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半数拍卖行面临生死考验

一、上海半数拍卖行面临生死考验（论文文献综述）

王曼利^[1]（2019）在《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安画派萌发至今已约一甲子,但关于画派艺术品价格的研究既少且浅,艺术价值研究又多忽略艺术界的建构作用。我们以画派基本问题为研究起点,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指导,在画派艺术品价格的考察中分析它与艺术价值的关系,从艺术社会学视角探究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途径与方式,挖掘出画派多元的艺术价值。论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绪论。简要回顾国内外艺术市场的历史与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现状,梳理和分析了长安画派艺术品价格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与可借鉴的理论资源,指出:在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经济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理论观照是该画派研究的应有之义。第二章:长安画派:概念、构成和风格。我们从艺术地理学视角对画派名称进行解读,认为此名与长安地理及文化所积淀成的心理原型有关。我们从广义和狭义上对画派构成进行概括,以1961年参加“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的6人作为文本的研究对象,因篇幅所限,重点放在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4人上。画派艺术思想深受延安文艺理论影响,作品多表现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地域艺术风格。第三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访谈、文献与画廊。我们通过访谈和文献分析补充了画派从萌芽期到2000年的作品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了画廊价格。长安画派作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同步,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居民购买力影响直接,作品的艺术水准、传播和营销得力与否同样影响画派价格。陕西地区画廊中画派作品数量少、价格低,艺术家市场地位不同,作品价格已产生分层。第四章:长安画派绘画价格:基于拍卖机构数据。通过对雅昌艺术网中长安画派作品拍卖价格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我们对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和方济众个人国画作品拍卖价格指数和画派整体拍卖价格态势及其中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探究。画派艺术品拍卖成交数量少、成交额和均价普遍较低,市场有一定认可度,但与着名画派和画家相比作品价格不高,价值与价格发生了较大偏离。第五章:艺术生产: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的建构。本章借鉴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体制”、贝克尔的“艺术界”和布尔迪厄的“资本”、“场”等概念,糅合惯常的艺术界概念,将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置于艺术体制网络中,从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与定位）、艺术展览（展示与传播）、艺术批评（评论与阐释）和艺术营销中介（宣传与销售）等方面分析画派艺术价值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作品离开画家之手后其艺术价值由艺术界共同赋予,艺术价值的认定、传播与阐释有益于艺术品价格的提高。第六章:多元复合:长安画派艺术价值研究。本章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为出发点和依据,从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启示价值三方面研究了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画派创作表现了“人”的母题和大地情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艺术家对文艺思想时代最强音的积极响应、既破又立的艺术超越精神,以及艺术家巨大的人格魅力,这些都是长安画派值得被传播的价值,也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强大内驱力。结论:在长安画派的不同阶段,其艺术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呈现出时而吻合时而背离的复杂关系,这是正常的,但背离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要加大对画派学术价值的深度研究和科学传播,辅以时间条件,画派艺术品价格仍首先取决于其艺术价值。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科学总结。

董晓平^[2]（2019）在《张爱玲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写作》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关注到张爱玲的现代性、个人主义、与五四的关系、女性主义、虚无等,她的小说作品既有情爱的世俗,又兼有对人生理性思考的色彩,骨子里作者通过人物的精神世界反应人性和现实世界,这种心理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张爱玲是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洗礼的,处于四十年代抗战时期沦陷的上海这一特定环境中,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段历史,文化思想、深层心理的研究有待加强。传统文化本质与西方文学蕴含的精神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完美结合。她塑造的人物,多数是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的人。关于张爱玲研究要有更高更广的视角。她既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的否定和怀疑,又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宝贵的东西表现出继承和怀恋,保有传统文化的神韵和审美情趣,又对人物的知觉、内心世界、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无意识、非理性的活动等研究欠缺,特别是精神分析的角度更是稀缺。运用现代西方的文艺理论解读张爱玲是一种有效途径。心理现实主义在西方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合体发展来的,内在心理与外在现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心理现实主义在西方是有相当影响力的文艺流派,有很多大师级的文学巨匠之功。基于对张爱玲研究的国内外现状的分析,还有张爱玲文本及创作自身的本质特征,本文尝试对张爱玲写作风格进行分析,根据心理现实主义的涵义和特征:小说中必须含有大量的心理内容,心理和现实之间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心理是对象化的心理,也就是必须是对现实的反应,现实必须是心灵化的现实等,本文初步提出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应归属心理现实主义范畴。并从成因、特征和表现、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价值和局限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张爱玲心理现实主义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上海地域的特殊性、个人成长和情感经历、对内心真实的执着追求……她的小说,通过心理刻画来塑造人物的形象,符合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把描写的对象放在人物的内心世界,截取一个个稍纵即逝的心理横断面,运用艺术手段和丰富的想象将其串联,使其动起来,将人物最难以传达、最隐蔽的内心动态用文字表现出来,宣之于众,开掘人们思想心理的最深、最细密处,展露人物内心的动态变化,挖掘人物丰富、多元、变化莫测的心理和思想,通过临摹人们内心世界的欲望与纠结理性看待现实世界和饮食男女。在创作中,作者使客观的现实世界和主观的精神世界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在小说中,作者将自己原生心理元素和特征带入作品,成为小说中的现实;心理结构与情节结构并行发展;承载着丰富的心理内容的独特的环境描写等,体现出心理现实化。另一方面,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都与生存现实血肉相连;无处不在的男女之爱;音乐、美术等元素的运用等,体现出现实心灵化。在主客观的融合过程中,作者表现出超尘脱俗的艺术气质和特点,形成了特有的内心临摹——静水深流的两性心理、万境归空的苍凉心理。张爱玲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有:细节刻画,外部环境描写衬托人物真实心理,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并行,多元化手法表现人物心理（内心分析、白描、全能视角的叙述、联想与回忆、象征、白日梦、微表情、微反应等）。张爱玲的心理现实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传统现实主义有所扬弃,主要表现在:避开宏大主题、重视个性、避开英雄悲壮的人物、表现普通人的安稳人生等。对现代主义也起到了推动和发展的作用,突出表现在考察人与自我的关系、新形式、新题材等。纵观张爱玲的创作,其心理现实主义创作的价值主要有:生动极简的叙事策略、强烈的女性意识、对生命本真的思索、独特苍凉的美学、永恒的人文关怀等。其小说创作也存在局限,比如:极其浓厚的个人生活色彩、虚无主义的倾向等。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成名较早的作家,而且,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一直颇有争议,正如柯灵所说的那样,无法归属任何一个流派。然而,在四十年代的上海乃至中国文坛,张爱玲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是有目共睹的。张爱玲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地位牢不可破,但是在评论家和学术界那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批评的声音高于赞美和认可。苍凉是张爱玲独有的开创性的写作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苍凉表现在对人生的感悟,表现在作品的结局,表现在人物的命运,表现在字里行间,苍凉如同洪涛大浪,从作者的心底涌出,源源不断的渗入到她的作品中,哪怕一个句子,都如同掬一抔饮,满浸着苍凉的味道。这是心理现实化的集中表现。是用真实的人性和心理对现实真诚的回应。在其创作上,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内容,都让人看到了一个和心理现实主义相对应、有着紧密联系的张爱玲。将张爱玲归属心理现实主义范畴,不但对张爱玲自身的写作倾向和风格有了清晰的定位,而且对于上个世纪中国文坛的创作倾向都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心理现实主义是小说现代化的标志,张爱玲在小说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裴靖文^[3]（2020）在《《科幻世界》（1991-2019）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赋予人类文明和未来世界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以科技为基础的幻想也随之承担起更多的现实意义。科幻小说不仅以陌生化的文学形式呈现飞速进化的现实世界,更以前瞻性的眼光审视科学技术对生命、人类意识以及文明的异化。在高扬创新意识和想象力的今天,科幻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伴随中国科幻文学四十年沉浮的《科幻世界》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作为中国至今唯一的科幻期刊,《科幻世界》凭借准确的定位和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在科幻期刊界屹立不倒。从九十年代为科幻正名,到新世纪为科幻扬名,它始终保持世界性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办刊态度,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中国科幻文学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资源。中国最早的、较为固定的科幻迷群体正是围绕《科幻世界》形成,他们以期刊为主阵地完成了从接受者到参与者的蜕变,个体解读也因为群体的形成转变为具有典型意义的集体阐释,其发展和变化为研究中国当代科幻读者群提供了诸多思路和价值。正是从这群科幻迷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幻作家,其中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等作家如今已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其作品代表着中国科幻的最高水平。不同作家所具有的文学风格和科幻思维不仅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也给予科幻新星和读者更多的启示。本文对《科幻世界》近三十年发展历程中的办刊特色、传播方式、读者群特征及代表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探究《科幻世界》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王文强^[4]（2019）在《《西游记》英译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着”之一,《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惟如此,早在1758年（乾隆23年）,日本着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其后,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的展开,这部小说也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此后,尽管这部小说的译介主体在不断的变化,《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进程却从未中断过。其中,这部小说的英语译文（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首次收录《西游记》中的部分谚语开始,到1983年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问世,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从“种子”到最终“成形”共历经了160余年的历史。早在1961年,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就被选入象征世界文学作品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成为最早被该系列丛书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见这部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影响力。然而,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相比,学界对《西游记》的英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全面研究《西游记》英译的着作问世,这显然与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游记》的英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有关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在中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译者们如何定义《西游记》的“性质”?他们的阐释与解读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又有何联系?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游记》的译者们选取这部小说进行翻译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译者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和认知?第三,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经历改写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中,原着的主要人物在形象是否与原着一致?如果发生了“变异”,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语境、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译文（译本）差异明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原着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之所以在译本中发生“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几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这些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翻译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是同步的。根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译本（文）形式、译本影响、以及这些《西游记》的译者们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与解读,本研究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旅行时期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22年至1916年,这一阶段的译介主体以传教士为主,《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传教工具的角色,原着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为1917年至1932年,库寿龄首次在英语世界否定了“邱处机作者论”的观点,之后海伦·海耶斯的节译本在英国出版,尽管海耶斯对《西游记》的佛教阐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然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游记》走出了“传教士阐释阶段”,序言中大幅引用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最新成果,正式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之旅”;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至1968年,着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通过他的译本,原着的文学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译者精心塑造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游记》为“神话小说”、“滑稽小说”的“属性”在本时期通过韦利译本广泛被这部小说的研究者所接受。第四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3年,在杜德桥、余国藩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西游记》蕴含的道教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余国藩集《西游记》研究者、翻译家、汉学家于一身,他将有关这部小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融汇到自己的译作中,使这个全译本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游记》的百年英译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考察《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有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传播的诸多因素,并把握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为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事业提供指导,从而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张晓红^[6]（2018）在《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以中国书画艺术品为例》文中指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经济发展赋予了文化新的内涵,尤其是对于艺术品市场而言,过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信息闭塞,中国艺术品市场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有的关注,然而,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实际上为中华民族留下非常多的文化瑰宝。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然而,不得不承认,长期游离于主流市场导致中国艺术品市场在管理模式、制度建设、价值评定体系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艺术品市场中也存在投机、炒作、假拍等诸多乱象,究其根源,这些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都在于中国艺术品市场没有统一、可参考的价值评定体系。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对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以书画艺术品为例。作者采用定量分析研究法,综合运用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从宏观、微观、艺术品自身属性和法律规章四个角度实证分析了艺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对宏观因素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是显着的,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为正,而物价水平、利率和汇率水平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为负。从微观分析的角度看,消费者的自我认同需求、享乐需求和投资需求显着影响艺术品价格,并且这三者的影响都为正。从法律制度看,基础法规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是十分显着的,艺术品价格会随着基础法规的颁布施行和修订而发生显着的改变。艺术品市场相关的管理办法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则因管理办法的不同而有差异。从制度方面看,与艺术品交易税收相关的制度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是显着的,其他制度的影响则不显着。艺术品自身属性的研究显示:艺术家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显着,不同艺术家的作品的价格间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艺术品上是否存在能够代表艺术家的标签也对艺术品的价格产生显着的影响,并且存在标签的艺术品拍卖价格显着高于没有标签的。从艺术品的拍卖属性看,拍卖行对艺术品的价格影响显着,在不同拍卖行拍卖的艺术品,价格上存在极大差异;而拍卖所处的地区却对艺术品的价格没有显着影响,即在不同地区拍卖艺术品,价格上不会有差别;艺术品拍卖的年份对艺术品的拍卖价格存在非常显着的正向影响,即近期拍卖的艺术品的价格要显着高于过去拍卖的艺术品的价格。而从艺术品自身的属性来看,艺术品的大小对艺术品的拍卖价格影响显着,越大的艺术品,拍卖价格越高;艺术品的材料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也十分显着,不同材料的艺术品,价格上存在极大差异;艺术品的类型也是决定艺术品价格的显着因素,不同类型的艺术品,价格上存在非常显着的差异;艺术品的创作年份对艺术品价格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即创作年代越久远,艺术品的价格越高。

张明艳^[7]（2018）在《热贡唐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热贡唐卡是热贡艺人以藏民族重要人物的生平传记或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创作的具有新曼唐画风的绘画艺术形式。其风格特点在于繁华饱满的构图、浓重饱和的用金技艺、清新亮丽的色彩。以热贡唐卡为核心的热贡艺术于2006年入选了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我国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突出代表。在历史的长河中,热贡唐卡经历着从藏传佛教佛事用品到宗教文化艺术品再到藏文化艺术精品的演变。如今热贡唐卡文化产业正成为由热贡唐卡从业劳动者所主导的脱贫致富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是在界定热贡唐卡及其文化产业概念的基础上,对热贡唐卡文化产业进行总体研究,全面分析热贡唐卡的发展历史,及其在当代的创新发展,归纳分析其产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从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出发,对热贡唐卡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在大量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在青海省同仁县热贡唐卡绘制集中的吾屯等村落、当地旅游景点、外地热贡唐卡展览等地进行广泛调查获取了第一手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多个视角和运用多种思维形式以达到对热贡唐卡文化产业的变迁发展这一现象的本质性认识。通过研究明确:热贡唐卡文化产业是在热贡地区围绕生产和经营具有热贡画派特色的唐卡产品而展开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是依托热贡唐卡中博大精深的藏文化内涵而给消费者带来精神文化效用的小众文化产业。当前的热贡唐卡文化产业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藏文化的现代载体,其主体是热贡地区虔诚的热贡唐卡从业劳动者,产业的发展与技艺的传承、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互促互进,其市场秩序也相对完善。其产业发展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产业化,不是采用大规模、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即在单个企业或家庭作坊内树立重视经营管理的意识和观念,摆脱传统小农经济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产业内部树立合作、联合的意识,组建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鉴定和地理标志授权等方式来保证产品的品质,通过协同定位,塑造品牌,拓展市场。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一是回顾热贡唐卡由产品经济时代的交换到商品经济时代的请购这一历程,明确其一直都处于商品流通中,指出了当地劳动者依托这一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的合理性。二是对热贡唐卡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的研究。通过分析指出热贡唐卡文化产业必须坚持传统手工绘制的底线,沿用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走精品化、产品多元化的路线。继续发展“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加强企业和家庭作坊间的联合,形成总体的合力。三是从市场角度对热贡唐卡进行了初步定位,针对信众市场的定位是“最真切的佛”;针对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定位是“最精美的藏文化艺术品”。四是强调了当地从业劳动者主动参与行业协会的重要性,设计了行业协会负责下的热贡唐卡品质监督管理组织框架。通过热贡唐卡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得出在我国其他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两点启示:一是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以民族文化资源的拥有者为主体,充分尊重当地劳动者的发展意愿;二是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应着重保护产品或服务的文化内涵,这是产业可以持续发展、民族文化长盛不衰的关键。

施要威^[8]（2017）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大学知识分子（1）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在价值观念、理想抱负以及角色行为等方面,都与传统读书人有了根本不同。在外敌入侵、政治混乱、文化落后等诸多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总体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并取得令人称道的教育和学术成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知识分子,他们留下了值得深入挖掘的精神资源。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合体,他们是近代大学教师群体中的优秀人物。西南联大作为一所存续时间只有八年的临时大学,至今仍在不断地被人纪念和书写,其主要原因在于联大人尤其是联大教授的精神品格能够感召后人。通过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考察来理解近代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对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和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借鉴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资源,用“理想类型”来把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然后分析其文化性格生成和展现的影响因素,接下来考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角色行为和实践活动,最后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需要进行身份建构来确立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总体而言,近代大学的兴起为其身份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员构成;现代学术的引进为其身份构建奠定了知识和思想基础;报刊杂志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构建外部权势网络的主要媒介。正是因为凭借这些条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才能在战争环境下坚守其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对史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精英意识、忧患意识、自由求真精神、独立批判精神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先,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身份大打折扣,但其精英意识却越发得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学术价值的体认是其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精英意识的核心表征。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是其爱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其忧患意识在教育和学术活动、公共舆论和诗词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第三,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而言,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在追求自由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扞卫自己的学术自由,而且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在追求真理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自己表现出求真精神,而且使求真精神在学生身上得以传承。第四,在西南联大教授那里,独立和批判有着紧密联系。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学术独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独立于西方,学术独立于政治,个体独立于团体;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批判精神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层面都有所体现。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首先,文化传统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教育理念、救国济世情怀、文化认同等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日军空袭、通货膨胀、政策和政治局势以及云南当地环境等构成复杂的现实环境,对联大教授的文化性格和角色行为构成了严峻考验;第三,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制度、人际关系、学术氛围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理想信念起到了必要的保障作用;最后,学术志趣和个性差异增强了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在严酷环境下的学术定力,也使其文化性格有了多样化的呈现。以上四个层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均等地对联大教授群体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不只表现为抽象的价值理念,它还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首先,在教学活动中,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秉持通才教育理念,以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强大的师资力量开展探究性教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教育成就。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研活动虽然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他们仍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科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第三,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过报刊杂志、集会演讲、联名通告、广播电台等多种途径参与公共舆论表达公共关怀。第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充分运用各自的学术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在促进云南教育发展、支持抗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我们进一步从总体上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并从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自由与责任、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等五对复杂关系与矛盾中理解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

郭川^[9]（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朱法娟^[10]（2016）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与三大学运》文中指出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面临着在国共之间的艰难抉择。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大部分知识分子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仔细考量,不难发现,当时国统区发生的三大学生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以国统区知识分子亲身经历的三大学生运动作为语境,通过梳理知识分子在三大学生运动中的表现来考察分析知识分子行为背后的心路转变历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束语组成。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反抗与妥协——知识分子与“一二﹒一”运动。“一二﹒一”运动始于时事晚会的召开。时事晚会本是正常的师生交流活动,然而在反内战的要求下,加之云南复杂的政治形势,却被云南当局视为洪水猛兽,横加干涉。教授和学生同声抗议。对时事晚会的研究从晚会召开前的“禁令”着手,到晚会召开,进步教授提出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再到晚会中被地方当局不断破坏,最后是晚会后师生联合抗议。从一开始,教师就和学生自然地站在了一起。然而,师生的抗议并未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反而引起了地方当局有预谋、有组织的进攻,最终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惨案的发生使得学生和教师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学生的抗议、游行、示威得到教师的理解和支持,最显着的表现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决定停课七天表示抗议。然而,随着蒋介石和朱家骅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过问,及派傅斯年到昆明劝导学生复课,在多方面的施压下,教授们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主动停课转而要求学生复课,师生关系一度紧张。在整个过程中,教授的积极参与是对学生强有力的支援。然而由于教授和学生所处的地位和经历不同,教授在罢课问题上表现出妥协,师生出现分歧。而学生运动背后的领导者共产党人也适时改变了策略,不久即结束了罢课,从而维护了师生之间的团结,为以后学生运动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二章:抗议与无奈——知识分子与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起源于沈崇事件。沈崇事件的报道最初是通过亚光通讯社报道出来的。事件发生之初,报刊的作用不容忽视。对沈崇事件,国民党有关部门采取了造谣、诬陷当事人等不得人心的做法,反而激起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学生们喊出了“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的口号。运动得到了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并很快扩展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参加运动的学生达到50万人。抗暴运动中,知识分子态度不一,就法律解决还是政治解决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当局主张法律解决,将沈崇事件限定在法律范围。胡适、傅斯年也公开表示支持法律解决,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将美军退出中国这一政治口号与沈崇事件联系,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不表认同,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反驳。而胡适等人等待法律解决的结果,却是失望,在中国法庭上判定有罪的皮尔逊官复原职。这对一些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伤害。在运动中,知识分子充分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软弱可欺,从而增强了他们对于政府的离心力。第三章:唯有反抗——知识分子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与“一二﹒一”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不同的是,以往的运动都是学生抗议在先,教授同情和支持在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则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情况:教师罢教在先,学生支援在后。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与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并发。教授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使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逐渐由失望变为绝望。结语部分,意在探讨知识分子在三大学运中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那就是从“不满”到“不安”,从希望转为失望进而绝望。知识分子阶层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疏离,决定了知识分子最终的去留,直接推进了共产党所主导的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快速发展。

二、上海半数拍卖行面临生死考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半数拍卖行面临生死考验（论文提纲范文）

（1）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张爱玲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科幻世界》（1991-2019）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游记》英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以中国书画艺术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热贡唐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与三大学运（论文提纲范文）

四、上海半数拍卖行面临生死考验（论文参考文献）

• [1]长安画派艺术价值：基于艺术品价格的研究[D]. 王曼利. 西北大学, 2019(04)
• [2]张爱玲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写作[D]. 董晓平. 吉林大学, 2019(10)
• [3]《科幻世界》（1991-2019）研究[D]. 裴靖文. 苏州大学, 2020(03)
• [4]《西游记》英译史研究[D]. 王文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以中国书画艺术品为例[D]. 张晓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7]热贡唐卡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张明艳. 中央民族大学, 2018(01)
• [8]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施要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 [9]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10]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与三大学运[D]. 朱法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标签：艺术品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文化论文;  科幻世界论文;  西游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