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千年:人类还能生育吗?（论文文献综述）
耿冬峰[1]（2021）在《不育男性遗传学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及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顾性分析男性染色体核型异常、AZF微缺失夫妇的IVF/ICSI生育结局,研究这些遗传学异常对生育及子代健康的影响。此外,挖掘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影响因素,为男性不育夫妇进行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临床咨询和诊疗工作,起到参考和指导的作用。本研究从以下几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1、不育男性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2、不育男性AZF微缺失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3、不育男性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4、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因素研究。研究中主要涉及以下关键指标:1、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指标,包括受精率、2PN受精率、2PN卵裂率、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用囊胚形成率、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种植率、早期流产率;2、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包括平均孕龄、分娩率、早产率、双胎率、出生体重、活产率、围产儿死亡率、出生缺陷率。一、不育男性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9年12月期间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产前遗传中心因男方因素或男女双方因素首次行IVF或ICSI治疗的不孕夫妇。根据相应筛选标准共纳入2800对夫妇。按男方染色体核型是否异常分为染色体异常组（46对）、染色体多态性组（136对）和染色体正常组（2618对）。分别统计和比较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的差异。结果:1、染色体异常组的受精率显着低于染色体正常组（71.18%vs 78.55%,P<0.05）,染色体异常组的优质胚胎率、生化妊娠率显着高于染色体正常组（58.90%vs 49.25%,78.57%vs 63.24%,P<0.05）,其它实验室及妊娠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染色体异常的不同类型中,染色体数目异常与染色体结构异常组的受精率均显着低于染色体正常组（72.12%,69.18%,vs 78.55%,P<0.05）,染色体数目异常与染色体结构异常组的优质胚胎率均显着高于染色体正常组（59.11%,58.43%,vs 49.25%,P<0.05）,其它实验室及妊娠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2、染色体多态性组的各实验室及妊娠指标与染色体正常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染色体多态性的不同类型中,D/G异常组的受精率显着低于染色体正常组（74.64%vs 78.55%,P<0.05）,Y染色体多态性组的受精率、2PN受精率显着高于对照组（84.66%vs 78.55%,78.41%vs 65.99%,P<0.05）;其它各项实验室及妊娠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3、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在染色体异常组与染色体正常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染色体数目异常组、染色体结构异常组与染色体正常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4、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在染色体多态性组与染色体正常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染色体多态性的不同类型中,9号染色体臂间倒位组的出生缺陷率统计学上高于染色体正常组（18.18%（2[双胎,髋关节发育不良]/11）vs 1.61%（23/1433）,P<0.05）,其它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均负面影响IVF/ICSI受精,对胚胎发育质量、胚胎发育潜能和临床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2、整体上,染色体多态性对IVF/ICSI受精、胚胎发育质量、胚胎发育潜能和临床妊娠结局无明显负面影响。D/G组异常可能降低受精率,但影响不大。3、染色体数目与结构异常、染色体多态性及其不同类型对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无明显影响。二、不育男性AZF微缺失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9年12月期间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产前遗传中心因男方因素或男女双方因素首次行IVF或ICSI治疗的不孕夫妇。根据相应筛选标准共纳入921对夫妇。按AZF是否缺失分为AZF缺失组（143对）与AZF正常组（778对）。分别统计和比较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的差异。结果:1、AZF微缺失组的实验室及妊娠指标与AZF正常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2、AZFc区不同缺失类型中,gr/gr缺失组的受精率、2PN受精率、可用囊胚形成率、种植率均显着高于AZF正常组（83.37%vs 77.25%,77.68%vs 69.02%,43.56%vs 33.47%,62.16%vs 43.28%,P<0.05）,b1/b3缺失组的2PN受精率显着低于AZF正常组（57.63%（68/118）vs 69.02%（5771/8361）,P<0.05）。3、不同精液质量组中,无精子症患者AZF微缺失组的受精率、2PN受精率显着低于AZF正常组（58.42%vs 77.31%,54.46%vs 70.37%,P<0.05）;严重少精子症患者AZF微缺失组的受精率、生化妊娠率显着低于AZF正常组（74.71%vs 78.30%,60.00%vs 73.33%,P<0.05）;少精子症患者AZF微缺失组的各项实验室及妊娠指标与AZF正常组无统计学差异;精子浓度正常患者AZF缺失组的受精率、2PN受精率高于AZF正常组（83.99%vs 76.57%,70.68%vs 64.07%,P<0.05）。4、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在AZF微缺失组与AZF正常组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AZFc区不同缺失类型的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与AZF正常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5、不同精液质量组,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在AZF微缺失组与AZF正常组中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整体上,AZF微缺失对IVF/ICSI受精、胚胎发育质量、胚胎发育潜能和临床妊娠结局无负面影响。但AZFc区b1/b3缺失可能降低正常受精率。2、AZF微缺失影响不同精液质量不育男性的IVF/ICSI受精,负面影响无精子症和严重少精子症患者的受精率。3、AZF微缺失、AZFc区不同缺失类型均对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无明显影响。4、AZF微缺失对不同精液质量不育男性的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无明显影响。三、不育男性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9年12月期间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产前遗传中心因男方因素或男女双方因素首次行IVF或ICSI治疗的不孕夫妇。根据相应筛选标准共纳入930对夫妇。按男方AZF、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分为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组（12对）、单纯染色体核型异常组（57对）、单纯AZF微缺失组（140对）、AZF与染色体均正常组（721对）。分别统计和比较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的差异。结果:1、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组的优质胚胎率、囊胚形成率、可用囊胚形成率、生化妊娠率,显着低于单纯染色体核型异常组、单纯AZF微缺失组、AZF与染色体均正常组,有统计学差异（34.44%vs 57.24%,47.27%,48.30%;34.48%vs 50.47%,51.78%,49.69%;18.97%vs 35.05%,35.04%,33.47%;41.67%vs 73.68%,68.57%,68.52%,P<0.05）。2、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组的临床妊娠率、种植率与单纯染色体核型异常组、单纯AZF微缺失组、AZF与染色体均正常组之间虽然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但呈现降低的趋势（临床妊娠率41.67%vs 64.91%,60.00%,60.19%;种植率33.33%vs 48.62%,41.90%,43.28%）。3、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指标在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组与单纯染色体核型异常组、单纯AZF微缺失组、AZF与染色体均正常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对不育男性IVF/ICSI受精无明显影响,对胚胎发育质量和胚胎发育潜能有负面影响。对临床妊娠结局可能有负面影响。2、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无明显影响。四、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因素研究方法:选取2012年1月2019年12月期间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产前遗传中心行IVF或ICSI治疗的不孕夫妇。根据相应筛选标准共纳入2766对夫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有健康活产结局进行分组。通过Logistic单因素分析,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然后再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挖掘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构建不育男性健康活产结局的评估模型并绘制列线图。结果:1、单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女方年龄、男方年龄、不孕年限、不孕因素、女方不孕类型、男方不育类型、窦卵泡数（AFC）、女方体重指数、HCG日E2水平、获卵数、优质胚胎数、女方基础FSH、精液质量、移植胚胎数、胚胎移植日内膜厚度、移植周期类型、移植胚胎类型是与健康活产结局相关的变量（P<0.05）。男性染色体核型异常与AZF微缺失与健康活产结局相关性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2、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女方年龄、精液质量、优质胚胎数、移植周期类型、移植胚胎数、移植胚胎类型、胚胎移植日内膜厚度是与健康活产结局相关的独立因素（P<0.05）。3、构建健康活产结局的评估模型P如下:P=1/（1+exp（-y））,其中y=-0.616×（女方年龄<35=1,35≤年龄<40=2,≥40岁=3）+（精子浓度正常=0,无精子症=0.331,严重少精子症=0.186,少精子症=-0.210）+0.083×（优质胚胎数,>15以15计算）+（冻融移植周期=0.333,新鲜移植周期=0）+（移植胚胎数1个=0,2个=0.598,3个=0.250）+（囊胚=0.482,卵裂期胚胎=0）+（胚胎移植日内膜厚度≤6mm=0,710mm=2.017、≥11mm=2.586）-2.847。本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252.6,P<0.001）。ROC曲线下面积=0.665,95%CI:0.644-0.685,P<0.001。P=0.433作为诊断界点,对应的敏感度为69%,特异性为56%。根据回归模型绘制了列线图,C指数为0.665,校准图显示根据列线图估计的健康活产概率和真实的发生频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1、发现影响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结局的主要因素。2、女方年龄是健康活产结局的不利因素。3、优质胚胎数、移植胚胎数为2个、胚胎移植日内膜厚度、无精子症、冻融周期移植、囊胚移植,是健康活产结局的有利因素。4、成功构建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的评估模型,绘制了预测健康活产概率的列线图。
李寅月[2]（2018）在《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探析》文中指出“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为本论文所概括,认为这样才能集中反映伊丽佳蕾的理论特质,抓住其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和关键。差异论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由第二波发展到第三波过程中具有显着地位和作用,当代有关女性主义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和忽略。这一理论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系统探讨两个主体、性别平等、女性文化、性别和谐乃至多元和谐等等时代性问题,形成了第三波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这一理论在西方女性主义中独树一帜,在世界范围也有较大影响力,我国的女性研究也应予以足够关注。在目前,整理、研究和阐释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的意义有四点:一是了解掌握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最前沿,二是理解阐释当代女性主义的时代性主题,三是思考探寻当代女性主义问题的解决途径,四是检视矫正一直以来对女性主义存在的误解或偏见。为此,本论文以《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探析》为选题,从六章专题性内容展开论述,试图深入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的形成、实质、特征和主要思想,并力求作出本论文的自主评介和思考,为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增添新的资料和粗浅成果。第一章论述从性别对立到差异论出场,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从两极到中介、从肯定到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阐述对男权理论和现实清算。剖析精神分析学中的男权,反思哲学意识形态中的男权,批判现实社会秩序中的男权。阐述对女权理论及取向辨正。分析女权对性别对抗的解读。否定其极端化权利平等、单一主体及纯粹女性文化等;分析女权对性别平权的认知,否定其激进性政治平权;反思女权对性别关系前景的态度,否定其消极倒退取向及其心理认知根源。阐述差异论出场及其显要地位。其出场标志为《性别差异的伦理学》一书出版,这是超越男权和女权的必然结果;其显要地位即在自身理论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在整个女性主义理论和流派中的突出地位,在跨学科、跨领域全球化影响中的应有地位。第二章论述差异论真蕴及其致思指向,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特点。阐述性别差异的基本涵义。基本涵义包括性别生理/机体差异,性别心理/气质差异,性别社会差异,性别文化差异等。阐述性别差异的特点。特点有客观性,历史性,具体性,相对性等。阐述差异论致思指向。包括思考女性主义理论悖论,即女权主张的单一主体、绝对平等、纯粹女性文化等悖论;思考性别对抗现实,即女权和男权导致的“二元对立”和社会政治的冲突与对抗;思考社会政治趋向,即在“二战”后阶级关系缓和背景下,性别关系、性别平等趋向协调、包容与和谐的实际;思考女性主义发展未来,即个体与群体相依存、尊重客观差异、性别“二人行”和多元文化和谐的共同发展。第三章论述差异论与两个主体,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有关两个主体尤其是女性主体的思想。阐述男权和女权都等于非主体。对男权主体的批判,指出男权的非主体性、非正义性、非进步性即在于对女性的占有、控制、压榨以及人格支配,这是过往的长期历史和传统,也根深蒂固影响着现实社会存在;对女权主体的反思,揭露女权主体同男权主体一样,都是试图吞没另一主体的极端和强权主体,违反性别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秩序和自然伦理,违反历史发展和社会正义。阐述两个主体的差异论基础。指明两个主体的“他者主体”,依此范畴里确立两个平行主体;分析两个主体的心理/思维特点,即“男性象征化”和“女性想象化”特点,表明男性和女性各有优势而非男权和女权各有依据;论证两个主体的“间隔项”及其“好奇”纽带,确立男性主体——间隔项——女性主体良性结构,保证两个主体各自对立而又相互交流沟通;强调两个主体的同时在场,即哲学上“二”的关系,亦即两个主体协同共生和性别关系“二人行”。阐述两个主体的自我建构。男性主体的自我更新,要求男性纠正自私于他者之爱,确认女性外在于我的主体性而存在,矫正两个主体平等交往标准,建立非强迫性的主动与互动之爱;女性主体的自我建构,要求女性自我空间内的自爱和成长,不断提升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同时将女性自爱视为爱男性主体的前提。第四章论述差异论与性别平等,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的相对平等观。阐述男权女权对性别平等的背离。男权者有意无视性别差异而否定女性主体和权利,推行男权专制;女权者同样故意忽视性别差异,不考虑社会环境和性别嵌套关系,对所有权利的紧握意味着对所有权利的弃舍,表明女权者对自身特质不自信和缺乏自爱。阐述性别平等的真实涵义。包括性别主体身份的平等,即两个主体、相对主体、差异主体、历史性主体之间的平等,尤其女性应走出误区,超越二元对立和性别冲突困境,回到主体建构和争取相对平等轨道;性别基本权利的平等,即差异论论述的七种基本权利,而实际上男性享有并占据了超过本分的社会权利,这是被制度扭曲的最不合理的权利,须通过不断变革来改变;性别意识的平等,即两个主体正确认知对方,女性不将所有男性都视为男权者,做到自爱、自立和自主;家庭性别角色及关系的平等,即两个主体在家庭领域的差异分工和担责,但绝对平等在私人领域也属荒谬,强求绝对平等等于强权。阐述追求性别平等的正确方式。要立足自身实际追求平等,女性应客观评价自身,注意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位置,去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要通过发挥自身优长追求平等,女性应立足自身性别优势,加深加重社会的价值认同,进一步确立主体意识,在自立自强中实现性别平等;要通过互补包括舍弃追求平等,女性应认清两性间的客观差别,在发挥优长中舍弃那些不适宜女性的追求,不去刻意侵占男性独有的权利;要在动态发展中追求平等,女性主义应在动态的社会发展中修正思想和政策上的不足,不是让他人让出主体的位置,而是自行地、自觉地从附属的位置走出来。阐述性别平等的现实尺度。纠正对女性解放、女性主义的五种误解,厘定女性必须拥有的七项基本权利,指明肯定差异的相对平等的实现标准。第五章论述差异论与女性文化,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的性别文化建树。阐述从“女神”崇拜到女性文化建构的演进。女性需从以往长期的作为至上法则的宗教执念,回归到自立自信的女性自觉意识,即女性文化的构建。阐述女性文化的内在结构,包括女性文化的差异论基础,即克服了男权文化和女权文化的差异论基础上的精神和理念;女性文化的“女性愉悦”价值,即体现了女性性别本质,并将身体快感拓展为精神、美和善、法律、制度、言说等一体的快乐体验,此一愉悦价值具有内在的和与他者文化共存的非侵略性特征;女性文化的女性谱系主轴,即母系谱系主轴,它加深加固女性主体间实质联系,促进女性主体和谐发展;女性文化表达方式——“女人腔”,即由伊丽佳蕾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女性话语、女性修辞、女性书写、诗性语言等。阐述女性文化的伦理价值,包括重构性别差异的时空观;社会文化从“缺失”到“在场”,尤其女性文化的哲学在场;“我对你有爱”的伦理定位,即两个主体的自由而独立的互爱,既非对立又非同质体,体现性别文化自带的彼此尊重。第六章论述从差异论导向和谐,探析差异论女性主义愿景追求。阐述超越二元对立的桥梁。即在尊重差异中追求女性解放和性别和谐,差异论解决了性别冲突如何化解以及往哪里去的紧要问题。阐述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包括性别和谐的现实基础,即性别社会政治权利的基本平等;性别和谐的自然伦理,即以生理和心理为基础的“沟通”“交流”“呼吸”“沉默”“倾听”等;性别和谐的主体担承,即男性主体的自我更新和担负责任,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承担义务。阐述多元和谐的前途愿景。涵盖性别和谐的扩展放大,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吸收东方智慧学会传统之外的他人相处,构建和谐世界。总的来说,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具有自身的建构特点和显着的理论贡献,同时展现出如下方法启示:自觉反思自身理论的悖论,敏锐驾驭时代性中心话语,集中关注主体性价值追求,以宽广胸怀包容不同文化传统,以及创新独特的学术表达方式等。我国的女性理论研究应打开眼界,关注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其第三波发展前沿问题,吸收借鉴包括差异论女性主义在内的所有积极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和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升到新时代新水平。
荆莲莲[3]（2017）在《江西风景油画发展现状的梳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中国风景油画发展现状来看,中国油画家一直秉承洋为中用,中西交融的观点,经历了学习、效仿等初始阶段的探索,进入了下一步的发展轨迹。不同的民俗文化、历史底蕴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都对江西风景油画的艺术状态产生重要影响,江西风景油画融贯东西,结合传统艺术理论精髓进行创新发展,具有典型的意象化面貌。本篇论文主要内容有五个部分,主要对近年来江西风景油画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研究,延伸至当下风景油画的发展趋势探索。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江西风景油画的发展脉络及其表现出的类别特征;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江西风景油画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即国内“大环境”、传统文化底蕴这些重要的因素给它带来的发展契机;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目前江西风景油画整体所倾向的意象化面貌特征和江西重要的风景油画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艺术特点;第四部分介绍了江西的主要艺术机构及有关风景油画的活动状况;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江西风景油画再发展的趋势及可能性。当前,风景油画仍然具有它自身的时代感召力,努力探索具有江西本土特色的风景油画之路仍然是当代画家需要做的,在前辈们所做贡献的基础上,直面当下多元化与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传承与创新,并向着更高层次的目标迈进。
李双任[4]（2017）在《托马斯·曼三部长篇小说的疾病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托马斯·曼是20世纪德国着名作家,其作品思想深邃,意蕴丰富,内容广博。疾病这一主题贯穿于托马斯·曼创作生涯的始终,本论文选取了代表托马斯·曼早中晚三个创作时期艺术成就的三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浮士德博士》,通过分析三部长篇小说中疾病意象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探讨托马斯·曼在这三个阶段中艺术观念的演变历程,进而得出托马斯·曼对待疾病的态度以及这种疾病观形成的原因。首先,这三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均受到疾病的困扰,疾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和表现作品主题方面意义重大,表达了作家对德国社会的思考。在其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家族第三代继承人托马斯死于牙病,第四代继承人汉诺死于伤寒,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退化,体现了布氏家族的没落命运。在其中期作品《魔山》中,疾病表现形式为肺结核,肺结核特有的疾病特征和治疗方式使得卡斯托尔普摆脱了当时混乱的思想论战,实现了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重新发现。在其晚期作品《浮士德博士》中,疾病表现形式为音乐家阿德里安所患的偏头痛和梅毒。疾病激发了阿德里安的创作力,但最终也毁灭了阿德里安。而一战、二战的叙事背景,则使得阿德里安的个人遭遇与德国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其次,托马斯·曼通过其疾病书写表现了他在这三个阶段中艺术观念的演变历程,表达了作家对现代艺术的思考。在其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家族成员的身体素质、生活能力与其艺术能力成反比。这一阶段,作者对待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态度是:两者处于对立状态,沉迷于艺术的结局是过早死亡。在其中期作品《魔山》中,托马斯·曼内心处于矛盾状态,成为了另类艺术家的主人公也就在生与死之间徘徊。这一阶段,作家对待艺术与生活两者关系的态度是:艺术家应与生活结合,但最终仍免不了死亡的复杂心态。在其晚期作品《浮士德博士》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托马斯·曼对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他借由患病的音乐家阿德里安之口表达出了其对待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态度:艺术家应与社会生活融合。托马斯·曼生于十九世纪晚期,浪漫主义传统使得他深受疾病传统美学观念的影响。而自传性的创作观念,又使得他摒弃了过度美化疾病这一弊端。疾病在曼氏的小说中能进一步彰显人性,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必经途径。
汤晓江[5]（2017）在《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权利诉求多样化,我们只有综合运用法律、伦理等社会治理手段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矛盾凸显的社会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以当代法治的视角,探究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对公众个体权益、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指出现有法律对新兴权利保护的困境和法律规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新兴权益,以及对其保护的现实路径,助益于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法律规制和权利保护,希冀在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困境中探索出新的实践道路。本文根据国内外高新生命科技法治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考察,结合国内外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典型案例,对传统法在规制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方面和新兴权利保护方面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本文导论中,首先分析了目前热议的非法代孕案、冷冻胚胎案和基因歧视案三个典型案例,提出新兴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问题,使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加务实。文中以新兴权利保护和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法律规制为主线,分析新兴权利兴起的根本动因、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新兴权利对传统权利理论的冲击,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除了导论和结语之外,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它们分别如下:第一章高新生命科技的兴起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本章第一部分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的内涵、外延、特征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高新生命科技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它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高新生命科技指的是,以基因技术、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以及生命与公共健康技术为代表的当代尖端医学技术的总称。高新生命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对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和变化更加明晰,从而使它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就其特征而言,高新生命科技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物信一体化特征、智能化特征和自源化特征。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高新生命科技研究和应用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的支点,它的不断发展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另一方面,高新生命科的发展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后者是高新生命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中最为重要的方面。面对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现有法律制度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身份权的调整机制将会随之而失灵。人作为社会属性的高等生物是具有人格尊严的权利主体,身体器官和细胞是人格利益的载体,它们一旦成为攫取利润的工具或者商品,公民的人格权利将得不到实现,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权利体系建设也会受到阻碍。这些新的高新生命科技的运用昭示着现行法律制度的变革。本章第二部分指出,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们集中体现在,高速发展背后的社会秩序危机、悖离生命伦理、激发权益冲突等方面。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带来的社会福祉,其实与社会秩序危机并存。高新生命科技的应用最主要的影响是对当代法治实践带来了相当大的新的要求和挑战。法治发展进程中如果不加强对这一领域行为的规制,就会产生负面的累积效应,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状态。秩序的存在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必要条件。秩序是由法律来创造的,虽然它首先表现在形式上。法律是秩序的象征,同时它也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消除社会混乱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当代社会,大量的此类科学技术被不当使用,与此同时又存在法律制度的相对滞后,有些方面不能适应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出现法律规制失利的状况,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风险因素剧增。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高新生命科技在发展中经常悖离生命伦理。法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给予混乱无序的人类社会活动一定的范式和结构。这一论断在当代法治社会中是社会和谐与社会秩序良好的理论源泉。法律所追求的良好的社会治理状态就是通过法律规则的调整机能发挥作用,阻止社会出现混乱的无秩序状态。目前,无论是在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还是在安乐死的运用上,以及在人工授精科技应用方面都出现了违背生命伦理的情况。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还激发了新兴权益的冲突。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法律权利的增加或者减少,以及发生变化,都是根据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社会发展是法律制度变迁的动因。社会结构和发展形势的变化导致社会发展中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跟随于此而发生变化。利益的分化、多样化甚至冲突,促进了法治进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制度设计的变化。这一过程也催生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新兴权利的生成,它是高新生命科技相关权利产生的根本动因。社会关系主体的利益冲突和不平衡导致了多元权利的诉求和矛盾。究其原因在于代孕、克隆、冷冻精子和卵子以及人兽生命体试验等高新生命科技践行方法对法治提出了新的权益主张。这些权益诉求在法律规则层面上是相对较新的领域,超出了原有法律规制的领域,给法律规制提出了新的议题。在风险社会状态下,涵盖着每一个社会群体和个体对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各种利益的斗争,这些利益往往都处于一种可能被侵害的状态。这些风险社会中的多元权益冲突需要法律规范加以规制。第二章高新生命科技应用风险及法律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本章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增加社会风险,并且指出法律在风险防控中的主导地位。文中进一步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风险之分类,以及这些风险的非估量性、隐蔽性和社会普遍性特征。在具体的风险方面,本文按照风险影响的小范围再到大范围,依次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发展对公众个体权益的侵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威胁和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从研究高新生命科技发展形成的风险中,探索相关风险防控的实施路径。从而得出,道德对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具有局限性,而法律对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具有明确性和规范性,以及法治发展对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具有建构性和全面性。基因技术滥用的风险、人工生殖技术滥用的风险以及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的风险潜移默化地存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或隐蔽或突出,或大或小,距离人们的生活或近或远。如果我们对风险因素不加以控制就会导致广泛性危害结果的发生。高新生命科技的不当使用有可能导致社会发展风险因素的增加,这与它在社会进程中的地位是成正比例关系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高新科技飞速发展下引起的常态内容,而不是突发的应急性内容。特别是高新生命科技的异军突起,使得社会原有的理念和格局发生深刻变迁,导致了社会整体性的灾难发生概率急剧上升。高新生命科技会形成技术风险。在高新生命科技的运用中,当代医学已经将人的个体差异进一步降低,在生理层面上,越来越将人体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生理和生化的过程。如果不合理或者没有实质有效的约束机制,很可能会使高新生命科技的负面影响逐渐放大,形成技术风险。高新生命科技会形成人伦风险。在技术进步浪潮中,人类在经历技术革新与伦理困境存在的严重紧张关系之后,愈加应当重视技术革命带来的人伦风险。我国在法律规定上明令禁止商业代孕,也是出于伦理考量进行的法律制度设计。如果代孕技术得以滥用,就会导致传统的亲子之间的人伦关系被打破,从而加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危机,造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混乱。高新生命科技也会形成安全风险。当代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于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带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也即高新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正比例因果关系。与此相反,有些伦理性的问题会随着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变得更加突出,对历史沿革中形成的伦理体系有较大的冲击。当今社会整体上已经形成了唯科技论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扭转,导致其毫无节制地被滥用,势必对人类整体的安全构成威胁。高新生命科技发展对公众个体权益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侵害个体生命健康权益方面和个体隐私权益方面。虽然目前的中国法律禁止代孕,但是,人们还是想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借腹生子的利益。通过高新生命科技进行代孕的行为其实就是代孕母冒着生命健康受损害的风险,为委托人怀孕生子,并且在分娩以后,将婴儿送给委托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伤害的是代孕母的妊娠反应、流产等自身的生命健康,直接损害代孕母的生命权、健康权。基因信息权利中的基因隐私权属于公民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包括基因隐私在内的公民权利之间产生冲突之时,就要依靠人类社会逐步建构形成的各项制度去解决。但是,由于高新生命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对其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尚不足以全面地估量和全面地把握。法律规范的发展相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有滞后性,致使公民的个人信息被不当获得和利用的情形时有发生,对公民的隐私权利构成威胁。高新生命科技发展也会对社会构成威胁。高新生命科技成果的滥用和以社会财富的多少来占有高新生命科技资源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结构形成威胁,动摇社会结构平衡发展的基础,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此外,在法治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出现非法转让、买卖生命资源的非法行为,为他人滥用高新生命科技提供了条件,也形成了滋生违法、犯罪行为的频发领域,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在当代风险社会法治中,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就是维护公民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我们宜采取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和进化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融合的优化路径,兼采二者的合理成分,发挥建构理性主义的思路,积极推进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法律制度的构建。实现更高层次的法律制度创新和维护高新生命科技发展中的相关权利。这能够防止高新生命科技成果的滥用,规制社会资源的不合理的分配方式,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基于此,我们应当运用法律手段,对高新生命科技发展领域进行调整。因为道德防控具有其内在局限性。社会共同体在规模小、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的时候,由伦理、道德来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是自发的,也是足够的。但是,它不足以解决当下高新生命科技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纷繁多杂的问题。法律要求严格的、具有约束力的和系统性的解释和执行,在这一方面法律也较之于道德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法治调整是法律调整的高级形式。在法治环境中,强调了以权利保护为根本目的。法治保障人类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它具有全面性和建构性。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放置在法治环境中进行调整是当代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发展是全人类的事业,高新生命科技法治是人类共同探索治理风险和克服困境的应对策略。第三章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对传统法的冲击。本章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利益冲突以及法律规制在平衡利益冲突中的作用。文中分析了传统法对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的困境。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应对高新生命科技冲击的应有原则。在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诸种利益存在矛盾之处,冲突频发。我们欲在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中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设定各方权利义务,首先就要弄清利益冲突的类型。首先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其次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这其中包括个人与研究开发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特殊的平等主体间利益冲突也存在于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突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在其“序言”中明确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要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从该协议确定知识产权为私权,也就确立了整个协议保护的基本立场,这对于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平等主体间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权利主体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权利一律平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TRIPs协议在加强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导致利益再分配失灵,最终进一步加剧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PEX国际（PEX International）模式正在兴起,对摩尔案件的讨论和PEX机制的成功运行就说明在处理个案中不能对人格权和财产权进行非此即彼的区分,而必须在当代法治环境中的利益保护方面注重社会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我们只有分析了高新生命科技应有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才能深入研究传统法对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的困境。由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带来的权利研究和保护问题进一步地显现了出来。新生事物在属性上往往存在模糊之处,难以对其在法律层面加以定性,因而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绝非易事。权利保护难题的案件也将会激增。现阶段的法治进程中,权利保护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固有观念的保守、立法滞后和权利理论研究不足。权利的生成和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观念加以支撑。除了学界关注高新生命科技发展比较多之外,在整个社会固化的观念中,生命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重要性并不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反过来也影响了学界探索高新生命科技相关权益的积极性。此外,由于立法方面较之于高新生命科技的高速发展凸显出滞后性,相关法律规制体系尚未完备,权利保护体系尚未完善,导致高新生命科技相关权利保护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显现。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范式遵循主体性哲学的进路,按照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人格与财产、人与物的二元对立逻辑结构开展研究。但是,由于以基因技术应用为代表的高新生命科技所引发的新兴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上形成的二元结构,权利理论的范式难以解释新问题,使得法律规制出现空白,相关权利保护出现问题。在现代商业的推动下,人的基因更加具有独立性、财产性和应用性的特征。此时,二元论的理论架构变得相对落后,形成既内在又外在,既是人格又是财产的“人身综合化”状态。解决权利保护问题的出路应当在于权利理论的范式转换,对法律研究的主客二元范式加以局部地更新。在应对高新生命科技对传统法的冲击问题上,应有原则包括:人类利益至上原则、社会公平原则、全面保障人权原则。人类利益至上原则是科学技术发展中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高新生命科技的应用的调整,需要国际法调整与国内法调整两者相结合。特别是在国际法领域,需要达成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以体现人类利益至上原则。在社会公平原则方面,我们要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只有在当代综合性地把握社会公平原则才能在法律制度设计和应用中应对新问题。全面保障人权的方式是通过立法方式把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的权利,把人权转化为公民权,人权才能得到真正地落实。人权的法律设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宪法中直接加以规定,但宪法中的规定仍然比较宽泛或者有些具体权利尚未在宪法中规定。另一种是在具体部门法中直接加以规定。在部门法中直接加以规定,优点在于比较全面和详细,能够应对具体的权利保护问题。实定法的明确规定为全面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就目前我国的法治现状而言,上述三个应然原则体现得不明显,甚至是缺失的状态。第四章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本章的第一部分对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权利进行了总体分析,主要分析了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知识产权与传统法学理论中的相应权利不同之处。本章的第二部分是对基因平等权、基因隐私权、基因公开权、人工生殖子女的知情权、器官移植中的自主决策权等新颖权利的研究,并且对这些权利,提出了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设计构想。在人格权的发展方面,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条件下的人格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会随着新的人格利益的不断涌现进一步得到扩充。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进步,新兴权利的崛起和伦理准则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法律科学重新审视新生事物,逐步地在权利的运用上扩展到允许公民将自身的身体组成部分在合法合理（治疗有关的情形）的前提下转让给有需要的公民。这种法律规制上的变迁,体现了对于公民支配权的保护。高新生命科技研发与应用对人格权的影响也体现在人身自由权的发展上。在当代法治背景下,法治的主要任务是强调积极的自由,主动在立法机制上对风险社会可能引发的新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设计,积极规定公民在当代社会事务中享有的一系列权利,逐步从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过渡。在身份权的发展方面,由于人工生殖技术的应用使得生育成为人类能够精确掌控的事物,是人类能够控制和利用的手段。这使得人类对有性生殖概念和方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身份关系上分析,贡献卵子的妇女没有生育下一代子女,代理母亲所生子女的身份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发展,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准则等规范,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给法律规制代孕行为提出了新的难题。此外,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进步使得婚姻法上规定的不宜结婚的疾病范围逐步缩小,以前被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被根本治愈,使许多不能形成的婚姻关系能够在当代缔结为合法的婚姻关系。第三,当代高新生命科技的发达也为同性婚姻提供了医学上的依据。原因之一在于高新生命科技对同性恋的新的认知。如果要对同性恋者婚姻的权利加以规定,则应当在《婚姻法》和相关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只有同性婚姻权利得到确定的情况下,同性婚姻关系才能得到确立,同性恋者的身份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高新生命科技研究和应用,在医学上对同性恋群体重新加以客观地评价,这对纠正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偏见,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财产权的发展方面,高新生命科技推动了物权和债权的发展。人体器官或组织的所有权具有特殊性。它可以分为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两个方面。从积极权能角度而言,主要是指权利人对自己器官或组织的占有、处分和使用的权能。但是,所有权中应当包含的收益权能基于器官移植的捐献性质以及人的尊严的特殊性,则不宜归入此处的所有权范畴,以区别于传统法治理论中的所有权。从消极权能角度而言,主要是排除他人对人体器官或者组织的非法获取或侵害。由于所有权属于绝对权,权利人排除他人的非法干预主要依据就是法律赋予所有权人的物上请求权。所有权人可以依据物上请求权对非法获取或侵害其所有物者请求返还。对于妨害其所有权者,得请求除去。这就是物上请求权所起的作用。但新的问题是,如果被非法获取的人体器官或者组织已经成功植入到第三人的人体中,则无论该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原所有权人均不得行使返还请求权。因为,原所有权已经不复存在,该人体器官或者组织已经属于第三人人格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保障第三人人格的完整性,原所有权人不得主张以上权利。在债权发展方面,高新生命科技对侵权之债具有影响。人格权在高新生命科技发展的环境中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格权作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被纳入到侵权法中,当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如果与财产权发生冲突,人格权显然比财产权更加重要,应当受到优先保护。这体现了当代侵权法乃至整个法治理论中,把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的完整性置于优先保护地位的价值取向。此外,买卖胚胎行为,代孕行为、器官克隆行为、器官移植、人体试验等,有些侵权行为还损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知情权、名誉权。新型侵权行为已经成为法治发展中的严峻问题,这也是当代侵权之债立法研究的重要方面。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对知识产权也有促进作用。它拓展知识产权客体和深化知识产权伦理。高新生命科技突破了生物间的种间、属间甚至界间的界限。对于传统知识产权来讲,一物一权的传统民事法律理论能够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而且权利的归属有完善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但是对于高新生命科技的快速发展而言,现有法律的调整能力就显得杯水车薪。另外,在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中,一些科研工作是对客观实在的揭示,显然属于科学发现,所以不能被授予专利。但是,人体生物客观实在的筛选和技术处理,以及高新生命科技处理后的临床应用技术成果,则应当被认为是可以授予其专利权的科技发明创造。这是知识产权法积极地将高新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成果纳入调整范围的体现,其适应了未来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建设的需要。从高新生命科技发展的主要领域而言,应当对基因权利再认识。首先是基因平等权,它包括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其次,在基因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方面,必须确立基因隐私权的权利边界。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权利和利益都必须要相互得到维护。第三,基因公开权在基因科技应用中是一项新兴的权利。基因公开权作为基因人格权的一项子权利,是一种积极的人格权。基因公开权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利。基因公开权具有巨大的财产价值,它反映了基因人格权的商业利用价值。这一系列基因权利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在人工生殖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发展方面,人工生殖子女的知情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利。本文作者认为,捐精者的身份应当予以保密,保密的方式宜采取“双盲原则”。关于代孕母堕胎权的问题,未来的《中国人工生殖法》应当规定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签订代孕契约,根据契约形成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契约双方当事人应当将堕胎权的相关问题条款写入代孕契约,对缺乏法定堕胎条件的任意堕胎行为加以禁止,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堕胎行为进行处罚,防止堕胎行为的随意性。在代孕母怀孕之后,代孕母不享有任意解除权,而只能在法定情形下才享有终止代孕契约的权利。在人体器官移植应用相关权利发展方面,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患者的知情权,只是通过规定医生的告知义务间接地表达患者所享有的知情权。本文认为可以考虑两条解决进路。一条进路是以宪法权利视域去研究供体知情权,另一条进路是民事权利视域去研究供体知情权。本文倾向于在目前情境下,最重要的是,首先采取民事权利规制范围内对知情权进行研究和完善的路径。此外,人体器官移植中的自主决策权具有内在界限和外在界限之分。自主决策权的内在界限针对的是权利主体自身决定的自主性,实现自我意识的正当性。外在界限应对的是当事人的身体要素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维系现实社会关系的正当性。第三,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中的隐私权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对器官移植过程中的隐私权进行专门规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当设立器官移植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对此,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法律制度设计方案。本文最后的结语部分,强调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与当代法治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高新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法律规制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突出。为此,我们不能忽视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领域的法律规制问题和权益保护问题。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应以立法为核心进行构建。针对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引起的技术风险、伦理风险和安全风险进行立法,是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性新要求。因此,我们要对高新生命科技相关立法进行合理规划,并且对高新生命科技法进行体系性建构。高新生命科技立法应与伦理相结合,前者的理论发展动力来源于生命伦理。高新生命科技法和生命伦理是相伴相生的交融关系。最后本文还根据我国法治发展现状,提出了今后的法治建设中,加强以权利保护为核心,进行深入构建的思路。
王长武[6]（2016）在《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口语交际中互动的双方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手段引述对方话语,并以此回应对方,表达对对方话语的态度和认识,这样形成的引述回应格式,是一种特殊的应答形式,其性质、特征、功能等与传统的引述有很大的不同,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否定性引述回应现象的探讨上。本文借鉴互动语言学理论、框式结构理论、引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于大规模汉语语料的支持,采取会话分析与语法分析、穷尽描写与充分解释、共时研究与历时考察、系统论述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的手段,对汉语中的引述回应格式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和分析。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述回应格式的系统研究。从整体上对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范围与类别,结构与功能等进行考察,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分为三节,第一节对引述回应格式做了界定;第二节讨论了引述回应格式的本质特性;第三节从形式、意义和语用三个视角考察引述回应格式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二章讨论引述回应格式的范围与类别,首先从直述与引述的分野对引述回应与直述回应进行了范围上的界定;其次将汉语口语中常见的引述回应格式划分为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以及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三大类别。第三章以框式结构理论为基础分析引述回应格式的结构特征,首先分析了引述回应格式的结构类型;其次考察了作为框式结构的引述回应格式的固定部分;最后重点讨论了引述回应格式可变部分的来源、句法表现以及特征。第四章认为引述回应格式既能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同时还可以通过引述话语关联上下话轮内容,因而其语用功能表现为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两个方面。第二到第四个部分共分七章,分别对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和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进行个案探讨。第二个部分讨论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X就X”和“可不X”。第五章在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汉语口语表达中的常见格式“X就X”界定为引述回应格式,并从句法、语义和语用角度对之进行了描写与解释,最后考察了“X就X”格式的起源与演变。第六章考察“可不X”格式的特点与功能,并对“可不X”格式的历时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最后综论了“可不”的由来。第三个部分讨论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1”和“你是说X”。第七章突破前人的定论,认为“什么”不仅在表示否定时可以引述别人的话,表示质疑时也可以引述别人的话,接着比较表质疑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1”和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2”的异同。第八章分析“你是说X”格式的引述方式,讨论引述回应标记“你是说”的发展演变,并考察其会话交际特征。第四个部分讨论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你才X”“什么X2”“X你个头”等。第九章考察引述回应格式“你才X”的内部特点、语义特征、情感倾向、会话模式以及立场表达功能。第十章分析了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2”的句法、语义特点和话语功能,最后重点讨论其固化动因和机制。第十一章看到“X你个头”“X你妹”“X个鬼”等格式所具有的相同点,讨论了这类格式的否定义表达特点和机制,最后讨论了“X你个头”类格式之间的差异。最后是结语,对本文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创获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反思了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张传霞[7]（2014）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文中指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电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收获加拿大本土和国际众多文学奖项,有“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之称。纵观阿特伍德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论者把这一创作特色定义为“经典重构”。本论文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结合经典论争的讨论,考察阿特伍德作品主题与“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阿特伍德以“经典重构”的叙事策略成功地表达了“生存”的主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潮流。20世纪后期这些文艺理论的共同核心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权威的颠覆。在此背景下,作为承载了权威、典范、永恒等品质的文学经典,成为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考察“经典化”的过程出发,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完全是根据其美学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通过考察传统西方文学经典,人们发现入选的都是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即作者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决定了经典之列的被包含或被排除。因此所谓经典其实是权力等外因操控与建构的结果,带有种族歧视、男权中心、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裔、女性、劳动阶层的边缘化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典成为社会权力合法化的合谋。可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场。阿特伍德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她的“政治性”是一种权力意识,本质上是对边缘与中心位置重新排列的兴趣。阿特伍德“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是作品传达的“生存”主题。“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里具有多重内涵,具体来说,即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生存、加拿大民族在英国和美国双重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尴尬生存、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里前景堪忧的生存。概括来讲,就是女性生存、民族生存、人类生存。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传统的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二元对立模式中,显然处于边缘、下层的位置。重构“中心”、“权威”代表的文学经典,为实现阿特伍德寻求的边缘事物到中心从而实现“生存”的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合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阿特伍德修正了男权中心下的女性神话,把女性从“神”的位置上解救下来还原其作为独立的人的真实面目；改变了英美帝国中心下的“附庸”加拿大民族形象,以文学想象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批判了人类中心思想下人类对自然的践踏,对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类发出预警。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首先从阿特伍德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经典“前文本”入手,梳理了“经典重构”、阿特伍德的“政治性”与“生存”主题的关系,进而指出“经典重构”是阿特伍德传达“生存”主题的叙事策略,即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女性、加拿大民族、自然借文学形式得以发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对文学资源选择性地再利用。第二节是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国内外阿特伍德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目标：从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叙事表层入手,深挖“生存”主题的表达。第一章分三节阐述了关于“经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典”辨析。通过辨析中外“经典”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指出经典背后隐藏的权力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经典论争”。围绕“经典化”问题形成了“扞卫经典派”和“拓宽经典派”两大阵营。“扞卫经典派”以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坚持认为经典本身具有的审美品质是构成经典的本质要素。“拓宽经典派”认为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主张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精英标准,拓宽经典,纳入更多女性、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第三个问题是“经典重构”。通过对重写、改写、重述、反写、重构几个相近概念的辨析,指出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后现代语境意义。第二章题为“女性神话的重述”,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女性生存主题的表达。该章首先指出女性在传统文学经典中是以要么“天使”要么“女妖”的两极化形象而存在的,表明女性只是男性以自我存在为参照建构出来的“神话”,本质上反映了女性无言的生存处境。阿特伍德通过赋予文学经典中的女性以话语权,颠覆了男性建构的“女性神话”,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章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母亲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了阿特伍德笔下所呈现的女性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性。第一节“女性与男性”论述了异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分两小节分别从“语言”和“身体”的角度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的反抗。第二节“女性与自我”与第三节“女性与母亲”探讨了同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论述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对女性身份的抗拒与认同。第三章题为“民族史诗的重唱”,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民族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史诗”这一古老文学体裁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造成的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建构民族身份的努力就是为加拿大谱写“民族史诗”。本章分两节从两个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为寻求加拿大民族生存采取的策略。策略一：召唤“幽灵”,阿特伍德通过梳理本国文学经典、寻找本国文化祖先,树立加拿大的文化自信,从而建构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策略一对抗的是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身份建构的影响,阿特伍德通过写作代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评论专着、塑造苏珊娜·穆迪为加拿大人原型、追认加拿大土着居民为祖先,表明加拿大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力图解决加拿大民族的“异乡人”之感。策略二：心灵“去魅”,阿特伍德通过构建施害（美国）／受害（加拿大）模式,塑造“施害者”的美国形象,对这一帝国中心进行“反写”。“美国人”在阿特伍德笔下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它与国别的关系不大,而是具有破坏力、征服欲和善于使用现代工具的一类人（尤其是男性）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塑造反面的美国人形象,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而是体现了她对加拿大社会现实乃至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反思。第四章题为“创世纪的再创”,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人类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权力,而忽视了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前景。阿特伍德通过戏拟的一系列“恶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创世纪”故事,把人类毁灭的图景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期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起到预警作用,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章分三节重点分析了《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债与偿》四个文本,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不同角度的思考。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提升。为弱势事物“寻找位置”是贯穿阿特伍德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女性、加拿大与自然在传统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均处在弱势的位置上。如何让这些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事物获得应有的位置,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把非主流事物带到中心,目的并非取代而是获得和谐平等的地位。阿特伍德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非中心的女性、加拿大和自然得以“幸存”,也获得了“生存”应有的尊严。
高艺[8]（2013）在《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时期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对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形式、价值追求、人物塑造等因素的分析研究,探讨新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问题。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呈现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那就是现代化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与乡土小说普遍表现出的“现代性”焦虑。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现代化就被“启蒙主义”者确立为中国富民强国的发展之路,“现代化”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等价值理念成为后来“启蒙主义”者最基本价值追求。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乡土世界长期受封建礼教和道德伦理的控制,广大农民的思想显得愚昧、麻木、无知,中国广袤的乡村因为地处边缘,远离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而显得闭塞、停滞、专制、缺乏活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启蒙主义者”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对传统乡土世界进行了符合“现代性”预设的启蒙主义批判。希望通过“启蒙主义”的叙述,改变中国乡土世界的历史面貌,并把乡土世界引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所以,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大都表现了乡村世界的闭塞、停滞、专制和国民的愚昧、麻木、无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改革、发展、现代成为时代的主题,现代性话语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随着现代化实践由构想变成现实,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世风颓废,这些现代性所固有的弊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断的出现,乡村也在现代性的侵蚀下一步步走向堕落。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情感,如淳朴、善良、勤劳、守信、仗义等传统美德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本色,宁静和谐的乡村被商业时代的喧嚣焦虑所干扰,城镇化使许多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人们的价值观念在金钱的诱惑下变得越来越势力。传统乡土世界的人间真情少了,见利忘义的事多了,奸猾狡诈代替了憨厚朴实,淳朴的民风被商业时代的势力之风刮得无影无踪。现代性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道德失衡,社会文化断裂。文化断裂给社会精神心理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人的精神生活显现出贫乏性,理想塌落,人们丧失心性、真诚、正义、导致了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危机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焦虑,也滋生了反现代性的叙述,整个乡土世界面临着强大的“现代性”压力,随着现代性在乡土世界的深入,乡土世界的社会结构、象征体系、价值规范等不断崩溃。一方面,现代性实践的历史过程不仅没有兑现其当初的解放承诺,而且导致了乡土世界更激烈的震荡,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体系、城市化、市场化带来的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背乡离井,国家权力向乡土世界扩张所带来的乡土传统秩序的解体、暴力冲突和赋税重担；另一方面失序的乡土世界又缺少有效的规范性资源,不仅乡土世界中各种传统的权威性资源失去了规范人们生活的权力,而且新的国家权力又常常因为其失掉了乡土文化的支持而无法为人们所认同。因此,一种强烈的反现代性的情绪在乡土世界弥漫。这种反现代性情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在现代性强大压力下所产生的焦虑感。二是乡土世界对现代性工程产生的无法消除的怀疑。三是乡土世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固然已失去了其主导的地位,但其具有的各种稳定性认同、自足的生活方式、丰富自在的人伦关系等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与浪漫想象中,成为变化的乡土世界永恒的梦之所系,乡土世界面临着被现代化吞没的危险。新时期乡土小说对人性的叩问、对农民心灵的抚慰、对乡土家园的守望、对自然生命力的赞美、对权力异化的批判,都成为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乡土文学叙述元素。在这种叙述里,我们看到了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勇气和力量。总之,本论文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参考了近年来乡土文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回答和论证新时期乡土文学的一些焦点问题。
陈金龙[9]（2012）在《乌干达艾滋病防治运动研究（1982-2011）》文中指出在人类发现艾滋病的30多年间,世界,尤其是非洲被深深地卷入了艾滋病灾难之中。1982年,乌干达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成为较早深受艾滋病影响的非洲国家之一。1986年穆塞韦尼政府成立后,迅速对其作出反应,在乌干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民防治艾滋病的运动。在乌干达社会各方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乌干达的艾滋病患病率从9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到21世纪一直稳定在6%左右,不仅最先在世界上首先将艾滋病患病率上升的趋势逆转,还使得乌干达经历了世界上艾滋病患病率的最大降幅,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文尝试以历史视角从乌干达政府、民众、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层面探索乌干达30年来与艾滋病斗争的发展过程,以期在梳理乌干达艾滋病防治的实践中获取有借鉴意义的启示。本文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非洲艾滋病肆虐的原因及乌干达艾滋病灾难的发展。贫困、动荡的政局、传统习俗及国际社会有限的帮助等都是助长非洲艾滋病蔓延的原因。乌干达从当初乏力的社会应对到穆塞韦尼政府积极的开展艾滋病运动,最终取得了抗击艾滋病的丰硕成果。第二章首先概述穆塞韦尼政府成立前乌干达社会对艾滋病的应对,然后主要论述穆塞韦尼政府成立后组织和领导乌干达艾滋病运动的状况。政府积极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机构调整、多部门防治策略及“ABC”策略的确立及实施、其努力营造的良好防治氛围等都彰显了穆塞韦尼政府在这场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最后分析穆塞韦尼总统本人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第三章着重论述乌干达民众和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的艾滋病防治活动。乌干达民众积极参与同与艾滋病相关的污名与歧视的斗争及大众媒体运动,是整个运动的主力军；乌干达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团体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它们一系列的活动,有效的联络了政府与民众,城镇与乡村,加深了地区间的沟通。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着重阐述乌干达艾滋病防治运动的经验和影响。通过对全文的梳理和总结,在乌干达的艾滋病防治运动中探索其成功经验和教训,找寻乌干达30年的艾滋病防治史中有益的启示。余论部分简要分析乌干达在不利条件下取得的防治成果,指出其仍面临众多的挑战。在乌干达防治艾滋病运动对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影响中进一步探求其防治实践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艾滋病防治的示范性及可改进之处。
郝健磊[10]（2012）在《Vγ1γδT细胞在肿瘤免疫中的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鼠外周的γδ T细胞主要由Vγ1γδ T细胞和Vγ4γδ T细胞两个亚群组成，这两个亚群在多种疾病和免疫应答中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功能。我们前期的工作表明，Vγ4γδ T细胞转输进入TCR δ敲除小鼠时起到保护作用，这一作用是eomesodermin控制的。然而，Vγ1γδT细胞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尤其是Vγ1γδ T细胞和Vγ4γδ T细胞之间是否有相互作用还是未知的。在这一研究中，我们的结果表明Vγ1γδ T细胞在体外和体内都抑制Vγ4γδ 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并且这一抑制作用不需要Vγ1和Vγ4γδ T细胞之间的接触。利用抗IL-4中和性抗体以及IL-4敲除小鼠，我们发现了这一抑制作用的关键分子为IL-4。利用重组IL-4处理体外扩增的Vγ4γδ T细胞时，其NKG2D、IFN-γ和Perforin表达显着下降。最后，在体外Th2条件诱导的情况下，Vγ1γδ T细胞表达明显更高水平的GATA-3这一转录因子。所以，我们的结果首次表明Vγ1γδ T细胞通过不依赖细胞接触以及依赖IL-4的机制抑制了Vγ4γδ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选择性地阻断这群调节性的Vγ1γδ T细胞可能对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帮助。
二、新千年:人类还能生育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千年:人类还能生育吗?（论文提纲范文）
（1）不育男性遗传学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及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第1章 绪论 |
| 1.1 染色体异常 |
| 1.1.1 染色体数目异常 |
| 1.1.2 染色体结构异常 |
| 1.1.3 染色体多态性 |
| 1.2 染色体亚显微结构异常 |
| 1.2.1 Y染色体亚显微缺失 |
| 1.2.2 gr/gr缺失 |
| 1.3 X染色体连锁和常染色体基因突变 |
| 1.4 遗传学检测异常不育男性生育需要考虑的问题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主要仪器与试剂 |
| 2.1.1 主要实验仪器 |
| 2.1.2 主要实验试剂 |
| 2.2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研究方法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精液常规检测 |
| 2.3.2 血清生殖激素检测 |
| 2.3.3 染色体核型分析 |
| 2.3.4 AZF微缺失检测 |
| 2.3.5 遗传咨询 |
| 2.3.6 IVF、ICSI促排卵及卵子获得 |
| 2.3.7 精子的获得及优选方法 |
| 2.3.8 IVF、ICSI授精方法 |
| 2.3.9 胚胎培养与胚胎评估 |
| 2.3.10 胚胎移植及妊娠检测 |
| 2.3.11 患者随访 |
| 2.3.12 观察指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
| 2.3.13 统计学方法 |
| 第3章 不育男性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研究对象分组 |
| 3.2 结果 |
| 3.2.1 不育男性染色体核型异常分析 |
| 3.2.2 染色体核型异常与不育男性精液质量分析 |
| 3.2.3 染色体核型异常不育男性的IVF/ICSI妊娠结局分析 |
| 3.2.4 染色体核型异常不育男性的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不育男性人群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检出率及异常类型 |
| 3.3.2 不育男性染色体异常类型与精液质量 |
| 3.3.3 染色体异常与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的关系 |
| 3.3.4 染色体多态性与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的关系 |
| 3.3.5 染色体异常与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的关系 |
| 3.3.6 染色体多态性与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的关系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不育男性AZF微缺失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 |
| 4.1 研究对象 |
| 4.1.1 研究对象分组 |
| 4.2 结果 |
| 4.2.1 不育男性AZF微缺失情况分析 |
| 4.2.2 AZF微缺失与不育男性精液质量分析 |
| 4.2.3 AZF微缺失不育男性的IVF/ICSI妊娠结局分析 |
| 4.2.4 AZF微缺失不育男性的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分析 |
| 4.3 讨论 |
| 4.3.1 AZF微缺失与精液质量 |
| 4.3.2 AZF微缺失与IVF/ICSI实验室及妊娠结局的关系 |
| 4.3.3 AZF微缺失与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的关系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不育男性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 |
| 5.1 研究对象 |
| 5.1.1 研究对象分组 |
| 5.2 结果 |
| 5.2.1 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检出率 |
| 5.2.2 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的不孕夫妇基本资料分析 |
| 5.2.3 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的不育男性行IVF/ICSI妊娠结局分析 |
| 5.2.4 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与IVF/ICSI分娩及子代出生结局分析 |
| 5.3 讨论 |
| 5.3.1 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检出率 |
| 5.3.2 AZF微缺失与染色体核型异常的关系 |
| 5.3.3 AZF微缺失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与IVF/ICSI结局的关系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因素研究 |
| 6.1 研究对象 |
| 6.2 研究方法 |
| 6.3 研究结果 |
| 6.3.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
| 6.3.2 健康活产结局的单因素Logistic分析 |
| 6.3.3 多因素Logistic分析与健康活产结局相关的独立因素 |
| 6.3.4 健康活产结局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6.3.5 健康活产结局风险评估模型的评价 |
| 6.3.6 预测健康活产概率的列线图 |
| 6.4 讨论 |
| 6.4.1 女方年龄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2 男方年龄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3 体重指数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4 不孕年限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5 AFC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6 获卵数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7 优质胚胎数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8 子宫内膜厚度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9 移植周期类型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10 移植胚胎类型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11 精液质量与IVF/ICSI活产结局的关系 |
| 6.4.12 不育男性IVF/ICSI健康活产相关因素分析及构建风险评估模型的意义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创新点及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从性别对立到差异论出场 |
| 1.1 男权理论和现实的清算 |
| 1.1.1 精神分析学中的男权 |
| 1.1.2 哲学中的男权 |
| 1.1.3 现实社会秩序中的男权 |
| 1.2 女权理论及取向辨正 |
| 1.2.1 对性别对抗的解读 |
| 1.2.2 对性别平权的认知 |
| 1.2.3 对性别关系前景的态度 |
| 1.3 差异论出场及其显要地位 |
| 1.3.1 差异论出场 |
| 1.3.2 差异论显要地位 |
| 第二章 差异论真蕴及其致思指向 |
| 2.1 差异的基本涵义 |
| 2.1.1 性别生理/机体差异 |
| 2.1.2 性别心理/气质差异 |
| 2.1.3 性别社会差异 |
| 2.1.4 性别文化差异 |
| 2.2 差异的基本特点 |
| 2.2.1 客观性 |
| 2.2.2 历史性 |
| 2.2.3 具体性 |
| 2.2.4 相对性 |
| 2.3 差异论致思指向 |
| 2.3.1 思考女性主义理论悖论 |
| 2.3.2 思考性别对抗现实 |
| 2.3.3 思考社会政治趋向 |
| 2.3.4 思考女性主义发展未来 |
| 第三章 差异论与两个主体 |
| 3.1 男权和女权都等于非主体 |
| 3.1.1 男权主体批判 |
| 3.1.2 女权主体反思 |
| 3.2 两个主体的差异论基础 |
| 3.2.1 两个主体的“他者主体” |
| 3.2.2 两个主体的心理/思维特点 |
| 3.2.3 两个主体的“间隔项” |
| 3.2.4 两个主体的同时在场 |
| 3.3 两个主体的自我建构 |
| 3.3.1 男性主体的自我更新 |
| 3.3.2 女性主体的自我建构 |
| 第四章 差异论与性别平等 |
| 4.1 男权女权对性别平等的背离 |
| 4.2 性别平等的真实内涵揭示 |
| 4.2.1 性别主体身份的平等 |
| 4.2.2 性别基本权利的平等 |
| 4.2.3 性别意识的平等 |
| 4.2.4 家庭性别角色及关系的平等 |
| 4.3 追求性别平等的正确方式 |
| 4.3.1 立足自身实际追求平等 |
| 4.3.2 发挥自身优长追求平等 |
| 4.3.3 通过互补包括舍弃追求平等 |
| 4.3.4 在动态发展中追求平等 |
| 4.4 确立性别平等的现实尺度 |
| 第五章 差异论与女性文化 |
| 5.1 从“女神”崇拜到女性文化建构 |
| 5.2 女性文化的内在结构 |
| 5.2.1 女性文化的差异论基础 |
| 5.2.2 女性文化的“女性愉悦”价值 |
| 5.2.3 女性文化的女性谱系主轴 |
| 5.2.4 表达方式——“女人腔” |
| 5.3 女性文化的伦理价值 |
| 5.3.1 重构性别差异的时空观 |
| 5.3.2 社会文化的“缺失”与“在场” |
| 5.3.3 “我对你有爱”的伦理定位 |
| 第六章 从差异论导向和谐 |
| 6.1 超越二元对立的桥梁 |
| 6.2 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 |
| 6.2.1 现实基础 |
| 6.2.2 性别和谐的自然伦理 |
| 6.2.3 性别和谐的主体担承 |
| 6.3 多元和谐的前途愿景 |
| 6.3.1 性别和谐的扩展放大 |
| 6.3.2 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性 |
| 6.4 把目光投向东方智慧 |
| 结语 |
| 附录 ：伊丽佳蕾学术成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3）江西风景油画发展现状的梳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意义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意义 |
| 第2章 江西风景油画的发展概述 |
| 2.1 江西风景油画的发展历程简述 |
| 2.2 江西风景油画特征分类及表现 |
| 第3章 江西风景油画发展的背景及影响要素 |
| 3.1 中国风景油画“大环境”的影响 |
| 3.1.1 国内主要思潮的冲击 |
| 3.1.2 传统艺术精神的影响 |
| 3.1.3 现代主义形式语言的影响 |
| 3.2 江西地域传统文化底蕴的影响 |
| 3.2.1 山水田园文人精神 |
| 3.2.2“道”的影响 |
| 3.2.3“禅宗”的影响 |
| 3.2.4 民居建筑因素 |
| 3.2.5 民俗文化因素 |
| 第4章 江西风景油画的意象化面貌 |
| 4.1 意境美与诗意的表达 |
| 4.2 本土文化的图式呈现 |
| 第5章 江西本土艺术资源及活动状况 |
| 5.1 艺术机构及展览交流活动 |
| 5.2 作为创作源泉的写生活动 |
| 第6章 江西风景油画的发展趋势及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托马斯·曼三部长篇小说的疾病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创新点 |
| 第1章 托马斯·曼疾病书写的内涵 |
| 1.1 家族没落的象征 |
| 1.2 个体自我的重新发现 |
| 1.3 德国命运的隐喻 |
| 第2章 托马斯·曼疾病书写中艺术观念的演变历程 |
| 2.1 艺术气质和市民生活的对立 |
| 2.2 生死徘徊中的另类艺术家 |
| 2.3 艺术家与社会生活的融合 |
| 第3章 托马斯·曼疾病书写的成因 |
| 3.1 疾病：走向真正的人 |
| 3.2 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 |
| 3.3 自传性的创作观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高新生命科技的兴起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的崛起及其社会价值 |
| 一、高新生命科技的概念演进 |
| 二、高新生命科技的主要特征 |
| 三、高新生命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
| 第二节 高新生命科技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秩序危机 |
| 二、悖离生命伦理 |
| 三、新兴权益冲突 |
| 第二章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风险及法律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风险综述 |
| 一、高新生命科技滥用的社会风险 |
| 二、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风险分类 |
| 三、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风险特征 |
| 第二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具体风险 |
| 一、对公民个体权益的侵害 |
| 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威胁 |
| 三、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 |
| 第三节 法律在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中的主导地位 |
| 一、道德对风险防控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
| 二、法律对风险防控的明确性和系统性 |
| 三、法治对风险防控的建构性和协调性 |
| 第三章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对传统法的冲击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利益冲突 |
| 一、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
| 二、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
| 三、法律规制在平衡利益冲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传统法应对冲击的价值理念缺失 |
| 一、人类利益至上原则 |
| 二、社会公平原则 |
| 三、全面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传统法对权益保护的局限性 |
| 一、传统法的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方式 |
| 二、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的困境 |
| 三、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权利的总体分析 |
| 一、人格权——扩展人格利益和人身自由 |
| 二、身份权——冲击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 |
| 三、财产权——限缩物权适用和更新债权制度 |
| 四、知识产权——拓展知识产权客体和深化知识产权伦理 |
| 第二节 基因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一、基因平等权 |
| 二、基因隐私权 |
| 三、基因公开权 |
| 第三节 人工生殖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一、生育权 |
| 二、人工生殖子女的知情权 |
| 三、代孕母的堕胎权 |
| 第四节 器官移植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一、知情权 |
| 二、自主决策权 |
| 三、隐私权 |
| 结语 |
| 一、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与当代法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
| 二、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应以立法为先导进行建设 |
| 三、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立法应与生命伦理紧密结合 |
| 四、加强以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构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对象 |
| 0.2 研究意义 |
| 0.3 文献综述 |
| 0.3.1 关于引述 |
| 0.3.2 关于回应 |
| 0.3.3 关于引述回应 |
| 0.3.4 研究述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内容安排 |
| 0.6 语料来源 |
| 第一篇 理论框架：引述回应格式概述 |
| 第一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 |
| 1.1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
| 1.1.1 研究回顾 |
| 1.1.2 引述的定义 |
| 1.1.3 口语中引述的类型 |
| 1.1.4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
| 1.2 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 |
| 1.2.1 主观性 |
| 1.2.2 互动性 |
| 1.3 引述回应格式的特征 |
| 1.3.1 凝固性 |
| 1.3.2 不可推导性 |
| 1.3.3 语境依赖性 |
| 1.3.4 灵活性 |
| 1.3.5 高频性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范围与类别 |
| 2.1 引述回应格式的范围 |
| 2.1.1 直述与引述 |
| 2.1.2 直述回应与引述回应的分野 |
| 2.1.3 引述回应格式的专用与兼用 |
| 2.2 引述回应格式的类别 |
| 2.2.1 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 |
| 2.2.2 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 |
| 2.2.3 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框式结构 |
| 3.1 引述回应格式的结构分析 |
| 3.1.1 单项单框式 |
| 3.1.2 双项单框式 |
| 3.1.3 单项双框式 |
| 3.2 引述回应格式的固定部分 |
| 3.2.1 引述标记的作用 |
| 3.2.2 引述标记的类型 |
| 3.3 引述回应格式的可变部分 |
| 3.3.1 引述话语的来源 |
| 3.3.2 引述话语的句法表现 |
| 3.3.3 话语引述的方式 |
| 3.3.4 话语引述的连续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引述回应格式的语用功能 |
| 4.1 引述回应格式的人际功能 |
| 4.1.1 正面立场表达 |
| 4.1.2 负面立场表达 |
| 4.1.3 立场表达特点 |
| 4.2 引述回应格式的篇章功能 |
| 4.2.1 语篇衔接 |
| 4.2.2 话题调控 |
| 4.2.3 话轮处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二篇 个案探讨：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 |
| 第五章 引述—确认：表慷慨认同的引述回应格式“X就X” |
| 5.1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
| 5.2 “X就X”格式的句法语义特点 |
| 5.2.1 “X”的句法语义表现 |
| 5.2.2 “X就X”格式的基本语义 |
| 5.3 “X就X”格式的话语功能 |
| 5.3.1 立场表达 |
| 5.3.2 互动标记 |
| 5.4 “X就X”格式的起源及演变 |
| 5.4.1 “X就X”格式的起源 |
| 5.4.2 “X就X”格式形成的动因 |
| 5.4.3 “X就X”格式的演变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反诘到肯定：表强调认同的引述回应格式“可不X” |
| 6.1 “可不X”格式的特点和功能 |
| 6.1.1 “可不X”格式的特点 |
| 6.1.2 “可不X”格式的功能 |
| 6.2 “可不X”格式的历时考察 |
| 6.2.1 表反诘的“可不X” |
| 6.2.2 表感叹的“可不X” |
| 6.2.3 表陈述的“可不X” |
| 6.2.4 引述回应格式“可不X”的形成 |
| 6.3 “可不”的由来综论 |
| 6.3.1 由引述回应格式“可不X”省缩而来的“可不” |
| 6.3.2 由引述回应格式“可不是X”省缩而来的“可不是” |
| 6.3.3 “可不是”与“可不”的共性与差异 |
| 6.3.4 “可不是”与“可不”的合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三篇 个案探讨：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 |
| 第七章 凸显理解难点：表质疑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1” |
| 7.1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
| 7.1.1 鉴定标准 |
| 7.1.2 引述对象 |
| 7.1.3 “什么X1”句法构造的性质 |
| 7.2 “什么X1”格式的语用特征 |
| 7.2.1 凸显理解焦点 |
| 7.2.2 寻求自我解释 |
| 7.2.3 寻求对方解释 |
| 7.3 “什么X1”格式与“什么X_2”格式的比较 |
| 7.3.1 引述性特征相同 |
| 7.3.2 语音表现不同 |
| 7.3.3 共现成分不同 |
| 7.3.4 会话表现不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重新分析：表质疑的引述回应格式“你是说X” |
| 8.1 引述话语的选择 |
| 8.1.1 引述话语的选择手段 |
| 8.1.2 原述话语与引述话语的语义关系 |
| 8.2 “你是说”的发展演化 |
| 8.2.1 “说”的去范畴化与“X”的去从属化 |
| 8.2.2 “是”的脱落与“你说”的形成 |
| 8.2.3 语境吸收与“你是说”的独用 |
| 8.3 “你是说X”格式的会话交际特征 |
| 8.3.1 “你是说X”的会话模式 |
| 8.3.2 “你是说X”格式的交际策略 |
| 8.4 本章小结 |
| 第四篇 个案探讨：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 |
| 第九章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你才X” |
| 9.1 “你才X”格式的引述性 |
| 9.1.1 引述方式 |
| 9.1.2 引述对象 |
| 9.1.3 与相关格式的比较 |
| 9.2 “你才X”格式的内部特点 |
| 9.2.1“你”的类型 |
| 9.2.2“X”的感情色彩 |
| 9.2.3 句末语气词的使用 |
| 9.3 “你才X”格式的语义特征 |
| 9.3.1 否定语义强度的连续统 |
| 9.3.2 否定机制 |
| 9.3.3 否定方式 |
| 9.4 “你才X”格式的语用功能 |
| 9.4.1 情感倾向 |
| 9.4.2 会话模式 |
| 9.4.3 立场表达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从反诘到否定：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_2” |
| 10.1 “什么X_2”的句法特征 |
| 10.1.1 “什么X_2”的类型 |
| 10.1.2 “X”的选择手段 |
| 10.1.3 “X”的信息来源 |
| 10.2 “什么X_2”的语义特征 |
| 10.2.1 “什么X_2”否定用法的实现 |
| 10.2.2 “什么X_2”否定用法的特征 |
| 10.2.3 “什么X_2”的基本语义 |
| 10.3 “什么X_2”的话语功能 |
| 10.3.1 “什么X_2”的会话模式 |
| 10.3.2 原述话语S的反预期性 |
| 10.3.3 “什么X_2”的负面事理立场表达功能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语义取消：表否定的“X你个头”类引述回应格式 |
| 11.1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
| 11.1.1 研究回顾 |
| 11.1.2 引述回应格式的界定 |
| 11.2 引述话语“X”的类型 |
| 11.2.1 X为短语 |
| 11.2.2 X为词 |
| 11.2.3 X为语素或字母 |
| 11.2.4 小结 |
| 11.3 “X你个头”类格式的格式义 |
| 11.3.1“X你个头”类格式的否定义表达特点 |
| 11.3.2“X你个头”类格式的否定义表达机制 |
| 11.4 “X你个头”类格式的内部差异 |
| 11.4.1 表义强度 |
| 11.4.2 适用语体 |
| 11.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经典重构”与“生存”主题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及本文之目标 |
| 第一章 关于“经典”的几个问题 |
| 第一节 “经典”辨析 |
| 第二节 经典论争 |
| 第三节 经典重构 |
| 第二章 女性神话的重述 |
| 第一节 女性与男性：以“语言”和“身体”反抗压制 |
| 第二节 女性与自我：“女朋友”和“化身” |
| 第三节 女性与母亲：从对抗到认同 |
| 第三章 民族史诗的重唱 |
| 第一节 召唤“幽灵”：挖掘民族文化传统 |
| 第二节 心灵“去魅”：美国“反写” |
| 第四章 “创世纪”的再创 |
| 第一节 女性眼中的乌托邦 |
| 第二节 新世纪的洪水神话 |
| 第三节 《债与偿》：罪与罚 |
| 结语 |
| 附录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平及创作年表 |
| 附录二: 中国大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译本 |
| 附录三：中国大陆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 |
| 附录四：中国大陆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 |
| 附录五：中国大陆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新时期”与“乡土小说”概念的流变 |
| 第一节 “新时期”乡土小说概念的流变 |
|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焦虑”认同 |
| 第二章 新时期文学的寻“根”与“现代性焦虑”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的寻“根”意识 |
| 第二节 文学的寻“根”与“现代性焦虑” |
| 第三章 “现代性”焦虑与“启蒙主义”迷茫 |
| 第一节 “现代化”与“现代性焦虑” |
| 第二节 “现代性焦虑”的具体表现 |
| 第三节 “启蒙主义”的迷茫 |
| 第四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乌干达艾滋病防治运动研究（1982-2011）（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地图 |
| 前言 |
| 一、论文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艾滋病在非洲及乌干达的蔓延 |
| 第一节 艾滋病在非洲蔓延的原因 |
| 第二节 艾滋病灾难肆虐乌干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乌干达穆塞韦尼政府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乌干达社会对艾滋病的最初反应 |
| 第二节 穆塞韦尼政府与乌干达艾滋病防治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乌干达民众与非政府组织的艾滋病防治活动 |
| 第一节 乌干达民众面对艾滋病的反应 |
| 第二节 乌干达的非政府组织、团体与艾滋病防治 |
| 第三节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乌干达艾滋病防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乌干达艾滋病防治的经验 |
| 第一节 乌干达艾滋病防治的成功经验 |
| 第二节 乌干达艾滋病防治的挑战与启示 |
| 余论 乌干达艾滋病防治运动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Vγ1γδT细胞在肿瘤免疫中的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第1节 肿瘤免疫监视 |
| 第2节 γδ T 细胞简介 |
| 第3节 本项研究的原因和意义 |
| 第2章 材料与方法 |
| 第1节 小鼠 |
| 第2节 试剂 |
| 第3节 主要仪器 |
| 第4节 γδ T细胞体内清除实验 |
| 第5节 肿瘤模型 |
| 第6节 T细胞分离和激活培养 |
| 第7节 肿瘤细胞和γδ T细胞共培养实验 |
| 第8节 免疫荧光组织学 |
| 第9节 细胞内细胞因子与转录因子染色 |
| 第10节 流式细胞术 |
| 第11节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
| 第12节 活性形式的 TGF-β检测 |
| 第13节 实时定量PCR对基因转录的定量 |
| 第14节 统计 |
| 第3章 实验结果 |
| 第1节 Vγ1 γδ T细胞在体内抑制Vγ4 γδ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 |
| 第2节 Vγ1 γδ T细胞在体外抑制Vγ4 γδ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 |
| 第3节 Vγ1 γδ T细胞抑制Vγ4 γδ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不依赖于细胞接触 |
| 第4节 Vγ1 γδ T 细胞通过 IL-4 抑制 Vγ4 γδ T 细胞功能 |
| 第5节 Vγ1 γδ T 细胞产生的 IL-4 抑制 Vγ4 γδ T 细胞的 NKG2D、Perforin 和IFN-γ |
| 第6节 在 Th2 诱导条件下 Vγ1 γδ T 细胞表达更高水平的 GATA-346 |
| 第4章 讨论 |
| 第1节 本项研究的创新点和潜在价值 |
| 第2节 对本论文遗留问题和不足之处的讨论 |
| 第3节 由本项研究引出的新的科学问题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新千年:人类还能生育吗?（论文参考文献）
- [1]不育男性遗传学异常对IVF/ICSI结局的影响及健康活产结局的相关因素研究[D]. 耿冬峰. 吉林大学, 2021(01)
- [2]伊丽佳蕾差异论女性主义探析[D]. 李寅月. 山西大学, 2018(04)
- [3]江西风景油画发展现状的梳理与研究[D]. 荆莲莲.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3)
- [4]托马斯·曼三部长篇小说的疾病书写[D]. 李双任. 湘潭大学, 2017(02)
- [5]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D]. 汤晓江.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6]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D]. 王长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7)
- [7]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D]. 张传霞. 山东大学, 2014(11)
- [8]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焦虑[D]. 高艺. 西北师范大学, 2013(06)
- [9]乌干达艾滋病防治运动研究（1982-2011）[D]. 陈金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1)
- [10]Vγ1γδT细胞在肿瘤免疫中的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D]. 郝健磊. 南开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