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蔬菜产销体制的实践与经验

一、改革蔬菜产销体制的做法和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杨松楠^[1]（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三农”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目前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特别突出。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生活水平是关键。通过梳理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总结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经验,为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纵深发展提供了支撑。乡村振兴不仅是全国统考的“大试卷”,也为各省预留了实施区域性方案的选择空间。山东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扩大农产品生产、改进粮食生产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的重要指示与要求,立足于山东省农业资源的先天条件和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现状,要全力发展社会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来满足农业发展要求,还要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发展优势,如寿光、莘县等,让生态文明和农业生产和谐发展。通过“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实现以“产业兴旺”为基础,以“生活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基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社会化、专业化、组织化和集约化的特征,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相关论述和各届中央领导人的农业现代化思想,理清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梳理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础。然后通过调查和个案研究,分析山东省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成效,发现山东省在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探索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政策扶持不到位、低质量的要素资源投入、土地流转阻力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不高,并从政府、各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面进行问题成因分析。接着通过总结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前沿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并分析对比国内河南省、四川省、江苏省、黑龙江省等省份的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模式,从中汲取山东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借鉴参考的经验和方法,来加快山东省农业经济发展。最后,进而从完善土地流转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健全生产要素供给体系、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外部的合作共生机制和完善社会化服务六方面对如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出了科学性、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构建成助力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周勋章^[3]（2020）在《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的水平测度、经济绩效和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家庭农场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其确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要形式后快速发展。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纳入农业农村部门名录的家庭农场达到60万家,经营土地面积近1.6亿亩,年销售农产品总价值达到1946.2亿。家庭农场逐渐成长为最具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几年河北省家庭农场发展势头很好,2014年注册家庭农场仅为7809家,截止到2019年底达到41000家,每年平均增长6600多家。但是,现阶段河北省家庭农场普遍存在经营实力弱、产业链短、盈利水平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家庭农场处于种养业的生产环节,受上下游产业双重影响,加之现阶段农场主产业链延伸意识不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家庭农场迫切需要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来拓展经营范围,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然而,当前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家庭农场产业链是探索式的前向和后向延伸以及横向拓展,由此形成的产业链短且窄。国内外实践证明,蓬勃发展的家庭农场及其完善的产业链生成与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现阶段我国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弊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当前,我国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发展在实践环节已经大量存在。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并未引起国内理论界重视,相应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因此急需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方面的理论指导。本文借鉴分工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价值链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推拉理论等构建理论框架,以河北省1124个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为基础,在梳理国内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法、比较分析法、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法等,对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从家庭农场经营类型特征等8个方面分析了河北省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将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分为上游延伸、中游延伸和下游延伸以及横向拓展4个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在总结归纳现有产业链延伸水平测度理论和方法基础上,提出采用“合作度”作为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衡量指标,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作为合作度测度方法,以家庭农场产业链纵向延伸为例构建合作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度了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整体延伸水平、上游环节延伸水平、中游环节延伸水平和下游环节延伸水平;再次,将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测度结果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纳入到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中对产业链延伸水平对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的影响和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利用实地调研、深入访谈和资料整理等方法归纳出现阶段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3种典型模式,分析了每种模式优缺点和选择依据,并以纵向延伸为例研究了家庭农场产业链动态演进路径。通过全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较低,有75.60%的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处于一般和较低水平,只有24.40%的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处于中级和高级水平;上、中、下游环节之间产业链延伸水平有一定差异,总体上看是中游环节延伸水平最高,其次是上游环节,下游环节延伸水平最低;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在不同类型家庭农场之间和河北省11个地市之间的差异化不是非常显着。（2）家庭农场产业链整体延伸以及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环节延伸均对家庭农场经济绩效提升有显着促进作用。（3）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农场经营年限;家庭农场是否有注册品牌、是否获得绿色或有机认证、是否有完整财务记录等均对家庭农场经济绩效提升有显着影响。（4）河北省家庭农场主的产业链延伸意识不高,但提高农场主产业链延伸意识可以显着促进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5）政府部门支持力度和农产品质量监管力度对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有显着影响。（6）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模式比较单一,其中纵向延伸占主体地位;另外,家庭农场自身实力、产品特征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模式选择。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和产业链延伸政策建议:构建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创新家庭农场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优化政府财政补贴使用方向;提升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激发家庭农场主产业链延伸意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提升农场主综合素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从微观主体视角对产业链延伸进行研究拓展了产业链延伸研究视角。（2）通过设计产业链延伸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以“合作度”为衡量指标测算出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水平,分析产业链延伸对其经济绩效影响,研究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总结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典型模式和延伸路径等,构建了产业链延伸研究框架。（3）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链延伸整体延伸还是向上游、中游和下游延伸均可以显着提升家庭农场经济绩效;产业链延伸意识对产业链延伸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

胡静^[4]（2020）在《湖北省长阳县治理贫困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86-2010）》文中研究指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小康,是全人类从古至今共同追求的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完成的伟大事业。本文主要结合中国扶贫的阶段性特征,以农业扶贫为突破口,对长阳县1986年至2010年扶贫历程及实践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求能总结出一些中国农村地区较为成功的扶贫经验。按照扶贫的阶段性进行分期,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长阳县的经济情况和贫困状态进行介绍,对贫困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长阳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同年份湖北省及全国的平均水平。其致贫原因主要为地理区位不利、自然灾害频发、生产要素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等几个方面。第二部分介绍1986年至1993年从社会救济式扶贫转向区域开发式扶贫过程中,长阳县扶贫的具体举措。这一阶段长阳县主要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全县范围内大力发展地膜杂交玉米种植技术,提高玉米产量。针对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采取半高山区种植烟叶,高山区试点种植蔬菜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第三部分介绍1994年至2000年国家大规模减贫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长阳县扶贫政策及手段。此时长阳县温饱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长阳县在继续推行并改良地膜玉米种植技术的基础上,巩固温饱成果,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在高山蔬菜试点种植成功的基础上,长阳县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突破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进一步扩大市场,提高收入。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田水利改造,加强科技扶农育农,解决农民饮水难、用电难、出行难的问题,提高农民生产效率。第四部分介绍2001年至2010年在贫困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情况下,在国家扶贫工作要求更具多元化和人性化要求下,长阳县的扶贫思路及举措。长阳县以整村推进为重点,实施综合开发。长阳县建立全县贫困人口台账及数据库,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及瞄准更加精准;注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发展劳务经济,鼓起农民的钱袋子;对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贫困户实行易地搬迁与危房改造,创造脱贫的外在条件。同时,长阳县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龙头企业培植相结合,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部分。一是扶贫对象瞄准越来越精准;二是扶贫政策越来越全面;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是脱贫攻坚的硬件保障;四是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杨化冰^[5]（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认为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吴盛杰^[6]（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提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李攀^[7]（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张莞^[8]（2019）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实施全域旅游正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如今文旅融合大势所趋,已经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体现。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深远。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着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此加强旅游内涵和服务品质建设,加快推进和深化提升跨领域的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阐述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及形态,并且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此搭建了一套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县域、村镇和景区层面对羌族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在县域层面,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了羌区四县——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的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程度,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四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村镇和景区层面,对应五个田野调查点不同的融合形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和北川县石椅羌寨进行了农文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汶川县水磨古镇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茂县中国古羌城分别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和文体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同时,本文构建了羌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羌区四县分别进行了2013年至2023年的农文旅融合系统和文商旅融合系统的动态仿真模拟分析,以预测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的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初步显现;第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主要形态为农文旅、文商旅和文体旅,其中农文旅和文商旅最为广泛,文商旅融合发展态势和融合效应优于农文旅融合;第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不显着;第五,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建设成熟;第六,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不均衡,融合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程度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融合主体的组织障碍、融合客体的创新障碍、政府部门的体制障碍、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等等。针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县域、村镇和景区两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从政府、企业、村委会和居民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探索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的融合路径和发展方向,能够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形成有益的参考。

苏峰^[9]（2018）在《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二十余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受苏联模式影响以及长期被“左”的思想所禁锢,中共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认为公有制结构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格局,不断“过渡”和“升级”,最终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按劳分配也被异化为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调动多方积极性,多种经济成分经历了从默认、限制到引导、促进的过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贸经济、集多种经济成分于一体的股份制经济,以及获得法定地位的私营经济,经过十多年的突破与发展,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改革开放40年来,多种经济成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拉动社会投资、培育市场竞争环境、解决人民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聚焦1978年至1988年多种经济成分的复苏和兴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总结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正反两方面经验,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1978年至1988年,北京城乡多种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多种联产责任制和安置待业青年工作为集体经济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动力;从实际出发、探索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京郊之路”和推动乡村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有力推动了京郊农村集体经济的崛起;引发全国关注的“牛奶难”问题及其解决过程,展现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探索;改革开放后十年间,商业流通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对个体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和合资饭店,标志着外资经济在北京的起步;中关村一条街早期的三个争论和三次风波,特别是股份制改革尝试、政府作用对民营科技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正是这些经济形式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力促进了购销政策、物价政策、商业流通、财政管理、街道管理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深刻改变了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总的来说,北京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呈现出国有和集体经济主体地位巩固、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特点,扭转了人们此前的思想观念,迎来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所有制政策的根本依据;二是生产力标准是构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客观标准;三是解放思想是推动所有制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四是政府推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形成的有力支撑;五是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时代使命,不能站在今天苛责昨天。改革开放后这十多年北京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基本做到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内在需求和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特色鲜明,成绩突出,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刘镭^[10]（2017）在《组织联结：台湾农村治理的现代跨越 ——彰化湖村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过程,其中发生的各个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和紊乱会造成社会治理的危机,理解并矫正社会现代化变迁时期治理秩序的危机,是拓展社会治理视野、创新社会治理的历史前提。社会学关于社会团结的理论认为,社会治理需要社会的组织化为治理提供组织基础。本文从社会团结理论中提炼出了组织联结的概念,组织联结以某种组织出现,比如有形社团、合作网络等,这种组织联结的作用在于整合分散的个体,将分散的个体结构为一个整体。组织联结机制对于社会内部而言,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公共精神。从外部效应看,各种组织联结的存在,以密集的组织网络形式增进“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从而有利于现代治理体系的运作。本文以大陆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农民的组织化困境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以台湾彰化县湖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村的治理过程和机制的经验解析,概括了台湾乡村治理现状的学术面貌。在台湾与大陆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比较中,回答了在台湾农村治理的现代跨越中组织联结发挥的功能,并对行政、政治、社会、市场这四类组织联结的作用分别进行了论述。在参与湖村治理的行政组织联结方面,论文分别从乡公所、民政课和建设课、乡民代表、村干事入手,对其职能、施政方式进行了论述。行政组织的联结作用主要表现为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乡公所担负向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在具体的基层事务处理中,乡民代表也是传达基层需求的重要通道;村干事作为乡公所权力在村庄社会的延伸,扮演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民政课和建设课是具体负责实施的部门。行政组织通过向乡村社会输入公共服务,接通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在台湾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由于治理民主化的转型,公共行政具有民主特征,它体现为一种上下能够互相沟通的结构,行政组织的联结作用体现在其与村庄社会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合作网络。关系型社会特征和选举的政治需求使乡村基层政治人物多注重通过人际之间的感情联系,通过日常生活和行政交往与民众建构起合作网络,这种合作网络不但满足了其从民众获取政治支持的需求,也使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可以向上表达,因此,行政组织对社会的联结作用主要是通过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和有效的上下沟通实现。在湖村治理的政治组织联结方面,主要包括村长、基层政治派系、乡民会议代表等。台湾民主政治框架内,这些政治组织联结通过联系农民从而传送农民利益的方式,在民主体系的不同层次发挥了整合农民的作用,也促进了政治系统有利于农村社会的政策输出。由于民主治理体制的竞争性以及将利益显性化的特征,政治组织联结不但具有利益整合作用,而且也具有政治社会化作用。政治组织联结在持续的政治运作中,将民主制度转变为人们遵守行为的过程,作为个体农民因此习得了政治技巧,获得了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对其运作机理的认知,也从参与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政治过程对于维护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农民也就脱离了分散的、“马铃薯”的状态,结成了团体,从而出现的结果是农民能够进行组织化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利益。在扎根湖村发展的社会组织联结方面,主要包括传统的社会文化联结和新兴的社区组织联结。从社会文化传统看,台湾农村社会至今依然还保留着浓郁的宗族传统,宗族在村庄社会的生活中还依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纽带。而从治理的角度分析,宗族纽带具有一种社会组织化的作用。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宗族文化传统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支持性网络,它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在湖村治理因素中,民间信仰作为精神性的活动,发挥着精神层面的整合作用,塑造着人们的心理秩序,从而使村庄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新兴的社区组织代表了村庄社会内生的民间力量,在村庄社会建设和治理方面担负一定职责,从而有利于形成村庄治理的内部秩序。同时宗族、信仰和社区组织形成的社会联结,往往与村庄外部社会事务相互联系,成为外部力量向村庄社会渗透的渠道,特别是对于政治选举而言,社会组织成为表达村庄利益和政治支持的管道,也因此成为凝聚村庄社会的组织联结。在服务湖村产业的市场组织联结方面,论文主要从农会和各种产销班入手,介绍这些市场组织在农民经济事务治理中的作用。农会作为从上到下的农民组织,为农民经济活动提供援助,产销班是农民自主合作的市场组织,农民加入市场组织是市场经济的运行的需要,也使得农民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农民建立的各种合作组织,共担风险,共享盈利,从而使得经济活动的结果尽可能多的有利于农民自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是农民被反向塑造。同时农民的市场组织不单是经济组织,由于它与政治的关联度较高,也使其成为表达农民利益,与政治机制进行利益交换的渠道。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化和政治的关联,使农民依据产业属性形成了农民利益集团,作为利益集团的农民已经懂得依靠民主政治的渠道维护自身利益。由此,作者认为组织联结支持了湖村治理的现代化,组织联结在现代化治理中具有利益表达与参与功能,也是现代社会个体重获组织归属和价值关怀的依托。在论文最后,作者肯定了台湾农村治理框架在组织联结、利益整合与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合理性,也对其在运行中社会分裂、黑金政治、民粹倾向的局限性做了评述。

二、改革蔬菜产销体制的做法和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革蔬菜产销体制的做法和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3）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的水平测度、经济绩效和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湖北省长阳县治理贫困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86-2010）（论文提纲范文）

（5）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8）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论文提纲范文）

（10）组织联结：台湾农村治理的现代跨越 ——彰化湖村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四、改革蔬菜产销体制的做法和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背景下山东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D]. 杨松楠. 齐鲁工业大学, 2021(12)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河北省家庭农场产业链延伸的水平测度、经济绩效和影响因素研究[D]. 周勋章. 河北农业大学, 2020(01)
• [4]湖北省长阳县治理贫困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986-2010）[D]. 胡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6]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张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9]北京市多种所有制经济格局的形成（1978-1988）[D]. 苏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组织联结：台湾农村治理的现代跨越 ——彰化湖村田野调查[D]. 刘镭.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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