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茶，清声，清谈

一、清茶·清音·清谈（论文文献综述）

薛繁洪^[1]（2020）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文中认为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成为引领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一种显着的社会现象,文人饮茶成风,究其缘由,与江南经济富庶、文人仕途失意以及休闲思潮的兴盛等因素密切相关。茶是江南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诸如读书、社交、文艺、旅游等,皆离不开茶。茶不仅是他们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还是文艺增趣的辅助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江南文人推动了茶艺的革新,在评鉴名茶、品水之论、茶具变化以及茶艺理论上均有创新性见解,从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赏茶具、领茶韵和悟茶道六个方面对品茶艺术进行鉴赏和领悟。他们不仅极力追求品茶过程艺术化、雅致化,还营造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他们通常在茶寮书斋、园林庭院、寺院道观品茗,或泛舟湖上,在林下泉畔、野外亭轩品茗,注重茶人的身份素养和精神风貌,讲究独啜、对饮和聚饮,并营造琴棋书画、焚香插花的饮茶艺境。在继承历代养生思想的基础上,江南文人注重饮茶养生,表现在与茶相关的饮食养生、精神养生和环境养生。首先,他们认识到饮茶可以去病保体,不仅自制养生茶,还在茶艺规范中践行养生理念;其次,遵循先秦儒道养生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培养个人心性和道德情操达到养生的目的;再次,注重饮茶地点、气候、物象等选择,以此裨益身心。由于茶性平和冲淡、苦寒醒脑、纯真自然,与文人淡泊仕途、自省静虑和贵真求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此外,饮茶生活还蕴含着他们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闲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尘拔俗的隐逸情怀以及静心自虑的禅悦心态。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王杨^[2]（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认为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姜晓梅^[3]（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提出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孙晓琳^[4]（2019）在《明代作家张邦奇研究》文中提出张邦奇,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是明中期较为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身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在甬上文坛颇有声望。他与明代享誉盛名的张时彻并称为“叔侄两尚书”,留存下来的诗文集有七十八卷,其理学思想与儒学讲授对甬上以及四川等地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后世学者主要注重对其政治任职及编修、刊刻史书等领域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地位。本篇论文以明代作家张邦奇的诗文作品为研究对象,根据其生平和交友情况,按照题材对其作品分类并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与赏鉴,最终在文学史上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和评价。本文由绪论、四个章节部分及附录构成。绪论中对目前学界对张邦奇的研究现状进行整理与归纳,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进行一定阐述。第一章主要分为四节,对槎湖张氏作谱系考略,从中探寻张氏家族的家传风貌;张邦奇自幼灵慧善解,天资聪颖,在政治生涯中,一生任职辗转多地,履进履辍,在“仕”与“隐”中徘徊不定,笔者从幼承家学、仕宦生涯两个方面对张邦奇的生平进行考述,并且对张邦奇的交友与着述进行探究,勾画张邦奇整体形象。第二章主要研究张邦奇诗歌内容与艺术特色,掌握其诗歌创作情况。张邦奇所存诗歌十分丰富,达1600余首,其内容分为八大部分,主要包括思亲怀乡、写景纪游、题画诗、咏物诗、应制奉和、送别友人、悼怀诗及田园农耕诗。张邦奇作为茶陵派的成员,其诗歌多有可观之处,艺术特色包括用韵巧妙精当、组诗的运用、叠词的使用、语虽淡情至深四个方面。第三章是对张邦奇的散文创作情况的分析,采用文体分类的方式,对张邦奇序文、散传、公牍文、书信等文体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解读,从而探究每种文体不同的艺术特色。第四章主要对张邦奇在君子人格、文学方面与政治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进行评价,以古代典籍为依据,从着录与收录的情况来分析张邦奇对于后世的影响,尽可能客观地为作家张邦奇在文学上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位。在正文后,附上为张邦奇传记资料以及对《张文定公四友全集》中诗歌部分的整理,不仅能丰富他的个人形象,对正文作以补充,而且对明代作家资料整理也有一定的丰富。张邦奇一生着作繁多,并保存较为完善,其诗歌方面受到茶陵派研究领域的关注与认可;在文章方面,被世宗认可为“学行和文章当为世人第一”。其穷经皓首,一生治学,对张时彻等文坛大家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文作品与理论,均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值得我们去关注。

孙建杰^[5]（2018）在《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变革与演剧生态为考察对象,结合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840—1949年间河南地方戏发展与蜕变的时代背景、剧坛概况、发展态势与总体走向,并对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的班社、艺人、剧场、作家（作品）等做了考察。晚清民国（1840—1949）是河南地方戏取得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河南地方戏自内而外,实现全面革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既回荡着传统文化的流波,又在时代风气的渲染之下孕育着诸多新变。总的看来,这一百余年间河南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1914年“时李之争”事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1840—1914年间,河南地方戏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是在乡间,与乡间生活、民俗文化结合极为紧密,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乡村时代;1914年之后,河南地方戏由农村逐步迁徙至城市,从只能游走于乡村陋野、搬演于庙会高台之上的杂伎游艺之作逐步演进为在商业化、专业剧场演出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城市之中发展、演进的河南地方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城市时代。自1840年以来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与演进的时代背景,晚清以来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河南戏曲改良思潮与实践则成为河南地方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戏曲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河南地方戏也由下里巴人一跃而为新时代文化的象征、救国治民的利器,得到河南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自1907年以来出现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樊粹庭引领的河南梆子革新实践这三次大的戏曲变革实践,扭转了时人对河南地方戏的偏见,形成了以观剧为时尚的社会思潮,重塑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社会的戏曲观念,在剧目、舞台、声腔等方面对河南地方戏做出了根本性的革新,全面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文化品格,并建立一种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城市民众审美需求的新的戏曲形式,为后世河南地方戏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典范。剧种的繁多与民俗演剧的兴盛则构成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剧坛的两大特点。基于河南悠久厚重的戏曲文化,地处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人情地理的丰富,这一时期在河南剧坛生存、繁衍了的各类剧种多达40余个,其中河南本土剧种30个,外来剧种至少有15个。它们在中州大地上争奇斗艳、碰撞融合、竞相斗胜,形成了河南剧坛诸腔杂陈、百花竞放的盛景。1949年前,河南居民十九业农,大多数地区仍笼罩于农耕文明的余晖之中,强大的农业基因、庞大的农村人口为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充足的养分。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河南绝大多数演剧活动是发生在乡村之中的,而民俗演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演剧类型上看,都是这一时期演剧活动的绝对主体。一年四季,乡民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或于场院村头,邀班做戏,吹拉弹唱,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春祈秋报、庙会演剧、节令演剧、崇圣演剧、集市演剧、行会演剧、喜丧演剧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民俗演剧的主要内容。班社、剧场、艺人、作家（作品）作为河南地方戏的组成要素,是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演进与变革的主体与直接体现者。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班社在组织、运营上与全国其它地市、剧种的戏曲班社类似,大同小异,分科班（窝班）、江湖班、玩会班、龙虎班四种。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两次督豫,在河南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组织、管理的艺人培训机构,开启了河南官方培养戏曲艺人的先河。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民间新式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戏曲教育事业,出现一批以“学社”“剧社”“学校”“剧团”命名的新式戏曲人才培养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未能完全抛弃旧式班社的陈规旧俗,但在培养模式、规章制度、训练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更加合理与科学,而且它们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积极吸纳京剧及其它兄弟剧种的艺术精髓,融汇于河南地方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良与革新之中,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培养了大批人才。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剧场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极其丰富。既有经济便利,可就地搬演的临时性演剧场所,也有规模宏大、形制精美的专业剧场;既有模仿上海“新舞台”兴建的新式剧场,也有延续千年、遍布河南全境的古老戏楼。茶园剧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它见证了以河南梆子为代表的河南地方戏在城市的崛起。1909年落成的“丰乐园”剧场,标志着河南新式剧场的开端。1927年,冯玉祥主导兴建的“人民会场”,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它催生了河南大规模修建剧场的浪潮。由永安、永乐、国民等七家剧院形成的“相国寺梆戏文化圈”第一次使梆戏剧场在河南剧坛站住了脚,并获得长久而稳固的发展,为河南地方戏的深度变革创造了条件。樊粹庭主导的“豫声剧院”则成为河南新式剧场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河南各地共有新式剧场有225所、茶园剧场26所,遍及河南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更存在数目众多、难以统计的简易戏院。艺人始终是河南地方戏最为活跃的要素,它既是河南地方戏的传承者与守护者,又是河南地方戏的创造者,在饱受社会歧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保存了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火种,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艺术水平,更创造了曲剧、四平调等新的剧种。晚清民国是河南地方戏艺人大量涌现、名家辈出的一个历史时代,以“开封五云”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吹响了河南地方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号角,并为它在城市中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坤伶的复兴与崛起,则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戏曲史现象之一,她们促进了河南地方戏唱腔风格的革新和审美范式的转变,加速了河南地方戏流派的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南地方戏的行当体制。对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河南地方戏研究的难点,在樊粹庭之外,少有河南地方戏作家被提及。宽泛地说,河南地方戏现存传统剧目,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再创作,以此而论,它们都属于艺人创作的范围。在民间艺人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于河南地方戏创作的文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或刻意隐藏行踪、或名声不显,所做剧本也大多散佚,极难对他们作出较为细致的描绘与综述。民国年间,又有樊粹庭、王镇南、蒋心惠等人相继投身于河南地方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代表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的最高成就,彰显了河南地方戏的高度与深度。本文挖掘、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36位河南地方戏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19位有较为详细资料者做了简单的考证和阐述,以补今日研究的缺憾。

王成芳^[6]（2018）在《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文中指出地域文学是明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而陕西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诚然,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论是作家质量,还是作家数量,陕西文学皆处于低谷阶段。但就北方地区来说,明代陕西的文学成就依旧可观:第一,明代陕西地区有文献可考的作家近700人,其中有作品存留者近400多人,有别集存世者65人,存世别集达120多种;第二,弘治、正德年间的陕西文坛涌现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杰出作家,倡言复古,引领一代文风,成为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力军;第三,一般认为,嘉靖中期以后明代陕西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但恰恰就是在“没落之际”,几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族逐渐崛起,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第四,明代陕西西安府文学异常繁荣,作家数量可与江南次发达州府相媲美。本文尝试在广泛搜集明代陕西地区作家、作品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展现明代陕西地区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创作概貌,讨论明代陕西地区文学的特色,并给明代陕西文学以适当的定位。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为《明代陕西作家述论》,以时间为线索,选取50多位明代陕西地区重要的诗文作家,对其诗文创作情况进行重点考察。明代陕西文学的繁盛在中后期,经过明初长达百年的准备,明代陕西文学在弘治、正德朝达到了鼎盛,并于嘉靖、万历朝持续发展,至明末逐渐走向低谷。明前期洪武至成化（1368—1487）是明代陕西文学的沉寂、准备期。此期陕西作家多以政绩、理学见称,张紞、王恕、段坚、薛敬之、康阜、黄谏等构成其主体。其中张紞被称“治行为天下第一”。王恕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在政绩上更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称。他们对于明代陕西文化的贡献和对后来者的启迪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而文化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明中期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是明代陕西文学的高峰期,不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且产生了对全国文学发展有引领意义的文学名家。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明代陕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批复古派作家,如许宗鲁、胡缵宗、马汝骥、张治道、刘储秀、胡侍、张原、张凤翔、韩邦靖、王用宾、王讴等。此一阶段,更有理学名家如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等,在精研理学的同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他们共同将明代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学发展的主力。明后期嘉靖至万历朝（1522—1566）是明代陕西文学的相对发展期,主要表现在作家的数量以及几个重要文学家族的发展上。此一阶段虽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仍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整个陕西文学已处于全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以马自强为代表的同州马氏家族、南轩为代表的渭南南氏家族及其他文学家族在此一阶段的兴盛及发展。此外,尚有王维桢、赵统、杨爵、冯从吾、温纯、张蒙训等人的文学创作显名于地方。明末,泰昌至崇祯（1620—1644）间,明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已然进入衰弱期。但陕西依旧有一定数量的作家在进行着文学创作,重要者如焦源溥、温日知、温自知、温启知、来复、来临、张春、秦一藩等。其中温自知在明末清初被尊为关中文坛领袖,享誉关中。本文下编为《明代陕西作家叙录》,以地域为纲,作家为目,为凡有作品存世的明代陕西作家撰写小传,并撰写着述、作品提要。此编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尽量求全,于能力所及处对已有研究资料中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着述等的缺失、疑点或讹误加以考证、补订。虽为下编,实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文学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本籍作家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以时间论,属万历、嘉靖朝作家数量为最,次为正德、崇祯,次为成化、弘治。以空间论,西安府的作家有绝对优势,占明代陕西作家总数的60%以上;二是明代陕西作家多受关中理学的影响,正直慷慨,注重气节,体现出较强的创作个性;三是明代陕西地区作家多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意识,文从司马迁,诗宗杜甫;四是明代陕西作家普遍具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倾向。不论在陕西文学的历史视域中还是明代文学的区域视域中,明代陕西地区文学均不算突出,但明中期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作家的崛起,及区域内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使明代陕西作家成为明代作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羊笑亲^[7]（2018）在《古代艺术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文中提出考虑到中西方艺术界定上的差异性及中国艺术家身份的特殊性,将论文中的“古代艺术家”设限为“文人艺术家”一一由“文人画家”衍生而来。他们多出自士人阶层,在文化上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精通琴、棋、书、画、诗、曲等多种学科及艺术,嗜好茶、酒、花、古玩等艺事活动,集卓越的学养、品味、身份于一体。他们大多向往纵情于山水,栖息于雅舍的田园生活。他们或是园林的主人;或是建园谋士;或是园林的评论者;或是园林的传播者。他们促成了园林的诞生,通过行文或画笔记录、宣传着园林,点评、传播着造园技艺,他们与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园林,作为集萃式的综合艺术,呈现出各种门类艺术的多样性与多元文化的渗透,具有悠久的演变历史与文化内涵。如何从大量繁复的文化信息与艺术现象的中选择、剥离出其特定的规律性与本质内涵,成为园林艺术研究的困境与难点。笔者尝试打破传统研究的视角与思路,跳出对园林作品及园林人物的研究,以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园林艺术的发展与流变。不难发现,文人艺术家这一特殊的媒介在园林出现伊始就伴随期间,并在不同的园林发展阶段对园林的观念、功能、意义的完善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将艺术家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去重新审视园林发展的进程,可以规避细节、时间的桎梏,摆脱形式的束缚,上升至系统、宏观、本质的层面,挖掘出深层次的内涵与意蕴,另辟蹊径地研究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从文人艺术家的共性出发,研究分为艺术家的人生阅历、精神世界、艺术作品、园林理论与实践几个部分,综合艺术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知识,分析诠释其媒介对园林艺术的影响,推演出以下几点认识:一、艺术家身处不同的人生阶段,均与园林发生相互作用,不断积累、丰富、完善着园林的功能、形式及意蕴;二、艺术家的处世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观念等赋予了中国园林独特的意蕴与风情,其人文因素的融合使得中国园林孕育出诗心画境;三、通过艺术家的不同艺术作品,通感手法的应用使得相关的门类艺术在园林中衍生出异质同化的现象,奠定了集萃式艺术独特的风采;四、艺术家的园林涉猎,在园林理论与园林案例方面给予了有力的补充与丰富,也造就了中国园林艺术理论框架体系的多样性与碎片化。古典园林艺术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对世界园林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已深深融入国人的血脉之中,推动着国人心理上的文化同构。着眼于园林艺术的传承,对其深层意蕴、文化、成因的挖掘,始终是中国园林景观人士不懈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赵郁飞^[8]（2017）在《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20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从历史时段讲,自晚清、民国、共和国直至网络时代的一百年中,不可胜数的女词家以佳词丽句秀出闺阃、卓然挺立,不仅足以同世男性相抗轶,壮百年词史之声色;更能上摩前贤之垒,在百年词史镌刻芳名。近百年女性词史构成了对20世纪词史的补益及对千年女性词史的续写,理应获得更多瞩目。女性词将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近代词特别是民国词研究呈显出持续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先行者已贡献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20世纪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具备。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藩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本文绪论部分包含“近百年女性词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共时与历时:近百年女性词的词史定位”、“体量与坐标:近百年女性词的探研路径”三部分,除了解决了选题必要性、合法性的问题外,也基本确定了行文方法论——以政治∕物理时间断限设定章;以本时期内最杰出或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设定节,并在她身后选择性地安排与之关联的其他女词人;同时穿插文学潮流、重大问题等其他信息,以期营造丰富、立体、灵活的“学术观感”。虽然并未刻意求全,但正文选取的女词家也即个案也达到了百家左右。第一章“清民之际女性词坛”以传统才媛吕凤、罗庄为核心,以其他官夫人、“名父之女”等不同身份的“旧女性”作为补益,展现民国到来之前的世纪之初的女性词坛。第二章为“以南社诸子为核心的新女性词人群”。在风云万变、百废俱兴的民国,女性词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新女性”势必造就“新词史”:“人中龙凤女苏黄”、擅书“海外新词”的吕碧城是百年中第一座高峰,她的周围还有胞姊吕惠如、戊戌变法时期杰出女性薛绍徽、千里寻父的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等。“湖湘双璧”张默君与陈家庆是南社女词人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而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性收藏家潘静淑等都各臻精诣。在“秋风秋雨”笼罩下,还出现了秋瑾至友徐自华、徐蕴华姊妹以及虽属社外而受秋瑾影响深巨的女杰刘韵琴与郭坚忍。南社,为百年女性词史带来了强健的发端。第三章“民国中后期学人与艺人词坛”时期是词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密集地诞生了沈祖棻、陈小翠、周錬霞、丁宁（具体位置在下一章）“民国四大女词人”——也是百年、千年中的一流词家,为波澜壮阔的女性词史长篇谱就了高潮澎湃的最强章回。本章对相对火热的沈祖棻研究提出了路径上的反思商榷,回顾了尉素秋、冯沅君的抗战心史,论证了陈小翠所以称为“百年冠冕”的理由,并为“万人低首拜红裙”的周錬霞作出了现代性别意识下的学术判断,最后简述了福建何振岱老人门下“寿香社女词人群”的创作情况。第四章“共和国初建期词人群体”中,深入剖析了由民国入共和国的卓越女词人丁宁历经数十年磨折的填词生涯,表彰了共和国第一代女词家代表、曾流落新疆的蔡淑萍记录时代创痛的词业成就,回顾了茅于美的绝美情词,最后梳理了岭南女性词发展小史——包括冼玉清及朱庸斋门下的沈厚韶、梁雪芸、苏些雩,其中苏氏以清新明畅的时代风貌堪称分春馆女弟子翘楚。第五章“以学人为主干的新时期词群”。在风雅赓续的荆棘路上,一定是学人保存着那一颗火种。本章首先介绍了词名沉埋的刘柏丽,她以纤手挽起颓势,在新时期鼓荡起英迈的稼轩风,是“当代学辛首功”。特色各异的“学人三家词”段晓华、景蜀慧、李舜华至今还活跃在词坛上,而享誉十数年的李静凤堪称当代婉约大家,她的《散花词》是百年女词人存词量之最。新时期不可不提桃李满天下的叶嘉莹,她继承了苦水门风,并传递到了女弟子曾庆雨、石任之一代青年词人手中。第六章为“网络女性词坛”。如果说民国三十年是“黄金时代”,那么自2000年以来迎来创作、艺术高峰的网络词坛就是女性词的“白银时代”:任淡如创办了最着名的诗词网站之一菊斋,其中不仅有第一代“偶像级”词人孟依依,更有以秦月明、看朱成碧、如月之秋为代表的女性作者,她们为早期网络词史留下亮丽的色彩。问余斋主人、添雪斋是网坛一流女词人的代表,她们一守正、一开新;一雄浑、一奇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发初覆眉横空出世,以空灵幽深的“小眉体”直指人心,带来了女性与文学遇合所能发生的最美妙的“化学反应”。如今最为活跃的新生代女词人夏婉墨、唐颢宇及她们创新意味浓郁的创作,让我们对古典诗词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第七章“港台及海外女性词坛”引入地域观照视角,对文化环境、创作生态有别于大陆的香港、台湾、海外女性词人进行梳理论述。其中佼佼者如香港之张纫诗、潘思敏;台湾之琦君、张荃及海外之李祁、张充和,皆面目自具、各足成家。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共同撑构起繁复多元、生机勃勃的百年女性词史。

金寿贤（Kim Suhyun）^[9]（2017）在《基于品茗空间的中韩茶文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韩国茶文化起源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晶。因茶而产生的品茗空间,是茶文化的主要承载。中韩古代品茗空间,蕴含着共同的茶文化元素,又凝结着各自的民族特性。对中韩古代品茗空间进行比较,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韩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而且有益于深入挖掘韩国的民族特性,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求同存异与和谐发展的美德。本论文将中韩品茗空间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形式,通过中韩古代茶画、壁画和品茗空间遗址等图片资料,分析中韩古代品茗空间的共性与特色,以期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茶业发展。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1.韩国品茗空间的民族特色韩国茶文化,得力于僧人、贵族和商旅的推动,是一种自上而下普及的高雅文化。韩国室外品茗空间,融入了本民族的花郎精神,是一种崇尚自然,有着积极价值观的文化空间。同时,韩国室内品茗空间,恪守儒家礼教,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品茗空间。2.中韩古代品茗空间均体现儒释道思想中韩文士的厅堂楼阁品茗空间,追求风雅,体现儒家思想。中韩僧人的寺院品茗空间,追求素雅,以茶清修,体现佛教思想。中韩室外品茗空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道家思想。3.中韩室内品茗空间的功能相似中韩室内品茗空间,均可分为待客空间和独处空间两种形式。待客空间主要有厅堂和楼阁,体现儒家的世俗会客茶礼;独处空间主要有精舍和茶屋,是个人精神的安放之所,体现儒家的慎独思想。4.中韩室外品茗空间的儒道侧重点不同中国自然品茗空间,以道家思想为核心,体现遁世情怀;韩国自然品茗空间,偏重儒家思想,体现入世情怀。中国文士,喜欢在高山流水之中,蕴养性灵之美;韩国文士,喜欢在高台望月之中,彰显青云之志。一个平和,一个励志,体现中韩室外品茗空间的侧重点不同。5.中韩品茗空间中儒家与佛教的关系不同中国文士茶画,常常在文士的品茗空间中,加入佛教和道教名人。通过文士与方外高人的交往,体现茶文化的张力和文雅,实现儒茶的道化;与此不同,韩国文士茶画,很少涉及佛道人物,体现了韩国品茗空间中儒与佛关系的疏远。总之,中韩两国一衣带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很深的渊源。两国文化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造就古代品茗空间的构成要素相似,只在侧重点上体现不同。

沈云迪^[10]（2017）在《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从探寻上海文脉的角度出发,在作家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生态研究的视角,将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置诸文化视野下进行研究,注重探析作为文学板块的上海地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图景中,创作群体及网络风貌、文学的时空环境对区域文学的影响以及上海地区明代文学性格的独特形式。本论文描述了明代近三百年间上海地区文学场域的生态概貌,对上海地区文学由寂寞走向繁荣、由全国文学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的曲折过程做了揭示。除去《绪论》,本文正文三编共分为十章。上编为上海地区明代作家群落概貌,共四章。第一章至第四章根据上海地区明代作家群落的发展脉络,分为洪武至成化时的孕育期、弘治至嘉靖时的发展期和隆万至崇祯时的繁盛期。对近200位不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作家及其在区域内的创作活动网络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对核心作家周边凝聚的创作群落进行了探析。即重视主流作家又重视非主流作家,尤其是对区域文学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从重视创作成果的代表性、丰富性变为注意创作的实际过程和基础状态,突出地方文学群体的特点,中下层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地域文化生态和自然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中编为上海地区明代文学发展动因研究,共两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从政治经济、人文传统、教育等等角度切入。探讨多层面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动态系统对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生态所产生的的影响。下编为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特征研究,共四章。第七章至第十章探讨了上海地区明代作家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上的共性特征。文本于经、关乎政的正统文学观念在上海地区明代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从明初王彝到明末黄淳耀等上海地区作家都有深刻的体现。在强调“文以范古为美”的同时,上海地区的作家群体又有“情以独至为真”的追求。本文在论述中尤其注重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在本土的影响。本文在正文以外,还编有附录《上海地区明代作家大事年表》,附录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研究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生态的重要资料。

二、清茶·清音·清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茶·清音·清谈（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作家张邦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陕西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古代艺术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8）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品茗空间的中韩茶文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茶·清音·清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D]. 薛繁洪. 青岛大学, 2020(02)
• [2]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3]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明代作家张邦奇研究[D]. 孙晓琳.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5]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 孙建杰. 河南大学, 2018(12)
• [6]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 王成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古代艺术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D]. 羊笑亲. 东南大学, 2018(12)
• [8]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D]. 赵郁飞. 吉林大学, 2017(09)
• [9]基于品茗空间的中韩茶文化比较研究[D]. 金寿贤（Kim Suhyun）. 福建农林大学, 2017(01)
• [10]上海地区明代文学研究[D]. 沈云迪.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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