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同文化冲突的焦点——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一个侧面

一、鲁迅:多种文化撞击的焦点——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一个侧面（论文文献综述）

王琪^[1]（2021）在《21世纪英语文献之鲁迅研究综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薛文卿^[2]（2021）在《“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古典传统”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以徐志摩诗歌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梳理徐志摩诗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的古典诗词意象和作诗技巧。本文以史料研究、文本研究为主,穿插意象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整理了徐志摩诗歌文本中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的部分,探讨中国现代新诗在从古典诗词蜕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及暴露的问题。论文主要以作家论的形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意义与创新点。综述部分首先就“古典传统”的概念作了基础性的辨析,以防其与狭义的以理性为特征的“古典主义”相混淆,从而导致后续的研究产生歧义以及因此而发生的无谓的争论,本文的“古典传统”指广义的以节制为创作理念和以和谐均齐为审美特征的包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国古典传统;综述第二部分对“现代文学的‘古典传统’”和“‘古典传统’与徐志摩”两个主题作了研究综述。第二章梳理了古典传统与新月派及徐志摩的关系,结合徐志摩传记和史料去分析徐志摩创作思想渊源,分析徐志摩和浪漫性格和古典气质的双重特征。第三章从徐志摩诗歌内容入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别从两方面探析徐志摩诗歌内容与古典传统的关系:一是徐志摩诗歌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古典文学寄情山水的写作传统的关系,二是徐志摩“性灵论”的创作观念与古典文学“以物起兴”的主情抒写的写作传统的关系。第四、五章从徐志摩“怎么写”的创作形式入手,以其诗歌常出现的写作意象和诗歌的写作技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详细梳理其创作形式与古典传统的相关性。第四章选取了“秋”、“杜鹃”、“冢”三个意象,梳理了每个意象在古典文学中的源头以及发展,分析了徐志摩诗歌中这几个古典意象的使用、继承以及变革。第五章从其诗歌的语言韵白和音乐性、重章叠句的诗行建构方式、“造境”传统三个方面探讨徐志摩在现代新诗创作中对古典文学技法的传承和革新。结语部分总体性评述徐志摩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态度,并将其诗歌放置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去考察,突出徐志摩的诗歌成就与贡献,探讨现代新诗在创作初期所创造的功绩以及存在的问题。

丁燕燕^[3]（2020）在《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包括五四乡土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还涉及种种制度性创建。现代教育制度就是其一。通过它,五四乡土文学拥有了“民族国家文学”品格。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现代教育培养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作者与读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左右着作家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而五四乡土文学又通过进入现代教育成为法定知识获得制度支持,从而实现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考察现代教育制度对五四乡土文学的建构功能,分析五四乡土文学对现代教育的文学想象和它作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共分五部分。绪论介绍研究缘起、思路方法,对“现代教育”和“五四乡土文学”进行概念界定,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辩明本论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现代教育”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的总称,包括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管理体系、教育宗旨、思想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教科书、教育方式方法等教学运行活动。广义的“五四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蓄势产生并发展的、以乡土生活为表现题材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定义并指出的作家作品外,还包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进行乡土文学题材创作的其他相关作家作品。第一章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五四乡土作者多出生或成长于乡村小镇,他们求学的年份正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由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完备的时期。博采众长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有机会浸润现代文明。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异域的空间转移,从传统知识体系到现代文明的思想过渡,既引发了作家浓郁的思乡病、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为其观照“自我”、回望“故土”提供了“他者”的参照。一方面,知识新变引发了他们的乡土关注,文化冲突带来的身份危机催生了其乡土认同观念。另一方面,“他者”的参照又使他们重新发现了“乡土中国”的内涵。乡土中国既代表占国土大部分、广袤的乡村大地,也是一种将乡土看作民族国家象征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范式。其中,作为小学乡土教科书的“乡土志”对一代国人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二章教育变革与文学启蒙。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向学生传授文学创作的方法技巧外,还给予学生文化滋养和心灵启迪。随着语文学科的独立,教科书编写和教学方法变革等活动更新了现代学生的文学观念。它包括白话文学语言、小说文学体裁和文学审美意识等多层面内容。外语教学携带的异域文学资源则为学生的文学阅读、仿制和创作提供了条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鲁彦为代表的世界语学习者,他们深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并从中汲取营养。现代教育重构了学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形成了五四乡土文学作者独树一帜的现代思想内涵。科学教育思潮向学生普及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培养了他们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民主自由思想;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现代校园则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创立校园社团、期刊有利于他们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第三章现代教育影响下的五四乡土文学。“儿童本位”教育观将儿童从封建伦理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儿童特别是儿童身体的发现使五四乡土作者将笔触对准儿童,他们开始以儿童为主角,借用儿童的想象和视角、模拟儿童的语气和口吻创作小说,在身体解放中重新发掘恐惧、欲望、喜悦等“人”的情感。知识分子的归乡之旅因现代教育的介入发生变化。衣锦还乡的欣喜一变而为守旧愚昧的民众对知识者的误解、冷落甚至排挤,与无知无识乡村女性的狭路相逢引发了他们对自身启蒙身份的反思和失望。“归乡再离乡”成为必然。现代教育加深了知识者对文明新变的体验。现代性的时空并置引发了他们对故乡的全新感受。故乡不仅是可供停泊的地理空间,还是一处凝结着丰富内涵、值得时时返顾的文化空间。五四乡土文学中的乡愁意象开始由传统的意象抒发走向细节化记叙和整体化象征。五四乡土作者以接受现代教育后的启蒙视野观察乡村,乡间的风景和民俗便因知识者主体意识的确立而被重新发现。科学方法训练和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的学习则有利于作家科学区分民俗与封建迷信。作为民俗知识的方言土语在五四乡土作品中频繁出现。它符合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规律,也顺应了教育领域重视口语教学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互为镜像的教育与文学。五四乡土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现代教育的建构。反过来,文学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想象和书写现代教育,二者互为镜像。五四乡土作者“学生-教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以甘苦自知的心态将现代教育素材纳入笔端。无论是现代学校、教师、学生还是与乡村教育息息相关的乡绅形象都留有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文化印记。它既包含丰富真切的生活经验也寄寓着作家对乡土中国前途的深沉思索。现代学校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乡民眼中呈现出“乐园”与“窘境”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影。围绕启蒙职责,五四乡土作者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乡村教师形象。与教师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五四乡土文学中的学生形象呈现出统一的负面化倾向。这既有现代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源于他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女学生”则成为承载制度变革压力和接受性别审视的双重压抑的形象。乡绅作为乡土世界的知识者,他们的命运沉浮反映出现代教育变革下的乡村权势变迁。第五章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的经典化。五四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先河便开启了进入现代教育领域的过程,通过入选教科书、教师的课堂讲授,它渐渐成为一种法定知识被人们所接受。这既是五四乡土文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它通过现代教育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以鲁迅作品为代表的五四乡土文学通过教科书和学院机构对其概念、理论的总结梳理与相关篇目、文本、作家的选编评介成功地进入文学史叙事,青年学生对乡土文学的阅读传播,作为教师的鲁迅在课堂内外的知识传授和思想感召都保证了五四乡土文学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余论民族再造:教育与文学的殊途同归。自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就在追求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摸索,无论是现代教育还是五四乡土文学其实都只不过是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同一目标的追求。教育通过知识权力,文学借助艺术想象最终达到民族再造的结果。

邱丹^[4]（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说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刘爱广^[5]（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研究指明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费鹏^[6]（2019）在《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想像》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文学领域随之调整改变,出现一批新的思想艺术特征。在当前中国文学的各个门类中,长篇小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可称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所谓“短篇小说写故事,中篇小说说结构,长篇小说写命运”,长篇小说的写命运其实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历史观的展开。长篇小说虽不是历史作品,但却能反映不同时代人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不同时代的信息。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作家是“社会历史的记录者”,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长篇小说的历史想像承担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学的功能,不仅恢复了历史的场景和细节,更需要从当下出发去重构历史,发现其内部逻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隐秘关联。对于历史的关照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特别是在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似乎更容易从这个民族的历史中汲取得到。本论文以“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哲学、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分析了闪光和晦暗的构成,对当前良莠不齐的现状做出了深刻的反应,对小说的历史想像进行了敏锐的探索,提出了新的前景和期望,具有深远的意义。研究目标为结合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新的历史意识、叙事策略等问题,分析当下中国文学中作家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叙事的发展形态。重点做以下三方面问题研究:一是历史叙事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立场与原则;三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方式。本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从发生学角度对于历史想像和文学重构进行界定,厘清其基本内涵、外延,避免概念的误读,在其基础上结合中国当下文学现状界定出历史叙事的概念;二是确定历史叙事的立场与原则,澄清当下历史叙事的混乱情况,尤其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消费主义为依托的历史叙事进行深入分析、严肃批判;三是对历史叙事的文体形式进行划分,关注“仿志体”“调查体”等新兴的历史叙事类型,丰富历史叙事范畴,使其更为清晰、有序;四是历史视角下的新世纪文学文本细读,重拾文本细读的学术传统,将当前文本个案分析在历史叙事的视角下结合一个整体,在整体关照的视野中为今后的文学历史叙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研究中采取了以下方法:一是文学视角与历史视角的综合性研究。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相通性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对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既离不开文学的理论,也需要历史的视角。从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来看,各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性研究越来越多。二是在历史叙事理论梳理方面回归原典。对于相关问题采取文献综述法与归纳总结法,将各类相关理论观点进行综合、总结、分析。在历史叙事的文学影响方面首先采用比较研究法,对比研究历史的历史叙事到文学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以及各类历史叙事文学流派间的关系。面对具体文学现象采用个案分析法,根据不同文本结合历史学、叙事学等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三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长篇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借助这些作品的实例,揭示这些叙事作品丰富的复杂性及结构所蕴含的历史观与哲学观。在作家的层面,小说创作的过程是将思想付诸于行动;本文要做的则是将某些行动复原为思想。四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将小说叙事学研究同注重历史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相结合。首先梳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联,厘清“历史想像”与“文学重构”的概念。一般认为,文学与历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学”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和想像,“历史”则是对过去的一种真实记录。海登·怀特从“修辞想像”的意义上来看“历史本文”,认为所谓历史就是一种叙事方法和手段,因为不同的叙事方式而产生不同的意义。“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历史中,叙事风格都将被理解成为一种从对原初事态的再现到对后来事态的再现的运动形态。”因此说,作家对历史是建构和想像的。这种对历史的“构建”或“想像”,离不开作家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指人们由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作家根据叙事意图,对事实进行选择而作为言语结构的元素,这种言语结构总是出于某种特定的（明显的或隐含的）目的。因此,“历史”绝非简单的历史,而总是“为……的历史”。历史意识是对历史进行反思与总结,从历史中寻求客观规律并运用于实际生活,既是人们对历史事实再现的能力,也是对世界本质的深刻反思。其次是对作家的历史意识与小说的建构的关系进行梳理。作家的经验和体验,必然会作为一种“历史意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赫施在《解释的有效性》中提到,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学是要让读者能够理解“本文”的原意,去了解作者的原意,从而避免一些误解的产生。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理解者（人）与理解的对象（本文）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本文和主体的历史性使其自身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界”,而理解是本文所拥有的过去视界与主体的现在视界的叠合,即所谓的“视界融合”。而根据叙事学理论,叙述者绝不是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自己是在抄录叙述者的话语。因为小说的文本是作者以语言营造的,所以文学需要解释,通过一种可供参照的认知结构才能认识和把握它的意义。对文本理解的过程并非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过程,而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理解者可以把握作者创造的一切方面,甚至是作者自己未曾意识的东西。对于文学史家和作者生平研究者来说,可以“知人论世”谈论作者的全部人格意识。就叙述学分析而言,与具体作品分析有关的,只是作者意识的一小部分,即具体进入作品的那一部分。想要找出这部分意识,显然不能仅靠从作者的传记、生平等方面入手。而且即使我们把作者一生都搞清楚,也无法确定他的意识的哪一部分被写入了哪一部作品,我们依然得回到出发点,从具体作品中找作者的意识。除“引言”“结语”外,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是梳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联,理清“历史想像”与“文学重构”的概念,对“文学的历史想像”进行进一步分析。历史想像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的“有规约”的虚构,这种虚构是在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的一种作者创造力的体现,它有历史的本体,要求尽可能地保持其真实性和“真实”地阐释历史,在遵循历史本体性的基础上,有规约地发挥历史想像。而文学的历史叙事则是对在现实的认知基础上的一种“拟构”的现实,它不仅是对生活世界的反映,而是既有现实又有虚构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世界”的反映,但它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它只是对事实所作的一种“虚拟”,是一种“假定的真实”。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就“代际关照下的历史记忆”、“全球化语境下的历史想像”、“多元文本叙事策略下的历史叙事”、“史诗性追求下的文学重构”等四方面问题,结合《日夜书》《平原》等小说,进行了文本分析。

陈竞宇^[7]（2019）在《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茅盾1从译介外国文学走上了文学道路。从1917年到1949年,茅盾翻译了30个国家的200余篇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评论、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展现了他宽广的文学视野,实践了他“取精用宏”的文学建设主张。他的译介工作,是为建设新文学服务的。本研究在考察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时,没有单纯将茅盾作为一个翻译家来研究他的翻译策略、他的翻译风格、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或者他的译作的影响和接受等,而是从他的译介思想入手,将他的翻译工作与新文学建设者、文学刊物主编、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联系起来,综合研究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依照此思路,本研究的第一章先大致梳理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概况。这一简单的梳理显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包括作品的译介,还有文艺理论的译介;他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与他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和《译文》等刊物有密切的关系;他译介的重点是俄苏文学和小民族文学;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社会改造、新文学建设有密切关系,他结合自己的翻译体会,提出了有关重译、复译、翻译标准等问题的重要观点等。接下来,本研究就与茅盾译介外国文学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具体说来,茅盾在提倡外国文学译介时,有非常鲜明的流派意识和清晰的规划,以流派选择指导具体的翻译选材,因此第二章将依次梳理他对外国文艺流派——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译介。事实上,茅盾译介的西方新浪漫主义和法国自然主义文艺流派与日本文坛有密切关系。茅盾在介绍外国文艺理论时从不全盘照搬外国文艺思潮,而是依据他判定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目标对外国文艺理论进行改造,使之符合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在译介途径上,茅盾译介的国别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其掌握的唯一外语——英语展开的,除少量英语文学外的所有外国文学译介,均以英语为中介语。英语中介既助力茅盾扩大世界文学视野,成为其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桥梁,也使他的译介带有英语世界种种印迹,如对象的选择和语言表达,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这一部分将在第三章讨论。茅盾译介外国文学的高产时期是他主编二三十年代几本主要刊物的时期,建国后,他虽然没有再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但是他主编的《人民文学》、《译文》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的译介工作与刊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第四章将茅盾的译介活动与他主编刊物的经历结合起来讨论。茅盾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与他提出的“人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三位一体的文学建设理念的关系是第五章将要探讨的。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了翻译之于茅盾的重要价值,并在坦陈本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王丹丹^[8]（2018）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发展历程时盛时衰、时显时隐,曲折坎坷却不绝如缕。它的作家队伍整齐庞大,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的书写之中。它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繁复技巧、审美原则、语言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产生许多经典之作。它的影响广泛深远,既带来了台湾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又遭遇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和评价。本文就聚焦这一纷繁复杂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景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三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探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现代主义美学在台湾的传播有其复杂的历史源流。本章从台湾具体时空背景和作家主体精神出发,探究台湾现代主义发生的多重历史因素,诠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地化的生成品质。第二章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勾勒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所历经的发展图式。在现代主义嬗变的脉络梳理中窥见不同世代、不同群族或同一作家前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承嬗离合。第三章解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台湾知识分子孤绝、脆弱与边缘性的精神处境深刻地体现在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是浓重的荒原气息,跋涉在荒野之中的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这些孤立于世的生命个体在上下求索中体味着孤寂的滋味,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主义作家们呈现出孤独的生命精神形态,抒发着悲情的生命情感话语。第四章阐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意蕴。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解读,从个体、原乡两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之中的作家们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第五章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本章深入探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语言文字与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对于个体存在的反思。第六章归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在宏观视域下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价值做出评释。在艺术情思表现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树立了新的美学范式、深化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哲理思考。在文学传播影响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台湾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而且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建构中的重要一支。并且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风促进并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书写。结语总结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在地化风貌以及对未尽研究的展望。

韩雪梅^[9]（2018）在《论文学“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建构 ——以贾平凹、迟子建、阿来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文化是观测社会语态和人类行为的解读密码,是人类争夺话语权的世界舞台。自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相遇,百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现实应用,置身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一批有立场、有理想、有创造的优秀作家,胸中担道义,笔下有乾坤,自觉站在文化人类学的思想高度,紧紧抓住“人类”意义的精神内涵,把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神话、自然、民俗等核心符码,作为一个彼此融合、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努力让文学生长在时代文化的深厚土壤里,以“天下观”的总体视域进行“文学民族性”向“文化世界性”的思想创造和文本实践。新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以人为本,“以文化人”,贯通20世纪的人文动脉,追求文化人类学的思想高度、哲学维度和美学向度,越来越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发展趋势,彰显出人文精神的格局与气度,向普世生命敞开一切存在的可能性。这其中,贾平凹饱含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深切关爱和对大地母亲的依恋与期盼,始终根植土地的深处,对社会特殊阶段“三农”问题进行时代的深层次思考,同时于城与乡互换视角的基点进行世相变化的交叉认证,在有限的乡土和无限的世界中,树立起“乡土中国”的人文活化石;迟子建在世间冷暖的生命地带,实施“灵魂温度”的普世性观照,寄托能够觉解宇宙奥秘中那至高无上的生命牵挂,有机凝铸文学品质的文化气度和思想高度,执着地拓展人文神情的立体世界观;阿来以一种民族情怀的眷恋式给出,史诗性言说民族记忆的存在寓言,拓展民族文学与人类文化“协和万邦”的共融性,自觉建构“民族志”诗学的人类学价值,面对扑面而来的世界,深情对话浩渺的文化宇宙。优秀长篇叙事深入探索与发现人生逻辑与现实存在之间的种种隐秘关系,其核心指向生命“圆融”的灵魂高贵,打造充满张力、智慧和温暖的存在世界,愈加呈现出“文学人类学”升华为“文化人类学”价值的立体性、多维性和开放性,实现由文学“我者”向文化“他者”整体性趋向的辩证拓展。这种独具文化人类学魅力的文学创造,形成了紧贴现实的“生活流”和富有冲击力的“世界波”,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情诠释普世“人学”的社会主题,不仅促进了文学艺术与时代脚步同频共振的繁荣发展,也给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机会,打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途,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显着提高。“中国故事”的世界性叙事,实现了从文学人物的“自我言说”到抢占人类话语权的文化拓展,承载着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精神理念,正在建构起新世纪人类文化的“跨太平洋诗学”,进一步提升世界话语谱系的“中国性”,呈现出时代风云与人类神情多维映照的世间复魅,与世界文化产生强烈共鸣,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中国话语的能极值。新世纪优秀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其人文价值贡献率达到历史性新高,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德强^[10]（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二、鲁迅:多种文化撞击的焦点——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一个侧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多种文化撞击的焦点——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一个侧面（论文提纲范文）

（2）“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4）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5）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想像（论文提纲范文）

（7）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文学“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建构 ——以贾平凹、迟子建、阿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鲁迅:多种文化撞击的焦点——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一个侧面（论文参考文献）

• [1]21世纪英语文献之鲁迅研究综论[D]. 王琪. 鲁东大学, 2021
• [2]“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D]. 薛文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现代教育与五四乡土文学[D]. 丁燕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5]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想像[D]. 费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7]茅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D]. 陈竞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王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9]论文学“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建构 ——以贾平凹、迟子建、阿来为中心[D]. 韩雪梅. 辽宁师范大学, 2018(12)
• [10]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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