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谁在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论文文献综述）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刘鹏,王侠,简丹丹[1]（2022）在《2021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暨2021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记者》持续多年的"虚假新闻研究报告"和"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本次合并为一文,以6类1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为主体,对2021年包括虚假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失序、传媒伦理失范的突出问题、总体特征、研究趋势做了梳理。研究发现,对新闻发布端资质的严格管理、大幅扩展"白名单"形成优质内容池、建立专业媒体与非专业生产内容隔离墙等管理措施,是虚假新闻等传媒伦理问题总体减少的主要原因;短视频领域扩张中信息失序、以"正能量"为名传播虚假信息、追求即时性报道引起失误、灾难报道中忽视人文关怀等问题仍较突出;学术界对传播失序、重塑规范理论、建设全球传媒伦理的研究值得关注。
朱晓军[2]（2022）在《中国农民城》文中提出2019年9月,浙江龙港市正式挂牌成立,实现了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到全国首个"镇改市"的历史性跨越。朱晓军将目光聚焦于这座奇迹之城,历时两年,对龙港"造城者"群体进行了深入采访与书写。从一路带领龙港发展的陈定模、李其铁,到进城创业一心创造财富的陈智慧、杨恩柱……《中国农民城》用一个个人物揭开龙港成长之谜,在呈现个体命运的同时,尽显龙港在历史发展中的风起云涌。朱晓军用朴素的创作风格和真诚的叙事力量谱写了龙港传奇,细致而宏观,轻盈而厚重,龙港这座城在他笔下发出了别样光芒。
程晨[3]（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谭劲松,宋娟,陈晓红[4]（2021）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文中指出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如何促进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进?本文以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为对象,采用纵向案例方法探究这个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不同阶段,"架构者"动态变迁,不同架构者战略行为及其作用机制不同;同一架构者不同时期战略行为和作用机制也不同。新生期,政府作为"架构者",通过行政干预自上而下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雏形。扩展期和提升期,政府角色跨层次分离:向上成为宏观制度构建者,通过不断减弱的行政管理、增强的产业政策和科技资金资助,作为外部力量推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向下作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关键用户,促进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成熟期核心企业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架构者,自底向上推动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本研究从中观产业层次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战略和架构演进研究,深化并丰富了大型复杂产品产业中政府角色和作用机制研究;为政府、企业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提供启示。
李青[5]（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赵跃[6]（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认为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莫智斌[7]（2019）在《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文中研究指明产权不仅可以明确人与人之间关于物的关系还可以促进物品流通和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科斯,1994）,即在维护公平和提升效率两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产权安排的规则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亦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住宅用地由于其承载人类居所的特殊属性,则更加需要科学合理的产权安排,以实现居民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但大部分时期仍处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框架内,呈现出产权结构和权能的差异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否则将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2013）。我国城乡差异化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发展至今,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城市房价增长过快而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城市居民居住保障缺乏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足、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和乡村社会衰败等等。因此,本文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进行横向的内容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变迁比较,对城乡产权制度在各个时期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总结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并结合不同阶段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目标,分析现行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论文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主体内容由绪论和其后的八章组成。在绪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挚领的表述。论文的第二章则主要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产权变迁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有效梳理和归纳,为后续研究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等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第三章开始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则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差异所引致的权能差异进行分析,主要从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两个方面进行展开。在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权能差异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开始从政府行为目标和国家发展要求的角度对形成这种差异化产权安排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发展的驱动力进行描述性的归纳总结。论文第六章则对当前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承认其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引发的城乡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关于其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设计失衡。第七章则引入小产权房问题对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失衡所引发的问题进行更为直观的描述和论证。在第八章,本文结合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提出“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和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的整体发展思路,并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等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的角度出发,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创新式的探索。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城乡住宅用地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民和农民两对权利主体所具备的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对城乡地域的发展和城乡居民自身幸福的实现产生了不同影响;（2）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变迁与不同时期政府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呈现出“外部环境变化→政府行为目标改变→制度变迁发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社会经济进步/衰退→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发生”的国家发展导向下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的渐进式动态变迁模式。（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居民和国家发展的效用并不是完全一致,在部分时期国家以牺牲城乡土地产权的居住保障/资产权能来实现国家的发展。（4）从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安排已然不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不足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过剩、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的过度和居住保障权能的不足两组问题。改革的方向则是:其一,城市住宅用地权能要实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降低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难度、赋予城市现有居民长期稳定的居住环境、促使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最终实现城市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其二,农村宅基地权能要实现资产权能的归回,盘活闲置的农村宅基地资源、提升农村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能力、促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唐书哲[8]（2019）在《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文中指出越界是对现有边界的跨越和既定秩序的挑战,是少数族裔跨越基于种族的各种压迫性边界,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美国主流社会以种族为中心建构各种边界,试图维持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秩序。华裔在美国面临来自主流社会的规训,并试图跨越压迫性的边界。作为再现华裔在美国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再现了华裔在语言和空间等方面的越界经验。美国华裔文学也中出现了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或超越美国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的越界文本,构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就美国华裔文学的越界研究而言,学界多关注华裔文学在种族、性别和文化上的越界现象,研究的重心不在越界本身,而在华裔的身份认同,对文本和空间越界关注不够。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既可以分析边界的运作机制、华裔的越界策略和华裔经验的变化,为华裔族群提供借鉴,又可以考察美国华裔文学跨界、去族裔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拓展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论文围绕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规训和华裔的抗争,在美国华裔文学的谱系中,讨论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认为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在本质上表现为华裔和华裔作家对主流社会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逾越。论文以规训和“越界”为理论框架,从“解域”、“越界文本”以及空间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角度,聚焦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分析边界的运作机制,解读华裔和华裔作家面临的规训和他们跨越压迫性边界的越界行为,并探讨越界的意义。论文第一章以汤亭亭的《中国佬》《女勇士》和赵健秀的《唐老亚》为研究对象,从沉默与言说、言说的形式、言说的内容三个方面探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越界。就沉默与言说而言,美国主流社会期待早期华人以沉默被动、缺乏主体性的种族“他者”形象出现,维护白人的权威。《中国佬》中以叙事者的伯公为代表的早期华人以“捣鬼者”的形象出现,使用编码的语言进行言说,逾越了不许说话的戒律,彰显了华人的主体性。在言说的形式上,华裔面临来自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宰制。他们跨越语言边界,从本族裔语言中吸取元素,打破标准英语的规范,形成了一种带有族裔色彩的英语,既传达了族裔经验,又对标准英语及其背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解域”。《女勇士》中以鬼故事为代表的非理性言说再现了华裔在美国越界的勇气和策略,解放了华裔被主流社会压抑的语言成分,解构了美国主流社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此外,美国华裔文学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形成了语言上的“杂糅性”和“陌生化效应”,实现了不同语言文化及其背后价值观的对话。第二章聚焦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以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和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为例,在美国华裔文学的谱系中以点带面地探讨文本越界,重点分析文本越界的方式以及文本越界对华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启示与挑战。文本越界是指文本中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或文本超越了华裔文学的传统题材和主题。本章分析了两类文本越界现象——经典华裔作家书写普适性主题的文本越界、新生代华裔作家革新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的文本越界,并借此分析当前华裔文学创作跨界、去族裔化和多元化的趋势。第一节结合“越界文本”的概念,在考察美国华裔文学边界的基础上,指出华裔文学边界的人为建构性和流动性,并界定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第二节分析《拯救溺水鱼》的文本越界,认为作品探讨人权与传媒等主题,超越了以华裔经验为内核的美国华裔文学传统题材和主题,表现出明显的去族裔化倾向。第三节解读《无声告白》的文本越界,认为文本整合了传统美国华裔文学中基于性别的父系书写传统和母系书写传统,通过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揭示“血统”与“认同”之间的矛盾,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创伤,性别批评指向是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拓展了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疆域,挑战了暗藏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种族隔离现象及其背后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第三章考察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越界,选取天使岛移民检查站、唐人街和唐人街之外的美国本土三个空间,分析具体和抽象的空间边界的建构方式,探讨华裔为拓展生存空间的抗争。《埃伦诗集》折射了早期华人在美国的空间经历和体验,美国主流社会将种族主义思想融入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中,并通过各种规训手段来控制华人的身体和主体,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华人通过刻写诗歌,利用“再现的政治”进行反规训的抗争。邝丽莎的《在金山上》再现了空间与种族和资本的关系,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空间区隔以及对华裔生存空间的话语建构与种族主义思想合谋,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邝泗通过坚守唐人街这一异质和否定的空间和异族通婚等策略来跨越压迫性的空间边界。哈金的《自由生活》刻写了华人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空间体验,表现在具体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和抽象意义上的精神空间两个方面。以武男为代表的华人新移民在隐蔽的空间限制下,因物质和精神空间的缺位而感到强烈的存在危机。武男通过异化劳动安家置业,确立了物质世界的中心,然后自我放逐,与异化的现实保持距离,通过诗歌创作建构了精神家园,确立了精神世界的中心,解决了存在危机。华裔的空间经验表现出从明显到隐蔽、从“必要”到“奢侈”的历时性变化,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经验,又是抽象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空间经验。华裔所面临的边界和规训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表现出从明显到隐蔽、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也为华裔的越界提供了助力。通过研究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可以发现边界的运作机制和华裔的越界方式,把握当前华裔文学创作的趋势,扩大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论文试图强调,作为社会文化建构,以种族为中心的各种压迫性边界是美国主流社会为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划定疆域、维持种族和文化秩序的重要手段,它们限制了华裔的生存空间和生命体验,以及华裔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只有跨越这些压迫性的边界,才能在客观上改善华裔的生存状况,扩大华裔文学的创作和批评空间。
田孟[9]（2019）在《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呈现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al Value Chains,GVC）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的关键作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双向挤压”。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高估,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大谈“中国威胁论”。正在重构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制造业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如何?是处于控制地位还是处于被控制地位?是否已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针对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甚至相反。本文认为,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但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数据,还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全面地考评。不能仅根据出口总量的多少,而应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情况、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根据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WIOT）,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依次递进地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技术含量视角四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进行系统的刻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共包括7章,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已有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主要包括: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概念和基本模型。第3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认识最早也开始于对中间品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章在跨国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来检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间品进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中间品出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以及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目的地进行分析,找出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对比分析中国作为中间品供应者的作用和作为中间品使用者的作用,是前者大于后者,还是后者大于前者;中国是否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总之,通过中间品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中的地位进行衡量。第4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碎片化”,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问题,仅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值已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真实对外贸易情况,需要从增加值的角度来核算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实际获利情况。出口增加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反映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本章在第3章中间品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分解,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出口总值中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其次,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进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进口总值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然后,根据对制造业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计算海关统计口径下和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净额,找出两种核算口径下净出口的差额,科学地衡量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最后,对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第5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在上一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来探究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究竟是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国际比较。第6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除了要衡量其出口获利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制造业只有具备了持续的竞争能力,才能具有控制整个价值链的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本章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基于生产工序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对比。最后,对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政策和对策提供理论依据。第7章:结论与展望。主要就整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一总结,并说明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概括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中间品贸易视角来看,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口以中间品为主,出口则以最终品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加工贸易特征,说明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不过,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最终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细分行业看,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计算机光电行业,出口中间品最多的也是该行业。我国中间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下同）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则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2）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以2009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V”形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在不断提高;虽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日益提高。通过对海关统计口径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进行测算及对比发现,海关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被远远夸大了,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净出口额远远小于海关统计口径下的净出口额。对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2000-2008年,最终品出口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中间品出口则成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相比于2000-2008年,技术进步对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数量对促进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3）从参与方式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主要还是以后向参与为主,但前向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后向参与度在不断降低,说明中国正在由后向关联逐渐向前向关联转变。加之进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出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逐渐地从使用中间品的基地向提供中间品的基地转变。（4）从技术含量的视角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低端向技术中高端攀升,虽然与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明显表现出向美日两国逐渐收敛的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总体说来,中国制造业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还是技术含量视角,均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盈利能力正在提高,参与方式也正在由后向关联向前向关联转变,技术竞争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出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爬升的趋势。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目前学者们多从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来研究一国或部门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再加之使用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难以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本文从依次递进的四个方面---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以及技术含量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评价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得到的结论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2）采用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延长了考察期的时间跨度,提高了研究的时效性,能够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新态势。不但可以对比分析入世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而且能够观察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态势。通过对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程度的研究,可以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3）不同于其他学者仅侧重于对贸易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本文不但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而且还测算了制造业进口总值的国外及国内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将海关统计口径与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制造业的净出口值进行对比。通过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由于存在着“重复”计算,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字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除贸易双方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受益者。（4）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变动和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首先,结构分解技术非常适宜考察行业之间的联系;其次,它可以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特点,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最后,相比于其他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更便于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点。当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数据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表只有43个国家（地区）,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社会经济帐户（SEAs）中缺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因此在测算出口产品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总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精确性,不过对更为重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未有影响。三是在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时我们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劳动生产率指标明显优于前期学者们所使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是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选择其他更加科学的指标。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2）未对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存在行向平衡和列向平衡关系,进行价格缩减没有统一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如果对不同行业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则会影响到投入产出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关系。二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故虽未进行价格缩减,但对研究和测算结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
张权[10]（2019）在《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
二、是谁在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是谁在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论文提纲范文）
（1）2021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暨2021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21年传媒伦理的主要特点 |
| （一）专业媒体新闻生产基本形成闭环生态 |
| （二）全方位规范网络传播秩序，自媒体、平台媒体成为治理重点 |
| （三）行为失范、信息失序个案时有发生，反映出一些趋势性问题 |
| 二、2021年传媒伦理问题主要案例及分析 |
| （一）专业媒体报道被社交媒体带偏节奏误导受众 |
| （二）主流媒体短视频账号移花接木肆意造谣 |
| （三）“抢发”即时新闻失误自损公信力 |
| （四）灾难事件报道忽视人文关怀导致二次伤害 |
| （五）主持人“前台”、“后台”行为失当累及媒体形象 |
| （六）以“正能量”为名传播虚假信息弄巧成拙 |
| 三、传媒伦理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
| （一）聚焦“信息失序” |
| （二）重思规范理论 |
| （三）建设全球传媒伦理 |
（2）中国农民城（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苍凉方岩下 |
| 1 |
| 2 |
| 3 |
| 4 |
| 第二章江南垟的“猴子” |
| 1 |
| 2 |
| 3 |
| 4 |
| 5 |
| 第三章九人班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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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4 |
| 5 |
| 第四章对岸是天堂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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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4 |
| 第五章让百姓都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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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 |
| 第六章穷而强悍的陈家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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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4 |
| 5 |
| 第七章挑战的最终是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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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第八章屋顶的钟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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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第九章先干起来再说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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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退地风波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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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第十一章由波谷到波峰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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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第十二章十万引擎推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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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第十三章落地就要生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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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飞起来的翘头鸟 |
| 1 |
| 2 |
| 3 |
| 第十五章连出两张错牌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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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4 |
| 第十六章龙港是艘船 |
| 1 |
| 2 |
| 3 |
| 尾声 |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4）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流派 |
| （二）创新生态系统构成与演进 |
| （三）架构者与产业架构、生态系统演进 |
| （四）创新生态系统战略 |
| （五）大型复杂产品系统 |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
| （一）纵向案例研究 |
| （二）案例对象 |
| （三）案例选择 |
| （四）数据收集和来源 |
| （五）关键变量定义及其测度 |
| 四、案例分析与主要发现 |
| （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过程中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 |
| （二）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对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进的影响 |
| 五、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理论贡献 |
| （三）实践启示 |
| （四）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 |
| 附录 |
（5）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 四、谁的“乌托邦”? |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 本章小结 |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 三、自觉的“错位” |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 本章小结 |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 本章小结 |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 本章小结 |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特色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国内外文献梳理 |
| 2.1 产权与土地产权研究 |
| 2.2 城市土地(住宅)产权制度研究 |
| 2.3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研究 |
| 2.4 政府行为研究 |
| 2.5 城市发展研究 |
| 2.6 乡村振兴研究 |
| 2.7 文献评述 |
| 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差异比较 |
| 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差异 |
| 3.1.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主体与客体 |
| 3.1.2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取得 |
| 3.1.3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内容 |
| 3.2 城乡住宅用地使用权差异 |
| 3.2.1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 3.2.2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 3.2.3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
| 3.2.4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
| 3.2.5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期限 |
| 3.2.6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 |
| 3.3 城乡住宅用地处分权差异 |
| 3.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处分权 |
| 3.3.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 3.3.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 3.4 城乡住宅用地收益权差异 |
| 3.4.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收益权 |
| 3.4.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 3.4.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 3.5 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结构差异汇总表 |
| 4.城乡住宅用地产权权能差异比较 |
| 4.1 城乡住宅用地资产权能差异 |
| 4.1.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 4.1.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 4.1.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 4.1.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 4.2 城乡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差异 |
| 4.2.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5.权能差异的逻辑演进:城乡住宅用地权能与政府目标 |
| 5.1 土地权能的同质化与国家经济的恢复:1949— |
| 5.1.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1.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1.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1.4 权能安排施成效分析 |
| 5.2 土地权能差异的萌芽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奠基:1979— |
| 5.2.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2.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2.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2.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 5.3 土地权能差异的深化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崛起:1999— |
| 5.3.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3.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3.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3.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 5.4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的特征 |
| 5.4.1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是渐进式的变迁 |
| 5.4.2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的变迁是政府强制性的变迁 |
| 5.4.3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受到政府目标的影响 |
| 6.现行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效应 |
| 6.1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正面效应 |
| 6.1.1 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
| 6.1.2 推动城市经济繁荣 |
| 6.1.3 客观上实现了局部农村的被动城市化 |
| 6.1.4 农村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 |
| 6.2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负面效应 |
| 6.2.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房价高企阻碍人的城市化 |
| 6.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使用权续期未定“无恒产者无恒心” |
| 6.2.3 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过强: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地方财政危机 |
| 6.2.4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机会困境下的城乡社会阶层固化 |
| 6.2.5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效率困境下的农村资源配置低效 |
| 6.2.6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失序困境下的社会治理成本增加 |
| 6.2.7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正义困境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
| 7.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效应的缩影之一:小产权房问题 |
| 7.1 小产权房问题简述 |
| 7.1.1 小产权房概念及本文语境下的小产权房 |
| 7.1.2 小产权房的发展情况 |
| 7.1.3 政府对小产权房的态度 |
| 7.2 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2.1 广州市白云区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2.2 湖南省永州市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3 小产权房问题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能差异的联系 |
| 7.3.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弱势催生小产权房需求 |
| 7.3.2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诱致小产权房供给 |
| 8.面向未来:土地权能的本质回归与国家发展的转型需求 |
| 8.1 新时代背景: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 |
| 8.1.1 城市发展带动和支撑乡村振兴 |
| 8.1.2 乡村振兴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
| 8.2 住宅用地权能回归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
| 8.2.1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与乡村振兴 |
| 8.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的回归与城市发展 |
| 8.3 以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为导向的住宅用地制度创新 |
| 8.3.1 基于居住权能回归的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 |
| 8.3.2 基于资产权能回归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 |
| 9.研究总结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不足与展望 |
| 9.2.1 不足之处 |
| 9.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8）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Abbreviations |
| 导论 |
|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综述 |
| 理论框架与关键词 |
| 各章内容概述 |
| 第一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越界 |
| 第一节 从沉默到发声:《中国佬》中言说的政治 |
| 第二节 边缘者的言说方式:《唐老亚》中的族裔化英语 |
| 第三节 鬼神言说与华裔经验:《女勇士》中的非理性言说 |
| 第二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本越界 |
| 第一节 变化的边界和文本越界 |
| 第二节 《拯救溺水鱼》的去族裔化书写 |
| 第三节 《无声告白》对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革新 |
| 第三章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空间越界 |
| 第一节 规训与越界:《埃伦诗集》中的空间政治 |
| 第二节 空间种族·资本:《在金山上》中的空间边界建构与越界 |
| 第三节 漂泊与“落地”:《自由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空间建构 |
| 结论 |
| 引用文献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
| 1.3.2 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 |
| 1.3.3 关于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的研究 |
| 1.3.4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品技术含量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
| 2.1.2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和进口 |
| 2.1.3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来源和定义 |
| 2.2.2 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驱动理论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 |
| 2.3 产业关联与世界投入产出表 |
| 2.3.1 产业关联的相关概念 |
| 2.3.2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
| 2.3.3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 2.3.4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优点 |
| 第3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 |
| 3.1 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1 制造业整体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3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1 制造业整体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3 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4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 |
| 4.1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的理论进展 |
| 4.1.2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2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2.1 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3 小结 |
| 4.3 中国制造业进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3.1 制造业整体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3 小结 |
| 4.4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对比分析 |
| 4.4.1 海关统计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2 贸易增加值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3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进出口差额的对比分析 |
| 4.4.4 小结 |
| 4.5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4.5.1 结构分解分析(SDA)概述 |
| 4.5.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4.5.3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4.5.4 小结 |
| 4.6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1.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种类及涵义 |
| 5.1.2 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2 中国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1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2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1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2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3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 |
| 6.1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 |
| 6.1.1 出口产品包含的总技术含量 |
| 6.1.2 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 |
| 6.1.3 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
| 6.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及分析 |
| 6.2.1 制造业整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3 小结 |
| 6.3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6.3.1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6.3.2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6.3.3 小结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政策含义 |
| 7.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7.2.1 研究局限及不足之处 |
| 7.2.2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政治呈现出的治理特征 |
| 2.1 治理术的含义及其方法论启示 |
| 2.1.1 福柯思想中的“治理”概念 |
| 2.1.2 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关联 |
| 2.1.3 治理术视角对政治学研究的启发 |
| 2.2 治理术在近代中国的目标与属性 |
| 2.2.1 救亡图存思潮下的“使动”与“促群” |
| 2.2.2 现代国家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交融 |
| 第三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近代治理理性的契合 |
| 3.1 “交通救国论”的合理性剖析 |
| 3.1.1 救国思潮的动机:“有为而治” |
| 3.1.2 交通救国的两个比喻:“血脉”与“经络” |
| 3.1.3 现代交通的含义与“道路救国论” |
| 3.2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角色分析 |
| 3.2.1 道路协会的成立、组织与事务 |
| 3.2.2 道路建设的国际视野与国族立场 |
| 3.2.3 混合民间与政府的协会发展策略 |
| 3.2.4 知识技术团体的政治参与逻辑 |
| 第四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空间的生产 |
| 4.1 越界性质的拆城筑路 |
| 4.1.1 拆城与保城的交锋 |
| 4.1.2 拆城筑路运动的革命化 |
| 4.1.3 筑路与市政权力空间的崛起 |
| 4.1.4 乡村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 |
| 4.1.5 小结 |
| 4.2 设界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 4.2.1 筑路与租界权力的扩张 |
| 4.2.2 越界筑路的支持与反对 |
| 4.2.3 抗争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 4.2.4 道路治权与领土主权的关联 |
| 4.2.5 小结 |
| 第五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规则的配置 |
| 5.1 “以利民行”:规范主体的生产 |
| 5.1.1 总理学说与“民行”概念的提出 |
| 5.1.2 筑路运动中的“行”的提取 |
| 5.1.3 新生活运动中的“行”的教育 |
| 5.1.4 小结 |
| 5.2 “货畅其流”:交通活动的整理 |
| 5.2.1 作为经济和政治政策的“畅货流” |
| 5.2.2 “畅流”蕴含的合理性原则:效率与秩序 |
| 5.2.3 工程、经营与管治的合理化技术 |
| 5.2.4 小结 |
| 5.3 “四境纵横”:交通权的统制 |
| 5.3.1 “四境纵横”与国家统一 |
| 5.3.2 国道网络的横向扩展 |
| 5.3.3 交通管理的纵向集中 |
| 5.3.4 小结 |
| 第六章 “纳轨并行”的“流通治理术” |
| 6.1 作为关涉的“纳” |
| 6.2 作为规制的“轨” |
| 6.3 “流通治理术” |
| 6.4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是谁在阻碍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论文参考文献）
- [1]2021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暨2021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J].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刘鹏,王侠,简丹丹. 新闻记者, 2022(01)
- [2]中国农民城[J]. 朱晓军. 江南, 2022(01)
-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4]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J]. 谭劲松,宋娟,陈晓红. 管理世界, 2021(09)
- [5]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6]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7]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D]. 莫智斌. 浙江大学, 2019
- [8]规训与抗争：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语言、文本和空间越界研究[D]. 唐书哲. 南京大学, 2019(01)
- [9]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D]. 田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10]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D]. 张权. 南京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