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写给西方人的书

一、一个东方人写给西方人看的书（论文文献综述）

李璇玲^[1]（2020）在《二战期间在华犹太记者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太平洋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了一大批外国记者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就有一个特殊群体——犹太记者。他们当中有早期俄国的犹太移民,如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安娜·金斯伯格等;也有从美国来探索远东局势的知识分子,如白修德、裴斐等;还有在德国纳粹主义迫害下逃难到上海的难民,如威利·顿、阿道夫·约瑟夫·施托菲尔等。因为中国动荡的局势和没有反犹主义的历史,他们得以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进行新闻活动,对战况、政局、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报道。论文结合犹太记者来华的不同目的和身份,从在华的主要活动区域、新闻活动内容、服务的刊物和机构三个方面全面勾勒了犹太记者群体在二战期间的活动图景,分析了犹太记者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个人政治倾向。并且通过对犹太记者来华前生平经历的追溯,发掘了这一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及其影响:犹太记者都出身于世俗的犹太家庭,并且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都有过被排斥或移民经历而导致没有归属感,内心存在“局外人”、“他者”意识;出于与中国人民相似的“受压迫者”的身份,而对中国民众抱有深深地同情。从群体角度来看,犹太记者在华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带有偏见的认知视角;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声援报道也有助于外部世界了解中国战场的局势,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与支持。即便在今天,犹太记者们所留下的着作、报道不仅对于反法西斯主义与反种族主义、加深现代中犹关系的理解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从事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实践的新闻工作者们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许磊^[2]（2020）在《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埃德加·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他坦承编译过程让他收获很多,可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不仅如此,《活的中国》选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外译起步阶段最为成功的一次努力,为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做出了贡献。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没有给予《活的中国》编译足够的重视,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仅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注脚一笔带过。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活的中国》选集,对其中的翻译策略选取展开探讨,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为将《活的中国》编译研究引向深入,本研究以编译主导者斯诺的在华“社会轨迹”及其思想演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下几个重要问题:《活的中国》选集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选集中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以及《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注重搜集与使用与个案相关的一手史料,同时借鉴具有解释力的西方翻译理论,力图做到论证有“理”有“据”。在描写的同时,注重解释,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本研究针对目标个案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1）《活的中国》编译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情况如何?为何这样选择?（2）《活的中国》选集建构了怎样的现代中国形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形象?（3）《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通过考察相关史料发现,《活的中国》选材经历了前期的编译计划调整以及两轮入选作家的筛选和调整,才有了现在的选集目次。经过两轮入选作家筛选和调整,多位非左翼作家纷纷落选,左翼作家的比重大幅提高。选集选材过程体现了斯诺思想上“左转”的过程,他逐步相信左翼思想是正在改造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斯诺的选材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倾向政治立场有代表性的作家;二是侧重选取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的作家。为了将个人叙事植入译文中,斯诺主要使用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译文的改写:首先,利用时空建构,将原文中的批判引向现实社会;其次,通过原文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改换原文中受压迫民众和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采用标示式建构意在加强民众的反抗诉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文本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合力之下,斯诺建构出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形象:深受多重苦难的中国,觉醒与抗争的中国和红色革命影响下的中国。在深受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部分受压迫民众开始觉醒,但尚未有所行动,反抗的诉求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激进分子。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因民众的无知而被误解。斯诺对现代中国“他者形象”的建构也折射出斯诺对美国“自我形象”的思考:美国不应以武力介入中国事务,而应扮演民族自决原则扞卫者和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活的中国》选集是《西行漫记》的前奏。在编译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各阶层民众的革命诉求以及中国命运等问题了解更加深入,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陕北之行为斯诺的思考提供新素材和可能的答案,并以《西行漫记》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研究是探讨记者型译者行为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斯诺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国家形象建构策略以及译介行为评价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赵明^[3]（2019）在《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文中提出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首相,也是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唯一的犹太人首相。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历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财政大臣、国家首相,在英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丰富,涵括了银匙小说、教育小说、航海小说、成长小说、历史传奇小说和政治小说等,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动态,被誉为“时代文献”。而且迪斯雷利辛辣诙谐的语言风格还深刻影响了乔治·萧伯纳、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优秀作家,被赞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正是由于迪斯雷利深广的小说题材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研究涉及迪斯雷利小说的内容题材,小说蕴含的宗教思想、殖民思想、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小说互文性研究等,其中“政治性”一直是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对他小说中的政治思想、政治身份认同、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学界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纵有关注也基本属于“附带式研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以迪斯雷利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把情感带入迪斯雷利小说的政治研究中,将政治情感视作促成政治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谓政治情感,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所表现的感情,可以表现为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支持或反抗等心态,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是建立在他对时代政治的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表达,是一种多元的、复合的情感,它不仅具有个人情感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明显的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情感作为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取向的驱动力,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见证者。与此同时,由于迪斯雷利所代表的精英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本文试图突破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大众政治文化”研究为主导的范式,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政治文化”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动态,力图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研究提供一种可能性。因此,本论文以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为研究重点,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围绕迪斯雷利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探究其政治情感产生的背景、表达内容,及其价值。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篇章结构由绪论、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首相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价值评价以及结论等六个部分组成。绪论是论文的总起,首先简述了迪斯雷利的政治生涯、政治情感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为本研究的论题确立可能性;然后对国内外迪斯雷利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梳理,为本研究确立坚实的研究依据;之后对本研究的关键性概念——政治文化及相关学术术语进行概念梳理与阐释,为本研究的展开确立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本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等。第一章通过分析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揭示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由诱发到酝酿再至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家庭背景下“小我”认同的缺失与国家背景下“大我”认同的缺失触发了迪斯雷利身份的焦虑,并促使迪斯雷利搭建、弥合断裂的身份,重建新的自我。迪斯雷利将自我政治身份的构建作为其重塑自我、寻找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对政治身份的追索与构建,迪斯雷利政治身份的“情感轮廓”——政治情感逐渐酝酿成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达。虽然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具有浓厚的怀旧情结,但怀旧不是复古,而是迪斯雷利寻求建构英国新价值体系的依据,体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宁静、和谐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与向往,对浮躁、嘈杂的工业社会的厌恶与憎恨,其本质是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追思,对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摒弃。第二章在前文基础上深入研究迪斯雷利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发现迪斯雷利这一时期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情怀与帝国情怀。作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的治国思想中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他期望通过宣扬倾注人文关怀的“善政”、“德政”、“仁政”延续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力。此外,迪斯雷利还通过信守贵族精神和推行审慎改革,实现延续贵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推崇英国传统价值观,批判工具理性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实现对英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传承和发展。迪斯雷利通过强调情感、精神、信仰等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元素来抗衡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理性主义,倡导维多利亚式英雄主义,构建以贵族阶级为首的政治共同体,增强了贵族阶级统治下的政治凝聚力。与此同时,受殖民时代语境的影响,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表达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再现了迪斯雷利的帝国情怀。它不仅揭示了英国国家在现代危机背景下所产生的“自我焦虑”,同时也象征了英国通过殖民扩张所进行的“自我救赎”。相较于政治学徒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的迷茫与困惑,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政治情感表达的凝重与强烈,迪斯雷利首相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殷切守望。这一历史的守望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信靠。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对英国传统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回归,不仅呈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历史与传统的怀念,更强调了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困境的走出与信仰体系的重建,即借助传统重塑未来。但这一“回归”不仅代表了英国贵族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重铸,还表征了迪斯雷利对边缘化民族权利的肯认,倾诉了犹太人对权力的渴望,对家的思念,象征了迪斯雷利的犹太复国思想。同时,“回归”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的强化,也是对英国国家外部权力的延扩,从而重建英国国家政治权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回归中凝聚着超越,是对个人身份、民族身份、国家身份认知的超越,是对英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和保守性的追溯。在前三章对迪斯雷利不同时期政治情感进行细致阐述基础上,第四章对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价值进行评估,认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具有双重性、建构性、功用性及社会影射性等特征。从身份的构成来看,作为犹太裔英国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既有对犹太性的认同与恪守,也有对英国性的维护与发展,体现了犹太性与英国性的共存与共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情感作为一种“主观社会现实”,是对社会原有认知、社会情感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的建构。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体现了对英国国家身份的维护与革新,对公共社会情感空间的瓦解与重建,对传统与现代互动模式的建构。从情感的功能来看,情感可以被唤醒、被培养。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是以情唤情、以情育情的典范,它唤醒和激发了人们的正性情感,消除或减少了负性情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政治机构和领导阶级的情感承诺,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政治文化的构成来看,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驯顺型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即精英政治文化的“驯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恭顺”,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与“同质性”,并指出它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因素。总言之,本研究以精英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表达进行历时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共时角度评估这些政治情感的特征,不仅丰富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视角,也深化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内容,同时还丰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途径,也为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和谐、稳定、发展”三者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卞梁^[4]（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提出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江波^[5]（2017）在《亨利·詹姆斯与帝国 ——以英美两个帝国为例》文中认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19世纪美国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英美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文体学家和文艺评论家。詹姆斯出生于美国纽约,常年旅居欧洲,最终定居英国,对大西洋两岸的文化非常熟悉,也与大洋两岸的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论文选取詹姆斯的《欧洲人》、《金碗》、《使节》和《螺丝在拧紧》等小说作品,他写的评论《文学评论（卷一）、（卷二）》（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Ⅰ,Ⅱ）、书信、游记《英国风情》（English Hours）和《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以及他的自传《自传》（Autobiography）和列昂·埃德尔编写的《亨利·詹姆斯传记》（HenryJames:A Life）为研究对象,运用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爱德华· W ·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考察詹姆斯对帝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是他对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的看法。詹姆斯与帝国的关系是目前詹姆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处于帝国巅峰时期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对大英帝国事务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在二十世纪初期詹姆斯看到了美利坚帝国的崛起,激起了他关于美国的帝国想象。这两个帝国,一个是他侨居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一个是他的出生地,都是詹姆斯热切关注的地方。他对这两个帝国的关注也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东方主义出发,我们也应该研究詹姆斯笔下提到的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东方作为帝国的他者而出现,是研究帝国时一个不可忽略的领域。研究詹姆斯笔下的欧美帝国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东方和东方主义。詹姆斯笔下的东方与帝国的殖民和海外掠夺息息相关,他熟练地运用东方意象来指涉帝国在海外的掠夺行为。詹姆斯虽然喜爱大英帝国的厚重历史和文化,他同时也非常冷静、理智地看到了当时英国在帝国统治事务上存在的问题。他的旁观者态度使得他对于大英帝国的统治保持了一个客观中立的理性立场。他支持大英英国积极地维护它已有的海外殖民地,但反对它继续向外扩张。19世纪晚期詹姆斯对于战争避而远之,但到了 20世纪初期,詹姆斯对于战争的态度有了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为了反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詹姆斯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支持它,加入了英国国籍。詹姆斯长期侨居欧洲,在他看来美国文化贫乏,不适宜于他的文学创作。在美西战争之前,他作品里描写的美国人在与欧洲人的文化较量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比如《黛西·米勒》里的黛西和《美国人》里的纽曼。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军事力量迅速崛起,此时美国的经济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够与欧洲旧帝国抗衡的新帝国。美国的崛起给詹姆斯带来了一种更加宏大的世界历史观,激发了他对于美国的帝国想象,影响了詹姆斯在美西战争以后所写的后期小说,比如《鸽翼》,《使节》和《金碗》等。这三部重要作品中就有两部都塑造了一个胜过欧洲人的美国人形象,一个是《鸽翼》（1902）中的米莉,一个是《金碗》（1904）中的玛吉。但是在这种宏大的帝国想象与美国的文化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使节》（1903）展现了一种欧美在势力角逐场上的微妙的平衡状态。1907年出版的游记《美国景象》里,虽然詹姆斯意识到了美国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声望的提高,但还是批评了美国文化上的不足。总的来说,他对这两个帝国的评价都基本保持了一种较为客观和清醒的态度。从一战以前詹姆斯对于大英帝国的事务以旁观者身份进行评论,到一战时他终于亲自参与支持英国参战、反对德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的一切活动,詹姆斯最终从旁观者的角色中走了出来,彻底融入了英国。美西战争之后詹姆斯对于美利坚帝国抱有复杂而矛盾的感情。他反对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又向往一个未来强大的美国前景。对于美国的崛起他充满了自豪,但依然无法忍受美国文化的粗俗。虽然出生于美国,他已经从精神上融入了大洋彼岸的那个古老的大英帝国。詹姆斯对帝国的观察与关注丰富了他作品的内容,也影响了他对小说人物尤其是对美国人的刻画。詹姆斯的生活和创作都和当时的大英帝国和新兴的美利坚帝国的历史和发展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蔡乾^[6]（2017）在《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并结合地理、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同时段欧洲大陆各国汉学成果进行补益和参照,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探讨以往被学术界所低估的专业汉学阶段之前的英国汉学所取得的成果。更试图在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补充、修正和推进,来探究英国汉学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在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中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着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把握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英国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协助英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从而把握本时段英国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并更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总结学术成果、理清本文研究思路。第一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中国”（China）一词的确立过程,即“契丹和中国是否为同一个国家”这一英国汉学研究起点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讨论与验证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为后文的研究勾勒了历史的背景。第二章的视线转向“中国风尚”时期英国人对瓷器、茶叶和园林艺术这些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实体的研究,探索它们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对英国社会习俗进步的促进。第三章对英国汉学中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重点探讨“普遍语言”观念影响下的汉语研究与18世纪欧洲语言观转变后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第四章讨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并对译介水平与特点、文学评论“以中证西”的论证模式和比较视野的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中集中研究英国学者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本文注重将“中国风尚”、“普遍语言”观念、“中国年代学争论”、“礼仪之争”、“英国自然神论”、“古今之争”、“爱尔兰启蒙运动”等思潮和事件结合进论述之中,以探索同英国汉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和历史动态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本时段的英国汉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走过了一条由名到实,从语言基础到文学、艺术审美批评,再到深涉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讨论的道路。进而可以总结出本时段英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其研究既同欧洲大陆汉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诉求,并在强烈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促进了英国现代观念的形成。

许玉婷^[7]（2016）在《论克洛德·罗阿与中国文化》文中研究表明法国作家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1915-1997）被视为20世纪法国的见证人,他与中国的关系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交流对话的典型个案。国内外学者对罗阿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迫切需要深入、系统的全面研究。本文以实证方法为主,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全面梳理罗阿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事实联系、因果联系、血缘关系,彻底厘清罗阿与中国接触的来龙去脉,深入探讨他接受、吸收、传播中国文化所采取的方式、所取得的成果。罗阿青少年时代通过阅读凡尔纳的小说与道家哲学英法文译本、观赏赵无极的画作等方式了解中国。1952年他实现梦想已久的中国之行,开启西方人访问、认识新中国的序幕。回国之后,罗阿撰写《中国之钥》与《关于中国》等着作与文章传播中国知识,在法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罗阿主要通过中国诗人了解中国古诗,进而通过中国古诗了解中国文化。他对中国古诗的理解与体验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触及诗教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在中国诗教的传承者与施行者中国士大夫身上看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在中国文化里找到宗教般的精神慰藉和人生智慧,最终与他自己及这个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罗阿坚持阅读、翻译中国古诗四十几年。为了再现中国诗人的思想情感、中国诗歌语言特征,罗阿摸索出一套翻译方法和原则,并运用到他所翻译的中国诗集《盗诗者》中。一诗多译是《盗诗者》的一个显着特征,揭示了罗阿由翻译、改写到创作的过程。罗阿晚年的诗歌创作吸收了中国诗歌的元素。在他晚年的代表性诗集《在时间的边缘/秋天之旅》中,中国诗人经常出现在笔端,成为他时时与之对话的精神伴侣;罗阿系统地采用《盗诗者》中所选译的中国诗歌题材,其诗歌语言汲取了《盗诗者》中的译语特征,并倾向于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事物表达他的人生观、生死观。总之,罗阿在中国诗人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通过翻译中国诗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声音。

陈学芬^[8]（2013）在《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文中研究表明广义的美华文学不仅包括美国华文文学，还包括美国华裔用英文创作的文学。这样，就形成了三大作家群：台湾旅美作家群、大陆新移民作家群和美国华裔作家群。把这三大作家群一起纳入研究范围，研究其移民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三大作家群展开比较的学理依据。作家作品的同源性、类同性及异质性与变异性决定了他们的可比性。二是目前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于学科细分，美国华文文学与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分属不同的学科，两者很少放在一起对比研究。目前的形象学研究大多侧重于中国形象，只有少量的美国形象，缺少中美形象的比较、汇总。移民小说中美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弥补学界在这方面的不足，中国形象的研究有助于参与到学界当前的前沿性话题中去。从文学文化层面探索移民问题和中美政治关系，对中美文学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主题学为主，辅以拉康镜像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等。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通过对异质文明、文化语境下产生的移民小说的研究，分析形形色色的中美形象的特征和建构过程，并分析中美形象的成因，试图发现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美华作家言说中国和美国的特点。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采用广义上的美华文学的定义，把三大作家群一起纳入研究范围，对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同时展开论述，梳理了中国形象和美国形象的流变并做了原因探析。（二）文学/文化研究。通过对三大作家群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的比较，深入剖析其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下面简要介绍三大作家群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首先，台湾旅美作家的浮萍悲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旅美作家主要有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施叔青、丛苏等，他们的移民小说有个共同点：表现了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凉心态。小说中的人物从台湾自我放逐到美国，就像浮萍一样在美国的汪洋大海里随风摆荡，无法落地生根，于是出现了“无根的一代”，浪子，边缘人，摆荡的人，带枷的自由人等中国移民形象。他们有着身份的焦虑，在美国被边缘化，常常寻根。美国人很少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中的美国人常常是负面形象。异族婚恋常常以失败告终，象征了中美融合的失利。总体来说，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美国是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中国是精神家园，而美国是生存之地；遥远的中国因中国游子的想象而变得富有诗意，而美国对移民来说则是文化沙漠。所以会有这样二元对立的中美形象，是因为文化认同危机。怀着美国梦却不能很快适应当地文化，顺利融入美国，由此产生失望、孤独、困惑、迷惘等消极心态，笔下的美国形象也呈现灰暗的色调。而文化认同危机与他们的身世有关。这些作家在早年从大陆放逐台湾，成人后又再次放逐到异域，这种经历让他们对故国充满哀思，对美国有寄居之感。浪子的形象是自身的写照。当时美国的移民政策、民族政策等影响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也影响了移民对美国的看法及中美形象的形成。其次，大陆新移民作家的美国镜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新移民作家查建英、严歌苓、周励、曹桂林等，写下一系列有关新移民美国经验叙述的小说。除了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移民漂泊异域的悲苦的描述，还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塑造了朝气蓬勃的新移民形象。如查建英的“假洋鬼子”们，严歌苓的自尊自强的中国女留学生，周励、曹桂林和薛海翔等的华商形象。新移民不再纠缠于故国哀思，无根寻根等，而是生存至上，落地生根，保持族群的独立，对民族融合表现淡漠。与前一阶段华文文学相比，这一时期反映异族交往的小说增多，美国人戏份增加，美国形象多呈中性或正面形象，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这时的中国处于“文革”前后，而美国富强、民主、文明，为新移民的成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中美形象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大环境的改变，中美友好交往，美国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日趋宽容，种族歧视程度减轻，美国对中国移民持友善态度，这影响了作家对中美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大陆新移民作家没有台湾旅美作家的早年放逐经历，但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在改革开放的鼓动下，到美国寻梦。虽然也免不了文化冲突，但没有台湾旅美作家所遭遇到的文化冲突剧烈。作为注视者的作家有的对美国持狂热态度，如周励；但更多的作家等则持亲善的态度，如查建英、严歌苓。第三，美国华裔作家的身份认同。黄玉雪、谭恩美、汤亭亭、任璧莲等的小说反映了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第一代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冲突问题，华裔的成长主题。代际冲突中的华人第一代大多勤劳善良，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有封建迷信思想和重男轻女观念等，而华裔美国人则处于中美文化的夹缝间，但以美国文化为主，他们与父辈的冲突大多是文化冲突。华裔美国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美国化的过程，他们最终都变成了典型的美国佬。这里的中国要么处于近代社会，经济落后，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封建思想桎梏着人们，父权制思想压迫女性；要么是红色新中国，共产党迫害有产者，不讲人道，专制独裁。美国虽然有种族歧视，但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国富民强。所以会有不同于华文作家笔下的中美形象，一方面与华裔美国作家的身份认同有关。他们虽然在种族上是中国人，但在文化身份上早已变成了美国人，有些作家有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另一方面，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的信息不通，真实的中国不为美国所了解。华裔作家根据道听途说所描述的中国，必然与真实的中国有很大出入。总体而言，华裔美国作家书写想象中的中国，认同现实中的美国。以上三大作家群有一些共同的母题，也有各自偏爱的母题。母题的变奏表现了不同的时代主题，产生了相似而又不同的中美形象。中美形象有它的恒定性和变异性。恒定是因为他者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变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时代环境、作家的身份认同、写作语言、期待视野与审美情趣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大陆新移民文学继承、发展了台湾旅美文学。台湾旅美作家还在继续创作，显示了新的审美风格。这两大作家群逐渐合流，成为新世纪的美国华文文学作家群，与美国华裔英文作家群比肩而立。目前来看，他们的小说创作还有很大区别。但可以设想，在美国定居多年以后的移民作家即使仍然用中文创作，也会与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接近。因为多年的美国文化熏陶会影响作者的创作思维，使中文创作带上美国文化的痕迹，成为中美文化合流的产物。总之，美国不是天堂，而中国也不是地狱。那些或天堂或地狱的异国形象都是作家艺术的想象，是中国移民或华裔美国人欲望与恐惧的梦乡。

陈彦旭^[9]（2013）在《“我—它”与“我—你” ——马丁·布伯理论视角下的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研究》文中提出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主要浪漫主义诗人（包括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骚赛）的作品中都存着大量的东方书写，体现出了诗人对东方的浓厚兴趣。大多数批评家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通常都会由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诗人对东方的书写与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宏观认同体系紧密相连，带有浓重的国家政治与后殖民色彩。笔者通过对以上六位诗人的多部诗歌、散文与书信的文本细读，以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为理论基础，以浪漫主义诗人的东方书写内容为主要依据，提出他们的东方书写在表现出一种以“我——它”为特征的西方偏见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东西方融合的“我——你”的倾向与意识。笔者将“我——它”与“我——你”的意义分别进行扩展并使其具体化，得出了以下的细化的分类：“我——它”的关系包括“我对它的贬低”、“我对它的幻想”与“我对它的征服”；而“我——你”的关系则包括“我对你的了解”、“我与你的融合”与“我对你的敬仰”。这一分类是基于布伯在《我与你》这部着作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与论断，但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文本实例来举证、深化、扩展、丰富了布伯的关系哲学理论。本论文共分为五大部分，在引言这一部分，笔者从“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与英国帝国殖民思想的研究”、“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与想象力关系的研究”、“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情调研究”、与“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与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对浪漫主义东方书写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同时，笔者也在这一部分里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理论，并对“我——它”与“我——你”的关系特点分别加以阐释。论文的第一章是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背景考察。具体的背景包括英国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扩张史，尤其是对于东方国家的侵略与征服的事实及其意义。同时这一部分也介绍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印度与阿拉伯文化）进入西方后对于西方国家的具体影响。除此之外，笔者还讨论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前的东方书写的特点，以及这些书写对于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的影响。论文的第二章是通过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中体现“我——它”关系的实际例子来深入讨论其书写所包含的以下的这三种具体形式，即“我对它的贬低”、“我对它的幻想”与“我对它的征服”。得出结论：当客体沦为只是为了满足主体欲望的工具时，当主体对客体缺乏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时，当主体未能摒弃其对客体的“前见”与“预设”时，当主体一味地“压抑”、“窒息”客体时，两者间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我——它”关系。论文的第三章则是通过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中所表现的“我——你”的现实例子来阐明在这种关系下的另外三种具体形式：“我对你的了解”、“我与你的融合”与“我对你的敬仰”。最终结论如下：如果主体能够克服“普遍思想”与“常规概念”对客体的规约与束缚，可以“当下地”（即摒弃世人对于客体的传统认识与观念，在即时即地，实事求是地）审视客体，如果主体能够和客体平等和谐地共处，相互融汇，取长补短，用“爱”来化解两者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如果主体能够摈弃“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能做到“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境界，那么“我——你”的关系就可以达成。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再次总结了一下论文的中心观点，并简短地为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中的这种“我——它”与“我——你”的矛盾性分别归因，并指出布伯的关系哲学对化解当今世界文化间矛盾、促进文化间对话的现实意义。本论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澄清人们将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东方书写完全视为西方权力话语产物的误解和仅将东方视为“他者”的偏见，也可以帮助人们客观公正地考察、评估浪漫主义诗人在当时东西文化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东方书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中所起到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李立平^[10]（2012）在《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文中提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中国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一个颇受非议的文学大家。五四时期的他受胡适影响,积极参与白话文运动。此后,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极力主张"改造国民性"和提倡"欧化"。三十年代林语堂一反五四时期的激进姿态,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并通过"语录体"的提倡主张散文文体的改革。在海外的他继续用英文创作,延续了三十年代年代的文学风格,但少了一份"幽默",多了一份文化自觉的意识。林语堂的三次转向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认同危机,这也是我们今天解开他自己都感到困惑的"一团矛盾"的最佳途径。前两次转向是因为思想、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而最后一次转向则更多的是中西文化语境的置换导致。但纵观三次转向,作为行动个体的他都是在产生危机——解决危机的范式中完成。第一章主要从"革新"与"守旧"之间来探讨林语堂何以选择"新"做为解决认同危机的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知之甚少的他,在"精英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压力下,通过寻求认同的"同一性"来解决自己的认同危机。第二章从"出世"还是"入世"入手,阐释林语堂何以在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大环境下选择退隐的内在原因。林语堂通过主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开创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并通过寻求认同的"差异性"以求在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闲适"话语的建构帮助他解决了自我认同危机。第三章主要考察的是林语堂的跨语际书写。林语堂海外创作延续了三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特色,但"闲适"的格调是他一贯的追求。林语堂通过"异托邦"镜像的建构帮助他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总之,林语堂的认同危机是他"一团矛盾"的根源之所在。认同危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在解决危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最后道路的不同,林语堂走了一条与其他知识分子绝然不同的道路,是故解开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对于我们探讨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参照。

二、一个东方人写给西方人看的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个东方人写给西方人看的书（论文提纲范文）

（1）二战期间在华犹太记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5）亨利·詹姆斯与帝国 ——以英美两个帝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克洛德·罗阿与中国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8）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9）“我—它”与“我—你” ——马丁·布伯理论视角下的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个东方人写给西方人看的书（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期间在华犹太记者研究[D]. 李璇玲. 吉林大学, 2020(11)
• [2]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D]. 许磊.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3]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D]. 赵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5]亨利·詹姆斯与帝国 ——以英美两个帝国为例[D]. 胡江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6]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 蔡乾.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7]论克洛德·罗阿与中国文化[D]. 许玉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8]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D]. 陈学芬. 河南大学, 2013(01)
• [9]“我—它”与“我—你” ——马丁·布伯理论视角下的浪漫主义诗人东方书写研究[D]. 陈彦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10]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与文化选择[D]. 李立平. 南京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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