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论文文献综述）
王小盾[1]（2021）在《汉文化视野中的东亚和东南亚音乐》文中研究表明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古代史上,存在一个以汉字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其中出现两种音乐文化传播:一是随人群迁徙而向经济繁荣地区的传播,二是由高文明地区向低文明地区的传播。由于后一趋势,礼仪音乐成为东亚音乐的主流。不过,从音乐接收的角度看,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形态:列岛地区较具主体性;群岛地区较多依赖于政治行为;半岛地区往往出现结构性移植,因而按接壤地区的文化特性分为南、北两种亚型。音乐史事实揭示:第一,作为物质文明,乐器的传播优先于音乐内容的传播;各地接受外来音乐影响的主要方式,是以本土声乐素材同外来器乐相结合。第二,在以政治体制为支柱的汉文化世界之外,宗教音乐（特别是佛教音乐）代表了一个联系于民众文化的世界。第三,用人类学的视角来观照汉文化视野中的区域音乐史,是音乐研究的必然趋势。
王皓,黄岭[2]（2020）在《越南汉喃四字蒙学文献述论》文中指出蒙学古籍是越南汉喃文献中的一批重要典籍,尤其是四言体教材占据着较大比重,表现了越南古代蒙学教材编撰需协韵、易吟诵、便记忆的特点。越南四字蒙学文献主要包括识字类、历史类、综合知识类、社会伦理类四个类型,它们不仅体现了越南古代初等教育的知识结构,还体现了越南启蒙教育的中国渊源。
徐丽鹃,陶水平[3]（2015）在《风赋、比兴、雅颂新论——兼比较章必功、王昆吾先生的“六诗”观》文中研究说明"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艺思想和艺术形态的一个核心关节点。文章在比较章必功、王昆吾两位先生的"六诗"观点基础上,认为从体用思维来考察"六诗"形态较为可取。"六诗"最初是作为诗、乐、舞相融合的祭歌形态而存在的,"声义并用"。虽然早期诗、乐、舞艺术合而不分,但在仪式行为演述过程中,"六诗"每一项不同种类文本都有区别于其他各项的规约性和主导性演示方式。同时,周代"六诗"具有生成性、动态性和多层累性特点。从整体横向层面上看,"六诗"是一组相互关联,融合了乐舞、文辞、诗史以及仪式表演于一体的具有不同功能的混合型"诗"歌艺术形态。从纵向历史发展而言,"六诗"体系经历了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积淀过程,最终由诗乐形态改造为以诗辞教化为基点的"六义"。
王小盾[4]（2015）在《东亚俗文学的共通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学,就其同汉字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体制文学或文言文学,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俗文学或语体文学。后者既包括对汉语白话文学的记录,也包括用汉字及其变体记录的域外口语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曾经采用快速移植的方式进入域外,其代表品种就是在日本、越南、朝鲜半岛流传的敦煌文学。不过,域外俗文学主体是采用慢速受容方式建立起来的派生汉字文学,亦即用汉字变体记录的口语文学,比如日本的假名文学、越南的喃文文学、朝鲜半岛的乡札文学和谚文文学。这些文学既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又有深刻的共通性。它们的初始品种都是同仪式相关的歌谣;它们最初以皇室为中心流传;它们的作者是喜爱口头文学的文化人;它们的传播者具有"文言—白话"、"白话汉字—派生汉字"的双语能力;它们的文字同时用于记录乡村习俗以及非主流的知识;它们有反体制倾向,注重描写女性生活和下层人的命运;它们在艺术趣味上追求尖利与诙谐;它们重视交流、提高并有自己的典范作品;它们跨越国界建立了专属的传播渠道,进而构造了一个彼此互通的知识世界。这些事实证明了古代东亚俗文学共同体的存在。
周兴泰[5]（2014）在《古代辞赋与中国叙事传统》文中提出辞赋作为中国文学中一种古老而特殊的文体,具有浓郁的叙事色彩,主要体现为假托人物问答的虚构性叙事、空间与事类叙述的结合、卒章显志的叙事范式、基于口头韵诵传播的听觉叙事等,这对中国叙事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叙事能力由稚嫩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辞赋因对外部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使人们的叙事思维大步向前跨越,从而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
张家豪[6]（2014）在《2009—2013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本文接续《2007—2008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综述》（《2007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86—97页）并参考《2007—2009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综述》（《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6,2009.9,139—160页）、《2009—2010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综述》(《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7,
徐丽鹃[7]（2014）在《周代“六诗”与中国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研究》文中提出关于三代礼乐文化和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研究,很多问题其实都可聚焦于“六诗”。“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一个重要的诗歌术语,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它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艺形态及思想的一个核心关节点。“六诗”涉及三代诗乐观、文学观、政教观等,蕴含了三代礼乐文化生成及传播系统等众多学术信息。目前将“六诗”引入文学、诗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就本人所见,成果大多限于一些单篇论文或专章专节,专着较少。这种散金碎银式的研究状况与该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显然很不相称。中国早期文艺形态对应的是基于礼乐、政治制度和实用性基础之上的文体观。本文从广义文体学出发,坚持体用合一、以“用”为主的思维,考察“六诗”的起源、根植、衍生、传播及衰落,进而探讨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生成问题。论文将“六诗”放入礼乐文化和诗歌艺术演变的历史语境中,关注“六诗”艺术形态及其形成的社会制度、传播等之间关系,强调“六诗”的生成性、动态性与多层累性,对处在不断建构中的“六诗”体系及功能演变进行系统探讨,从而揭示诗歌艺术形态的生成及思想。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上古诗、乐、舞形态与功能分析。上古任何一种仪式,都与一定的巫术、宗教或伦理、政治等思想观念相关,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形成不同的仪式类别,并支配着仪式乐舞的存在方式和形态。“六诗”最初正是作为诗、乐、舞相融合的祭歌形态而存在,“声义并用”。先民存有的大量巫术乐舞和祭祀用乐实践,就可视作六诗理念的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原型。由此,从发生学上看,“六诗”作为音乐文学与原始宗教祭祀具有密切关联,故考察上古诗乐与原始宗教祭祀的相关礼乐传统,成为本文研究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点。二中国早期诗歌大多是礼乐制度的直接产物,其应用与礼乐仪式相始终。“六诗”的生成主要植根于三代文艺观（包括文艺观、宗教观、政治观、教育观）,论文将结合夏商巫祭仪式乐舞探讨各诗的早期形态,并在三代礼乐社会制度背景下,思考“六诗”的渊源、形成、体例、传播等诸多问题。大师掌教“六诗”与王官之学密切相关,并直接通过周王室权利地位的升降变化反映出来。论文第三章结合上古王官文化探讨先秦巫瞽文化、“听政”等制度,对“六诗”音乐文学的形成进行深度阐发。大体以“六诗”为中心的礼乐教育活动,通过巫术祭祀的宗教功能,以及政治教化功能,将原本分散的个体存在,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体系,规范了周代特有的礼仪文化。这种文化经过祭祀活动的反复演述渗透,并通过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三从横向层面上看,六诗的存在、性质乃至传承内容包括采诗、编诗、教诗等多种形态。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而言,六诗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相吻合。大司乐章所属“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分类,涵盖了文、武、成、康时期周诗的特点,当属成熟期、鼎盛期的六诗,其顺序体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专业的乐教原则。《诗三百》的结集代表了仪式乐歌的兴盛,作为周代的教科书其基本上与大师教“六诗”相类似,因此在上古历史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诗三百》成为破解“六诗”仪式形态的最重要文学文本。论文第四、五章将结合《诗三百》在西周以及春秋时代的结集,考察六诗的演述形态、教育传播及在各重要仪式场合的典用。四伴随王官文化的衰落,春秋赋诗、引诗使得音乐逐渐成为独立艺术样式,诗乐分途。“六诗”作为仪式乐舞的功能特征亦逐渐丧失,脱离祭仪音乐,最终演变为“六义”。从诗的艺术形态和功用来看,“六诗”概念主要是西周时代乐教概念,对国子进行训练的乐舞、乐语、乐德等的项目训练,作为音乐文学,六诗在社会各层面中传播演奏,虽然早期阶段诗、乐、舞艺术合而不分,但在仪式演述过程中,这些不同种类文本都有不同的形态功能,每一项都有其特定的区别于其他各项的规约性和主导性的演示方式。而“六义”则是汉代儒家诗学概念,诗乐分离,直接服务于政治。“六诗”和“六义”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了诗乐结合的乐教向诗乐相对独立的诗教转变。这一发展过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由诗乐一体到诗乐分途的历史性演变,并对后世儒家以诗辞教化为基点的经典诗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论文对于“六诗”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先秦艺术形态生成、演变的研究,同时对于构建既有现代意义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以及当代文艺形态建设和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王继荣[8]（2014）在《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相关讲史类题材文学作品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将敦煌变文与日本文学作品中共同的题材进行比较的研究虽然成果多显,但是很大程度上因为语言的关系,并未能完全相互理解与吸收。而本文就是立足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重点将既存在于变文又出现在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伍子胥,王陵,李陵、苏武,王昭君等人的故事流变进行整理。从它们可能的共同史料的来源入手,将其各自不同的体现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在遣隋、遣唐留学生作用下的相关历史题材故事的不同的吸收过程。同时运用其差异,分析出现不同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些存在疑问的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分别介绍敦煌变文及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讲史类题材的内容,对敦煌变文的概念、分类及本文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的范围作出限定,然后分章对伍子胥,王陵,李陵与苏武、王昭君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希望有所收获。
李志峰,金晓燕[9]（2013）在《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现状及其文学文化转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逐渐重视越南汉文小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十年来两岸学者的研究专着和论文数量逐渐增多。在这些研究中,总体上既论说汉文化的渊源又指出越南汉文小说的民族特色,在此,将研究成果根据论述观点的侧重粗略地分类,力求提炼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的主要观点。期盼更多研究者致力于此,推进越南汉文小说的深入研究。
韩洪波[10]（2013）在《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这一课题,旨在以以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支撑,分析变文文体的影响,探讨自变文至元明词话等说书文体演变过程,并且探讨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文化因素。说书在我国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以及神话、传说,但至唐代始蔚为大观,而且持续盛行于宋、元、明、清,与正统文学分庭抗礼。百余年前敦煌石室中变文写卷的发现,弥补了宋前说书文献不足征的遗憾,为研究古代说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作为敦煌学的重要一支,变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变文的名称、来源、体制、分类、整理、汇辑、校勘及单篇变文的研究等,研究角度尚有待于更新。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变文为出发点,以文体学理论为主要支撑,探讨从唐代变文、词文到宋元词话,再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演变的线索及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俗文学研究甚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分析研究现状,提出创新之处等。第二章,主要分析唐代变文与话本的文体特点。1、唐代出现的变文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是一大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制之新、语言之新和风格之新,为后世讲唱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典型的范本。2、变文是敦煌石室古卷子中,影响于后世文学最巨者,宋元话本受其影响,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又是其嫡系子孙,长篇通俗小说也借其辉光。它的形成既与汉译佛经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先唐固有的多种文学样式密不可分,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表现出文体众备的独特个性。3、因为变文所依托的“俗讲”、“转变”之俗,故变文思想内容通俗易懂,其中蕴含的忠孝观念及对天堂、地狱的描写,均体现出世俗化的特点；变文语言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口语俗语词及熟语成语,也体现出强烈的通俗性。4、就内容上讲,变文叙事空间主要包括地域内容和景物内容。场面是变文叙事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其中神魔斗法场面、游历地狱场面和军事战斗场面最为突出。变文叙事中的空间转换依靠指示性语句得以实现,这些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并列性为主。变文叙事空间化的特征对后世白话小说有深远影响。5、唐代话本在韵散相间的体制、宏伟的篇幅和俗讲仪式方面汲取了变文和民间说书的营养,并且深远地影响了宋代话本的形成,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体制的定型和创作手法的改进等方面,在文体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意义。第三章,主要讨论宋元说话及词话文体。1、宋元讲史平话征诗入史,是诗骚传统在说话艺人那里引起的回声,是说话艺人意欲炫耀其博学多闻的表现,并借以提高通俗小说在文学殿堂的地位,又是用来评判是非、以示劝惩的手段。2、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3、“新话”与“新语”相近,实为旧话新说、汇集旧闻轶事的小说家言。其体制可远溯至汉代陆贾《新语》,而主要是借鉴《世说新语》之体,为说书艺人提供底本,以随意拼接,临场演绎新的故事。4、《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诗话”为名,与《本事诗》及《六一诗话》等“诗话”着作的体制有关,它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汲取变文的体制因素,又有所突破和创新,以空间转换来叙事,具有独特的文体风貌。5、元代词话没有文本流传,却大量保存在元杂剧之中。词话在元代非常流行,它在继承唐代词文和宋代陶真的基础上,创新了句式,扩展了功能,对于元杂剧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主要讨论明代词话文体。1、通过对陶真一词的训诂以及有关文献记载的解读,分析陶真的产生及演变特点,认为作为讲唱艺术的陶真的形成与道教不无关涉。陶真一词最早于宋代出现。元明清时期的陶真,在继承宋代陶真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创新,并且与词话、弹词、鼓词、戏曲及小说等门类有一定的交叉关系。2、盲词是对民间流行的多种讲唱文学的泛称,因多为盲人演唱故称盲词,但其唱本可以供人观览,以备消遣,甚至有文人借盲词以自娱或嘲谑,已经超出了盲人演唱的拘限。盲词句式以七言为主,又杂以其它句式,以浅显易懂为旨归,被视为鄙俚浅薄之书,受到歧视和禁止,但这也正是盲词受到民众甚至文人青睐的原因。3、杨慎《历代史略词话》文体的形成,是唐代变文、宋代说话以及元杂剧等多重文体历史积淀的结果,其开头和结尾的格局是对变文押座文与解座文的遥远回应；其“讲历代年载废兴”、“总依故事”的编撰思路是对宋代说话“历代兴亡了然在目”、“阔论高谈依故典”高超技艺的积极借鉴；其说话套语的运用更是对宋代说话的继承发展,而“攒十字”的韵文形式则直接取法于元杂剧的唱词体制。《历代史略词话》在说唱文学文体发展史上具有因旧与开新的双重意义。4、明代“弹词”一语的意义变动不居,亦非“弹唱词话”、“搊弹说词”、“弹唱说词”三者之省文。但其形成却又受词话沾溉良多。其名与实的错位,与讲唱文学的特性和文体演变及事物发展规律有关。第五章,以《大唐秦王词话》为个案,讨论其文体特点。1、《大唐秦王词话》具有史化和诗化的双重倾向,前者表现为对传记文学“实录”精神的继承,后者表现为大量诗词韵语的使用,体现了阔大、豪放、刚健的风格。这方面提高了词话作为讲唱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了词话向章回小说过渡的迹象。2、词话叙事时间的控制策略是其说书艺术的性质决定的,虽然词话可以诉诸文本让读者观看,但其说唱的特质却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说书艺人实践经验的升华,以致于形成一种传统,牢固地在与诗文等正统文学之外的说书领域留下深深的印记,即使已经形成了案头文本,也仍然虚构出一种说书场的氛围,将读者虚构成现场的听众。3、《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礼书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4、《大唐秦王词话》作为明代词话的代表作品,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说唱文学特点,即口头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显着的案头化风格,其文体具有二重性。这一特征形成的因缘,既是由于词话虽然形成具体的文本,但其源头来自于口头说唱,保存了说书人现场表演的常用套语,又源于文人细致的修订,体现了目治而非耳听的意图,以供阅读玩味。换言之,这既是文体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又是因为不同文体互相借鉴,以致于“兼类”和“游移”的客观事实。第六章,分析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文体。1、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是在继承唐代词文、变文及宋代说话、陶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明代词话的典范形态,与明代的《历代史略词话》及《大唐秦王词话》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作为说唱艺术的“词话”,意为借唱词或吟词讲述故事。2、以《剪灯新话》为代表的文人小说书写具有“以自怡悦”与“托事兴辞”的高雅格调,与说唱词话的“奉劝多人仔细听”与通俗顺口的俚俗风格迥然相异,二者在叙事结构方面亦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在于文人小说受到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重“美刺”,尚复古,欲“立言”以不朽,而说唱词话则志在娱人,适于世俗,借演事以动人。3、词话的先驱是唐代的词文,与其相关的还有变文、曲子等；延至元代,词话成为与杂剧并列而又被杂剧汲取养料的技艺及文体;明清两代,词话所指被泛化,不但指说唱底本,而且指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以及弹词。第七章,讨论影响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的文化因素。1、变文、弹词、鼓词等说书门类,流行于历朝历代,深受民众喜欢,但在古代文体序列中却处于寂寥冷落的尴尬境地,既很少见于公私目录,又屡遭禁毁,还受到文人学士的鄙视。这不仅是因为说书与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而且与说书人社会地位卑下有关,更因为说书与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枘圆凿。2、从先秦到明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的风云多变,构成了说书人产生、发展、演变的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说书人的身份背景、社会因素等与讲唱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整体走向。以说书人为切入点,考察与其相关的错综多变的生态环境,是研究讲唱文学的一种新思路。3、从唐宋至元明,自变文到词话,从发愿祈福到娱心娱情,接受群体屡加变迁,渐次扩展。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作用愈加突显。文人怀着与普通接受者不同的接受目的,不但对词话的文体进行精致化的改进,而且促进了词话文体的变异与发展。4、说唱词话从谐于里耳到入于文心,经历了一个渐进而曲折的过程,亦表现了说唱词话从口说耳听的技艺向章回小说演进的环节,通过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与《大唐秦王词话》等词话的多方位比较,可以窥见其中若干演化规律。5、分析与词话关系密切的平（评）话,意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中外存世典籍,进一步探讨“平话"和“评话”的联系和区别及其历史性发展的动态过程,分析其从元代的盛行一时到明清时泛指延展的演变轨迹。
二、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2）越南汉喃四字蒙学文献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识字类 |
| 二、历史类 |
| 三、综合知识类 |
| 四、社会伦理类 |
| 小结 |
（3）风赋、比兴、雅颂新论——兼比较章必功、王昆吾先生的“六诗”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章、王二位先生的“六诗”观辨析 |
| 三、关于“六诗”形态及生成的新识 |
（5）古代辞赋与中国叙事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 引子 |
| 一、假托人物问答的虚构性叙事 |
| 二、空间与事类叙述的结合 |
| 三、卒章显志的叙事范式 |
| 四、基于口头韵诵传播的听觉叙事 |
| 结语 |
| 一、辞赋的虚构性叙事特征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叙事思维与叙事能力的进步。 |
| 二、辞赋对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 |
（6）2009—2013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相关研究 |
| 二、语言文字研究 |
| 三、敦煌文学研究 |
| (一) 综论 |
| (二) 诗歌 |
| (三) 曲子词 |
| (四) 变文 |
| (五) 俗赋 |
| (六) 经、子典籍方面 |
| 四、敦煌宗教研究 |
| 五、敦煌民俗研究 |
| 六、敦煌艺术研究 |
| 七、敦煌乐、舞研究 |
| 八、敦煌史地、教育、经济、医药、法律研究 |
| 九、人物方面 |
| 十、书评 |
（7）周代“六诗”与中国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1 《周礼》与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现状 |
| 2 周代“六诗”研究的众说纷纭 |
| 三 研究思路、框架及方法 |
| 第一章 上古诗歌艺术溯源与“诗”之滥觞 |
| 第一节 诗歌艺术起源及“诗”字本义 |
| 第二节 早期诗歌艺术形态及发展演变 |
| 第二章 夏商巫祭仪式乐舞与“六诗”之根植 |
| 第一节 风诗与原始巫术乐歌 |
| 第二节 赋诗与原始祭仪乐歌 |
| 第三节 比诗、兴诗与原始图腾乐舞 |
| 第四节 雅诗与夏代祭仪乐舞 |
| 第五节 颂诗与宗庙祭仪乐舞 |
| 第三章 早期王官文化制度与“六诗”之衍生 |
| 第一节 古学出于王官 |
| 第二节 巫瞽文化与“六诗” |
| 第三节 纳言听政与“六诗” |
| 第四章 西周初中期的制礼作乐与“六诗”之建构 |
| 第一节 周公“制礼作乐”与周初仪式乐歌 |
| 第二节 成王、康王时代的仪式雅颂诗 |
| 第三节 宣王中兴与仪式乐歌之演变 |
| 第五章 西周礼乐教育制度与“六诗”之传播 |
| 第一节 周代“六诗”之演述形态 |
| 第二节 周代音乐机构和乐官制度 |
| 第三节 西周乐舞、乐语之教 |
| 第四节 乐德与诗之“义教” |
| 第六章 春秋王官下移而“六诗”衰 |
| 第一节 春秋仪式乐歌的延续 |
| 第二节 从春秋赋诗之风看“诗乐分途” |
| 第三节“义”之扩展---引诗言义 |
| 第四节 王官失业而乐衰 |
| 余论 |
| 一 从“六诗”到“六义” |
| 二 “六诗”研究对后代的影响 |
| 三 “六诗”研究的当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相关讲史类题材文学作品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敦煌变文的研究概况 |
| 二、本文的选题缘起 |
| 三、本文的研究重点 |
| 四、本文的行文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敦煌变文及变文中讲史类题材的内容 |
| 第一节 敦煌变文的概念与分类 |
| 第二节 敦煌变文中讲史类题材的内容 |
| 第二章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中国讲史类题材的内容 |
| 第一节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的范围 |
| 第二节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中国讲史类题材 |
| 第三章 伍子胥相关题材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伍子胥故事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伍子胥变文 |
| 第三节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伍子胥相关内容 |
| 第四节 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伍子胥故事异同 |
| 第四章 王陵相关题材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王陵故事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汉将王陵变 |
| 第三节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王陵相关内容 |
| 第四节 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王陵故事异同 |
| 第五章 李陵、苏武相关题材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李陵、苏武故事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李陵变文与苏武、李陵执别词 |
| 第三节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李陵、苏武故事 |
| 第四节 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李陵、苏武内容异同 |
| 第六章 王昭君相关题材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王昭君故事的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王昭君变文 |
| 第三节 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相关内容 |
| 第四节 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王昭君描写异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9）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现状及其文学文化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现存越南汉文古籍状况 |
| (一) 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 |
| (二) 中国和海外现存越南汉文古籍状况: |
| 二、越南汉文小说出版情况 |
| (一) 中国大陆出版情况 |
| 1、《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
| 2、《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
| (二) 台湾出版情况 |
| 三、越南汉文小说研究 |
| (一) 侧重汉文化渊源的研究 |
| 1、越南汉文小说观念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研究 |
| 2、越南汉文小说艺术手法对中国古典小说借鉴的研究 |
| (二) 侧重汉文化圈越南民族特色的研究 |
| 1、作品中异国特色的研究 |
| 2、越南汉文小说发展的民族性差异的研究 |
| 四、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的一点反思 |
（10）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和范围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唐代变文与话本文体研究 |
| 第一节 变文之“新” |
| 一、体制之新 |
| 二、语言之新 |
| 三、风格之新 |
| 第二节 变文之“杂” |
| 一、变文散说部分的文体之“杂” |
| 二、变文唱词部分的文体之“杂” |
| 三、变文韵散相间形式的中外渊源 |
| 第三节 变文之“俗” |
| 一、“俗讲”、“转变”之俗 |
| 二、思想内容之俗 |
| 三、语言之俗 |
| 第四节 敦煌变文空间叙事 |
| 一、变文空间叙事中的地域内容和景物内容 |
| 二、变文空间叙事中的场面 |
| 三、变文叙事中的空间转换 |
| 第五节 唐代话本文体的过渡意义 |
| 一、唐代话本篇目 |
| 二、唐代话本的形成 |
| 三、唐代话本对宋元话本的启迪 |
| 第三章 宋元说话与词话文体研究 |
| 第一节 融诗于史 宋元讲史平话引用诗词韵语考证 |
| 一、宋元讲史平话所引诗词韵语 |
| 二、宋元讲史平话所引诗词韵语来源 |
| 三、宋代讲史平话引用诗词韵文的意义 |
| 第二节 宋元小说家话本“娱心”和“劝惩”功能的文体呈现 |
| 一、宋元小说家话本“娱心”功能的体现 |
| 二、宋元小说家话本“劝惩”功能的体现 |
| 三、宋元小说家话本对正统观念的突破 |
| 第三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体研究 |
| 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诗话” |
| 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说部” |
| 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变文” |
| 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章回小说 |
| 第四节 《醉翁谈录》中“新话”考 |
| 一、“新话”与“新语” |
| 二、“新语”溯源 |
| 三、《绿窗新话》对《世说新语》的借鉴 |
| 四、“新话”的具体含义 |
| 第五节 元杂剧中所见词话考——以《元曲选》为中心 |
| 一、元代词话文献及解读 |
| 二、《元曲选》中所见词话的引端及句式 |
| 三、词话在元杂剧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明代词话文体研究 |
| 第一节 “陶真”源流考 |
| 一、“陶真”释义 |
| 二、陶真的发展 |
| 三、陶真与其它品类的关系 |
| 第二节 “盲词”考 |
| 一、“盲词”溯源及其所指 |
| 二、盲词之俗鄙 |
| 三、盲词之受青睐 |
| 第三节 论杨慎《历代史略词话》文体的因旧与开新 |
| 一、《历代史略词话》与变文 |
| 二、《历代史略词话》与宋代说话 |
| 三、《历代史略词话》与元杂剧 |
| 四、《历代史略词话》的文体个性 |
| 第四节 明代“弹词”名实新辨 |
| 一、弹词之名 |
| 二、弹词与词话 |
| 三、弹词名实错位之缘由 |
| 第五章 《大唐秦王词话》文体研究 |
| 第一节 《大唐秦王词话》的史化与诗化 |
| 一、《大唐秦王词话》的史化 |
| 二、《大唐秦王词话》的诗化 |
| 三、《大唐秦王词话》史化与诗化的整合 |
| 第二节 《大唐秦王词话》叙事时间控制策略分析 |
| 一、“话说”与概要 |
| 二、“说”、“道”与场景；“但见”、“怎生”与停顿 |
| 三“原来”与“后话” 倒叙与预叙的闪回和展望 |
| 第三节 《大唐秦王词话》的叙事与礼书 |
| 一、《大唐秦王词话》的空间叙事 |
| 二、《大唐秦王词话》的“总分”与“返始”叙事 |
| 三、礼书对《大唐秦王词话》叙事的影响 |
| 第四节 口头与案头——论《大唐秦王词话》文体的二重性 |
| 一、《大唐秦王词话》口头特性的表现 套语 |
| 二、《大唐秦王词话》案头特性的表现 |
| 三、《大唐秦王词话》文体二重性的原因 |
| 第六章 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 |
| 第一节 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体概览 |
| 一、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体的渊源 |
| 二、成化刊本与明代其他词话之比较 |
| 三、明代词话文体之内涵 |
| 第二节 写心与娱心 说唱词话与文人小说格调的差异 |
| 一、自娱与娱人 |
| 二、“托事兴辞”与通俗顺口 |
| 三、叙事结构的差异 |
| 四、说唱词话与文人书写格调差异的文化背景 |
| 第三节 浸润与迁流 词话文体演变的因缘蠡测 |
| 一、词话与词文 |
| 二、词话的新变阶段 |
| 三、词话的混称阶段 |
| 第七章 词话文体流变的文化考察 |
| 第一节 说书在古代文体序列中的尴尬地位及其成因 |
| 一、说书历史简况 |
| 二、说书地位之低 |
| 三、说书地位低下的深层原因 |
| 第二节 说书人与古代文学生态的变迁 |
| 一、先唐 孕育与起步 |
| 二、唐五代 兴起与发展 |
| 三、宋元时期 繁盛与钳制 |
| 四、明清时期 鼎盛与衍化 |
| 第三节 从变文到词话接受群体的历时性探考 |
| 一、变文的接受者 |
| 二、宋代说话的接受者 |
| 三、元代词话的接受者 |
| 四、明代词话的接受者 |
| 第四节 里耳与文心 说唱词话的雅与俗及其互动 |
| 一、里耳 说唱词话意在通俗的表现 |
| 二、文心 说唱词话有意为之的表现 |
| 三、里耳与文·心的交融 |
| 第五节 “平话”与“评话”的演变轨迹及审美感染力解析 |
| 一、元代“平话”的专美一时 |
| 二、明代“平话”和“评话”的泛指混融 |
| 三、清代“平话”(“评话”)的延伸扩展 |
| 四、“平话”(“评话”)的审美感染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论文参考文献）
- [1]汉文化视野中的东亚和东南亚音乐[J]. 王小盾. 音乐研究, 2021(02)
- [2]越南汉喃四字蒙学文献述论[J]. 王皓,黄岭. 国际汉学, 2020(02)
- [3]风赋、比兴、雅颂新论——兼比较章必功、王昆吾先生的“六诗”观[J]. 徐丽鹃,陶水平. 学术论坛, 2015(06)
- [4]东亚俗文学的共通性[J]. 王小盾. 中国社会科学, 2015(05)
- [5]古代辞赋与中国叙事传统[J]. 周兴泰. 中国比较文学, 2014(04)
- [6]2009—2013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综述[J]. 张家豪.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 2014(00)
- [7]周代“六诗”与中国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研究[D]. 徐丽鹃. 江西师范大学, 2014(03)
- [8]敦煌变文与日本古代相关讲史类题材文学作品比较研究[D]. 王继荣. 兰州大学, 2014(11)
- [9]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现状及其文学文化转向[J]. 李志峰,金晓燕. 文化与传播, 2013(04)
- [10]从变文到元明词话的文体流变研究[D]. 韩洪波. 扬州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