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货紧缩及其治理政策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洋,纪玉山[1]（2018）在《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文中提出一、"逆全球化"的原因与对当前全球化进程的认识与反思（一）"逆全球化"的浪潮的原因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在实现商品、服务、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国家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尽管成就斐然,但全球化进程中衍生的三大问题不容忽视:资本运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劳资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和全球性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剧。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并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与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是导致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基本原因。具体而言,首先,全球化导致了利益分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全球化逆转
刘洋,纪玉山[2]（2018）在《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文中认为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已处于全球化进程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引发"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下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与高失业率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惯性影响,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战略收缩,是导致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从而导致逆全球化出现的主要原因。"逆全球化"浪潮只能严重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成果,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致力于以"中国方案"和"中国应对"参与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建设与全球治理,在推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贡献包括"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治理规则等公共产品,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引领新全球化的进程。
姜勇[3]（2017）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加快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藏区与全国及中东西部地区发展能力与水平差距,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也是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是促进藏区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发展的根本要求。本研究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视角出发,甘孜藏区经济要实现快速稳定增长,面临的重大约束条件之一就是金融资本制约。在世界宏观经济下行,我国经济面临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及四川省的财政资金支持有限的情况下,甘孜藏区经济要实现快速增长必然需要健全高效的金融市场提供稳定的金融资金支持。按照我国集中统一的经济金融管理体制,地方经济金融管理主体缺乏主动发展的动力,甘孜藏区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还很大的协调空间。甘孜藏区因为地理位置、历史基础、资源环境约束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缺乏金融市场的有效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因为经济发育程度低、发展规模小、产业经济质量低而导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较大制约,导致甘孜州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为牵制、相互掣肘的低水平发展恶性循环。因此,甘孜州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协调空间仍较大。本论文通过研究分析甘孜藏区经济增长的现状水平、增长特征、存在问题,探寻金融市场发展现状、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支持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找到制约地方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关键所在,有效针对特征与问题提出促进甘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金融市场健康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对策。本论文的研究结构与内容分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水平、发展特征与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增长动力、金融支持不足问题及原因分析。二是研究甘孜藏区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发展特征与存在问题,主要包括金融市场规模、组织体系、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排斥现象及原因分析。三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甘孜藏区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关系,主要利用经济增长率指标代表经济发展、金融资产规模代表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效率代表金融资产转化为投资的能力等三个指标揭示甘孜藏区及18个县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及其相关性。四是结合上面三章研究结论,提出促进甘孜藏区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五大理念引领甘孜藏区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从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给出相关政策建议,最终实现促进甘孜藏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金融健康协调发展和民生不断改善的效果和目的。
陆平[4]（2016）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手,他的经济思想、经济哲学改变了经济学发展史的进程,对西方思想界、政界、商界和民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研究此前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尤其是在他2006年去世以后,很多文献总结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本文的意图,是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弗里德曼的文本为基础,把他放在20世纪后半叶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这一背景下,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新的洞见。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在对弗里德曼的思想进行总体考察的基础上,第一部分对弗里德曼的思想、方法等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部分阐述弗里德曼理论的应用,第三部分是对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评价。比较部分由五章构成,也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理论的总体考察、方法论比较、宏观经济思想比较、社会影响的比较和企业伦理学的比较研究。通过分析,本文阐明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是工具主义哲学的一个特例,说明了他的宏观经济思想与凯恩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解释了他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批评了他在企业伦理学方面的混乱。本文用两章篇幅阐述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的应用,分别是在英国的实验和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货币主义政策。弗里德曼的政策影响在英国要大于美国,所以本文选择撒切尔政府的货币主义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得到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虽然有很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但其货币主义政策主张在现实中并未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也曾采纳过弗里德曼的建议治理通货膨胀,但效果并不显着。评价部分首先肯定了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然后分析了他的方法和理论的缺陷。此外,本文从新自由主义和方法论这两个角度对弗里德曼的思想进行了专题评价,尤其是从“二元经济学”的视角对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提出了批评。
单宝刚[5]（2016）在《魏玛德国与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胀——基于政治环境和政府承诺》文中研究说明魏玛德国和中华民国都曾爆发过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典型的恶性通货膨胀案例。可以发现,两者在通胀的起因、后果及严重程度上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针对恶性通货膨胀,两国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货币政策,即以旧币大比例兑换新币的政策,但所起到的效果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魏玛德国成功创造了"新马克奇迹",而中华民国的金圆券改革却宣告失败,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相同货币政策下两国最终结果的一成一败,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析。
李小龙[6]（2015）在《英国萧条地区治理研究（1928-1988）》文中研究说明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此过程中,英国北部各区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形成了以纺织、造船、钢铁和煤炭为主的专业化生产。然而,随着煤炭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技术的改进,这些地区的传统工业逐渐衰落下来,成了落后的萧条地区。此后萧条地区的地理范围随着全国经济形势和区域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相应的变化。但是这些地区面临的困难都是相似的,即经济活动范围狭小或者经济结构单一、支柱工业衰落、劳动力缺乏技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为了解决萧条地区面临的困境,从1928年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治理。英国成为治理区域难题最早的国家。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和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1988年英国政府取消了区域发展津贴,这标志着以区域为基础的传统治理政策的终结,英国进入了以国家整体为基础的城市政策时期。除绪论外,本文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界定英国萧条地区的地理范围及其形成的原因。英国萧条地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厘清这一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把握英国萧条地区的整体范围,进而更好地理解英国治理政策的变化。对于其形成的原因,则从历史、产业结构以及市场和技术的变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萧条地区。第二部分介绍英国传统治理政策。该部分以二战的结束为时间界限,分别阐述了战前以及战后到撒切尔夫人上台时期的治理政策。战前的治理政策主要从迁移劳动力、建立工商业区、实施税收优惠、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出台《巴洛报告》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后一时期根据治理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不同而分为四个时期：1.1945-1951年,治理政策严格执行时期；2.1951-1960年,治理政策弱化时期；3.1960-70年,治理政策的黄金期；4.1970-1978年,治理政策的调整期。但是无论执行程度如何,鼓励企业迁往萧条地区同时限制繁荣地区的过度膨胀是这一时期的两条主线,并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出现了服务业首次获得援助、开始利用欧共体区域政策以及向城市政策转变这样的新变化。第三部分介绍治理政策的转型。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和英国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1988年英国政府取消了区域发展津贴,这标志着以区域为基础的传统治理政策的终结,英国进入了以国家整体为基础的城市政策时期。该部分从传统治理政策的终结和欧共体区域政策下的萧条地区治理这两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第四部分对治理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前文论述和各项数据分析,从失业率的变化、工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客观地评价治理政策的效果。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英国治理萧条地区的成功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也为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一些借鉴。
黄蕊[7]（2014）在《美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后危机时代是一段漫长的经济重建过程，本文研究的后危机时代是指2008年至今这一时间段。作为本次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为了重整经济格局，复原金融与就业市场，不遗余力地推行了双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希望借助强有力的反周期操作将自身拉出经济衰退的泥沼。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单一的经济体都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外部政策变动对他国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将是后危机时代的核心议题。本文力图探明美国政策变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探究中国通货膨胀的主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是美国双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时期,它正好对应于美国经济的严重衰退阶段。本文对于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讨论主要限定在这个时间段内。因此，在此经济周期背景下设定的理论前提与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特定性和局限性。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在危机初期最优的政策选择是与美国同步联动。通过对囚徒困境模型的分析可知，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中国在保持自身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选择与美国同方向的政策，将更有助于纳什均衡的实现，这也是危机初期多国先后选择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原因所在；而在经济逐步复苏企稳时期，各国应降低各自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寻求团结合作，才能更有利于解决企稳时期可能的通货膨胀治理难题。第二，美国双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不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造成直接冲击。美国处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效应。美元的购买力锐减、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与人民币升值都加强了通胀抑制效应。通过对两国货币政策传导模型的转化、推导，以及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均证实了美国扩张性经济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所形成的直接冲击影响微乎其微，但它却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2008年发生了转向，并随美国同步联动，而这种政策的同步联动才是最终诱发中国通货膨胀波动的主因。政策渠道的作用也使得美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间接地抬升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第三，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货膨胀带有一定的财政属性。中国反周期操作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着力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政策。这也使得在此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着一定的财政属性。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问题也转化为财政政策视角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即FTPL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为探明中国反周期政策的操作与实施逻辑，本文以史为鉴，将中国在次贷危机后的救市政策与美国“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进行类比。同样是大危机下的救市操作，即便历史背景迥异，但政策的负向影响却异曲同工。对充分就业的盲目依赖及经济目标的短视性是凯恩斯主义一直最被诟病的。一味的“唯GDP论”虽然短期内对提高产出的效果显着，但产能过剩危机、结构化转型搁置、私人投资下降等更深层次的矛盾会进一步将中国经济推向失衡状态。在实证分析层面，本文对FTPL理论在中国后危机时代的适用性进行了动态因子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中国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救市政策，存在着时机与力度上的错配。这造成了诸多的不良后果：一是通货膨胀在20102011年间显着高企，并伴随着很强的财政属性；二是中国经济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下显示出严重偏离均衡的危险态势；三是经济非均衡趋势诱发了产业结构失调，催生了经济体的政策依赖性，同时挤压了原本较为脆弱的私人部门发展空间。综上所述，合理适度地把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是中国未来防治通货膨胀的根本。在操作过程中，中国应通过债务盯住制度和通胀水平监测，实时地掌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时机与程度大小。加快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尽可能地规避相机抉择型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政策弊端，逐步降低经济体的政策依赖性。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也应更侧重于经济薄弱环节的修复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规范的财政政策规则设计同样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并将其作为中国未来财政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在应对外部政策溢出效应问题上，中国应以经济客观事实作为研究基础，规避诸如外部流动性扩张必然诱发中国物价高企的主观臆断，应切实利用严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推导，找到中国通胀抬升的本质缘由。同时，中国也应意识到，在今后经济逐步企稳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放宽政府管制，增强市场的灵活度与有效性建设，以改革和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突破口，从根本上完善中国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不但要在通胀治理上，更要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层面上争取更大的进步。
茆素琼[8]（2012）在《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不能忽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重视合法性问题更是直面中国政治生态现实和回应全球民主化潮流的需要。本篇论文从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入题,在执政合法性理论已有成果基础上,研究合法性理论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尽管合法性理论源远流长,但是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解释之下的合法性差异明显,并且这两种解释各有偏颇,当代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弥补两者的不足,合法性理论得到深化。然而合法性理论的不同解释之争并没有停息,相比较而言,哈贝巴斯提出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相对完善,本篇论文中的合法性概念即以此为依据。一般来说,合法性理论关涉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和合法性维护四个部分。执政合法性理论作为合法性理论在政党政治时代的新发展,一般也是从这四个方面研究当代执政党的执政实践。尽管长期执政这一政治现象在中西方都有出现,“长期执政”的内涵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中西方研究者的观点立场并不统一。西方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长期执政问题,国内对一些西方政党的长期执政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倒是频频出现。这与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及其消亡进行研究的出发点相同：都是为了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党执政合法性的关注与重视。分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是本篇论文的重心所在。笔者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不尽相同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是应对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积聚的合法性危机只有得到适度的化解,其执政合法性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其长期执政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巩固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主要目的所在。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同,但其基本构成相对稳定,即主要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和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三个方面。因此,执政合法性建设也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主要应该从社会主义宪政、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意识三个领域推进,以期分别起到拓展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巩固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和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效果。执政合法性维护实质上就是如何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获得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基本路径是拓展合法性资源,以构造多元化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体系。多元化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体系,以执政合法性的主体性资源为关键,以执政合法性基础为核心。因此,在执政合法性维护中必须通过强化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达到开创主体性资源的目的。并且围绕着执政合法性的三个普遍性基础,以增强合法性为目标不断拓展既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坚持执政为民,发展党内民主,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合法性理论关照下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政治愿景。本篇论文的结语部分明确指出本课题研究还有待深入。从理论准备上看,长期执政与合法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清晰。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和执政合法性维护都尚在探索之中。
戴磊[9]（2012）在《中国通货膨胀：外部冲击与传导机制 ——以大宗商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通货膨胀的核心问题是其传导机制问题,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持续不断推进,各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性通货膨胀通过贸易渠道、货币渠道的传导从而带动一国物价水平上涨,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外部冲击型特征日益明显。纵观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这几轮通胀周期,以CPI为代表的最终消费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无不伴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并且从上涨幅度和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来看,外部价格的波动均具有明显的领先性和输入性,这些市场特征的出现,使得理论界和实业界在讨论开放环境下通胀产生的原因时,都无法回避外部价格因素对国内价格体系的冲击这一重要命题。本文即是研究在开放条件下,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问题。导论部分之后,本文从理论到实际、从定性到定量系统地分析了外部价格冲击与中国通货膨胀的背景、形成与传导机制问题。从本文第二章开始,首先总结了开放环境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随后展开了对国际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确立了通胀的国际传导机制与传导渠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全球视角下的宏观基本面演进出发,具体针对国内外经济和金融环境典型事实的描述,多种角度分析了我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背景给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特征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并以传统的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分析商品市场、货币市场等多个环节,建立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随后的第四、五章主要是基于中国事实的实证分析。第四章以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作为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外部价格的变动对中国各个产业的影响状况,特别的,通过模拟以原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定量测算了其对国内的直接冲击程度,切实给出了价格传导的具体路径,并量化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部门乃至总体通胀的影响,为政策制定给出了可求本溯源、有迹可循的清晰思路。在对我国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中,本文在部门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层次分析价格指数之间的共振与反馈关系,价格指数与产业间的对应是最大的特点,根据最终价格指数间的共振与反馈的量化关系,构建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价格的国内传导机制中存在自上而下的传导和自下而上的价格倒逼机制。不仅理清了价格传导的复杂关系,还可推导出各产业的市场特点以及该特点对价格传导的影响,有助于找出阻碍价格传导的产业节点,利于政策按图索骥。在政策建议方面,中国面对的外部冲击型通胀压力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经济发展的失衡,包括长期投资过热、流动性过剩以及经常项目顺差等,这些因素时常诱发外部冲击；另外,经济发展失衡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供需失衡,进而导致价格上涨,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通胀起因不能完全归之于外部成本因素的波动——外部冲击也仅仅是长期经济失衡积累下通胀压力的导火索。因此,在具体治理政策的运用上,除了作为常规性应急手段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外,更需加强通胀的长期治理措施,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长期失衡的局面,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王宇雯[10]（2011）在《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我国价格水平带来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的经济学概念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也引发国内学界与业界对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产生的这一几乎被遗忘课题的广泛热议。传导问题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至今,国内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及其传导与对策的认识还存在一些方面的局限与误解：第一,将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几乎等同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国内价格的传导；第二,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完全归于国外,而未能全面考察我国国情特点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及传导的辅助作用；第三,认为被动的“抗通胀”措施是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主要政策导向。本文的主要目的与意义即在于对以上三方面的合理延展与纠偏。为此,本文展开了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及对策的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本文首先强调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国外引致因素和本国实现环境的两方面必要前提,并将本国通货膨胀的最终表现扩展为本国主要价格水平而非仅限于消费物价水平的上升；这一合理延展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界定更能体现复杂多变的现代经济环境,且使得对其传导与对策问题的研究范畴得以扩大。本文进而从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一般理论分析。第一层面是整体意义上的重新梳理与发展,从单向传导角度全面总结了国际贸易渠道、资本流动渠道下的各传导机制以及汇率及其预期的叠加传导机制,并考察了各传导机制的实现所需满足的基本条件。第二层面是结构意义上的深入阐述,通过分别讨论输入型通货膨胀各传导机制体现出的结构特征,指出本国对外开放结构、国内外经济结构尤其是贸易商品结构对其的差异化影响,从而表明在现实传导分析中应关注分析对象国及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近二十年的我国经济兼具开放、转型特征,本文即总结了这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全球经济背景特征与国内相关特征事实,指出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国内外条件兼备,且在不同特定发展阶段的具体条件有所差异。由此,就体现明显的商品价格传导机制、商品供求传导机制、实体经济投资传导机制以及国际收支传导机制在我国不同时段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基本判断和定性推演。进而,本文重点以我国经济特征为假设条件改进了含有货币主义思想的开放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框架,构建了在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宏观均衡模型。在以商品市场出清、货币市场出清、短期总供给函数、国际收支平衡的恒等式表达以及本国一般价格水平的表达等构成的宏观均衡系统中,通过对国外通货膨胀的全微分处理与比较静态分析,给出了其传导至本国价格水平的综合机制表达。依据该表达式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各传导机制效果进行了规范的定性分析,并将其转化为可检验的实证模型。本文的实证检验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通过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我国各价格指数上升的输入性原因；二是采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方法,对1997-2009年的整体时段和典型时段中在特定国外引致因素下各主要传导机制过程的检验。检验结果基本支持商品价格机制、商品供求机制和国际收支机制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过程和作用。进一步,本文专门讨论了这三种传导机制在具体环节下的可行应对措施,并且给出了一个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综合对策框架,包括有效识别系统、总量层面对策以及结构层面对策。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涵义进行合理延展,其延展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外实际收入上升、国外货币扩张、国外利率下降以及国外CPI指标反映的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引起本国价格水平的改变；其二,将一般以CPI指标的上升认定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扩展至关注本国多个市场主要价格水平的上升表现,这是由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结构性特征决定。第二,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及传导的关注不可忽略本国自身经济特征的“温床”作用。尤其对处于开放与转型并存的我国现阶段而言,市场化成熟度不高、以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财富为政策主要目标、经济结构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特征等都可能加剧国外因素冲击国内价格的程度。第三,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呈现时段特征,且在某些时段同时存在多种传导机制。商品价格传导机制在国外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近年来体现明显；实体经济投资传导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中期明显,至今已弱化；商品供求传导机制与国际收支传导机制贯穿1994年以来始终,但前者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国内PPI指标上,后者则体现在国内CPI指标上。第四,在我国现阶段及未来趋势下需要对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产生与传导进行系统地识别,且有必要以主动的“防通胀”与被动“抗通胀”相结合的综合总量对策与结构对策相搭配加以防范与应对。
二、通货紧缩及其治理政策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货紧缩及其治理政策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2）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逆全球化”浪潮及其兴起原因 |
| (一) 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 使国际“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力[2][5] |
| (二) 发达国家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失业率增加与空心化趋势, 使社会底层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支持力量 |
| (三) 民粹主义的兴起助推了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
| (四) 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趋向保守、经济趋向内向, 进而成为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策源地 |
| 二、全球化面临的问题、挑战和中国的机遇 |
| 三、中国引领“新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
| (一) “新全球化”理念的原则与目标 |
| (二) 推进“新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
| (三) “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应对” |
（3）甘孜藏族自治州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问题的提出 |
| 1.1 甘孜州情概述 |
| 1.2 甘孜州经济发展情况 |
| 1.3 甘孜州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现状 |
| 1.4 甘孜州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 5 概念界定 |
| 5.1 经济增长 |
| 5.2 金融发展 |
| 5.3 协调发展 |
| 第1章 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1.1 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学说发展历程 |
| 1.1.1 古典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与增长 |
| 1.1.2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与增长 |
| 1.1.3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 |
| 1.1.4 金融发展的新理论 |
| 1.2 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模式归纳 |
| 1.2.1 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和金融约束理论 |
| 1.2.2 供给主导和需求追随理论 |
| 1.3 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现状 |
| 1.3.3 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述评 |
| 1.3.4 甘孜藏区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现状 |
| 第2章 甘孜州经济增长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1 甘孜州经济增长现状概述 |
| 2.1.1 甘孜州经济发展现状 |
| 2.2 甘孜州经济增长的特征与问题 |
| 2.2.1 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能力不强 |
| 2.2.2 经济内生增长能力较弱难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
| 2.2.3 区域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能力不平衡 |
| 2.2.4 旅游业主导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 |
| 2.3 甘孜藏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
| 2.3.1 政府推动发展力量不够，城镇化水平较低 |
| 2.3.2 营商文化、政策、环境环境制约了民营经济发展 |
| 2.3.3 发展路径模式不明晰导致政策支持缺失 |
| 2.3.4 国有金融体系主导导致金融支持不足 |
| 第3章 甘孜州金融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甘孜州金融发展总体概述 |
| 3.1.1 金融机构经营指标数据持续向好 |
| 3.1.2 金融机构活动单位、人员不断增加 |
| 3.1.3 保险机构发展不断向好 |
| 3.2 甘孜州金融发展的特征与问题 |
| 3.2.1 金融业发展规模较小，运行成本较高 |
| 3.2.2 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金融供给不足 |
| 3.2.3 金融市场生态环境差，导致发展困难 |
| 3.2.4 金融与经济发展错位，滋生金融排斥 |
| 3.3 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落后限制金融机构发展 |
| 3.3.2 功能定位缺失产生金融服务空缺 |
| 3.3.3 要素发育不足影响金融生态改善 |
| 3.3.4 动机偏好矛盾制约服务经济发展 |
| 第4章 甘孜州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 4.1 指标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 |
| 4.2.3 构建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5 甘孜州18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面板分析 |
| 4.3 分析结论 |
| 4.4 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调原因分析 |
| 第5章 甘孜州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 5.1 以五大发展理念，开创发展新征程 |
| 5.2 改善金融生态，促进金融经济协调发展 |
| 5.2.1 培育银行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助力经济 |
| 5.2.2 完善金融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发展 |
| 5.2.3 培养金融人才，促进金融产业发展 |
| 5.3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发展区域非银金融市场 |
| 5.3.1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
| 5.3.2 培育发展保险市场，降低小微企业风险 |
| 5.3.3 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优化金融产品结构 |
| 结论 |
| 1 主要结论 |
| 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当前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总体考察 |
| 2.1 弗里德曼其人其说 |
| 2.1.1 弗里德曼的成长 |
| 2.1.2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概览 |
| 2.1.3 政策实践 |
| 2.2 弗里德曼的早期贡献 |
| 2.2.1 方法论 |
| 2.2.2 国际经济学 |
| 2.2.3 消费理论 |
| 2.2.4 货币需求理论 |
| 2.2.5 稳定化政策 |
| 2.3 货币主义 |
| 2.3.1 货币主义的经验证据 |
| 2.3.2 货币主义理论 |
| 2.3.3 货币主义政策 |
| 2.3.4 对货币主义的批评 |
| 2.4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 2.4.1 弗里德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思想 |
| 2.4.2 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货币主义的差异 |
| 2.4.3 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其早期思想的继承 |
| 2.4.4 对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评 |
| 2.5 弗里德曼的政治经济学 |
| 2.5.1 《资本主义与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言 |
| 2.5.2 围绕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
| 3 弗里德曼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史比较 |
| 3.1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 |
| 3.2 杜威的工具主义 |
| 3.3 两种工具主义的比较 |
| 3.4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是杜威工具主义的特例 |
| 4 宏观经济学发展史的缩影:弗里德曼和凯恩斯 |
| 4.1 货币理论的比较 |
| 4.1.1 流动性偏好 |
| 4.1.2 IS-LM模型 |
| 4.1.3 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复兴 |
| 4.1.4 美国货币史 |
| 4.1.5 弗里德曼的马歇尔主义思想 |
| 4.1.6 货币政策 |
| 4.1.7 传导机制 |
| 4.2 反凯恩斯的弗里德曼 |
| 4.3 凯恩斯货币理论的转变 |
| 4.3.1 与弗里德曼相近的凯恩斯 |
| 4.3.2 与弗里德曼相对的凯恩斯 |
| 4.4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对 |
| 4.5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 |
| 4.6 弗里德曼:马歇尔的继承人 |
| 5 经济学家的社会影响: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思 |
| 5.1 加尔布雷思和弗里德曼的经济现实世界 |
| 5.1.1 加尔布雷思的世界 |
| 5.1.2 弗里德曼的世界 |
| 5.2 不确定的年代vs.自由选择 |
| 5.2.1 加尔布雷思和弗里德曼通过电视媒体的交锋 |
| 5.2.2 加尔布雷思的《不确定的年代》 |
| 5.2.3 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
| 5.3 经济思想的公众影响 |
| 6 企业的社会责任:弗里德曼伦理观的思想史考察 |
| 6.1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学 |
| 6.1.1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
| 6.1.2 企业伦理与政治经济学 |
| 6.1.3 弗里德曼的观点 |
| 6.2 弗里德曼功利主义立场的结构 |
| 6.2.1 弗里德曼的基本原则观点 |
| 6.2.2 效用的含义 |
| 6.2.3 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 |
| 7 弗里德曼思想的应用:英国的货币主义实验 |
| 7.1 撒切尔政府之前弗里德曼在英国的影响 |
| 7.1.1 二战后弗里德曼在英国的影响——从边缘到中心 |
| 7.1.2 弗里德曼与英国经济学家的争论 |
| 7.2 货币主义政策的英国实验 |
| 7.2.1 货币主义政策的英国实验的理论背景 |
| 7.2.2 “从加尔布雷斯到经济自由” |
| 7.2.3 撒切尔政府的货币主义政策实践 |
| 8. 弗里德曼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及其局限性 |
| 8.1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思想与中国 |
| 8.1.1 建国后中国货币政策历程 |
| 8.1.2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困境 |
| 8.2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局限 |
| 8.2.1 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 |
| 8.2.2 通货膨胀的治理 |
| 8.3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历史 |
| 8.3.1 第一次通胀背景及原因(1985-1989年) |
| 8.3.2 第二次通胀背景及原因(1993-1995年) |
| 8.3.3 第三次通胀背景及原因(2007-2008年) |
| 8.4 弗里德曼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困境 |
| 8.5 弗里德曼与中国 |
| 9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评价 |
| 9.1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积极意义与启示 |
| 9.1.1 经济自由思想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
| 9.1.2 “有限政府”理论的积极意义及启示 |
| 9.1.3 平等观的启示 |
| 9.2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
| 9.2.1 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伦理学本质考证 |
| 9.2.2 自由观与平等观的缺陷 |
| 9.2.3 “有限政府”理论的缺陷 |
| 9.2.4 绝对自由化思想的缺陷 |
| 9.3 对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评价——“二元经济学”的视角 |
| 9.3.1 “二元经济学”概述 |
| 9.3.2 “二元经济学”视角下的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思想 |
| 9.4 弗里德曼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 |
| 9.4.1 弗里德曼方法论的科学哲学界定 |
| 9.4.2 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立场的哲学批评 |
| 9.4.3 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立场的方法论批评 |
| 9.5 弗里德曼思想的整体把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魏玛德国与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胀——基于政治环境和政府承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魏玛德国和中华民国恶性通胀概况 |
| 二、两国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措施 |
| (一)魏玛德国:发布列登马克与德国马克,恢复金本位 |
| (二)中华民国:发布金圆券,进行“八一九”限价 |
| 三、两国币制改革的后果与结局 |
| (一)魏玛德国:新马克奇迹 |
| (二)中华民国:改革失败,继续恶化 |
| 四、两国币制改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
| (一)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调整的及时性在币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二)政府承诺要具有可信度,取得民众信任 |
| (三)环境因素对改革的影响不可忽视 |
| (四)财政收支的控制与平衡是币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 |
| (五)中央银行与政府间应当保持独立,相对制衡而非依附 |
（6）英国萧条地区治理研究（1928-198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英国萧条地区概述及其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萧条地区概述 |
| 一、萧条地区概念和特点 |
| 二、英国萧条地区范围界定 |
| 三、萧条的基本表现 |
| 第二节 英国萧条地区形成原因 |
| 一、历史因素 |
| 二、工业结构因素 |
| 三、市场与技术变化因素 |
| 第二章 英国治理萧条地区的传统政策 |
| 第一节 治理政策的先行期：1928-1945 |
| 一、迁移劳动力 |
| 二、建立工商业区 |
| 三、实施税收优惠 |
| 四、提供财政援助 |
| 五、出台《巴洛报告》 |
| 第二节 传统治理政策时期：1945-1978 |
| 一、治理政策严格执行时期：1945-1951 |
| 二、治理政策弱化时期：1951-1960 |
| 三、治理政策黄金时期：1960-1970 |
| 四、治理政策调整期：1970-1978 |
| 第三章 治理政策的转型：1979-1988 |
| 第一节 传统治理政策的终结 |
| 一、强调萧条地区自我持续发展 |
| 二、城市政策取代萧条地区传统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欧共体区域政策下的萧条地区治理 |
| 第四章 治理效果 |
| 第一节 失业率的变化 |
| 第二节 工业结构的升级 |
| 第三节 基础设施的改善 |
| 结语 |
| 一、英国治理萧条地区的经验 |
| 二、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美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与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问题的理论演进与研究现状 |
| 1.2.2 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理论演进与研究现状 |
| 1.2.3 输入型通胀与政策性通胀问题的理论演进与研究现状 |
| 1.2.4 中美政策协调问题的理论演进与研究现状 |
| 1.2.5 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批判的研究述评 |
| 1.2.6 财政视角下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7 中国通货膨胀治理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 分析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3.1 分析方法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之处 |
| 1.5 主要观点 |
| 第2章 美国施行双扩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必然性 |
| 2.1 后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选择 |
| 2.1.1 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概述 |
| 2.1.2 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概述 |
| 2.2 美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成本与收益 |
| 2.2.1 双扩张政策实施的收益 |
| 2.2.2 双扩张政策实施的成本 |
| 2.3 后危机时代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机理 |
| 2.3.1 政策搭配问题的理论演进 |
| 2.3.2 美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问题的实践与相互支持范式 |
| 2.4 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支持的实证分析 |
| 2.4.1 变量选择 |
| 2.4.2 单位根检验 |
| 2.4.3 变量间协整检验 |
| 2.4.4 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 2.4.5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作用关系的 VECM（4）模型 |
| 2.5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
| 3.1 两国间政策协调问题概述 |
| 3.1.1 政策协调的概念与协调方式选择 |
| 3.1.2 政策协调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
| 3.1.3 政策独立性概念的阐释 |
| 3.2 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博弈 |
| 3.2.1 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
| 3.2.2 美中经济政策协调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 |
| 3.3 美国扩张性政策刺激诱发中国经济政策转向 |
| 3.3.1 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向与实践 |
| 3.3.2 后危机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与实践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美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溢出效应 |
| 4.1 政策冲击影响他国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
| 4.2 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下的通胀溢出效应 |
| 4.2.1 货币供应量 |
| 4.2.2 要素成本价格 |
| 4.2.3 美国价格指数 |
| 4.2.4 国际利率水平 |
| 4.2.5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 |
| 4.3 后危机时代外部输入型通胀非诱发中国通胀的直接原因 |
| 4.3.1 全球衰退经济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显着 |
| 4.3.2 美联储强化了流动性监管与对自身通胀的管理 |
| 4.3.3 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与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反向抑制 |
| 4.3.4 全球加强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 |
| 4.4 美中政策同步联动机制下的通胀溢出效应 |
| 4.4.1 政策同步联动机制下通胀溢出效应的数理推导 |
| 4.4.2 政策同步联动机制下通胀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 |
| 4.5 中国通胀与经济失衡加剧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 |
| 4.5.1 美国的 IS-LM-BP 曲线 |
| 4.5.2 中国的 IS-LM-BP 曲线 |
| 4.6 美国双扩张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通胀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
| 4.6.1 实证模型的选择 |
| 4.6.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6.3 实证分析 |
| 4.7 本章小节 |
| 第5章 中国同步联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
| 5.1 财政视角下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 |
| 5.1.1 李嘉图制度的阐释与识别 |
| 5.1.2 非李嘉图制度的阐释与识别 |
| 5.2 财政视角下价格形成机制的数理推导 |
| 5.2.1 李嘉图财政制度 |
| 5.2.2 弱性非李嘉图财政制度 |
| 5.2.3 强性非李嘉图财政制度 |
| 5.3 财政视角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 |
| 5.3.1 理论视角 |
| 5.3.2 实证视角 |
| 5.4 中国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实证检验 |
| 5.5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造成通胀持续的内部经济逻辑分析 |
| 5.5.1 中国反周期政策操作与罗斯福新政的异曲同工 |
| 5.5.2 中国宏观政策失误的理论分析 |
| 5.5.3 中国预防“凯恩斯通胀”的策略选择 |
| 5.6 本章小节 |
| 第6章 中国通货膨胀的分阶段变化及分阶段治理策略 |
| 6.1 中国通货膨胀的分阶段变化情况 |
| 6.1.1 次贷危机发生初期（2007 年末至 2008 年初） |
| 6.1.2 美国双扩张政策时期 |
| 6.1.3 中国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货币供给激增时期 |
| 6.1.4 中国反周期操作负向效应显现时期 |
| 6.2 美国双扩张政策时期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 |
| 6.2.1 完善宏观政策规则设计——债务规模盯住制度 |
| 6.2.2 改革财政税收体制 |
| 6.2.3 完善地方融资平台 |
| 6.3 经济逐步企稳时期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 |
| 6.3.1 深层次的通胀治理策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6.3.2 完善收入分配制改革 |
| 6.3.3 完善利率与汇率机制改革 |
| 6.3.4 加快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
| 6.4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与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8）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与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外关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关于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关于长期执政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合法性理论与长期执政相关问题阐释 |
| 一、合法性理论及其相关问题 |
| (一) 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 |
| (二) 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三) 执政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长期执政及其相关问题 |
| (一) 长期执政的概念与标准 |
| (二) 中西关于长期执政的认识差异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及其合法性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及其特点 |
| (一)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的执政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8年)的执政及其特点 |
| (三)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的执政及其特点 |
|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及其变化 |
| (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 |
| (二)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变化 |
| 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原因与经验的合法性分析 |
| (一)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原因的合法性分析 |
| (二)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经验的合法性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合法性危机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分析 |
| (一)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 (二)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变迁 |
| (三) 执政合法性基础变迁的实质 |
| 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分析 |
| (一) 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警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危机 |
| (二)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国情民情变化冲击执政合法性基础 |
| (三)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消解执政合法性 |
| (四) 中国共产党党情的变化影响执政合法性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建设 |
| 一、推进社会主义宪政,拓展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 |
| (一) 社会主义宪政及其探索历程 |
| (二) 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规范化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 |
| (三) 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与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的拓展 |
| 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巩固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 |
| (一) 在“政绩困局”下发展经济,强化经济增长绩效 |
| (二)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巩固统治绩效合法性 |
| (三) 共享发展成果,提升执政效能,赢得民众认同 |
| 三、整合社会意识,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 |
| (一) 社会转型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限度 |
| (二) 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内外现状要求意识形态与时俱进 |
| (三) 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灵活的意识形态,获取多方位合法性认同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维护 |
| 一、维护执政合法性,保持长期执政地位 |
| (一) 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长期执政的现实需要 |
| (二) 坚持执政为民：长期执政的价值基础 |
| (三) 发展党内民主：保持长期执政的有效之举 |
| 二、开创执政合法性主体性资源,强化执政合法性 |
| (一) 推进政党现代化,突出政党合法性 |
| (二) 完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合法性 |
| (三) 积极进行廉政建设,优化执政主体性资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通货膨胀：外部冲击与传导机制 ——以大宗商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1.2.1 理论文献综述 |
| 1.2.2 实证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4 全文内容和结构安排 |
| 2 开放条件下通胀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
| 2.1 开放条件下通胀传导机制的凯恩斯主义理论 |
| 2.1.1 通胀传导机制的国际收支理论 |
| 2.1.2 开放条件下通胀传导机制——基于拓展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视角 |
| 2.2 开放条件下通胀传导机制的货币主义理论 |
| 2.2.1 国际货币主义关于通胀传导机制的基本理论 |
| 2.2.2 货币主义关于通胀的国际传递机制 |
| 2.2.3 国际货币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
| 2.3 开放条件下通胀传导机制的小国模型理论 |
| 2.3.1 小国开放通货膨胀模型 |
| 2.3.2 小国模型与中国定价权的悲剧 |
| 3 外部冲击与中国通货膨胀：背景、机制与理论模型 |
| 3.1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国际背景 |
| 3.1.1 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发展状况 |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状况 |
| 3.1.3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
| 3.1.4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表现 |
| 3.2 中国输入型通胀的国内背景 |
| 3.2.1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与外贸状况 |
| 3.2.2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 |
| 3.2.3 中国价格机制改革 |
| 3.3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 |
| 3.3.1 模型基本假设 |
| 3.3.2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模型的建立 |
| 3.4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分析 |
| 3.4.1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
| 3.4.2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一般分析 |
| 4 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胀——基于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实证研究 |
| 4.1 实证思路与实证模型的选择 |
| 4.1.1 实证思路的选择 |
| 4.1.2 模型的选择 |
| 4.2 投入产出理论模型的一般分析 |
| 4.2.1 投入产出理论的假设 |
| 4.2.2 投入产出表与投入产出数学模型概念的界定 |
| 4.2.3 投入产出价格模型 |
| 4.3 数据的选择与实证步骤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原油 |
| 4.4.2 粮食 |
| 5 中国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 |
| 5.1 中国价格体系基本概念的界定 |
| 5.1.1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来源与特点 |
| 5.1.2 生产者价格指数来源与特点 |
| 5.1.3 原材料等购进价格指数 |
| 5.2 一般价格传导规律 |
| 5.2.1 由上而下的价格传导 |
| 5.2.2 由下而上的价格倒逼 |
| 5.3 价格传导的实证分析过程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3.3 协整检验 |
| 5.3.4 Granger因果检验 |
| 5.3.5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5.3.6 价格脉冲响应 |
| 5.4 本章结论 |
| 6 通胀传导机制的扩展性分析与政策治理 |
| 6.1 扩展性分析：内外失衡与潜在通胀压力 |
| 6.1.1 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压力 |
| 6.1.2 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压力 |
| 6.2 通货膨胀的治理——基于日本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经验 |
| 6.2.1 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通货膨胀表现、原因 |
| 6.2.2 日本对外部冲击型通胀的应急管理政策 |
| 6.2.3 日本控制外部冲击经验的总结与启示 |
| 6.3 中国治理外部冲击型通胀的政策选择 |
| 6.3.1 治理输入型通胀的常规性政策 |
| 6.3.2 防范与治理外部冲击型通胀的长期战略政策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详细摘要 |
（10）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边界与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全文结构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经验研究 |
| 第三节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简要的评述 |
| 第三章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一般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基本界定 |
| 第二节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渠道与机制的一般分析 |
| 第三节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结构特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特征事实与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全球背景与国内特征环境 |
| 第二节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定性推演 |
| 第三节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实证 |
| 第一节 实证思路与实证模型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数据的采集与预处理 |
| 第四节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输入型通货膨胀传导的对策 |
| 第一节 商品价格机制传导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对策 |
| 第二节 商品供求机制传导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对策 |
| 第三节 国际收支机制传导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对策 |
| 第四节 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对策的综合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思路 |
| 附录 |
| 附录一 (4.28)式传导机制作用系数的解析解 |
| 附录二 我国GDP统计季度值与估算月度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通货紧缩及其治理政策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A]. 刘洋,纪玉山. 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8）, 2018
- [2]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J]. 刘洋,纪玉山.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03)
- [3]甘孜藏族自治州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研究[D]. 姜勇. 西南民族大学, 2017(06)
- [4]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比较研究[D]. 陆平. 云南大学, 2016(04)
- [5]魏玛德国与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胀——基于政治环境和政府承诺[J]. 单宝刚. 北方经贸, 2016(02)
- [6]英国萧条地区治理研究（1928-1988）[D]. 李小龙.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7]美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D]. 黄蕊. 吉林大学, 2014(09)
- [8]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D]. 茆素琼.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4)
- [9]中国通货膨胀：外部冲击与传导机制 ——以大宗商品为例[D]. 戴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07)
- [10]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及对策研究[D]. 王宇雯. 复旦大学, 2011(12)
标签：弗里德曼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