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论文文献综述）
彭妍[1]（2021）在《董康及其文献学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董康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着名的法律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耽心古籍的藏书家和文献学家,他作为一名法律学家,他推动了我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法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位着名的法律学者涉足了古籍与文献领域,对中国俗文学文献、敦煌学、藏书刻书等诸多发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章主要分析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从晚清民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维度去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在晚清民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之下,阐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政策和三种文化思潮,通过对三种文化思潮的分析,来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之下的命运选择。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思潮的双重作用下,晚清民国的出版业也开始转型,出现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特点。藏书和访书的实践活动也展现出了个人的兴趣与家国情怀相结合的特征。第二章着眼于董康的生平着述考。董康从青年的科举取士到晚年做出与民族大义相违背的选择,一生起落,令人唏嘘。董康与国内学者和日本学者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互相切磋,施展抱负。通过梳理董康与不同地域的学者的交流史,展现文人学者们之间因为共同的学术追求而惺惺相惜的精神风貌。第三章从内容层面探讨了董康的文献实践贡献。其文献实践活动主要围绕俗文学文献、敦煌学两个方面展开。围绕俗文学文献,探讨了董康在戏曲和小说上的成就,并进一步分析在小说戏曲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反映出的戏曲观和小说观。董康既是敦煌学形成之初的探索者,也是海外敦煌文献的搜寻者。他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期间,搜寻整理敦煌文献。第四章整理了董康藏书、刻书以及校勘方面的成就,由藏书家到刻书者的身份转换背后,也是董康在时代洪流之下,结合自己的志向做出的选择,蕴含了董康的善本观以及对于刻书一事的认真严谨。诚然,董康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校勘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和探索,但是透过日记中零散的记录可以窥探董康的校勘思想:重视善本和敦煌文献的利用,兼采对校法和理校法,在不破坏古籍原意的基础上,保留异文,多闻阙疑。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说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郑丽颖[3]（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提出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真[4]（2020）在《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二十世纪初日本新型“中国迷”的养成》文中认为一九二一年,芥川龙之介（1892—1927）初次踏上中国土地,即遭遇所有日本人在中国面临的窘状:"空气中荡漾着的浓重的尿臭"以及随时随地可见的生理排泄物,让他躲无可躲。在首站的上海豫园,芥川龙之介见到"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他评论道:"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备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①后来坐船经过浔阳江头,他见到"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②;到上海访问京剧名伶荀慧生,只见"（荀慧生）扭过头去,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上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③。这些不讲卫生的中国人在芥川龙之介的眼中,便是"小说里的中国"（现实的中国）的代言人,他进而断言——
刘平[5]（2019）在《背景·命运·前瞻——故宫学与敦煌学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故宫学和敦煌学都是当代着名的综合性学科,并且都有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且积累了中外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回顾学科发展史,故宫学的发展明显迟缓于敦煌学。究其原因,以文献为主的敦煌流失文物主要流向于国外的研究机构和博物馆,很快变成对外开放的研究资源,同时被纳入近代学术研究体系;以文物为主的故宫流失文物主要是流向海内外私人收藏者或古董商,隐蔽而分散。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文献,为了应对时局,不得不屡屡转移秘藏,最终因两岸分离而天各一方,妨碍了其发挥学术资源的作用,迟滞了故宫学的发展。同时,敦煌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隋唐史的必备知识,敦煌文献得以广泛利用;而故宫学与明清史研究关系密切,但自觉地将故宫学作为深化明清史研究的必备知识者寥寥。此外,尽管收藏大量明清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故宫,但由于管理归口的限制,几乎无人以"故宫文献"加以称呼。故宫文献与文物的分离,削弱了故宫学的影响力。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对故宫学具有启发借鉴意义,即在相对集中资源的基础上,加大开放、整理出版的力度,吸纳更多学者加入,是实现故宫学良性发展的可行路径之一。
王舒琳[6]（2018）在《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张凌云[8]（2018）在《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1899年前后,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中间点上。在这一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发生转折与变化的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前往中国游历,留下了大量纪行文或笔记等文字记录,其中不仅阐述了他们踏访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也通过基于亲身体验的书写为日本人树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形象,这为近代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他者,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意识提供了一大契机。本论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以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者之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即1899年的中国考察为研究对象,结合《内藤湖南全集》所收录的关涉中国考察、中国研究的系列文献史料,以内藤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为核心,通过梳理内藤踏访中国之际其眼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土、人物、都市三大视域,采取文本解读、文化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笔下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一方面,它为近代日本“蔑视型”的中国认识提供了实证体验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起了将中国作为镜像来反观日本的思维模式或行动模式,带有“为了日本”的潜在目的,从而也就遮蔽了中国自身生发出变革力量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内在逻辑,但是同时也将为我们就近代日本乃至当下日本树立的中国形象展开思索与批评,为中国当前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自身形象提供启示与借鉴。本论共分为六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论以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燕山楚水》这一文本作为分析材料的选题缘由和问题意识,尝试在整体性地概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状况这一背景之下来把握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而梳理日本、中国、欧美的内藤湖南“前期研究”,尤其是围绕中国游记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本论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记者、史学者、政论者这样几个不同角色造就了内藤湖南的多重身份,这一身份的多重性与内藤的学问体系及其现实关注相互映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显示出内藤关注中国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立场;通过分析也可以明确,内藤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国力逐渐强盛这一背景下,带着观察中国现状,寻找与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思考日本的战略雄图等多种动机与目的下的一次中国考察。第三章,“中国风土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中国体验之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南画”、“寺观”、“长城”几个概念或范畴来解读内藤笔下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这些概念或范畴,不仅出现在内藤的中国游记文本中,也曾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叙述中多次出现。通过对这几个对象的分析呈现出内藤由此而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的内涵:南画——体现了内藤游历中国之前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寺观——表现出内藤考察中国之际的“直接体验”、长城——呈现出内藤感知中国之后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内藤的中国风土考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提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与思考日本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涵盖了其踏访中国之前的想象、踏访期间的体验、踏访之后的思想、认识与行动,内藤湖南的中国想象、中国体验、中国认识在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内藤湖南审视与思索中国的一大基础。第四章,“中国人物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重点关注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人物,借助内藤的笔谈记录、历史材料来展开解读与比较。内藤湖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与对民众的极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他的中国人物认识又显现出分化的特点。在内藤的笔下,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改良派,呈现出他们作为错失了改革时机的“失败者”形象;推赞了其眼中既具有东方传统学识素养又兼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以严复、王修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树立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的“希望者”形象;褒扬了他与之进行诗歌酬唱、学问切磋的以文廷式、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深厚汉学素养、博学多识之人,呈现出他们作为中国推进传统学问转型的“学问者”形象。失败者意味着过去的、落伍的;希望者意味着可能的、未来的;学问者意味着手段的、工具的。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类型”的中国人物形象的背后,在更深的层次上,内藤认为“希望者”、“学问者”不被人识、不受重用,对他们能否引领中国的改革持以悲观态度。内藤正是在这样两极化、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上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而显露出他在观察中国人物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中国都市考察”:本章选取了内藤湖南停留时间较长、重点关注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燕山楚水》的文本解读,细致剖析了内藤笔下构建起来的中国都市形象。即以北京为代表的“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以上海为代表的“转型的现实中国”形象、以苏杭为代表的“未来的希望中国”形象。北京虽然“没落”,但内藤并未忽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对上海,内藤则发现了它的“特殊性”,以其为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参考范例;在苏杭,内藤关注到了它的富庶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租界现状和“教育事业”的开展情况,视其为“希望”之所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思考日本可能性的延长线上的,因而这一影像也就难以避免陷入失真的危险。第六章,“结论”:即“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所谓“批判”,是指带有反思与重塑意义下的“批判”。具体来说,一是整理文献资料,推动思想反思,结合内藤的中国研究来展开实证性的探讨,揭示出内藤的第一次中国考察给予内藤自身的中国研究以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一是回归时代语境,重塑中国形象,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来就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行理论批评与现实思索。就此而言,内藤通过中国考察而树立的中国形象,是日本基于谋求自我确认、想象操纵中国、试图支配中国这样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来的,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作为日本的工具、作为日本的他者而存在的中国,基于这样前提与目的之下的中国观察必然阻碍了对于中国的准确认识与定位。总体而言,通过中国考察,尤其是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树立了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自身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想象。这样一个极为复杂、不断演绎的中国形象,就呈现在内藤切身体验的中国“壮游”之下,也浮现在内藤构思与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之中,更体现在内藤试图主张、极力宣扬的“战略雄图”之后。
游自勇,邓雯玥[9]（2017）在《敦煌写本S.2506V等唐代《失名史书》再探》文中研究表明敦煌写本S.2506V、P.2810V、P.4073、P2380V属同一组文书,其中P.2810断裂成A、B两片,这五件写本,正面皆抄録《文子》,背面存唐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间共六十八年史事。1912年,狩野直喜赴欧洲抄録了不少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所藏敦煌、黑城和
陈泽森[10]（2017）在《饶宗颐词及词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饶宗颐是当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词体创作与词学研究是其成就卓着的领域之一。饶宗颐承袭了晚清民国的治学门径,于师法上博取宋、清词家之所长,在推崇清真、白石的同时,不忽视其他名家。对于浙西词派、阳羡词派与常州词派的词学主张也各有取舍。其词学缘起与师法取向,既有家学的熏陶,也有民国词家的影响,更有时代环境的作用。从创作心态与作品数量变化的角度考虑,可以将饶宗颐的词作大致划分为1939—1969年、1970—1979年、1980年至21世纪三个时期,每一时期的词作内蕴都是词人心路历程的表征。饶宗颐精通词调、重视音律,其词作在形式上以和韵为主,在技法上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创作上多使用“雪”与“梅”两种意象,词风清雅,是学人之词的典型代表。“选堂词”因其独特的人生阅历与渊博的学识体系而自成一家,在二十世纪词坛上别具一格,倡导“幽敻”,指出“向上一路”,是对当代词学思想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词的创作与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二、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论文提纲范文）
（1）董康及其文献学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和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之际的学术环境和文献活动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之际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政治背景:列强入侵,专制衰落 |
| 二、经济背景:实业兴起,定章建制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之际的文化政策及思潮 |
| 一、晚清民国之际的文化政策 |
| 二、晚清民国之际的文化思潮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的文献活动 |
| 一、传统书业的转型 |
| 二、私人藏书与域外访书 |
| 第二章 董康生平着述及其学术交游考 |
| 第一节 董康生平着述 |
| 一、董康生平 |
| 二、董康着述 |
| 第二节 董康与国内外学者交游考 |
| 一、董康与国内学者的学术交游考 |
| 二、董康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游考 |
| 第三章 董康在通俗文学文献和敦煌文献上的贡献 |
| 第一节 董康对通俗文学文献的贡献 |
| 一、戏曲文献:董康与《曲海总目提要》 |
| 二、董康与小说文献 |
| 第二节 董康对敦煌文献的贡献 |
| 一、晚清民国的敦煌文献研究历程 |
| 二、董康的敦煌文献研究过程 |
| 第四章 董康的藏书、刻书及校勘 |
| 第一节 董康与藏书 |
| 第二节 董康与刻书 |
| 第三节 董康与校勘 |
| 一、校书活动 |
| 二、校勘原则与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旨趣 |
|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史料概述 |
| 第一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动机研究 |
| 第一节 从塔什干到喀什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的“学者”身份 |
| 第三节 俄国学术组织的指令 |
| 一、时代背景 |
| 二、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科学院联系的建立 |
| 三、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的“合作” |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协助 |
| 五、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委员会的联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彼得罗夫斯基的新疆考察活动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及其周边古迹的考察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对三仙洞石窟的考察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古城的定义及“鸽子窝”废墟的考察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汗诺依古城遗址的考察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库车、库尔勒收获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和莎车发现的古币及研究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在库车的发现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在库尔勒等地的发现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币及文物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AI写作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探险队的协助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协助 |
| 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具有地理考察和军事探察双重特性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地理考察的协助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政治探察的情报协助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协助 |
| 一、探险目的 |
| 二、探险经费来源 |
| 三、非法入境 |
| 四、彼得罗夫斯基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
| 五、结语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及评价 |
| 一、格罗姆切夫斯基——英俄大角逐的重要参与者 |
| 二、格罗姆切夫斯基访问坎巨提的过程及结果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 |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三次亚洲考察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欧洲探险家的协助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和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死因的追查 |
| 一、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新疆考察 |
| 二、各国政府和探险家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调查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追查 |
| 四、彼得罗夫斯基为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树碑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协助及评价 |
| 一、与彼得罗夫斯基的初次见面 |
| 二、1894-1902 年间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的多次协助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评价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坦因的协助 |
| 小结 |
| 第五章 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学者关于新疆考察的讨论 |
| 第一节 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的指导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罗曾交往的建立——新疆古AI写作本和文物流失的开始 |
| 二、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喀什周边考察的指导 |
| 三、罗曾与彼得罗夫斯基里应外合应对英俄考古竞争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与奥登堡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 一、奥登堡——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佛学研究集大成者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寄给奥登堡的新疆收集品及二人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 三、关于库车考察方案的探讨 |
| 四、关于俄国委员会新疆考察方案的探讨 |
| 五、结语 |
| 第三节 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 一、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 二、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梵语文献的研究 |
| 三、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代手稿的语言鉴定 |
| 四、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佛教手稿的确定及研究 |
| 五、未完待续工作 |
| 小结 |
| 第六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俄考古之争 |
| 第一节 英俄在新疆的考古之争——以彼得罗夫斯基书信为中心 |
| 一、国家为支撑的考古竞争 |
| 二、保尔获得库车梵文写本——英俄古文书竞争的催化剂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和马继业的古文书收集 |
| 四、英俄对中国新疆古文书的研究 |
| 五、影响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伊斯拉姆·阿訇伪造“未知文字”古文书再考 |
| 一、伪造古文书的出现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 三、斯坦因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 四、结论 |
| 小结 |
| 第七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特点、影响及其手稿收集品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新疆考察活动的特点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影响 |
| 一、打开了欧洲探险家新疆研究的大门 |
| 二、开启了俄国探险家新疆探险的新纪元 |
| 三、掀起了俄国外交官员收集新疆古文书的热潮 |
| 四、造成了我国珍贵文书文物的大量外流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手稿收集品的价值 |
| 一、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教手稿 |
| 二、其他未知语言古代手稿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中文参考文献 |
| 外文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6）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郭沫若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 |
| 二、郭沫若吸收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三、郭沫若倾向京都学派 |
| 四、结语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3 欧美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的主旨、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 |
| 2.1 多重身份下的内藤湖南 |
| 2.1.1 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 |
| 2.1.2 作为史学者的内藤湖南 |
| 2.1.3 作为政论者的内藤湖南 |
| 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 |
| 2.2.1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考察 |
| 2.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动机和目的 |
| 第三章 中国风土考察 |
| 3.1 南画与中国的风土 |
| 3.1.1 南画与第一眼中国印象 |
| 3.1.2 以南画为契机的中日风土比较 |
| 3.1.3 南画与日本文人批评 |
| 小结 |
| 3.2 寺观与中国的风土 |
| 3.2.1 宗教视角下的寺观 |
| 3.2.2 南北差异视角下的寺观 |
| 3.2.3 学术视角下的寺观 |
| 小结 |
| 3.3 长城与中国的风土 |
| 3.3.1 想象的印证:长城第一印象 |
| 3.3.2 现实的感慨:壮观与雄伟、颓败与荒凉 |
| 3.3.3 未来的想象:神往与雄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人物考察 |
| 4.1 对改良派的批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
| 4.1.1 对改良派的人品评论 |
| 4.1.2 对改良派识见的批评 |
| 4.1.3 对张之洞经营事业的批评 |
| 小结 |
| 4.2 对“有识之士”的推赞——以严复为中心 |
| 4.2.1 对“有识之士”的访求 |
| 4.2.2 与“有识之士”的问题接点 |
| 4.2.3 内藤湖南笔下的严复形象 |
| 小结 |
| 4.3 与“学问者”的切磋、唱和——以文廷式为中心 |
| 4.3.1 作为“南方人士中的佼佼者”的文廷式形象 |
| 4.3.2 作为“好学的中国人”之典范的文廷式形象 |
| 4.3.3 作为诗文酬唱、学问切磋之对象的文廷式形象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都市考察 |
| 5.1 没落的中华帝国——以北京为中心 |
| 5.1.1 没落景象之一:地力贫瘠与景物残破 |
| 5.1.2 没落景象之二:浮华虚饰与不求实用 |
| 5.1.3 没落景象之三:清政府的无力与民众的无序 |
| 小结 |
| 5.2 转型的现实中国——以上海为中心 |
| 5.2.1 非传统的新型都市 |
| 5.2.2 非一般的中国都市 |
| 5.2.3 非中国的独立都市 |
| 小结 |
| 5.3 未来的希望中国——以杭州、苏州为中心 |
| 5.3.1 杭州、苏州考察概况 |
| 5.3.2 发现未来的希望 |
| 5.3.3 如何实现希望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综述 |
| 6.1.1 中国风土的考察 |
| 6.1.2 中国人物的考察 |
| 6.1.3 中国都市的考察 |
| 6.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以后的中国研究 |
| 6.2.1 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 |
| 6.2.2 内藤湖南的政治研究 |
| 6.2.3 内藤湖南的文化研究 |
| 6.3 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中国考察 |
| 6.3.1 情感的剥离——从“汉学”到“支那学” |
| 6.3.2 视点的转换——从“文明叙述”到“文化叙述” |
| 6.3.3 主体的树立——从“依附西方”到“想象东方” |
| 附录 |
| 附录1 内藤湖南年谱 |
| 附录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行程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9）敦煌写本S.2506V等唐代《失名史书》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失名史书》所见史事补考 |
| 1. 开元十六年五月二日造兴庆宫花萼楼 |
| 2. 开元廿三年五月四日刘志成 (诚) 反 |
| 3. 开元廿八年七月十八日出慈敏和尚随州 |
| 4. 大历二年羌贼南山谷高玉爲主 |
| 5. 大历十一年十二月勑改天下斗秤 |
| 6. 贞元二年四月七日 (丙寅) 中毒, (李希烈) 被陈仙期斩头, 送至城南吊, 发布号令 |
| 7. 贞元三年十月李软奴反 |
| 二、《失名史书》的编撰年代及作者 |
| 三、结论 |
（10）饶宗颐词及词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饶宗颐家世生平及词学交游 |
| 第一节 家世生平 |
| 一、解字说名 |
| 二、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词学缘起 |
| 第三节 词学交游 |
| 一、海内圈 |
| 二、亚洲圈 |
| 三、欧美圈 |
| 第二章 饶宗颐词的创作轨迹与人生境界 |
| 第一节 1939—1969 年：乡国之忧寄“琴心” |
| 第二节 1970—1979 年：词境追求“形而上” |
| 第三节 1980年至21世纪：渐臻淡然通脱境 |
| 第三章 饶宗颐词的形式特征与审美取向 |
| 第一节 学人之词的品质与风格 |
| 第二节 和韵：在因循中自树个性 |
| 一、和韵作品统计 |
| 二、和韵对象分析 |
| 第三节 精品意识与词艺锤炼 |
| 一、词调运用 |
| 二、重视音律 |
| 三、以禅入词 |
| 四、以画入词 |
| 五、檃栝入词 |
| 第四节 意象偏爱与人格完善 |
| 一、“雪”意象 |
| 二、“梅”意象 |
| 第四章 饶宗颐的词学思想 |
| 第一节 宋词论 |
| 一、重“浑成” |
| 二、尚“高韵” |
| 三、主“多元” |
| 第二节 清词论 |
| 一、承袭常州词派词学观念 |
| 二、不废浙西、阳羡二派主张 |
| 第三节 词境论 |
| 一、倡导“幽敻” |
| 二、指出“向上一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选堂词”注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四、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论文参考文献）
- [1]董康及其文献学实践研究[D]. 彭妍.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4]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二十世纪初日本新型“中国迷”的养成[J]. 吴真. 人文, 2020(02)
- [5]背景·命运·前瞻——故宫学与敦煌学的比较研究[J]. 刘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19(02)
- [6]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J]. 王舒琳.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D]. 张凌云. 厦门大学, 2018(07)
- [9]敦煌写本S.2506V等唐代《失名史书》再探[J]. 游自勇,邓雯玥. 敦煌吐鲁番研究, 2017(01)
- [10]饶宗颐词及词学思想研究[D]. 陈泽森. 暨南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