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理论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滕磊[1](2021)在《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产品生产、国家税收创造、就业岗位供给、市场活力赋能等方面贡献巨大。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现象,集中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既有中小企业经营历史短、抵押资产少、信用资本不足等自身素质的原因,也有金融市场发育不足、金融结构不够合理、融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外部环境的原因,另外,传统金融活动本身的运行逻辑,即其“嫌贫爱富”的风险-收益匹配机制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重要成因。从上述种种原因和特定的时代经济背景出发,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优序融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普惠金融理论等角度为之提供解决之道,但总体而言,中小企业相对恶劣的融资环境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甚至在特定时期还出现较为强烈的反弹。例如,2018年之后我国中小企业就再次面临了较为严重的融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专门强调“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寻求中小企业融资便利的现实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各类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数字金融正凭借对于数据金融信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持续展现其在实现金融普惠服务中的价值,这为原本缺乏信用数据信息而被传统金融体系所排斥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解决融资问题的新思路。那么,数字金融实现金融普惠的金融经济学逻辑是什么?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悖论?如果能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其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另外,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来源,众多处于企业发展种子期和萌芽期的创业企业同样是中小企业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创业融资约束,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同样对其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这种效应又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最后,基于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应用,能否将包括传统和新型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金融监管机构等纳入数字金融创新系统,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较好的解决路径?以上均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首先,本文对中小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回顾,并结合中国现实,深入讨论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的解决之道,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概念缘起、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和创新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存在着强劲的需求和供给动力,其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数字金融以金融普惠服务为核心的创新价值,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可行选择。其次,运用理论分析演绎的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是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参与者的禀赋特征等出发,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理解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打下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分析传统信贷市场中小企业融资悖论的基础上,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因素引入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发挥其普惠价值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普”、“惠”、“险”不可能三角悖论,通过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抵押资本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从而提升其进行各类项目投资的成功概率。第三,在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研究假说,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中小企业创业融资的实际效果。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建立了基于现金-现金流融资约束指标的实证模型,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且相对国有中小企业,民营中小企业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两条路径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具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方式中,投资和信贷服务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另外,基于创业资金是制约创业活动的核心约束条件,本文建立创业活跃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框架,固定效应和系统GMM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创业活动具有较为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使用深度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覆盖广度,最后是数字化程度;在地区异质性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部地区创业活动的促进效果最好,其次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而城镇化水平越低、社会资本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在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融资约束实际效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构建面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链,并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积极推动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构建监管沙盒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配置资源效应和有为政府的监管作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等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的技术性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金融运行的方式,而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提供金融普惠服务,这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实际价值。关注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创新结合,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邢思远[2](2021)在《哈尔滨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营商环境优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重中之重。哈尔滨市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之一,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发展路线以及对于公有制经济发展形式的高度路径依赖,使得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呈现出,整体投资环境较差、制度软环境约束较强、市场活性不足、生态环境建设程度较低以及商务成本偏高等现状。这对于在当前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客观背景之下提高哈尔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呈现出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对于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商业氛围的建构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将形成长期的制约,对于形成东北地区自由开放的市场竞争氛围,与法制化的市场秩序提高对各类民营主体公平竞争的保护型和保障性,均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本文对于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政府视角之下,针对行政管理领域的政府治理能力进行分析,探究提高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政府治理机制改善策略。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以及归纳法和演绎法,在针对哈尔滨市营商环境优化理论基础进行归纳的基础上,结合政府职能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行政效能理论和善治理论等,进行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现状及问题分析,针对哈尔滨市城市治理概况、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基本概况以及哈尔滨市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针对其存在的综合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支持性不足、国企及央企持续形成制度资源占有、生态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存在短视行为、民营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分析,并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认为哈尔滨市应当将塑造城市制度软环境,深入贯彻落实落实放管服,提升民营企业财税支持性和营造多中心治理的城市善治格局作为发展目标,将政府驱动民营企业形成良性格局,政府与社会性主体形成联动,营造外部良性制度与法治化氛围与提升全社会对民营企业的接纳性作为发展要素,,将此作为政府优化治理格局并全面提升治理效率的举措。
赵锦川[3](2020)在《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文中指出当前,民营经济步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高速低质型的增长模式向稳健高质型的发展模式转变。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语境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挑战。一方面,国家层面的重视、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加健全完善的制度等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另一方面,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复杂的国内环境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此,政府如何发挥好管理职能,把握好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从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加强管理和引导等各个方面完善政策规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从济南市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济南民营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机遇,总体呈现出积极良好势头,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不容忽视的是,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力晚、起步慢,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2019年济南市委成立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笔者作为服务队一员,下沉到民营企业开展服务工作,结合工作经历,笔者最终选取了“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为研究课题。研究中,选取发展规模大型、中型、小型民营企业共10家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多家金融机构有关人员进行实地访谈,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济南市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公共政策干预缺位、过度、失灵三个角度分析问题原因,之后提出可行性建议。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机构难以协调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民营经济政策规定不完善、政府对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缺乏有效引导、政府培育龙头企业方面缺乏系统经验和制度等问题是制约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正确履行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公共管理职能,具体表现在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缺位”“过度”和“失灵”现象。研究提出,政府应当积极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完善民营企业政策规定、培育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强人才建设、加大对大型民营企业的培育力度来解决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遇到的问题。
高锐[4](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阮雨菲[5](2020)在《融资约束视角下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研究 ——以东江环保为例》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民营企业凭借自身先进的技术、产能优势,在国家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以及发展经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市场上,借助自身优势,民企逐渐扩大国际竞争力、扩展国际市场。但这一系列显着的成绩背后,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投融资问题。相较于国企、外企,民企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不足,尤其在面临较大资本需求时,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这始终是阻碍民企快速发展的因素。十九大会议中明确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随后201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具体提出要解决好民企融资难、贵问题。自此,各级政府和相关单位陆续参与并已完成多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初衷是借助国企的强大实力解决民企的资金融通问题,但是这一举措对于民企固有的严重融资约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凡是国有化的民企都能借此摆脱融资困境。本文以此为方向,选取东江环保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民营企业国有化对于其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首先,从融资和融资约束理论,国有化目的以及民营企业国有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几个方面,分类归纳国内外文献,介绍国有化改革和融资约束的相关理论基础,找到两者间的关系及影响。基于已有的理论基础,引入案例公司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阐述东江环保国有化的原因及改革过程。文中将引用衡量融资约束的两个计算公式——Baker(2003)和李雅琴(2019)界定的KZ指数及Whited和Wu(2006)定义的WW指数,结合单变量指标,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两种方式,综合探讨国有化前后案例企业融资约束度量指标变化趋势以及融资渠道是否扩宽、融资方式是否趋于多元化、融资规模是否提高。本文旨在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研究,为我国同类民营企业提供在国有化改革中的建议和启示。研究表明,东江环保通过国有化改革对其自身受到的融资约束起到了缓解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国有化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针对案例公司国有化改革中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供类似民营企业予以借鉴,以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郭祥[6](2020)在《中国僵尸企业治理研究 ——基于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视角》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着力点。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然而,占用大量资源、维持低效率运营的僵尸企业无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中国政府多次以官方文件的正式形式表明僵尸企业清理处置的紧迫性及具体要求。现阶段僵尸企业市场出清的进程正在加快,清理处置僵尸企业依然是新时期改革的攻坚之战,更需要有关僵尸企业治理的理论指导和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以西方僵尸企业为背景,中国僵尸企业治理研究大多从技术层面探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的具体措施,尚未有文献对中国僵尸企业治理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僵尸企业形成是行政过度干预的结果。针对行政干预,市场主体应该如何采取应对策略?政治关联是否有利于建立良性的政企关系,缓解甚至消除行政干预的不利冲击,从而抑制企业僵尸化?在微观领域,市场主体高效的投融资活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僵尸企业投融资行为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宏观上,僵尸企业给经济运行造成风险和隐患,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如何?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尚未进行系统探讨。基于此,本文以僵尸企业治理为研究目标,从僵尸企业的形成机制(病因)及其应对策略的视角探讨在根源上抑制企业僵尸化的路径和长效机制,从僵尸企业的经济后果(病症)出发针对性地探讨僵尸企业治理的应对措施,试图为僵尸企业治理提供一个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本文以2012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僵尸企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僵尸企业形成机制,首先对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僵尸化进行实证探讨;其次从企业投融资行为视角探讨了僵尸企业的微观效应;最后从经济增长视角探讨了僵尸企业的宏观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等研究过程,所得结论主要如下:第一,总体上,政治关联对僵尸企业形成和企业僵尸化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受到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及政府竞争等制度环境的影响,政治关联对僵尸企业形成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及政治晋升压力较小地区企业更明显;政治关联对僵尸化程度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更明显,政府竞争不影响政治关联对僵尸化程度的抑制作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治关联能够通过融资便利、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员工冗余程度控制等渠道而影响僵尸企业形成。第二,僵尸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机会约束问题,导致僵尸企业投融资行为扭曲。具体而言,僵尸企业新增银行贷款对抵押物价值不敏感;僵尸企业新增银行贷款虽然增加了企业投资,但其银行贷款没有配置到盈利较高或有生产力的项目,僵尸企业并未进行高效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决定僵尸企业融资行为的市场化因素相对不明显,实证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僵尸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假设;同时,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不受所有权性质和政府竞争等制度环境的影响。第三,僵尸企业对地区GDP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总体而言,僵尸企业与地区GDP增长的相关关系不明显;僵尸企业与经济增长质量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规模、区域环境及市场化进程不同,僵尸企业对GDP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不同。在经济规模较小地区、中西部区域及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僵尸企业与GDP增长正相关;在经济规模较大地区、东部区域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僵尸企业与GDP增长负相关。同时,僵尸企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抑制作用在经济规模较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及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更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由长效机制和具体应对措施构成的僵尸企业治理策略,并阐明其具体内容。僵尸企业治理的长效机制既要加强微观主体的内部治理,又要规范和纳入政治关联等替代制度,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过度干预;在这其中,政治关联为连结。通过对企业、政府及非正式制度三个方面的规范,能够构建“政府有作为、政商有边界”的政府与企业联动的僵尸企业混合治理模式。僵尸企业治理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硬化预算约束,提高微观主体的投融资效率;其二,改革和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增加优质制度供给。经由长效机制和具体措施,能够达到僵尸企业标本兼治的治理目标。本文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僵尸企业相关理论的研究内容,对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实践工作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预期创新和贡献具体如下:第一,从僵尸企业形成机制及其应对策略视角探讨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僵尸企业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非正式制度或替代机制是僵尸企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有文献述及。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能够应对或规避行政干预对企业经营发展造成的不利冲击,从而抑制企业僵尸化,但这种抑制作用随行政干预程度的加强而弱化。该研究结论为市场主体如何应对行政干预及其二者关系的互动研究拓展了内容,其关键启示意义在于能够通过规范和纳入政治关联等替代制度,鼓励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良好的政商环境,从而建立政府与市场联动的僵尸企业混合治理模式。第二,从投融资行为的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僵尸企业的负面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僵尸企业经济后果方面的相关文献,也进一步阐释了僵尸企业清理处置工作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关僵尸企业微观效应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机会约束问题,导致僵尸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扭曲,其结论在回应西方研究文献成果的同时(Imai,2016),也为僵尸企业清理处置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内容,即,硬化预算约束、提高企业投融资效率是治理僵尸企业的重要措施。第三,从经济增长的宏观视角实证检验了僵尸企业的负面效应,研究结果在丰富僵尸企业宏观效应研究文献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僵尸企业宏观效应的研究成果尽管很多,但大多数文献关注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资源配置的挤出效应和传染效应。据本文所知,尚未有研究文献实证检验僵尸企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本文率先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区域环境及市场化进程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动机和手段,进而影响僵尸企业与GDP增长的关系。其政策启示意义在于能够通过改革和完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为僵尸企业清理处置工作提供优质制度供给。同时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为治理僵尸企业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政策提供了直接证据支持。本文内容共八章,章节结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介绍本文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创新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僵尸企业的界定标准、形成因素、经济后果及治理措施等四个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阐明研究问题的可行性及价值。第三章为理论分析,阐明僵尸企业定义和特性,分析僵尸企业形成机制,提出僵尸企业测度标准,建立本文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为僵尸企业现状分析,重点描述了僵尸企业分布状况和财务特征。第五章基于僵尸企业形成机制,实证探讨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第六章基于投融资行为视角实证探讨了企业僵尸化的微观负面效应。第七章基于经济增长视角实证探讨了企业僵尸化的宏观负面效应。第八章对全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和提出治理措施,并指出进一步探讨的研究方向。
施菁[7](2020)在《湖北省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湖北省民营经济日新月异,民间投资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截至2020年2月,湖北境内上市公司突破108家,超过一半为民营企业。湖北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湖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印证了“民企兴则国兴、民企强则国强”的规律。但从整体上看,湖北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其他城市相比仍然差距较大,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发展不充分、缺乏金融支持等问题依旧是制约湖北省民营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因素。本文通过理论结合实证的方法,研究湖北省金融发展水平对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第一、二部分首先阐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以及分析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概念、相关理论背景,进而得出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第三章开始介绍湖北省的民营经济发展现状、民营企业融资现状、以及湖北省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第四章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证明了湖北省金融发展水平对于民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湖北省的金融支持体系不能很好的满足民营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文章第五部分从间接金融支持、直接金融支持、以及政策性金融支持三个角度出发,提出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政策建议。
李琼[8](2019)在《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文中提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学界探讨颇多,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尽管它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从现实中“假疫苗”、“伪造健康蛋”等等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来看,它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为什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在理论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之后,在现实中依然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呢?由此可以推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众多文献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大多局限于从责任的角度来分析,从道德上来要求企业应该如何行动,尽管这的确十分必要,但是,这却未能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问题。若是在权利与责任原本相互对应、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回避权利来探讨责任一定会使有些问题模糊不清,从而无法真正解决责任履行的困境。企业与人一样,在其所拥有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权利,那么就有必要从企业自由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来探讨如何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一旦把企业的自由权利纳入到探讨的视野,就不难发现企业自由的外部约束(广义)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自由,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如何进行道德行为选择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使得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探讨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到“制度”这一更为核心的领域。因此,有必要在以“企业自由”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围绕“‘企业的外部约束’——‘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的基本结构和动态关系来探讨如何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困境,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通过大致介绍了研究课题的缘起后,论文围绕研究课题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通过指出了这些研究对研究选题的启发之点以及尚存在的不足之处,进一步突出了研究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对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论文从企业自由的主体、约束(狭义)、边界及实现路径等四个要素对企业自由进行了探索,并从这四个方面来界定企业自由;同时论文还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客体、范围以及内容等四个方面对责任进行了分析,并从这四个方面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基于自由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关系,论文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在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探讨中发现,企业自由的缺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非常有意义,尤其从企业生产性、契约性以及道德性的本质出发进行分析更加突出企业自由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论文接着对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追寻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由于从企业自由的主体、约束、边界以及实现路径等四个要素界定了企业自由,随之也从这四个要素分析了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所以,论文也从企业自由的外部约束(广义)出发,重点围绕产权制度、行政干预、政府角色、市场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此外,在分析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之后,必须重视企业自由的缺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虽然我国政府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从我国现实问题来看,还有更多地提升空间。由企业自由的约束、边界以及实现路径这三个要素所形成的企业外部约束条件,使企业主体在受到外部约束下的束缚状态体现了企业自由实现程度,体现了从企业自身体验和外部环境出发的企业自由感。而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则很好地体现了企业自由完善程度,于是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与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分析对企业自由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强调在合理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自由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突出了企业自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意义。论文经过围绕企业自由缺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合理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自由能更好地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要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就应该结合企业自由的四个要素,从深化产权制度建设、推进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角色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等四个方面来积极探索,实现如何通过扩大企业自由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目标。通过企业的战略行为选择过程可以实现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在对自由与责任二者及其关系分析基础上,最后论证了企业在合理约束条件下如何自由选择从而实现从企业自由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转变,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寻找动力源泉,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服务于人们美好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
曲彤[9](2019)在《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生存是一切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只有生存下来才可能获得发展,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以实现长久存活的目标。企业生存包含“量”和“质”两个方面。片面追求生存数量,即企业存续时间的延长,会扭曲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导致僵尸企业的出现,生存质量是企业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存质量的提高能够正面促进生存数量的增加。由于企业生存关乎就业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中央及各级政府为了促进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纷纷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产业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现实中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不高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本文从数量和质量的视角出发,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以科学评估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为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本文综合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构建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011-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分析法、生存分析方法、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和工具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产业政策能够延长企业预期存续时间,增加企业生存数量,政治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当企业既受到产业政策支持又具有政治关联时,政治关联部分替代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促进作用。不同强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呈U型特征,适度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促进作用最强。全要素生产率和寻租成本是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2)外部环境变化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从正向促进转为反向抑制。这一影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中没有差异,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差异,加入WTO后民营企业生存数量显着增加,但国有企业的生存数量显着降低,存续时间大大缩短,大批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只有“优质”的国有企业才能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3)剖析产业政策降低企业生存质量的原因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直接带来“资源效应”,但由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产业政策跨期较短以及部分支持以后期补助的形式发放,企业会通过策略性创新以获取政策支持,从而降低其实质性创新能力即生存质量。(4)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影响投资者关注影响企业生存质量,且该传导机制具有企业和行业异质性。产业政策除了“资源效应”,还能够带来“投资者关注”的间接效应,当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时会进一步诱使管理层选择低质量的创新策略,从而抑制企业生存质量的提升。对于国有企业及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业政策的“资源效应”起主要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产业政策的“投资者关注效应”起主要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政策能够通过吸引投资者关注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质量,但在传统制造业中,该中介并不成立。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点。(1)揭示了外部环境变化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与已有研究仅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静态影响不同,本文基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过阶段性改变这一事实,将外部环境变化纳入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研究框架,解释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动态影响,为经济“新常态”下政府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手段促进国有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经验证据;(2)发现了产业政策增加企业生存数量的适度区间以及变化趋势。本文综合考虑企业获得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控制关税政策并探讨政治关联这一隐性支持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避免因遗漏关键变量导致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有偏估计,进一步评估了不同强度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异质性影响以探求“适度区间”,为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以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提供经验证据;(3)揭示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及其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特征。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遵循“产业政策—投资者关注—企业策略性创新”这一研究思路,将投资者关注这一关键变量纳入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研究框架中,发现产业政策带来的“投资者关注效应”是其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以及该传导机制具有企业和行业异质性特征,为厘清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生存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4)构建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已有文献分别研究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不同,本文从“量”和“质”两方面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为政府科学有效地制定和评估产业政策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杨筠[10](2018)在《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 ——“中组部18号文”背景下的实证发现》文中研究指明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独立董事能不能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学术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自中国证监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来,国内独立董事就常被批评为“花瓶”、“橡皮图章”,即便如此,学者们仍就独立董事运行机制和有效性进行不断探索,本文也是一个尝试。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文件引起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热潮,这次自然实验为独立董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本文的研究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首先,我们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独立董事辞职的股票市场反应,数据发现:(1)投资者对于独立董事是非政策辞职还是政策辞职的反应没有差异;(2)投资者对于辞职人是否是政府官员也不敏感;(3)相较于辞职类型和辞职人员身份,投资者更为关注辞职公告的诚信披露情况。当企业如实披露辞职原因时,市场超额累积收益率增加2.8%。对此本文的解读是,一来投资者给予企业诚信披露奖励,二来投资者认为这传达了企业积极配合国家反腐政策的正面信号;(4)政策反应时间越长(辞职时间越晚)的企业经营绩效越差。上述研究结果体现了短期内投资者对于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的价值预估,本文进一步对官员独董和企业绩效的长期关系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1)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长期绩效没有因果关系;(2)对于独立董事非政策辞职的企业,企业长期绩效更差,独立董事辞职的信号假说得到支持;(3)和官员类独董,学术类独董相比,行业专家类独董所在企业绩效表现更为优异;(4)官员独董所在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在民营企业中这一差距更大。论文进一步对哪些企业会聘请官员独董进行了探索,发现民营企业聘请官员独董的概率比国有企业低9.5%,同时投资价值越高的国有企业越不愿意聘请官员独董,据此本文推测,在聘请了官员独董的国有企业中,官员独董扮演“花瓶”的可能性较大。最后,本文对独立董事声誉机制进行了探索。基于声誉假说和繁忙假说,我们探讨了多席位独董的相关问题,结论如下:(1)独立董事席位数量与企业长期绩效没有显着关系,但多席位独董辞职引发的投资者负面反应更大;(2)绩效越好,年龄越大,薪酬越高,国有属性的企业越会聘请多席位独董;(3)高学历,经管类专业或法律专业,社会兼职丰富的年长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多席位独董。据此我们认为,多席位独董履职合规性较强,效益性不足,同时独立董事职业声誉与个人声誉不完全挂钩。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对于探索独立董事运行机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有一定参考意义。
二、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理论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理论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3.1 研究的创新点 |
1.3.2 研究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 |
2.1.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来源 |
2.1.2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研究 |
2.1.3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解决途径 |
2.2 数字普惠金融有关问题的研究 |
2.2.1 数字普惠金融的起源与理论基础研究 |
2.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研究 |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
2.3 文献评述 |
2.3.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评述 |
2.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文献评述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中小企业 |
3.1.2 融资约束 |
3.1.3 数字普惠金融 |
3.2 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理论 |
3.2.1 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理论 |
3.2.2 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理论 |
3.2.3 企业成长周期与融资需求规律 |
3.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理论 |
3.3.1 数字经济理论 |
3.3.2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理论 |
4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4.1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国际比较 |
4.1.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与主要融资指标的比较 |
4.1.2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国际比较 |
4.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
4.2.1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类别 |
4.2.2 主要融资渠道的建设情况 |
4.3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境况 |
4.3.1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与其经济贡献度不匹配 |
4.3.2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
4.3.3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脆弱 |
4.4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取得的积极成效 |
4.4.1 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和组织体系逐渐健全 |
4.4.2 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渐多元 |
4.4.3 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
4.4.4 融资成本有所下降,风险相对可控 |
5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与核心价值 |
5.1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 |
5.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 |
5.1.2 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基础与政策环境 |
5.2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动力与运行机制 |
5.2.1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供给动力 |
5.2.2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需求动力 |
5.2.3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 |
5.3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与核心价值 |
5.3.1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 |
5.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价值 |
6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6.1 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解释 |
6.1.1 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 |
6.1.2 数字普惠金融参与者的经济特征 |
6.1.3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及其均衡 |
6.2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悖论的破解 |
6.2.1 传统信贷市场上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 |
6.2.2 数字普惠金融对融资悖论的破解 |
7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一:基于现金流视角 |
7.1 研究假说 |
7.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 |
7.2.1 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 |
7.2.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7.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7.3.2 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基准回归分析 |
7.4.2 异质性分析 |
7.4.3 稳健性检验 |
7.5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维度分析 |
8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二:基于创业融资视角 |
8.1 研究假说 |
8.2 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8.2.1 模型构建 |
8.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整体效果分析 |
8.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基准回归分析 |
8.3.2 不同维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
8.4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创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
8.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8.4.2 影响因素检验 |
9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课题项目与论文成果 |
致谢 |
(2)哈尔滨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营商环境优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营商环境 |
2.1.2 制度软环境 |
2.1.3 城市治理能力 |
2.2 相关理论 |
2.2.1 政府职能理论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3 行政效能理论 |
2.2.4 善治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3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现状分析 |
3.1.1 综合营商环境现状 |
3.1.2 制度软环境现状 |
3.1.3 生态环境现状 |
3.1.4 商务成本现状 |
3.1.5 基础设施现状 |
3.2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问题 |
3.2.1 政府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不足 |
3.2.2 国有企业持续形成制度资源占有 |
3.2.3 生态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存在短视行为 |
3.2.4 民营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 |
3.2.5 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难对接 |
3.3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
3.3.1 经济体制落后影响营商环境整体提升 |
3.3.2 计划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长期制约制度软环境 |
3.3.3 生态环保行为与经济发展需求难以兼顾 |
3.3.4 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竞争环境和习惯 |
3.3.5 基础设施央地财政投入及社会性主体参与机制落后 |
3.4 本章小结 |
4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4.1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4.1.1 样本选取 |
4.1.2 命题假设 |
4.1.3 描述性统计 |
4.2 Cronbach's α和Bartlett球形检验 |
4.3 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 |
4.3.1 相关性分析 |
4.3.2 回归分析 |
4.4 研究结果 |
4.4.1 政治因素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显着 |
4.4.2 经济因素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极为明显 |
4.4.3 社会环境因素对营商环境具有鲜明影响 |
4.4.4 法治基础对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
4.5 本章小结 |
5 哈尔滨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营商环境优化指导思想及营商环境优化目标 |
5.1 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角度下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思想 |
5.2 哈尔滨市营商环境优化目标 |
5.2.1 塑造东北中心城市良好的制度软环境 |
5.2.2 政府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 |
5.2.3 政府提升民营企业财税支持性 |
5.2.4 营造多中心治理的城市善治格局 |
5.3 本章小结 |
6 哈尔滨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中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策略 |
6.1 建立健全营商扶持制度 |
6.2 优化组织结构以加强联动性 |
6.3 加大人才培养及引进力度 |
6.4 完善资金支持等物质保障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附件 |
(3)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文章架构 |
1.6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民营经济 |
2.1.2 新民营经济 |
2.1.3 高质量发展 |
2.2 理论基础 |
2.2.1 创新理论 |
2.2.2 公共政策失灵 |
2.2.3 公共政策周期 |
第3章 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概况 |
3.1 济南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
3.1.1 起步和形成阶段 |
3.1.2 徘徊和发展阶段 |
3.1.3 巩固和提升阶段 |
3.1.4 转型和升级阶段 |
3.2 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呈现主要特点 |
第4章济南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分析 |
4.1 政府对金融机构难以协调导致融资难问题突出 |
4.1.1 政府对小微民营企业首贷支持较差 |
4.1.2 政府在民企贷款中缺位严重 |
4.2 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公共政策不完善 |
4.2.1 政策缺乏协调性、普惠性 |
4.2.2 政策推送不精准 |
4.3 政府对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缺乏有效引导 |
4.3.1 政府培育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能力不足 |
4.3.2 企业家缺乏科技创新精神 |
4.4 政府缺少培育龙头企业系统经验和制度 |
4.4.1 济南市整体营商氛围不够浓厚,民营经济总量低 |
4.4.2 缺乏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经验和制度 |
第5章 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 |
5.1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缺位现象” |
5.1.1 政府在解决融资难题方面尚未制定有效工作措施 |
5.1.2 政府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缺乏系统保护和支持 |
5.1.3 政府未能搭建起有效的人才招聘渠道 |
5.2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现象” |
5.2.1 政府对民营企业准入门槛设置过高 |
5.2.2 公权力腐败问题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
5.2.3 “官本位”传统思想导致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
5.3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失灵现象” |
5.3.1 民营经济相关政策滞后于民营经济发展实际需求 |
5.3.2 政府关于发展民营经济政策未能有效建立起产业集群优势 |
5.3.3 政府与企业双方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 |
第6章 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6.1 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
6.1.1 积极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 |
6.1.2 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
6.1.3 完善具有政府背景担保机构 |
6.2 完善民营企业政策规定 |
6.2.1 加强政策梳理和清理 |
6.2.2 建立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 |
6.2.3 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
6.3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
6.3.1 调整改革科技创新体制 |
6.3.2 修订完善科技创新政策规定 |
6.3.3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 |
6.4 推动企业加强人才建设 |
6.4.1 确保人才政策落地 |
6.4.2 搭建人才引进平台 |
6.4.3 引导企业家树立正确人才观 |
6.5 提升民营企业总体实力 |
6.5.1 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
6.5.2 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 |
6.5.3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
6.5.4 构建好亲清政商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期刊类 |
三、论文类 |
附录1: 访谈提纲 |
一、访谈提纲 |
二、访谈记录表 |
附录2: 济南市民营企业问卷调查方案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五)文献述评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二、理论基础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一)正面影响 |
(二)负面影响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一)基本假设 |
(二)二维结构 |
(三)结构矩阵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融资约束视角下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研究 ——以东江环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创新点及重难点 |
1.3.1 研究创新点 |
1.3.2 重难点 |
2 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优序融资理论 |
2.1.3 民企国有化动因论 |
2.1.4 融资约束理论及衡量指标 |
2.2 文献综述 |
2.2.1 融资约束定义研究 |
2.2.2 融资约束成因研究 |
2.2.3 民营企业中的融资约束程度及影响研究 |
2.2.4 民营企业国有化目的研究 |
2.2.5 民营企业国有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
2.2.6 文献评述 |
3 案例介绍 |
3.1 东江环保公司及广晟公司介绍 |
3.1.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
3.1.2 广晟公司介绍 |
3.2 东江环保国有化进程 |
4 东江环保国有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
4.1 东江环保国有化前后融资约束程度的定量分析 |
4.1.1 国有化前融资约束程度定量分析 |
4.1.2 国有化后融资约束程度定量分析及变化趋势 |
4.2 东江环保国有化前后融资约束程度定性分析 |
5 东江环保国有化缓解融资约束的原因及国有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5.1 东江环保国有化缓解融资约束的原因 |
5.1.1 广晟公司优势 |
5.1.2 东江环保扩张局限及企业优势 |
5.1.3 两家公司结合后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
5.1.4 东江环保国有化改革速度适宜 |
5.2 东江环保国有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
5.2.1 信息系统不统一,整合不及时 |
5.2.2 资金管理系统不一致,使用效率较低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6.1 研究结论 |
6.2 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中国僵尸企业治理研究 ——基于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思路 |
1.4 预期创新 |
2.文献综述 |
2.1 僵尸企业界定 |
2.2 僵尸企业形成因素 |
2.2.1 企业内部因素 |
2.2.2 企业外部因素 |
2.3 僵尸企业经济后果 |
2.3.1 僵尸企业决策行为的负面效应 |
2.3.2 僵尸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
2.4 僵尸企业治理措施 |
2.4.1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
2.4.2 外部治理环境 |
2.5 文献述评 |
3.理论分析 |
3.1 基础理论 |
3.1.1 政府干预理论 |
3.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1.3 委托代理理论 |
3.1.4 资源依赖理论 |
3.1.5 替代机制理论 |
3.1.6 预算软约束理论 |
3.2 僵尸企业内涵和特性 |
3.2.1 僵尸企业定义 |
3.2.2 不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 |
3.2.3 制度负外部性的产物 |
3.2.4 僵尸状态的动态性 |
3.2.5 企业僵尸化 |
3.3 僵尸企业测度 |
3.3.1 资产流动性与僵尸企业 |
3.3.2 僵尸企业识别标准 |
3.4 基于僵尸企业治理的分析框架 |
3.4.1 政治关联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 |
3.4.2 僵尸企业对投融资行为的影响 |
3.4.3 僵尸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3.5 小结 |
4.僵尸企业现状 |
4.1 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4.2.2 僵尸企业识别 |
4.2.3 变量定义 |
4.3 僵尸企业分布状况 |
4.3.1 动态趋势 |
4.3.2 经济地理分布 |
4.3.3 制度环境分布 |
4.3.4 行业分布 |
4.4 僵尸企业财务特征 |
4.4.1 僵尸企业基本财务比率 |
4.4.2 僵尸状态的持续性 |
4.4.3 僵尸状态的转变 |
4.4.4 不同僵尸化程度企业的基本财务比率 |
4.5 小结 |
5.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因素:基于政治关联 |
5.1 引言 |
5.2 研究假设 |
5.2.1 政治关联与僵尸企业形成 |
5.2.2 政治关联与企业僵尸化程度 |
5.2.3 行政干预、政治关联与企业僵尸化 |
5.3 研究设计 |
5.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5.3.2 变量定义 |
5.3.3 模型设定 |
5.4 实证结果 |
5.4.1 描述统计 |
5.4.2 政治关联对企业僵尸化的抑制作用 |
5.4.3 行政干预对政治关联抑制作用的影响 |
5.5 进一步分析:作用机制 |
5.5.1 融资便利的中介效应 |
5.5.2 税收成本控制的中介效应 |
5.5.3 固定资产投资控制的中介效应 |
5.5.4 员工成本控制的中介效应 |
5.6 稳健性检验 |
5.6.1 变量替换 |
5.6.2 遗漏变量和内生性处理 |
5.7 小结 |
6.企业僵尸化的经济后果:基于投融资行为 |
6.1 引言 |
6.2 研究假设 |
6.2.1 僵尸企业与银行贷款 |
6.2.2 僵尸企业与投资行为 |
6.3 研究设计 |
6.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6.3.2 变量定义 |
6.3.3 模型设定 |
6.4 实证结果 |
6.4.1 描述统计 |
6.4.2 僵尸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因素 |
6.4.3 僵尸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
6.5 进一步分析 |
6.5.1 僵尸企业与融资行为 |
6.5.2 所有权性质与僵尸企业融资行为 |
6.5.3 政府竞争与僵尸企业融资行为 |
6.6 稳健性检验 |
6.7 小结 |
7.企业僵尸化的经济后果:基于经济增长 |
7.1 引言 |
7.2 研究假设 |
7.2.1 僵尸企业与GDP增长 |
7.2.2 僵尸企业与经济增长质量 |
7.2.3 经济规模、僵尸企业与经济增长 |
7.3 研究设计 |
7.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7.3.2 变量定义 |
7.3.3 模型设定 |
7.4 实证结果 |
7.4.1 描述统计 |
7.4.2 僵尸企业对GDP增长的影响 |
7.4.3 僵尸企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7.4.4 不同经济规模下僵尸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7.5 进一步分析 |
7.5.1 区域环境、僵尸企业与经济增长 |
7.5.2 市场化进程、僵尸企业与经济增长 |
7.6 稳健性检验 |
7.6.1 变量替换 |
7.6.2 遗漏变量和内生性处理 |
7.7 小结 |
8.研究结论与治理措施 |
8.1 研究结论 |
8.2 治理措施 |
8.2.1 宏观治理 |
8.2.2 微观治理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湖北省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可能的研究创新点 |
1.4 研究过程中的难点 |
第2章 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发展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 |
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1 国外文献综述 |
2.1.2 国内文献综述 |
2.1.3 文献评述 |
2.2 相关概念解释 |
2.2.1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 |
2.2.2 金融发展水平 |
2.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
2.3.1 金融中介论 |
2.3.2 广义货币金融理论 |
2.3.3 金融供需论 |
2.3.4 金融结构论 |
2.3.5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
2.3.6 内生金融增长理论 |
2.4 金融发展水平与民营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 |
2.4.1 金融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
2.4.2 民营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的反作用 |
第3章 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其金融支持水平 |
3.1 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
3.1.1 湖北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变化情况 |
3.1.2 湖北省民营企业户数及从业人员 |
3.1.3 湖北省民营上市公司数量 |
3.1.4 湖北省民营企业500强情况 |
3.1.5 湖北省民营企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贡献 |
3.2 湖北省民营企业融资现状 |
3.2.1 外源融资比例低,内源融资占主导 |
3.2.2 融资规模小、渠道窄,融资期限短 |
3.2.3 缺少抵押物,融资成本高 |
3.3 湖北省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
3.3.1 湖北省民营经济间接金融支持现状 |
3.3.2 湖北省民营经济直接金融支持现状 |
3.3.3 湖北省民营经济政策性金融支持现状 |
第4章 湖北省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指标选取 |
4.1.1 金融发展指标 |
4.1.2 民营经济指标 |
4.2 数据来源 |
4.3 平稳性检验 |
4.4 协整检验 |
4.5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
4.6 格兰杰因果检验 |
4.7 实证结果分析 |
第5章 构建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 |
5.1 促进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间接金融支持体系 |
5.1.1 大力发展民营银行 |
5.1.2 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
5.1.3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
5.2 完善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直接金融支持体系 |
5.2.1 鼓励民营企业上市融资 |
5.2.2 支持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集合票据的发行 |
5.2.3 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
5.2.4 着力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 |
5.3 健全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
5.3.1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
5.3.2 加强融资服务平台建设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的背景 |
二、研究的对象 |
三、研究问题相关说明 |
第二节 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企业自由研究现状 |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
二、本文的研究内容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点及不足之处 |
一、本文的创新之点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关系 |
第一节 自由、责任及其关系 |
一、何谓自由? |
二、何谓责任? |
三、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
第二节 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关系 |
一、何谓企业自由? |
二、何谓企业社会责任? |
三、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
第三章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分析 |
第一节 企业自由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
一、从企业生产性看企业自由的重要性 |
二、从企业契约性看企业自由的重要性 |
三、从企业道德性看企业自由的重要性 |
第二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一、从企业自由的主体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二、从企业自由的约束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三、从企业自由的边界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四、从企业自由的实现路径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第三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 |
一、企业产权制度影响企业自由主体的自主行为能力 |
二、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企业自由缺乏合理的约束 |
三、政府角色不明引起企业自由边界模糊不清 |
四、市场经济不完善使企业自由缺少实现路径 |
第四章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及论证 |
第一节 我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 |
第二节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分析 |
第三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理论分析 |
一、企业自由缺失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自主意识淡薄 |
二、企业自由缺失造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客体对象不明 |
三、企业自由缺失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履行范围模糊不清 |
四、企业自由缺失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有的经济实力 |
第四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企业自由感:市场化程度体现企业自由完善程度 |
二、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五节 “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及论证”的启示 |
第五章 通过完善企业自由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
第一节 完善企业自由的四种途径 |
一、深化产权改革——提高企业主体的自主行为能力 |
二、推进制度改革——形成企业自由的合理约束 |
三、转变政府角色——明确企业自由的清晰边界 |
四、发展市场经济——增加企业自由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通过扩大企业自由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
一、自由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基础 |
二、让自由的企业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 |
参考文献 |
(一)英文文献 |
(二)中文文献 |
致谢 |
(9)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1.1.1 研究问题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理论思考 |
1.3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1.6 论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2 文献综述 |
2.1 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因素 |
2.2 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因素 |
2.2.1 内部因素 |
2.2.2 外部因素 |
2.3 影响企业获得产业政策支持的因素 |
2.4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 |
2.5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2.6 产业政策对企业其他方面的影响 |
2.7 文献评述 |
3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理论分析 |
3.1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3.2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3.3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3.4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影响 |
4.1 研究设计 |
4.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4.1.2 描述性统计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基本统计事实 |
4.2.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4.3 内生性检验 |
4.3.1 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 |
4.3.2 基于匹配样本的估计 |
4.4 稳健性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5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基于TFP和寻租的中介效应 |
5.1 研究设计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5.2.2 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生存数量的动态传导机制 |
5.3 进一步回归 |
5.3.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5.3.2 传统制造业中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的传导机制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 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6.1 研究设计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6.1.2 描述性统计 |
6.2 结果与分析 |
6.2.1 处理组和对照组匹配 |
6.2.2 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检验 |
6.2.3 基于匹配样本的Multinomial logit多值选择模型估计 |
6.3 本章小结 |
7 产业政策影响生存质量的传导机制——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 |
7.1 研究设计 |
7.2 结果与分析 |
7.3 进一步回归 |
7.3.1 不同产权性质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7.3.2 政治关联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7.3.3 不同类型产业视角下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质量的影响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论文存在的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A 1998-2007年基于产业政策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
表A-1 基于产业政策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 ——“中组部18号文”背景下的实证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设计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文章结构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2.1 本章引论 |
2.2 独立董事基础理论回顾 |
2.2.1 代理理论视角 |
2.2.2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
2.2.3 制度理论视角 |
2.2.4 “监督职能”与“资源支持职能”的进一步探讨 |
2.3 政治关联、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 |
2.3.1 政治关联的定义 |
2.3.2 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理论基础 |
2.3.3 实证研究 |
2.3.4 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 |
2.4 独立董事辞职相关文献回顾 |
2.4.1 内生性问题 |
2.4.2 国内研究整理 |
2.5 多席位独董相关文献回顾 |
2.5.1 声誉假说 |
2.5.2 繁忙假说 |
2.5.3 声誉与独立董事任职数量的讨论 |
2.6 小结 |
第3章 独董辞职与企业绩效:短期视角——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分析 |
3.1 本章引论 |
3.2 文献回顾及基础假设 |
3.2.1 独立董事职能探讨 |
3.2.2 基础假设的提出 |
3.3 研究设计 |
3.3.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度量、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3.4 实证分析 |
3.4.1 独立董事辞职CAR及分组比较 |
3.4.2 多元回归分析 |
3.4.3 拓展性分析 |
3.5 稳健性检验 |
3.6 本章结论 |
第4章 独董辞职与企业绩效:长期视角 |
4.1 本章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辞职样本的获取 |
4.2.2 对照组的获取 |
4.2.3 实证检验步骤 |
4.3 组间ANOVA分析 |
4.3.1 政策辞职企业,非政策辞职企业与样本总体的基本特征描述 |
4.3.2 辞职企业辞职前后对比 |
4.3.3 官员辞职组与非官员辞职组的比较 |
4.3.4 辞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 |
4.3.5 全样本对比 |
4.4 多元回归分析 |
4.4.1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
4.4.2 企业特征的分组描述性统计 |
4.4.3 回归结果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结论 |
第5章 独董背景与企业绩效——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5.1 本章引言 |
5.2 相关文献回顾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及数据整理 |
5.3.2 模型设定 |
5.4 实证分析 |
5.4.1 独立董事特征的动态变化 |
5.4.2 独立董事职业背景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分析 |
5.4.3 哪些企业会聘请官员独董 |
5.5 拓展分析:官员独董能提高政府补贴吗? |
5.6 本章结论 |
第6章 多席位独董与企业绩效:声誉还是繁忙? |
6.1 本章引言 |
6.2 相关文献回顾 |
6.2.1 多席位独董与“声誉假说” |
6.2.2 多席位独董与“繁忙假说” |
6.3 研究设计 |
6.3.1 样本及数据来源 |
6.3.2 子研究1:多席位独董与企业绩效 |
6.3.3 子研究2:谁会聘请多席位独董 |
6.3.4 子研究3:谁会成为多席位独董 |
6.4 实证分析 |
6.4.1 子研究1:多席位独董与企业绩效 |
6.4.2 子研究2:谁会聘请多席位独董 |
6.4.3 子研究3:谁会成为多席位独董 |
6.5 拓展分析:多席位独董辞职的市场反应 |
6.6 稳健性检验 |
6.7 结论 |
第7章 总结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本文创新点 |
7.4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辞职企业与对照企业名单 |
个人简历 |
四、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理论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D]. 滕磊. 四川大学, 2021(02)
- [2]哈尔滨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营商环境优化问题研究[D]. 邢思远.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D]. 赵锦川. 山东大学, 2020(05)
- [4]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5]融资约束视角下民营企业国有化问题研究 ——以东江环保为例[D]. 阮雨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中国僵尸企业治理研究 ——基于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视角[D]. 郭祥.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湖北省金融发展水平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施菁.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D]. 李琼. 湖北大学, 2019(05)
- [9]产业政策对企业生存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D]. 曲彤.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6)
- [10]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绩效 ——“中组部18号文”背景下的实证发现[D]. 杨筠. 清华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