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不可否认的东帝汶游击战

一、印尼无法否认的东帝汶游击战（论文文献综述）

李兵^[1]（2021）在《1979-2019年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文中研究指明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锚地”,更是中国迈向世界的“起跳板”。东南亚拥有陆海兼备的特殊地缘空间和资源优势,战略意义重大。但近些年,由于东南亚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产生不安、美日印等大国将战略重心移向此地、东南亚国家借机实行大国平衡战略牵制中国、东盟各国内部利益纷争所导致的意见不合等,这些因素迫切需要中国做出战略调整。梳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对维护我国安全和带动经济发展,推动南海争端妥善解决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切实高效进行,协调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DELT数据库,将1979-2019年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分解为冲突与合作关系两方面,采用年代约束聚类法将12国的合作与冲突划分时间阶段,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社区探索分析法探究12国间整体与局部的结构关系,最后运用基于香农熵的均衡度计算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十一国的双边关系,来探讨地缘关系的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面考量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特征的驱动因素。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后,从中国自身发展、协调中国与东南亚内部国家关系、处理南海争端和平衡与大国关系这三个维度出发,提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缘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本研究发现: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特征整体上呈阶段性循序渐进变化,经历三个演变阶段,各阶段各国的合作与冲突大体呈相似趋势变动,冲突比合作变动更为剧烈,中国的合作和冲突随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增多;地理空间集中且相邻的国家更易组成同一社区,12国的网络关系整体以合作为主,地缘合作联系由同一社区内各国间演变为各个社区间更紧密,中国逐渐成为网络核心,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有所增多,而冲突集中在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个别国家;各阶段突出的双边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各异,但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是主要矛盾。主要大国的干预、域内主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方面的利益角逐,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共同影响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演变。

梁展^[2]（2020）在《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想象》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考察大英帝国殖民官员西·安德森和赫德的中国认同以及《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者本·安德森分别从日本和欧洲殖民者立场对印度尼西亚和南美洲民族主义的阐释,指出本·安德森的普遍民族主义模型忽视了这些国家的地方性和复杂的民族认同方式,其有关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只是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的殖民想象。

靳晓哲^[3]（2020）在《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吴耀庭^[4]（2020）在《澳印（尼）关于帝汶海划界的谈判（1975-1989）》文中研究说明

闫广臣^[5]（2020）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印尼疟疾防治援助研究（1951-1979）》文中研究表明

李顶^[6]（2018）在《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对华外交政策研究（1965-1990）》文中研究表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实用主义着称,它谨慎、灵活的处理各种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以国家利益的维护而不是意识形态色彩的选择来开展对别国外交。而对华外交政策最能体现出新加坡政府浓厚的实用主义外交风格,也是新加坡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的对华外交政策在不同时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在李光耀时期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5-1975）,新加坡同中国在政治上谨慎交往不但建立外交关系,经贸领域开展对华合作,人文领域限制对华往来;第二个阶段（1976—1990）,新加坡同中国在政治上正式建交,人文及经贸领域双方交流广泛。本文拟从五个部分,以新加坡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视野,来系统探讨新加坡政府在每个阶段对华外交政策的施行,最后归纳新加坡对华外交政策的特点。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新加坡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曲折的建国经历、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立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都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新加坡是典型的威权体制国家,李光耀本人的实用主义思想也在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制定中留下了深深地痕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国家主权与安全为根本目标,因此主张加强同邻国之间的关系,倡导区域合作。鉴于港口贸易的重要性,新加坡开展经济外交,积极同各国发展经贸联系。此外,新加坡还推行“大国平衡”外交,推动各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多极竞争的格局,但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结成同盟,推行“不结盟”政策。第二部分,研究李光耀时期第一个阶段新加坡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分析其对华外交政策的背景、内容及对新加坡本身的影响。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威胁一直掣肘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以至于新加坡不敢先与两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加坡又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华人数量在本国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而东南亚地区此时又出现排华浪潮,导致新加坡在开展对华外交时格外谨慎。新加坡这个阶段的对华外交政策,政治上同中国在不建交的基础进行有限接触,经济上发展对华经贸,人文领域限制同中国的往来。新加坡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利于缓解邻国对其的忧虑,维护自身的安全。第三部分,讨论李光耀时期第二个阶段新加坡对华外交政策,探讨这个阶段对华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容及对新加坡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正式建交,扫清了中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中国文革以后国内外政策的调整以及东南亚局势的变化,都促使新加坡政府实行更加积极的对华政策。在政治上,新加坡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经济和人文领域也比以前有了更快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新加坡的对华外交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第四部分,阐述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府的对台政策。新加坡的对台政策是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最能体现出新加坡对华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风格。新加坡的对台政策在军事方面优于政治和经济方面,主要由于新加坡需要台湾的场地训练军队。政治上,新加坡领导人同台湾高层来往密切;经济上双方的合作的深度超过了同大陆的水平。在两岸关系上,新加坡政府一直“一个中国”原则,游离于台湾和中国大陆质检,搞平衡外交。第五部分,主要是分析新加坡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特点。新加坡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相结合,用以推动本国的国族构建和强化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新加坡也一直把中国当做“大国平衡”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靠中国的力量抵御美、苏两国在该区域的扩张。李光耀和邓小平之间的良好关系也推动了新中双方关系的向前发展。

贾超^[7]（2017）在《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1940-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关于1940-1945年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政策（日本称“南进”政策）与东南亚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日本的军事侵略同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以及阐述这种演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日本的“南进’政策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各自的发展脉络,并从中探究二者的早期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再以二战爆发之后到太平洋战争初期这段时期内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博弈为视角,来研究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及动机;然后对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双方的互动,则选取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和荷属东印度为三种主要类型的代表加以研究;最后再从整体上分析日本的侵略对东南亚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后者在战后获得独立与日本的入侵并无决定性的联系。总之,日本对东南亚的的侵略与占领异常残暴而又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与此同时,也有必要认识到日本的侵略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日本的军政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批战后东南亚的军政领袖,并部分地影响到了战后东南亚的政治演变路径。对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更加深入理解造成当代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现状的历史背景,也有利于当前中国制定恰当的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外交政策。

谷亚平^[8]（2017）在《自决权:冲突的解决者还是制造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自决权是非殖民化运动的合法性基础,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基本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今却成为不少地区冲突和战争的旗号,严重违背了其产生的初衷以及联合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宗旨。当今因为自决权引起的冲突已经成为世界上冲突和战争的主要来源,其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给世界的和平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民族自决权自身的理论缺陷为自决冲突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是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各方的利益冲突。现实层面中的强权规则、国际法的软法性质以及联合国的态度使自决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郭雷庆^[9]（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李贵梅^[10]（2017）在《缅甸克伦族分离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缅甸独立之初,缅共、克伦民族联盟率先掀起与政府的权力大战,从此,缅甸陷入长达60多年的内战。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缅甸克伦民族分离运动产生、发展及转向的历程,揭示克伦民族联盟对缅甸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因素对克伦族分离运动兴衰的影响。第一章论述了克伦民族分离运动的历史根源。缅族王朝时期,缅族统治者对缅甸主要的民族孟族、掸族和克伦族实行差异性政策,使克伦族和缅族日渐疏离。第二章剖析了英殖民时期克伦民族分离运动的萌芽。缅族王朝时期,受尽压迫的克伦族渴望摆脱缅族统治,在英国军队入侵缅甸时全力相助,并参与镇压缅甸各族的反英起义,逐渐走上与缅族分离的道路。第三章通过日据时期英国、日本、缅甸独立军和克伦族反叛武装四种力量之间的博弈解析缅克冲突的深化。缅甸独立军在日军怂恿下对伊洛瓦底三角洲、萨尔温江地区的克伦族进行报复,为建国初期克伦族分离运动的兴起埋下伏笔。第四章叙述了缅甸独立之初,克伦民族联盟助推内战的爆发。1945年英国重占缅甸,克伦族与缅族的历史积怨在英殖民时期的深化和日据时期的激化,使他们对重回缅族统治怀有深刻的恐惧,决意建立英联邦内独立的克伦国,由于英国的忽视、缅甸政府的轻视和克伦反政府组织的坚持最终引发大规模内战。第五章阐述了 1949年克伦民族联盟与缅甸政府武力对抗失利之后的分裂重组。战争失败后,克伦民族联盟进行了两次重大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受缅共影响成立克伦民族联合党,积极与各反政府武装结成反政府联盟。第二次是克伦民族联盟原总司令波妙解散克伦民族联合党,实施克伦民族联盟的去马列主义化,实行亲西方路线,充当泰国政府的边境反共武装部队,得到泰国政府的暗中支持。这段时期内克伦民族联盟内部发生了两次重大分裂,第一次是以苏汉特达美为首的高都丽革命委员会投向奈温政府的怀抱。第二次是波妙与克伦民族联合党左派曼巴赞进行分裂斗争,最终波妙夺取领导权。这一时期,属于其与政府对抗历程中的高潮时期。第六章论述了克伦民族分离运动的转向。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府军发起"四切"运动,使克伦民族联盟失去基地、资金、情报和士兵来源。处于颓势的克伦民族联盟又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于是决定将与政府暴力对抗转变为积极寻求与政府进行政治和谈。克伦民族联盟内部的非武装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国家赋予的政治空间保护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创建自治空间,力促克伦民族联盟与政府进行政治和谈,双方最终于2012年签订了停火协议。2015年10月,包括克伦民族联盟的8支民族武装与政府签订全国停火协议。第七章分析了克伦民族分离运动的特征、影响和缅甸的未来发展。克伦民族分离运动不同时期的诉求存在差异,其诉求的变化与缅甸社会发展和克伦民族自身的实力息息相关。60多年以来,克伦民族联盟一直充当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的主导力量,克伦民族分离运动在国际因素的影响下起起落落。克伦民族分离运动为主的长期内战对缅甸社会局势造成负面影响。21世纪彬龙会议给缅甸民族和解与发展带来希望。但新一代政府领导人只有努力克服1947年彬龙协议之弊端,凝聚各民族精英的智慧和力量,方能顺利推进缅甸和平进程,早日实现民族和解的美好愿望。

二、印尼无法否认的东帝汶游击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尼无法否认的东帝汶游击战（论文提纲范文）

（1）1979-2019年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2）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6）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对华外交政策研究（1965-1990）（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1940-1945）（论文提纲范文）

（9）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缅甸克伦族分离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尼无法否认的东帝汶游击战（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2019年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间地缘关系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D]. 李兵.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想象[J]. 梁展. 外国文学评论, 2020(04)
• [3]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D]. 靳晓哲. 南京大学, 2020
• [4]澳印（尼）关于帝汶海划界的谈判（1975-1989）[D]. 吴耀庭.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印尼疟疾防治援助研究（1951-1979）[D]. 闫广臣.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6]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对华外交政策研究（1965-1990）[D]. 李顶.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7]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1940-1945）[D]. 贾超. 厦门大学, 2017(06)
• [8]自决权:冲突的解决者还是制造者?[J]. 谷亚平.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 2017(01)
• [9]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10]缅甸克伦族分离运动研究[D]. 李贵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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