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外资改组安徽国有企业的对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于晨[2]（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高军[3]（2019）在《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以及特定时期下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生产要素大量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格局,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运用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产要素空间配置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分析,采用空间计量和系统GMM等计量方法,通过对我国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制、规律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在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规模和空间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生产价格,使得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哪一个部门、行业或地区的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经济状况出现了不平衡,资本就会持续流向那个部门、行业或地区,使得资本的利润在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平均化,从而使经济恢复平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资本运行也遵循同样的规律,资本总是会或快或慢地流向收益水平高的地区,并带动着劳动力等要素一起流动。正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本文通过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规模及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及其影响。当一个地区的要素收益率提高即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时,要素就会在该地区聚集从而推动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形成要素的集聚效应。但是,当该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要素收益率的递减,于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就会向其他地区流动,形成要素的空间扩散效应。在要素的空间集聚和扩散过程中,会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当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了合理而自由的流动,要素在各个地区都能达到较高的配置效率时,就可以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区域经济新的平衡发展。这就是要素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高速增长,同我国政府相继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在推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优先发展的战略,使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其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从本世纪初开始采取“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对我国2000-2015年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各省区市之间经济总量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但从我国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来看,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从发散到收敛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先加速收敛,其后收敛速度较为缓慢的特征。到了 2013-2015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基本保持稳定,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开始步入平衡发展的轨道。（3）我国区域经济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同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和效率密切相关。本文以2000-2015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从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看,2004年东部地区开始呈现持续的资本净流出,中部地区资本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且增幅较大,西部地区从2006年开始资本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09年后中西部地区呈现稳定的资本净流入态势,而东部地区在2009年之后资本持续净流出。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方面,东部地区在2009年之前呈现劳动力持续大规模的净流入,之后其流入规模出现大幅的下降,而中部地区在经历了长期的劳动力净流出之后,于2012年开始劳动力流出数量持续减少,到2015年流出与流入劳动力数量基本持平;西部地区从2009年开始劳动力流出数量开始减少,到2012年开始出现少量的劳动力净流入。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来看,东部多数省份的要素配置效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除安徽、湖北、湖南、云南、四川和重庆外的多数省份效率较低,其中青海、甘肃、宁夏和贵州等西部省份的效率值始终位居最低水平。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来看,其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着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或空间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要素空间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4）既然要素空间配置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需要研究影响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因素和改善及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需采取的对策措施。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要素空间配置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市场竞争的不充分,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之间的贸易障碍,以及垄断和政府干预不当等,是造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的主要因素;而界定政府职能、引进和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及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则对要素空间优化配置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加大生产要素的空间可流动性,实现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应采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要素市场改革的力度、正确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消除区域壁垒、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引进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加强对外投资的管理,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对策措施,以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协调、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谈笑[4]（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王迪[5]（2011）在《国有企业改组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改组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就确立了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方案,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形成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和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从竞争性行业中渐渐把国有企业退出来,对存有资源进行再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换,企业并购在企业改组中将发挥积极作用。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改组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2008年,美国的次级债问题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全球经济开始陷于衰退,中国经济也受到影响。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起到了很大作用。到2010年,在经历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经济触底之后,全球经济又进入逐步回升时期,经济开始复苏,但是金融危机的余波未平,在局部地区仍有震荡。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金融危机过后的这段复苏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发展以提升竞争力成了关键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组的问题主要在并购重组、改制等方面。从法制角度研究企业改组中的有关问题,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并做出立法规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企业正在进行着有关企业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对于国企改革来说,企业的并购是一个重要而效果显着的方式。而且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国有企业改制也是企业改组中的关键问题。国有企业改制在我国主要指国有企业为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进行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系统工程。当下,针对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对策已经是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有关法律问题做了探讨,国有企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复苏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和发展策略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思维的束缚。专家预计经济要回升到下一轮经济增长期需要几年时间,因此从法制角度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规治具有重要性,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会更关注这方面。加强对此问题研究将是大势所趋。本论文通过分析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形势,阐述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对相关问题做了法律思考。提出了完善相关问题的对策。
龚存晟[6]（2011）在《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与对策选择》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规模日益增长,外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东部沿海地区在利用外资上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而位于中部地区的安徽省,外资的进入更是强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文章以外资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安徽省利用外商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论述了安徽省利用外资的经济区位与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安徽省外商投资的外资方式、来源地区等相关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定性地分析了安徽省利用外商投资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还采用SWOT分析方法,对当前安徽省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更加全面地掌握了安徽省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在丰富的数据资料的条件下,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协整模型,具体检验利用外资对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对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安徽省在利用外资的战略选择和具体措施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最后指出,外资对安徽省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利用外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短期贡献度偏低,利用外资的规模较小,同时发现利用外资潜力存在区域差异。特别是指出要在加强政策引导、提高投资质量的同时,完善外商投资的市场竞争环境,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从而提升安徽省利用外商投资的经济效果。
艾凌宇[7]（2010）在《投资生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山西省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截止2009年底,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已连续18年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投资在弥补中国建设资会不足的同时,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各地区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与各地区对外资利用的情况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正因如此,我国许多地区都把吸引外来投资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各地区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时却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引进外资?由于对引资问题缺乏深刻的系统思考,不少地方尤其是内陆欠发达省份脱离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盲目引资,已经开始给地区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山西省,多年来连续实施大开放战略,下大力气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但吸收外商投资却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并连续六年居中部六省末位。山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区位优势独特,作为国家唯一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省份,恰逢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战略发展期”,山西省政府和民众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但为什么山西的引资乃至经济发展难有大的起色和突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为此,在博士研究的方向上选择了吸收外商投资问题的研究,希望能够破解当前中国尤其是山西等内陆欠发达省份在吸收外商投资上的困惑与难题。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还是引进外资理论,都是基于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来研究的。从传统的引资理论来看,一个区域要吸引外商投资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很多地区为了引进外资不断地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这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更多地体现在出台各种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和优惠措施。这种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目的是为了引进外资,改善本地的发展能力。但是,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忽视了外资企业对区域投资环境的反作用。从生物学或生态学的知识我们受到启发：生命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构成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协同演化的系统。本文试图从投资生态系统（Investment Ecosystem）的视角来研究引资问题。在对国际投资理论和观点学习、研究、分析、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从生态学和生态系统一般规律出发,提出了投资生态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投资生态系统中,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投资项目、投资环境等多种投资生态因子之间的作用和影响是相互的、错综复杂的,因而投资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同时投资生态系统在各种因子的相互作用下,又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投资生态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育过程。投资者和引资者（地区）都是投资生态系统中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都与投资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投资者和引资者虽然都会对投资环境造成影响,但是投资者对投资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多是客观的后果,而并非投资者的主观目的。引资者（地区）对投资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多是出于主观愿望和主动的行动。引资者希望通过对投资生态系统的影响来达到促进其不断向好的方向演化发展的目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主动地对投资生态系统进行调控,这种调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优化投资生态位,吸引优质投资者；（二）扩展投资生态承载力,吸引更多投资者；（三）保持投资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投资生态平衡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对投资者而言,要研究如何选择投资生态环境以及如何适应投资生态环境；对投资生态环境的拥有方—引资者而言,要研究如何改善投资生态环境和如何选择投资者。也就是说,投资的成败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生态环境的选择和适应,引资的成败取决于投资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对投资者的选择。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投资生态达到平衡（动态）时,投资、引资双方才能达到“相互满足,互利共赢”。因此,作为引资者,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引资需求,即“为什么引资,引进什么样的投资者”,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潜在投资者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善投资环境,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实现自身需求的满足,达到引资收益最大化。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首先对中国和山西的投资生态演化做了动态分析。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的全面转型时期,今后必将更加注重吸收外商投资的科学性问题。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市场进一步开放、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满足投资者需求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随着外资管理的进一步规范,中国更加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率,自身发展需求必将得到更大的满足。因此,从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看,中国投资生态系统将会进一步改善并趋于平衡,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接着分析了山西投资生态的演化历程。改革开放至今山西外资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不尽人意,山西外商投资存在规模小、层次低、贡献度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发育不良、效益不佳、引资后劲乏力等诸多问题,同时引资中的环境污染、土地浪费、税收流失、虚假外资、中方利益损失等问题不容忽视。尽管山西的引资问题有国家宏观政策因素影响的原因,但根源在于自身投资生态系统失衡,在于投资环境不佳、缺乏对自身需求的研究和定位,缺乏对投资者的研究和正确选择。而观念保守落后、政府缺位和错位、体制僵化和改革滞后又是造成投资生态系统失衡的症结所在。本文从投资生态演化入手,对当前山西省投资生态因子现状及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山西拥有丰厚的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拥有其他省份不具有的人缘地缘优势,但是均存在开发利用不足的问题,以致这些优势在引资中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土地、水资源、生态和环境容量、人力和科技资源的总量、结构和档次等投资生态因子制约着山西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同时对山西所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全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省、循环经济试点省、生态建设试点省,山西正面临着吸收外商投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2008年三季度以来金融危机及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给山西引资、优化投资生态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加大对投资生态系统的调控,努力实现投资生态平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对山西投资生态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引资理念、引资者需求、投资者选择和投资环境优化等方面提出山西省引资的对策和建议。山西应首先明确吸收外商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弥补资金缺口,更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理念,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在于推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在于推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因而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应成为山西省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助力器。在引资中,要处理好“引资”与“为我所用”的关系、“引资”与“引智”的关系；要“引进来”,更要“留得住”；要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的理念；要发挥山西引资的“后发优势”,绕开“低水平引资陷阱”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陷阱。山西要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和地区导向,引导外资投资优势产业、潜力产业和“软肋”产业,引导外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要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优化投资环境,实施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法律政策再造和环境再造。为吸引投资者,山西应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拓宽引资渠道和方式,提高投资促进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充分利用开放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和区域合作。本文综合运用投资生态理论与方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均衡分析、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复杂性分析、趋势分析等多种方法对中国和山西省的引资问题和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之处。（1）本文提出了投资生态理论及其方法,并用来分析并尝试解决中国尤其是山西等内陆省份的吸收外商投资活动。本理论突破了投资者主导投资活动的理论范式,强调投资者与引资者的相互作用、协同演化。尝试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招商选资以及通过引资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明确提出了投资生态理论要研究两个基本问题,即,对投资者而言,要研究如何选择投资生态环境以及如何适应投资生态环境；对引资方而言,要研究如何改善投资生态环境和如何选择投资者。提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达到投资生态平衡是实现投资者与引资方“互利共赢”的根本途径。（2）初步建立了投资生态系统作用模型。（3）运用投资生态理论对中国投资生态演化进行了动态分析,并对山西省投资生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4）在投资生态理论指导下,站在引资方角度,从引资理念、引资者需求、投资者选择、投资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山西省引进外资工作的对策和建议；文中应用部分不仅对山西而且对中国其它内陆省份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5）本文提出的投资生态理论对于投资活动和引资活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于引资地区,不仅适用于其引进外资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吸收国内投资、吸收民间投资的研究；而从投资者角度,对引资地区投资生态环境的选择和适应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当前中国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投资也具有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慕丽杰[8]（2009）在《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不仅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得到了理论支持,而且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验证。区域金融是金融发展的中观层次,区域金融是指一国内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近年来,作为一个区域化特征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中西部经济金融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和非均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进入“十一五”时期以后,正处在重要转折和发展时期的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也会更大,加之现有政策存在忽视区域金融差异的倾向,金融发展重外延和总量扩张、轻内涵和质量优化的倾向严重影响着金融整体效率的发挥。如果这种非均衡现象不加以协调,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更不利于国家金融的整体发展。如何在区域金融领域落实好科学发展观,促使其协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便成为我国区域战略实施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本文通过综合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协调理论、区域金融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试图开辟一块新的研究领域,即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野从金融深化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结构变迁中金融作用的差异、规律与机制,并结合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实际重点阐述了实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安排及实际操作。在界定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论文建立了如下的论证主线:拟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比较角度来探析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演进路径,找寻促进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旨在为缩小区域间金融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主张。从区域金融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内在机制的角度,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具体指标和数据,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比较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通过研究和比较东部区域与中西部区域有关金融发展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等具体指标,具体描述了中国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滞后的实际状况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而从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角度对中西部区域因金融发展滞后所带来的与东部区域之间经济增长非均衡性做了尝试性分析和探讨。最后,从中西部区域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现状角度出发,针对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实现东部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促进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中心内容具体包括如下几部分:在具体研究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问题时,文章注重特色和实际分析,本文研究的内容安排是这样的:第一、绪论部分介绍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探讨研究的实践意义、技术路线和总体框架。第二、介绍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和区域金融理论的研究现状,对区域经济理论和区域金融,以及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阐述。第三、从区域金融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内在机制的角度,分析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第四、实证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和特征,多角度分析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差异,并最终概括中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性的未来变化趋势。第五、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因素探讨。第六、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效应分析。结合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效应,最终得出结论,负效应大于正效应,总体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进而论证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现状必须调整的必要性。第七、推进区域金融发展与完善的对策构想。在结合理论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对策内容包括:区域金融中心的培育、区域金融机构和区域资本市场的完善、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区际金融合作及区域金融政策的加强。
朱捷[9]（2009）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是集资本、知识、管理于一体的“一揽子”创造性投资,已成为最重要的知识和技术转移载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因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经济正在快速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即英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缩写）,各级地方政府也争相吸引FDI进入本地。到21世纪初期,FDI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进入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FDI在我国各地区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80%以上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带FDI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对FDI利用水平的差异也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由此,需要研究我国FDI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程度及其影响、造成区域利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及缩小这一差异的对策、影响外商投资地区选择因素等问题,以对区域经济政策有所裨益。本文以FDI理论、区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等为指导,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FDI研究方法、成果和经验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数量、能力、效率三个层次对FDI区域差异分别进行逻辑实证研究,在分析FDI区域分布时空差异特点基础上,进一步探求造成吸引FDI综合能力和利用FDI效率的区域差异的原因,为积极引导FDI投向中西部地区以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供实证依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重要观点如下:第一章,导言。我国FDI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FDI区域分布呈现非均衡性,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较大,在这一研究背景的基础上,对国内外FDI差异研究动态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综述和评价,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构思出研究的结构框架和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总结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章,FDI区域差异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对FDI、外资企业、东中西部地区等概念进行界定及分类;其次,对FDI理论、区位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及评价,构建我国FDI区域差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简要阐述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第三章,国外FDI的经验及借鉴意义。本章分别概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FDI的发展历程,描述这四个国家FDI的区域差异现状,分别阐述它们在提高FDI的吸引能力、利用效率以及缩小区域差异方面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外FDI给我国带来的启示及借鉴意义。第四章,我国FDI数量的区域差异。本章将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分解方法首次引入FDI的区域水平差异研究,探讨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FDI地带间比地带内差异更突出;东部地带内FDI差异对全国的总体差异的影响最显着;三大地带间FDI发展体现出“群体趋同”现象。这些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带间省际的不均衡发展;政府一直在鼓励外商向内陆投资,但迟迟没有出台与之相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另外在测算省际FDI数量差异时,借鉴力学原理,引入区域重心概念来考察区域差异的动态演化过程,得出结论:我国省际FDI投资重心在南北方向上均比几何重心偏南,在东西方向上均比几何重心偏东,但呈现出向中西部偏移的趋势,省际FDI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第五章,我国吸引FDI能力的区域差异。本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吸引能力角度探讨了我国FDI的区域差异,利用1992-2007年间29个省份面板数据,从需求方（即东道国）角度出发,通过建立跨地区的时间序列（Panel Data）模型,选取优惠政策、市场规模、财政收入、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转效率等六个代表性指标,实证分析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这四个层面影响FDI流入的各因素。利用2007年省际横截面数据资料,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人力资源和经济环境这两个影响吸引FDI能力的主因子,从而建立评价FDI在华区域投资能力体系;通过聚类分析法,将全国29个省份分成三类,探寻我国区域间吸引FDI能力的比较优势及存在问题。第六章,我国利用FDI效率的区域差异。本章从结构效率、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三个层次对我国区域间利用FDI的效率差异进行了较全面的定量研究,得出结论:三大地带吸引FDI的来源地不同,造成外企规模亦有不同,FDI产业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利用FDI的结构效率仅次于东部地带,略高于中部;近几年东部地带出现规模不经济,而中西部地区对其短缺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容纳力逐步加强,从而造成西部地区利用FDI的微观经济效率相对提高、东部地带相对下降,中部地带居中,而资金流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带FDI利用的宏观效率高于中部地带,更高于西部地区,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同期东部地带比较,中西部地区还能够消化更多的FDI,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FDI利用潜力。第七章,结论与建议。本章作为全文的总结,将归纳前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对我国FDI区域差异程度进行合理判断之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朱闽川[10]（2008）在《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并购中国境内企业特别是港口企业已经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热点。外资并购中国港口企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我国港口企业引进外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并转换经营机制的契机,有利于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改革的强大助推器;另一方面,它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在操作过程中会带来诸多问题。为了使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规范有序地进行,保障外商和我国港口企业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强对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法律问题的研究,逐步营造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的良好法制环境,完善并购市场的制度构建和法律监管。本文分为如下五章进行探讨:第一章,主要就港口并购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如“外资”、“并购”等进行阐释和界定,作为本论文讨论的基础。第二章,介绍了外资进入中国港口业的现状及其成因。第三章,详细介绍了外资并购中国非上市港口企业相关的重要法律法规和法律程序,并就其中出现的法律冲突和法律漏洞进行了探讨。第四章,由于港口上市企业是公众公司,有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说,外资收购中国的港口上市企业与收购其他类上市企业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法规是由不同的政府机关制定,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和配合,本章由于篇幅所限,所以只是简略地介绍了外资收购上市港口企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外资收购上市港口企业的法律框架及其他重要内容进行分析。第五章,就外资收购中国港口企业提出了立法建议,尤其强调需建立港口产业安全评价机制,以防止我国的港口企业被外资控制,从而危及到国家经济安全。
二、利用外资改组安徽国有企业的对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用外资改组安徽国有企业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二、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决定因素研究的回顾 |
| 三、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国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
| 第二节 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理论观点 |
| 一、劳动空间流动的“核心—边缘”理论 |
| 二、资本空间流动的“战斧”理论 |
| 三、企业家空间迁移的拟“核心—边缘”理论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相关理论 |
|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
| 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
|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倒“U”型理论 |
| 四、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五、简要的评述 |
| 第四节 国外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美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二、欧盟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三、日本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四、国外经验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要素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一节 要素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扩散效应 |
| 一、要素空间集聚效应 |
| 二、要素空间扩散效应 |
| 第二节 资本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三节 劳动力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四节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
| 第一节 1949-1978年以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平衡发展时期 |
| 一、“一五”时期 |
| 二、“大跃进”时期 |
| 三、“三线建设”时期 |
| 第二节 1978-2000年以效率优先为指向的非均衡发展时期 |
| 一、建立经济特区 |
| 二、确定沿海开放城市 |
| 三、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
| 四、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评价 |
| 第三节 2000年至今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期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 |
| 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 |
| 三、“中部崛起”战略 |
| 四、“4+3”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 |
| 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应评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要素空间配置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要素空间配置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一、资本空间流动数量的测度 |
| 二、劳动力空间流动数量的测度 |
| 三、要素配置数量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
| 第二节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一、我国区域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测度 |
| 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
| 第一节 影响我国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因素 |
|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 |
| 三、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
| 四、对外开放水平 |
| 五、技术进步 |
| 六、金融发展水平 |
| 第二节 我国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消除要素流动障碍 |
|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 |
| 三、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 |
|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 |
| 五、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六、健全法律制度,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5）国有企业改组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经济形势简析 |
| （一） 2008 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
| （二）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
| 二、国有企业改组的相关理论 |
| （一） 国有企业并购的理论 |
| （二） 国有企业改制的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组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国有企业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 |
| （一） 国有企业并购融资的现状 |
| （二） 国有企业并购融资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三） 我国企业并购融资的法律障碍 |
| （四） 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法律分析 |
| 二、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 |
| （一）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程 |
| （二）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障碍 |
| （四）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风险 |
| 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
| （一）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阶段 |
| （二）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积极影响 |
| （三）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消极影响 |
| （四）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立法进程与演变 |
| （五） 我国现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立法存在的不足 |
| 四、国有企业改制存在的问题 |
| （一） 国有企业改制的历史阶段 |
| （二） 国有企业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 国企改制中所应用的法律现状分析 |
| （四） 国有企业改制的基本法律后果分析 |
| （五） 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
| （六） 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
| （七） 国有企业改制中的法律关系 |
| 第三章 完善国有企业改组的法律问题研究 |
| 一、完善企业并购融资的法律思考 |
| （一） 拓宽企业并购融资渠道 |
| （二） 完善并购融资相关法律和政策 |
| （三） 解决国有股权流通问题的建议 |
| （四） 提高金融中介机构实力 |
| 二、完善国有企业跨国并购体制的法律思考 |
| （一） 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法》 |
| （二） 逐步建立系统、科学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 |
| （三） 完善海外并购救济的程序法 |
| （四） 减少企业并购成本，重视发展中国家市场 |
| （五） 完善企业并购制度，确立垄断判定多标准 |
| （六） 采取积极措施，防范企业跨国并购所面临的风险 |
| 三、完善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的思考 |
| （一） 外资并购的立法体系化 |
| （二） 建立健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制度需要遵循的原则 |
| （三） 完善外资并购的立法框架 |
| 四、完善企业改制的法律思考 |
| （一）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式 |
| （二） 完善国有企业改制有关问题的法律对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主要参考文献 |
| （一） 着作类 |
| （二） 硕博论文 |
| （三） 期刊类 |
| 二、外文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与对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与创新点 |
| 1.4.1 基本框架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2.1 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现状 |
| 2.2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总体状况 |
| 2.2.1 安徽省的经济区位条件 |
| 2.2.2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 |
| 2.2.3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特点 |
| 2.3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具体状况 |
| 2.3.1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方式 |
| 2.3.2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来源 |
| 2.3.3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影响因素 |
| 2.4 采用SWOT分析法研究安徽省利用外资的情况 |
| 2.4.1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优势与劣势 |
| 2.4.2 安徽省利用外资的机会与威胁 |
| 第三章 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 |
| 3.1 外商投资的利用规模不合理 |
| 3.2 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均衡 |
| 3.3 外商投资的地区布局不均衡 |
| 3.4 外商投资的市场环境不完善 |
| 3.5 政府对外资的监管与服务不到位 |
| 第四章 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短期效应分析 |
| 4.1.1 短期效应分析 |
| 4.1.2 相关结论 |
| 4.2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效应分析 |
| 4.2.1 线性回归分析 |
| 4.2.2 相关结论 |
| 4.3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效应分析 |
| 4.3.1 线性回归分析 |
| 4.3.2 相关结论 |
| 第五章 安徽省提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途径选择 |
| 5.1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
| 5.2 突出产业发展导向,均衡外资产业布局 |
| 5.3 优化外资地区分布,培育地方发展优势 |
| 5.4 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运行秩序 |
| 5.5 提高外资贡献程度,拓展外资利用方式 |
| 5.6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投资生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山西省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若干概念界定 |
| 1.2.1 国际直接投资、FDI、外商投资和外资 |
| 1.2.2 投资促进和招商引资 |
| 1.2.3 投资生态与投资生态环境 |
| 1.3 国内外研究历程与现状 |
| 1.3.1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 |
| 1.3.2 引资国引进外资的理论 |
| 1.4 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及应用价值 |
| 第二章 投资理论的新思考——投资生态理论与方法 |
| 2.1 传统引资理论的问题 |
| 2.1.1 引资目的的偏移 |
| 2.1.2 投资环境评价视角的缺陷 |
| 2.2 引资问题的新思考 |
| 2.2.1 从引进资金到引进资本 |
| 2.2.2 从投资环境到投资生态 |
| 2.3 投资生态的提出 |
| 2.3.1 来自生态学的启示 |
| 2.3.2 生态系统的一般规律 |
| 2.3.3 投资生态系统的概念 |
| 2.3.4 投资生态系统的特点 |
| 2.4 投资生态因子分析 |
| 2.4.1 生态因子及其作用 |
| 2.4.2 投资生态因子 |
| 2.4.3 投资生态因子的特点 |
| 2.5 投资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 |
| 2.5.1 投资生态系统的内外部作用 |
| 2.5.2 投资者与消费者的协同作用机制 |
| 2.5.3 投资者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 |
| 2.5.4 投资者与投资环境的相互作用 |
| 2.6 投资生态系统的调控 |
| 2.6.1 引资者的调控主导作用 |
| 2.6.2 投资生态位的调控 |
| 2.6.3 扩展投资生态系统承载力 |
| 2.6.4 平衡投资生态系统 |
| 第三章 投资生态的演化 |
| 3.1 中国投资生态的演化分析 |
| 3.1.1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总体历程 |
| 3.1.2 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区域导向和产业选择演化历程 |
| 3.1.3 吸收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与问题 |
| 3.1.4 当代中国投资生态优劣分析 |
| 3.1.5 中国投资生态未来展望 |
| 3.2 山西省投资生态演化分析 |
| 3.2.1 山西省引资历程 |
| 3.2.2 山西省引资的现状问题 |
| 3.3 引资与山西省投资生态的作用效应分析 |
| 3.3.1 引资与山西省投资生态的正效应分析 |
| 3.3.2 引资与山西省投资生态的负效应分析 |
| 第四章 山西省投资生态系统分析 |
| 4.1 山西省投资生态系统缺陷 |
| 4.1.1 国家宏观政策影响 |
| 4.1.2 山西省投资生态因子缺陷 |
| 4.1.3 自身需求和定位不准 |
| 4.1.4 投资促进不力 |
| 4.2 山西省投资生态关键因子分析 |
| 4.2.1 矿产资源因子 |
| 4.2.2 旅游资源因子 |
| 4.2.3 农业资源因子 |
| 4.2.4 历史文化因子 |
| 4.2.5 地理区位因子 |
| 4.2.6 生态环保因子 |
| 4.2.7 经济发展因子 |
| 第五章 全球投资生态视野下山西引资的机遇与挑战 |
| 5.1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机遇和挑战 |
| 5.1.1 世界经济衰退 |
| 5.1.2 国际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
| 5.1.3 危机对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影响显现 |
| 5.1.4 中国投资环境优势凸显 |
| 5.1.5 绿色经济应运而生 |
| 5.2 近年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战略措施下的机遇和挑战 |
| 5.2.1 国家一系列经济促进措施的利弊 |
| 5.2.2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推动科学发展带来契机 |
| 5.2.3 外资"国民待遇"的机遇与挑战 |
| 第六章 山西省投资生态系统调控及引资对策研究 |
| 6.1 基于投资生态的引资理念再思考 |
| 6.1.1 引资动机 |
| 6.1.2 引资理念 |
| 6.1.3 引资的"后发优势" |
| 6.2 强化投资引导 |
| 6.2.1 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 |
| 6.2.2 加强外商投资的地区导向 |
| 6.3 加大投资促进力度 |
| 6.3.1 投资者识别 |
| 6.3.2 引资渠道和方式的拓展 |
| 6.3.3 提高投资促进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
| 6.3.4 利用开放平台加强国际交流 |
| 6.3.5 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和区域合作 |
| 6.4 投资生态位构建和投资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扩展 |
| 6.4.1 观念创新 |
| 6.4.2 体制创新 |
| 6.4.3 科技创新 |
| 6.4.4 法律政策再造 |
| 6.4.5 生态环境再造 |
| 结论与展望 |
| 1 主要结论 |
| 2 论文主要创新 |
| 3 论文不足之处及展望 |
| 附录:山西涉外政策法律状况问卷调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 |
（8）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意义和问题的提出 |
| 0.2 相关概念界定 |
| 0.3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 0.4 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 |
| 0.5 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1 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理论评介 |
| 1.1 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1.1.1 区位理论 |
| 1.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 1.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1.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 1.2 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区域经济学界对区域金融的研究 |
| 1.2.2 中国经济学界有关区域金融的研究综述 |
| 1.3 区域金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的拓展 2 区域金融成长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差异剖析 |
| 2.1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作用机制 |
| 2.2 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差异的实证分析 |
| 2.2.1 区域金融对增加区域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量的贡献度差异 |
| 2.2.2 区域金融对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度差异 |
| 2.2.3 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量中的直接贡献度差异 |
| 2.2.4 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度差异 3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现状与特征评介 |
| 3.1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状评介 |
| 3.1.1 各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非平衡 |
| 3.1.2 各区域居民人均收入和劳动力价格的非均衡 |
| 3.1.3 各区域地方财政增收形势良好但不平衡 |
| 3.1.4 各区域对外贸易发展状况非平衡 |
| 3.2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现状评介 |
| 3.2.1 区域金融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
| 3.2.2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总体现状描述 |
| 3.2.3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分行业具体分析 |
| 3.3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和变动趋势分析 |
| 3.3.1 区域金融差异变动趋势和规律 |
| 3.3.2 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差异程度的变动特征和趋势分析 4 影响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因素探讨 |
| 4.1 客观环境因素 |
| 4.1.1 区位条件 |
| 4.1.2 资源禀赋 |
| 4.1.3 历史文化 |
| 4.2 区域经济条件因素 |
| 4.2.1 资金因素 |
| 4.2.2 市场体制差异 |
| 4.2.3 技术开发能力 |
| 4.3 制度因素 |
| 4.3.1 体制改革及政策影响 |
| 4.3.2 试验点政策和对外开放程度 |
| 4.3.3 财税政策的影响 |
| 4.3.4 金融制度和政策的影响 |
| 4.3.5 政府行为 |
| 4.4 区域经济主体主观因素 |
| 4.4.1 区域金融努力程度 |
| 4.4.2 社会资本 |
| 4.5 影响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因素的变化趋势 5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效应分析 |
| 5.1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积极效应 |
| 5.1.1 集聚效应 |
| 5.1.2 扩散效应 |
| 5.2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消极效应 |
| 5.2.1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经济“短边效应” |
| 5.2.2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货币政策传导不对称效应 |
| 5.2.3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和社会消极效应 |
| 5.2.4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弱化效应 |
| 5.2.5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效应 |
| 5.3 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综合效应——马太效应 6 推进区域金融发展与完善的对策构想 |
| 6.1 区域金融发展与完善的战略理论基础 |
| 6.2 区域金融发展机制的模式选择 |
| 6.3 区域金融发展与完善的对策选择 |
| 6.3.1 培育多层次区域金融中心 |
| 6.3.2 优化区域金融机构布局 |
| 6.3.3 发展区域资本市场 |
| 6.3.4 建立区域金融创新系统 |
| 6.3.5 加强区域金融的区际合作 |
| 6.3.6 完善区域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创新之处 第二章 FDI 地区差异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术语的界定及分类 |
| 2.1.1 FDI 内涵界定及分类 |
| 2.1.2 三大地带的划分 |
| 2.1.3 相关概念区分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FDI 理论 |
| 2.2.2 区位理论 |
| 2.2.3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FDI 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第三章 国外FDI 的经验及借鉴意义 |
| 3.1 发达国家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
| 3.1.1 美国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
| 3.1.2 日本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
| 3.2 发展中国家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
| 3.2.1 墨西哥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
| 3.2.2 印度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
| 3.3 国外FDI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 我国FDI 数量的区域差异 |
| 4.1 FDI 数量差异的测算方法 |
| 4.1.1 相对差异指标的选取标准 |
| 4.1.2 相对差异指标的计算方法 |
| 4.1.3 样本空间的确定和数据的选取 |
| 4.2 我国总体FDI 数量差异 |
| 4.2.1 我国FDI 的国际比较 |
| 4.2.2 我国FDI 的发展历程 |
| 4.3 三大地带FDI 数量差异 |
| 4.3.1 三大地带FDI 总体情况 |
| 4.3.2 三大地带FDI 区域分布的时空变异 |
| 4.4 省际FDI 数量差异 |
| 4.4.1 省际FDI 总体情况 |
| 4.4.2 省际FDI 区域分布的时空变异 第五章 我国吸引FDI 能力的区域差异 |
| 5.1 吸引FDI 能力内涵 |
| 5.2 吸引FDI 能力分析方法 |
| 5.2.1 时间序列模型 |
| 5.2.2 无量纲化 |
| 5.2.3 因子分析法 |
| 5.2.4 聚类分析 |
| 5.3 FDI 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FDI 影响因素的设置 |
| 5.3.2 模型选择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吸引FDI 能力差异评价 |
| 5.4.1 公因子的提取 |
| 5.4.2 中国各地区吸引FDI 综合能力得分和排序 第六章 我国利用FDI 效率的区域差异 |
| 6.1 不同经济学流派对效率的定义 |
| 6.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效益的论述 |
| 6.1.2 西方经济学对效率的解释 |
| 6.2 利用FDI 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
| 6.2.1 利用FDI 结构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
| 6.2.2 利用FDI 微观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
| 6.2.3 利用FDI 宏观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
| 6.3 利用FDI 效率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
| 6.3.1 我国利用FDI 结构效率区域差异 |
| 6.3.2 我国利用FDI 微观效率区域差异 |
| 6.3.3 我国利用FDI 宏观效率区域差异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 作者简介 |
（10）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所涉及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节 “港口”的概念 |
| 第二节 “港口企业”的概念 |
| 第三节 “外资”(“外国投资者”)的概念 |
| 第四节 “并购”的概念 |
| 一、非上市公司的并购概念 |
| 二、上市公司的并购概念 |
| 第五节 “法律”的概念 |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国港口企业概述 |
| 第一节 外资进入我国港口业的现状 |
| 第二节 外资涌入我国港口业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外资并购中国非上市港口企业主要法律程序 |
| 第一节 外资并购境内港口企业市场准入的问题 |
| 一、本国规范海外投资的相关法律 |
| 二、外资并购方主体自我评估 |
| 三、中国关于开放港口企业的法律 |
| 第二节 选择和确定目标企业 |
| 一、明确并购战略 |
| 二、确定哪些企业愿意被并购 |
| 三、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 |
| 四、审查目标企业的主体资格 |
| 第三节 中国的反垄断法律法规 |
| 一、现行反垄断法律法规 |
| 二、关于《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
| 三、反垄断审查和外商投资企业成立审批的比较 |
| 第四节 确定并购模式 |
| 一、股权并购的实务操作 |
| 二、资产并购的实务操作 |
| 第五节 谈判及签定并购合同 |
| 一、并购价格 |
| 二、职工的安置 |
| 第六节 完成并购 |
| 一、完成审批 |
| 二、完成新成立企业登记 |
| 三、支付 |
| 第四章 外资并购上市港口企业法律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法律环境概述 |
| 第二节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法律框架分析 |
| 第五章 建立、健全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立法的建议 |
| 第一节 制定《外资并购审查法》 |
| 一、制定《外资并购审查法》的必要性 |
| 二、立法建议——《外资并购审查法》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建立我国港口产业安全评估机制 |
| 一、背景概述 |
| 二、外资并购对中国港口产业经济安全的影响 |
| 三、保护中国港口产业安全的立法建议 |
| 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利用外资改组安徽国有企业的对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3]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D]. 高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国有企业改组的法律问题研究[D]. 王迪. 贵州民族学院, 2011(07)
- [6]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与对策选择[D]. 龚存晟. 安徽大学, 2011(04)
- [7]投资生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山西省案例分析[D]. 艾凌宇. 山西大学, 2010(11)
- [8]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研究[D]. 慕丽杰. 辽宁大学, 2009(01)
- [9]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D]. 朱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10)
- [10]外资并购我国港口企业法律问题研究[D]. 朱闽川. 复旦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