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利权的法律适用与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一、论专利权的法律适用及中国相关立法的完善（论文文献综述）

黄丽君^[1]（2020）在《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文中认为现代专利制度是围绕权利要求构建的制度,等同原则在权利要求字面含义的基础上扩张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我国司法程序中广泛适用的等同原则,通常被定位于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平衡,为权利人提供公平保护,但这一定位不能维护中国在当前国际专利体系下的国家利益,中国应该根据国家利益之需要,系统性地重构等同原则。等同原则虽然仅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但行政审查程序作为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对专利法具体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对司法适用等同原则影响深远,且等同原则的适用,同样会影响行政审查时投入资源的效率,进而影响中国专利制度的整体效率。此外,司法程序中适用的等同原则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正确定位中国专利制度在目前阶段能够发挥的功能,是理顺行政审查与等同原则的之间的潜在关系,化解等同原则适用困境的前提。文章围绕该主题,分五章进行论述。中国的等同原则受美国影响甚巨。第一章围绕中美两国等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对等同原则进行简要介绍,论述了美国反垄断法对等同原则现代定位的塑造,以及美国现代等同原则的发展趋势。美国国内的等同原则整体处于收缩状态,且对等同原则的关注,已经从为权利人提供实质公平保护,演变为维护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一章还简要回顾了中国等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国的等同原则依然深受为权利人提供实质公平保护的价值观念影响,向权利人的利益倾斜明显。权利要求诞生于行政程序,行政审查的主体、思维、对具体条款标准的把握等均会对权利要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后续等同的适用,第二章围绕等同原则的适用对行政审查中的优先权审查、修改超范围审查、三性审查、清楚条款的审查、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审查与后续等同原则适用之间的关联关系展开。论证了等同原则目前的适用状态,使得中国专利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之间的摩擦进一步加深,使得中国专利制度的制度效率降低。第三章围绕司法程序适用等同原则的困境展开论述,具体为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之间的矛盾性,且与中国经济技术现状不相匹配。等同原则本身即具备强化专利权的特征,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等同侵权在中国的专利诉讼架构中被作为判决的理由,而非诉讼请求,这使得权利人从证据义务中解脱,获得了本不该获得的程序利益,进一步强化了专利权,有碍公平竞争。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等同原则的适用,使得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摩擦进一步加深,表面看来是具体规则层面的隔阂,实质是指引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价值观并未统一。第四章围绕中国当前专利制度和等同原则的应然定位展开讨论,提出中国当前专利制度应定位于技术导流通道,在此背景下,等同原则应以国家利益为价值指引,定位于技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权利人的利益、创新竞争机制的培育和维护之三元利益平衡。等同原则的功能发挥需要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合力向前,程序间的隔阂和摩擦应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予以解决,因此,等同原则的重构是司法、行政、立法三位一体的重构。第五章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解决路径:司法程序的重构重点在于等同原则构成要件的重构和诉讼程序的重构;行政程序可以为等同原则的重构提供助力,具体为提高行政授权标准,让更多导入中国国内的技术信息停留在公共知识层面;最后,立法应加强对处于行政闭环内的《专利审查指南》的备案审查,建立制度层面的司法权威。

柴西^[2]（2020）在《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对抗效力研究》文中提出技术流通及其再发展之良性循环的重要路径之一,便是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制度的完善。专利许可合同登记之效力性规范,是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制度之核心制度。然而,无论从立法设计层面上,还是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研究层面上,我国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制度均将其定位为行政管理手段。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制度片面侧重其公权规范功能,却导致其在私法意义上明晰权利归属功能的缺失。在该制度定位下,自愿登记原则导致专利许可合同登记不尽人意,行政监管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偏向行政管理的“备案”并不利于私权保护,与现实需要相偏离。实践中,权利登记及合同登记之间相混淆,导致当事人商业风险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登记效力性规定的缺失,导致被许可人之间的专利许可实施权冲突。相关纠纷不仅在当事人之间造成消耗,更不利于相关专利的经济利益的实现。专利权之私权本质决定了作为衍生权利的专利许可实施权同样具备上述属性。赋予专利许可合同登记以“准物权”的对抗效力,不仅可以扩展专利权保护的范围,实现个人、国家、社会三者间的利益平衡,还可缓和知识产权垄断与技术流通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通过对我国民法物权债权理论之借鉴与扬弃,实现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制度与民法物权债权理论之内在原理之融合,并结合专利许可实施权相较于物权之特殊性的考量进一步完善其登记制度。专利多重许可及债权物权化之现象与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形式主义及物之多重买卖的交易实践具有内在逻辑相契性,故而专利独占许可合同及专利普通许可合同和专利排他许可合同分别采用登记生效制度以及登记对抗制度,形成二元登记对抗模式。具体制度构建上,本文提出的实体性建议构成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制度之框架,程序性建议则为其做铺垫,最终实现其构建与完善,从而达到促进专利实施、保护专利贸易的目的。

李槿赫（KEUNHYUK LEE）^[3]（2020）在《售后限制对专利权用尽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专利权用尽原则的售后限制,是指专利产品售出之后,专利权人试图以于该产品销售之际设定的限制性条件,对专利权用尽原则的适用加以排除,以此继续对售出产品进行控制。依照专利权用尽原则,如专利产品合法首次销售,其专利产品的专利权就会用尽。另一方面,专利权人可以限制专利使用的内容和范围,这种专利权人的行为在合同自由原则上是被允许的,但可能与保护专利产品自由发展流通的专利权用尽相冲突。如合同双方之间发生违反其专利产品销售合同的情况时,那么是将此种行为视为超出专利法允许范围的专利使用而构成的专利侵权行为;还是不构成专利侵权而单纯地视为合同当事者之间发生了违约行为,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成为了焦点。美国于2017年最高法院通过Lexmark判决作出解释:即使存在售后限制,专利权也会用尽。这一判决与长期以来的美国最高法院的现有立场相反。基于本文争议点应综合地从专利权的目的、专利权人的私利保护及社会公众的公益保护等方面进行考虑,即其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此外,为了从本争议点得出结论,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以及反映中国工业发展及中国专利权人保护程度等的政策层面进行考虑。综合考虑以保护专利权人为宗旨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中国工业发展现状、中国企业成长速度、中国专利水平的提高等,原则上,根据任意性规范说,应优先保护专利权人。在例外情况下,综合考虑判决当时的情况,如有必要更加重视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可根据法官的裁量权考虑强行性规范说。为了完善这些内容,本文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任意性规范说与其例外条款的适用。此外,还建议企业基于对此争议点的考虑,实施订立合同、申请专利、专利获利等战略。

王舒婷^[4]（2020）在《专利法中的捐献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利要求书是确定专利权范围的核心文件,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始终面临着过分抽象则权利范围广但易丧失新颖性,但过分具体则保护范围过窄收益不高的矛盾。随着我国专利人才撰写水平的不断提高,专利撰写人逐渐摸索出缓解上述“矛盾”的撰写技巧,即在申请阶段将部分技术方案列入说明书或附图中而非权利要求书中,以规避审查机关对众多方案的审查。在获得授权后,再通过等同原则将原先仅记录在说明书或附图中的方案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既提高专利申请成功率,又扩大了专利保护范围,实现双重获利。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专利权范围的知情权和专利制度的公示性。美国专利制度中为制约此类行径,创设捐献规则,将仅记载于说明书或附图中的技术方案视为“捐献”给公众,不再纳入专利保护范围。捐献规则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美国得以成熟与完善。但这一特殊问题并未得到其他多数国家的重视,捐献规则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势头甚微。我国于2009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捐献规则,然而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制度建设都较为薄弱,从而导致司法实务中出现了规则模糊、认识不一、同案不同判等诸多问题,捐献规则在我国亟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专利法中的捐献规则的一般概述,介绍捐献规则的概念及用词准确性,分析捐献规则的功能和潜在缺陷,同时对比分析其与等同原则、禁止反悔原则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第二部分为捐献规则合理性探析,试图从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功能区分,利益平衡理论,以及诚实信用理论方面入手,分析捐献规则的合理性,为捐献规则在我国的设立找寻正当性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域外国家捐献规则的考察与评价,考察了美国、英国、德国的捐献规则发展情况,从而发现该规则并未在所有国家都普遍适用,捐献规则的设立与一国专利运行的现实情况、等同原则的发展情况,以及对专利制度中不同价值追求的侧重息息相关;第四部分为捐献规则在我国专利制度中的现实与困境,我国虽然建立了捐献规则,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的现状来看,仍存在一系列特殊问题尚待解决;第五部分为捐献规则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针对捐献规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的问题,结合理论基础和他国的先进经验,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我国捐献规则的发展完善提出建议。同时,关注到捐献规则在我国的行政确权案件中的最新适用进展,进一步探析其发展方向的合理性。

闫宇晨^[5]（2020）在《论专利权的推定效力》文中研究表明专利权效力是专利财产权价值实现的基础,关乎专利权人的权利享有、利益的实现,也关系着整个专利制度的构建。可以说,专利权效力问题是专利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专利权效力具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专利权是被推定有效的,有关专利权推定效力的来源、产生的逻辑结构以及现实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对于系统性的理解专利权效力、丰富发展专利法基础理论以及指导现实专利法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专利权推定效力相关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研究还十分薄弱。首先,对专利权推定效力的来源进行研究,试图从“共性”和“个性”两个层面明晰专利权为何是被推定有效的,既存在一般的权力间相互尊重的问题又有其特殊的推定事由。其一,思想理论来源。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不足为我们重新思考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契机。虽然专利权产生之初受到了自然权利理论的影响,但其并未沿着自然权利的路径演变,现代专利权已经由自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若要做到专利权利法定,在专利权产生之初就应当做到法定主义,即专利局应当通过授权行为使得符合法定条件的发明创造获得法律效力。基于专利局在授权审查方面的专业性、权威性,法院一般会对进入到司法审查程序中的专利权效力予以充分的尊重。立法者对于这样的“尊重”进行了肯认并要求其他社会主体也应当尊重他人的专利权,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便由此得以创设。其二,推定不能脱离现实而凭空创设。专利权推定效力的现实基础来源主要包含经验和社会政策两个方面。一方面,专利授权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专利局在授权审查方面足够权威但仍难以保证授权结论的真实性,推定的机制可以做到专利权既“有效”又可被质疑。另一方面,推定效力可以使得专利权效力先行得以稳定,让专利权中蕴含的专利政策能够得以实现。此外,专利权被推定为有效不仅是合理的还是必要的,专利授权错误不可避免、专利权有效性争议时有发生且无法通过合意行为解决,在专利权效力最终得到确定之前就存在着如何对待效力的问题,为了防止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受损,也为了防止损害专利局的行政权威,专利权有必要被推定为有效。其次,通过观察专利权推定效力产生的逻辑结构,深刻理解其逻辑内涵后才能明白这一推定的真实法律含义。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作为法律推定的一种应当具有以下结构:基础事实、推定事实、介于前两者间的特殊法律关系。如此,专利权推定效力产生的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1）推定产生的起点——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中的基础事实——专利授权行为的作出;（2）推定产生的中介——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中的特殊法律关系——依专利授权行为法律性质所引起的特殊行政法律关系;（3）推定产生的结果——专利权有效性推定中的推定事实——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即“有效性推定”）。本文将专利权有效性推定的法律含义解读为:当专利授权行为作出后,因其引发的特殊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有效性推定”的法律效力。这种法律效力要求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应给予专利局的授权行为充分地尊重,不得擅自否认他人专利权的效力,当第三方获得法定理由时可以通过有权机关质疑专利权的有效性。最后,专利权推定效力所产生的现实影响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对此,采取了一种“二分法”的方式,即在推定“成立”和“确立”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在“成立”的层面重点阐明专利权推定效力成立后存在着多维度的效力表达形式,这具体表现为功能目标维度、权利保护维度、强度以及范围维度,其目的在于更为全面地认识专利权推定效力的作用、说明该推定存在着区别于一般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特殊价值。对于“确立”层面的研究,则意在系统性的分析专利权推定效力对于专利诉讼制度运行及其实现专利权保护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影响。这样做,不仅可以为我国专利法改革提供相关理论依据,也可以为专利诉讼制度优化、尤其是为由法院主导的“一元化”专利无效制度构建提供可以借鉴的基础性规则。在对专利权推定效力的特殊影响研究后,得到了以下几点启示:第一,专利权的推定效力改变了司法裁判者对专利权有效性的认知,这对其在诉讼中正确认识专利权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不仅起到了节约证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还改变了法官解释权利要求的方式,具体体现为在专利诉讼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利要求解释规则——有效性推定解释。正确理解和适用有效性推定解释不仅有利于理解权利要求的含义、勘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还能够对抗专利权利不确定性、应对日益严重的专利质量问题。第二,法官对于禁令救济颁发中胜诉可能性要素的评判主要是通过对该专利权的推定效力强弱进行分析的,我国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与美国的禁令救济制度虽有不同之处但在颁发考量要素方面却高度相似,对于相关制度尚处在初建、不断完善阶段的我们来说,美国处理专利权推定效力与专利禁令救济颁发关系时的做法是具有相当借鉴意义的。第三,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在诉讼中的适用缓解了主张专利权有效一方的证明困难、加重了质疑专利权有效性一方的举证责任,同时质疑方须承担加重的说服责任,这直接导致了推翻专利权有效性推定须满足较普通民事诉讼更高的证明标准。由法院主导的专利无效判断方式有其多种基础性规则作为支撑,而专利权推定效力对于诉讼中关键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们要构建“美国式”的专利无效制度不能忽视这些内容。第四,专利权的推定效力对于专利无效判断“双轨制构造”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我国对于专利无效制度的改革不能忽视业已存在的传统行政公法理论的影响。在现有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和法理基础上构建当然无效抗辩才是解决“双轨制构造”弊病的一条正确出路。

文育娟^[6]（2019）在《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申请条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专利权无效宣告是专利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制度,在历次专利法修改中都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热议,在专利法体系的完善中此项制度的地位与作用也是日渐清晰与重要。然而,现有专利制度设计下的专利权无效宣告出现一定程度的功能异化,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专利权无效宣告成为拖延专利侵权诉讼的手段,由此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以及扩大了侵权损害。考虑到改造现有架构所面临的制度转换成本以及其他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设置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申请条件是一个简便且可行的方法。专利无效宣告规定在我国《专利法》第45条,是指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而又错误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申请,由有权机关进行审查并宣告其无效的程序。申请条件的设计,则是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判断的标准,以此决定是否受理审查他人提出的申请。概括地说,一套设计良好的无效宣告申请条件包括对原则的准确适用、申请人的明晰界定、申请理由的灵活全面以及时间的合理有度等方面的内容。据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专利权无效宣告申请条件的概述,从无效宣告申请条件的界定到其设计的必要性,再到设定无效宣告申请条件时应遵循的原则,层层递进。第二部分从立法规定出发,详细介绍了专利无效宣告申请条件之申请原则、申请主体、申请理由及申请时间,并一一分析了各自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包括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存在瑕疵、无效宣告申请主体范围过于宽泛笼统、申请理由的规定模式僵化以及申请时间未加限制。第三部分介绍了国外众多的立法规定与实务中的做法,分析其背后蕴藏的意旨,为我国更好地完善专利无效制度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借鉴。类似的规定,在美国体现为授权后复审和双方复审两程序,以专利授权后9个月为界,分别设置较为全面的无效理由与“新颖性”、“非显而易见性”两种不同的模式;日本通过对授权后异议程序不断的修改与完善,最终确立自专利公报发行之日起6个月的申请时限,期满则只能通过专利无效审判程序予以解决,并由于其准司法性质,申请人实际上有“利害关系”的限制;德国分为异议程序和宣告专利无效程序,同样设置时间界限,并且对于专利无效理由的规定相当有限,态度非常审慎。第四部分为我国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申请条件提出立法完善的建议,在对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申请条件进行设计时,要拆分成申请原则、申请无效的主体、申请无效的理由以及申请无效的期限四个方面。具体而言,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该细化其适用标准,解决实务中认定不一致的难题,具体包括放宽对“一事”的理解与合理分配说明义务。在判断理由和证据是否属于“同样”时,应立足于其实质内容而不拘泥于其表现形式,另外,当事人需要就各自的“一事”主张进行说明与回应,以此助力于行政机关的判断。对于请求人的范围,宜加以“利害关系人”的限制,一方面有利于防止恶意专利权人利用一事不再理将其无效专利有效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无意义的重复申请,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提高行政效率。就我国目前无效理由而言,应增加其灵活性与科学性,考虑在专利授予之后的不同时期不同的考量倾向,科学合理地采用不同的无效理由的模式。提起时限,事关专利的稳定性,时间越长,专利就越久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其转化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另外,效仿时效制度的立法精神,理应对申请提起无效宣告设置一段合理的区间。

毛翔^[7]（2019）在《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对于已授权专利的有效性的审查采用了行政单轨制模式,由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和专利确权诉讼组成。作为行政机关的专利复委员会（2019年4月起改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1以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对专利是否符合授权条件进行再次审查,并做出结论。对这一结论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以专利复审委员会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依行政诉讼程序对专利无效宣告结论进行审判。专利确权审查的作用是纠正专利的授权瑕疵,将不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专利权宣告无效,或通过权利要求的修改、专利权宣告部分无效等方式使专利权重新被界定为满足授权条件的范围。因此,专利确权审查的本质是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再界定。之所以需要这一次纠错性的界定,是因为在专利申请审查阶段存在审查能力的局限性。专利行政部门由于资源禀赋（主要是现有技术资料和相关领域知识）所限,同时考虑到专利技术的价值差异,无法、也无必要通过投入更多审查成本的方式达到更好的审查效果,因此可能对一些不符合授权条件的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专利确权审查程序通过第三人触发的方式对具有较高市场竞争程度和价值已授权专利的可专利性进行再次审查,并通过双方提供资料、对抗辩论等方式提供较低成本的审查资源。专利确权审查的结果将对涉争专利权的存废和保护范围产生影响,同时,可能导致与涉争专利相关的侵权、合同等法律关系的变化。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设计,就是基于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界定的目的,对审查权和审查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这种分配包括多个方面,如授权前后（即专利授权审查与专利确权审查之间）的分配、确权程序中不同程序环节之间的分配、不同审查主体之间的分配,以及基于不同类型的专利、专利不同的价值状况的分配等。我国当前的专利确权审查模式存在诸多的问题。最直接的问题是专利确权诉讼导致的循环诉讼问题,专利权有效性问题的反复认定不仅导致涉争专利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还使得与之相关的侵权诉讼久拖不决。以这一问题为起点,引发了对于现有模式更多问题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专利确权诉讼中当事人角色错位问题,即使得原本应当处于居中裁决地位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在确权诉讼中实际上变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而实际对抗的另一方只能以第三人身份参与司法审查程序。同时,这使得专利复审委员会频繁涉诉,导致其作为专利审查机关的本职工作受到不良影响。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专利确权审查的职能无法有效实现,甚至产生了功能的异化。原本旨在提高专利质量、推动专利制度功能更好地实现的制度,成为了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打击竞争对手、进行规避研发的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理论和实务界均提出了一些改造的建议,比如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制度、允许法院直接审查专利权有效性、缩短专利确权诉讼审级并使法院的判决有最终决定效力等。这些建议涉及了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性质定位、已授权专利有效性实体问题的审查权分配和效力范围、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确权审查程序的衔接以及不同的专利确权审查程序的结论冲突等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个新的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设计方案。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是对专利确权审查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在厘定了专利确权审查的概念、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含义与内容之后,分析了专利确权审查的职能。之后,本章以法经济学为工具,提出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设计是对审查资源在程序环节、审查主体和时间维度上的分配。第二章是对我国当前的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解构与评析。本章分析了我国专利确权审查的行政程序、司法程序及二者的效力与程序的衔接。同时分析了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确权审查程序的衔接。我国专利授权审查行政程序采用了唯一的审查机关和单一的审查模式,启动条件较为宽松,在主体和时间方面并无过多限制。专利无效宣告理由涉及几乎所有与专利授权条件相关的内容。我国的专利确权诉讼采用行政诉讼的形式,法院对于专利无效宣告决定的审查已经几乎完全渗透到了对专利有效性这一实体问题审查,但受行政诉讼审查范围、判决方式等的限制,法院对于专利有效性的审查“审而不决、裁而不终”。这一模式引发了审查效率、诉讼参与人结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从历史演进来看,我国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考虑效率和资源的因素,更加重视专利案件作为知识产权案件,与传统民事、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也更加重视在司法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本身对于权利的主张能力。同时,也更加倾向于法院在专利有效性实体问题的审查权的强化。第三章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分析。美国采用了大而全的多轨制审查模式,法院和行政机关均可以在不同的程序中对专利有效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产生对世效力。日本采用了准双轨制模式和无既判力的专利权无效抗辩。德国模式是典型的司法单轨制模式,专利权有效性问题由专门的联邦专利法院进行审查,对其结论不服的,可以直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第四章集中讨论了专利确权审查的行政程序。专利无效宣告程序宜被认定为行政裁决程序,其效力来源是专利复审委员会行政权力。在本章中重点研究了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准司法特征,并分析了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准司法化改造方案。本章指出,现有的无效宣告程序的准司法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准司法地位。准司法化改造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需要对现有的司法制度进行较大的调整。第五、六两章以专利确权审查的司法程序为研究对象。第五章集中研究现有模式中,专利确权诉讼对行政诉讼法的有限突破和受到的限制。同时在上一章将专利确权审查程序定性为行政裁决程序之后,本章梳理了目前行政法学界对不服行政裁决结果的救济方式的争议,提出宜以民事诉讼的形式处理,并分析了如果将后续的行政诉讼改造为民事诉讼程序,需要建立怎样的理论基础以及对现有的民事诉讼体系进行怎样的调整。第六章则是集中研究法院对于已授权专利的有效性审查结论的效力问题。专利通过权利范围的重新划定的专利授权条件的司法设计进行专利权有效性的判断。本章研究了侵权诉讼中专利权无效抗辩的相关理论,并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障碍进行了分析。同时,本文运用民事诉讼法中的既判力理论对法院的审查权效力范围进行了分析。第七章中,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个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的改造方案。这一方案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中,将现有的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改造为“专利确权复审程序”,作为一个先行的行政确权审查程序,将后续的司法程序定位为民事诉讼程序,并赋予最终裁决效力。在后续司法程序中,审查范围和证据将受到限制。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可以提出专利权无效抗辩,但此时,专利权人可以主张将这一问题转由行政机关以行政审查程序审查,并做出具有对世性的结论。第二阶段的改造内容主要是对行政审查程序进行准司法化改造,但需要更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比如对于民事诉讼法体系的调整、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建立等。同时,这一阶段改造的可行性和具体实施,需要以第一阶段运行情况的研究作为依据。

李小慧^[8]（2019）在《专利无效后相关利益人的法律救济》文中研究表明2019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草案强化了专利保护力度,对故意侵权引入最高五倍惩罚性赔偿,提高了法院的酌定赔偿数额;第二十条还增加了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的诚实信用原则,明确对专利侵权的严厉打击和对恶意诉讼的强烈抵制。但与此同时,修正案虽然曾对专利无效宣告的程序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各方对变革意见分歧较大,立法机关最终并未采纳。而专利无效后对相关利益人的法律救济因缺乏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讨论。专利被宣告无效后,原专利权人恶意造成损害,或者不返还相关利益人财产显失公平,不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倡导的诚实信用原则,还可能涉嫌恶意诉讼,对不返还利益人相关财产显失公平的要予以返还,恶意造成损失的要进行赔偿。但我国《专利法》对相关利益人的救济规定过于笼统,专利无效后,对哪些利益相关人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何种救济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困惑,返还或赔偿的数额没有具体标准,甚至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判决,相关利益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同时,由于审查中所投入的资源有限,难以穷尽现有技术,再加上专利公开程序不够透明,专利审查人员技术有限,使得一些本不应授予专利的技术被授予了专利权,专利无效案件日益增多,对相关利益人的法律救济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分析法条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务中具体案例,明确原专利权人存在恶意和不返还财产显失公平的具体情形,厘清专利无效后对相关利益人应予救济的适用要件。针对不同情形,从诉讼利益人和合同利益人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深入探究专利无效后对相关利益人救济的法律依据和救济范围。

杨巧玲^[9]（2019）在《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中权利用尽原则适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专利制度通过给予固定期限的专利保护换取发明创造内容的公开,既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又促进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保证了国家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专利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同一产品上既包含了专利权又包含了物权,专利权人希望通过专利权排他性的特征来控制商品以维护其最大利益,物权人则希望可以不受专利权人干涉,通过商品的自由流通以获取利益。为了解决专利权人和物权所有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多数国家采用权利用尽制度对专利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以期更好地实现专利制度的根本目的。再制造是指采用专门的技术、以产业化生产为手段,通过对报废产品或其零部件进行修复和改造,在原产品基础上制造出新的产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我国国务院早在2005年《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就将再制造列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又一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再制造行业。近年来,再制造企业在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少侵权诉讼。在案件中,再制造企业回收利用他人享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包装物,装入自己的产品后进行再次销售,作为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的一方均提出了权利用尽作为抗辩理由,但国内几个高院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将现有相关案件分为适用权利用尽原则和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两种类型,分别选取相应的典型案例进行介绍。从回收再利用行为的性质及权利用尽原则适用两个方面具体分析现有判决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这种回收再利用行为应当适用权利用尽原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相关制度的建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案情简介。首先从整体上分析我国国内几个旧瓶装新酒案例的判决情况,其次具体介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的典型案件及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的典型的案件,即鞠爱军案和维雪集团啤酒瓶案,通过对两类案件法院判决理由和结论部分的对比提出相关案件的争议焦点。第二部分为回收再利用行为性质的认定。首先罗列了回收再利用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其次从域外和国内两方面的案例出发,一方面阐述域外判例关于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的认定,即修理和再造的区分标准的判定,另一方面具体分析我国法院对回收再利用行为的认定,即现有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变相生产制造观点及其不合理之处。第三部分为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首先介绍了权利用尽原则的设置目的及适用条件,其次对权利用尽原则在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案件中的适用进行分析,并指出现有权利用尽原则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对专利权人和再制造企业利益进行分析,提出此类案件应当遵从立法目的直接适用权利用尽原则,其他损害可以由专门法予以解决的观点。第四部分为完善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再利用中权利用尽原则适用的相关建议。一是对专利法中权利用尽条款的具体完善,二是对外观设计专利回收再利用案中权利用尽原则适用条件的完善,三是根据前文分析对再制造企业回收再利用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提出一定的建议。

王晓芬^[10]（2018）在《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及知识产权战略在我国的深入推进,专利技术及专利权利的拥有与利用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转让、许可、质押等专利交易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的共生现象,专利交易安全问题也日益增多,专利许可中的重复授权、“一女二嫁”、专利转让、质押中的无权处分以及不同交易交织引发的利益冲突等不断涌现。以上现象,实质关涉善意交易人利益保护诸多方面,对此,现有立法的缺失与不完善制约着我国专利交易的进一步发展。近现代以来,人们对财产权价值的认识经历了由财产支配为重心到财产利用为重心的变化,在权利的保护上也经历了从注重财产权静态保护到日益注重财产权动态交易安全保护的发展历程,许多专门的善意保护制度在民法各领域中确立,如表见代理、物权公示公信、善意取得、债权表见让与等等。毫无质疑,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法的重要价值取向,成为财产法的重要制度内容。如同有体财产权交易发展规律一样,随着专利交易的发展与兴盛,人们的目光也将会从强调专利权利保护转向对专利交易安全的日益注重,而现实的经济生活已经对专利交易安全提出了迫切的制度需求,法律须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这不仅仅是应对现实问题之需,也关涉到专利制度根本目标的实现。专利法立法目的,一方面,通过赋予、保护发明创造者对其发明创造一定期间的专有权、独占权,从而使其获得相应的报酬以激励技术创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推广应用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二者关系上,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体现为专利权的授权与保护,后者体现为不遗余力地促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要达到促进专利利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最终目标,创造安全的专利交易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交易安全保护是法的秩序价值在交易领域的具体体现,构建完善的专利交易善意人保护制度,对于维护专利交易安全,促进人们积极地从事交易、实施专利,充分实现专利的经济价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由于专利权客体的非物质性、权利产生的法定性、权利存续的不确定等,专利交易中的善意交易人保护往往涉及更为复杂的利益平衡问题。试举一例,我国《专利法》中对发明创造申请权及专利权归属均有明确规定,如若实际进行专利申请并取得专利权者与法律规定的权益归属之应然状态不符,当实际获得专利授权的人将该专利转让给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时,如何处理应然权利享有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关系呢?现行法未做任何规定,实践中能否准用物权法中善意取得之规定存有不同认识。与有体物不同,专利权依据法定授权而产生,授权公告既是专利权产生的法律依据,也是专利权公示的方式,似乎不存在权属真实状态与外观公示不一致的情形。然而,如若从利益冲突角度出发,问题的实质仍是真正权益享有者之静的归属安全与善意交易者之动的交易安全之冲突,与物权法中善意取得所涉问题及价值取舍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如若准用物权善意取得规定,似乎又对专利权人的利益保护明显不足。其他交易情形中的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也多涉及专利权特殊个性问题,是否保护及如何保护需要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传统大陆法系财产法是建立在物权、债权二元区分基础之上,知识产权的迅速发展使其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到基本财产权体系中。知识产权客体与物权客体不同的存在样态,导致了人们对两种财产不同的支配与使用行为,进而形成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权利内容与制度设计。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二者的具体差异性,也应关注二者之间内在的意义关联,从整体上把握蕴藏于二者之间的共同原理与共性制度需求。基于财产性、支配性、绝对性、排他性等基本相同的权利属性,物权应作为与知识产权最相关联的一项财产权而存在,鉴于此,物权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对专利法具有最直接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因此,运用物权法中的交易安全保护理论来研究、反思专利交易问题成为可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结合专利权自身特性进行妥适的制度设计。基于以上总体思考,围绕“专利善意人保护”这一核心问题,本文研究内容除“导言”和“结论与建议”部分外共分为六章,其内在结构关系见下图:本论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为“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的基本理论”。本章从分析“交易”“善意”“善意交易人”等基本概念出发,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传统民法中关于善意保护的交易安全理论及善意保护的社会学基础,并对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所涉基本范畴进行了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交易”一词,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人们对其意义经历了不同的认识。古典经济学中,“交易”一词与“交换”同义,而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赋予了“交易”以现代涵义。康芒斯揭示了交易具有的制度意义,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交易意味着,于一定法律、习俗等秩序中发生的个体之间的所有权之移转。科斯所讲的交易,是指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活动过程。结合上述经济学中对交易的基本认识,本文所指称的交易,主要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市场交易行为。从民事交往及民事制度角度定义,交易是指,依照约定当事人一方转移财产权利（利益）于对方,对方给付相应对价的双方有偿法律行为。善意是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一个常用术语,但立法上对此无一般性界定。从历史发展脉络看,现代意义上善意的基本含义更多是指,行为人不知道、不应当知道某种事实真实情况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本文也是在此含义上来概括所研究的善意法律现象。善意保护,旨在保护善意者的合理信赖,所谓合理信赖,意味着尽到了必要的、相应的注意义务基础上付出的信赖,法律上善意的评价与过失密切相连,过失与否及过失程度常常成为界定善意与否的重要考虑因素。另外,民法上的善意,在具体的制度重有明确的内涵所指,虽然其体现了诚信意识的某种要求,仍不宜为内容更为丰富的主观诚信所替代。本文所称的善意交易人,是指民事交易行为中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仍不知某项重要交易事项真实情况的交易当事人。交易安全为当代民商法的重要价值关怀。交易安全是指交易主体之交易行为及其合理期待利益的安全。善意交易人合理信赖利益的保护是交易安全的核心内容。交易安全保护具有理性基础,主要体现在:从注重静的安全保护到注重交易安全保护,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求;交易安全相对于静的享有及归属安全之优序保护,是一定条件下法的秩序价值、正义价值、效率价值等综合权衡的结果;对善意交易人合理保护具有科学认识论的逻辑基础。交易安全保护理念下的外观理论,为善意交易人保护具体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中观层面的理论指导。外观理论的适用条件,主要体现外观事实之存在,善意交易人的合理信赖、本人具有可归责性等三方面内容。该理论适用的后果,或使善意信赖者处于与其信以为真状况相一致的交易状态中,使其“得其所欲”,或是赔偿信赖方所受的信赖损失,使得信赖方处于交易行为发生之时的状态。在交易安全理念的指引下,外观理论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知识产权领域的善意保护等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另外,关于“信任”的社会科学研究为民法善意信赖保护原则及相关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法社会学基础。信任与信赖,词义上非常接近,法律理论使用“信赖”一词,其更多强调了信任基础上的依靠、依赖之意,法律更多关注的是基于信任有所具体行为下当事人之间的制度安排。信任在维系人类生活中具有的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人们生活关系正常展开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信任历经具体人格信任到系统信任的社会变迁。系统信任是一种客观的、确定的信任,主要依靠相关的制度来推进和保障。作为社会往来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法律上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促成、保护合理的信任,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以及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等,正是从制度层面上促进市场交易中的信任、信赖关系,维系交易的顺利进行。正如拉伦茨所言,“只有当必不可少的信赖被保护时,人类才有可能在保障每个人各得其应得的法律之下和平共处。”1保护必要而合理的信赖,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内在需求,是基本的法秩序价值的具体体现。专利权在性质上为私权,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总体上也应遵循现代私法善意保护一般理念。“专利”“专利交易”“专利善意交易人”等构成了专利善意交易保护的基本范畴。由于客体形态上的不同,专利权与所有权相比较具有自身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构成了其作为独立权利的本体性,而两种客体的共同“物性”,又使得二者之间具有不可隔断的内在关联,专利权和所有权的差异并不应妨碍依据物权法原理对专利权的拥有、行使、保护进行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一过程中应结合专利权自身特性进行独立的思考。第二章为“我国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问题及成因分析”。本章以专利转让、专利许可、专利质押为主要分析对象,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专利交易中常见的善意交易人保护问题及主要情形。从问题发生原因进行归纳,主要分为无权处分类、重复许可类、无效宣告类善意交易人保护问题。客体的非物质性、难以控制性及权利本身的法定性、不确定性等专利特性,是造成善意交易人保护问题的内在成因,而制度供给不足与理论研究薄弱是导致专利交易领域善意交易人保护不足的重要外在因素。第三章为“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专利因其客体的非物质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使得专利交易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与风险性。对于传统财产权交易,以保护善意交易人为核心的法律规范已较为完备,并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专利交易领域,善意交易人保护的理念及制度设计付之阙如。加强与完善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的现实必要性,具体体现在,其是保障专利交易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是适时进行专利强保护观念纠偏之需要。加强与完善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理论上正当性在于,是财产权交易安全保护理念在专利交易中的基本内容体现,是信赖保护法理的内在要求,是知识产权上利益平衡原则的具体展开。第四章为“无权处分类善意交易人保护及其制度完善”。本章结合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基本原理,对专利善意取得的能与否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及就如何保护专利善意受让人等进行了具体的制度探讨。专利无权处分实质上也涉及到真正权益享有人与第三人合理信赖利益冲突,也存在静态归属利益与动的交易安全利益矛盾时的价值选择问题。基于专利权与物权（特别是所有权）之间的相同法律属性、共同的无权处分适用情形,似乎应肯定与不动产善意取得类似之专利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审慎思量,专利公示的正确性欠缺相应的配套制度及保障措施,专利权不具有物权适用善意取得的制度基础与平衡机制,忽略专利客体的特殊性而直接准用不动产善意取得规定,将对真正权益人的利益造成过度损害,并进而影响专利法立法目标的实现。基于专利客体的非物质性、权利产生的法定性及现有的审查制度,虽然不能给予善意受让人以类似物权善意取得之强保护,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交易安全置之不理,专利法不能将自己隔离在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效率及合理信赖保护的理性选择之外。本文认为,为规范专利交易秩序,合理平衡各方利益,应从以下方面努力:首先,对于常见的非因真正权利人意志参与而促成的专利权初始登记瑕疵情形,应建构“法定权利人转移请求权及在先善意受让人的普通许可获得权”之利益平衡模式。具体内容为,一项发明创造被无权利人提出专利申请,法定权利人有权要求其转移该申请。如果该申请已经被授予专利权,法定权利人有权要求专利权人转移该专利权;在专利权依请求发生转移登记前,善意的受让人、被许可人等在原实施、准备实施的范围内有权获得一个普通许可,但应向新的专利权人支付合理的许可费。其次,对于因真正权利人意志参与而形成的“专利权登记瑕疵”及其引发的无权处分,应倾向于善意受让人保护。如共有人约定共享专利利益但以一方名义申请专利,后因专利登记名义人违反约定并将专利转让于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所引发的无权处分,以及因前手转让合同无效、被撤销等所导致的在后交易合同构成无权处分等,权利人对登记瑕疵的形成具有可归责性,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登记稳定性及利益平衡角度出发,立法上应肯定善意第三人取得专利权,此时准用物权善意取得处理为宜。若如不能满足善意取得所有要件,从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实施利益考虑,亦可参照前述专利权初始瑕疵的规范设计,赋予善意受让人在原实施、准备实施的范围内享有普通许可获取权,但应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许可费。第五章为“重复许可类善意交易人保护及其制度完善”。本章主要探讨了专利许可使用权法律性质及其设定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构建保护善意交易人之公示制度。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权利性质定位,从根本说取决于其本身特性及实际权利内容。就独占许可使用权（排他许可使用权可准用之）而言,权利人依约定取得一定范围的专利独占实施权,有权禁止任何第三人行使同一内容的权利,当第三人妨害独占许可使用权人权利的实现时,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具有准物权特性,物权变动公示制度可以为独占许可使用权的变动所借鉴。鉴于普通许可使用权在内容及效力上的非排他性,将其定位为债权更切合该权利的内在基本特性,以债权属性为基点来进行相应规则的设置较为妥当。当然,债权属性的基本定位并不影响例外情形下因实际需要赋予其一定的登记对抗效力。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之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相应地,准物权之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设定亦具有意思主义、形式主义（具体又包括债权形式主义、准物权形式主义）可能模式。从国外关于独占许可使用权的变动规定看,大陆法系国家更多程度上是借鉴了物权变动理论来构建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变动模式,但并非完全与本国物权变动作相同的模式选择。不同的变动模式更多是一种立法技术选择,何种立法模式为佳,端视一国的法律文化传统、经济及社会需求及配套制度之健全性而抉择。综合权衡自由、秩序、公平、效率的价值需求,结合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本身特性及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认为登记要件主义模式更具合理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宜将现行的合同备案登记制度转型为权利公示登记制度,并需要在公示内容、登记程序、赔偿责任等方面进行具体完善。第六章为“无效宣告类善意交易人保护及其制度完善”。本章在阐释专利无效宣告制度法理价值与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就专利无效下相关合同效力及履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我国立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保护专利善意交易人、平衡双方利益的制度建议与具体救济路径。专利无效宣告程序是当前各国专利立法普遍确立的一项制度,被认为是平衡专利权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举措。无效宣告的溯及力后果深深影响到基于专利权所进行的各种专利交易行为的效力与后果安排,各国的做法及法理基础虽有不同,但实践结果仍具有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并不因此否认在先合同效力、专利无效前已经支付的使用费、转让费原则上不予返还及恶意例外等。我国《专利法》第47条旨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实现法律公平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过,由于我国在专利合同效力规定上的立法理念滞后,导致专利善意交易人利益保护存在明显不足,如依据现行法,尚未履行及正在履行的交易合同因专利无效的追溯力将被认定为无效,这不仅不当地排除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而且对于已经进行大量投入且后续技术实施仍有赖于许可人技术指导的被许可人而言,很可能因合同无效而无法得到对方应有协助而陷入经营困境。同时,现有《专利法》第47条也因“恶意”、“明显违反公平”等抽象术语认定标准的不明确而导致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标的自始不能原则上不应影响合同效力,“标的不能合同有效”已经成为当今合同法发展的新趋势。结合标的不能理论发展趋势,立足于鼓励交易、合同自由、经济效率等合同法基本理念,从专利权的法定性、不确定性及保护善意交易人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专利无效宣告决定对专利权存在的溯及力不应影响专利无效宣告前已经订立的专利合同的效力,建议对我国《专利法》第47条增添以下完善内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尚未履行或正在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等不具有追溯力。专利权因无效宣告而灭失后,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对已经履行部分的专利使用费、转让费不予返还,但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在合同有效的框架下,对专利善意交易人适切救济的具体路径为,有约定依约定以及无约定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后,为继续实施技术之必要,基于诚信原则,受让人、被许可人等可以请求相对方依原合同约定继续提供技术指导与协助,但应支付合理的费用。在最后的结论与建议部分,本文提出,以交易安全、善意保护理念为指导,构建从专利授权、专利权行使到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等全过程的相关善意保护,立法层面的完善主要包括:法定权利人转移请求权及善意交易人普通许可获取权的制度构建、专利许可使用权变动公示制度及对抗效力模式的构建、专利无效宣告不影响在先交易合同的有效等制度完善。同时本文也提出,司法层面应结合专利特性积极而谨慎地探索善意交易人保护的合理方式,理论研究层面也应引起应有的重视与积极跟进,从而合力建构理论学说、专利立法与司法判例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法律运行体系。

二、论专利权的法律适用及中国相关立法的完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专利权的法律适用及中国相关立法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1）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2）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对抗效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售后限制对专利权用尽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专利法中的捐献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专利权的推定效力（论文提纲范文）

（6）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申请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专利无效后相关利益人的法律救济（论文提纲范文）

（9）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中权利用尽原则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专利权的法律适用及中国相关立法的完善（论文参考文献）

• [1]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D]. 黄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2]专利许可合同登记对抗效力研究[D]. 柴西.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售后限制对专利权用尽的影响研究[D]. 李槿赫（KEUNHYUK LEE）.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4]专利法中的捐献规则研究[D]. 王舒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论专利权的推定效力[D]. 闫宇晨. 南京大学, 2020(04)
• [6]专利权无效宣告的申请条件研究[D]. 文育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10)
• [7]专利确权审查模式研究[D]. 毛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专利无效后相关利益人的法律救济[D]. 李小慧. 河南工业大学, 2019(02)
• [9]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回收再利用中权利用尽原则适用研究[D]. 杨巧玲.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专利善意交易人保护制度研究[D]. 王晓芬.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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