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商人与浙江企业何以迅速崛起?（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伊云静[2]（2021）在《曾铸与晚清上海社会》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上海,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发生错动。19世纪末,商人与士绅混杂、渗透后形成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社会精英群体。曾铸便是其中的一员。上海开埠后,曾铸随父辈自福建寓居上海经商。在乡缘、业缘、地缘与姻缘关系的多重影响下,曾氏之家最终融入晚清上海社会。在传统仁义观与功名观的指导下,曾铸除了承担家族责任外还积极关注社会责任。他不仅关注平粜、参与赈灾、建立义庄,还多次参加慈善救济、参与多个社会团体。在清末新政的推行过程中,他加入上海商务总会,在新式教育、实业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多年参与上海地方公益的实践中,曾铸跻身于以乡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中,积累了社会资本,其关心社会公益的能力与责任感有所提升,政治参与能动性增强。同时,他也扩大了参加地方事务的范围,积极参与华洋交涉,在地方自治相关的教育等领域也十分活跃。他将目光由上海一隅转至全国乃至全球。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他完成了阶层的向上流动,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获得与融合。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交相作用下,国家治理危机日益严峻,改良与革命等政治思潮纷繁,社会暗流涌动。以曾铸为代表的上海商人通过关心地方公益,将公领域向国家扩张,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近代国家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应远马[4]（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王晋丽[5]（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王飞[6]（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赵跃[7]（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刘君[8]（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研究说明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王炳军[9]（2020）在《明朝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朝中后期是中国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变革期,而隆庆时期是这一变革轨迹上的拐点。这个变革期之前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是以市舶司体制为核心。从唐朝的市舶使到宋元明的市舶司是主导海上贸易的管理机构。这个变革期之后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是以海关体制为核心,主要是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设立四海关开始。作为这个变革拐点的隆庆时期,被关注的往往是“隆庆开禁”,而这个拐点呈现出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是如何演变的,还缺乏对这一过程的充分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结合明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对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描述;二是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是中国法制史上难得的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的一次有效结合,这种结合的主体、程序和效果都值得关注。另外,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对当下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变革是在明朝中后期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相较明朝前期,明朝中后期海内外政治、社会和经济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江南和华南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为东南海上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性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和出口商品相关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品种日益增多,产量不断上升。尤其是与丝绸相关的桑麻更是大面积种植。“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江南和华南出现大量的商业城镇和商人集团。南京、杭州、苏州、广州都是全国性的大商业城市,震泽、盛泽、王江泾、朱家角、双扬、黎里等镇都是连接各地商业中心的繁忙市镇。葡人东来对南海贸易圈产生了强劲的政治和经济冲击。葡人沿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征服并建立一系列殖民据点和商站,构建了以印度果阿为中心的海上帝国。1511年,葡人占领满刺加,随后力量向东南亚和东亚渗透。虽然强弩之末的葡人在中国和日本遭到挫败,但其强大的海上力量仍然是一个影响地方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葡人在印度洋沿岸与地方合作的经验被有效地利用到中国。在粤闽浙三地先后遭遇失败后,葡人学会了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从与私人海商合作进行走私,到贿赂地方政府获得贸易许可,最终实现了澳门居留。葡人几乎垄断了中日贸易,而澳门成为葡人国际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一环。“长崎——澳门——满刺加”、“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国际航线得以实现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得以世界流通。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隆庆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太宗朱棣缔结的“海禁—朝贡”体系日趋衰落。随着明朝军事力量的衰落和财政危机的加深,“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已经无力维持。军事力量的衰落导致海禁法难以有效执行,私人贸易由早期的绅商和散商逐步形成海商集团。而沿海势要巨室也作为“大窝主”介入,为蕃货的销售和中国商品的采购提供便利。海商集团、葡人和日本的海上力量和沿海“大窝主”所形成的海上私人贸易网络引发明政府的警惕,而海禁的严格执行却引发了嘉靖“大倭患”。所谓的嘉靖倭患实质上就是中国海商集团联合其他海上力量和沿海民众展开的海盗活动。“倭乱”消耗了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引发朝野的反思和争论。最终形成“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共识。这样隆庆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变革就有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条件。隆庆时期的海上贸易法可分为海禁法、朝贡贸易法、商舶贸易法和海上贸易习惯法。海禁法主要在《大明律》、《问刑条例》等刑事法律中规定。朝贡贸易法则主要在《大明会典》、则例中规定。海上贸易习惯法则是以东南亚为联结的印度洋和东亚为两核心的南海经济贸易圈中长期形成习惯和惯例。朝贡贸易法主要是“广中事例”和“月港体制”中形成的贸易法律制度,这是政府对私人贸易逐步认可的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法律制度,实质上也是制定法对习惯法的吸收。海禁法在明初是为防控张士诚和方国珍的余党而颁布,随着明朝统治的稳定,海禁成为维持政治稳定和强化明廷对海上贸易控制的工具。,地方在执行海禁法中出现“片板不许下海”的极端严苛的法律规定,引发海商铤而走险以武力对抗政府的海禁。因海禁影响到生存的沿海居民也纷纷接济或直接参与海上贸易。这样,明初构建的海禁防线被中外海上力量冲溃。明代朝贡贸易法是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奇葩。明之前,朝贡关系与海上贸易是分开的,海上贸易即市舶。明朝将朝贡关系与贸易关系即朝贡贸易。明朝朝贡贸易是“贡舶”,而“市舶”为非法。朝贡贸易在明初的确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尤其是永乐时期,对于倭寇的防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厚往薄来”原则使朝贡贸易注定难以长期维持。对于劳民伤财的朝贡贸易,从官员到皇帝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但是基于祖制难违,加上明朝中后期军事和经济的衰落而缺乏维系朝贡体系的手段,也只能勉强维持下去。正德、嘉靖时期,地方财政危机和巨额军饷需求催生了商舶贸易的发展。弘治时期开始的“广中事例”和隆庆时期发展的“月港体制”应运而生。“广中事例”起始于对朝贡贸易贡使附带商品的抽分,随后地方官员将之实施于朝贡国非贡期的贸易和非朝贡国海商的贸易。隆庆时期是“广中事例”法律制度重要发展时期。尽管正德、嘉靖时期朝廷几次允许广州对商舶实施抽分,但又反复被否定。虽然嘉靖后期,葡人得以居留澳门,并形成了“澳门—广州”二元中心贸易模式,但主要是以索萨与汪柏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可以说朝廷对之并不知情。随着隆庆开禁,“广中事例”才得以被朝廷默认,并收取租金。“广中事例”在海上贸易法方面,主要以海道副使、市舶司和香山县官员及地方三司进行管理。在海上交易和税收方面,逐步出现“官牙”、“客纲客纪”、“揽头”等中介服务商,并代为地方政府执行税收。正如葡人游记所描述的,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朝贡贸易和商舶贸易的并存。朝贡贸易在广州市舶司的来远驿进行,即所谓“持有许可”的贸易。而非朝贡国的商人则在海道指定的“屯门”（南头）进行。这种朝贡贸易（贡舶）和商舶贸易（市舶）的并存,在清代海关贸易时得以延续。隆庆时期,“广中事例”形成了丈抽和征银的税收制度,取代了之前的实物抽分制。福建的“月港体制”始于隆庆开禁,形成了不同于“广中事例”的贸易体制和法律制度。隆庆时期,月港贸易管理机构为海防同知,并专理税收。后来为防止海防同知滥用权力,形成了海道、海防同知、督饷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和制约的运作机制。月港税收制度包括船引税、水饷、陆饷和加增饷。明中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在贸易中遵守习惯法。这种习惯法是南海贸易圈在长期海上贸易中形成的习惯。除小额的现货交易外,在合同订立中普遍以特定的程序并采用书面形式。葡人游记、明人见闻录和类似于《初刻拍案惊奇》等文学作品,都有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交易过程的描述。私人海上贸易是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的国际贸易。为防控风险,往往采用各种合同履行的担保形式,比如以货物抵押,以人质担保,以财产和名誉为基础的综合担保。闽浙沿海的势要大家是私人海上贸易的“大窝主”,他们就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实力,为海商集团提供中介服务。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形成了“歇家牙行”运行模式,往往也是由势要大家即所谓“大窝主”经营。这种中介服务融牙行、歇家的价格评估、客店住宿、货物运输和储存、代为交税等于一体。在隆庆开禁后,这种形式被官方认可和利用,这就是明后期的“三十六行”和清代的“十三行”的雏形。隆庆时期的海上贸易法律制度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万历时期的督饷馆体制、税收制度都是以月港体制为框架的进一步发展。郑氏集团在从1625到1683年长达近60年中,把持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在具体海上贸易法上以月港体制为基础。郑氏集团的“牌饷”制就是对船引和水饷等月港税收制度为基础的创新。而郑氏的“五商制”是典型的“歇家牙行”模式。清代的海关制度是对传统的市舶司和海道、海防同知的职能利用形成的。而“十三行”更是明代的“官牙”、“客纲客纪”、“三十六行”中介服务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赵静[10]（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指出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二、浙江商人与浙江企业何以迅速崛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商人与浙江企业何以迅速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曾铸与晚清上海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 |
| 第一章 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绅商曾铸的登场 |
| 第一节 离闽寓沪的曾氏之家 |
| 第二节 曾铸的从商之路 |
| 第三节 捐赈与曾铸绅士身份的获得 |
| 第二章 曾铸在上海的社会交往与互动 |
| 第一节 儿女姻缘与交际圈的扩大 |
| 第二节 家族、社会双重责任的承担与曾氏瑞芝义庄的创设 |
| 第三节 曾铸与上海士绅官员的交往 |
| 第四节 以绅士身份加入上海商务总会等社团 |
| 第三章 近代上海公益转型中的参与与实践 |
| 第一节 从捐款到主持筹款:曾铸在善堂等组织中的公益实践 |
| 第二节 曾铸运米平粜与公益实践背后的权力暗流 |
| 第三节 上海新式教育的兴起与经营、投资新式学校 |
| 第四节 改良社会的尝试与社会公益转型 |
| 第四章 政治思潮下曾铸的政治参与及选择 |
| 第一节 华洋交涉护国权中的“公益”争取者 |
| 第二节 发展实业争利权的主力 |
| 第三节 立宪思潮与地方自治中的实干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4）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 四、谁的“乌托邦”? |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 本章小结 |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 三、自觉的“错位” |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 本章小结 |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 本章小结 |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 本章小结 |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9）明朝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of Doctor’s Thesis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选题研究价值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明代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相关社会背景的研究 |
| 二、明代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研究 |
| 三、葡人东来及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研究 |
| 第一章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变革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地区商业发展及海上贸易通道 |
|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
| 二、商业城镇与商人集团的兴起 |
| 三、东南沿海的主要贸易通道 |
| 第二节 葡人东来对东南海上贸易的影响 |
| 一、葡人东来的动力 |
| 二、葡人印度洋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实现 |
| 三、葡人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与合作 |
| 四、葡人东来的影响 |
| 第三节 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 |
| 一、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 |
| 二、明朝中后期朝贡贸易体系的衰落 |
| 第四节 私人海上贸易的繁盛 |
| 一、私人海上贸易兴起的原因 |
| 二、私人海上贸易的盛况 |
| 三、私人海上贸易的影响 |
| 第五节 二百年海禁政策的反思 |
| 一、隆庆之前的二百年海禁 |
| 二、海禁与嘉靖大倭患 |
| 三、“禁海”与“开海”之争 |
| 第二章 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的渊源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的刑事法源 |
| 一、《大明律》 |
| 二、《问刑条例》 |
| 三、榜例 |
| 第二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的行政法源 |
| 一、《大明会典》 |
| 二、则例 |
| 第三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的民事法源 |
| 一、民法 |
| 二、习惯法 |
| 第四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冲突的合理解释 |
| 一、隆庆开禁与律例的冲突 |
| 二、法律冲突原因分析 |
| 三、海上贸易法冲突的解释 |
| 第三章 隆庆时期的海禁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海禁法律制度 |
| 一、隆庆之前海禁法的制定 |
| 二、海禁法律制度的特征 |
| 第二节 海禁法的评价 |
| 一、海禁法律制度的历史分析 |
| 二、海禁法存在合理性 |
| 三、海禁法缺乏变通 |
| 第四章 从朝贡贸易法到商舶贸易法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的朝贡贸易法律制度 |
| 一、朝贡贸易的管理机构 |
| 二、朝贡贸易管理制度 |
| 三、朝贡贸易制度的实施和评价 |
| 第二节 “广中事例”的商舶贸易法 |
| 一、“广中事例”的形成 |
| 二、“广中事例”贸易法的内容 |
| 三、“广中事例”贸易法的实施 |
| 第三节 “月港体制”的商舶贸易法 |
| 一、“月港体制”的形成 |
| 二、“月港体制”贸易法内容 |
| 三、“月港体制”贸易法的实施 |
| 第五章 隆庆时期私人海上贸易习惯法 |
| 第一节 私人海上贸易的贸易模式 |
| 一、将私人贸易设法嵌入朝贡贸易 |
| 二、利用“广中事例”和“月港体制”实施贸易 |
| 三、组织海上走私贸易 |
| 四、中国海商集团兴起后的私人海上贸易 |
| 第二节 私人海上贸易主体 |
| 一、私人海商主体 |
| 二、私人海商组织形式 |
| 三、中介服务主体 |
| 第三节 海上私人贸易合同 |
| 一、合同的订立 |
| 二、合同的履行风险 |
| 三、合同履行的担保 |
| 第四节 私人海上贸易纠纷解决 |
| 一、南海贸易圈的海上贸易解决惯例 |
| 二、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纠纷解决途径 |
| 三、海禁背景下的私人海上贸易纠纷解决困局 |
| 第五节 隆庆时期私人海上贸易新趋势及影响 |
| 一、隆庆开禁后的贸易新趋势 |
| 二、隆庆开禁后的法律影响 |
| 第六章 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的法律制度特点 |
| 第一节 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变革特征 |
| 一、隆庆时期贸易实践的变革 |
| 二、法律思想变革 |
| 三、法律制度变革 |
| 第二节 多元利益集团互动推动立法 |
| 一、国际力量的积极影响 |
| 二、海商集团的积极争取 |
| 三、势要巨室的“穿针引线” |
| 四、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
| 第三节 隆庆海商贸易法律制度的局限 |
| 一、立法思想:祖制基础上的有限变革 |
| 二、开禁的范围和程度局限 |
| 三、存在缺陷的发展 |
| 第七章 隆庆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启示 |
| 第一节 隆庆时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一、对明朝后期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二、对郑氏集团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三、对清代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二节 隆庆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的启示 |
| 一、海上贸易法制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
| 二、海上贸易法制建设中的政府与商人角色的合理定位 |
| 三、海上贸易法制建设中国家与商人的利益平衡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浙江商人与浙江企业何以迅速崛起?（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曾铸与晚清上海社会[D]. 伊云静. 兰州大学, 2021(12)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5]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6]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7]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8]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9]明朝隆庆时期东南海上贸易法律制度研究[D]. 王炳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