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区养羊五统一联产承包经营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黄兴意[1]（2021）在《萧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研究（1977-1984）》文中认为
陈有联[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赣南农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黄程扬[3]（2021）在《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文中研究说明广汉县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落后的生产管理办法严重束缚和损害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1958年到1976年,广汉县的农业发展十分缓慢,社员温饱难维。从1975年开始,金鱼公社11大队9队和西高公社5大队2队的社员们先后自发冒险进行了“分田埂”、“分口粮田”和“包工包产到作业组”的改革尝试。1977年,广汉县委受西高公社5大队2队“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办法的启发,决定在广汉县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1978年,广汉县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于金鱼公社进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试验,建立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当年秋收,金鱼公社的改革试验获得增产增收的极大成功。四川省委派出工作组调查总结,并发出指示支持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1979年起,广汉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完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同时,广汉县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传播,推动了四川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同一时期,《人民日报》先后对全国农村地区普遍进行的“包产到组”改革进行了多次讨论。四川省委面对《人民日报》的舆论导向,坚决支持广汉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经验在省内推广。1980年,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四川省内广大农村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四川省内各地区还在学习广汉县“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创造出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代替“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四川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主要形式。广汉县首创的“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联产计酬责任制,不仅给广汉县的农业生产面貌带来了极大改变,更推动了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突破了长时间以来农业生产在经营管理和劳动管理上的禁区,是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在农村改革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改革,具有在时间上领先全国;由群众首创,自下而上产生;由领导支持,自上而下推动;谨慎试验,层层铺开;是一次富有智慧的“折中”与“过渡”等五大特点。此次改革,实际上是必然历史趋势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有效尝试。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孙敬洋[5]（2020）在《五原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对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刺激农村经济活力,激发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等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前夕,试点无疑成为了可行的工作方法。在穷则思变的思想下,各级通过建立试点单位,将部分农民与党和政府切实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了解当下农牧业情况与农民思想状况等方面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选取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五原县丰裕公社（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丰裕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始档案的搜集与整理,辅以口述访谈的相关内容论述丰裕公社作为五原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的背景、过程、内容、影响等方面。1979年3月,丰裕公社被确立为五原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当然,该试点的确立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即广大农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相互选择的结果。1977年,丰裕公社萌生了“分地”的想法,但此时仅限于“想”,而未“分”。时隔一年,即1978年秋,丰裕公社在“五统一”的基础上开始推行了“六定一奖”生产责任制。1980年《丰裕公社生产责任制度》的出台,则标志着丰裕公社的做法在五原县全面推广开来。这个过程中不乏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支持、反对、疑惑、担心等,但正是有了这些声音的存在,可以充分了解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初始阶段的艰辛与不易。同时,丰裕公社也是中国万千想要改革的基层单位的一个缩影,试点单位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与条件,创造最大的利益价值,充分发挥出标杆作用。一定程度上看,试点工作的开展是党和政府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支持与认可,对新时期农村改革具有可借鉴之处。
郎杰燕[6]（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认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周晗[7]（2018）在《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04年我国开始发展产业扶贫到2014年“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产业扶贫经历了从贫困区域瞄准到贫困农户瞄准的转变。从2004年到2016年,河北省累计解决了692.9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减贫成效的取得与产业扶贫政策的实施密不可分。本文运用贫困和反贫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对河北省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进行了现状、理论和实证分析,归纳了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经验和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助于提高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路径。在产业扶贫现状方面,本文使用《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和贫困户家庭情况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河北省贫困片区和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产业扶贫资源禀赋和布局、扶贫政策、资金投入和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揭示了贫困户的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低下,同时表现在教育、住房、健康和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的现实。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产业扶贫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产业扶贫传导机制包括直接和间接机制,其中直接机制包括流转土地、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和雇用工人的机制,间接机制包括增长效应机制和涓滴效应机制。从实证分析角度,分别使用明瑟方程和GMM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直接和间接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产业扶贫的直接减贫效应方面,通过农业产业项目和农村二三产业项目的投入产出分析,得出了农业产业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高于农村二三产业项目,但是农业产业项目的总投资收益率低于农村二三产业项目的结论,找到了产业扶贫直接减贫效应的影响因素;在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方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显着主要是因为产业扶贫的“增长效应”显着,产业扶贫的“涓滴效应”不显着是我国产业扶贫从区域瞄准转向贫困户瞄准的重要原因。根据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河北省产业扶贫中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经验,制约减贫效应提高的问题,归纳总结了提高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途径,主要包括建立综合性产业扶贫治理机制,有针对性地推广产业扶贫模式和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程度等。
郭栋[8]（2017）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土地经营权制度成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这项改革——农村土地流转,是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原则进行的。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与学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产权理论、国有化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地理论为基础,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实地调研方法,对现有的土地流转模式进行的产生、经验与不足等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评价,最后提出了土地流转模式治理的底线、目标、方式。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分析了土地流转模式的研究背景,论证了土地流转模式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土地流转研究的现状,阐释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为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理论基础。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地租理论、产权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毛泽东的集体所有制理论,邓小平的“两个飞跃”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需要遵循的“三权分置”原则。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兴起。主要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所面临的比较收益下降以及它的生存环境的改变,即短缺经济的终结,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兴起的制度原因和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从“种粮大户”、国营农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伊始自发进行土地流转的实践,论证了土地流转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是模式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本部分从农民、政府两个角度,将现行的土地流转模式分为一般（或者说普遍）与典型（或者说特殊）两种模式。首先,站在农民的角度,梳理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一般或者说普遍模式——出租与反租倒包,转让或者转包,互换,入股与股份,信托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般或者说普遍土地流转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农民自发搞的、自愿实行的。当然,也存在一些瑕疵,如改变农地用途。其次,站在农村基层政府参与的视角,笔者从现行土地流转模式中梳理出三个最具典型特征的模式——以政府主导的陕西杨凌土地流转模式、以政府引导的湖南益阳土地流转模式和以集体主导的山东安村土地流转模式。在实地调研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笔者切身感受到,这三个土地流转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农民增收并不明显、稳定。第五部分是土地流转模式的治理。依据我国土地流转模式的不足或者说局限性,本部分针对性地提出了土地流转模式治理的基本举措。一是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治理要坚守“四个底线”——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坚持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要坚持“三个目标”——坚持三农现代化、坚持乡村治理创新、坚持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等治理目标;要运用“三个方式”——政府引导、因地制宜、企业经营。
贺福中[9]（2017）在《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农民收益偏低既是中国亟待解决的课题,亦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入手,按土地私有、个体经营,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三个时期,以及近年来推行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置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整体背景中,厘清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变革脉络,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的演变路径,并预测收益分配趋势和中国农民未来走向。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遗产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在传统社会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形成了社、会、合会等以应对突发事件。西方合作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影响了中国农民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将合作主义思想国策化,诱致性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与地方保甲制度结合起来,当作统治农村的工具。日本侵华时期的农民合作社是服务战争的机器,日伪掌握农民生杀大权。第二部分论述了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互助组为主,逐步建立合作社,按股分红。新中国成立后,为阻止农民卖地,国家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实现土地公有化。社员议定收益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合作社把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统一计算后分配给社员。第三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定额计酬、评工记分,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顺序,以实物和现金两种方式分配收益。有近1/3收益来自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第四部分论述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经营,满足了农民的现实诉求。土地承包期15年、30年逐步延长到永久不变。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策引导、法治保障、道德秩序,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农民对产权、契约、制度等制约因素提出新的诉求,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第五部分则是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选取山西1954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及其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1999年以来全国、江苏、山西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走势,预示着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采用大量新史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其主要来源有: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始档案资料。山西吕梁汾阳市贾家庄村1953年以来,散落在村史馆、村档案室等处的原始资料,有工作汇报、生产安排、粮食产量的记载材料;有耕地面积、劳力、畜力、大小农机具等生产要素记录;评分挣工办法,粮食产量及按人口、按工分进行分配的逐年逐项记录,以及村集体固定资产,文化事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第二,山西农业主管部门的社会调查材料。山西多次组织全省各级专业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原本用于内部掌握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毋容置疑。这种阶段性、横切面、有重要时间节点的全面调查史料,非常珍贵。第三,大量采访整理而成的口述史料。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传统史学和计量史学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借助计量统计模型对1954-2015年山西、江苏和全国连续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揭示出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农村金融支持等方面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因果联系。综前所述,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若按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与农村经营体制演变过程则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不同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收益分配与时代发展相吻合,有效地完成了其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并为新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具体而言,分述如次:首先,农民收益和国家获取“双下降”是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队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大,社员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却明显减小,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既看不到群体激励也没有个体受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其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采用中央确定、地方掌握、农民选择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低。中共中央定了基调之后,利用农民创造的大包干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由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后在全国推行。农民对收益分配的实现诉求是包干到户的内在动力,国家动员是家庭经营的外部推力,信息传播是农民与国家互动的纽带。而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带来的农民群体分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产物。第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利益的载体,掌握着农民收益的潜在资源。土地是农民家庭收入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国最大资产的管理者。然而,山西73%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属于“空壳”型,中国近一半以上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经营性收益。土地制度创新是农民从集体经济组织获取收益的有效途径。第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当年由广大农民群众积累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资产和资金,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继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推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之后,山西在资源型村、城中村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有的村充分尊重民意,制定并实施“优先土地股,增配人口股,创新预留股”的股权分配原则。优先土地股配发给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村民,增配人口股面向全体在册村民,设置预留股要留给合理增加的人口,是对我国现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安排下新增人口的一种收益保障,也为解决不可预见性问题和困难留有余地,可以看作是新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成员收益权的一种制度创新。第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1954-2015年（除去1960、1966-1976年）年度数据走势来看,山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总体上随着全省经济特别是第一产业发展而增加,山西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走势,也比较契合农村土地政策实施的三个时期。2000年以来,全国、江苏和山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都呈现出高位回落走势,预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将加快发展,农民收益再次走上加快增长的通道。2017年3月,民法总则赋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并行改革的深入,期望农民收益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城乡人均收益差距逐步缩小。
刘晴晴[10]（2016）在《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单个农户在生产经营中会遇到产品交易费用较高、产品销售价格偏低等问题,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将这些比较零散的农户集中在一起,实现生产资料的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便于获得产品的市场信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本文详细介绍了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现状,并就农民自主发起型、村委牵头发起型、龙头企业牵头型和政府推动发起型的典型范例进行了分析。徐州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在参与人数、业务分布、资金规模和组织类型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目前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本文利用调研所得数据对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农民参与意愿、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三个方面开展。分析发现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农村劳动力结构与合作农业的发展不平衡,生产资料获得困难,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缺乏信心;农民生产经营技术仍待提高,内部运营模式不够完善,其经济效益与农民预期不一致;政府扶持政策不够明晰,合作经济组织获取的资金规模难以满足其经营管理,合作经济组织的推广示范程度不足。通过对制约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各种因素的分析,同时通过深入了解了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对这些模式加以分析得出了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坚信合作社的管理原则;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家庭经营为基础;创新运行制度;政府的政策扶持。本文最后提出了适合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建议以加快徐州市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主要包括: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力度;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的示范作用;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技术水平。
二、山区养羊五统一联产承包经营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区养羊五统一联产承包经营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3）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主要研究资料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及论文的主要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改革前奏:贫困“逼”出来的冒险尝试 |
| 2.1 改革背景:农业生产桎梏丛生,社员温饱难维 |
| 2.2 改革端倪:社员冒险秘密“分田地” |
| 3 改革试验:政府认可下的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 |
| 3.1 广汉县委力争改革,四川省委批准试验 |
| 3.2 金鱼公社进行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试验 |
| 3.3 金鱼公社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成效明显 |
| 3.4 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广汉县的普遍实施及完善 |
| 4 改革推广:舆论争锋下广汉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经验推向全省 |
| 4.1 《人民日报》接连报道,《四川日报》宣传鼓励 |
| 4.2 《人民日报》反对质疑,四川省委坚定支持 |
| 4.3 《人民日报》“否定之否定”,中央、四川省委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大开花 |
| 5 改革演变:从联产计酬责任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 |
| 5.1 四川省委明确提出发展“包产到户”政策 |
| 5.2 从“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
| 6 改革史事考订: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相关问题辨析 |
| 6.1 金鱼公社11 大队9 队社员“分田埂”和“分口粮田”的时间 |
| 6.2 西高公社5 大队2 队“包工包产到作业组”改革的时间及发起者 |
| 6.3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否到过西高公社5 大队2 队进行视察 |
| 6.4 不同文献材料中对金鱼公社建立生产责任制试点时间的错误记载 |
| 7 改革评议:突破禁区天地宽 |
| 7.1 改革功效:制度优势下农业生产面貌的改变 |
| 7.2 改革地位:四川农村改革的发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导 |
| 7.3 改革特点:全国农村改革富有智慧与创举的伊始 |
| 7.4 改革实质:历史必然趋势下纠正“左”倾错误的有效尝试 |
| 8 余论 |
| 附录一:《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德阳晚报》等报刊相关报道 |
| 附录二:改革者历史剪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五原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宏观研究 |
| 2.个案研究 |
|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研究 |
| (三)本文研究方法和思路 |
| (四)所做的工作及运用的基本资料 |
| 一、丰裕公社选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的背景 |
| (一)中央及地方政策的支持 |
| (二)试点基础 |
| (三)“穷则思变”思想的推动 |
| 二、丰裕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 |
| (一)酝酿阶段 |
| (二)争议阶段 |
| (三)推广阶段 |
| 三、丰裕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的内容 |
| (一)试点生产队——丰裕二队 |
| 1.定土地 |
| 2.定作物 |
| 3.定产量 |
| 4.定管理措施 |
| 5.定肥料 |
| 6.定工分 |
| 7.奖励与惩罚 |
| (二)解决“六定一奖”中出现的问题 |
| (三)《丰裕公社生产责任制度》 |
| 1.“六定”制度 |
| 2.奖惩制度 |
| 3.生产队固定工的职责 |
| 4.相关生产资料管理制度 |
| 5.蒙古族社员分地办法 |
| 四、丰裕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的绩效与影响 |
| (一)试点的成效 |
| 1.“万元户”的产生 |
| 2.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
| 3.社会关系的调整 |
| (二)丰裕公社试点的历史评说 |
| 1.对五原县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影响 |
| (1)有利于五原县在进行农村改革中战略布署及调整 |
| (2)有利于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 |
| 2.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试点的历史评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多维贫困 |
| 1.2.2 产业扶贫模式 |
| 1.2.3 不同产业的减贫效应 |
| 1.2.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产业扶贫 |
| 2.1.3 减贫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理论 |
| 2.2.2 反贫困理论 |
| 2.2.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4 公共产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河北省产业扶贫现状分析 |
| 3.1 河北省多维贫困现状分析 |
| 3.1.1 河北省贫困片区多维贫困现状 |
| 3.1.2 河北省贫困人口多维贫困现状 |
| 3.2 河北省贫困片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1 燕山片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2 太行山片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3 坝上地区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2.4 黑龙港流域资源禀赋和扶贫主导产业布局 |
| 3.3 河北省产业扶贫政策调整 |
| 3.3.1 扶持产业类型逐渐增加 |
| 3.3.2 政策瞄准目标逐步精准 |
| 3.3.3 贫困线标准有所提高 |
| 3.4 河北省产业扶贫资金投入 |
| 3.4.1 河北省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
| 3.4.2 河北省工商资本投入 |
| 3.4.3 河北省贫困户自筹资金投入 |
| 3.5 河北省产业扶贫经济组织发展 |
| 3.5.1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
| 3.5.2 河北省扶贫龙头企业发展 |
| 3.5.3 河北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 |
| 3.6 本章小结 |
| 4 产业扶贫的传导机制 |
| 4.1 产业扶贫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 |
| 4.1.1 政府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关系 |
| 4.1.2 产业扶贫经济组织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关系 |
| 4.1.3 政府和产业扶贫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
| 4.2 产业扶贫的直接机制分析 |
| 4.2.1 流转土地的作用机制 |
| 4.2.2 订单农业的作用机制 |
| 4.2.3 入股分红的作用机制 |
| 4.2.4 雇用工人的作用机制 |
| 4.3 产业扶贫的间接机制分析 |
| 4.3.1 增长效应作用机制 |
| 4.3.2 涓滴效应作用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直接减贫效应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产业扶贫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 |
| 5.1.3 产业扶贫项目的直接减贫效应比较 |
| 5.1.4 产业扶贫直接减贫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 |
| 5.2.1 计量模型的选择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产业扶贫的间接减贫效应检验 |
| 5.2.4 间接减贫效应结果的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经验与问题 |
| 6.1 河北省产业扶贫的经验 |
| 6.1.1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6.1.2 完善和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
| 6.1.3 因地制宜选择扶贫主导产业 |
| 6.2 河北省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 |
| 6.2.1 产业扶贫工作统筹协调难度大 |
| 6.2.2 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
| 6.2.3 居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缺乏约束 |
| 6.2.4 贫困户的产业扶贫参与度不高 |
| 6.3 本章小结 |
| 7 提高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的路径 |
| 7.1 建立综合性产业扶贫治理机制 |
| 7.1.1 完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
| 7.1.2 加强部门统筹协调机制 |
| 7.1.3 健全产业扶贫支撑机制 |
| 7.2 有针对性地推广产业扶贫模式 |
| 7.2.1 河北省典型产业扶贫模式 |
| 7.2.2 不同产业扶贫模式的特点 |
| 7.2.3 不同产业扶贫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
| 7.3 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程度 |
| 7.3.1 加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 |
| 7.3.2 针对贫困人口特点实施扶贫项目 |
| 7.3.3 发挥贫困人口在项目决策中的作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意义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模式 |
| 2.1.2 农村土地流转 |
| 2.1.3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
| 2.1.4 治理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土地制度基本思想 |
| 2.2.1 地租理论 |
| 2.2.2 所有权理论 |
| 2.2.3 土地国有化理论 |
| 2.3 集体所有制理论 |
| 2.3.1 集体所有制的提出 |
| 2.3.2 集体所有制的内涵 |
| 2.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 |
| 2.4.1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2.4.2 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两个飞跃” |
| 2.4.3 农村土地流转的“三权分置” |
| 第三章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兴起 |
| 3.1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面临的问题 |
| 3.1.1 农业比较收益下降 |
| 3.1.2 短缺经济的终结 |
| 3.1.3 不少农民放弃农地经营 |
| 3.2 土地流转的由来 |
| 3.2.1 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进中的“种粮大户” |
| 3.2.2 国营农场中的“家庭农场” |
| 3.3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
| 3.3.1 流转速度加快，但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还是承包农户 |
| 3.3.2 多种经营模式并存，但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是主要模式 |
| 第四章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
| 4.1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普遍模式分析 |
| 4.1.1 土地流转的普遍模式 |
| 4.1.2 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2 典型的土地流转模式分析 |
| 4.2.1 以政府主导的杨凌土地流转模式 |
| 4.2.2 以政府引导的益阳土地流转模式 |
| 4.2.3 以集体主导的山东安村土地流转模式 |
| 第五章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治理 |
| 5.1 治理底线 |
| 5.1.1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
| 5.1.2 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 |
| 5.1.3 坚持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
| 5.1.4 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 |
| 5.2 治理目标 |
| 5.2.1 坚持农业现代化目标 |
| 5.2.2 坚持乡村治理创新目标 |
| 5.2.3 坚持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
| 5.3 治理方式 |
| 5.3.1 政府引导 |
| 5.3.2 因地制宜 |
| 5.3.3 企业经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学术史梳理 |
| 三 研究内容与架构 |
| 四 运用资料与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与西方合作思想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农民经济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组织的探索 |
| 第三节 西方合作思想传播和中国农村合作运动 |
| 第四节 日伪统治时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私有个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根据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合作化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人民公社改制的动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农民的现实诉求和组织发动 |
| 第二节 国家分配理论的政策牵引 |
| 第三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分化 |
| 第五节 山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析 |
| 第六节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山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准备和预处理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模型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调研方法设计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西方合作经济理论 |
| 2.1.1 空想社会主义 |
| 2.1.2 罗虚戴尔原则 |
| 2.1.3 进化学派 |
| 2.2 马列主义合作经济理论 |
| 2.3 中国的合作经济理论 |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制度变迁理论 |
| 2.4.2 现代产权理论 |
| 2.5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界定 |
| 3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阶段 |
| 3.2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概况 |
| 3.2.1 发展速度 |
| 3.2.2 参与主体 |
| 3.2.3 资金规模 |
| 3.2.4 组织类型 |
| 3.2.5 政府扶持 |
| 3.3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典型案例 |
| 3.3.1 农民自主发起型 |
| 3.3.2 村委牵头发起型 |
| 3.3.3 龙头企业牵头型 |
| 3.3.4 政府推动发起型 |
| 4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制约因素研究 |
| 4.1 徐州市农民参与意愿制约因素分析 |
| 4.1.1 农村劳动力结构与合作农业发展不匹配 |
| 4.1.2 农业生产服务和生产资料获得困难 |
| 4.1.3 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缺乏信心 |
| 4.2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内部约束 |
| 4.2.1 农民生产经营技术仍待提高 |
| 4.2.2 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
| 4.2.3 合作组织的经营效益与农民预期不相符 |
| 4.3 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外部约束 |
| 4.3.1 政府扶持程度有限 |
| 4.3.2 资金规模难以满足经营需要 |
| 4.3.3 合作组织的推广示范程度不足 |
| 5 发达国家经验及相关政策建议 |
| 5.1 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经验 |
| 5.1.1 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 |
| 5.1.2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借鉴 |
| 5.2 基本原则 |
| 5.3 政策建议 |
| 5.3.1 加大财政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政策环境 |
| 5.3.2 加大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力度 |
| 5.3.3 强化试点示范作用,提高农民信心 |
| 5.3.4 健全组织内部运行机制,提升经营效益 |
| 5.3.5 提高组织成员技术水平,改善劳动力结构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山区养羊五统一联产承包经营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萧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研究（1977-1984）[D]. 黄兴意. 安徽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赣南农业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D]. 陈有联. 江西理工大学, 2021
- [3]四川省广汉县农业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述论（1975-1982）[D]. 黄程扬.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五原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研究[D]. 孙敬洋.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6]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7]河北省产业扶贫减贫效应研究[D]. 周晗. 河北农业大学, 2018(01)
- [8]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D]. 郭栋. 山西大学, 2017(02)
- [9]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收益分配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分析[D]. 贺福中. 山西大学, 2017(02)
- [10]徐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升路径研究[D]. 刘晴晴. 江苏师范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