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省失业人口特征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郭佳妹[1](2021)在《基于自然灾害的浙江省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评价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日益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防灾减灾成为当前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国内外对防灾减灾的深入研究,专家学者开始重视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已有的脆弱性,提出了社会脆弱性概念,并得到广泛应用。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及各国政府开始探讨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变化所采取的对策,由此展开对适应性的研究。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相对集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系统,使得浙江省更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威胁浙江省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浙江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科学评估浙江省各市的社会脆弱性,揭示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家庭适应性现状,分析影响家庭适应性的因素,为家庭防灾减灾工作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本文首先总结归纳了浙江省的自然灾害现状,分析了自然灾害的成因。然后构建了社会脆弱性评价体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筛选指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社会脆弱性指数。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动态分析浙江省的社会脆弱性现状,利用Arc GIS 10.2软件将结果展示出来,为区域防灾减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最后在社会脆弱性水平较高和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开展城市家庭应对自然灾害的适应性研究。因现实条件的限制,本文仅以杭州市家庭为例,简要介绍浙江省的家庭适应性现状,分析影响杭州市家庭适应性的因素,有针对性的开展家庭防灾减灾规划。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自然灾害的浙江省社会脆弱性评价研究浙江省社会综合脆弱性在时间尺度上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尺度上表现出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和台州市的社会综合脆弱性水平较高,湖州市、衢州市和舟山市的社会综合脆弱性水平较低。根据当前浙江省基于自然灾害的社会脆弱性现状,提出了相应的防灾减灾建议。(2)基于自然灾害的适应性评价研究——以杭州市家庭为例由调查问卷数据可知,杭州市家庭较为关注气象水文灾害。杭州市家庭对本地灾害应对能力的信任度较高,对本地灾害应对措施的满意度不高,对社区团结的满意度较高。根据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可知,性别、家庭居住年限、灾害经历、经历灾害的类型、因灾造成损失的类型、了解灾害的方式、学习灾害知识的时间、家庭对本地灾害应对能力的信任度、家庭对本地灾害应对措施的满意度以及家庭对社区团结的满意度等变量均显着影响家庭适应性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宋佳桐[2](2021)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黑龙江省人口流动的政府调控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为我国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指出,要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黑龙江省政府出台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黑龙江省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等一系列相关文件,旨在顺应时代发展、提高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但人口流动的方向和结构仍存在问题,如:人才缺失、劳动力流失严重、人口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不合理问题,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尤为重要。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措施作为切入点,以政府治理理论、适度人口理论、推拉理论、ERG理论为研究的理论支撑,对新型城镇化及人口流动的概念进行界定,将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措施分为法律措施、经济措施、行政措施、社会服务措施,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向的地理偏好规律和经济偏好特征进行分析。运用调查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归纳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方法,探索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黑龙江省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问题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调控对人口流入拉动无力、产业结构升级较慢提升就业容纳有限、行政措施改善人口“点状”膨胀效果不佳、社会服务措施未有效解决“空型”城镇化问题,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借鉴国内发达省份及国外发展较好的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先进经验,从而提出完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中心城市人口承载力、建立健全人口流动监督反馈机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和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力求改善黑龙江省人才流失、劳动力缺失和人口流出等问题。
刘辉[3](2020)在《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速和社保制度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探讨社会保险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保制度的多重效应,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变迁下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预测和引导,从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指导,同时也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平衡好社会保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社保政策的优化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一定的支撑。本文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保险理论和企业避税理论,围绕社会保险制度与企业应对行为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重点探讨社会保险制度下企业的成本转嫁机制及潜在影响。通过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和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梳理,本文重点就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与企业社保合规、社保成本的转嫁、社会保险缴费与全要素生产率等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保险费征缴主体由社保经办机构调整为地方税务部门后,企业的社保合规程度有所提升,说明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改革对于提高社保基金收入和企业遵缴率存在正面意义,但同时也意味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与负担;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对企业社保合规程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保征缴强度来实现的,通过对税务代征和全责征收模式的征收效果比较后发现,由于税务部门全责征收模式赋予了税务部门更为完整的权力职能,其对企业的信息掌握更为全面,且制度激励更强,其征收效果更佳;由于社保合规程度的差异,社保征缴体制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工资水平较低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合规程度影响更为明显,这意味着社保征缴体制的全面改革将显着增加这些企业的用工成本。(2)本文进一步运用云南省和浙江省的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和地级市层面的征缴体制改革数据库,检验了社保征缴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和企业的潜在社保转嫁行为,结果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导致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上升,进而促使企业通过降低职工工资等手段进行劳动力成本转嫁,本文发现这种转嫁行为仅在企业工资中发现,并未对企业雇佣规模形成明显挤压。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3)最后,本文基于2004-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008-2011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考察了企业社保缴费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其影响机制主要在于促使企业增加员工工资福利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来提升企业生产率,但是其总体上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了一些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社会保险缴费能够有效提升资本密集型、高工资水平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劳动密集型、低工资水平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存在负向效应,对国有企业则影响不显着。本文结合社会保险筹资理论、经典的逃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现有文献,通过构建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之间的理论框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制度规制下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和成本转嫁机制,并进一步地探讨了企业社保负担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全面认识和评估社会保险规制下企业行为的变化过程及相应的经济后果,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
马婕[4](2020)在《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日趋灵活,劳动者就业流动加快,员工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区,中央政府定位的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其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可见一斑,员工流动性也更为灵活。如今,企业核心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于企业而言,员工稳定性是企业以良好态势发展的关键,如何合理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维持劳动力处于稳定的状态,是在企业员工紧缺并快速流失的大环境下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高离职率对个人、企业、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增强企业和员工之间的稳定性,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景气预期与员工稳定性的相关文献,明确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的影响,其次分析浙江省员工就业稳定性及保障发展与建设现状,基于对理论和现状观察,剔除已有的研究成熟的因素,从景气预期角度出发建立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销售景气预期、盈利景气预期、投资景气预期、雇佣景气预期越乐观的企业员工队伍越稳定。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建议:首先增强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意识,推广员工持股,将利润与员工挂钩,让员工参与分红;其次是经济性报酬与非经济性报酬相结合,建立良好的薪酬体系;投资规模遵循稳健扩张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扩张规模和速度;最后,提升企业声誉与口碑,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增强员工荣誉感,提升员工稳定性。
朱依婷[5](2020)在《可行能力视角下劳动力就业质量研究 ——基于CLDS浙江调研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劳有所得”应是物质、精神等多元的获得,引发劳动就业领域的就业质量思考。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是对“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民生诠释之一,对于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均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以个人福利为出发点,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浙江省样本为数据,提出就业质量的五个维度,即工作条件、劳动关系、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健康保障,对浙江省劳动力就业质量现状、就业质量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浙江省劳动力职业能力有待提高,专业技能与岗位要求存在不匹配,组织培训的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第二,浙江省劳动力就业权益有待规范,加班补偿等劳动法规没有落实到全员,再就业人群、就业困难人群的就业通道较为狭窄,社会保险参与度有待提高;第三,浙江省劳动力维权渠道有待拓展,工会作为法定维权组织的职能发挥有限,维权方式较单一。第四,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就业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劳动力更倾向于从工作条件、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健康保障维度提高就业质量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对于劳动收入、劳动合同的补偿效应明显。面对以上困境,我们认为可以:第一,完善培训体系,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城乡一体培训机制以提高劳动力职业能力,建设“1+X”职业证书制度以完善培训成果转化机制;第二,规范就业法律,保障加班权益等劳动法规得以落实,搭建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良性互动平台以拓宽再就业人员、困难就业人员的就业通道,依托数字化优势完善省级统筹社会保障平台;第三,扩大工会代表群体覆盖面,畅通上传下达渠道以发挥工会职能,通过线下整合职能部门和线上构建ODR化解平台建立多元维权渠道以保障劳动力有效维权。
庞洪伟[6](2019)在《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被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重视。1995年之后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截止到201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追赶阶段,期间经历了国企改革、教育医疗市场化、价格改革,城市贫困问题才逐渐受到关注。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化进入自主创新阶段。本文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80%左右,基本完成城市化。未来三十年,城市将集聚中国80%左右的人口,城市贫困问题将成为中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城市贫困治理不同于农村扶贫,影响因素复杂、治理成本高、扶贫难度大。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重视,是因为忽视了城市贫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对中国城市贫困认识不充分、对城市贫困后果估计不足,城市贫困将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中国城市贫困的预防和治理研究,一方面,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同时中国工业化也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如果对城市贫困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为有效预防和治理中国城市贫困,我们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形成的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贫困治理的建议。本论文聚焦于城市贫困的后果和成因分析:首先,梳理了贫困对贫困者心理和经济行为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了贫困心理对贫困家庭成员主观福利的影响。其次,用较为有效率的动态贫困分解法,分析中国城市贫困变动的宏观原因,用双边随机边界前沿法探讨影响城市流动人口收入的因素,并从贫困者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分析了城市贫困形成的微观原因。本论文可分为五部分,包含八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第1章):绪论。本部分首先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结合国内外关于城市贫困的文献,基于中国城市发展所处背景,以贫困对贫困者心理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为切入点,讨论中国城市贫困的预防和治理问题,最后介绍本文具体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二部分(第2、3章):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以及现状和趋势。本部分包括两个章节,第2章介绍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第3章介绍了中国城市贫困现状和趋势。第2章本文研究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基于两个大背景,一是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期,二是中国的工业化步入自主创新阶段。本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取得成绩的同时,深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几个误区。其次分析中国工业化追赶阶段累积的各类社会矛盾,以及工业化进入自主创新阶段给城市贫困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回顾了中国城市贫困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城市贫困呈现出的新特点。第3章基于收入贫困、资产贫困和精神贫困三种贫困类别,分析中国城市贫困的基本状况,重点分析了城市居民家庭资产贫困和精神贫困测算方法及贫困发生率,最后对中国城市化速度和城市贫困规模进行了预测。第三部分(第4章):城市贫困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本部分首先分析了贫困对城市常住人口心理、经济行为的影响机理,发现贫困给贫困者带来负面心理影响,导致贫困者做出不利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决策,使贫困者陷入贫困陷阱。之后实证检验了贫困心理对家庭成员主观福利的影响,发现在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受贫困心理影响后,家庭社交支出决策对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生活信心、主观社会地位、家庭和谐等主观福利影响较严重,不利于家庭摆脱贫困。第四部分(第5、6章):中国城市贫困的成因。本部分包括两个章节,第5章中国城市贫困形成的宏观原因,以及第6章中国城市贫困形成的微观原因。第5章首先介绍了贫困动态分解方法的优势,并用动态贫困分解方法对中国城市贫困变动原因进行分解。其次,从流动人口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视角,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工资博弈能力,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在宏观层面上提高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避免流动人口陷入贫困。第6章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构造城市家庭面板数据,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方法,分析城市贫困形成的微观原因,并分析不同贫困标准,以及不同综合经济区城市贫困的异质性。第五部分(第7、8章):第7章根据以上对城市贫困后果和成因的分析,提出中国工业化步入自主创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城市贫困治理思路。第8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研究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融合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贫困文化论,分析城市贫困对家庭成员心理、经济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了贫困心理对城市家庭成员主观福利的影响,预防城市贫困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减弱城市贫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丰富了城市贫困治理的理论。(2)用较为有效率的动态贫困分解法,对中国城市家庭贫困变动的原因进行分解,这种贫困分解方法的优势在于分解结果不包含残差项和交叉项,并且能克服贫困标准不一致和数据缺失等问题,能够较为准确的分解出中国城市贫困变动的宏观原因。城市中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能否持续稳定,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质量,本文从流动人口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视角,基于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制约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提高的因素。为政府部门提高城市化质量、城市贫困治理提供依据。(3)用城市居民家庭面板数据分析了城市贫困形成的微观原因,但家庭和社区特征中一些变量不随时间变动,不适用于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本文使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方法,得到较为可信的城市贫困微观成因回归结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贫困标准下家庭贫困的成因,以及不同地域城市贫困的异质性,为城市贫困微观治理提供依据。本文的不足之处:第一,由于数据的限制,城市贫困规模预测不够理想。如测算家庭资产贫时,CFPS数据中家庭资产分类不够细且资产数据质量不高。精神贫困也只涉及到家庭成员对生活、工作、社会环境的满意度,以及家庭成员主观情绪几个方面,对资产贫困率和精神贫困率测算较为粗糙。第二,本文分析了贫困对城市居民心理和经济行为的影响机理,由于缺乏贫困对贫困者心理和经济行为影响的直接数据,本文没有进行实证检验。第三,本文运用了贫困动态分解方法对中国城市贫困变动进行分析,但由于城市家庭样本量不大,城市贫困动态分解的解释力受限。
路雅文[7](2019)在《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大背景下,城镇和乡村日渐割裂和分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逐渐形成。改革开放至今,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移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同时,相应地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准确把握乡城迁移人口的本质。研究建立起包含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的、多层次的乡城人口迁移驱动机理结构体系。首先,分别从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解析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形态。其次,对中国乡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分成三部分进行探讨:乡城迁移人口迁出行为的决定因素、乡城人口迁移流向的决定因素以及社会关系对于乡城迁移行为的驱动作用。其中,前两部分从宏观维度展开研究,后一部分从微观维度进行补充分析,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乡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结构体系。宏观层面,采用全国人口普查的大数据,解析乡城人口迁移时空演化规律,建立模型和指标体系分析由乡到城的迁移人口迁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加入空间相关性的0D模型分析省际乡城迁移人口流向的影响因素。微观层面,选取中部人口净迁出大省中典型人口流出大市中的两个行政村,收集两村38年以来完整的迁移数据,进行圈层结构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SNA)。此外,通过QAP回归分析验证社会关系对于乡城人口迁移行为和流向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乡城人口迁移效率分析表明,乡城人口迁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省份人口再分配的有效机制。全国31个省市地区中拥有较高城镇迁入率的地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V”型分布,即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西北的省份,而拥有较高乡村迁出率的地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O”型,即相互接邻的中部省份,这种“V”型和“O”型的空间形态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强化。第二,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圈层结构分析表明,根据农村人口走出乡村的程度,由乡到城的流动迁移人口群体可划分为为四个层级,四个层级间存在互动,这种互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有渐进式的、跃迁式的,还存在反复,且这些互动在空间层面上均有体现。在不考虑举家落户可能性时,大部分农村迁移人口倾向于选择迁入中心城市,而在进行举家落户或定居时会选择“降级”定居,即举家定居城镇的行政级别比之前单独外出谋生的城镇级别低一级或多级,乡城流动人口存在较多选择中心城市作为谋生城市、选择小城镇作为定居城市的情况。第三,对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分析发现,在城乡关系的第一阶段(1978-2003年)乡城人口迁移更多是一种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在解除人口流动的政策压制后人口流动回归到自然变动状态的反弹。在城乡关系的第二阶段(2003-2016年),城镇经济水平与就业因素与乡城人口迁移规模显着正相关。且城镇的“拉力”对于农村人口从乡到城迁移比农村的“推力”作用更强。此外,社会保障和基础教育的相关因素呈显着负相关。第四,对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分析发现,距离因素对于省际乡城人口迁移流向产生显着的负向作用;迁出地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越高、农业人口数量越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农村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力”就越大;迁入地的产值水平、就业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自然气候条件对于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的流向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随着时间推进,迁入地整体的社会文明程度开始对农村人口跨省迁移的流向产生显着正向作用,并且迁入地生活环境类因素对于乡城人口跨省迁移流向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大,意味着农村迁移人口在选择目的地时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第五,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均明显地影响着农村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跨省迁移的农村人口相较于省内迁移的群体来说表现出更多对于强联系的依赖。乡城人口迁移已经形成以先行者为引领、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链式”带动,扩大化的家庭迁移的趋势成型。
王利平[8](2018)在《保障房住区居民居住—空间资源错位研究:就业与公共服务消费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居住郊区化快于就业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快于公共服务郊区化以及由此引致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分离、居住与公共服务空间分离等城市空间结构分异现象已成为一种整体趋势。受城市扩张、中心城疏散、土地财政以及资源约束等的持续影响,以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为目标、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保障性住房往往被布设于动迁费用与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但就业机会不够发达、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的城市边缘区,从而形成与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地、公共服务设施地空间分离的保障房住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会在当前城市空间结构分异的整体趋势上加剧保障对象所面临的居住与就业、居住与公共服务的空间分离程度,且这种空间分离可能转化成为保障对象就业与公共服务消费时的空间障碍,进而可能对保障对象就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消费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从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变迁角度揭示相关主体就业福利状况的空间错位理论内涵本质,使其在中国国情下具有较强适用性,但已有空间错位理论研究尚未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空间关系及福利效应研究,这正是空间错位理论可进一步改进与发展之处。通过引入空间错位理论,结合空间错位理论的发展趋势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的实际需求,将居住—公共服务空间分离及对相关主体公共服务消费福利的影响纳入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范畴,改进空间错位理论、重塑空间错位理论内涵;其次,基于空间错位理论新构念,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下的“两阶段、两层面”空间错位理论分析框架;继而,在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揭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保障对象空间关系变化以及福利效应的客观现象,并剖析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空间错位的作用机制;最后,从保障对象空间错位行为响应的角度审视空间错位现象及作用机制,并通过对保障对象响应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提出改进与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措施建议。主要结论与研究结果如下:(1)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是一次很好的空间错位的自然实验,改进的空间错位理论能够较好地契合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下保障对象空间错位及其福利效应的研究需要。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下空间错位理论内涵的五个层次表现为:影响因素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关注对象为保障对象,空间关系表现为居住—就业空间分离、居住—公共服务空间分离,后果效应表现为就业福利受损、公共服务消费福利受损,作用机制是主要通过空间距离形成的居住迁移障碍并辅以通勤障碍、信息搜寻障碍产生。(2)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空间错位的“两层面、两阶段”因果关系均得到了证实:Tobit回归估计证实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对保障对象就业可及性有显着负向影响,有序Logistic回归估计证实就业可及性对保障对象就业福利有显着正向影响;OLS回归估计证实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对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有显着负向影响,有序Logistic回归估计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保障对象公共服务消费福利有显着正向影响。(3)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证实了“住房保障—空间关系变化—福利效应”的影响路径的存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确实引发了保障对象个体尺度就业层面以及公共服务消费层面的空间错位。但就业可及性的间接效应(也即中介效应)占住房保障对就业福利总体效应的比例较小,保障对象为享受住房保障福利而牺牲就业福利的主动选择可能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显着负向影响就业福利的主要原因;住房保障对公共服务消费福利的影响中,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间接效应(也即中介效应)占比较小,保障对象需求差异与保障性住房房源公共服务配套差异所导致的合适房源与公共服务消费需求难以匹配可能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显着负向公共服务消费福利的主要原因。(4)基于保障对象空间错位的行为响应与反馈,提出需要从房源筹集、房源分配、房源调整、货币补贴、房源退出等方面引导与规范保障对象的居住行为,从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创新创业三个方面引导与规范保障对象的就业行为,从增强保障对象与城市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的连接、提高基本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对保障对象的开放度、落实基础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品类与质量三个方面引导与规范保障对象的公共服务消费行为。
吴越菲[9](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于海燕[10](2016)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民生需求倒逼着行政改革,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正是典型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动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乡-城”及“城-城”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常态化,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十三五”规划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何真正落实中共中央所提出的《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切实达成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目标,成为了亟待理论界和实践界解决的现实诘问。从学理角度来审视,新型城镇化的要点在于“人”,即由“乡—城”,“城—城”流动人口所组成的城市新居民,其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客体。但是在计划时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在城市具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的新居民并不能平等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进而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民生问题。正如2015年10月22日出台的《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所指出,政府公共服务应向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覆盖。通过公共服务将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的流动人口固化为城市新居民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本文梳理了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以往国内学者普遍釆用的“外来人口”、“农民工”、“流动人口”这些带有歧视性字眼的称谓,基于管理学视角从“实然”角度将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及“城-城流动”两部分群体定义为“城市新居民”。基于行文称谓与现实称谓相统一的考虑,论文撰写中将“城市新居民”简称为“新居民”。在对“新居民”这一称谓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目标,全盘考虑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决策机制、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责任机制如何互动运行来提升供给效果。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在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进行简要审视的基础上确定论文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确立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指出论文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建构。首先界定“新居民”这一概念,“新居民”作为一个管理学概念,其以城市作为限定地域,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经济学角度定义的“农民工”也不同于人口学角度定义的“流动人口”,其在统计口径上属于流动人口中的“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两部分,简而言之,新居民是城市中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但是户籍非本地的人口。对新居民的内涵界定清晰后,新居民公共服务的内涵及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内涵也随之明晰,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就是供给主体运用供给方式,通过内外互动提供有形公共产品和无形公共服务的动态过程,其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其次分析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对于新居民成因的阐释,公民权理论对供给机制的逻辑解释,公共选择理论对供给机制的依据解释,网络治理理论对供给机制的工具解释。最后以状态、结构、绩效作为整体分析理路,从决策层、生产层、绩效层这三个层面建构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框架,决策层对应决策机制;生产层对应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和协同机制;绩效层对应责任机制。第三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本章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及当下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改善的迫切性。根据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历史演进锁定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分割供给”和“管控供给”已不适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公平供给”与“融合供给”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焦点问题,只有通过公共服务供给才能完成人的城镇化,才能将农业转移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而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最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在群体间的公平分配。第四章以浙江作为代表区域审视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现状。浙江不仅是我国第二大人口流入大省,而且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的代表,浙江最早提出“新居民”这一称谓并在实践中设置了新居民服务管理局这一组织机构。因此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情况可以作为全国的缩影。本章首先分析了全国新居民及浙江新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发展趋势、城市承载力与新居民数量如何适配等问题,其次重点分析新居民公共服务享受的现实情况及未来走势,最后分析浙江作为新居民的主要流入地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中取得的成效。第五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根据第二章的逻辑建构,本章以社会融合作为供给绩效的测量角度,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分析验证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有效性。本章通过验证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于社会融合的正向作用,证明从决策机制、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和责任机制五个维度构建的新居民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的有效性。第六章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困境分析。不同区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各不相同,但从总体宏观运行层面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集中于决策层、生产层及控制层这三个层面。本章从决策层面的决策机制,生产层面的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控制层面的责任机制探讨新居民供给机制的运行困境。在决策机制运行中,制定环节新居民缺失话语权,执行环节又因为供给部门的碎片化及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意愿差异使政策被打折执行。在效率机制的运行中,因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操作的失范、社会自愿供给动力不足、政府间信息交互不足使得供给效能低下。在公平机制运行中,新居民与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上差异明显,现行的积分供给模式不仅门槛高而且开放领域有限。在协同供给机制中,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支出责任下沉,造成市县级政府承担了过重的负担,而中央的转移支付又主要流向中西部,流入地政府认为负担过重,流出地认为流入地作为受益者理所应当承担供给责任,双方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合作动力。在责任机制运行中,目前对于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评估工具短缺,即使因为群体危机事件而产生的问责也是以政府内部问责为主,缺乏异体问责。第七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国内外经验借鉴。新居民问题并不是我国的特有问题,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面临人口流动产生的城市新居民问题。本章首先介绍了加拿大在“客户中心”导向下实现各个供给部门联动合作的经验,其次介绍美国在城市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中如何通过严格审查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来保护新居民的权益,再次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经验对我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启示,最后介绍了国内中山、东莞、上海、嘉兴四个城市在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根据各地实际进行的实践探索,分析其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的样板价值。第八章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优化路径。针对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决策层面的决策机制,生产层面的效率机制、公平机制、协同机制及绩效层面的责任机制的运行困境,思考困境的突破路径。决策机制的优化路径在于着重解决个体能力建设、政府能力建设及环境能力建设问题。效率机制的优化路径是如何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及信息化。公平机制的有效运行需以新居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基本公共服务实行无条件供给,优质公共服务可以选择积分供给。协同机制的优化路径在于如何划分中央与省、市、县合理的支出责任,协调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区域利益,建立专门部门协调碎片化的供给部门。责任机制的优化路径是根据供给责任的界定来设计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衡量指标,并将绩效评估的结果运用于供给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及财政预算审核中,进而对供给部门的责任履行进行有效监控。
二、浙江省失业人口特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省失业人口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自然灾害的浙江省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 |
1.2.1 自然灾害概念 |
1.2.2 脆弱性概念 |
1.2.3 社会脆弱性概念 |
1.2.4 适应性概念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自然灾害 |
1.3.2 社会脆弱性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3 适应性国内外研究进展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2 研究区概况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2.1.1 地理位置 |
2.1.2 地形地貌 |
2.1.3 气候水文 |
2.1.4 自然资源 |
2.2 社会经济概况 |
2.2.1 行政区划与人口 |
2.2.2 经济发展现状 |
3 浙江省自然灾害现状 |
3.1 浙江省自然灾害概况 |
3.1.1 气象水文灾害 |
3.1.2 地质灾害 |
3.1.3 海洋灾害 |
3.1.4 生物灾害 |
3.2 自然灾害成因分析 |
3.2.1 自然因素 |
3.2.2 社会因素 |
4 基于自然灾害的浙江省社会脆弱性评价研究 |
4.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4.1.1 指标体系选取原则 |
4.1.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4.1.3 相关指标解释 |
4.2 筛选评价指标 |
4.2.1 指标标准化处理 |
4.2.2 Pearson相关性分析 |
4.2.3 主成分分析 |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4.3.1 数据来源 |
4.3.2 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
4.3.3 浙江省社会脆弱性指数 |
4.4 基于自然灾害的浙江省社会脆弱性评价 |
4.4.1 浙江省社会脆弱性时间尺度分析 |
4.4.2 浙江省社会脆弱性空间尺度分析 |
4.5 浙江省社会脆弱性特点与对策建议 |
4.5.1 浙江省社会脆弱性特点 |
4.5.2 对策建议 |
5 基于自然灾害的适应性评价研究——以杭州市家庭为例 |
5.1 杭州市自然灾害现状 |
5.2 数据来源 |
5.3 基于自然灾害的杭州市家庭适应性分析 |
5.3.1 描述性分析 |
5.3.2 变量定义及分析 |
5.3.3 构建Logistic模型 |
5.3.4 实证分析 |
5.4 对策建议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基于自然灾害的杭州市家庭适应性调查问卷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致谢 |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黑龙江省人口流动的政府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2.2.1 理论意义 |
1.2.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评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路线与创新点 |
1.5.1 研究路线 |
1.5.2 创新点 |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理论基础 |
2.1 新型城镇化及人口流动的相关概念 |
2.1.1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 |
2.1.2 人口流动的概念 |
2.2 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内容及措施 |
2.2.1 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内容 |
2.2.1.1 数量调控 |
2.2.1.2 分布调控 |
2.2.2 政府调控人口流动的措施 |
2.2.2.1 法律措施 |
2.2.2.2 经济措施 |
2.2.2.3 行政措施 |
2.2.2.4 社会服务措施 |
2.3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规律 |
2.3.1 人口流向的地理偏好规律 |
2.3.2 人口流向的经济偏好特征 |
2.4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理论基础 |
2.4.1 政府治理理论 |
2.4.2 适度人口理论 |
2.4.3 推—拉理论 |
2.4.4 ERG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3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政府调控现状分析 |
3.1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人口流动调控现状 |
3.1.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概况 |
3.1.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政府调控现状 |
3.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黑龙江省人口流动调控存在的问题 |
3.2.1 法律法规政策调控对人口流入拉动无力 |
3.2.2 产业结构升级较慢提升就业容纳有限 |
3.2.3 行政措施改善人口“点状”膨胀效果不佳 |
3.2.4 社会服务措施未有效解决“空型”城镇化问题 |
3.3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黑龙江省人口流动调控问题的成因 |
3.3.1 人口流动管理法规措施不健全 |
3.3.2 城镇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规划不够 |
3.3.3 人口流动调控评价反馈机制缺失 |
3.3.4 “培育”和“留住”机制不完善 |
3.4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调控的经验借鉴 |
4.1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调控措施 |
4.1.1 美国纽约市加强人口流动中的受教育权保障 |
4.1.2 日本东京市设置人口流动的城市准入门槛 |
4.1.3 韩国首尔市注重城市规划与人口流动政策调控 |
4.2 国内发达省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调控措施 |
4.2.1 浙江省注重城镇化人力资本积聚发展 |
4.2.2 广东省强化异地务工人员的“归属感” |
4.2.3 河北省大力扶持乡镇集体企业家发展 |
4.3 国内外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调控措施的启示 |
4.3.1 加大人才引进与培养的资金支持 |
4.3.2 为外来人口提供就业指导及生活保障 |
4.3.3 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4.3.4 基于要素禀赋促进区域协调联动 |
4.4 本章小结 |
5 黑龙江省加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调控的对策 |
5.1 完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 |
5.1.1 逐步推进人才工作法治化 |
5.1.2 完善户籍法律制度降低劳动者流入门槛 |
5.1.3 加快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立法建设 |
5.2 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中心城市人口承载力 |
5.2.1 依托资源禀赋打造优势产业满足就业需求 |
5.2.2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吸引人才资源流入 |
5.2.3 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提升人口集聚能力 |
5.3 建立健全人口流动监督反馈机制 |
5.3.1 完善人口流动监督反馈平台建设 |
5.3.2 明确人口流动信息反馈部门权责 |
5.3.3 健全人口流动监督考核机制 |
5.3.4 提高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才服务意识 |
5.4 加强本地人才培养和保障体系建设 |
5.4.1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人口素质 |
5.4.2 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环境 |
5.4.3 切实保障异地务工人员权益 |
5.4.4 完善本地劳动力再就业体系 |
5.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1.2.1 企业社保合规的影响因素 |
1.2.2 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研究 |
1.2.3 社保制度与就业 |
1.2.4 社保制度与工资 |
1.2.5 社保制度与企业生产率 |
1.2.6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基本框架 |
1.3.3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法 |
1.4.3 比较研究法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 |
2.1 理论基础 |
2.1.1 税收遵从理论 |
2.1.2 A-S经典逃税模型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4 经济归宿理论 |
2.1.5 激励理论 |
2.2 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论机制 |
2.2.1 社保缴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2.2.2 社保征缴制度与企业社保逃费 |
2.2.3 社保负担与企业成本转嫁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第3章 我国社会保险的制度演进 |
3.1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 |
3.1.1 现收现付制 |
3.1.2 基金积累制 |
3.1.3 部分积累制 |
3.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演变过程 |
3.2.1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整体演变 |
3.2.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成及其演变 |
3.3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状 |
3.3.1 政策缴费率 |
3.3.2 缴费基数与统筹层次 |
3.3.3 征缴体制 |
3.3.4 社会保险收入与制度覆盖率 |
第4章 社保征缴体制对企业社保合规程度的影响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4.2.1 云南省和浙江省的社保征缴体制改革 |
4.2.2 研究假设 |
4.3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4.3.1 数据来源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4.3.3 描述性统计 |
4.4 实证结果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4.4.2 机制分析 |
4.4.3 异质性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PSM-DID检验 |
4.5.2 考虑企业参保信息误差的影响 |
4.5.3 考虑企业迁移的影响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社保负担与企业成本转嫁 |
5.1 问题提出与理论模型 |
5.1.1 问题提出 |
5.1.2 理论模型 |
5.2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5.2.1 数据来源 |
5.2.2 计量模型设定 |
5.2.3 描述性统计 |
5.3 实证结果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5.3.2 机制分析 |
5.3.3 异质性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社保缴费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6.2.1 数据来源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6.2.3 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结果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6.3.2 工具变量回归 |
6.3.3 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实证分析 |
6.3.4 机制分析 |
6.3.5 异质性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坚持税费同征同管,提升社保征缴效率 |
7.2.2 以做实费基为契机实现社保费率下调 |
7.2.3 完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参保积极性 |
7.2.4 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全国统筹 |
7.2.5 精准施策,降低企业社保负担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的相关研究 |
第一节 员工稳定性的相关研究 |
一、员工稳定性内涵的相关研究 |
二、员工稳定性测量的相关研究 |
三、员工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第二节 企业景气预期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员工就业保障的相关研究 |
第四节 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影响的相关研究 |
第五节 简要述评 |
第三章 员工稳定性及就业保障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浙江员工稳定性总体现状 |
第二节 浙江员工就业保障总体现状 |
第四章 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理论依据与模型构建 |
一、理论基础 |
二、理论模型 |
第二节 数据说明 |
一、数据来源 |
二、描述性分析 |
第三节 变量选择与界定 |
一、被解释变量 |
二、解释变量 |
三、控制变量 |
四、模型选取 |
第四节 信度与效度分析 |
一、信度分析 |
二、效度分析 |
第五节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 |
一、相关性分析 |
二、多重共线性分析 |
三、多元逻辑回归分析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
一、增强共同体意识 |
二、建立良好的薪酬体系 |
三、遵循稳健扩张原则 |
四、提升企业声誉与口碑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 |
附录2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
附录3 研究所用调查问卷 |
后记 |
(5)可行能力视角下劳动力就业质量研究 ——基于CLDS浙江调研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对劳动力就业质量概念及衡量指标研究 |
二、对劳动力就业质量作用及影响因素研究 |
三、对特定群体就业质量的研究 |
四、相关研究述评 |
第二章 理论分析框架:可行能力理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劳动力就业 |
二、就业质量 |
三、可行能力 |
第二节 可行能力理论的基本内容 |
一、可行能力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二、可行能力理论的主要观点 |
第三节 可行能力理论运用于就业质量分析的适当性 |
一、运用于就业质量分析的理论适当性 |
二、运用于就业质量分析的实践适当性 |
第三章 浙江省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调查数据选取及样本的基本特征 |
一、调查数据选取 |
二、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 |
第二节 就业质量的体系构建 |
一、指标选取依据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第三节 就业质量的五维度分析 |
一、工作条件 |
二、劳动关系 |
三、职业发展 |
四、社会保障 |
五、健康保障 |
第四节 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就业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选择 |
二、模型相关性检验 |
三、有序probit回归结果及分析 |
四、模型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定量分析小结 |
第四章 浙江省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困境分析 |
第一节 劳动力职业能力有待提升 |
一、职业能力薄弱困境 |
二、培训成果转化困境 |
第二节 劳动力就业权益有待规范 |
一、劳动法规落实困境 |
二、就业通道狭窄困境 |
三、社会保险滞后困境 |
第三节 劳动力维权渠道有待拓展 |
一、工会职能发挥困境 |
二、维权方式单一困境 |
第五章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就业质量提升对策 |
第一节 完善培训体系健全成果转化机制 |
一、建立健全培训体系 |
二、完善成果转化机制 |
第二节 规范就业法律完善劳动保障制度 |
一、规范就业保障法律 |
二、拓宽失业就业通道 |
三、完善就业保障制度 |
第三节 发挥工会职能建立多元维权渠道 |
一、发挥工会维权职能 |
二、建立多元维权渠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浙江省劳动力动态调查问卷 |
致谢 |
(6)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城市贫困研究视角的演变 |
1.2.2 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识别和特征 |
1.2.3 中国城市贫困的成因 |
1.2.4 中国城市反贫困措施 |
1.2.5 文献评述 |
1.3 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界定 |
1.3.1 理论基础 |
1.3.2 相关概念界定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1.6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背景 |
2.1 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存在问题 |
2.1.1 中国城市化的制度背景 |
2.1.2 中国城市化取得的成绩 |
2.1.3 中国城市化的误区 |
2.2 中国工业化自主创新阶段的城市贫困 |
2.2.1 中国工业化追赶阶段的成就与遗留问题 |
2.2.2 中国工业化步入自主创新阶段 |
2.2.3 工业化自主创新给城市贫困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2.3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与特征 |
2.3.1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 |
2.3.2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 |
第3章 中国城市贫困现状及趋势 |
3.1 引言 |
3.2 城市贫困基本状况分析----基于收入/消费视角 |
3.2.1 城市家庭样本分布情况 |
3.2.2 中国城市贫困现状 |
3.3 城市居民资产贫困状况分析 |
3.3.1 资产贫困内涵和分类 |
3.3.2 资产贫困的度量方法 |
3.3.3 中国城市家庭资产贫困分析 |
3.4 城市居民精神贫困状况分析 |
3.4.1 精神贫困的内涵 |
3.4.2 精神贫困识别 |
3.4.3 精神贫困分解 |
3.4.4 精神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 |
3.5 中国城市贫困规模预测 |
3.5.1 中国城市化进展情况 |
3.5.2 中国城市化率预测 |
3.5.3 中国城市贫困规模预测 |
第4章 城市贫困导致的后果 |
4.1 引言 |
4.2 贫困自我加剧的机理 |
4.2.1 贫困对贫困者经济行为的影响 |
4.2.2 贫困对贫困者心理的影响 |
4.2.3 贫困的心理后果对贫困者经济行为的影响 |
4.2.4 小结 |
4.3 贫困心理对家庭成员主观福利的影响 |
4.3.1 研究设计及方法 |
4.3.2 城市家庭样本介绍和主要变量选取 |
4.3.3 贫困心理对城市居民家庭成员主观福利影响机制 |
4.3.4 小结 |
4.4 结论 |
第5章 城市贫困形成的宏观原因 |
5.1 引言 |
5.2 城市贫困宏观成因的动态分解 |
5.2.1 现有贫困分解方法存在的不足 |
5.2.2 动态贫困分解理论模型 |
5.2.3 动态贫困分解的优势 |
5.2.4 中国城市贫困动态分解 |
5.2.5 小结 |
5.3 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的宏观影响 |
5.3.1 城市流动人口工资博弈模型 |
5.3.2 城市流动人口数据说明和变量选取 |
5.3.3 流动人口工资博弈能力实证分析 |
5.3.4 小结 |
5.4 结论 |
第6章 城市贫困形成的微观原因 |
6.1 引言 |
6.2 城市贫困微观成因的实证检验 |
6.2.1 城市居民家庭数据说明及变量选取 |
6.2.2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成因模型设定 |
6.2.3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微观成因实证检验 |
6.3 不同贫困标准下城市家庭贫困成因对比分析 |
6.4 不同地域城市贫困微观成因的异质性 |
6.5 结论 |
第7章 中国城市贫困预防和治理的建议 |
7.1 城市贫困治理的宏观视角 |
7.1.1 城乡融合促进中国城乡贫困治理 |
7.1.2 动态监测城市相对贫困 |
7.1.3 城市贫困区域综合治理 |
7.1.4 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 |
7.2 城市贫困治理的微观视角 |
7.2.1 削弱贫困对贫困者心理的影响 |
7.2.2 重视城市家庭资产贫困问题 |
7.2.3 自下而上的城市贫困治理 |
7.2.4 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质量 |
第8章 全文总结 |
8.1 本文主要结论 |
8.2 本文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博士生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7)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5 创新性说明 |
第二章 中国城乡关系与乡城人口迁移的阶段特征 |
2.1 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 |
2.2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第一阶段及乡城人口迁移的特征 |
2.3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第二阶段及乡城人口迁移的特征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规律 |
3.1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总体特征 |
3.2 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 |
3.3 中国乡城迁移人口的群体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圈层结构模型 |
4.1 乡城人口迁移圈层结构的理论基础 |
4.2 数据来源 |
4.3 样本基本特征 |
4.4 基于新的分类方法的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圈层结构 |
4.5 四个层级的互动路径 |
4.6 圈层结构空间互动的现实表现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出驱动因素 |
5.1 乡城人口迁出驱动因素的理论基础 |
5.2 乡城人口迁出驱动因素的研究设计 |
5.3 乡城人口迁出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迁入驱动因素 |
6.1 省际乡城人口迁移网络自相关检验 |
6.2 乡城人口迁入驱动因素的研究设计 |
6.3 乡城人口迁入驱动因素的估计结果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社会关系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 |
7.1 理论基础 |
7.2 迁移人口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与指标方法 |
7.3 整体网视角下农村人口迁移特征 |
7.4 农村人口迁移地选择与其社会关系的相关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保障房住区居民居住—空间资源错位研究:就业与公共服务消费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现实背景 |
1.1.1 各级住房保障政策的推进与落实 |
1.1.2 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居住—空间资源关系变动 |
1.1.3 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保障对象福利变化 |
1.2 理论背景 |
1.2.1 空间错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
1.2.2 空间错位理论需要改进与发展 |
1.3 研究意义 |
1.3.1 现实意义 |
1.3.2 理论意义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4.4 研究技术路线 |
2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综述 |
2.1 研究的缘起 |
2.1.1 空间错位假说的提出 |
2.1.2 空间错位假说的应用与发展 |
2.2 空间错位客观存在性的争论 |
2.2.1 与Kain的直接争论 |
2.2.2 各种错位之争 |
2.2.3 空间错位的证实 |
2.3 空间错位理论的拓展 |
2.3.1 关注对象的多样化 |
2.3.2 影响因素的复杂化 |
2.3.3 空间关系表现的多元化 |
2.3.4 后果效应的拓展 |
2.3.5 作用机制的演进 |
2.4 空间错位:从假说到理论 |
2.4.1 劳动力市场效应模型 |
2.4.2 搜寻—匹配模型 |
2.5 已有研究述评 |
2.5.1 空间错位作用机理从强调居住隔离转向多重障碍性因素分析 |
2.5.2 空间错位不仅带来就业福利受损,还可能导致其他福利受损 |
2.5.3 微观主体的空间行为响应开始进入空间错位研究视野 |
2.5.4 中美空间错位产生背景与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是—致的 |
3 理论分析框架 |
3.1 空间错位理论的解构与建构 |
3.1.1 空间错位初始涵义的解构 |
3.1.2 空间错位理论内涵的拓展 |
3.1.3 新空间错位理论内涵的建构 |
3.2 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空间错位的作用机理解析 |
3.2.1 阶段Ⅰ:空间关系变动 |
3.2.2 阶段Ⅱ:福利效应 |
3.3 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空间错位的理论模型推演 |
3.3.1 模型总体设定 |
3.3.2 居住不受限情境 |
3.3.3 居住受限情境 |
3.3.4 通勤障碍与就业搜寻障碍情境 |
3.4 保障性住房政策引发空间错位的分析框架构建 |
3.4.1 分析尺度 |
3.4.2 层次体系 |
3.4.3 分析框架 |
3.4.4 一般方法 |
3.4.5 研究指标 |
3.5 小结 |
4 样本选择、数据处理、变量刻画与描述性统计 |
4.1 杭州市保障性住房政策历史沿革 |
4.1.1 杭州市保障性住房政策演进的整体特征 |
4.1.2 杭州市保障性住房类型的政策演进特征 |
4.2 样区选择与样本抽取 |
4.2.1 样区选择 |
4.2.2 样本抽样 |
4.3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
4.3.1 属性数据 |
4.3.2 空间数据 |
4.4 变量刻画与描述性统计 |
4.4.1 变量刻画 |
4.4.2 描述性统计 |
4.5 住房保障前后相关特征比较 |
4.5.1 通勤特征比较 |
4.5.2 就业特征比较 |
4.5.3 公共服务设施特征比较 |
4.6 小结 |
5 保障对象就业可及性变化及就业福利效应 |
5.1 影响路径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 住房保障对就业可及性影响的Tobit模型检验 |
5.2.1 模型的构建 |
5.2.2 模型的运行 |
5.2.3 模型的解释 |
5.3 就业可及性对就业福利影响的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 |
5.3.1 模型的构建 |
5.3.2 模型的运行 |
5.3.3 模型的解释 |
5.4 住房保障影响就业福利的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 |
5.4.1 模型的构建与运行 |
5.4.2 模型的解释 |
5.5 就业可及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5.5.1 中介效应理论模型与检验方法 |
5.5.2 就业可及性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构建与运行 |
5.5.3 就业可及性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解释 |
5.6 小结 |
6 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变化及公共服务消费福利效应 |
6.1 影响路径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 住房保障与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关系的OLS模型检验 |
6.2.1 OLS模型构建与运行 |
6.2.2 模型的解释 |
6.3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与公共服务消费福利关系的计量检验 |
6.3.1 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构建与运行 |
6.3.2 模型的解释 |
6.4 住房保障与公共服务消费福利关系的计量检验 |
6.4.1 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构建与运行 |
6.4.2 模型的解释 |
6.5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6.5.1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构建与运行 |
6.5.2 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解释 |
6.6 小结 |
7 保障对象空间错位行为响应研究 |
7.1 保障对象“感知—需求—决策”行为响应框架 |
7.2 保障对象空间行为剖析 |
7.2.1 居住行为响应 |
7.2.2 其他空间行为响应 |
7.3 行为规范与引导 |
7.3.1 居住行为的引导与规范 |
7.3.2 其他空间行为的引导与规范 |
7.4 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创新之处 |
8.3 尚存不足之处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调查问卷 |
(9)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三) 研究意义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二) 市民化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一) 理论视角 |
(二) 研究框架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三、未尽的探索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后记 |
(10)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理论基础及逻辑建构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概念厘定 |
(一)新居民的概念界定 |
(二)公共服务内涵界定 |
(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内涵与外延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 |
(一)新居民的成因阐释: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阐释:公民权理论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工具阐释:网络治理理论 |
(四)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依据阐释:公共选择理论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建构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整体分析理路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逻辑结构搭建 |
第二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史演进 |
(一)1979-1991 年:控制流动下的“分割供给” |
(二)1992-2000 年:有序流动下的“管控供给” |
(三)2001-2009 年:自由流动下的“公平供给” |
(四)2010-2015 年:包容增长下的“融合供给”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时代动因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户籍利益剥离的根本方法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
(三)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策略 |
(四)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保障 |
第三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现状审视——基于浙江省的现实考察 |
一、全国新居民基本情况及公共服务享用现状 |
(一)新居民基本情况分析 |
(二)享用状况: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处于空心地带 |
二、浙江新居民基本情况及公共服务享用现状 |
(一)新居民基本状况及发展趋势 |
(二)增量空间:社会协调发展与适度人口规模预测 |
(三)享用状况:整体覆盖水平不高与享用程度有限 |
三、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趋势变化 |
(一)现行方式:大人口机构统筹型与专业机构协调型结合 |
(二)未来走向:服务侧重下他管转向自管与统一转向分类 |
四、浙江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成效分析 |
(一)决策机制: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化 |
(二)效率机制:引入信息化网络操作平台 |
(三)协同机制:财政保障与协作网络建设 |
(四)责任机制:职能指标向服务指标转化 |
第四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性分析: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 |
一、研究方法 |
(一)结构方程 |
(二)分析流程 |
二、实证模型与评价指标 |
(一)模型构建 |
(二)评价指标 |
三、数据获取 |
(一)问卷设计 |
(二)调查方式与样本确定 |
(三)问卷发放与回收 |
(四)人口特征统计 |
四、量表检验与模型分析 |
(一)信度分析 |
(二)效度分析 |
(三)模型分析 |
五、结果分析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供给绩效的改善有正向作用 |
(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各个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不同 |
第五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运行困境分析 |
一、本位主义决策: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决策之困 |
(一)主体:中央主导下的碎片化参与 |
(二)回应:地方政府的差异化意愿 |
(三)程序:事件触发的个别化处理 |
二、生产效率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效率之困 |
(一)市场供给困顿:购买认识不足导致的购买操作失范问题 |
(二)社会供给困顿:自愿供给动力不足及融合组织功能受限 |
(三)信息建设困顿:政府间信息鸿沟与新居民信息素养弱势 |
三、生产公平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公平之困 |
(一)对象公平:新居民与户籍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明显 |
(二)内容公平: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缺失为指向焦点 |
(三)程序公平:分立融合下积分供给的壁垒高筑及断裂执行 |
四、生产合力缺失: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协同之困 |
(一)资源协同: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主体财力不足 |
(二)主体协同:政府间及部门间供给功能划分不清 |
(三)流程协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执行效率低下 |
(四)利益协同:流入地与流出地负担分摊动力匮乏 |
五、供给绩效失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之责任之困 |
(一)责任工具:总体短缺与结构失衡 |
(二)环境约束:既得利益与管控文化 |
(三)责任追究:主体单一与过程偏重 |
第六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国内外经验与借鉴 |
一、加拿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
(一)决策机制:包容原则下的“公共参与” |
(二)效率机制:公民为先下的“客户中心” |
(三)协同机制:政府内与政府外联动合作 |
(四)加拿大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借鉴价值 |
二、美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及对中国的借鉴 |
(一)效率机制:政府与基层社区合力供给 |
(二)公平机制:法律保障服务的平等享受 |
(三)美国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借鉴价值 |
三、国内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实践经验 |
(一)限量积分:中山市的供给实践 |
(二)积分管理+条件准入:东莞市的供给实践 |
(三)积分管理+阶梯供给:上海市的供给实践 |
(四)扩大参与+社会贡献:嘉兴市的供给实践 |
(五)国内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实践的借鉴价值 |
第七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优化路径 |
一、赋予话语: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优化 |
(一)能力框架下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模型 |
(二)制定环节:新居民个体决策参与能力提升 |
(三)回应环节:组织能力建设与环境能力建设 |
(四)修正环节:基于新居民的感知破解内循环 |
二、向外延展: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机制优化 |
(一)效率网络下新居民公共服务效率供给机制运行模型 |
(二)市场化的效率操作:政府功能转换与购买服务规范管理 |
(三)社会化的效率操作:发挥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的纽带功能 |
(四)信息化的效率操作:信息素质教育与信息系统动态共享 |
三、保证尊严: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机制优化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公平机制运行模型 |
(二)前置条件:保障土地财产权与处置权 |
(三)保底供给:基本公共服务无条件供给 |
(四)扩展供给:非基本公共服务积分供给 |
四、重视共建: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优化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协同机制运行模型 |
(二)资源协同:事权明晰下财权配置思路 |
(三)主体协同:利益相关者联动合作供给 |
(四)流程协同:供给流程再造与网格对接 |
(五)利益协同:流入地与流出地利益均衡 |
五、持续修正: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机制优化 |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责任机制运行模型 |
(二)责任界定:责任逻辑机理与绩效维度构建 |
(三)责任履行:履责主体明确与履责程序规范 |
(四)责任追究:双重责任评估与结果应用导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后记 |
四、浙江省失业人口特征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自然灾害的浙江省社会脆弱性与适应性评价研究[D]. 郭佳妹.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黑龙江省人口流动的政府调控研究[D]. 宋佳桐.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1(02)
- [3]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1)
- [4]景气预期对员工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D]. 马婕.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5]可行能力视角下劳动力就业质量研究 ——基于CLDS浙江调研数据分析[D]. 朱依婷.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6]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D]. 庞洪伟.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驱动机理研究[D]. 路雅文. 中国农业大学, 2019(02)
- [8]保障房住区居民居住—空间资源错位研究:就业与公共服务消费视角[D]. 王利平. 浙江大学, 2018(06)
- [9]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10]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D]. 于海燕. 吉林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