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韩德睿[1]（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研究表明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彭昕[2]（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李黎明[3]（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表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朱杰进[4]（2020）在《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加速,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是否创立新国际制度以及是否对既有国际制度进行重新解释和应用,可以将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分为替代、叠加、转换和偏离四种类型。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作者指出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空间是影响崛起国选择制度改革路径的两大条件要素,并以此解释了2008年以来中国在主权信用评级、国际货币体系、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开发银行四个议题领域所采用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之间的差异。在主权信用评级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的弹性较小,这促使中国采取了叠加型的改革路径;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制度弹性较大,这促使中国选择了偏离型的改革路径;在区域贸易协定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弱,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身的制度弹性较小,这促使中国选择了替代型的改革路径;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弱,同时世界银行制度本身的弹性较大,这促使中国采取了转换型的改革路径。
李若杨[5]（2020）在《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对一国政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是有效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基本前提,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政府部门可以对经济进行反周期操作,避免经济的过度繁荣和萧条,减少产出和投资波动,维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传统研究认为,汇率制度是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因素,其中,具有代表性理论是三元悖论。该理论认为,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有效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不断加快,这一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二元悖论认为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当资本自由流动时,即使是浮动汇率也无法使经济体免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只有在资本账户受到直接或间接管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才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三难选择,变成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之间的两难选择。若二元悖论成立,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除非进行资本账户管制,否则货币政策独立性无法维持,这会对一国货币政策制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研究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两个层面对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一个是全球层面,另一个是中国层面。其中,全球层面分析主要是通过大样本数据对不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表现进行分析,以考察在全球层面下三元悖论是否还普遍成立;中国层面分析目的是研究三元悖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以便为中国未来的汇率制度改革和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于全球样本,本文首先按照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的不同类型将其进行分类,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还着重考虑了中间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部分管制的情况,分类完成后本文再对其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资本账户完全管制或汇率制度完全浮动这两种情况下,本国利率不受外国利率变动的影响,货币政策保持独立,而在固定汇率、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本国利率受外国利率影响,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上述结论与三元悖论相一致。对于三元悖论未考虑到的中间情况,本文研究认为,在中间汇率制度下,本国利率不受外国利率变动的影响,但是在资本账户部分管制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样本中的外国利率却在5%的水平上显着,说明资本账户部分管制无法提供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中间汇率制度可以。为了探究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本文还将样本分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样本以浮动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为主,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新兴市场国家更倾向于采用中间汇率和资本账户完全管制,虽然在资本账户完全管制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但是在资本账户部分管制且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其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中国样本,本文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不同汇率制度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估计,其中,资本账户开放度采用的是法定资本账户开放度,人民币汇率制度采用的是事实汇率制度。分析显示,中国的资本账户总体是呈不断开放趋势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在朝着弹性增加的方向前进,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制度曾重新钉住美元。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加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其提高程度还会受到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三元悖论仍是有效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有效维持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对于中国而言,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先后顺序,前者要先于后者进行;同时要采用更加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以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平衡转换;此外,由于目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仍相对较重,因此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仍是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国应加强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力度,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以此来防范投机性货币冲击的发生。
LEE/KAYEON（李佳娟）[6]（2019）在《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文中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扩散的世界市场使各种行为者崛起,这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扩散的危险性。多次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提醒人们:预防和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国际合作。该论文旨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外生因素对制度变革的影响的理论内涵。本论文将外生因素限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的路径影响。在主体方面,七国集团（G7）扩容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论坛（FS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个旨在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和标准化制订的国际组织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新登场的网络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金融治理的进程和结构。在制度层面,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应运而生。这种标准化主要由二十国集团提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分区域国际组织制定,由各成员国和市场行为者执行。在观念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英国的Brexit和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等保护主义观念开始重新出现。本论文正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全球金融治理应"治理什么"的内容。进一步梳理了对主体、制度、观念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金融治理中“谁”治理的内容。首先,将全球金融治理的行为者分为国家和非国家层面并进行分析,然后将金融危机后发生变化的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按照提倡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重新分类和考察。第三部分是从制度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划分为美国主导时代、七国集团主导时代、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分析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观念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本部分将阐述工业化后支配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变化,以审视自由主义规范的形成、扩散以及内化的过程。进而分析外生因素对观念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综述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此外,着眼于未来,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预计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改变全球金融生态,因此,论文对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本论文特别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模式分析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途径及其相互作用。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在全球治理中,主导性的国家中心行为者努力从上到下推广制度和观念,而非国家行为者则可以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制度与观念自下而上推广的重要行为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行为者的变化,制度和观念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是敦促制度不断完善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一点来看,研究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总体来看,主体、制度、观念的方向性变化不是很明显,因为工业化以后保持的自由主义观念成为维持现行制度和机制的重要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革实际上起到了完善甚至加强现有体制的作用,而不是改革。本论文只是对现有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将来,危机后凸现的新兴国家崛起和科技的发展,还将使全球金融治理在主体、制度、观念方面面临更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是本人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张发林[7]（2019）在《全球货币治理的中国效应》文中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动力逐渐减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缓慢,其固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全球货币治理的需求依然强烈。在中美竞争加剧和国际秩序变革的背景下,人民币制度和政策更多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视为问题的原因,而非全球货币治理的助力因素。但是,在全球货币治理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两个方面,中国货币制度都产生了积极的制度渐进变革效应,具体表现为制度替代、制度叠加、制度偏离与制度转变。制度替代主要指人民币对美元的部分功能替代以及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或区域货币组织对既有组织功能的部分替代。制度叠加主要表现在人民币双边互换、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及中国货币组织融入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三个方面。制度偏离表现为"去美元化"趋势渐强和"美元循环"趋势弱化。制度转变表现为中国货币制度的干预主义特色在国际收支调节、国际汇率稳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些国内货币政策的国际积极效应提示出全球货币治理的另一可循路径:通过主要国家国内货币政策改革,自下而上、从部分到整体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变革。
张发林,张巍[8]（2018）在《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文中研究指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危机所创造的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均衡困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已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相关问题、汇率制度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和汇率失调、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安全的角度而言,后危机时期的改革并未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世界。
虞琤[9]（2018）在《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在西方的困境与忧虑中隆重登场,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标志性事件,唤起了新兴市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热情,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及其国际政治经济含义由此引起全球关注。本文力求展现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全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思想,以金融创新推动制度变迁为脉络,站在新兴市场的微观金融视角,自下而上探究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创新动力及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机理和结果,这不同于传统国际制度论自上而下的金融霸权制度更替影响研究,为探索当前国际金融秩序革新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并为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中东历史镜鉴。本文立足国际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在透析关键制度组成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金融体系三重制度模型,抓住角色、动力和路径等制度创新变迁要素,定位主权财富基金为国家金融创新,建立国际金融体系制度缺陷提供创新动力和三重制度互动构成影响路径的研究框架,阐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悠久历史沿革、金融地缘特征和创新制度根源,运用所建模型分析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探讨其持续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行中国与中东的比较借鉴并提出对策。本文研究认为,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是该地区的独特金融风貌与国家核心支柱,是一项降低国际金融体系制度缺陷成本的国家金融创新,促成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之间的国际资本双向流动格局,催生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金融监管双向对话机制,具有稳定牙买加体系运行和制衡美元霸权的作用,中国应从国际金融体系变迁与全球治理革新的视角进一步发展运用主权财富基金。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化中国家金融创新进而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相关研究汲取了主权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中东智慧,对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构成借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李宏佳[10]（2018）在《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处于事实上的“无体系”状态,隐藏着金融危机的风险。金融危机一方面对区域金融合作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推动欧洲金融合作迎难而上。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2008年金融危机前,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2012年经济层面金融危机形势好转,以及2012年至今的后金融危机阶段。欧洲金融合作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稳定政策等主要领域,在上述三个阶段呈现出各自的制度变迁进程。按照制度变迁供需均衡分析框架,体系环境、宪政基础与合作规范作为外在变量自始至终的对制度变迁发挥塑造作用,而制度主体之间围绕成本-收益分析、权力-利益考量进行的互动和博弈,以及由此决定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均衡或非均衡关系,是影响制度变迁走向和制度创新成果的核心逻辑。在金融危机前这个阶段,欧盟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合作实践。（1）货币政策发展包括支付同盟、汇率协调机制、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货币稳定基金、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欧元区的成立等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1989年的《德洛尔报告》和2002年欧元区的运行。欧洲各国拥护德国马克作为欧洲的中心货币;德法等大国达成共识,将强势马克纳入共同货币加以管理,德国愿意承担经济货币联盟的公共物品提供职能。这一举措克服了过去欧洲汇率协调机制灵活性有余、有效性不足的弊端,成为举足轻重的货币制度创新。欧元区的建立是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升级,推动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和一体化的深入。（2）以莱姆法路西法案为主的银行监管合作,主要表现为成员国内部监管机构的合作。这是对欧盟金融监管规则中“货币与监管相分离”政策的呼应,通过“银行母国进行审慎监管、东道国进行商业行为监管”的方式呼应来自成员国和金融业的需求。（3）《稳定与增长公约》是这一阶段的稳定政策的制度创新,以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形式,要求成员国提交预算稳定方案,控制财政赤字,违规将受到处罚。德国意志逐渐在大国博弈中胜出,法国在一体化其他领域得到德国支持,其他国家也受到长期区域联合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德国对于财政平衡的要求,新的供需均衡得以实现。金融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中的“最后贷款人”机制、监管机制中的“德拉罗西埃报告”和稳定政策中的“欧洲稳定机制”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应对危机、推动欧盟制度改革的主要体现。金融危机的出现、传导、恶化、缓和及好转伴随着欧盟实施的一系列非常规举措,但是绝大多数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当时的危机状况和经济表现,反而使得市场信心不断下降,危机愈演愈烈。2009年的“德拉罗西埃报告”提出建立超国家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欧盟监管观念转变为审慎监管。2010年欧洲理事会修改《里斯本条约》,建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随着欧洲央行“直接货币交易”的推出,二者共同扮演欧元区“最后贷款人”角色,欧元区金融市场逐渐稳定。这三项制度创新是欧洲大国之间复杂博弈的产物,德国因为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权补偿从而转变了过去不承担无限救助责任的表态,法国则获得德国在欧洲央行的政策支持,英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财政联盟但因脱欧形势影响力大减,其他国家则依附于德国的财政支持而急于解决国内危机。新的制度供需均衡使得金融危机得以扭转,欧元区重新走向正向发展的道路。金融危机紧张局面缓解后,欧洲金融体系仍然面临众多难题,急需解决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欧元区改革、“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成为当前欧盟危机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欧洲各国发展金融合作的共同观念空前强大,德国持续发挥核心领导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更加强调超国家组织的权威和经济联盟、政治联盟的巩固,在英国脱欧的刺激下德法共识进一步加大,进而推动实现欧盟一体化60年来最重要的体制改革。这种局面受到欧盟的合作规范和制度路径依赖的很大影响,但危机后欧洲金融合作制度建设还很漫长。与欧洲模式相较,东亚金融合作在领域、深度、制度化等层面都处于初级阶段,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但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分析范式具有同样的理论适用性。东亚金融合作的主导力量是小国集团,而不是中、日、韩等经济大国;东亚金融合作制度化水平不高,受到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按照区域金融合作制度供需均衡分析范式,中国需要辨明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对金融合作有哪些制度需求,尤其是那些发挥核心影响力的东盟小国对于汇率稳定和危机救助基金的需求,并且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加以满足。同时,中国要努力发挥大国影响力,利用经济政治实力提供跨领域的公共物品。总之,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始终遵循制度主体基于成本-收益衡量的供需均衡这样一种分析理路。只有那些拥有核心创新力、满足制度主体时代需求的制度设计,才有可能在制度实践中实现供需均衡,达成革命性的制度变迁。欧洲金融合作的历史就是不断通过制度主体力量博弈实现供给-需求均衡的制度变迁史。
二、制度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制度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制度性权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霸权国否决能力、国际制度弹性与崛起国的改革路径 |
| (一)自变量:制度变迁的两大动力 |
| (二)因变量:制度变迁的四种类型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三主权信用评级改革与中国的叠加型路径 |
|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
|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
| (三)主权信用评级的制度弹性 |
| (四)小结 |
|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偏离型路径 |
|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
|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
| (三)SDR的制度弹性 |
| (四)小结 |
| 五区域贸易协定改革与中国的替代型路径 |
|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
|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
| (三)TPP的制度弹性 |
| (四)小结 |
| 六多边开发银行改革与中国的转换型路径 |
|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
|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
| (三)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 |
| (四)小结 |
| 七结论 |
（5）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 二、三元悖论 |
| 三、扩展的三元悖论 |
| 四、二元悖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汇率制度选择 |
| 二、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
| 三、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的争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汇率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
| 第三节 牙买加体系下的多种汇率制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层面下汇率制度选择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 |
| 第一节 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度 |
| 一、汇率制度分类 |
| 二、资本账户开放度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回归结果 |
| 一、全样本3×3分类回归 |
| 二、不同类型国家异质性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 |
| 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度 |
| 第二节 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 |
|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变迁历程 |
| 二、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估计 |
|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结构变动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回顾 |
| 一、1999年~2002年:基本稳健的货币政策 |
| 二、2004年~2007年:稳健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
| 三、2008年~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四、2011年至今:稳健的货币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对货币政策独立性影响 |
| 一、TVP-VAR模型建立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估计结果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国家汇率制度改革经验和教训 |
| 第一节 日本汇率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泰国汇率制度改革 |
| 第三节 印度汇率制度改革 |
| 第四节 波兰汇率制度改革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发达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
| 附录2 新兴市场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
| 附录3 汇率系数变动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际政治理论中主体、制度、观念的文献综述 |
| 2.新制度主义文献综述 |
| 3.历史制度主义的外生因素文献综述 |
| 4.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主要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及其不足之处 |
| 1.主要创新 |
| 2.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不同界定及基本理论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与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本身的挑战 |
| 二、主体、制度、观念的不同视角 |
| (一)经济民族主义视角 |
| (二)经济自由主义视角 |
| (三)马克思主义视角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作用 |
| (一)外生因素产生作用的路径 |
|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 |
| (三)在制度变化中的主体与观念互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影响 |
| 一、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互动 |
| (一)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多边协商机制中的主体互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的分类 |
| (一)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提倡者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制定者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执行者 |
| 三、外生因素对主体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主体变化 |
| (二)多边协商机制与主体互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挑战 |
| (一)全球金融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 |
| (三)全球金融治理的变化与挑战 |
| 二、在多边协商机制中的制度变化 |
| (一)美国主导时代(1944-1975) |
| (二)七国集团主导时代(1975-2008) |
| (三)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2008-)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制度变化 |
| (二)金融危机后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观念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及变化 |
| 一、观念对制度的功能 |
| (一)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 (二)国际规范的内化 |
| 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路径分析 |
| (一)古典自由主义 |
| (二)凯恩斯主义 |
| (三)内嵌式自由主义 |
| (四)新自由主义 |
| 三、金融危机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
| (一)亚洲与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观念变化 |
| (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扩散及作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外生因素作用下全球金融治理的展望 |
|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一)主体、制度、观念三者合力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二、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金融科技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一)银行中心金融体系与市场中心金融体系 |
| (二)金融科技发展状况 |
| (三)Fintech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中英文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7）全球货币治理的中国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全球货币治理:定义与现状 |
| 三制度替代:大国间的竞争 |
| 四制度叠加:危机促进的变革 |
| 五制度偏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
| 六制度转变:干预主义的兴起 |
| 七结论 |
（8）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论基础:国际货币制度及变迁 |
| 二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建议与现状 |
|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均衡困境 |
| 四新均衡困境下的旧问题与金融安全 |
| (一) 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困境 |
| (二) 国际收支调节不力 |
| (三) 汇率波动与汇率失调 |
| (四) 国际货币组织低效 |
| 五结语 |
（9）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界定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主权财富基金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研究 |
| 一、主权财富基金研究 |
| 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研究 |
| 三、主权财富基金与国际金融体系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国际金融体系理论的新发展 |
| 一、传统理论 |
| 二、理论新发展 |
| 三、实践归纳 |
| 第三节 文献评价 |
| 一、取得成果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国际制度论下的制度更替 |
| 二、新制度经济学下的制度变迁 |
| 三、多重制度因素的综合影响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将三重制度因素演变设为研究范围 |
| 二、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三重制度模型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 |
| 一、基于交易成本降低的SWFs创新动力研究 |
| 二、基于三重制度模型的SWFs影响路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金融体系蕴育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
| 第一节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悠久历史沿革 |
| 一、萌芽期(1950至1960年代) |
| 二、进展期(1970至1980年代) |
| 三、黄金期(19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2008年后) |
| 第二节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金融地缘特征 |
| 一、中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金融风向标 |
| 二、中东石油资源向金融资本的延续发展 |
| 三、中东国家战略目标的金融载体 |
| 四、中东国际金融竞争力的中坚力量 |
| 五、中东独特历史文化因素的金融映射 |
| 第三节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创新制度根源 |
| 一、美元霸权演化对于中东的特殊影响 |
| 二、中东承担的国际金融体系交易成本 |
| 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产生的制度收益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推动三重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
| 一、促进中东金融开放发展 |
| 二、提升中东国际金融地位 |
| 三、实现中东资本全球流动 |
| 四、促成国际资本双向流动机制 |
| 第二节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影响 |
| 一、中东SWFs引发国际金融监管热议 |
| 二、中东推动SWFs国际监管机制建设 |
| 三、催生国际金融监管双向对话机制 |
| 第三节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
| 一、中东SWFs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立场 |
| 二、中东SWFs对牙买加体系的稳定 |
| 三、中东SWFs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救助 |
| 四、中东SWFs对美元霸权地位的制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持续发展面临制约 |
| 第一节 反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金融市场排斥 |
| 一、反全球化趋势阻碍国际资本流动 |
| 二、中东SWFs遭受国际金融市场排斥 |
| 第二节 规则弱势地位下的国际金融监管约束 |
| 一、中东处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弱势地位 |
| 二、中东SWFs遭受国际金融监管约束 |
| 第三节 美元霸权持续下的国际货币动荡威胁 |
| 一、美元霸权引致国际金融危机频发 |
| 二、中东SWFs遭受国际货币动荡威胁 |
| 第四节 低油价时代中的石油资本供给断流 |
| 一、低油价时代来临 |
| 二、中东SWFs增长显着放缓 |
| 第五节 国家发展乏力中的战略失败风险 |
| 一、中东国家发展乏力 |
| 二、中东SWFs可能陷入“金融诅咒”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比较借鉴 |
| 第一节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
| 一、基本情况 |
| 二、发展成效 |
| 第二节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比较 |
| 一、基本情况 |
| 二、相同之处 |
| 三、差异之处 |
| 四、比较结果 |
| 第三节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对策建议 |
| 一、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加强资本布局和投资能力建设 |
| 二、深化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等监管对话机制建设 |
| 三、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对于主权财富管理的挑战 |
| 四、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强化政治经济领域全面合作 |
| 五、引领新兴市场主权财富基金推动全球治理革新 |
| 结语 |
| 一、研究回顾 |
| 二、主要结论 |
| 三、相关启示 |
| 参考文献 |
（10）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难题 |
| 1.1.2 区域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 |
| 1.1.3 欧洲金融合作与金融危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分析：理论框架 |
| 2.1 广义制度变迁的理论综述 |
| 2.1.1 和谐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1.2 冲突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2 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
| 2.2.1 区域金融合作的外生变量 |
| 2.2.2 区域金融合作的内生变量 |
| 2.2.3 区域金融合作的供需均衡及制度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危机前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产生及供需分析 |
| 3.1 货币政策：《德洛尔报告》开启制度性合作进程 |
| 3.1.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3.1.2 欧洲早期货币政策的制度设计发展 |
| 3.1.3 欧洲早期货币政策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3.2 监管政策：《莱姆法路西法案》建立系统性监管框架 |
| 3.2.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3.2.2 《莱姆法路西法案》的制度设计发展 |
| 3.2.3 《莱姆法路西法案》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3.3 稳定政策：《稳定与增长公约》建立严格财政约束框架 |
| 3.3.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3.3.2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制度设计发展 |
| 3.3.3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危机时期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维系及供需分析 |
| 4.1 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机制逆转欧元区系统性危机 |
| 4.1.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4.1.2 “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设计发展 |
| 4.1.3 “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4.2 监管政策：欧盟银行监管体系的审慎监管实践 |
| 4.2.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4.2.2 欧盟银行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发展 |
| 4.2.3 欧洲银行监管体系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4.3 稳定政策：“欧洲稳定机制”奠定欧元区财政巩固基础 |
| 4.3.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4.3.2 欧洲稳定机制的制度设计发展 |
| 4.3.3 欧洲稳定机制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后金融危机时期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发展及供需分析 |
| 5.1 货币政策：欧元区治理改革任重道远 |
| 5.1.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5.1.2 欧元区改革的的制度设计发展 |
| 5.1.3 欧元区改革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5.2 监管政策：“银行业联盟”确立超国家层面审慎监管原则 |
| 5.2.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5.2.2 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制度设计发展 |
| 5.2.3 建立银行业联盟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5.3 稳定政策：“财政联盟”设想与建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 |
| 5.3.1 体系环境、宪政基础及合作规范 |
| 5.3.2 建立财政联盟的制度设计发展 |
| 5.3.3 建立财政联盟的制度变迁供需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洲金融合作评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6.1 对欧洲金融合作制度变迁的评价与启示 |
| 6.1.1 欧洲金融合作的发展动力和维系机制 |
| 6.1.2 欧洲金融合作的启示 |
| 6.2 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政策选择 |
| 6.2.1 比较视野下的东亚金融合作 |
| 6.2.2 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政策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制度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J]. 朱杰进.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06)
- [5]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研究[D]. 李若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D]. LEE/KAYEON（李佳娟）. 吉林大学, 2019(02)
- [7]全球货币治理的中国效应[J]. 张发林.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08)
- [8]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J]. 张发林,张巍. 国际安全研究, 2018(06)
- [9]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研究[D]. 虞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
- [10]欧洲金融合作的制度变迁研究[D]. 李宏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