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识见 微观功力——评《乌鲁木齐县志》（论文文献综述）
王泽琪[1]（2021）在《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二百余件清代乾隆朝甘肃“刑科题本”为核心史料,结合“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大清会典》、《大清律例》、《清实录》、《清史稿》及甘肃地方志等其他档案、文献,介绍了清中叶甘肃“刑科题本”的文本构成与司法实践。“刑科题本”所奏的命盗重案州县无权自理审断,地方官员必须逐级详报案情,最终由督抚题奏皇帝定拟。作为规范化的行政公文,“刑科题本”具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一般而言,无关特殊题奏性质的“刑科题本”均由前衔、题头、正文、结束语、后书及贴黄等六个部分的内容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含了案件审转记录、“详文”、审判意见、案件复核结论及其他题奏事宜,详细记录了原、被告双方口供,证人口供,首报地方职役,案内人等身份与职业,地方社会家庭与宗族情况,生产生活场景等重要内容。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出发考察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则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其一是“国家在场”的问题,从档案记载来看,由州县政府衍生的包括乡约、地方、保长等职役在内的正式权力在甘肃地方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基层治安控制、承办官府差役等事务中发挥了更明确的官民中介作用,从最为典型的乡约组织职责扩展所反映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入手,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甘肃基层社会干预、控制的程度有了明显的增强,这是与江南、东南地区士绅、宗族主导的地方面貌的差异所在;其二是对“漫长的十八世纪”这一问题的回应,从“冲击——回应”模式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形态来看,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但若从年鉴学派“长时段”的观察视角出发,清代赋役、保甲制度改革对基层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乃至清中叶甘肃民间社会灵活的雇佣关系、频繁的商业贸易所展现的自由活跃、丰富多元的社会场景都可为解释这种“不变”的来源提供“自下而上”的可能。
张蓉[2]（2021）在《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文中提出循化厅是清朝实施特殊族群管理与民族政策的典型场域,其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相当复杂,由此导致社会纠纷处理领域的“地方性”特色格外突出。经由循化厅衙门处理的案件可概分为“细故”与“重案”。历史上,该区域社会内形成了各类社会纠纷照依土俗予以裁断的惯性机制。国家权力作为介入性力量,为循化厅提供了多样化的法律适用依据。然而,“细故”案件仍应视为民间调解失败后的例外情况,衙门对“细故”诉讼和息具结乐见其成,导致其大部止步于“中间阶段”既已结案。命盗重案虽深受重视,但审理却相当灵活:对涉及藏、蒙古等的重案,本应根据特别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处断,实则多参照民间习惯法罚服完结;对涉及撒拉、回、汉等的重案,本应依照《大清律例》处断,实则为律例与“番例番规”的杂糅,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群体性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部落冲突、寺院纠纷、族际冲突,亦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演化为外事纠纷,总体上呈现出群体武装械斗的特点。前三类冲突频繁发生且循环往复,严重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并威胁王朝国家之政治稳定,往往形成以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居中协调而多方联动的应对机制。究其本质,官方对群体械斗与民间“细故”的处置并无不同:皆希冀借助地方权威充当乡老予以调解。虽每临以兵威,且有官员主张借机推行内地律例,但受制于“羁縻为政”总体统治框架以及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制约,终流于个别特例。即便涉及到“洋人”的群体性事件,被晚清政府视为头等大事者,也概莫能外。循化厅的设置,为缺乏整合而具有浓厚离散性的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为个体诉求“公平”与区域社会摆脱“无序”提供了可能和新的途径。然而,整体施政理念与制度设计则导致了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高度的复合性:传统民间力量依然强大,使之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社会纠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大清律例与特殊律例名存实亡,必须借助土俗与习惯法方能行之有效。这表明,缺乏高效的国家政权建设,势必难以按照统一的法律制度处置社会纠纷,就法论事、缘法而判终究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
田语[3]（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董家鸿[4]（2020）在《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文中认为新城王氏作为明清两朝着名的文化、科举和官僚世家,不仅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在书法鉴藏、书法创作、碑帖刊刻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侧重研究新城王氏的文学贡献,却忽视了其书法贡献。当前的书法史研究者,往往把目光集中于少数精英书家,而不太关注众多的普通书家和擅书者,对他们书法活动的意义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旨在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探索明末清初江南书法影响力减弱以后,书法地域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化、拓展对新城王氏家族书法与文化的研究;抢救式发掘一批被长期忽视的王氏书家及其作品;研究新城王氏家族的书法活动,吸取其书法文化的精华,推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优秀文化教育活动的不断深入。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文字资料和书法作品图片互证的方法,研究新城王氏书法的风格、源流与影响;结合明清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和书法史,分析新城王氏书学思想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关系;用宏观的方法叙述明清时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思潮,用微观的方法考察新城王氏书法活动的详情,在微观考察的基础上对新城王氏家族书法予以艺术性观照与学术性认知;注重书法与历史、文学、金石学、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充分利用文献学、艺术学等知识,将归纳比较、演绎分析等多种方法贯串其间。本文力求反映明清书法生存的常态,把书法史变成群众的书法史,而非精英的书法史。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及其文化承传。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涌现出众多的文化世家,其中最着名的是新城王氏。这个家族兴盛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新城王氏有相对稳定的家学传统,在文学、经史、书画、篆刻等方面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第二章考察新城王氏与明清文人的书法之交。新城王氏与众多的书家及擅长书法的诗人、学者有广泛的交游,如王象乾、王象晋与邢侗、董其昌交往密切,王士禛与冒襄、孙枝蔚、张贞、玄烨、孔尚任、陈奕禧、林佶等往来频繁,这些书法交游活动是明清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结合新城王氏的着述探讨其书学思想。王象乾、王象晋、王与玟、王士禛等视书法为干禄的必备工具和修养身心的重要媒介。他们恪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魏晋精神,其书学观念既受明末复古文艺思想的影响,又能兼收并蓄。第四章探析新城王氏书法的艺术风格、渊源及传承。新城王氏重视书法教育,楷、行、草三体是王氏子弟学习的重点和最擅长的书体。在书法实践中,新城王氏坚持取法乎上的原则,以晋唐为宗,兼及宋代书法,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李邕、怀素、黄庭坚等都是他们追摹的名家。王之垣的楷书遒丽劲健;王象春、王象咸的草书狂放自适、气势磅礴。清初,新城王氏多延续晚明书风,除小楷以外,基本不受流行书风的影响。王士禛的行书是典型的唐法晋韵,与他的“神韵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五章研究新城王氏的书法鉴藏与碑帖刊刻活动。新城王氏喜好赏玩、收藏名家法帖、墨迹,并将许多重要的藏品刻于石上。王象乾、王象晋等主持刊刻的《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和其它碑帖,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法和文史资料。第六章探究新城王氏的金石活动及其学术意义。明末清初金石学复兴,新城王氏也积极参与其中。王象乾、王象晋、王与玟等以搜访、鉴藏金石为乐,王士禄、王士禛还进行了金石着录与研究,他们的金石活动开清代考据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为文学世家,新城王氏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书家。他们的书法以继承为主,创新能力稍显不足。但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普通书家和擅书者,构成了孕育优秀书家的必备基础。新城王氏频繁的书法活动,是明清时期文人书法持续深入发展的表现。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诗书画印结合得更加紧密。新城王氏的交游和书法、金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人的生活情趣、书法观念和学术追求,以及世家大族文化生活与书法的关系,从中可见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秦晋文化的进一步交汇与融合。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文人笔下的书法不仅走向了市场,而且涌现出许多勇于创新的职业书家。当时,书法艺术在齐鲁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和经济环境的制约,新城王氏家族的书家和擅书者们,仍然仅仅把书法当作干禄的工具和修养身心的媒介,而很少将其视为凝聚着劳动价值的商品。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山东的文化世家没有形成更强烈的书法创新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书法向纵深的发展。
金瑞[5]（2019）在《《汉语大字典》水部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语大字典》是在现代辞书编纂理论指导下编写出来的一部新型字典,从1975年计划编写到1990年八卷本全部出齐,用时15年。第一版出版後,从1999年开始正式修订,到2010年第二版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共同出版,又用时10年,卷轶浩繁,体量巨大,堪称我国语文辞书编纂的标志性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辞书编纂的学术水准和文化软实力。本文以《汉语大字典》水部字为研究对象,结合前贤时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词典学、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首次对《大字典》水部字整部字从收字、注音、释义、书证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主要从两大角度入手,一是从辞书编纂和词典学角度入手,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等（必要的时候还有《辞源》《近代汉语词典》）大型语文辞书整部字进行综合比较,试图较为先行地发现两部辞书在收字释义和书证等方面的问题并进而探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和修订方面的相关问题。二是以《大字典》本身为语言文字材料,梳理了所有水部字,从词汇学角度对其中存在的典型的语义类聚范畴进行个案描写。本文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汉语大字典》的研究情况。关於这两版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专着,专着以《汉语大字典》疑难字的考释方面居多;二是论文,又可以分为字典编排、本体研究及非纯语言文字角度等三个方面。其中本体研究是核心内容和主体内容,又可以细分为声训注音商榷,字头、字形的收录和古文字字形商补,释义的指瑕和训释方式的研究,书证的辨误,字际关系的考证,疑难字的考释,《异体字表》研究,综合性训诂等。第二部分全面比较了两版《汉语大字典》。通过比较,可知第二版《大字典》较第一版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完善。首先是收字有所增加。就整部字典而言,由原来的54678个字头增加到60370个。具体到水部字,增加了 59个类推简化字字头和133个新收字。其次是字形处理得更规范统一。释义方面,第二版秉着词义具有概括性、历史性、社会性、准确性等要求对词义进行了完善。有的增加义项,包括增加新按语和增加条目互见;还有对专名义项进行及时更新,包括行政区划的名称更新和科学名词的定义的更新等;还有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後对旧有义项进行重新编辑等;当然也删减了某些不恰当的义项。例证方面,针对第一版存在的书证欠妥、书证有误、引文失误、引书格式不统一等疏漏,新版主要对其中的硬伤、明显存在的疏误问题进行了修订,同时也删掉了一些不准确不恰当的书证,更方便读者理解。第三部分全面比较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所收水部字。《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水（氵）”部字共收录字头2148个（包含简化字、类推简化字）,《汉语大词典》“水（氵）”部字共有字头904个（第五卷并第六卷续）。我们从收字、音项、义项、书证各方面对二典进行了全面对比,发现其中还是存在大量的不一致性,包括音项设置不同、义项设置不同、义项分合不同、方言标注不同、字际关系的沟通不同、相同义项归在不同的音项下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体例要求不同之外,有的是因为编者的疏漏,有的是因为对书证及古注的文本理解不同,还有的则是无法避免的学术分歧和尚不能搞清的问题。第四部分主要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水部字进行范畴分类辨析。这些水部字基本上都显示出与“水”有关的词义属性。其中又可以按具体的词义分为表示江河湖海或地名专称的名词;表示水流的通称或水流的停聚处的名词;表示与水相连的陆地或水边的相关事物的名词;表示具体的某种液体的名词;表示与天气有关的气象或气候的名词;表示与水相关的动作（主要是他动,与水自流状态相区别）的动词;表示描摹水的形状和态貌的形容词;表示模拟与水相关的声音的拟声词以及其他等等。这每一类大的范畴中又可再细分出许多子范畴的小类。对这些范畴内的单字进行辨析不仅有助於我们对水部字的整体范畴有宏观上的认识,还能帮助我们厘清水部字内部的单字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反过来也将对《汉语大字典》收字、释义、义项编排逻辑、字际关系沟通等方面起到补充和指导作用。
裴世东[6]（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杨东兴[7]（2019）在《王烜及其诗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烜是晚清民国时期甘肃文坛翘楚,一生博览群书,笔耕不辍,着述丰赡,今存诗千余首、文六十多篇及《存庐诗话》一部。他还编撰了大量甘肃地方文献,均具有极高文献史料价值。与王烜丰厚的创作成就相比,学界对他的研究极为有限,现有研究均为生平和着作简介。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王烜生平着述、交游、诗歌、散文、诗话五个方面作全面探讨,以期纵深推进王烜及其创作研究。本文绪论部分概述前人研究成果,从生平着述及交游、诗歌及《存庐诗话》等方面做了梳理,并深刻阐释了选题意义与价值。论文主体共五部分:第一章介绍王烜生平和着述,分青年求学、中年宦游、晚年居乡三个阶段,介绍王烜一生行迹,并对《击柝集》《击柝续集》等着述简要概述。第二章择要从授业恩师、同年挚友、千龄社友三个方面考述王烜交游,追寻王烜成长过程中恩师益友的深远影响。第三章探讨王烜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晚清民国时期甘肃乃至全国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深受其害,王烜抱忧民之心、运如椽之笔作了详实记录,堪称“诗史”,其诗歌体裁丰富,感情深沉,具有较高艺术成就。本章从纪实忧民、咏史怀古、纪游写景、思亲悼亡、题咏言志等方面分别论述王烜诗歌的思想内容,并从诗风多样、沉郁为主,手法多变、白描为主,语言质朴、感情真挚,诸体皆备、尤擅近体四个方面揭示其艺术特色。第四章介绍王烜散文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其散文多为在甘肃及京师从政救灾时,针对当时吏治财政弊端,倡言改革与救济生民之文,情感丰富,观点鲜明,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本章从书启之文、序跋之文、杂记之文、传略之文等方面探讨其散文的题材内容,并从感情浓郁真挚、议论谨严有序、语言简洁平实等方面揭示其艺术特色。第五章论述王烜《存庐诗话》的内容和价值,从诗话的论诗主张、记载交游资料、叙述西北风物等方面绍述了内容,并深刻阐释《存庐诗话》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结语部分从王烜于晚清时代剧变中开风气之先,与水梓、慕寿祺等文坛名士交游唱和及其丰富的文学创作等方面充分肯定了他对晚清民国时期甘肃文坛的重要贡献。
汤浩[8]（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刘晓峰[9]（2017）在《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文中认为1880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汉译本《富国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译着,译者为汪凤藻和丁韪良。目前对《富国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史和翻译史的宏观层面,且在翻译模式、翻译赞助、译本影响等方面的观点有分歧,在翻译文本研究上仍是空白。本选题基于文本进行研究,有翻译史学价值。本文以《富国策》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社会翻译学为视角,提出四个研究问题:《富国策》的翻译场域有什么样的特点?《富国策》文本形式和译介的经济学内容特征有哪些?译者采取哪些翻译策略?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翻译策略的原因是什么?研究结合文章学、篇章语言学、翻译策略、翻译规范等理论,运用平行语料库和史料梳理印证等方法加以展开。研究发现,《富国策》的翻译场域中,赞助层次复杂,官方、机构和个人交叉,发起人兼做翻译策略制定者和译者,翻译形式是师生合译,两位译者皆谙熟并推崇晚清文章规范;在文本形式和其承载的经济学内容上都有大量改写,底本有42章,译文26章,宏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简略,微观经济学内容翻译较为详细;策略上,译文采用文言体,结合儒家思想概念体系,遵循晚清文章学规范,主要翻译策略为合儒、格义、连类、深度翻译、异体并置、会通和换例等,总的翻译策略目标是“理明词达”;促使译者选择这些策略的翻译规范主要有“经世致用”、“赞助人意图”、“预设读者期待”、“文章学衡文标准”、“文本性”、“专业规范”等,这些翻译规范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受译者惯习的调节,并最终为《富国策》的文本所表征。在译者惯习的策略选择机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意志中洋务派的“一体多用”观,且译者惯习内化的“一体多用观”是调解各种规范之间的矛盾、进行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动因。本研究在《富国策》的衍生文本《重译富国策》、经济学术语、译本美化殖民统治和基督教传教行为等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张帆[10]（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认为《<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宏观识见 微观功力——评《乌鲁木齐县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宏观识见 微观功力——评《乌鲁木齐县志》（论文提纲范文）
（1）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史料基础:“刑科题本”研究的史学史回顾 |
| 一、从“还魂纸”到“新史料”：近代中国“知识”、“证据”观的转变 |
| 二、不断扩展的学术视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与刑科题本的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史学史回顾 |
|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两个基本取向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重难点及创新点:“问题史”角度的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及基本方法 |
| 二、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刑科题本”与十八世纪甘肃命盗案件审判程序 |
| 第一节 马七十一京控与清中期甘肃命盗案件审判实况 |
| 一、口供中的故事:马七十一京控案卷所见清中期甘肃命盗案件的流转 |
| 二、马七十一呈控与转型中的清代京控制度 |
| 第二节 “刑科题本”的文本构成与司法实践 |
| 一、案件审转记录 |
| 二、初审机构“详文” |
| 三、审判意见 |
| 四、案件覆审结论及其他题奏事宜 |
| 第二章 十八世纪甘肃的地方职役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乡约:发展中的官民中介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盗案件访闻 |
| 三、承办官府差役 |
| 四、乡约的职能的扩展 |
| 第二节 保长:传统保甲组织的延续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盗案件访闻 |
| 三、承办官府差役 |
| 第三节 地方:乡保双轨外的基层管控者 |
| 一、案件呈报 |
| 二、命案访闻 |
| 三、其他治安事务 |
| 第三章 十八世纪甘肃民众的生计与生活 |
| 第一节 农、工之间:清中叶甘肃民众的基本生计选择 |
| 一、务农:生计之本 |
| 二、佣工:灵活的生计选择 |
| 第二节 铺、集之内:清中叶甘肃民众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
| 一、商业经营活动 |
| 二、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五十年(1785)甘肃省部分命盗案凶犯信息表 |
| 附录二 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五十年(1785)甘肃省部分命盗案首报职役信息表 |
| 附录三 马七十一京控案题本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档案介绍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对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
| (二)对清代法制体系及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 |
| (三)对清代地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 |
| (四)对清代甘青涉藏地区法治状况的研究 |
| (五)对清代循化厅权力机制与社会纠纷解决的研究 |
| (六)学术史评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方法与理论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创新与局限 |
| 五、内容简介 |
| (一)范围界定 |
| (二)主要问题 |
| 第一章 循化厅的建制沿革与法律秩序 |
| 第一节 清代循化厅的地区概况 |
| 一、疆域范围与特征 |
| 二、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清代循化厅的建制沿革 |
| 一、循化厅的历代沿革 |
| 二、雍正二年后的治理 |
| 第三节 晚清循化厅的基层社会 |
| 一、乾隆年间的“族、工、屯、寨” |
| 二、光绪年间的“汉、回、番、撒” |
| 三、两大寺院集团 |
| 第四节 晚清循化厅的法律秩序 |
| 一、法律形式 |
| 二、司法官员 |
| 三、调解角色 |
| 四、存在问题 |
| 五、诉讼类型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循化厅“细故”案件的规制与实践 |
| 第一节 大量“细故”止于诉讼“中间阶段” |
| 一、官方规制 |
| 二、衙门反应 |
| 第二节 官府对“细故”和息乐见其成 |
| 一、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 |
| 二、循化厅衙门的考量 |
| 三、循化厅同知的处境 |
| 第三节 民众的成本考量与民间力量的强大 |
| 一、民众的成本考量 |
| 二、民间力量的强大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的处理办法 |
| 第一节 晚清循化厅重案审理的官方规制 |
| 一、逐级审转覆核制 |
| 二、州县衙门的重案审理规制 |
| 第二节 “冬至保”案及其审断特色 |
| 一、“冬至保”案的情节与背景 |
| 二、“冬至保”案的审断特色 |
| 第三节 土俗民情与特殊律例 |
| 一、循化厅复杂的行政隶属关系 |
| 二、循化厅的地方干预能力不足 |
| 三、当地的土俗民情与司法文化 |
| 第四节 “羁縻”为政下的法律实践 |
| 一、清朝在涉藏地区的施政理念 |
| 二、强大的地方文化权力网络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循化厅撒拉、回、汉等族重案的审理 |
| 第一节 清朝对撒拉的治理 |
| 一、撒拉的族源 |
| 二、撒拉的内地化 |
| 第二节 撒拉、回族的寻常命盗重案解决 |
| 一、“律例”和“实用”的兼容 |
| 二、遵从民间习惯法调解和息 |
| 第三节 各民族之间的寻常命盗重案 |
| 一、汉族与回、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二、回族与藏族之间的重案解决 |
| 第四节 注重实用性审断民族重案的弊端 |
| 反思与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循化厅蒙藏部落纠纷与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的诉讼与解决 |
| 一、多哇、河南蒙旗的冲突因由 |
| 二、诉讼过程 |
| 三、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多哇、河南蒙旗纠纷解决中的官府 |
| 一、处理蒙藏纠纷的行政网络 |
| 二、处理蒙藏纠纷的掣肘之处 |
| 第三节 多哇、河南蒙旗冲突中的地方势力 |
| 一、多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
| 二、宗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 |
| 三、藏族聚居区的特殊权力机制 |
| 反思与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循化厅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与纠纷解决 |
| 第一节 清政府对涉藏地区的外事管理 |
| 一、外国人纷至沓来 |
| 二、清政府的管控措施 |
| 三、管控措施的问题 |
| 第二节 涉藏地区的外事冲突与官方应对 |
| 一、洋人携条约自重不服管控 |
| 二、当地藏族民众浓厚的排外情绪 |
| 第三节 保安教案的发生过程与纠纷解决 |
| 一、“佛耶”冲突的累积与保安教案的爆发 |
| 二、甘肃各级政府的应对措施与解决方案 |
| 三、官府应对策略及其成因的总结分析 |
| 反思与小结 |
| 结语 |
| 一、解决机制 |
| 二、总体特征 |
| 三、总结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及其文化承传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山东文化世家的振兴 |
| 第二节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 |
| 第三节 新城王氏家族的文化承传 |
| 一、文学 |
| 二、经史 |
| 三、书法 |
| 四、绘画 |
| 五、篆刻 |
| 第二章 新城王氏与明清文人的书法之交 |
| 第一节 王象乾与邢侗的交游 |
| 第二节 新城王氏与董其昌的交游 |
| 第三节 王士禛的书法交游 |
| 一、扬州时期的书法交游 |
| 二、北京时期的书法交游 |
| 第三章 新城王氏的书论与书学思想 |
| 第一节 王象晋的书学思想 |
| 一、以书法修身 |
| 二、重视文字规范 |
| 第二节 王与玟的书学思想 |
| 第三节 王士禛的书学思想及书学着述 |
| 一、视书法为文人余事 |
| 二、王士禛和他的代笔人 |
| 三、重视人品与学养 |
| 四、崇尚魏晋精神与兼收并蓄 |
| 五、王士禛《书则》中的学书观 |
| 六、王士禛的《草书字汇》 |
| 第四章 新城王氏的书法艺术 |
| 第一节 秀劲典雅的王之垣书法 |
| 一、楷书 |
| 二、行书、草书 |
| 第二节 出入晋唐的王象乾、王象春小楷 |
| 第三节 规模李邕的王象晋、王与玟行书 |
| 第四节 纵逸浪漫的王象春、王象咸狂草 |
| 第五节 隶、楷兼善的王士禄 |
| 第六节 独具“神韵”的王士禛书法 |
| 一、题壁书法 |
| 二、篆书 |
| 三、楷书 |
| 四、行书 |
| 第五章 新城王氏的书法鉴藏与碑帖刊刻 |
| 第一节 书法鉴藏 |
| 一、明末新城王氏的书法赏鉴与收藏 |
| 二、王士禛的书法赏鉴与收藏 |
| 第二节 碑帖刊刻 |
| 一、《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的刊刻 |
| 二、其他碑帖的刊刻 |
| 三、牌坊书法 |
| 四、新城王氏与江南刻工 |
| 第六章 新城王氏的金石活动 |
| 第一节 新城王氏的金石收藏 |
| 第二节 王士禄的金石研究 |
| 第三节 王士禛的金石活动 |
| 一、金石搜访与着录 |
| 二、金石鉴赏 |
| 三、收藏、阅读金石着作 |
| 四、金石研究 |
| 结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新城王氏主要房支世系表 |
| 附录二: 明清时期新城王氏擅书者及其书法作品简表 |
| 附录三: 明清时期新城王氏书法活动年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汉语大字典》水部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性及难点 |
| 第一章 近三十年来《汉语大字典》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关於第一版《汉语大字典》 |
| 第二节 关於第二版《汉语大字典》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语大字典》水部字一二版不同 |
| 第一节 字头变化 |
| 一 增加字头 |
| 二 删除的字头 |
| 三 次序调整 |
| 第二节 注音变化 |
| 一 删减多余反切 |
| 二 纠正声调疏误 |
| 三 标注新义今读 |
| 四 重置音项 |
| 五 补全读音 |
| 六 待商榷问题 |
| 第三节 释义变化 |
| 一 增加新内容 |
| 二 删减义项 |
| 三 分设义项 |
| 四 更新义项 |
| 五 调整义项顺序 |
| 六 沟通字际关系 |
| 七 音项和义项相配合 |
| 八 改动较大 |
| 九 待商榷问题 |
| 第四节 书证变化 |
| 一 规范书证 |
| 二 增加书证 |
| 三 删减书证 |
| 四 调整书证顺序 |
| 五 义项和书证相搭配 |
| 六 待商榷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水部字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音项设置不同 |
| 一 《大字典》比《大词典》多音项 |
| 二 《大词典》比《大字典》多音项 |
| 第二节 义项设置不同 |
| 第三节 义项分合不同 |
| 第四节 同一个义项归在不同音项下 |
| 第五节 差异巨大 |
| 小结——兼谈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几个问题 |
| 一 要注意收字完备 |
| 二 要注意书证准确问题 |
| 三 要注意利用方言材料 |
| 四 要注意吸收近代汉语研究成果 |
| 第四章 《汉语大字典》水部字代表性范畴类聚研究 |
| 第一节 动词类代表性范畴词义比较研究 |
| 一 “洗涤”类 |
| 二 “涉渡”类 |
| 三 “浇灌”类 |
| 四 “淘滤”类 |
| 五 “沉没”类 |
| 六 “漂浮”类 |
| 七 “泼洒”类 |
| 第二节 名词类代表性范畴词义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 |
| 个案一 汉语“浇灌”义词汇类聚辨析及其发展演变研究 |
| 个案二 动词“注”的灌注义发展及其成因 |
| 个案三 “潮”义大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大字典》《大词典》方言标注不同 |
| 附录二 《大字典》《大词典》字际关系沟通不同 |
| 附录三 《大字典》水部字代表性词义范畴类聚 |
| 致谢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王烜及其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王烜的生平与着述 |
| 第一节 王烜的生平 |
| 一、青年求学时期 |
| 二、中年宦游时期 |
| 三、晚年居乡时期 |
| 第二节 王烜的着述 |
| 第二章 王烜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授业恩师 |
| 一、刘尔炘 |
| 二、王兆辰 |
| 第二节 同年挚友 |
| 一、邓隆 |
| 二、杨巨川 |
| 三、慕寿祺 |
| 四、程天锡 |
| 第三节 千龄社友 |
| 一、徐韵潮 |
| 二、徐渊如 |
| 三、水梓 |
| 四、张质生 |
| 第三章 王烜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王烜诗歌的思想内容 |
| 一、纪实忧民 |
| 二、咏史怀古 |
| 三、纪游写景 |
| 四、思亲悼亡 |
| 五、题咏言志 |
| 第二节 王烜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一、诗风多样,沉郁为主 |
| 二、手法多变,白描为主 |
| 三、语言质朴,感情真挚 |
| 四、诸体皆备,尤擅近体 |
| 第四章 王烜散文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王烜散文的题材内容 |
| 一、书启之文 |
| 二、序跋之文 |
| 三、杂记之文 |
| 四、传略之文 |
| 第二节 王烜散文的艺术特色 |
| 一、感情浓郁真挚 |
| 二、议论谨严有序 |
| 三、语言简洁平实 |
| 第五章 《存庐诗话》的内容与价值 |
| 第一节 《存庐诗话》的内容 |
| 一、论诗主张 |
| 二、其他内容 |
| 第二节 《存庐诗话》的价值 |
| 一、文献史料价值 |
| 三、思想文化价值 |
| 结语 |
| 附录一:王烜诗文辑佚 |
| 附录二:王烜年谱简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对象、目的和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社会翻译学 |
| 1.4 研究价值 |
| 1.5 文章结构 |
| 第2章 《富国策》翻译研究现状 |
| 2.1 经济学思想(史)为主题的研究 |
| 2.2 翻译(学/史)视角的研究 |
| 第3章 《富国策》的翻译场域 |
| 3.1 《富国策》翻译场域权力关系及主要行动者 |
| 3.1.1 赞助人 |
| 3.1.2 发起人和出版者 |
| 3.1.3 译者 |
| 3.1.4 预设读者 |
| 3.2 晚清诗学规范 |
| 3.2.1 桐城派文章学 |
| 3.2.2 八股文 |
| 第4章 《富国策》译文的形式特点 |
| 4.1 中译本《富国策》和其底本MPE的整体对比 |
| 4.1.1 MPE和《富国策》的副文本对比 |
| 4.1.2 《富国策》各章节段落存留度变化情况 |
| 4.2 文本微观语言特点以及“道、理”概念和儒家文化负载语 |
| 4.2.1 单音节词使用 |
| 4.2.2 文言虚词的使用 |
| 4.2.3 “理”和“道”概念的使用 |
| 4.2.4 儒家文化负载词 |
| 4.3 句法特征 |
| 4.3.1 文言程式句 |
| 4.3.2 四字格、排比对句的使用以及句子的词组化 |
| 4.3.3 《富国策》的句长 |
| 4.4 MPE与《富国策》的文本性对比 |
| 4.4.1 篇章文本性标准 |
| 4.4.2 MPE与《富国策》的宏观文本性对比 |
| 4.4.3 衔接和连贯微观描述 |
| 第5章 《富国策》经济思想的译介和接受 |
| 5.1 经济学术语译介考察 |
| 5.1.1 卷一“论生财”经济学术语的个案考察 |
| 5.1.2 “日原”经济学术语质疑 |
| 5.2 《富国策》对MPE经济学思想的译介和删节 |
| 5.3 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
| 5.3.1 出版及用途 |
| 5.3.2 衍生文本 |
| 5.3.3 评论和影响 |
| 第6章 《富国策》翻译策略、翻译规范和译者惯习 |
| 6.1 基于功能的翻译策略再范畴化 |
| 6.2 《富国策》的翻译策略 |
| 6.3 《富国策》翻译规范、翻译策略和其译者惯习的关系 |
| 6.4 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思想根源 |
| 6.4.1 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体用”观 |
| 6.4.2 《富国策》译者惯习选择翻译策略的机制模型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引文献 |
| 附录1: 《富国策》的序、凡例和年表 |
| 附录2: 儒家文化和汉文化负载词例举 |
| 附录3: 《富国策》第一卷“论生财”经济学术语 |
| 附录4: 《富国策》卷一第一章平行文本及相关情况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宏观识见 微观功力——评《乌鲁木齐县志》（论文参考文献）
- [1]从乾隆“刑科题本”看十八世纪甘肃地方社会[D]. 王泽琪. 兰州大学, 2021(02)
- [2]晚清循化厅社会纠纷解决机制[D]. 张蓉. 兰州大学, 2021(12)
- [3]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4]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D]. 董家鸿.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5]《汉语大字典》水部字研究[D]. 金瑞.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3)
- [6]《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7]王烜及其诗文研究[D]. 杨东兴.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9]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汉译本《富国策》翻译研究[D]. 刘晓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