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要追求可持续发展

一、大企业必须追求持续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吴争程^[1]（2020）在《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及其对供应链金融系统动态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反向保理是支持企业延迟支付货款而不影响供应商现金流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观察到反向保理模式下核心企业要求供应商提供更长的信用期限。对此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基于核心企业为中小供应商提供的融资便利,支持核心企业延长信用期限;另一种观点认为延长信用期限破坏供应链金融价值,不支持核心企业延长信用期限。针对争议观点,本文以企业间商业信用活动为切入点,探索信用期限对供应链共创价值分配、供应链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围绕核心问题,本文在系统动力学理论指导下,从企业间商业信用动机与绩效入手,研究供应链企业间商业信用活动与供应链金融发展的相互影响。本文阐释商业信用期限对链上企业资金共享效应及共创价值分配的影响,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影响机理,具有深刻理论价值和普遍实践意义。首先,构建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买方供应链模型,分析企业间商业信用动机及绩效。在随机流动性冲击假设基础上,对比企业现款交易和商业信用交易模式效率差异,得出商业信用效率高于现款交易的条件,并解释商业信用的营运资金共享效应,结果表明应收账款收款成本是影响供应链营运资金共享效应的关键因素。其次,采用计量回归方法结合中国企业数据对商业信用动机与绩效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收款成本通过商业信用影响企业绩效。低收款成本有利于企业以商业信用为柔性渠道进行融资,有利于提高企业应对流动性风险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根据这一结果,发展应收账款融资的关键在于降低供应商收款成本。供应链金融反向保理能降低供应商收款成本。出于共享营运资金的动机,核心企业同意参与反向保理并要求进一步延长商业信用期限。再次,构建收益成本模型分析供应链金融价值创造及其分配问题。从财务角度和运营角度测量供应链金融收益。研究表明信用期限不影响供应链金融价值,但影响供应链金融收益分配。供应链金融共创价值中,供应商侧重财务收益而核心企业侧重运营收益。核心企业延长信用期限损害供应商财务收益,影响供应商的供应链金融参与意愿。最后,基于供应链金融系统动态特性,运用系统动力学研究延长信用期限对供应链金融系统动态影响。构建市场扩散模型连接供应链金融内在价值与外在市场表现,并对信用期限的影响进行动态仿真。结果表明,核心企业要求延长信用期限影响供应商收益,进而影响供应商参与供应链金融意愿,最终影响供应链金融发展。本文理论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构建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模型,理论推导并实证检验收款成本对企业间商业信用的影响,揭示核心企业要求延长信用期限的内在规律,指出供应链金融反向保理通过降低收款成本促进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其二,构建供应链金融收益模型,揭示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对供应链金融收益分配的影响;其三,构建供应链金融系统动力模型,将企业商业信用活动视为供应链金融系统输入变量,揭示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对供应链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影响。

王天宇^[2]（2020）在《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文中研究说明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极大激发了我国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使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尤其表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带动我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缺乏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协调共进,导致时至今日,农村发展仍然处于比较明显的滞后状态。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强调对农村发展、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全面支持,并且着重指出,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需要有创新性思路的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依据中国特色和具体国情来进行推进深化,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首先认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现代产业的坚实支撑（包括一、二、三产业）。农村整体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农村现代化就是一种无本之木。因此,欲加快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全面发展,必须依靠以现代产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要素在农村的植入、扎根、支撑及对农村传统体系的持续改造,打造农村发展、乡村振兴的强大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发展与植入现代经济要素、依靠现代产业全面带动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曾经有过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作为我国中小企业的早期代表有过辉煌的历史,极大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和农村日益富裕,对农村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之资金供应向大企业倾斜,技术人才和技术品牌的严重缺失,特别是国内市场环境总体上由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而路径依赖下的乡镇企业恰恰缺乏在过剩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和发展利器——技术特色。在这些背景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前景日益渺茫。同时,我们也充分关注到,除了乡镇企业的衰落,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同样处于艰难困境之中,其原因与乡镇企业如出一辙,关键就是技术进步缓慢、缺乏大企业的技术引领、特别是缺乏极其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集聚协作平台,及因集聚协作而引发的众多技术进步激励效应。由此,特色小镇建设就具有重大意义:依托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瞄准我国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转型提升,引入集聚相关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及本地特色乡镇企业,细化分工协作,培育、壮大、发展具有明显现代意义的特色产业,成为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力量,以现代产业支撑并全面协调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在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及目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为乡村发展带来重要的现代力量,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建设历史性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大重要难题:即既通过集聚协作效应加速中小企业提升,又充分依靠这一支现代力量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实现两者有效互动提升。因此,特色小镇就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成为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集聚平台、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农村全面对接城市化和工业化及现代服务的重要通道。在这基础上,本文充分研究现代产业对传统农村的全面改造,认为现代产业带来了全新的革命性气息:现代产业本身是对传统农村产业的根本性改造;现代产业带来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现代产业所要求的全新社会服务和空间环境;现代产业所带来的农村与外界全面对接等。本文同时进一步深化分析特色小镇的功能:第一,植入现代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将现代产业的根系进一步深入到乡镇一级,并且十分强调专业化集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特色小镇通过现代产业与乡村资源的对接,拉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回归,创造更多的乡村社会财富,成为乡村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增长极;第二,特色小镇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升机制。通过产业规模集聚协作效应,总体上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规模效应、协作效应、学习效应、品牌效应等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细分效应,更利于营造中小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良好环境。特色小镇及特色产业的市场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扩张,有利于中小企业所集聚的产业品牌与特色小镇品牌的提升。结合目前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发展难题（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来研究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功能指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显着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要求。特色小镇发展必须紧密契合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的迫切要求,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并且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强调中国特色小镇以“特色产业”为生命线,无“特”就无“特色小镇”。而产业特色愈明显,就愈能促进特色小镇更加蓬勃健康发展。本文最后对我国特色小镇的典范——浙江“大唐袜艺小镇”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令人鼓舞的是,从产业特色、品牌效应、企业提升、乡村富裕、农村发展等不同角度,“大唐袜艺小镇”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答卷。本文对中国特色小镇如何在全新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契合特色小镇发展、乡村振兴和中小企业提升的三者互动关系与机制,进行了有一定创新性意义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清晰突出中国特色小镇的功能倾向。

闫增辉^[3]（2019）在《企业成长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大企业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文中认为企业成长是企业存续发展的必然过程,并且受到来自企业内外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试图从要素投入、并购重组、技术创新、国际化经营四个维度,来分析这些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理。论文选择了结构方程模型这一分析工具,来深度揭示要素投入、并购重组、技术创新、国际化经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以及相应观察变量之间的影响作用。论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文献回顾,明确研究变量,提出研究假设;二是构建各变量作用路径模型,收集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三是根据检验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对策建议。论文共分为六章进行阐述。第一章是引言,主要是介绍本论文选题的背景情况与研究问题的提出,阐述本论文研究主题在国内外的演进现状以及开展本论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明确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内容与研究的逻辑框架,说明本论文将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与推进的技术路线,指明本论文研究所达成的创新成果,让读者清晰把握本论文的研究依据、思路、内容、价值与意义。第二章是企业成长研究文献的综述,主要是对已经发表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整理;包括对企业起源与演进的介绍,从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新古典主义传统的企业成长分析等10个视角对国外重要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以及从企业成长基础理论研究、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研究等7个视角回顾整理国内相关文献。第三章是研究变量与研究假设,涉及到隐变量和观察变量的设定,并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提出了 10个隐变量假设和39个观察变量假设。第四章是研究对象选择与数据处理,论文以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所涉及到的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前提对研究数据进行收集。第五章是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先是进行了研究模型的构建与修正,然后将样本数据代入模型计算输出结果以及路径系数检验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对隐变量作用路径、观察变量作用路径的计算与检验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得出所有研究假设的检验结论。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了5个重要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了促进企业成长质量提升的4个对策建议,指出了本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后续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展望。论文最终以2017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这一子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完成了检验;最终10个隐变量假设中有仅有假设H4（企业要素投入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获得了严格支持。另外9个假设中,有4个假设（假设H1、假设H5、假设H6和假设H9）由于建模原因没有被纳入检验范畴,不得不另行借助相关性分析进行了补充检验;其他被认定为未获支持的5个假设中,假设H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成立,但并不严谨;假设H3和假设H7所代表的路径虽然确实表现为弱正向影响,但均不显着,因而也不支持具有显着正向影响的假设;假设H8和假设H10所代表的路径系数为弱的负向影响,与假设所假定的正向影响方向完全相反,故也均未能获得检验支持。在全部39个次级假设中,共有18个研究假设获得了严格支持;2个研究假设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但由于显着性水平稍高于0.05,而未能通过检验,即部分获得支持;7个研究假设作用方向与原假设一致,但作用效果较小,且没有通过检验,因而未获支持;此外,还有12个研究假设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与原假设完全相反,因而未能获得支持。基于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结果,研究发现:（1）影响企业成长的各因素之间作用关系复杂,影响效果存在不确定性;（2）要素投入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企业加快成长的关键力量;（3）研发强度既可助力成长速度,也能有效提升企业成长的质量;（4）国际化经营是加速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而成长质量改善则更多来自海外资产;（5）并购数量可以加快企业成长,也能提升企业成长质量。因此,要促进企业成长质量提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应当在如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1）持续优化资产配置,以资产质量作为提升成长质量的关键抓手;（2）以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成长质量的重要动力,并大力推动成果转化;（3）进一步深化国际化经营,积极推进有利于提质增效的并购重组;（4）做好人才储备与开发,强化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基础。

程多闻^[4]（2017）在《工会路线与民主化后韩国的冲突型劳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工会路线是推动民主化后韩国冲突型劳资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民主化初期工会的政治斗争主义路线引发了劳工大攻势。战斗型经济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新的主导工会路线,并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强化,其聚焦于经济斗争目标,并主要依靠企业内部工会的组织力量开展斗争。战斗型经济主义的工会路线不仅直接引发了韩国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还破坏了企业内和企业间工人的团结,导致了工人内部"组织混乱的分散化"和"组织混乱的集中化",进而推动冲突型劳资关系在民主化之后的持续发展。

肖丽萍^[5]（2016）在《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研究（2001-2015）》文中提出在全球化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三位一体合力对经济发展对人文社会环境甚至于自然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负效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迫在眉睫的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抑或是欠发展国家与地区对此都不可回避,也无法置身其外。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欧盟这个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且最为成功的共同体,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已久。尤其是它在经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政策酝酿后,从本世纪伊始,在世界上率先颁布了一系列的“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因此,从治理理论的“新治理范式”角度对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进行分析,并在较短的时间轴上对该政策进行跟踪考察,力图从政府角度研究该政策的发展规律,以期能够经世致用。为此,本文聚焦于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思想起源、出台过程、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实践与效应,以及成员国在执行“欧盟企业社会政策”方面的不同模式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力图总结出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历史变迁的理论规律。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介绍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点,并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运用进行了剖析。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历史层面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在欧洲的伦理思想起源,以期从传统的哲理性上为本世纪其相关政策的出台做一个历史铺垫。第二章是本论文的聚焦点。它疏理了“欧盟企业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并着重于分析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原因,尤其是在其间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博弈,探寻出欧盟企业社会政策从“自愿原则”逐步向“法律规制”演化的趋势及其底蕴。第三章在前文“欧盟企业社会政策”出台与发展及其理论规律探索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在历时不足二十年的,利用政策工具理论为框架,尽可能对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与效果进行追踪分析。它将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工具分为规制、合作、促进和支持四种,并指出政策效应目前尚主要体现在对欧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方面,并且以成员国对相关政策的执行实践及其效应为主,要从理论上归纳出欧盟层面的政策实践及其效应有待时日。第四章从欧盟成员国对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理解与执行的角度,选取英国、法国、丹麦、西班牙和中东欧作为典型进行模式化的归类分析,研究表明由于成员国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执行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时呈现出不同特点。第五章在前面四章层层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总结了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法律规制的前提是全民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发展是一个从软性的自愿依从向法规化刚性政策过渡的过程;在实践过程中成员国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其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相,但是落后地区起步晚却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最后,结合欧盟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方面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就中国相关的发展现状提出借鉴。结语部分在凝练和提升本文研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后续深入研究新课题。

杨朝辉^[6]（2014）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生存的挑战,更是发展的机遇,金钱搭建的“纸牌屋”有可能风一吹就会散乱,通过一时的投机或所谓“机会”而攫取的财富有可能“富不过三代”,只有长期创新发展而形成的创新传统才能使一代代人充满激情地适应环境的变化,甚至通过创新投资改变和塑造环境而保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高科技的大型企业更为如此。这些创新型的大企业用高科技架起了钢筋铁骨,用创新精神和组织管理经验高效地调配人力物力资源的最佳组合,增进企业资源力量潜能的发挥,并最大限度调动起整个国家相关的经济社会资源,在企业自身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于创新型企业如何在约瑟夫·熊彼特描述的“循环流转”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为实现未来长期发展而将经济运营中的资金、人力、物力、组织管理经验等资源创新性地重新组合,进行“创造性毁灭”,以实现新的、跨越式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论文从研究大企业发展历程的历史学者、创新经济学者、技术创新经济学者、企业理论研究学者、管理学者和创新型企业理论等研究学者的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中,逐渐发展出企业创新机制的理论假设。但是,要验证之前学者的观点与这一假设的虚实真伪,还需要有扎实的实证分析。本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将历史学中的企业史研究与创新经济学范畴内的创新型企业理论综合交叉,以相关史实资料为依据,用历史发展和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集中于一家具体企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19世纪末组建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创新发展历程,尝试分析论证和发展创新型企业理论。同时努力发现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的一些独有特征,及其在美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承袭了汤姆生·休斯顿电气公司和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两家前身企业的各类优势资源,也继承了两家公司相互补充和强化的创新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在公司成立初期和随后而来的1893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总裁查尔斯·科芬领导通用电气公司建立起完善高效的中央集权式职能制组织结构,有效利用公司合并获得的各类优势资源和力量,对以前不完善的组织结构,如爱迪生公司系统的销售组织等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减少劣势,最大限度发挥合并的优势。之后,公司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技术和产品创新对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的需求加强,公司创新构建起以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拥有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实验室和有组织且实力雄厚的科研力量。在第二代领导者总裁杰拉德·斯沃普时期,通用电气公司发展了更加完善的市场战略,“良性循环”多元化发展进入消费类电气产品等全新业务领域,加强了公司的市场力量,使公司的业务发展更加平衡健康稳定,增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到1951年总裁拉尔夫·科迪纳对公司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之间的时期,通用电气公司迎来了又一次历史上的跨越式大发展。公司的科技实力、业务多元化、公司规模和价值总量都经历了另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发展。为了继续释放和发挥公司的规模、科技、和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力量,把大公司的规模优势和小公司的灵活性、专业性与专注度相结合,继续推动公司的长期多元化发展战略,20世纪50年代初,在总裁拉尔夫·科迪纳领导下,公司创新组织结构,实行分部制和分权化改革,构建职业化管理制度,培养大批优秀管理人才,高效运营改革后的全新通用电气公司。公司不仅成为美国最优秀管理人才的西点军校,为美国企业界培养了大批优秀领导者和管理者,而且,通用电气更是科技进步的代表,创新的源泉,长期不断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以及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做出重大贡献。总之,通过对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从19世纪末组建,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段时期创新发展历程的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结论既显示出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和一般性创新型企业理论的共同点,也有诸多自己的独有特征。通用电气公司的企业创新机制总体归纳为,这是一个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战略高层领导、控制与协调下,科研、组织结构、人力资源、资金、市场力量和外部关系等要素间协同合作,互动发展,推进公司的不断成功创新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通用电气公司的创新机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而成,创新机制本身会随着公司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在新的时期会带有新的特征,但其宗旨是在具有创新精神的战略高层领导下,不断创造和整合各种创新资源,在公司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目标指引下,最大限度地成功实现创新,最大限度降低创新投资的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汪娟^[7]（2013）在《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城市作为国家或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对于促进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建设创新性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进行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探索。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沙市一直重视创新发展，近年来更是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在长沙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战略中处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那么，如何来定位长沙市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哪些方面来构建城市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如何有效运作和管理城市技术创新体系？这些问题是长沙市在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根本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将为长沙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将充实、拓展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本文在对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进行理论分析和现状考察的基础上，从推进动力、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三个层次，深入地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特质、构成及其运行规律，解决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由什么构成、如何去推进、怎样去运作、如何有效治理等重要问题。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是城市技术创新相关主体、要素、条件及其运行机制的综合系统，主要由技术创新的主体系统和功能系统构成，主体系统由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构成；功能系统包括科技知识创新系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系统，科技价值实现系统等。长沙市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长沙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实现长沙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提升长沙城市竞争力，发挥长沙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的重要保障。构建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和可行的，长沙市已经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文化观念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为长沙市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目前，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长沙市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存在着明显问题。如科技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冗余，科技创新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创新过程不连续，重大和原始科技创新稀少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长沙市科技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是依靠一定的动力机制来推进的。本文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认为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拉动力，科技发展内在需求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推动力，城市发展和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促进力，企业发展与竞争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自动力，政府政策导向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掌控力。目前，国内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和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三种基本模式，基于对三种模式特点和适应性的分析，依据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条件和环境分析，为了体现出长沙市的特点，我们认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推进模式应该选择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模式，这一推进模式可以具体应该表述为：市场主导、政府扶引、企业主体、协同推进。长沙市技术创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是靠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间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来推进的，本文分别对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首先，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行为选择，揭示了在什么条件下政府相关部门会选择积极推进城市技术活动的策略，并从政绩考核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以及监督约束机制和反向激励等四方面，提出了激励政府相关部门推进技术创新行为的对策建议。其次，分析了企业投入技术创新活动的博弈策略，提出了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再次，分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行为选择，提出了有效激励科研组织和人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安排。构建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需要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一方面，文章探讨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基于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的任务、条件和环境的分析，提出适合长沙市技术创新系统构建的组织模式是“官产学研金”合作方式，并深入阐明了五者之间的具体合作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分析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运作和实现机制。不仅探讨了科技知识的投入产出机制，提出了提高长沙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对策建议；而且分析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机制，阐明了有效促进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条件；同时也考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机制，提出了扩大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的方式和措施。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技术创新体系内部结构入手，研究了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反馈系统，并对其进行系统仿真模拟研究，深刻揭示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运行特征和规律。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相应的支撑系统。文章主要从人才支撑、平台建设、市场机制、政府支持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人才是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和支撑因素，文章在研究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等基础上，提出了健全长沙市科技人才体系的政策建议。平台作为科技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基地，在现代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对长沙市现有科技园区、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功能，促进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文章分析了长沙市的科技市场发展状况及其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长沙市科技市场体系的思路和措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城市技术创新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文从政府的引导机制、扶持机制、服务机制、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健全长沙市政府支撑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长沙市这一特定对象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对城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分散内容进行了综合集成，并且对研究较缺乏的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对先进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性、创新性应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本文对于技术创新体系构建的研究主要从长沙市创新系统的现实状态、推进机制、运行机制以及支撑体系四个层面来进行，在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待研究，如可以对城市化、产业集聚中的竞争对城市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而且本文主要是利用长沙市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分析，没有将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其他区域进行对比分析，以后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做进一步研究。

孙凌宇^[8]（2012）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资源型企业的成长方式是依靠掠夺性地获取自然资源,这种典型的线性发展方式,一方面导致资源日益减少,甚至最终枯竭,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污染加剧,从而造成了资源不节约、环境不友好的局面,也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因此改变资源型企业成长发展的传统模式,促使资源型企业走向绿色转型成长之路,已经成为了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成长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的成功模式可供借鉴,学术界规范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也极少,本研究在尝试在理论探讨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并确定了理论研究的思考框架。首先,由于资源型企业的特殊性——生产过程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不能单独依靠一个企业来完成,而是要与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类似生物界“食物链”的生态型产业链,使得他们之间能够进行副产品交换和能量的梯级利用。这样,资源型企业在资源集聚区就形成了一个企业生态网络。生态网络能够为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提供平台,网络内各种关系的联结以及知识、信息的共享能够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借鉴网络能力和动态能力的相关理论,本研究确定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对其实现绿色转型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绿色转型能力实质上是资源型企业在生态网络中动态能力。它能够帮助资源型企业更加有效地进行战略规划、动态调整生态网络中的关系、重新整合生态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进行绿色创新,对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成长具有很大的作用。最后,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不同,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的绩效不仅要考虑自身的竞争优势及财务盈利,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即降低资源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因此,资源型企业在转型成长过程要在“绿色化”方面下功夫,依靠生态网络中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环境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商业绩效。本文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过程及结论如下：在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形成进行研究时,本文通过简化处理,利用数学模型对“资源——上游企业——下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平衡状态进行了探讨,确定资源储量与资源型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关系决定了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范围和网络中资源型企业的密度；此后,本研究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模型的结果表明,在生态网络中,资源型上下游企业通常会采取合作的策略,这样更容易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资源环境绩效,而横向的同类资源型企业则倾向于竞争,这样能够提高资源型企业的效率并保持竞争优势；由于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过程中,资源环境绩效是必须考虑的,因此本文对资源型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方式进行了基于微分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完全合作是不可能且也不可行的,因此,他们主要通过企业间的协商进行合作。在资源型企业生态网络形成之后,绿色转型能力就有了发挥功能的平台。本研究在企业动态能力和网络理论的启迪下,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进行了专题研究,确定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的四个构成维度,即战略洞察能力、网络协调能力、管理控制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并开发了含有24个题项的测度量表,并通过了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对其效度和信度的检验。本研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与绿色转型成长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对典型资源型企业的实地调研结果,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确定了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的维度构成,也确定了中介变量（网络协同效应绩效）和调节变量（生态网络的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实证表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能力的各个维度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绩效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网络协同效应在除绿色创新能力之外的三个能力维度与绿色转型成长绩效之间有显着的中介作用,刚性和柔性两种生态网络类型的调节作用明显。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必须有相匹配的管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资源型企业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及特性、内涵及原则的探讨,提炼总结出了资源型企业生态管理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生态管理模式,为资源型产业顺利实施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最后,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对本文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柴达木地区的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的过程与本文理论和实证结论相吻合。

范卿泽^[9]（2008）在《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区域间在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主要是由不同地区的城市在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决定的,而后者又是与区域城镇化水平紧紧相连。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能不研究城镇化问题。论文系统归纳了城镇化理论的相关观点,重点对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化与企业集群关系研究、我国城镇化的功能作用进行了述评和概述,提出了缩短区域差距、推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必须以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主线和突破口,着力解决西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走出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衡量与比较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标准不能是一个单一指标,而应该是能够反映这种复杂过程、反映各种主要因素变化的指标体系。论文从构建区域城镇化指标体系、建立数学模型入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各项指标的差距中,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城镇体系不够完善、产业城镇化水平不高。完善城镇体系、发展城镇经济,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重点在于适当增加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积极构建城镇集群。无论是城镇数量的增加还是规模的扩大,都要依赖于地区经济尤其是城镇经济的发展。发展城镇经济,关键是要选择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组织模式。中小企业集群以其特有的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和扩张优势,宜作为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经济的首选。论文介绍了中小企业集群的理论和优势,分析了城镇群形成的产业背景,提出企业集群模式是中小城镇经济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只有立足于培育企业集群,才能实现大城市的空间转型、增强中小城市竞争力、重点发展小城镇。没有企业集群,就没有中小城（镇）的发展动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就不能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重要目标是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或城镇群）,在其内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相互联系,协调发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城镇体系中城镇群协同的基础和实质是资源互补和企业集群间的协同,如果城镇之间的产业不互补,城镇群中各城镇功能的合作互补就无法实现。因此,企业集群是城镇集群的基础,城镇集群是企业集群的载体。突出重点,统筹兼顾,通过企业集群与城镇集群的互动共生,走集聚式城镇化道路,是促进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也是西部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颇具特色的产业经济组织形式。中国的地方中小企业集群正在迅速崛起,将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论文对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可行性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吸收了诸多发展道路的优点以及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依托其突出优势和广泛适应性,可以从西部地区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身优势的企业集群,从而以企业集群为基础,构建城镇集群成为可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是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支撑产业条件、社会网络、文化传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企业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居于核心地位,在中小企业集群培育与发展中应积极发挥作用。论文构建了政府在培育区域中小企业集群中的“钻石模型”,提出了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建立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的对策建议。论文最后以渝蓉经济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运用多种学科的相关理论,采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证。研究成果主要是构建了区域城镇化指标体系,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东西部城镇化的主要差距,为不同区域之间比较分析城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构建了西部地区城镇化路径模型,提出了走企业集群与城镇集群互动发展的集聚式城镇化道路是促进西部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构建了中小企业集群优势与西部地区特征耦合模型,认为企业集群在西部地区有培育发展的可行性,有力佐证了西部地区走集聚式城镇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丰富和完善了企业集群理论;构建了政府在培育区域中小企业集群中的“钻石模型”,提出了培育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建立企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机制的对策建议。

袁文全^[10]（2007）在《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是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在维持竞争性市场结构、促成经济发展活力、满足社会需求、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大企业无法取代的作用,进而成为政府实现经济职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依靠力量。这决定了政府自身需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中小企业囿于自身经济力量薄弱、社会资源匮乏等因素的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的扶助促进自身的发展。本文立足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特定背景与现实状况,着眼于对中小企业作为弱质经济的保护与促进,提高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政策目标以及制度现状进行深入剖析,试着从制度上探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法律支持,以及如何建构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问题的提出、研究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采用的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中小企业概述”。首先从探讨中小企业的法律界定入手,在考察国外有关中小企业法律界定的情况及我国中小企业法律界定沿革的基础上,提出法律界定我国中小企业应遵循的原则与中小企业的法律定义,并对此检视了《中小企业促进法》界定中小企业的不足,揭示出中小企业的本质特征及其法律形态。然后,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其中,包括其经历的发展阶段、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所处的市场弱势及其成因分析。揭示出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助,政府基于实现经济职能需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从政策上提供制度支持,更需要从法律上提供制度保障,以及中小企业问题的法律特殊性。第三部分“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基于第二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法律制度的需求及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支持的揭示,在分析中小企业法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契合性,尤其是中小企业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小企业法的公平、安全、发展三大价值取向。然后,通过分析论证,认为我国中小企业法具有产业政策法属性。继而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论述了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应当融入中小企业法的三大价值理念,形成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新的制度价值取向。从而揭示出中小企业法律制度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国家产业政策实施中的重要性。第四部分“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政策目标”。基于对政策本身具有法律属性,获得具有法规规范的约束力,进而使其政策目标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以及政策和法律能够相融一体的分析,结合本文第三部分对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价值目标取向的论述,阐释了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政策的法律化,应当优先确立的政策目标是:规制政府在中小企业领域的经济行为、保障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促进产业公平协调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各政策目标进行了详细分解。第五部分“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基本状况”。鉴于我国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取向及内含政策目标,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分析我国中小企业政策的沿革、企业立法的演进的基础上,评述了现行中小企业法律制度的内在体系及在市场准入规制、融资担保制度、产权制度、立法本身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六部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完善”。首先对国外中小企业法律制度安排从立法模式上进行了考察,并在对其制度评析的基础上,从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市场准入规制、信用担保制度、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服务体系法律制度等方面,系统地提出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第七部分“结论”。简要概括本文通过研究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问题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和看法。

二、大企业必须追求持续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企业必须追求持续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及其对供应链金融系统动态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3）企业成长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大企业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4）工会路线与民主化后韩国的冲突型劳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研究（2001-2015）（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企业必须追求持续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商业信用资金共享效应及其对供应链金融系统动态影响研究[D]. 吴争程. 华侨大学, 2020(01)
• [2]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D]. 王天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3]企业成长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大企业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D]. 闫增辉.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4]工会路线与民主化后韩国的冲突型劳资关系[J]. 程多闻. 当代韩国, 2017(01)
• [5]欧盟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研究（2001-2015）[D]. 肖丽萍. 云南大学, 2016(06)
• [6]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创新机制研究[D]. 杨朝辉. 南开大学, 2014(12)
• [7]长沙市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汪娟. 湖南大学, 2013(09)
• [8]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成长研究[D]. 孙凌宇. 中南大学, 2012(12)
• [9]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西部城镇化路径研究[D]. 范卿泽. 重庆大学, 2008(06)
• [10]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D]. 袁文全. 重庆大学,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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