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之一)观念和行为的互动（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沈丁心[2]（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提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王枭[3]（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王晓兵[4]（202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文中研究指明观念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持续强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和不断发展密切相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古代人是通过与生活接触形成观念,而近代人则是以观念为中介来感知生活。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中,观念介入和影响社会生活的机制转化之表征。观念在理解生活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影响愈发深巨,在某些激进学者那里“景观”和“符号”甚至被视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根本性和决定性地位的影响要素。当观念成为理解社会生活的中介后,脱离具体生存实践的抽象外在反思式的观念就有了反过来影响甚至支配具体生活的可能,成为必须加以警惕的风险。要破解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导致的观念脱离具体生活,干扰具体生活的自发进展,甚至阻挠社会生活发展向好的问题,就需要形成对社会生活以及生存实践的精准理论把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式介入具体社会现实,避免抽象观念的空转,在具体社会现象和人的历史性生存实践境遇中对现实加以理论把握。在对社会现象之丰富性及其内容逻辑形成理论上的精准把握基础上,形成理论上的主体自觉,进而构造起基于理论化社会现实的有着明确理论自觉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自由主义理论领航为主的西方思想目前正遭遇一系列解释困境并滋生出一系列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正是建基于对自由主义造成的困境和危机的破解。这有其科学性,以及逻辑和历史的双重必然性。首先,在马克思的理论努力中就包含着对当时以古典自由主义为领航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的理论把握和深刻剖析。破解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题中应有之意。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引领下,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百年奋斗一再证明:中国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应该、必须也能够担负起引领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今日的成就,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实现的。如今,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一些国家利用各种抽象的外在反思式的观念,借由观念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扮演的理解和评价具体生活的中介功能,对他国施以愈发频繁的干扰,破坏其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和经济持续发展。此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进行有效前提批判,对其前提中隐蔽的价值倾向和理论强制加以拒斥,为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主体自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我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如何可能”来展开论证。即:事实上已经在发挥领航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进展到自为-自觉状态的理论领航,以及这一进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什么之上。要面对抽象外在反思式的观念的侵蚀,首先就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真实的社会现实加以精准的理论把握,拒斥抽象外在反思式观念对社会现象的任意套用和随便剪裁,真正在理论层面把握社会现实的无限丰富性和运动逻辑。因此理论领航的起点,即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实现的理论对现实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以对实践基础上的主体自我意识之结构分析为落脚点,以清晰的主体自我意识结构为思想操作平台,展开对各类“针对诸现实问题的理论”的前提要素和结构的清理和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实现方式。通过将观念场域中的诸理论之前提中隐蔽的价值倾向和理论假设加以敞露,最终实现自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前提自觉,以富有内容的前提批判的方式,不断升级作为时代精华和文明灵魂的思维方式,拒斥因抽象外部反思造成的理论前提层面的对思想的隐蔽束缚和价值支配,构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推动其不断发展,持续提供贴合中国发展实际,有着充分主体自觉和明确价值承诺的理论贡献。
孙丹丹[5]（2021）在《基于数学史网络研修的在职初中数学教师观念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该研究是一项在数学教育中运用数学史的实证研究,关注数学史研修对在职初中教师数学观及数学教学观的影响。为此,研究者设计实施了一项旨在发展在职初中数学教师观念的基于数学史的网络研修项目,共持续一年,包含九个主题的数学史学习及教学研讨,研究致力于分析:参与研修项目的教师的数学观和数学教学观是否有转变?如果有:（1a）教师数学观内容有何转变?（1b）教师数学观持有方式有何转变?（2a）教师数学教学观内容有何转变?（2b）教师数学教学观持有方式有何转变?（3）教师的数学观和数学教学观转变有何联系?这些转变与数学史有怎样的联系?研究收集了教师数学观及数学教学观前后测李克特问卷、数学观及数学教学观前后测开放性问卷、9个研修主题的反思单及若干教师的反思单追踪访谈、个案教师教学设计、个案教师半结构化访谈等数据,综合教师总体与教师个案两个层面来分析问题1教师数学观的变化及问题2教师数学教学观的变化,总体层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教师观念转变趋势,个体层面的分析有助于深入转变细节,问题3数学史、数学观及数学教学观转变关系的探索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仅在个案层面回答。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分析教师总体观念转变,采用案例研究法分析教师个体观念转变。研究发现,教师数学观表现出更支持柏拉图主义和问题解决观、更否定工具主义观的趋势,教师数学教学观表现出更支持强调理解及学生中心、更否定强调表现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师数学观内容的转变体现在:持有更加动态的数学观;倾向认为数学思维的应用也是一种数学应用;否定数学是不相关的事实规则集合。教师数学观持有方式转变体现在阐释性、例证性、论证性、一致性的增强。教师数学教学观内容转变体现在:深化“双基”目标;重视情意及观念目标的培养;尊重及重视学生的想法;关注学生的主动参与及思考;补充调整教科书。教师数学教学观持有方式转变体现在:例示性、论证性、执行性及联结性增强,冲突性减弱。研究从数学史（横向枚举史、纵向演进史）和HPM课例实施及观摩两方面阐述了数学史网络研修对数学教师观念的影响路径。本研究理论创新在于综合信念内容及信念持有方式两个视角来探索数学史对数学教师观念系统的影响,关注了已有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研究较少关注的数学教学信念,同时讨论了数学观与数学教学观之间的联系。实践创新在于设计了可推广的指向在职初中数学教师观念发展的教师教育项目,借助网络研修拓广了以数学史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辐射面,为开展“互联网+教师教育”提供参考原型。
黄各[6]（2020）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文中提出自律是康德实践哲学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基于此观念确立道德法则进而确证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乃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正是通过此观念,康德开辟出具有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视界,成为当代探询道德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意义上,深入阐明康德自律观念的基本内涵、证成路径及其实现的价值变革,乃是当前亟待推进的重大研究课题。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价值观念的理解却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诸多学者认为,康德式自律具有浓厚的形式性和义务性特征,由此所呈现的道德人格理想仅仅只是个体性的,缺乏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和质料内涵,进而也排除了承载价值的总体人格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在认可此观念的康德学派内部,相关解读也莫衷一是。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看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人们设定了一种如何做出道德选择的程序,它以实践理性能力建构意志对象,并以程序性方式具体规范行动。而以伍德和阿默里克斯为代表的实在论者则认为,康德的自律观念只是一种理性理念,没有对应的经验客体,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来源于自在目的的客观价值,这是独立于任何人主观意愿的。除了这些争议以外,康德本人的相关表述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在证成定言命令公式的过程中,他所提出的“隐蔽的循环”、“理性的事实”、“本体自我”以及“自由任性”等概念和其推证就引发了学界持续至今的争议。在汲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直面有关论争和思想疑难,通过解读康德哲学文本,基于规范性视角对自律观念的思想主旨和推证方式进行融贯性阐释,呈现其中蕴含的独特道德人格理想、目的性价值旨趣和公共性向度,在此基础上回应学界的误解和诘难,进而为道德和政治论证的康德式进路辩护。本文首先梳理了康德之前的道德哲学观点,厘清自律观念的最初起源。这些观点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特别是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理念、近代自然法理论、情感主义、至善论和卢梭的“公意”学说。我们一方面指出这些道德理论为什么在康德看来都是他律的;另一方面,通过将这些观点与康德在其着作中有关道德规范来源和基础的讨论（从经验而来的道德原则、幸福原则等）对比,以此呈现出它们与自律观念的相关性及其重要思想价值。接下来,论文第二章具体分析和阐明了康德对于自律观念的规范性演绎过程。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这一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的积极意向,从而展现出康德式自律观念的独特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关于定言命令式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道德人格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取向,这一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争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方能更好地解决康德在定言命令式的证明中运用“交互性论题”所面临的困境。该阐释方式不仅分外关注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如何契合一致,同时彰显其普遍自由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这是定言命令式的康德式论证具备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在完成这一证明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康德对于“自我立法”这一术语的使用和表达。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的意志是能够基于自身给予自己道德法则的。然而,此种阐释方式也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一些学者看来,自我和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人们既然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志将一个行动置于道德法则之中,那么反过来,人们也能够违反法则或者制定出一个他们所需要的法则。论文第三章将着重解决康德自律观念可能导致的这一悖论。在我们看来,此悖论可以运用规范性论证予以消除。道德法则的基本内容并不是由我的意志所创造的,或者说是自我建构程序的产物。自我立法的基础同样也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目的——即作为目的自身的理性本性的尊严之上,只有以此根本价值旨趣来理解并确立道德法则,人们才能够被宣称是自律或者自我立法的。如上三个部分主要从前提理念与证成展现自律观念的规范性价值内涵。接下来,我们着重于将此论证方式应用在对康德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整全性解读”之中。论文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自律观念对法权原则的基础性和奠基性作用。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两个组成部分,康德的“法权论”和“德性论”虽截然有别,但却是出自于同一个道德最高原则。该原则以定言命令式的形式,确保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任何人的自由能够在普遍法则的限制下得以保存和提升。然而,“独立性论题”的持有者却认为,法权原则所具有分析性、外在性和强制性等特征无法与定言命令式的规约性相融,因此独立于道德的最高原则,进而也远离了康德先前确立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此立场源于对定言命令式以及道德最高原则的狭隘理解,这不仅让法权学说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根基,而且也破坏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整全性形态,无法准确呈现康德自律观念的价值旨趣。论文最后将重点关注康德政治哲学所固有的道德基础性问题。这种基础同样也是由自律观念的规范性解读所提供的。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将康德式自律观念进行个体主义的解读,因而无法相容于公共的政治证成,罗尔斯也正是基于此开启了其着名的“政治转向”。因此,一些学者为了调和这两种解读的鸿沟,尝试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发现和寻觅出个人自律的相关要素。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所分析和证成的康德式个人自律仍然是不完善的。要想明晰此二者之间的真正关联,我们需要明确把握康德的意志（Wille）和任性（Willkur）两个概念,并通过对其进行层级性和优先性定位,探索出二者更进一步的联系。通过此层级性定位,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政治证成的康德式进路,走向具有“平等自由”、“道德责任”和“普遍立法意志”的公共自律理想图景。
万真宜[7]（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文中认为观念学说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融入了语言学诸多分支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融合的特性。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思想的“观念学”,仍致力于揭示“语言—文化—人”的相互关系,即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展现思维方式的群体性特征。为进一步揭示这些群体性心智特征相互间的联系方式和大致形态,对观念的单独阐释和描写可转向观念阈研究,即观念集合在文化空间中的运作模式的分析。对于观念阈的研究,既可从民族语言文化共体的角度进行宏观审视,也可选取特定角度,对观念阈的某一侧面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本文选取了时间观念,作为观念阈分析的具体对象。多样的时间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既具有普遍性,又携带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从而形成了各异的时间观念系统。时间观念在语言系统中,具有相对恒定和丰富的表征方式,传递着相关群体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结果;而由于时间分割方式的多样性,在各民族语言中,存在多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时间关键词,但这些关键词在相应的时间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均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明确这些关键词在体系中的位置与分布,及其发挥的不同作用,方可了解相应民族时间认知体系的整体特征。因此,本文尝试采用观念阈理论对其进行具体分析。鉴于时间观念的语言表征、尤其是时间词在中俄两种语言中的繁复性与多样性,为更为直观地观察时间观念阈的结构与排布方式,需采用语料库的词频数据。语料库中所纳入的文本,正符合语言学研究对语料“真实、自然”的诉求;语料库收入的大量语料则能帮助研究者从客观的角度观察观念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和使用频率;此外,观念词的文化价值不是仅靠观察一个词的词形就能确定的,而要综合考量词源、搭配和具体运用语境等因素,而在语料库中对一个词进行检索的同时也能展现相应的上下文。在正式对观念阈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观念阈与观念学说、以及语言学下诸多学科的联系。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观念研究的文脉,并对观念学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界的研究历史进行概述。由此概括学者们对观念本质的认识,进而对观念阈这一概念的研究缘起、概念内涵、结构类型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我们发现,借助于观念阈的理论框架,可对时间观念这一复杂的语言文化现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量和比较。其次,通过分析时间本质的多学科阐释可知,对时间的认识大多集中在时间的延续性和运动方式等主要方面,随之形成了相应的时间观念;这些时间观念在语言中具有鲜明、多样的表征方式,并具有各异的民族性。为对两个民族时间观念的整体面貌进行综合考量,本文对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关键时间词的出现频率进行归类整理;结合相应时间词的文化特性,初步构拟出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基本框架,分别对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核心区、近核心区成分的词源信息、词典释义、搭配组合和完整含义进行分析,从而展现出两种语言中时间观念阈的大致形态。最后,俄汉民族时间观念阈的结构异同、构成成分的文化特性异同,须在对比中得以呈现。因此,本文分别对两种语言时间观念阈的各个区域分别进行对比,并分析差异成因（宗教与哲学思想、社会结构、语言结构、时间切分方式等）,由此展现出时间观念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特性。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释本论文的现实性（观念和观念阈的研究历史,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及材料来源。第一章首先从观念理论的学理渊源、观念分析的语言学价值等方面,对观念理论做出界说;在此基础上对观念阈的内涵、结构、类型和分析方法进行定义和界说,并阐释其与相关术语的联系与区别。第二章分别对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中的时间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分析俄语和汉语中的时间系统的结构和表征方式,并通过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国家语委语料库的时间词出现频率,划定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各区域的基本构成。第三章对俄语时间观念阈的核心区构素——год和время的词源信息、历时词义演变、搭配组合和含义体系作出阐释;并对近核心区主要构素,如基本计时单位час,минута,секунда、历法单位 неделя,дни недели,месяц、短时间词语 момент,миг,мгновение、昼夜分割时间词денъ,утро,вечер,ночь,сутки和季节名等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含义进行分析。第四章首先分析了汉语时间观念阈核心区构素——“年”和“时”的词源信息、历时词义演变、搭配组合方式和含义体系;随后对近核心区的主要构素——以“日”、“月”为构形和取义核心的昼夜、历法时间词、以及季节名的语义演变过程和含义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对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各区域的构素、构成方式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随后对引起差异的成因——如地理环境、社会主导结构、文化类型、宗教哲学思想、语言结构特点等进行说明。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观念阈具有多层级的结构,进入其中的观念有序排布,承载着民族文化共体的关键文化信息,可集中反映相应群体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俄、汉语时间观念阈也凝结着两个民族时间观的不同侧面;两种时间观念阈都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核心区的构成成分相似,而近核心区则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虽然两种观念阈的时间关键词都包含着人们对时间之流和生命之流、时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时间的循环和线性模式的认识,但俄罗斯民族的时间观具有抽象性与分析性的特征,而汉民族则倾向于具象性与整体性。这种整体倾向,需通过各区域时间关键词共同呈现。借助俄汉语语料库相关时间词的出现频率来构拟时间观念阈的结构与成分,对于观念分析和语言文化学的研究来说,是较为新颖的尝试;将对个别观念的研究拓展至观念阈这个“全局范畴”,又将其范围限定在“时间观念阈”这种个别范畴中,使得对于观念阈的研究更具实操性。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为俄汉语言、乃至文化的对比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张力伟[8]（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研究说明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陈强强[9]（2020）在《休谟宗教认识论研究》文中认为大卫·休谟（1711-1776）,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美学、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西方哲学史上最为重要人物之一。休谟的人性哲学对后来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及现象学都有较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休谟研究”是近年来学术领域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这些研究中,休谟的宗教认识论又因其内在的深刻性、开拓性和复杂性,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H.E.鲁特在研究休谟思想时,对其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他说道,“休谟的两部相辅相成的着作,即《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标志着今天人们一般所笼统指称的宗教哲学的开端。”（1）休谟的宗教哲学思想同样预示了后世宗教哲学的两条发展路径,即宗教的理性认知路径和宗教的情感认知路径,并在后世的宗教哲学思想发展中大放光彩。本文以休谟的宗教认识论为对象,全面深入考察休谟宗教认识论的思想来源、内在逻辑、论述休谟的两条宗教认知路径及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休谟的真正宗教观,最后论述休谟的宗教认识论的历史影响,以期对休谟的宗教认识论形成全面而又深入的理解。本文认为休谟的宗教哲学是其人性哲学的一部分,其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一脉相承。二者都是建构性质的,并且都是先批判旧的知识体系,然后另寻基础重建新知识体系。休谟人性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主义思想,他以心灵的知觉为对象,通过彻底地贯彻经验主义原则,进而得出了怀疑主义的结论。这也正是相当部分学者把休谟的人性哲学看做是怀疑主义的原因所在。但是本文认为这一经验主义探究过程,所显示出的怀疑主义倾向,正是休谟对英国经验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这是他哲学建构的批判阶段。休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突出人性之知性维度的问题所在,进而将其人性哲学建构在人性另外一个维度——情感上。休谟在情感的基础上才正式开始了他的人性哲学构建工程,他不仅恢复了由之前怀疑主义倾向所摧毁的各种观念,如自我实体的观念、外界物质实体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为广泛的信念学说。以情感为核心的信念论最能体现其自然主义特色,也是休谟要完成的人性哲学的最后面貌,而关于宗教信念的学说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休谟对宗教信念的可靠性并没有明确地阐述,他对宗教的论述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印象,偶尔的正面论述又常常被学者们看做是或为躲避宗教迫害的自保之举,或对宗教的讽刺,或对宗教的消解。他们大都对休谟“真正宗教”持轻视或否定态度,这些使得休谟的宗教观扑朔迷离。学者们倾向于从休谟的代言人的角度来分析休谟的真正宗教观,或者从启蒙时代所宣扬的理性的认知进路来考察休谟的宗教思想,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认为,这些传统解读忽视了休谟从情感角度对宗教现象的考察,以及忽视了休谟所理解的认知,不仅包括理性的进路,也包括更为基础的情感进路。正是休谟的情感进路体现了休谟独特的人性哲学思想。因此,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把休谟的宗教认识论分成理性认知和情感认知两部分来分别探讨,进而再探讨二者的关系,最后获得总体的休谟宗教认识论思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情感认知仅是从情感角度对宗教现象及信念的认识和阐释,并非严格的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事实上,分别从理性和情感角度来考察包括宗教信念在内的日常信念在休谟那里表现地非常明显。首先情感和理性对人的认知、言行的不同影响在休谟的观念论里就有所体现;其次,休谟的《宗教自然对话录》和《宗教的自然史》分别从理性认知和情感认知的角度来探讨宗教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最后,休谟的自然主义思想的论证过程即理性批判阶段和情感建构阶段也表明了这种区分。本文认为在宗教理性认知路径上,可以将休谟的宗教批判划分为基督教宗教诞生初期及其之前时期的宗教批判,主要包括对迷信、神迹的批判;中世纪时期的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主要包括先天证明、后天证明和神正论;启蒙时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或反驳,主要包括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休谟对这三个时期的宗教批判实质上是依据自然主义理性原则对这些宗教信念的不同理性基础进行的批判,即依次对无理性或较低理性、服务于信仰的理性、至上主义的理性进行的批判。这样划分的好处,有助于我们理解休谟的宗教理性批判的层次性、内在逻辑性。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在宗教认知领域,从无理性、到服务于信仰的理性、再到至上的理性,这显示出理性的认知地位在逐渐上升,乃至成为一种绝对的标准,但这些都不是休谟所认可的理性论证形式。休谟认为我们的理性应该参与到对宗教性现象及信念的判断、评价及形成过程中,只是不应该以上述方式去参与,而应该以合法合理地方式参与到这一思维活动中。这种参与方式有两层含义,在狭义的层面上讲,合法合理是指合乎理性的本性,自身合法的使用范围,即表现为严格的证据主义原则;在广义的层面上讲,合法合情是指合乎更大范围的标准,即合乎人性的范围,具体指合乎理性与情感的互动关系,进而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理性。本文认为在宗教情感认知路径上,休谟的宗教观正体现出了其宗教哲学的建构性与探究性。基于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中对宗教信念的起源及演变历程的考察,以及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有关宗教情感的表达,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休谟在这一路径上的宗教观,即宗教信念起源的情感基础、宗教发展中的情感作用以及宗教理性思辨的情感归宿三个阶段来论述休谟的宗教情感认知思想,三个方面层层递进,论述了情感在宗教信念起源、演变、以及在现代环境下的形成机制。综合来看,休谟的真正宗教观就是以理性为基础、以情感为本质的有神论。对于这种有神论,我们可以从确定层次和可能层次两个层次来理解,以便更好地把握其内涵。在确定层次上,休谟承认上帝的存在,这将休谟与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区别开来。休谟认为人们无法通过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人们只能通过情感的方式去感受上帝,而且通常是人们在一定的理性判断之后对上帝的情感体验。在这个层次上,通过与休谟所反对的庸俗宗教相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休谟真正宗教的确定内涵。在可能的层次上,从休谟真正宗教所具有的高度理性思辨基础的角度来讲,可称之为一种哲学宗教。从休谟真正宗教的本质来讲,可以称之为情感宗教。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归纳出了休谟宗教认识论的四个特征:证据主义的认知原则、宗教情感认知的可能、情感与理性的有机互动及批判显着而建构不足。最后,本文讨论了休谟的这种宗教认识论的历史影响。由于平衡了理性认知的批判和情感认知的可能,这种宗教认识框架表现出一种极富张力的宗教态度,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学者的两种宗教研究方向。其在两方面的具体论证分别影响了理性神学和情感神学,即在一定程度上使理性神学成为不可能,同时为情感神学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LEE/KAYEON（李佳娟）[10]（2019）在《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扩散的世界市场使各种行为者崛起,这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扩散的危险性。多次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提醒人们:预防和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国际合作。该论文旨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外生因素对制度变革的影响的理论内涵。本论文将外生因素限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的路径影响。在主体方面,七国集团（G7）扩容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论坛（FS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个旨在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和标准化制订的国际组织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新登场的网络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金融治理的进程和结构。在制度层面,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应运而生。这种标准化主要由二十国集团提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分区域国际组织制定,由各成员国和市场行为者执行。在观念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英国的Brexit和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等保护主义观念开始重新出现。本论文正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全球金融治理应"治理什么"的内容。进一步梳理了对主体、制度、观念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金融治理中“谁”治理的内容。首先,将全球金融治理的行为者分为国家和非国家层面并进行分析,然后将金融危机后发生变化的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按照提倡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重新分类和考察。第三部分是从制度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划分为美国主导时代、七国集团主导时代、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分析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观念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本部分将阐述工业化后支配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变化,以审视自由主义规范的形成、扩散以及内化的过程。进而分析外生因素对观念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综述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此外,着眼于未来,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预计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改变全球金融生态,因此,论文对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本论文特别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模式分析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途径及其相互作用。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在全球治理中,主导性的国家中心行为者努力从上到下推广制度和观念,而非国家行为者则可以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制度与观念自下而上推广的重要行为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行为者的变化,制度和观念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是敦促制度不断完善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一点来看,研究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总体来看,主体、制度、观念的方向性变化不是很明显,因为工业化以后保持的自由主义观念成为维持现行制度和机制的重要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革实际上起到了完善甚至加强现有体制的作用,而不是改革。本论文只是对现有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将来,危机后凸现的新兴国家崛起和科技的发展,还将使全球金融治理在主体、制度、观念方面面临更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是本人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二、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之一)观念和行为的互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之一)观念和行为的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研究涉及的内容 |
| (二)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研究视角 |
| (三)观念史研究现状 |
| (四)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观念史研究及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观念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观念史研究的背景 |
| (二)观念史研究的流派 |
| 二、观念史的含义及理论要点 |
| (一)观念史的含义 |
| (二)观念史的理论要点 |
| (三)观念史研究特征 |
| 三、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蕴 |
| (一)建构性研究范式 |
| (二)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 |
| (三)大众话语为研究对象 |
| 四、观念史研究对教学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
| (一)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 |
| (二)注重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而非普世研究 |
| (三)注重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 |
| (一)稳定和秩序性特征 |
| (二)直觉和顿悟性特征 |
| (三)关系性特征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类型 |
| (一)混沌一体的教学观念 |
| (二)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教学目的具有关系性特征 |
| (二)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特征 |
| (三)教学方式具有体悟性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动力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场域 |
| (一)转型中的社会文化冲突 |
| (二)碰撞中的中西文明 |
| (三)冲突中的人才选拔标准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 |
| (一)人才价值取向的矛盾 |
| (二)教学观念发展方向的矛盾 |
| 三、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 |
| (一)传统教学观念与欧洲大陆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二)传统教学观念与英美教学观念的教学方式的冲突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 |
| (一)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 |
| (二)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 |
| (三)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 |
| (四)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重塑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路径 |
| (一)文化改造的路径 |
| (二)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的路径 |
| (三)教育改革的路径 |
| 第六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 |
| (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
| (二)做是教、学的基础 |
| (三)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 |
| 二、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特征 |
| (一)关系论特征 |
| (二)主体性特征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启示 |
| 一、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 |
| (一)坚持直觉、顿悟文化自信,传承体悟教学方式 |
| (二)坚持关系论文化思想自信,注重教学理论中个体间的关系 |
| 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 |
| (一)全面深入研究异域文化,避免文化嫁接 |
| (二)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异域文化,避免全盘西化 |
| 三、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
| (一)基于时代发展,建构本土教学理念 |
| (二)基于时代需求,建构本土教学活动 |
| 结论 |
| 参考?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不足之处及创新 |
| 1.4.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科学性和必然性 |
| 2.1 经济理论中自由主义领航困境与马克思主义领航的科学性 |
| 2.1.1 自由主义的理论领航及其困境 |
| 2.1.2 自由主义作为领航理论的前提强制性和隐蔽性 |
| 2.1.3 对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的前提批判与问题破解 |
| 2.2 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领航困境与马克思主义领航的科学性 |
| 2.2.1 自由主义中“绝对敌人”的思想背景及其根源 |
| 2.2.2 自由主义理论中观念主体的内在矛盾 |
| 2.2.3 自由主义主体意识的困境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的破解 |
| 2.3 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必然性 |
| 2.3.1 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
| 2.3.2 历史选择的逻辑必然性 |
| 2.3.3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
| 2.4 从单向度的人到全面的人 |
| 2.4.1 “全面发展”要在人的二重结构中现实的理解 |
| 2.4.2 人的二重性有其深刻的观念背景 |
| 2.4.3 实践层面的二重性统一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
| 第3章 理论领航起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现象的内在把握 |
| 3.1 共同体视角的观念运行逻辑 |
| 3.1.1 小共同体的规模限制及其突破过程的观念转变 |
| 3.1.2 民族国家的观念整合逻辑 |
| 3.1.3 民族国家时代中观念的主权向度 |
| 3.2 共同体层面观念主导权问题的理论反思 |
| 3.2.1 观念的抽象外在反思与观念主导权的丧失 |
| 3.2.2 丧失观念主导权的理论逻辑 |
| 3.2.3 观念之内在性的核心价值 |
| 3.3 个体层面的观念运行逻辑 |
| 3.3.1 第一阶脱嵌:“实际”和“应该”位置对调 |
| 3.3.2 第二阶脱嵌:“自足”到“泛化”背后的社会结构转变 |
| 3.3.3 第三阶脱嵌:从叙事系统中脱嵌 |
| 3.4 观念主体之作用的把握是廓清其结构的开端 |
| 第4章 理论领航落脚点是实践基础的主体自我意识 |
| 4.1 主体自我意识的中介性质 |
| 4.1.1 观念主体并非理论起点 |
| 4.1.2 主体自我意识之建构是一种内涵逻辑 |
| 4.1.3 主体自我意识之上嵌含着价值判断 |
| 4.2 主体自我意识的基础结构 |
| 4.2.1 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结构 |
| 4.2.2 主体自我意识之演变的影响要素 |
| 4.2.3 主体自我意识形生成和演变的三个基本环节 |
| 4.3 主体自我意识的我-“自身意识”环节 |
| 4.3.1 主体自我意识中自身意识的形成原理 |
| 4.3.2 “自身意识”之内容在思想史中的演化及其逻辑 |
| 4.4 主体自我意识的“我”-“自我认识”环节 |
| 4.4.1 人欲与观念捕获 |
| 4.4.2 单纯否定与抽象反思 |
| 4.5 实践基础上自身意识与自我认识的统一 |
| 4.5.1 立基于实践的关于人的二重性理解 |
| 4.5.2 “批判旧世界”在观念领域的实现 |
| 第5章 理论领航的实现方式是理论的前提批判 |
| 5.1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的前提逻辑 |
| 5.1.1 “问题导向”是现实需求但需理论反思 |
| 5.1.2 “碎片化学习”敞露“问题导向”的理论要害 |
| 5.1.3 理论领航与自觉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
| 5.2 理论中渗透的基本情绪的前提批判 |
| 5.2.1 情感表达的尺度及其价值 |
| 5.2.2 基本情绪之价值论维度的理论梳理 |
| 5.2.3 实践中的价值论前提梳理 |
| 5.3 对无反思的意志式观念的前提批判 |
| 5.3.1 个体保护的限度问题 |
| 5.3.2 个体之过度保护的观念逻辑和隐蔽前提 |
| 5.3.3 隐含前提之观念背景及其支配逻辑的前提批判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与致谢 |
（5）基于数学史网络研修的在职初中数学教师观念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论 |
| 1.1 背景 |
| 1.1.1 数学史教育价值呼吁实证研究的验证 |
| 1.1.2 教育改革落实亟需教师观念的调整 |
| 1.1.3 信息技术发展强力支撑教师网络研修的推行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概览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数学教师观念 |
| 2.1.1 国内教师信念及观念研究述评 |
| 2.1.2 国外教师信念及观念研究述评 |
| 2.2 数学史与教师专业发展 |
| 第3章 概念框架 |
| 3.1 理论的作用 |
| 3.2 研究问题中的理论要素 |
| 3.3 观念及信念系统 |
| 3.3.1 信念内涵:信念和知识 |
| 3.3.2 信念结构:信念系统 |
| 3.4 教师的数学观 |
| 3.4.1 三种概观和判断 |
| 3.4.2 三种数学观 |
| 3.4.3 大纲及课标中的数学观 |
| 3.5 教师的数学教学观 |
| 3.5.1 三种数学教学观 |
| 3.5.2 大纲及课标中的数学教学观 |
| 3.6 理论视角的联系 |
| 3.7 研究问题的细化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项目背景 |
| 4.1.1 主题选择 |
| 4.1.2 项目组织 |
| 4.2 研究方法 |
| 4.3 数据收集 |
| 4.4 研究工具 |
| 4.5 数据分析 |
| 4.6 信效度分析 |
| 第5章 教师观念变化趋势 |
| 5.1 数学观变化趋势的量化分析 |
| 5.2 数学观变化趋势的质性分析 |
| 5.2.1 数学演进 |
| 5.2.2 数学应用 |
| 5.2.3 数学本质 |
| 5.3 数学教学观变化趋势的量化分析 |
| 5.4 数学教学观变化趋势的质性分析 |
| 5.4.1 教学目标 |
| 5.4.2 教学过程及师生角色 |
| 5.4.3 学生学习 |
| 5.4.4 教学资源 |
| 第6章 教师观念转变案例研究 |
| 6.1 个案 1:孙老师 |
| 6.1.1 孙老师的数学观 |
| 6.1.2 孙老师的数学教学观 |
| 6.1.3 孙老师案例小结 |
| 6.2 个案 2:侯老师 |
| 6.2.1 侯老师的数学观 |
| 6.2.2 侯老师的数学教学观 |
| 6.2.3 侯老师案例小结 |
| 6.3 个案 3:李老师 |
| 6.3.1 李老师的数学观 |
| 6.3.2 李老师的数学教学观 |
| 6.3.3 李老师案例小结 |
| 6.4 跨案例分析 |
| 6.4.1 数学观 |
| 6.4.2 数学教学观 |
| 6.4.3 发展机制 |
| 第7章 结论 |
| 第8章 讨论 |
| 8.1 与已有研究的联系 |
| 8.2 可能回答的问题 |
| 8.3 回顾理论与方法论 |
| 8.4 回顾教育研究的三个方面 |
| 8.5 启示、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研修主题示例 |
| 附录2 数学观及数学教学观开放问卷(研修前后) |
| 附录3 函数主题反思单示例 |
| 附录4 个案教师访谈提纲(研修后) |
| 附录5 《中学数学教师数学观问卷》正式问卷 |
| 附录6 a《中学数学教师数学教学观问卷》初测问卷 |
| 附录6 b《中学数学教师数学教学观问卷》正式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和翻译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限度与基本理路 |
| 第一章 康德与自律观念的再生:基于道德哲学史的考察 |
| 第一节 自律与古典时代的伦理学 |
| 一、柏拉图学说对康德的影响 |
| 二、斯多亚学派对康德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律与近代自然法理论 |
| 一、自然法的起源和发展 |
| 二、自律观念与自然法的关联 |
| 第三节 自律与道德情感学说 |
| 一、自立的情感主义 |
| 二、自制的情感主义 |
| 三、康德对道德情感学说的扬弃 |
| 第四节 自律与至善论 |
| 一、至善论的起源与发展 |
| 二、沃尔夫式至善论 |
| 三、康德与至善论的关联 |
| 第五节 自律与普遍意志 |
| 一、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 |
| 二、卢梭对康德的影响 |
| 三、普遍意志与自律的关联 |
| 第二章 作为自由的法则:自律观念的演绎 |
| 第一节 预见自律:出于义务而行动的自由价值 |
| 一、善良意志、义务与定言命令 |
| 二、康德自由观念的思想历程 |
| 三、自律与积极自由 |
| 第二节 形式的价值旨趣:自律公式的演绎 |
| 一、形式演绎及其缺陷 |
| 二、规范性演绎的价值向度 |
| 第三节 自律与定言命令式的证成 |
| 一、“交互性论题”及循环的产生 |
| 二、“两个世界”与“理性的事实” |
| 三、自律人格理想与定言命令式的最终证成 |
| 第三章 自律权威的论证:自我立法的根本价值 |
| 第一节 自我立法的康德式阐释 |
| 一、作为理解自我立法线索的康德式“他律” |
| 二、他律为什么不能确立道德法则 |
| 三、自我立法的多重阐释 |
| 第二节 自我立法何以可能 |
| 一、实在论与建构主义 |
| 二、建构主义立场及其缺失 |
| 三、目的的客观价值与实在论回应 |
| 第三节 悖论的消解与“自我立法”权威的确立 |
| 一、关于自我立法的悖论 |
| 二、自我立法的“另类”解读 |
| 三、权威的确立:意志如何自我立法 |
| 第四章 强制、遵从与自律:法权原则的道德规约性 |
| 第一节 争议的焦点与前提 |
| 一、两种论题的产生 |
| 二、前提性条件:康德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区分 |
| 第二节 独立性论证的两种命题 |
| 一、“分析-强制命题” |
| 二、“命令-悖论命题” |
| 第三节 自律的规约性:法权原则的道德基础 |
| 一、法权原则的自由基础 |
| 二、法权原则与定言命令式的关联 |
| 三、法权与德性:差别性与优先性 |
| 四、社会性规范的双重规约 |
| 第五章 从个人自律到公共自律:自由主义的康德式基础 |
| 第一节 个人自律与政治自由主义 |
| 一、个人自律与道德自律的当代分野 |
| 二、自由主义的政治转向 |
| 第二节 自律观念的层级性结构 |
| 一、康德式的个人自律 |
| 二、道德自律与个人自律的层级性关联 |
| 第三节 走向公共自律 |
| 一、自由法权:从私人到公共 |
| 二、公共理性:道德的政治家 |
| 三、集体的自我立法:公共自律的价值向度 |
| 结语:共同体伦理规范性建构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0.1 选题的现实性 |
| 0.2 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3 创新之处 |
| 0.4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 0.5 材料来源 |
| 第1章 观念和观念阈的概念界说及研究方法 |
| 1. 观念和观念分析 |
| 1.1. 观念研究的文脉梳理 |
| 1.2 观念的概念内涵 |
| 1.3 观念分析的方法与目的 |
| 1.4 观念分析的语言学意义 |
| 2 观念阈与观念阈分析 |
| 2.1 观念阈的概念内涵 |
| 2.2 观念阈分析的基本方法 |
| 2.3 观念阈分析的语言学意义 |
| 3. 观念阈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及区别 |
| 3.1 观念阈与文化空间 |
| 3.2 观念阈与认知空间 |
| 3.3 观念阈与符号阈 |
| 3.4 观念阈与心智 |
| 3.5 观念阈与语义空间 |
| 3.6 观念阈与语言世界图景 |
| 4 观念阈的结构和类型 |
| 4.1 观念阈的基本结构 |
| 4.2 观念阈的基本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时间、时间词和时间观念阈 |
| 1 时间本质的多学科阐释 |
| 1.1 时间的本源探析 |
| 1.2 时间观上的“线性模式”与“循环模式” |
| 2 语言学中的时间研究 |
| 2.1 语言中的时间系统概述 |
| 2.2 俄语时间系统概述 |
| 2.3 汉语时间系统概述 |
| 3 时间观念词和时间观念阈 |
| 3.1 作为观念词的时间词 |
| 3.2 时间观念阈的构成及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语时间观念阈的构成和成素分析 |
| 1 核心区год的含义阐释 |
| 1.1 год的词源探究 |
| 1.2 год的词义演化及词典释义 |
| 1.3 год的搭配组合 |
| 1.4 《год》的完整含义 |
| 2. 核心区《время》的含义阐释 |
| 2.1 время的词源探究 |
| 2.2 время的词义演化及词典释义 |
| 2.3 время的搭配组合 |
| 2.4 время的完整含义 |
| 3. 近核心区的构成和含义阐释 |
| 3.1 基本计时单位——час,минута,секунда |
| 3.2 泛指性时间单位——момент,миг,мгновение |
| 3.3 昼夜单位——день,утро,вечер,ночь,сутки |
| 3.4 季节单位——времена года |
| 3.5 基本历法单位——неделя,дни недели и месяц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汉语时间观念阈的构成和成素分析 |
| 1. 核心区“年”的含义阐释 |
| 1.1 “年”的词源探究与“岁名”意义演变 |
| 1.2 “年”的搭配组合 |
| 1.3 “年”的完整含义 |
| 2 核心区“时”的含义阐释 |
| 2.1 “时”的词源探究与意义演变 |
| 2.2 “时”的搭配组合 |
| 2.3 “时”的完整含义 |
| 3 近核心区的构成和含义阐释 |
| 3.1 “日”与“月”——时间概念基本参照 |
| 3.2 季节单位——“春”、“夏”、“秋”、“冬”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对比分析 |
| 1.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构成成素的异同分析 |
| 1.1 核心区构成观念异同 |
| 1.2 近核心区构成观念异同 |
| 1.3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的基本取向 |
| 2 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差异之成因分析 |
| 2.1 社会结构与文化取向 |
| 2.2 语言类型与结构 |
| 2.3 时间切分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责任政治的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论证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证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责任政治的内涵阐释 |
| 一、责任的概念框架 |
| (一)责任的词源考释 |
| (二)责任研究的诸学科视角 |
| (三)责任的概念框架与基本关系 |
| 二、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一)责任政治的构词法与基本界定 |
| (二)责任政治涵义的辨析 |
| (三)责任政治的逻辑基础 |
| 第二章 责任政治的思想脉络 |
| 一、西方责任政治观念的演进 |
| (一)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伦理政治观的解体与社会契约论的诞生 |
| (三)走向现代社会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中国责任政治观念的源流 |
| (一)儒家思想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其他思想流派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三)近现代责任政治观念的嬗变与分流 |
| 三、中西责任政治观念的比较 |
| (一)中西思想传统与政治认知模式 |
| (二)“权利优先”抑或“责任优先” |
| 第三章 责任政治的历史演变 |
| 一、西方国家建构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变迁 |
| (一)城邦与共和时代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前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逻辑 |
| (三)早期现代国家进程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 |
| (四)成熟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塑造 |
| 二、中国政治发展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与嬗变 |
| (一)中国古代分封制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大一统”社会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中国古代责任政治运作之困局 |
|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责任政治形态的中西比较 |
| (一)西方“社会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中国“伦理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第四章 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 |
| 一、观念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观念的解释力 |
| (二)作为行动原因的观念 |
| (三)道德金规则: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辨析 |
| 二、结构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责任政治中的定责结构 |
| (二)责任政治中的履责结构 |
| (三)责任政治中的究责机制 |
| 三、行动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建构社会世界意义的责任行动 |
| (二)反思性监控对责任行动的修正 |
| (三)行动理论重思与责任行动的核心 |
| 结语:责任政治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休谟宗教认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理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休谟人性哲学的研究现状 |
| 二 关于休谟宗教认识论的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论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休谟人性哲学形成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发展 |
| 一 自然科学的发展 |
| 二 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启蒙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 |
| 一 启蒙理性主义对信仰主义的批判 |
| 二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相互批判及促进 |
| 第三节 启蒙情感主义思想的影响 |
| 一 沙夫茨伯里的情感主义思想 |
| 二 哈奇森的情感主义伦理学 |
| 第二章 基于人性的宗教认知路径的提出 |
| 第一节 休谟宗教思想的哲学基础 |
| 一 观念论 |
| 二 因果关系 |
| 三 情感主义的自然信念论 |
| 第二节 启蒙初期宗教认识论的发展 |
| 第三节 休谟基于人性的两条宗教认知路径 |
| 一 文本的矛盾及传统处理 |
| 二 休谟人性哲学的解读 |
| 三 两条宗教认知路径及其优势 |
| 第三章 宗教信念的理性认知 |
| 第一节 对神迹及通俗宗教的批判 |
| 一 对神迹的批判 |
| 二 对通俗宗教的批判 |
| 第二节 休谟对传统理性神学的批判 |
| 一 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
| 二 对宇宙论证明的批判 |
| 三 对神正论的批判 |
| 第三节 休谟对启蒙时期理性神学的批判 |
| 一 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批判 |
| 二 休谟与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争论 |
| 第四章 宗教信念的情感认知 |
| 第一节 宗教起源的情感基础 |
| 第二节 情感在宗教信念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宗教信念发展中的情感作用 |
| 二 宗教信念理性思辨中的情感归宿 |
| 第五章 休谟的真正宗教观及其宗教认识论的特点 |
| 第一节 休谟真正的宗教观 |
| 一 传统解读及反驳 |
| 二 真正宗教及其张力 |
| 第二节 休谟宗教认识论的特点 |
| 一 证据主义的认知原则 |
| 二 宗教情感认知的可能 |
| 三 情感与理性的有机互动 |
| 四 批判显着与建构不足 |
| 第六章 休谟宗教认识论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休谟宗教认识论对理性神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休谟宗教认识论对情感神学的影响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10）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际政治理论中主体、制度、观念的文献综述 |
| 2.新制度主义文献综述 |
| 3.历史制度主义的外生因素文献综述 |
| 4.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主要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及其不足之处 |
| 1.主要创新 |
| 2.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不同界定及基本理论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与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本身的挑战 |
| 二、主体、制度、观念的不同视角 |
| (一)经济民族主义视角 |
| (二)经济自由主义视角 |
| (三)马克思主义视角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作用 |
| (一)外生因素产生作用的路径 |
|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 |
| (三)在制度变化中的主体与观念互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影响 |
| 一、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互动 |
| (一)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多边协商机制中的主体互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的分类 |
| (一)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提倡者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制定者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执行者 |
| 三、外生因素对主体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主体变化 |
| (二)多边协商机制与主体互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挑战 |
| (一)全球金融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 |
| (三)全球金融治理的变化与挑战 |
| 二、在多边协商机制中的制度变化 |
| (一)美国主导时代(1944-1975) |
| (二)七国集团主导时代(1975-2008) |
| (三)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2008-)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制度变化 |
| (二)金融危机后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观念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及变化 |
| 一、观念对制度的功能 |
| (一)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 (二)国际规范的内化 |
| 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路径分析 |
| (一)古典自由主义 |
| (二)凯恩斯主义 |
| (三)内嵌式自由主义 |
| (四)新自由主义 |
| 三、金融危机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
| (一)亚洲与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观念变化 |
| (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扩散及作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外生因素作用下全球金融治理的展望 |
|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一)主体、制度、观念三者合力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二、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金融科技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一)银行中心金融体系与市场中心金融体系 |
| (二)金融科技发展状况 |
| (三)Fintech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中英文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之一)观念和行为的互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3]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马克思主义理论领航的观念路径[D]. 王晓兵. 吉林大学, 2021(01)
- [5]基于数学史网络研修的在职初中数学教师观念发展研究[D]. 孙丹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9)
- [6]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D]. 黄各. 山东大学, 2020(01)
- [7]基于语料库的俄汉语“时间观念阈”对比分析[D]. 万真宜. 苏州大学, 2020(06)
- [8]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9]休谟宗教认识论研究[D]. 陈强强. 武汉大学, 2020(03)
- [10]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D]. LEE/KAYEON（李佳娟）.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