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国际金融大事件（论文文献综述）
邸月[1]（2021）在《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一直坚持全方面对外开放,在经济方面更是如此。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助力了境外多国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开放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流。但在开放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短期国际资本频繁而大规模地流动会加大市场风险,严重时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是一国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事情。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作为论文选题,该选题的研究对于防范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冲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政府制定合理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为了探寻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本文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在熟悉我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寻找值得进行研究的切入点,发现短期资本影响因素及其实证模型运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故围绕这个方面开始研究;其次,运用理论研究法,得出经济发展速度、利率、投资过程中所处环境的风险和所获收益及大众对汇率的预期等都会影响某国或地区的短期资本流动;然后,运用比较分析法纵向考察不同时期短期资本和这些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结合境内外的改革和重大事件,探析变化的原因;进一步,在综述及理论、现状考察以后,选择TVP-VAR模型深入探析各因素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具体影响;最后给出建议,进行总结。本文研究所得的重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研究表明,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速度、利率、投资过程中所处环境的风险和所获收益及大众对汇率的预期等。具体影响分别是:国内短期资本受国内外利率差影响,二者同向变动;当利率高时,一方面会吸引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会引发大众预期本国或本地区币值降低,进而促使资本流出;当一国金融产品收益大、风险小时投资者更倾向于购买该产品,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良好均会引起资本流入。第二,实证研究表明,以上5个因素均对短期资本流动存在影响,且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具有一定的时变特征。具体表现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随VIX指数正向变动,二者的关系程度逐渐加深;短期资本流动受中美利差的影响为负向影响,时变性不大;短期资本流入净额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是同向的,这种作用一般是发生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后期而不是当期,作用时间较长;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则与经济增长率相同,这种正向影响虽随时间变化较小但作用程度很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净额随股票收益率正向变化,变化幅度稳定。相比于其他时点,2008年10月短期资本波动较小,而2014年11月整体波动幅度更大。第三,由于以上因素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存在影响且影响具有时变特征,所以本文建议宏观经济指标,尤其是实证研究得出的时变性大的VIX指数、中美利差变化时,应当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同时优化短期资本的计算和调控;由于五个指标都会对短期资本产生作用,所以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加之短期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考虑到防范系统性风险,建议经济政策和审慎工具并重,协调搭配进行调节;2008年10月即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监管部门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减小了其波动程度,说明一定的监管政策通过作用于短期资本流动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所以应当对资本账户进行“放”与“管”的结合;2014年11月,量化宽松政策结束,这一变动引发各主要因素对短期资本的影响加大,说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应该继续着手人民币的国际化,掌握主动权,少受甚至免于遭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了TVP-VAR模型。该模型能够解决VAR等其它模型不能反映变量随时间变化特点的问题。模型设计考虑到不同时期经济状况、政策因素、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变化引起的模型系数的变化,更加完善且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果。
张静[2]（2021）在《基于媒体舆情分析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下,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重大事件作为对外展示形象和推动经贸往来的重要平台,能够促进举办国、举办地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重大事件与媒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重大事件因其涉及的对象广泛、意义深远,往往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媒体的传播效应也能帮助重大事件提升影响力、扩大影响圈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等大型会展活动在北京、广州、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进博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18年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三届,是典型的重大事件。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具有溢出效应,对上海城市发展、国内产业升级乃至全球的贸易合作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些影响是长期的。同时,进博会的召开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各国主流媒体对进博会进行了大量报道,研究进博会的媒体舆情,及时掌握国内外舆情态度、明确进博会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能为举办地充分发挥重大事件后续影响以及确保该重大事件的可持续举办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对未来其他重大事件举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现阶段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基于国内外的媒体舆情研究分析了进博会的国内外影响。本文媒体数据的检索时间区间限定为2017年5月14日（进博会第一次被提出的日期）至2020年8月29日（最后检索日期）,以中国期刊网所属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以及谷歌提供的GDELT全球新闻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中文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or“进博会”为关键词,英文以“CIIE”or“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和数据挖掘,获取了有关进博会的国内新闻全文数据和来自6大洲143个国家的1206家国外媒体的新闻全文数据,引入主题模型,结合无监督方法LDA主题模型挖掘数据中蕴含的主题,对媒体内容进行聚类分析,利用主题、时间、空间等指标测度进博会的综合影响。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从时间序列来看,国外报道集中在进博会举办期间,其余时间段报道量均处于低值,而国内报道呈现“进博会举办前的准备工作——进博会举办期间的全方位报道——进博会举办后的成果展示”的时间轴特点;从报道峰值来看,国外报纸媒体的关注度呈现明显降幅,国外媒体更加关注首届进博会的举办情况,且聚焦举办期间的展会盛况,而国内报纸媒体对第二届进博会的关注度明显高于第一届。（2）从空间分布来看,国际报道呈现以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报道主力,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度最高、媒体数量最多,但西方国家的报道量最大;国内报道则呈现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为响应热点,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几个圈层中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圈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圈层,以广东省为中心的珠三角圈层的响应特征。（3）从国内外关注主题来看,国际媒体关注的主题有四大类:在贸易摩擦背景下解读进博会、中国威胁与中国机遇、“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市场探索与贸易合作;国内媒体关注的主题有五大类:主旨演讲与相关会议精神、跨境贸易合作、供需对接与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4）从国内外媒体关注主题来看进博会的影响,国际舆情视角下进博会的整体影响效应呈现出政治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三大层次:政治影响包括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中国威胁论”等国际舆论压力;经济影响包括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提供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社会文化影响包括促进国家间文化和旅游交流、树立中国开放共享的大国形象、树立进博会品牌形象。国内新闻报道显示媒体报道的关注点与国家对于进博会举办的原本期望基本一致,整体影响同样呈现出三大层次:政治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其中,政治影响包括推进国家战略的实现以及推动对外开放的持续升级;经济影响包括促进世界经济贸易交流以及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社会文化影响包括提升国家和城市形象、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文化交流。
吴筱菲[3]（2021）在《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中国股票市场宽度和厚度的增加,两者关联性愈益趋强,其动态溢出效应已经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在资本流动、信息高频传导下,一个市场价格变动及其幅度迅速扩散到另一市场,两者间溢出效应呈异质性、阶段性、联动性、滞后性等复杂性特征。与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2018年中美贸易战等政治经济关系变化,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巨大冲击,而且也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资产价值和股票市场的走势。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趋强的态势下,需要具体研究溢出效应的特征和结构突变位置,分析哪些国内外影响因素会导致结构突变和特征变化,从而进一步警惕和规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结构突变是指在未知时间点的突然的、重大的变化,其在各种学科中具有普遍性,虽然发生的概率不高,但造成的一系列后续影响辐射面广而深。金融危机、贸易战、英国脱欧、疫情爆发等都是此类事件的典型代表,金融领域中的“黑天鹅”、“灰犀牛”等不容忽视的大事件往往造成时间序列数据内部的结构突变,而不仅仅是断层和跳跃极值。本文基于结构突变,从三方面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首先,分析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时变走势中是否含有结构突变,通过搜寻条件相关系数得到结构突变位置,分析由哪些重大经济事件造成影响。由数据本身内生性进行结构突变分段,避免人为分段的主观性和金融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通过分析突变前、突变中、突变后的一系列动态溢出过程,可以更加有效地得知宏观或者微观因素会影响汇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结构突变。其次,分析信息溢出效应即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两个层面结合,综合反映金融市场收益和风险的不同含义。基于方差分解的信息溢出指数,系统性度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两种不同的溢出的方向、强度以及记忆性等特征。最后,本文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主要影响因素,深化认知负面溢出效应蕴含交叉叠加感染的风险,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特别地,结构突变有可能使得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溢出方和接收方角色发生转变。在我国面临突发性危机和金融尾部风险时,期望有益于监管部门能够应对市场结构变化的突发事件,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分析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传导路径及结构突变因素。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规律归纳动态溢出效应的特征,进一步揭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形成机理。人民币与股市两者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流量导向模型、存量导向模型和戈登模型等,在此基础上得到四条主要传导渠道,具体为:国际贸易进出口企业（中美贸易战）、国际资本流动（境外资金净流入）、心理预期（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加深）和货币供应量（外汇占款减少）。括号内为中国新常态下会对两者之间溢出效应造成结构突变因素,通过分析得出,在当前错综复杂国内外背景下两者间溢出效应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其中,股票市场跨境资金的流入流出与外汇市场呈现具有前后不同时滞效应的互相引导关系。另外,人民币汇率对于投资者心理预期的正面积极效应大于负面消极情绪和心态,主要是通过渗入宏观经济层面改善整体景气程度预判。第三章从四条传导路径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进行现状分析,为构建人民币汇率和股票市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和现实的准备。二、构建时变t-Copula与Bai-Perron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均值溢出效应。选取GJR（1,1）的偏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对数收益率进行拟合得到边缘参数估计,拟合的残差通过KS检验后,构造时变t-Copula模型得到两者之间的条件相关系数,其动态参数α和β均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着。Copula模型能够将金融时间序列不同形态分布的尾部联合在一起,突破了传统聚集性、非对称性造成的限制等。设定最大个数m=5,ε=0.05的步长进行均值结构突变点搜索,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得到两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的位置均发生在2018年6月20日,净均值变化大于0.2;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新增一个点,位置在2018年5月15日。分析三个结构突变点的位置得出,中美贸易战是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结构突变主要影响因素,且其对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双方面均较大影响,产生双重叠加溢出效应。三、构建DCC-GARCH与修正的ICSS结构突变检验法研究波动溢出效应。选取DCC-GARCH（1,1）的t分布对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波动率进行拟合得到两者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满足α+β小于1的假设条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着。其中沪深300股指与恒生指数的DCCα+β最接近1,易受到历史波动和市场变动情况的影响,且具有持续性。将四个指数两两一组形成六组数据进行方差结构突变检验,通过修正的ICSS算法克服了方差是稳定的假设条件,并且避免了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厚尾”和波动的聚集性导致的样本扭曲。实证结果表明离岸人民币与沪深300指数的动态相关系数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将样本时间段分为三个子区间;分别是2014.05.05-2015.03.25、2015.03.26-2015.09.11、2015.9.14-2019.12.31。2015年3月到9月,标准差从0.2712上升到0.3851,变化幅度为0.1139。汇改机制为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波动率结构突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化的改革机制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之间的数值差额。四、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静动态溢出指数模型研究信息溢出效应。构建VAR（4）阶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设定200个滚动窗口度量动态收益率和波动率的信息溢出值,从总体信息溢出值、单一市场净溢出、成对净溢出等方面完善溢出效应的动态方向性及持续性,通过溢出方（TO）和接受方（FROM）的差值计算得到动态净溢出的特征。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将设置VAR为2-6阶,预测期设定在5-10天的范围内。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小强度上,细分各个市场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与波动率溢出存在相反走势的情况,即两者之间收益率相关性不高,不代表两者之间的风险交织感染传递的概率低。在方向持续性上,波动率的溢出效应均为双向交替,即风险的传染者和承受方。需要系统地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探求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信息溢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运用均值与方差两种内生结构检验与动态模型相结合来捕捉结构异动。鉴于现有的动态模型思路为得到条件相关系数进行动态溢出效应分析,并未深究条件相关系数的结构性问题。在结构突变点的判别及样本分段上,大多数文章采用主观进行子样本或者区间分段构建模型,避免平稳性问题。收益率层面选择均值结构突变检验,波动率层面选择方差结构突变检验,使得结构突变检验对应的研究对象符合经济学含义。本文根据收益率与波动率的序列特征构建动态实证模型和两种结构突变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内部产生的过程进行结构突变点的搜寻。此外,Bai-Perron突变检验将默认的ε=0.15调整为0.05,提高结构突变点寻找过程的精度,将修正的ICSS算法进行调整,提高运算速度。二、运用时变参数及滚动窗口两种方法来刻画非线性动态关系,提高研究度量的精准度。由于非线性模型的假设条件等限制较多,较少涉及到动态方程和滚动窗口两种方式。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选取时变t-Copula和DCC-GARCH来研究收益率与波动率。Engle提出的条件相关系数可以研究多维变量模型,将常相关系数的假设条件用动态方程替换,可以用来估计大规模的相关系数矩阵,研究不同市场的市场信息时具有良好的计算优势。滚动窗口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指定一个单位长度的窗口,通过不断滚动测量时间序列的统计量达到时变动态。类似于,在量尺上固定窗口大小的滑块,不断滚动得到每个单位的数据和观测值。两种方法均为目前金融领域主流的时变性研究方法,使得本文的动态溢出效应更为全面。三、构建基于方差分解的溢出指数,对比分析四个指数在两个不同经济含义层面。目前大部分文章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未考虑收益率与波动率两个层面,并且仅能够两两一组进行研究,研究仅仅停留在相关系数层面,未能体现出溢出的方向性等特征。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方法同时研究四个指数作为一个整体,其中不但包含了总体的溢出程度,还能针对一个指数,分析其他三个指数对其的信息溢入和溢出效应,比较研究分析收益率和波动率。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增加了动态方向性转变,反映溢出方和接受方的方向性主导关系,体现出其方向结构性交替转换与重大事件金融事件之间的联系。
杨灵灵,刘军[4]（2020）在《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与比较研究——以杭州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与比较要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以杭州市为例,"G20峰会"这一大事件效应对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加权综合评级法对杭州举办G20前后年份的国际化水平,及与国际等级标准、国内代表性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与评价研究。得出结论:从综合实现度来看,杭州举办G20峰会后国际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在与国际标准水平的比较研究中,杭州处于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中级水平阶段;在与国内有代表性的11个一、二线城市比较研究中,综合得分排名第五,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按照国际等级标准和国内标准衡量与比较结果来看,具有一致性,杭州国际化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贸易与投资国际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水平以及人员与信息国际化水平亟待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推动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发展的对策。
ASSAN MEREY[5]（2020）在《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城市形象作为重要的软实力和竞争资本,成为各城市参与世界竞争、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阿斯塔纳作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国际大都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阿斯塔纳而言,如何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全球知名度,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世界上最长经济大走廊的战略部署,旨在通过互通互联,发挥地区各城市特点和优势,实现合作共赢,谋求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阿斯塔纳的经济建设与城市形象建构及其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要机遇。如何抓住机遇,促进自身发展,成为了阿斯塔纳政府的重要抉择。为了了解阿斯塔纳的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现状,探讨促进阿斯塔纳形象塑造与有效传播的途径,本研究运用媒介事件的理论方法,以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传播活动为实证案例,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试图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通过调查访谈发现,受访者对阿斯塔纳的基本情况了解不多,整体印象也不深刻,尤其对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传播的现状不太认可。受访者普遍认为,阿斯塔纳在中国的传播存在传播渠道少、与受众互动少、反馈不及时、专业人员缺乏、传播内容和所使用的语言不符合受众习惯等诸多问题。同时,调查还发现受访者最为关注的是阿斯塔纳的人文历史、地方美食和旅游资源,最感兴趣的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与体育活动等,但这些在宣传方面都有待提高。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认为,为了推进城市形象在中国的有效传播,阿斯塔纳政府应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借鉴中国城市的传播经验,培养造就复合型传播人才,推动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精准化传播。在传播主体层面,以政府为主导,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在受众层面,利用大数据对受众进行细分,并针对不同的受众实施差异化传播;在媒体层面,综合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实现城市形象的立体式传播和受众的全覆盖。通过以上的优化与创新,阿斯塔纳的城市形象传播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阎天一[6]（2020）在《沪港通开放后香港股市对沪市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因为拥有着良好的资源配置功能而使得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了充分保障。这些年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但是,我国股票市场与许多境外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而言,仍然存在着相对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投资者主要是个体投资者,交易模式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方面。这些导致我国资本市场不能很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因此,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放就成为了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沪港通开放以后香港市场对上海市场的影响对于促进股市长期健康发展、认知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风险变化、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通过选取2009年至2019年之间上证综指、恒生指数的周开盘价、收盘价的数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选取深圳股市以及沪港通的相关数据作为辅助,利用广义方差分解动态路径模型（GFEVD）分析沪港通开放后的收益与波动溢出效应,并与沪港通开放前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第一,从整体上分析,香港的收益和波动对上海股市的溢出效应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影响时期的长度也有所增加;第二,对比深圳市场而言,沪港通在开放以后,中国香港市场收益率和波动性对上海市场的溢出效应有明显的大幅提升,这显示出香港市场地区领导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开放后上海市场的国际地位也在同步提升;不过上海市场的收益率与波动率的震荡幅度较大,这与上海金融体系稳定性也有很大关系,其中千股跌停与中美贸易战两个事件对其波动有着重大影响:第三,结合数据期间内的政治、经济的相关大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区域之间的金融合作会增大香港市场对上海市场的溢出效应。中国香港与内地建立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不但有利于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巩固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根据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三点建议: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增强地区间金融合作。
白玉峰[7]（2020）在《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对外汇市场的时变效应研究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整体,市场间的相互影响无法忽略。当市场大环境经济平稳时,一个政策的推出,需要不仅考虑单个金融市场,同时还需考虑到针对该市场推出的政策将对其余市场造成什么影响,从而避免在该市场问题解决之后引起其余市场出现问题的情况。中国的外汇市场在过去由于市场化程度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其的影响也不够明显。伴随中国金融的市场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以股票流通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代表的融资市场与中国的外汇市场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学者的前期研究也得出三大市场之间存在互相的溢出效应。但现有学者的研究中,大多数仅分析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中的两个市场,较少有人同时将三个市场当做一个系统而进行整体研究。随着2005年的“汇改”和2015年的“新汇改”措施推出之后,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为代表的融资市场对外汇市场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也愈发明显,本文重点就不同时期的融资市场对外汇市场的时变效应进行探究,希望能够得出不同时期的一定市场规律,从而对未来更好地开放中国金融市场能够起到指导作用。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以明晰我国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给予政策制定者在思考相关政策制定的帮助。本文以直接融资市场与外汇市场之间的时变效应关系为切入点,基于2005年7月-2019年12月的月度数据,使用TV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市场较过去市场化程度逐步调高;市场间的时变冲击短期效果最强,中长期影响效果微弱,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单一变量对市场波动的解释程度逐渐降低,体现出了市场的复杂性提升。除此之外,股票市场对于外汇市场的影响要大于债券市场对于外汇市场的影响;而且三大市场的正向联动程度逐步提高,体现出国际资本看好中国金融市场。本文建议:短期对于市场的调整应当基于相关数据的分析来看清此时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长期则可以依据理论推导结果进行政策制定和改革进程;应当加深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推出更多的融资产品与投资产品,从而分散风险,降低风险,未来应当加强债市的市场化程度,使央行通过债市调节整体金融市场时的时滞能够减少;应当积极引导金融市场专业化、市场化,推动注册制的正式实行,调整投资者结构,从而整体增强金融市场的风险应对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潜力。
莫荣,陈云,鲍春雷,黄湘闽[8]（2020）在《新冠疫情与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与对策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03年以来,我国经历了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和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三次较大规模的事件。本研究就三次大事件对就业的主要影响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对比分析。比较而言,非典疫情对局部行业和地区影响较大,并且持续时间短、恢复较快,因而对就业的影响总体是短期的、结构性的、局部性的,但影响程度大于对经济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冲击力强,就业受到影响较为严重,失业率显着上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十分突出;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冲击,影响巨大,范围广、程度深,并且因与春节假期重叠导致返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加剧,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失业水平可能达到新高。为应对当前疫情对经济社会和就业影响,要在现有援企稳岗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关注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疫区就业人员、失业人员等群体,提供更有效的就业帮扶。
王雪莲[9]（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李刚[10]（2019）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文中提出2014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经济相对低增长时期,2018年GDP增速为6.6%,相对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伴随着经济的相对低速增长,实体经济投资相比之前略有不足,加之资本的逐利性,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了资产投资领域,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基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价格波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被监管层多次提及,并成为政府管理部门设定的监管目标,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就是要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造成资产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但终归都是因为人的参与,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源动力,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理念的改变是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及人口政策一直在发生变化,人口结构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最核心的一个结构。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此背景下,中国放开了“二胎”政策,这在短期内又带来了新的年龄结构变化,即未成年儿童显着增多。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面临老人和未成年人同时增加的局面,这种改变必将对资产投资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风险厌恶变化入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思路如下:（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会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风险厌恶是主观意识,资产配置是客观行为结果,风险厌恶变化和资产配置改变是同一个过程。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因为自身爱好、性格、情感等主观意识的变化,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个体到总体改变了全社会的风险厌恶态度。因为风险厌恶态度的改变,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资产选择倾向和不同的资产配置结果。（2）风险厌恶的变化、资产配置的改变会使得市场对各种资产的需求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相应资产的价格,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某一项资产的家庭配置比例显着增加,则该资产价格将会上涨,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资产家庭配置比例下降,则该资产价格将会下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带来资产价格波动。（3）资产价格波动会通过宏观经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渠道最终影响金融稳定。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资产价格保持适度上涨对金融稳定是有利的;但资产价格过度上涨,乃至产生了泡沫,则对金融稳定的破坏又是巨大的。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股票、房地产等重要资产价格平稳变化或温和上涨,那么整个金融体系是稳健的,反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资产价格持续剧烈波动,那又会破坏金融稳定。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思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影响风险厌恶并带来资产配置改变,资产配置变化带来资产价格波动,资产价格波动最终影响金融稳定。本文一共分为八章: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规划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概念界定,然后详细分析了本文的研究目标“金融稳定”,研究了金融稳定的内涵、度量方法,确定了金融稳定指标体系和指标合成方法,给出了金融稳定指数值的计算公式。最后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内在机制和相关基础理论。第3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先从微观家庭资产负债表分析单个家庭资产配置变化情况,再扩展到总体的宏观家庭资产配置变化,并分析其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最后从宏观经济、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三个方面分析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稳定的联系。第4章是“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分析了全球整体的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第5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了检验。第6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检验”。用三种方式分三部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一部分从定性描述角度检验;第二部分用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检验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美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三部分用国内外相关数据基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7章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利用第2章金融稳定指数度量方法对全球主要国家和中国的金融稳定指数进行度量,然后将计算出的金融稳定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口年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指数的影响。第8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这一章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全球少儿抚养比在经历数十年连续下降,2010年之后渐趋平稳;中国少儿抚养比也已经企稳回升,但低于美英法三国。（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本文从微观行为金融和宏观金融表现两个角度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变化和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的微观投资主体风险厌恶变化呈U字形效应;宏观金融表现显示人口年龄结构显着影响资产配置。（3）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从定性描述角度分析,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房地产价格走势关联度非常高,而这些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股票价格走势关联度稍差。从历史经验角度,用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数据分析认为,2001年和2008年美国股市的下跌与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沉默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不断抛出巨量投资房是2006年后美国房价不断下跌的重要原因。全球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化和股票价格变化;中国相关数据检验显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着影响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但中国相关数据实证并未发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股票价格变化有显着影响。（4）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有影响,但国内外影响效果不一致。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显着,少儿抚养比与金融稳定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金融稳定正相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显着,但中国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金融稳定都是负相关的。基于这些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1）从长远考虑,鼓励生育,适度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持续观察“二胎”政策实施效果;抑制房价上涨,发挥“二胎”政策作用;（2）密切关注老年抚养比数据变化,持续观察老年抚养比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方向变化;（3）完善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平稳;（4）适时调整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供给结构,重点加强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开发和应用;（5）引导中国老年人理性投资;（6）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发挥老年人对金融稳定的积极作用;（7）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抑制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建立了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稳定的联系,从长效机制角度研究影响金融稳定的内在因素,丰富了金融稳定分析框架。（2）描绘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路径,考察了资产配置、资产价格波动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过程中的作用。（3）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效果,发现了中国老年人与其他国家老年人对金融稳定影响效果不一样的现象。
二、国内国际金融大事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国际金融大事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主要工作和创新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考察 |
| 2.1 短期国际资本概念界定 |
| 2.2 国际资本主要动因理论 |
| 2.2.1 利率决定理论 |
| 2.2.2 利率汇率决定理论 |
| 2.2.3 资产组合理论 |
| 2.2.4 避险理论 |
| 2.2.5 推动拉动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现实状况 |
| 3.1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测算 |
| 3.1.1 测算方法介绍 |
| 3.1.2 本文的测算方法 |
| 3.2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现状分析 |
| 3.3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现状分析 |
| 3.3.1 波动率指数(Volatility Index) |
| 3.3.2 国内外利差(IM) |
| 3.3.3 人民币升值预期(EX) |
| 3.3.4 经济增长率(EC) |
| 3.3.5 股票收益率(STOCK)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
| 4.2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过程 |
| 4.3.1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3.2 滞后阶数的确定 |
| 4.3.3 参数估计 |
| 4.4 脉冲响应分析 |
| 4.4.1 等间隔脉冲响应图分析 |
| 4.4.2 时点脉冲响应图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策建议 |
| 5.1 优化短期资本的监测、计算和调控 |
| 5.2 经济政策和审慎管理并重 |
| 5.3 对资本账户进行“放”与“管”的结合 |
| 5.4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2）基于媒体舆情分析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重大事件给举办地和举办国带来的巨大影响日益显现 |
| 1.1.2 中国会展业的快速发展与进博会的连续成功举办 |
| 1.1.3 重大事件的全球媒体曝光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 |
| 1.4.2 研究手段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事件(Event)与重大事件(Mega-event)概念辨析 |
| 2.2 重大事件影响研究分析 |
| 2.2.1 物质影响效应 |
| 2.2.2 经济影响效应 |
| 2.2.3 社会文化影响效应 |
| 2.2.4 旅游影响效应 |
| 2.2.5 空间影响效应 |
| 2.3 重大事件中的媒体舆情 |
| 2.3.1 重大事件中的媒体舆情传播效应 |
| 2.3.2 媒体舆情信息流的空间特征 |
| 2.3.3 世界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
| 2.4 研究述评 |
| 2.4.1 重大事件影响研究的交叉学科理论与方法较少 |
| 2.4.2 重大事件影响评估研究较少 |
| 2.4.3 在时空分异上的影响研究以历时性研究为主 |
| 2.4.4 从地理学视角分析重大事件中媒体舆情的研究较少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案例选择 |
| 3.2 数据获取 |
| 3.2.1 国内媒体舆情数据收集 |
| 3.2.2 国外媒体数据收集 |
| 3.3 数据处理 |
| 3.3.1 LDA模型 |
| 3.3.2 LDA计算结果 |
| 第4章 基于国际媒体舆情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研究 |
| 4.1 进博会国际媒体舆情时空特征分析 |
| 4.1.1 时间序列分析 |
| 4.1.2 空间差异分析 |
| 4.2 进博会国际媒体舆情的主题聚类分析 |
| 4.3 国际媒体舆情视角下进博会影响分析 |
| 4.3.1 政治影响效应 |
| 4.3.2 经济影响效应 |
| 4.3.3 社会文化影响效应 |
| 第5章 基于国内媒体舆情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研究 |
| 5.1 进博会国内媒体舆情时空特征分析 |
| 5.1.1 时间序列分析 |
| 5.1.2 空间差异分析 |
| 5.2 国内媒体舆情的主题聚类分析 |
| 5.3 国内媒体舆情视角下进博会影响分析 |
| 5.3.1 政治影响效应 |
| 5.3.2 经济影响效应 |
| 5.3.3 社会文化影响效应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主要创新点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结构突变相关文献综述 |
| 1.3.2 溢出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理论研究 |
| 2.1 结构突变理论 |
| 2.1.1 结构突变的分类 |
| 2.1.2 结构突变参数估计方法 |
| 2.1.3 结构突变检测方法 |
| 2.2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经典理论 |
| 2.2.1 流量导向模型 |
| 2.2.2 存量导向模型理论 |
| 2.2.3 戈登模型 |
| 2.3 溢出效应的特征及形成机理 |
| 2.3.1 溢出效应的含义 |
| 2.3.2 溢出效应的特征 |
| 2.3.3 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 |
| 2.4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4.1 以国际贸易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2 以国际资本流动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3 以心理预期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4.4 以货币供应量为渠道的传导机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现状分析 |
| 3.1 人民币汇率的现状分析 |
| 3.1.1 人民币汇率国际化发展 |
| 3.1.2 人民币汇率监管政策 |
| 3.1.3 人民币汇率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2 股票市场的现状分析 |
| 3.2.1 股票市场市场化发展 |
| 3.2.2 股票市场监管措施 |
| 3.2.3 股票市场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3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的动态溢出效应分析 |
| 3.3.1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 |
| 3.3.2 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 |
| 3.3.3 心理预期影响因素 |
| 3.3.4 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均值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4.1 均值溢出模型与方法 |
| 4.1.1 时变t-Copula模型 |
| 4.1.2 Bai-Perron均值结构突变检验 |
| 4.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4.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 4.2.2 描述性统计 |
| 4.3 边缘参数估计 |
| 4.4 t-Copula动态均值溢出效应 |
| 4.5 Bai-Perron均值溢出结构突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方差结构突变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5.1 波动溢出的模型与方法 |
| 5.1.1 DCC-GARCH模型 |
| 5.1.2 修正的ICSS算法 |
| 5.2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5.2.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
| 5.2.2 描述性统计 |
| 5.3 DCC-GARCH动态波动溢出效应 |
| 5.4 修正ICSS算法波动溢出结构突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溢出指数下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动态溢出效应 |
| 6.1 信息溢出指数模型及样本选取 |
| 6.1.1 静态溢出指数表 |
| 6.1.2 动态溢出指数模型 |
| 6.1.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2 静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6.2.1 静态收益率信息溢出效应 |
| 6.2.2 静态波动率信息溢出效应 |
| 6.3 动态信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
| 6.3.1 总信息溢出效应 |
| 6.3.2 单个市场净信息溢出效应 |
| 6.3.3 成对净信息溢出效应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 |
（4）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与比较研究——以杭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国际化的评价研究 |
| （二）基于“大事件”效应的城市国际化 |
| 三、城市国际化与国际标准水平的比较及评价分析———以杭州为例 |
| 四、杭州举办G20峰会前后的国际化水平比较分析 |
| 五、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与国内典型城市的比较分析 |
| 六、结论与对策 |
（5）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传播学理论基础 |
| 1.4.1 城市形象 |
| 1.4.2 媒介事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资料法 |
| 1.5.2 案例分析法 |
| 1.5.3 问卷调查法 |
| 1.5.4 深度访谈法 |
| 1.6 研究内容 |
| 2 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现状 |
| 2.1 传播历程 |
| 2.2 传播者 |
| 2.3 传播内容 |
| 2.4 传播媒介 |
| 2.5 传播方式 |
| 3 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活动及效果 |
| 3.1 传播活动 |
| 3.1.1 阿斯塔纳世博会及相关活动 |
| 3.1.2 世博会及相关活动的新闻报道 |
| 3.1.3 阿斯塔纳政府的传播活动与策略 |
| 3.2 传播效果 |
| 3.2.1 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与样本收集 |
| 3.2.2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
| 3.2.3 受访者对阿斯塔纳的认知情况及印象 |
| 3.2.4 受访者对阿斯塔纳城市形象传播效果的评价 |
| 4 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传播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存在问题 |
| 4.1.1 城市形象定位缺乏特色 |
| 4.1.2 传播主体缺少主动作为 |
| 4.1.3 传播媒体没能有机整合 |
| 4.1.4 传播内容缺乏深度广度 |
| 4.1.5 大型活动宣传乏力 |
| 4.1.6 与中国公众互动较少 |
| 4.2 主要原因 |
| 4.2.1 传播意识淡薄 |
| 4.2.2 缺乏顶层设计 |
| 4.2.3 专业人才匮乏 |
| 4.2.4 受众没能细分 |
| 4.2.5 缺少整合传播 |
| 5 提升阿斯塔纳城市形象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 |
| 5.1 明确城市形象定位 |
| 5.2 构建城市识别系统 |
| 5.3 建立多元传播主体 |
| 5.4 拓展多种媒介渠道 |
| 5.5 善于利用大事件传播 |
| 5.6 注重精准化与本土化 |
| 5.7 加强传媒人才培养 |
| 5.8 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
| 6 总结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B 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访谈提纲 |
| 附录C 重点访谈者的基本信息 |
| 附录D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沪港通开放后香港股市对沪市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不同行业之间的溢出效应的研究 |
| 1.4.2 不同地区股票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
| 1.4.3 上海、深圳、香港股票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
| 1.4.4 文献评述 |
| 1.5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2.1 溢出效应概述 |
| 2.2 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3 溢出效应的机理分析 |
| 2.3.1 基本面因素引起收益、波动溢出 |
| 2.3.2 跨境资本流动因素引起收益、波动溢出 |
| 2.3.3 行为因素引起收益、波动溢出 |
| 3 沪港通的实施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 3.1 沪港通的概况 |
| 3.1.1 沪港通的开放背景 |
| 3.1.2 沪港通的组成部分 |
| 3.1.3 沪港通开放后的交易现状 |
| 3.2 沪港通开放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影响 |
| 3.2.1 对资本联动与资金流动的影响 |
| 3.2.2 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 |
| 4 沪港通后香港股市对沪市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的选取处理及变量设计 |
| 4.1.1 数据的选取 |
| 4.1.2 变量定义及符号说明 |
| 4.2 模型理论介绍 |
| 4.2.1 广义方差分解动态路径模型(GFEVD) |
| 4.2.2 基于广义方差分解动态路径的溢出指数模型 |
| 4.3 实证检验 |
| 4.3.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4.3.2 溢出效应:全样本分析 |
| 4.3.3 溢出效应:滚动窗口溢出效应分析 |
| 4.3.4 领先-滞后关系检验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建立合理的监管体制 |
| 5.2.2 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
| 5.2.3 加强地区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对外汇市场的时变效应研究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 |
| 1.2.2 债券市场与外汇市场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 |
| 1.2.3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 |
| 1.2.4 文献点评与本文方向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3.5 研究展望 |
| 1.3.6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股、债、汇市时变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市场内部互动情景下的股、债、汇市间传导机制分析 |
| 2.1.1 以股价为起点的传导机制分析 |
| 2.1.2 以利率为起点的传导机制分析 |
| 2.1.3 以汇率为起点的传导机制分析 |
| 2.2 外部冲击下的股、债、汇市间的传导机制分析 |
| 2.3 结合中国实际的传导机制讨论 |
| 第三章 中国股、债、汇市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 |
| 3.1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 |
| 3.2 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
| 3.3 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历程 |
| 3.4 股市、债市和汇市发展的横向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股、债、汇市时变效应的实证检验 |
| 4.1 模型的选择、构建与变量的选择 |
| 4.2 TVP-VAR模型的建立 |
| 4.3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结果 |
| 4.3.1 变量的时间分布图 |
| 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单位根检验 |
| 4.3.3 基于马尔科夫链的蒙特卡洛模拟法(MCMC)及检验 |
| 4.3.4 变量的随机分布率分析 |
| 4.3.5 变量间时变关系分析 |
| 4.3.6 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分析总结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8）新冠疫情与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与对策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1. 关于非典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 |
| 2.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 |
| 3. 关于新冠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研究 |
| 三、比较分析 |
| 1. 对社会经济的主要影响比较 |
| (1）影响时间 |
| (2）影响路径 |
| (3）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 |
| (4）对行业的影响 |
| (5）对地区的影响 |
| 2. 对就业的主要影响比较 |
| (1）就业情况 |
| (2）失业情况 |
| (3）人力资源市场供求 |
| (4）重点就业群体 |
| 3. 主要政策措施比较 |
| (1）宏观经济应对政策比较 |
| (3）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应对政策比较 |
| 四、结论与建议 |
| 1. 三次事件影响的基本结论 |
| 2. 应对新冠疫情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政策措施 |
| (1）进一步加大财政税费政策支持力度 |
| (2）加大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力度，确保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
| (3）多渠道促进农民工返岗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 |
| (4）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
| (5）尽快研究出台鼓励扶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 |
| (6）加强对疫情影响重点地区就业支持力度 |
| (7）加强对失业人员等困难人员的生活保障 |
| (8）加强形势研判，做好应对预案 |
（9）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与思想库 |
| 一、思想库的概念及分类 |
| 二、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全方位的思想库: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与思想库 |
| 一、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来源 |
| 二、美国国会的附属机构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成果及作用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信息来源及研究成果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作用分析 |
| 一、1969年前美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二、197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转变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研究 |
| 一、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
|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 第三节 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的研究分析 |
| 一、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新认知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70年代政策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可行性分析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争论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研究 |
| 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国会的立法作用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影响的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日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澳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法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四、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德(西德)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政府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态度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战略合作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共同关注问题的政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的研究 |
| 二、中美建交后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研究 |
| 一、台湾的安全问题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政策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建交后的台湾经济概况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研究 |
| 三、美国针对台湾经济政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地位 |
| 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前后台湾问题的看法 |
| 四、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51年-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表决记录 |
| 附录二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投票结果 |
| 附录三 :1961年-1970年关于“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 |
| 附录四 :1961年-1970年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和驱逐台湾当局的投票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情况 |
（10）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风险厌恶研究综述 |
| 1.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研究综述 |
| 1.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研究综述 |
| 1.2.4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2 本文的研究内容 |
| 1.3.3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 |
| 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年龄结构 |
| 2.1.2 风险厌恶 |
| 2.1.3 资产配置 |
| 2.1.4 资产价格波动 |
| 2.1.5 金融稳定 |
| 2.2 金融稳定理论与度量 |
| 2.2.1 金融稳定理论 |
| 2.2.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 |
| 2.2.3 金融稳定指标体系构建 |
| 2.2.4 指标合成与金融稳定指数 |
| 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 |
| 2.3.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的影响 |
| 2.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资产配置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
| 2.3.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通过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
| 2.4 相应理论 |
| 2.4.1 生命周期假说 |
| 2.4.2 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 |
| 2.4.3 基于生命周期的投资理论和资产配置理论 |
| 2.4.4 世代交叠模型(OLG) |
| 2.4.5 基于Markowitz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的风险厌恶测算 |
| 2.5 小结 |
| 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 |
| 3.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 |
| 3.1.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观影响——风险厌恶 |
| 3.1.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客观影响结果——资产配置 |
| 3.2 资产配置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
| 3.2.1 微观家庭资产负债表与资产配置 |
| 3.2.2 宏观家庭资产配置变化与资产价格波动 |
| 3.3 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金融稳定 |
| 3.3.1 资产价格波动、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
| 3.3.2 房地产价格波动、银行体系与金融稳定 |
| 3.3.3 股票价格波动、资本市场与金融稳定 |
| 3.4 小结 |
| 4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1 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
| 4.2 全球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3 世界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 |
| 4.3.1 美国 |
| 4.3.2 英国 |
| 4.3.3 法国 |
| 4.3.4 德国 |
| 4.3.5 日本 |
| 4.3.6 中国 |
| 4.4 小结 |
| 5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和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风险厌恶影响的实证检验:微观证据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计量模型 |
| 5.1.3 实证检验结果 |
| 5.1.4 年龄分组回归 |
| 5.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宏观证据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计量模型 |
| 5.2.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 小结 |
| 6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检验 |
| 6.1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资产价格波动趋势比较 |
| 6.1.1 美国 |
| 6.1.2 欧洲主要国家 |
| 6.1.3 日本 |
| 6.1.4 中国 |
| 6.1.5 各国的总结和比较 |
| 6.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历史经验印证——基于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的分析 |
| 6.2.1 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股票价格的影响 |
| 6.2.2 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6.2.3 历史经验总结 |
| 6.3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产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及研究方法 |
| 6.3.2 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3.3 中国数据实证检验 |
| 6.4 小结 |
| 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全球主要国家金融稳定指数值度量 |
| 7.1.1 样本 |
| 7.1.2 指数值 |
| 7.2 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2.1 变量与计量模型 |
| 7.2.2 模型检验 |
| 7.2.3 实证结果 |
| 7.3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度量 |
| 7.3.1 指标体系和度量公式 |
| 7.3.2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值 |
| 7.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4.1 计量模型 |
| 7.4.2 模型检验 |
| 7.4.3 实证结果 |
| 7.5 小结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政策目标 |
| 8.2.2 具体措施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内国际金融大事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影响因素研究[D]. 邸月.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基于媒体舆情分析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研究[D]. 张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基于结构突变的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间动态溢出效应研究[D]. 吴筱菲. 东华大学, 2021(01)
- [4]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与比较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 杨灵灵,刘军. 经济视角, 2020(06)
- [5]阿斯塔纳城市形象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ASSAN MEREY.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6]沪港通开放后香港股市对沪市的溢出效应研究[D]. 阎天一.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7]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对外汇市场的时变效应研究 ——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D]. 白玉峰. 广西大学, 2020(07)
- [8]新冠疫情与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与对策比较分析[J]. 莫荣,陈云,鲍春雷,黄湘闽. 中国劳动, 2020(01)
- [9]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机理、路径与检验[D]. 李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