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方面开展了社会动员；会战爆发后,学生军配合正规军,协助基层政府,动员民众破坏日军后勤补给,打击汉奸势力,建立军民合作站,保证部队后勤供给,为部队提供情报和向导,进行战地宣传等；会战结束后,学生军协助政府恢复基层政权,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收容救济难民,完成了收复区的善后工作。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的争夺是本文的重要内容,论文第四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十分重视,为争夺这批青年,在学生军成立之初,就派遣了大批党员加入。学生军成立后,中共通过派将领和学者在学生军中演讲,为学生军培养宣传骨干,派党员掌握学生军创办的报刊,反击托派分子破坏,反三青团和军官控制,加强上层渗透,组织学生学习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手段,基本掌握了学生军的文化领导权和基层领导权,使很多学生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第五章主要研究了学生军解散的原因及解散后学生的去向问题。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日军从桂南的撤退,在善后工作完成后,新桂系以学生军“赤化”的名义将其解散,随后对学生的去向进行了安排。学生军解散后,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继续活动,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学生军党员领导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的胜利和其他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纵观学生军三年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内部官生兵夫平等,工作方式以分散行动为主,与民众关系密切；在大后方青年中起到了楷模作用；中共则通过在学生军中的活动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对中共在广西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军的人数尽管只相当于正规军的一个师,但这些人员都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有较强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学生,其在宣传和民众动员等工作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远非正规军一个师所能比。其他地方如山西虽然也组建了新的武装,但属于战斗部队。可以说,大规模组建以宣传和动员民众等任务为主的学生武装团体,广西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绝无仅有的。综上所述,在抗战初期的广西,面临日本、蒋介石、中共等多种势力的威胁,为确保自己的地盘,新桂系认识到了单凭已有军队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而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而不得不成立学生军以动员民众来增强自身实力。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协议,中共只能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对广西当局新成立的学生军加以控制和影响。从上述的论述也看出,中共的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裔兆宏[7]（2013）在《美丽中国样本》文中研究表明引子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这是屈原在《天问》中几句关系治水的诘问。我始终相信苍天有眼。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任何对大自然的犯罪行为,都将会受到惩罚,只有顺应自然,利用规律,才能趋利避害。
施亚利[8]（2013）在《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最早在日本发现。中国从1905年起,陆续从病原学证实有血吸虫病流行。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使用“血吸虫病”这个病名,但是,传统医典中有大量的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血吸虫病在江苏流行历史悠久,流行范围广泛,造成的危害性大。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江苏省卫生处在吴县木渎镇建立了苏南地方病防治所,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由于财政投入严重不足,防治工作未超出草创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华东当局首先发现血吸虫病在江南一带流行严重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治。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南京市、苏南区、苏北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步展开,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1953-195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现血吸虫病在我国长江流域造成的极大危害。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宣告成立,长江流域十二个省市建立了血防工作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制定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措施,召集有关高等院校及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开会,解决了防治的技术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中共中央对防治工作的正确领导,使全国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江苏建省后,贯彻执行了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不仅制定了防治工作的规划,提出了 1956-1958年的防治工作计划,而且对血防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江苏省的群防群治工作随即展开,防治工作在全国率先取得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开始了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更快的速度来进行,为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发出“鼓足革命干劲,全面跃进,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提出了血防“大跃进”的目标,鼓励各地打破常规,树立“血防跃进”典型,发动了“血防大跃进”。江苏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江苏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随即出现了大跃进运动。整个运动可以分为“空前跃进”、“继续跃进”和“持续进行”三个阶段。血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跃进后却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如:机构裁撤,人员裁减,血防工作处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螺情、病情大幅度回升,急性感染非常严重;建国初年血防工作中形成的科学工作方法和踏实作风多被破坏;三年经济困难使政府主要应对浮肿病或其他疾病,血吸虫病疫情雪上加霜。大跃进过后,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各省市,由于粮食紧张,浮肿、消瘦等疾病突出,群众都忙搞生产,防治浮肿病,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逐渐放松。血吸虫病疫情的快速回升和急性感染的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健康和当地的农业生产。这些现象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后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作出调整。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从1961年初陆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血防工作调整”方针,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调整。江苏省党政当局随即贯彻执行,调整了血防工作的总目标。1961-1965年,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的调整（1961、1-1962、5）、重点阶段的调整（1962、5-1963、12）和后期阶段的调整（1963、12-1965）。各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左”的路线的影响,1964-1965年,江苏省在血防工作中贯彻“阶级观点”。“血防工作调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部分,是在“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它逐渐偏离了调整的轨道。1966-1967年,江苏省按照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对各项防治工作进行部署。1967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血防战线,江苏省的血防工作陷入停滞。1970年,由于疫情再度严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门文件。从1970到1973年,江苏省的防治工作再度重启。1976年10月,江苏省在防治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宣布全省实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李娇娇[9]（2011）在《“文革”前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倡导,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一直是人口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大规模开展,学界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现状和作用的论文和着作,更是“蔚为大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大多把关注点放在1970年代以后,而对于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的实验、推广工作,特别是具体省份、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关注不够。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全国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广大妇女参加劳动,希望摆脱多子女的拖累,实行节制生育,过去禁止节育的政策开始松动。1953年到1957年,开始局部试行计划生育。但1957年反右斗争中,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受到错误批判,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被迫停顿下来。1962年底,为了克服日益尖锐的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重新提倡计划生育。随即,江苏省委落实中央政策,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62年到1965年间,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从城市向农村逐步展开,摸索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法,积累了经验,对改革开放以来更加扎实、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推广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叙述和分析了“文革”前江苏省计划生育工作的历程,介绍了江苏省为贯彻中央决定,开展宣传教育,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技术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文革”前,江苏省利用多种渠道进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指导,向民众推行多种计划生育技术方法。重点是推动群众使用节育环为主的避孕器具,推广输精管结扎手术、输卵管结扎手术和人工流产技术,提高了技术水平,这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1962-1965年间,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到1965年6月底,全省约有总人口五分之三的地区展开了计划生育工作。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显着,改变了以往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状况。很多青年自觉推迟结婚年龄,响应晚婚号召。但由于各种原因,“文革”之前,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也是不平衡的。首先是城乡差异。由于城市开展早一些,农村开展较晚,到1965年只在约占农村五分之二的地区展开,所以,农村人口出生率仍在上升。其次是地区差异。抓得较早的11个市,比如苏州、南通、镇江专区人口出生率都有下降,但盐城、徐州、淮阴、扬州专区到1965年底,人口持续上升。总的来说,“文革”前的江苏省计划生育群众运动,为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推进打下了基础。
杨芳[10]（2009）在《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我国重大传染病控制的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我国的重大传染病通常指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传染病，目前这些疾病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具有发病急、死亡率高，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效益的疾病。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主要面临五大问题：缺乏资金，缺乏活动场所与办公设备，缺乏人才，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组织内部管理混乱。其中涉及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问题主要是缺乏资金、缺乏人才和组织管理混乱等现实问题。非典之后，各级政府对加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提出了相关政策及保障措施，支持力度明显加强。但公共卫生投入状况还远不适应发展需要，此时非政府组织（NGO）在参与中国公共卫生服务，特别是重大传染病的控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要求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应是非政府组织，这促使了一大批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以及政府办社团向非政府组织转变，也诱发了体制内许多新型社团的产生。而本文的目的，旨在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重大传染病控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的不同层面，来分析和评估国内INGO（在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CNGO（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传染病防治中的管理方式、作用、行为及其资金运转模式的现状评价和形式判断；对不同模式和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的效果进行评估。基于以上研究，完善非政府组织在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管理模式，并就我国有关部门制定卫生领域中NGO相关规范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应用研究，因此论文将涉及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多元社会治理、市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从方法学上看，本文采取了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研究。从实证的层面分析了重大传染病控制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现状、组织能力状况、现行法律和政策环境、发展的困境等。在数据分析上，尝试运用聚类分析和应对分析等多维数据模糊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分析。同时也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根据相应的理论来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和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而产出相关政策性建议报告。研究结果1、通过文献分析，论文从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多元社会治理构架，分析了政府与市场之间发展第三部门的理论基础，从而确定非政府组织理论的基础与发展。2、通过对参与重大传染病非政府组织现状调查得出其基本状况可以归纳为：①32．5％的组织负责人拥有大专学历，为各项指标中比例最大，其次是高中以及初中学历，分别占22％，拥有硕士研究生与大学学历的组织负责人所占比例最小，分别为11％（多为国际INGO组织人员）非政府组织中，主要负责人的文化程度除INGO外，其他CNGO文化程度相对较低；②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年龄分布在35岁一下；少数人选择36—45岁以及46—55岁；55岁以上为零，说明该类组织中年龄结构分布趋向年轻化。③在接受调查的NGO中，已经在民政部门、工商部门或政府其他部门（如编制管理部门等）正式注册的共计占47．06％，即有超过一半的NGO未注册。在这些正式注册的NGO中，其中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占53％，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占22％，在编制管理部门注册的占3％，在政府其他部门注册的占13％，说明大多数国内非政府组织没有到相关部门登记注册，未注册的原因以未能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没有足够的资金为主；④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管理模式通常是民主协商制；目前大多数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外部，无论是国外资金或者国内资金，自身筹资能力相对较弱，40％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组织管理模式为协商制，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组织管理模式为民主制，而认为其组织采取家长制的组织管理模式的被调查者占总参与调查人数的7％，另外有7％的人认为其组织管理模式无固定形式；⑤绝大多数的民间组织的活动领域集中在教育与宣传领域，进行教育、宣传和倡导的组织占92．31％，进行行为干预的占46．15％，进行法律援助领域的占23．08％，进行医疗护理与关怀的占46．15％，进行资金募集的占7．69％，进行心理咨询的占23．08％，这也与国家在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中，“预防为主，教育第一”的宗旨相一致；⑥国际非政府组织重视在媒体的宣传报道，善于接受媒体的评论。而CNGO的的社会影响力较弱，11．11％的组织每次重大传染病防治活动都会被新闻媒体报道，有33．33％的组织的活动被报道过一些，而有22．22％的组织开展的活动很少被报道，而有33．33％的组织所开展的重大传染病防治活动从未报道过。3、针对重大传染病领域非政府组织能力状况评估得出：目前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INGO和CNGO组织的能力悬殊极大，相对而言，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能力普遍不足，首先表现为筹资能力相当缺乏。①在争取各方资助的能力中，争取政府资助的能力最强，为3．1667，争取企业资助能力最差，为2．1818，争取个人、国际组织的国内非政府组织资助的能力水平得分均在3分以下，绝大多数组织没有专门的筹资人员或者部门设置、年度筹资计划的制定、鼓励成员筹资的激励机制以及扩展捐助者的机制。除了能够争取到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外，这些组织很少能从企业、个人以及国内其他组织那里获得资助；②其次表现为组织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民间组织一般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非政府组织财务管理水平得分为0．537，处于中等水平；③最后表现为组织重大传染病防治能力相对较低。其中民间组织宣传自身组织形象的能力很低，很难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动员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CNGO组织缺少动员社会其他组织或个人参与重大传染病的积极性。另外这类组织的活动组织能力相对较高，但缺少活动的监督评估能力。尽管CNGO民间组织的整体水平不高，但绝大多数组织都认识到了自身能力不足的现实，而且改善自身能力的需求也是十分迫切的。这是我国防治领域组织发展的一个可喜之处。因此，加强重大传染病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势必是充分发挥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到传染病防控中的有效途径之一。研究结论与建议主要结论：①目前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较为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人员结构相对稳定，组织管理决策趋于科学。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对象几乎覆盖了所有传染病高危人群。工作地区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并开始向小城市和农村扩展。组织开展传染病活动的方式以交流方式为主，并逐步趋于多样化。组织传染病的工作内容以教育、宣传和倡导为主，以行为干预、医疗护理与关怀、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内容为辅。②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也呈现出一些不足之处。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非政府组织的能力普遍不足，主要体现在自我筹资能力、健全的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自我管理能力、宣传自身形象、动员社会其他组织共同参与、活动督导评估等方面仍存在能力缺陷。这些都限制了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从而影响到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中作用的充分发挥。③我国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已经发挥出了积极作用，并得到了服务对象的认可，表现为传染病工作的作用效果十分显着。④目前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发展仍存在很多困境，首先表现在发展存在制度上的困境。政策建议：①从政府层面来讲，针对当前非政府组织的现状和困境，政府急需转变理念；充足的经费是保证非政府组织得以继续健康发展的源泉；影响非政府组织职能正常发挥的部分原因是在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上政府职能与非政府组织职能相互混淆，界限不清。所以，要想让非政府组织充满活力和发挥其在重大传染病防治的作用，政府需要区分职能；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重大传染病防治领域地非政府组织地发展离不开制度地合法化保障；②从文化环境层面：强化市场机制，一方面我国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自身的中介优势，将企业联合起来，以应对经济上给予传染病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一企业也要积极参与到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协调配合非政府组织开展传染病工作；着眼社会层面，加强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建设和评估机制建设以及信任机制建设。③从自身建设分析，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建设重点是能力建设。要想更好的在传染病防范中发挥作用，需要有序的内部环境。研究的创新与局限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①首次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并结合三类重大传染病管理现状，根据“第三部门管理理论”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和组织服务对象双方调查研究，开展针对非政府组织的机构、人力、财务、社会效益等多方面进行评估，在国内外未见相关报道。②将聚类分析和对应分析方法运用到非政府组织和组织服务对象的实证研究数据分析中，在国内很少相关方法运用。本研究的不足：论文只是选取了我国重大传染病中艾滋病、结核病和禽流感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活跃的疾病进行研究、评估和建议，对于其他种类重大传染病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述；本论文旨在抛砖引玉，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是否适应于其他疾病的研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丰富、发展。
二、湖北省卫生厅孙昌松副厅长在全省第二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任年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省卫生厅孙昌松副厅长在全省第二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任年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的价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
| (二)县委书记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 |
| (三)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要求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四)开展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是推动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支撑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的视角与观点 |
| (二)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委书记成长理论 |
| 一、基本概念 |
| (一)新时期 |
| (二)县委书记的成长与成长规律 |
| 二、制约县委书记成长的因素 |
| (一)外部因素 |
| (二)个人因素 |
| 三、县委书记成长的动力 |
| (一)党的事业要求 |
| (二)人民群众期望 |
| (三)岗位职责要求 |
| (四)个人发展需求 |
| 四、县委书记成长的周期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二)当好县委书记 |
| 第二章 成长为县委书记 |
| 一、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因时因地” |
| (一)顺应时代的要求 |
| (二)契合地域的需求 |
| 二、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内外用力” |
| (一)强劲有力的外部推动 |
| (二)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 |
| 三、成长为县委书记需要“深耕细作” |
| (一)长时间的任前积累 |
| (二)多层级、多序列的历炼 |
| (三)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打磨 |
| 第三章 县委书记履职过程中的风险点 |
| 一、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 |
| (一)地方政治生态的“异化” |
| (二)干部制度存在漏洞 |
| (三)亲情的“绑架” |
| (四)“问题上级”的误导 |
| 二、来自县委书记个人的风险 |
| (一)理想信念的动摇 |
| (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的缺失 |
| (三)群众观念的淡薄 |
| (四)组织观念的弱化 |
| (五)工作职权的错位 |
| (六)政绩观出现偏差 |
| (七)廉洁意识的丧失 |
| (八)生活追求的低俗 |
| 第四章 推动县委书记履职的对策建议 |
| 一、优化县委书记履职的外部环境 |
| (一)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
| (二)净化地方政治生态 |
| (三)加强组织培养 |
| (四)完善干部制度 |
| 二、创造县委书记履职的个人条件 |
| (一)基础性履职条件——守住履职底线 |
| 1.坚定的理想信念 |
| 2.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3.强烈的群众观念 |
| 4.严格的组织观念 |
| 5.明确工作职权 |
| 6.正确的政绩观 |
| 7.牢固的廉洁意识 |
| 8.良好的生活作风 |
| (二)拓展性履职条件——实现履职更好效果 |
| 1.敢于担当的魄力 |
| 2.突出的领导才能 |
| 3.扎实的基层调查 |
| 4.丰富的知识积累 |
| 5.顽强的意志决心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5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概念说明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 浙江省血吸虫病的流行及其成因 |
| 2.1 疫病流行情况 |
| 2.2 疫病成因分析 |
| 2.3 疫病危害与传统应对 |
| 3 浙江省血防政策措施与组织体系 |
| 3.1 血防政策措施 |
| 3.2 血防组织体系 |
| 3.3 血防专业队伍 |
| 4 浙江省血防实践及其成效分析 |
| 4.1 血防实践 |
| 4.2 社会动员 |
| 4.3 血防成效分析 |
| 5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5）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言 |
| 1.1 选题的由来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已有研究成果 |
| 1.3.2 存在的问题与自己的见解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 1.6 民族工作的内涵 |
| 第2章 改革开放前湖南省民族工作回眸 |
| 2.1 湖南省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概述 |
| 2.1.1 湖南省少数民族概述 |
| 2.1.2 湖南省民族地区概述 |
| 2.2 改革开放前湖南省民族工作开展情况 |
| 2.2.1 湖南省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机构的建立 |
| 2.2.2 民族政治工作 |
| 2.2.3 民族经济工作 |
| 2.2.4 民族文化工作 |
| 2.2.5 其他民族工作 |
| 2.3“文化大革命”对湖南省民族工作的影响 |
| 2.3.1 影响了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作用的发挥 |
| 2.3.2 干扰了民族工作机构的正常运转，打击了民族干部 |
| 2.3.3 阻碍了民族经济发展 |
| 2.3.4 限制了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考察 |
| 3.1 民族政治工作 |
| 3.1.1 进一步识别和认定民族成分 |
| 3.1.2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3.1.3 推进民族法制建设，弘扬法治精神 |
| 3.1.4 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大团结 |
| 3.1.5 壮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
| 3.2 民族经济工作 |
| 3.2.1 民族地区扶贫开发 |
| 3.2.2 确定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放试验区 |
| 3.2.3 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 |
| 3.2.4 实施湘西地区开发战略 |
| 3.2.5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纳入国家区域发展与扶贫试点 |
| 3.2.6 大力促进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 |
| 3.2.7 民族专项资金的设立和管理 |
| 3.3 其他民族工作 |
| 3.3.1 民族文化工作 |
| 3.3.2 民族教育工作 |
| 3.3.3 民族医疗卫生事业 |
| 3.3.4 民族传统体育事业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 |
| 4.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 |
| 4.2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制度保障 |
| 4.3 坚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 |
| 4.4 维护各民族团结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本前提 |
| 4.5 培养和壮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民族工作的力量之源 |
| 4.6 加大扶贫力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决胜点 |
| 4.7 改善民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直接体现 |
| 4.8 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是做好民族工作的突破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受全国表彰的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 |
| 附录B 2015年湖南省民族乡情况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6）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 三、资料运用与论文结构 |
| 四、资料来源综述 |
| 第一章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组建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国内外对学生军训的重视与学生军的出色表现 |
| 一、世界各国重视学生军训给新桂系的启发 |
| 二、现代战争宣传对知识青年的需要 |
| 三、学生军在历次国内战争中的战绩 |
| 第二节 多种矛盾消长沉浮的驱动 |
| 一、民众动员工作中基层干部的极度缺乏 |
| 二、军队对政工人员的需求 |
| 三、抵制蒋介石势力扩张 |
| 四、与中共争夺知识青年 |
| 第三节 “寓将于学”政策推行的结果 |
| 一、“寓将于学”政策的产物 |
| 二、第一届广西学生军在“六一”事件中的出色表现 |
| 三、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在省外的突出成就 |
| 第二章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 |
| 第一节 征召与选拔 |
| 一、宣传动员 |
| 二、考核方式 |
| 三、第二次招考 |
| 第二节 队伍组建 |
| 一、临时组队 |
| 二、组建部队 |
| 三、创设领导机构 |
| 第三节 军政训练 |
| 一、自我教育 |
| 二、集中训练 |
| 三、工作过程中的训练 |
| 第三章 桂南会战前后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
| 第一节 战前社会动员 |
| 一、军事政治动员 |
| 二、经济动员 |
| 三、文化动员 |
| 第二节 配合桂南会战 |
| 一、破坏日军后勤补给 |
| 二、建立军民合作站 |
| 三、收集情报与战地宣传 |
| 四、实行对日作战 |
| 第三节 处理善后工作 |
| 一、恢复基层政权 |
| 二、处理战争遗留问题 |
| 三、收容救济灾民 |
| 第四章 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领导权的争夺 |
| 第一节 加强思想文化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一、公开演讲培训 |
| 二、掌握报刊领导权 |
| 三、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加强党组织建设,控制青年领导机构 |
| 一、中共组织在学生军中的发展历程 |
| 二、反击托派分子 |
| 三、控制三青团 |
| 第三节 反对军官控制,掌握基层领导权 |
| 一、反击中上层军官 |
| 二、加强上层渗透 |
| 三、掌握基层领导权 |
| 第五章 学生军解散后学生的去向 |
| 第一节 学生军解散的原因考察 |
| 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
| 二、担心被中共控制 |
| 三、学生回校复学的愿望 |
| 第二节 学生军解散后学生的归宿 |
| 一、安排继续学习 |
| 二、送合作训练班受训 |
| 三、军队留用 |
| 第三节 学生军中共党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胜利 |
| 一、学生军解散前夕中共的应对 |
| 二、“豫湘桂战役”期间学生军党员组织和领导的游击战争 |
| 三、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学生军党员的斗争 |
| 结语 |
| 一、学生军的工作特点 |
| 二、在大后方青年中起了楷模和带头作用 |
| 三、为中共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 |
| 四、特殊还是普遍：与山西新军之比较 |
| 主要征引文献 |
| 附录 |
| 一、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大事记 |
| 二、在学生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部分中共党员简况 |
| 三、社会调查访谈笔录 |
| 后记 |
（8）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问题说明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目的与路径选择 |
| 五、资料的使用 |
| 第一章 1949年以前血吸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流行史 |
| 一、医学界发现和证明血吸虫病的经过 |
| 二、病原与病症 |
| 三、传统医典关于血吸虫病的记载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省的防治情况 |
| 一、江苏境内的流行状况 |
| 二、江苏当局的血防活动 |
| 第二章 1953年建省之前的血防工作（1949-1953）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一、疫病的流行与防治 |
|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标 |
| 第二节 华东当局发现疫情的过程与措施 |
| 一、发现的过程 |
| 二、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江苏三地防治工作的启动 |
| 一、南京市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二、苏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三、苏北区血防工作的开展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开展血防工作的决策与部署 |
| 一、中央核心层发现疫情严重的过程 |
| 二、建立血防工作的领导机制 |
| 三、制定防治工作方针和计划 |
| 四、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研究 |
| 五、解决防治的技术问题 |
| 六、典型经验的推广 |
| 第四章 “一五”时期江苏省的群防群治(1953-1957) |
| 第一节 省当局对中央方针的执行 |
| 一、江苏建省的过程 |
| 二、对华东局血防工作指示的执行 |
| 三、制订1956-1958年的工作计划 |
| 第二节 科研工作的部署与开展 |
| 一、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工作部署 |
| 二、科研工作的开展 |
| 第三节 血防经费的管理 |
| 一、血防经费的管理规定 |
| 二、经费执行情况的调查 |
| 三、经费管理办法的调整 |
| 四、医疗欠费问题的解决 |
| 第四节 群防群治的展开 |
| 一、治疗 |
| 二、灭螺 |
| 三、管理粪便 |
| 四、水源管理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发动“血防大跃进 |
| 一、提出血防“大跃进”的目标 |
| 二、对各地党委的要求 |
| 三、鼓励各地打破常规 |
| 四、树立“血防跃进”典型 |
| 第六章 江苏省的“血防大跃进”(1958-1960) |
| 第一节 省“血防跃进”的目标 |
| 一、“纲要”颁布后的江苏计划 |
| 二、中央目标提出后的江苏规划 |
| 第二节 推动“血防大跃进”的举措 |
| 一、宣传血防大跃进的必要性 |
| 二、明确各级党委的责任 |
| 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
| 四、树立医疗跃进典型 |
| 五、推广快速疗法 |
| 六、放宽治疗对象与修改经费管理 |
| 第三节 “血防大跃进”的三个阶段 |
| 一、“空前跃进”阶段 |
| 二、“继续跃进”阶段 |
| 三、“持续进行”阶段 |
| 第四节 成绩分析与遗留问题 |
| 一、成绩分析 |
| 二、遗留问题 |
| 第七章 中共中央的“血防工作调整”方针 |
| 一、血防工作调整的原因 |
| 二、血防工作调整方针的内容 |
| 三、为贯彻调整方针采取的措施 |
| 第八章 江苏省的“血防工作调整”(1961-1965) |
| 第一节 总目标的调整 |
| 第二节 初期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1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开展灭螺工作的试点 |
| 三、积极治疗 |
| 四、重抓粪便管理 |
| 第三节 重点阶段的调整 |
| 一、制订1962-1963年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防治队伍 |
| 三、进行防病再教育 |
| 四、组织查螺 |
| 五、把责任落实到生产队 |
| 六、合理解决报酬问题 |
| 七、抓好预防工作 |
| 第四节 后期阶段的调整 |
| 一、1964-1965年的工作计划 |
| 二、充实领导班子 |
| 三、树立血防战线上的样板 |
| 第五节 血防研究的进展 |
| 一、科研工作的部署 |
| 二、治疗及预防药物 |
| 三、查螺灭螺方法研究 |
| 四、急性感染研究 |
| 第九章 尾声:“文革”期间的江苏血防工作(1966-1976) |
| 第一节 前期防治工作(1966-1967) |
| 第二节 后期血防工作的重启(1970-1976) |
| 结语 |
| 一、中央政府的决策作用 |
| 二、不同时期社会动员的效益 |
| 三、不同阶段医疗福利制度的功能 |
| 四、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文革”前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国家计划生育方针的提出和推广 |
| 一 国家计划生育方针的提出 |
| 二 江苏省贯彻国家方针的布署 |
| 第二节 江苏省有关组织措施与社会政策 |
| 一 组织宣传工作的开展 |
| 二 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 |
| 第三节 有关技术规范的制定和推广 |
| 一 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 |
| 二 江苏省卫生部门的技术指导 |
| 三"四项手术"的开展情况 |
| (一) 避孕器具的研制和使用 |
| (二) 男性结扎技术的试行 |
| (三) 妇女结扎技术的推广 |
| (四) 人工流产技术的开展 |
| (五) 其他避孕方法的提倡 |
| 第四节 "文革"前江苏省计划生育工作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
|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的通知 |
| 李娇娇发表的本科学位论文:抗战期间贵州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10）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我国重大传染病控制的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绪论 |
| 1.1 概念 |
| 1.1.1 非政府组织界定 |
| 1.1.2 重大传染病界定 |
| 1.2 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现状 |
| 1.2.1 艾滋病 |
| 1.2.2 结核病 |
| 1.2.3 禽流感 |
| 2. 研究内容与理论框架 |
| 2.1 文献研究 |
| 2.1.1 国外非政府组织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概况 |
| 2.2 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内容 |
| 2.2.1 非政府组织类型及重大传染病类别理念发展与界定 |
| 2.2.2 研究内容 |
| 3.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多元社会治理架构 |
| 3.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2 多元社会治理 |
| 3.3 市民社会 |
| 3.4 非政府组织理论(第三部门理论) |
| 4.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
| 4.1 数据来源 |
| 4.1.1 抽样方法 |
| 4.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
| 4.1.3 调查对象 |
| 4.2 分析方法 |
| 5. 重大传染病控制领域非政府组织基本现状分析 |
| 5.1 组织人员状况 |
| 5.2 机构的组织化程度 |
| 5.3 组织管理 |
| 5.4 组织财务状况 |
| 5.6 社会影响力 |
| 5.7 总结 |
| 6. 重大传染病领域非政府组织能力状况 |
| 6.1 组织的筹资能力 |
| 6.2 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 |
| 6.3 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
| 6.4 组织的宣传能力 |
| 6.5 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 |
| 6.6 NGO组织的活动织织能力 |
| 6.7 NGO组织能力建设的需求 |
| 6.8 小结 |
| 7. 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 |
| 7.1 民间组织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作用的总述 |
| 7.2 各类民间组织的作用 |
| 7.3 民间组织目标群体对其传染病防治作用的评价 |
| 8. 现行法律和政策环境基本分析 |
| 8.1 国家现行的法律和政策 |
| 8.2 卫生部门相关政策 |
| 8.3 地方基层政府相关政策 |
| 9. 非政府组织发展困境 |
| 9.1 管理体制的困境 |
| 9.2 文化环境的困境 |
| 9.3 自身能力的困境 |
| 10. 非政府组织在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设想与思考 |
| 10.1 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影响 |
| 10.2 国内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11. 政策建议 |
| 11.1 结论 |
| 11.2 对策建议 |
| 12. 研究成果与不足 |
| 12.1 研究成果 |
| 12.2 存在的不足 |
| 附件 1 |
| 附件 2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四、湖北省卫生厅孙昌松副厅长在全省第二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任年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江苏爱国卫生运动研究（1952-1959）[D]. 何沐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成长问题研究[D]. 徐雷.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58）[D]. 谢晗. 浙江大学, 2018(05)
- [5]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民族工作及其基本经验研究[D]. 许鲁江. 湘潭大学, 2016(03)
- [6]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D]. 陈峥. 复旦大学, 2014(12)
- [7]美丽中国样本[J]. 裔兆宏. 中国作家, 2013(20)
- [8]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D]. 施亚利. 南京大学, 2013(05)
- [9]“文革”前江苏省的计划生育工作[D]. 李娇娇. 南京大学, 2011(11)
- [10]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我国重大传染病控制的治理模式研究[D]. 杨芳. 华中科技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