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家璇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帆[1](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宋建欣[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周健[3](2019)在《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实践》文中研究表明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实现了划界的公平解决,是一次成功的国际法实践。同时,在如何组织和驾驭谈判上,它为中国同其他海洋邻国进行海洋划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领土、边界和海洋划界问题,均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涉及民族感情。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决定因素,是当事国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治互信。建立谈判机制有助于缓和冲突,缩小分歧,维护当事国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只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参照国际实践,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寻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达成双赢的公平结果。
齐鹏飞[4](2013)在《中越陆地边界谈判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再认识》文中研究指明自1977年至2009年,中越陆地边界划定、勘定谈判持续了30余年,其过程异常曲折和复杂。在第一次、第二次中越陆地边界谈判中,由于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两次谈判均无果而终。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改善并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使越南不得不全面调整对华政策,主动寻求改善越中关系的道路。1991年中越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恢复中断十年的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奠定了基础。1993年8月第三次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开始至2007年1月结束,期间历经十三轮政府级边界谈判。《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陆地边界议定书》的签订标志着中越1347公里长的陆地边界全线勘定。这是中越双方以历史条约为基本依据,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为基本原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标志着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越陆地边界问题全面、彻底地解决,为中国和平外交尤其是睦邻外交开创了新的成功范例。
顾坚[5](2012)在《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题为“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旨在从认知层面较为系统和深入地考察1949-2009这60年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源远流长,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曾是连接双方的纽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经过60年的发展,中阿关系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新高度。学术界对于中阿关系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但目前的探讨和研究或是停留在历史层面,更多是对史实的还原与再现;或是聚焦于现实问题,致力于对中阿关系中的热点加以评论、跟踪和展望,对双方关系的深度考察和探讨还显得薄弱。本文的着力点在于将认知学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阿拉伯的双向认知,以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论文首先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对认知的概念、表现、层次、影响因素加以辨析,指出认知是感觉输入的变换、减少、解释、贮存和恢复的全部过程,并尝试将其运用于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论文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根据认知主体的不同,认知可以分为政府层次、精英层次和民间层次。论文结合案例,分析中阿认知各个层次的特点,指出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阿之间的双向认知,进而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相互关系的展开。论文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认知,根据其领域又可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的层面。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不同定位,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对方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对对方的政策,以及相互关系的展开。论文认为,在心理学层面影响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成熟、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自我调节的平衡过程等,这些因素作用于中阿相互认知,主要体现在: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国内政治与国际格局等三个层面。论文以中阿关系的历史演变为基本线索,以搜集的中文、阿文和英文文献为基本依托,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案例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将1949-2009这60年间的中阿关系区分为1949-197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改革开放前)、1978-2001(中国改革开放-“9·11”事件)、2001-2009(“9·11”事件以来)等三个时期;分别从政府、精英、民间三个视角,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四个层面,以及信仰体系、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三个角度,对中阿双向认知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考察。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①中阿认知在层次上的特点为: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层次占主导地位,精英层次主要体现为领袖人物和外交官的影响力,民众参与中阿认知还有所不足;改革开放后,民间层次的地位上升,出现了以学者为核心的精英群体;“9·11”事件后,中阿认知呈现出政府主导、精英引导和民众参与的特征;②中阿认知在层面上随着各个时期重心不同,经历了从“政权合法性”向“国家利益为中心”向“国际共同利益攸关体”的演变;③在影响因素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在中阿认知中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因素的地位提升,“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引发的国际格局的转型在中阿认知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傅敏[6](2012)在《1961年台湾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之研究 ——以哈佛一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为中心》文中认为关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是台湾当时在联合国中的“一线外交官”留存的资料,相对完整,内容丰富,而同类的史料极为鲜见。目前,“蒋廷黻资料”尚在整理之中,未刊布,因此很少有研究者利用。本文拟以“蒋廷黻资料”为主体史料,探讨台湾在1961年第1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后,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与各方交涉的过程。通过对这批珍稀史料的整理,拾遗补缺,还原与补充这段历史中被岁月遮蔽的一些细节,以使历史更臻清晰与具体。为完成上述研究目标,本文主体部分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缘起与发展(1949—1960)”。主要以“蒋廷黻资料”提供的脉络,梳理台湾“外交”困局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产生,1949至1961年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政策及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演变,1949至1961年间台湾当局为确保中国代表权展开的“外交”活动及成效,并述及蒙古入会案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关联,以为后续各章论述之基础。第二章“蒋廷黻等在联合国内的交涉活动”。此为全文重点之所在。主要依据“蒋廷黻资料”,论述1961年台湾围绕如何确保其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同时阻止蒙古入会,以蒋廷黻为首的台湾“代表团”与各方,主要是与美国的交涉活动。在交涉过程中,对是否应各方要求放弃“缓议案”、“重要问题案”等替代方案的利弊、在阻止蒙古入会的前提下应否对蒙案灵活投票、如何减轻法非集团国家对台湾的怨怼、审议蒙案时应否退席等重要问题,蒋个人的看法与建议。蒋的哪些建议为当局采纳,哪些建议为当局否定,对当局决策的影响。这些内容,先行研究均未提及。第三章“台湾决策层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与决策”。蒋廷黻等人的建议最终要通过蒋介石才能变为政策实施。在中国代表权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蒋介石是最高决策者。本章辅以《蒋介石日记》等珍稀史料,尝试呈现1961年作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与心路历程,并披露蒋介石与中东、法非集团国家元首交涉的细节和对一线“外交官”的指示。同时关注参与决策的“外交部”和“行政院”的内部讨论、多方交涉及向“驻外”机构发出指示的过程与实施效果。第四章“‘驻外各馆’、‘民意’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蒋廷黻资料”有丰富的内容,其相关部分显示出,1961年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岛内引起多方的反响,台湾“外交”有诸多的制衡因素。本章通过对“蒋廷黻资料”中涉及台湾“驻外各馆”围绕中国代表权和蒙古入会问题与各方交涉的情况,“民意机关”对行政当局问责的情况、质疑与决议,岛内媒体舆论对行政当局交涉与决策的反应等方面的梳理,看行政当局关注哪些内容,如何有计划地利用与引导舆论。希望多侧面地展示台湾“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本文仅就“蒋廷黻资料”等珍稀史料中涉及到的问题有所论述,不少地方可能疏漏。为更明晰地反映1961年台湾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与决策推进的整体进程,特编制了“1961年中国代表权问题大事记”,作为“附录”。本文是在对“蒋廷黻资料”辨读、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比照先行研究,力图对台湾1961年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过程中,诸多历史细节有所补充,尤其着力研究先行研究中鲜有人提及的,以蒋廷黻为首的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各种努力和台湾“驻外各馆”与驻在国接洽的情形,并对某些既有认识有所修正。此外,尝试根据“蒋廷黻资料”提供的线索,辅以“蒋介石日记”、台湾“外交部”档案等一手史料,通过对1961年台湾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过程的研究,展示当时台湾“外交行政体制”决策的某些方面。
张键[7](2011)在《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文中指出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主要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展开的。本文对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要素以及地区战略环境判断、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地区战略决策、地区战略评估、地区战略实施以及对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战略,既具有外交战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地区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的第四层次。因此,地区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外交整体战略。地区战略是战略理论在地理和区位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一般包括地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地缘战略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地缘经济因素、国际地缘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了开放地区主义及其对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指导。“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区域战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方针的指引,整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为中国进入21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是成功的,在新世纪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21世纪初中国推行的区域合作地区战略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的延续和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实施新的睦邻地区战略势在必行。从战略内涵来看,中国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富邻、安邻”地区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和深厚积淀。“睦邻”,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治发展战略,即强调平等协作、共同发展。“富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领域。具体地说,“富邻”就是强调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上的交往、联系、对话以及战略协作,不断拓宽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安邻”,主要指的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在安全领域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式去处理地区分歧与争端,从而为地区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有利地区环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安全。新世纪初以睦邻地区战略为依托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进而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当前东亚战略环境比较复杂,东亚战略安全环境尤其严峻,尽管如此,当前东亚战略环境中仍存在不少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东亚外交战略,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未来也息息相关。具体地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分为地缘优势和大国优势两种。战略上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大国太多,存在诸多地缘上的制约,并且中国存在诸多地缘困局,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内各国文化及价值观差异较大等。中国由于长时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因此拥有很多战略机遇。中国的战略威胁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真正的战略对手。具体地说,中国受到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压力也主要是来自美国“重返东亚”以及美国利用制度性参与和领土争端挑动东亚国家对抗中国。中国未来的东亚地区战略选择应该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开放地区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一种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坚持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着眼未来东亚地区战略的核心主张。未来中国东亚战略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框架具体可以包括地缘重心论、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开放地区主义理论等等。未来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战略部署应该注重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强多样性的多边区域合作,同时将东亚地区构架明确化。
王雪妍[8](2010)在《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以新疆乌鲁木齐暴乱事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形象是人们获取信息后对一个国家所形成的印象,而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利用其在广度、速度和深度上的优势,成为一国形象进入国际社会的重要通道,对人们头脑中他国印象的形成会产生直接或简洁的影响。国外受众更多地受本国媒体的影响,而旁观者对一个国家的形象的认识和对本国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正是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是一个国家保持了进步的空间和可能性,它既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了解国外媒体是如何进行对华报道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多,然而负面报道也相应地急剧增加。污蔑、攻击中国的不实之词屡见不鲜,报道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不友善的成见和偏见。在德国的媒体中,中国总是以一种负面形象出现在德国民众面前,中国新疆乌鲁木齐7.5暴乱事件的爆发,将中国又一次放到了世界聚焦的舞台中央,只不过这次不是北京奥运会的辉煌隆重,也不是中国人民在地震救援中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而是一次由反华恐怖分子发动的恶性暴力事件,这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无疑有着强烈的负面效应。本文以德国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了德国《法兰克福邮报》、《明镜》周刊、《萨克森报》和“德国之声”(德文版)网站作为研究样本,以7月份该相关媒体对新疆暴乱事件的新闻报道为分析数据来源,从其议程设置、报道角度、报道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考察其传递给德国受众的信息到底有哪些,其在报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其报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通过对德国媒体报道内容的具体展示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德国媒体中所呈现的形象有如下特点:1.不够全面;2.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3.评价态度以批判为主。根据德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波尔腾(Jürgen Bolten)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模型图,本文将从国家文化层面、媒体文化层面和个人素质层面,对德国媒体“误读”中国这一现象进行跨文化理论分析,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结论部分提出相关对策,以改善中国在国外媒体中的负面形象,建设更加健全的对外传播机制。
王苏礼[9](2010)在《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文中认为中国对印巴的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中国与印巴两国关系层面,中国是否与印巴平衡发展友好关系;在印巴关系层面,是否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冲突层面,印巴冲突时是否持中立、公正的立场。本文首先分三个阶段回顾了中国与印巴关系的政策历史线索。第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立,中国与印巴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冲突中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主张双方和平协商解决。第二部分(1962年至冷战结束)介入,在国家关系层面,中国与印度交恶、与巴基斯坦友好;在印巴关系中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在印巴冲突或者战争中,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冷战后中国重回20世纪50年代的中立政策,并在中立的基础上积极劝和。在这一阶段,中国积极与印巴平衡发展关系;希望印巴友好;在印巴争端中奉行中立政策,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在印巴之间积极促和。作者认为,中国对印巴的政策体现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当中。因此,本文挑取印巴关系中发生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来作为检验作者所概括的中国的政策目标。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印巴冲突的三大根源,分别是印巴分治、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的大国情结。第二章主要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南亚政策。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印巴之间奉行的是中立政策,并与印巴同时友好。第三章论述了中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其中1959年西藏叛乱是中国南亚政策的转折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完全转变了中立政策,开始介入印巴争端,并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第四章以1965年与1971年印巴两次战争为例,来论证中国实行的是介入政策。在这两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反对印度,并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来维持印巴均衡。第五章论述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重新在印巴之间执行中立政策,平衡发展与印巴的关系,并在印巴之间积极促和。在总结以往对印巴政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最后一部分对将来的中国对印巴的政策提出了粗浅的建议,即在印巴之间,奉行中立并积极促和的政策最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具体政策表现为,中国在确保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与印度同时发展友好关系,在印巴争端中奉行中立并积极促和的立场,力争避免卷入印巴争端,同时积极促进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文中最后也为中国在如果印巴再次爆发战争时采取何种措施提出了一些不算成熟的建议。
刘雪莲[10](2003)在《我国对外关系大事记(2003年3月1日—4月30日)》文中提出 亚洲 3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支持继续对伊拉克武器核查。 3月6国 孔泉说,中国强烈谴责发生在以色列海法市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3月6日 外交部长唐家璇就菲律宾达沃市发生恐怖爆炸一事致电菲外长奥普莱表示慰问。
二、唐家璇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家璇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1.4.3 学术访谈法 |
1.5 相关理论 |
1.5.1 合作论 |
1.5.2 国家利益论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1.6 研究框架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2.1.1 起源阶段 |
2.1.2 探索阶段 |
2.1.3 发展阶段 |
2.1.4 深入阶段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2.2.1 进程阶段性 |
2.2.2 立场反复性 |
2.2.3 合作复杂性 |
2.2.4 目标长期性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4.1 国际环境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4.2 国内环境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5.3.1 美国因素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5.3.2 欧盟因素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 |
2.1 南海争端的产生根源 |
2.1.1 历史因素 |
2.1.2 经济因素 |
2.1.3 地缘因素 |
2.1.4 法律因素 |
2.2 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 |
2.2.1 岛屿主权问题 |
2.2.2 海域划界问题 |
2.2.3 海洋资源问题 |
2.2.4 “航行自由”问题 |
2.3 南海争端的现实状况 |
2.3.1 域外国家继续干涉 |
2.3.2 域内国家磋商合作 |
2.3.3 整体局势依然严峻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 |
3.1 历史依据 |
3.1.1 最早发现与命名 |
3.1.2 持续开发与管治 |
3.1.3 国际社会的承认 |
3.2 法理依据 |
3.2.1 相关国际法律 |
3.2.2 相关中国法律 |
3.3 理论基础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 |
3.3.2 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 |
3.4 实践基础 |
3.4.1 晚清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3.4.2 国民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3.4.3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1978-2012) |
4.1 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 |
4.1.1 主权宣示与外交抗议 |
4.1.2 反对域外大国的干预 |
4.2 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 |
4.2.1 执行国家海防战略 |
4.2.2 发展南海军事力量 |
4.2.3 实施军事维权行动 |
4.3 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 |
4.3.1 开展南海科学考察 |
4.3.2 逐步开发南海资源 |
4.3.3 修建南海基础设施 |
4.4 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4.4.1 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4.4.2 与南海各国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
4.4.3 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机制 |
4.4.4 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
4.4.5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南海主权权益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 |
5.1 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
5.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5.1.2 倡导“双轨思路”解决争端 |
5.1.3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5.2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 |
5.2.1 升级南海行政建制 |
5.2.2 改革海上执法体制 |
5.2.3 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
5.2.4 加速南海资源开发 |
5.3 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 |
5.3.1 与南海各国建立多领域务实合作 |
5.3.2 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5.3.3 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5.4 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 |
5.4.1 警告与拦截擅闯中国南海的美舰美机 |
5.4.2 推动中国同域外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 |
6.1.1 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 |
6.1.2 顺利完成北部湾的划界 |
6.1.3 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6.1.4 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 |
6.2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经验 |
6.2.1 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 |
6.2.2 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6.2.3 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6.2.4 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 |
6.3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启示 |
6.3.1 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合作关系 |
6.3.2 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 |
6.3.3 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 |
6.3.4 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3)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
(一)北部湾的自然地理概况 |
(二)历史上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管辖实践 |
(三)中越北部湾海洋管辖权争议的起源 |
(四)20世纪70年代中越划分北部湾的两次谈判 |
1. 1974年谈判 |
2. 1977—1978年谈判 |
3.几点分析 |
(五)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争议的发展 |
二、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与划界协定的签署 |
(一)中越边界专家小组会谈 |
(二)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和基本原则协议 |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 |
(四)中越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
(五)签订《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 |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主要内容 |
(一)协定的政治框架 |
(二)划界的原则和范围 |
(三)两国海洋分界线 |
(四)合作开发海洋资源 |
(五)条约解释、文本、生效等事项 |
四、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中国际法原则的适用 |
(一)中越北部湾划界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
(二)谈判也适用了习惯国际法规则 |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取得了公平的结果 |
1.总体面积比例问题 |
第一,这一结果,是双方根据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外交谈判,在互谅互让基础上取得的。 |
第二,这一结果,界定并维护了两国各自对北部湾海域享有的领海主权以及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即通常所说的海洋权益。 |
第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所确定的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是以两国面临北部湾的海岸线为基础划定的。 |
第四,中越在划界过程中还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对偏离海岸线一般走向的岛屿可能产生阻断、夸大和扭曲效果进行了妥善处理。 |
2.渔业问题 |
3.油气问题 |
五、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的启示 |
(一)政治保障 |
(二)建立谈判机制有助于缓和冲突,逐步缩小分歧,维护当事国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
(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参照国际实践,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寻求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达成双赢的公平结果 |
1.公平结果必须、也必然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 |
2.要达成公平结果,当事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 |
3.平等协商、互谅互让是实现公平结果的必要手段。 |
(四)北部湾海洋划界是中国同邻国第一次海洋划界实践,在如何组织和驾驭谈判上,为中国同其他海洋邻国进行海洋划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
(5)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价值 |
一 理论价值 |
二 现实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 中阿认知研究概述 |
二 中阿认知研究评析 |
三 发展良性认知的方式 |
四 认知的跨学科性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 历史文献研究法 |
二 案例研究法 |
三 整体和部分相结合研究的方法 |
四 借鉴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会聚性证明法)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小结 |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认知 |
第一节 认知的概念 |
第二节 认知的对象——从个体到国际行为体 |
第三节 认知的内涵与外延 |
一 认知的内涵 |
二 认知的外延 |
第四节 认知的研究凭据 |
第五节 认知的研究层次 |
第六节 认知的影响因素 |
第七节 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认知中的应用 |
小结 |
第二章 中阿关系中的认知 |
第一节 中阿认知的概念 |
第二节 中阿认知的研究凭据 |
一 文本 |
二 媒体 |
第三节 中阿认知的层次 |
一 政府层次 |
二 精英层次 |
三 民间层次 |
第四节 中阿认知的影响因素 |
一 信仰体系 |
二 国内政治 |
三 国际格局 |
小结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中阿认知(1949-1978)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阿认知的表现 |
一 政治层面的中阿认知 |
二 安全层面的中阿认知 |
三 经济层面的中阿认知 |
四 文化层面的中阿认知 |
第三节 典型案例 |
一 中国对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 |
二 中国对前四次中东战争的态度(1948-1973) |
三 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与阿拉伯世界 |
第四节 本时期中阿认知的特点 |
一 层次—政府主导 |
二 层面—政权合法性 |
三 影响因素—信仰体系占主导 |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阿双边认知(1978-2001)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阿双方诉求的变化 |
第三节 本阶段中阿认知的表现 |
一 政治层面的中阿认知 |
二 安全层面的中阿认知 |
三 经济层面的中阿认知 |
四 文化层面的中阿认知 |
第四节 典型案例 |
一 1983 年穆巴拉克访华 |
二 1993 年李岚清的海湾之行 |
第五节 本阶段中阿认知的特点 |
一 民间、精英层次的上升 |
二 层面—国家利益型认知 |
三 认知影响因素—国内政治 |
小结 |
第五章 “9·11”以来的中阿认知(2001-2009)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一 “文明冲突论” |
二 “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 |
第二节 本阶段的中阿认知 |
一 政治认知的新特点 |
二 安全认知的新特点 |
三 经济认知的新特点 |
四 文化认知的新特点 |
第三节 典型案例 |
一 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 |
二 中国海军索马里海域护航(2008-2009) |
三 阿卜杜拉国王访华—中沙能源共同利益 |
第四节 本阶段认知的特点 |
一 中阿认知层次的互动 |
二 “利益攸关体”认知 |
三 本阶段认知影响因素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催化剂”作用 |
小结 |
结论 |
(一)认知在中阿关系中的应用 |
(二)中阿认知在层次上的特点 |
(三)中阿认知不同时期的重心演变 |
(四)中阿认知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 |
(五)研究心得 |
附:中阿首脑互访记录 |
参考文献 |
一、 中文文献 |
(一)档案文献: |
(二)专着类: |
(三)论文类: |
二、 英文文献 |
三、 阿拉伯文文献 |
(6)1961年台湾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之研究 ——以哈佛一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1、1950—1995:初期的研究状况 |
2、1995年以来利用美、英等国外交档案的研究状况 |
3、1995年以来利用台湾档案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内容 |
1、学术构想 |
2、论文结构及提纲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五、三点说明 |
第一章 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缘起与发展(1949—1960) |
第一节 朝鲜战争前后围绕中国代表权的争夺 |
一、大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及“缓议案”的启用 |
二、台湾当局对“缓议案”的不满 |
三、有时限的“缓议案”:朝鲜停战后美英台三方的妥协 |
第二节 “整批入会”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冲击 |
一、1955年“整批入会”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影响 |
二、英国、法国、印度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三、争取各方支持“缓议案”的努力 |
第三节 1960年“缓议案”险获通过 |
一、“中立主义”气氛的继续高涨 |
二、争取非洲国家的“外交”努力 |
三、非洲新入会12国一致弃权 |
四、蒙古入会案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关联 |
第二章 蒋廷黻等在联合国内的交涉活动 |
第一节 主动退出经社理事会竞选的建议 |
第二节 续用“缓议案”及对蒙案灵活处理的建议与交涉 |
一、建议顶住压力不主动放弃“缓议案” |
二、受命积极交涉续用“缓议案” |
三、建议对蒙古入会案灵活投票未得当局采纳 |
四、正式向美方提出“两道防线”的方案 |
五、再度建议对蒙案灵活处理以保代表权 |
六、建议积极利用国际舆论 |
第三节 获授权对蒙案灵活投票并全面研议“缓议案”之替代方案 |
一、要求美国暂续用“缓议案” |
二、希望换取法非国家支持的努力 |
三、建议放弃“缓议案” |
四、与美方研讨替代方案以阻止蒙案通过 |
第四节 与美方研商“重要问题”方案及建议放弃阻蒙入会 |
一、达成以“重要问题”方式应对的原则性共识 |
二、建议放弃阻蒙入会未获当局批准 |
第五节 规避蒙案对中国代表权案不利影响的努力 |
一、应付联大开幕日的部署 |
二、商请其他理事国对蒙案弃权之努力 |
第六节 应对蒙案投票时的建议 |
一、法非国家进一步向台湾施压 |
二、建议审议蒙案时不退席 |
三、关于“重要问题案”内容的交涉 |
第七节 建议弹性反对组设委员会及对美坚强交涉 |
一、蒙案解决前对研究委员会方案不表态的建议 |
二、蒙古入会后建议当局对美谅解 |
三、受命对美强硬交涉 |
四、改善台、美关系的努力 |
五、与“驻外各馆”合力商请各国投票支持台湾 |
第三章 台湾决策层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与决策 |
第一节 蒋介石对联合国的基本看法 |
一、“公理与正义”:对联合国宪章的维护 |
二、“一个中国”的底线与对联合国席位的重视 |
第二节 坚持续用“缓议案”及内部对替代方案的研商 |
一、蒋介石对在联合国中的困境及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预测 |
二、台湾应对中国代表权危机的研讨 |
三、“外交部”对“缓议案”的检讨及对替代方案的研议 |
第三节 坚拒放弃否决蒙案 |
一、抗议美国与蒙古的官方接触 |
二、对美国与蒙古正式接洽建交的激烈反应 |
三、抵制美国力主放弃否决蒙案 |
四、“行政院”决议否决蒙案 |
第四节 不顾法非国家压力阻蒙入会 |
一、陈诚访美坚持阻蒙入会立场 |
二、蒋介石与肯尼迪围绕是否阻蒙入会的攻防 |
三、争取法非国家谅解的失败 |
四、确定商请各方支持“重要问题案”原则 |
五、为否决蒙案的后果预作部署 |
第五节 蒋介石放弃原定否决蒙案的立场 |
一、延期审议入会案后各方施压 |
二、蒋介石转变对蒙案的立场 |
三、沈昌焕力谏坚定否决蒙案 |
四、蒋介石最终放弃否决蒙案 |
五、当局为放弃否决蒙案对一线“外交机构”的指示 |
六、蒋介石逼令叶公超去职 |
第六节 严防死守阻止研究委员会的设置 |
一、从默许到强烈反对组设研究委员会方案 |
二、严防美国暗中推动研究委员会方案 |
三、“重要问题案”通过后蒋介石的总结 |
第四章 “驻外各馆”、“民意”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 |
第一节 台湾驻美“大使馆”的活动 |
一、与英美交涉续用“缓议案”以阻止大陆入会 |
二、建议变通运用“缓议案” |
三、关于美方两项新方案的交涉 |
四、建议尽快与法非国家沟通并力阻美蒙建交 |
五、放弃否决蒙案前后与美方的交涉 |
第二节 台湾“驻外各馆”的交涉及成效 |
一、各国支持的幻象:关于蒙、毛入会案的初期交涉 |
二、台湾压力骤增:美蒙接洽建交后“驻外各馆”的交涉情况 |
三、塔那那利佛会议召开前后与各国的交涉 |
四、阻止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第三节 台湾“民意”机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 |
一、对中国代表权影响的密切关注 |
二、严促当局坚定贯彻阻蒙入会的立场 |
三、对行政当局的激烈批评及决意为阻蒙入会不惜退出联合国 |
四、促请与法非国家交涉兑现承诺 |
第四节 岛内舆论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的影响 |
一、对英国等策动“两个中国”的激烈反对 |
二、当局对“媒体民意”的运用 |
三、对陈诚访美增进台、美合作关系的不同反应 |
四、舆论对当局转变蒙案立场的猜疑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7)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目的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三、论文研究方案 第一章 地区战略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 |
一 外交战略及其层次性 |
二 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 |
第二节 地区战略的定义与内涵 |
一 地区战略的定义与分类 |
二 地区战略的要素 |
第三节 地区战略的决策分析 |
一 外交决策理论分析 |
二 地区战略环境分析 |
三 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 |
四 地区战略判断 |
五 地区战略决策 |
六 地区战略评估 |
七 地区战略实施 |
第四节 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 |
一 地区权力结构 |
二 地区国际机制 |
三 国家利益 |
四 地缘因素 |
五 意识形态 |
六 历史记忆 |
七 战略文化传统 |
八 国内政治 |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 |
第一节 地缘政治理论取向 |
一 地缘政治因素 |
二 地缘经济因素 |
三 地缘文化因素 |
第二节 区域一体化理论取向 |
一 国际关系的一体化理论概述 |
二 一体化理论对国家地区战略的指导意义 |
第三节 地区主义理论取向 |
一 传统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 |
二 开放地区主义 |
三 开放地区主义对地区战略的理论指导 |
本章小结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地区战略分析 |
第一节 冷战期间中国外交战略对东亚外交的影响 |
一 “一边倒”外交战略选择对中国东亚外交的影响 |
二 “两个拳头打人”战略阶段的中国东亚外交 |
三 “一条线”及“三个世界”战略构想影响下的东亚外交 |
四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视角下的东亚外交 |
第二节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地区战略追求 |
一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环境分析 |
二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国家利益需求分析 |
三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思想的提出及官方表述 |
第三节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追求的内涵与评估 |
一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政策目标分析 |
二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思想内涵 |
三 “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政策实施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21 世纪初中国的东亚区域合作战略 |
第一节 新世纪中国东亚地区战略环境分析 |
一 地区战略环境的新变化 |
二 实施新的地区战略的必要性 |
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内涵 |
一 睦邻区域合作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 |
二 睦邻区域合作战略内涵的解读与分析 |
第三节 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主要支柱 |
一 积极参与“10+3”框架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
二 中国和东盟的“10+1”合作机制 |
三 深化中日韩合作 |
四 积极参与东亚峰会 |
第四节 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具体实施 |
一 “睦邻”外交——政治上互谅互信、和睦共处 |
二 “富邻”外交——经济上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
三 “安邻”外交——安全上增强互信,注重安全合作 |
第五节 影响东亚区域合作战略的因素分析 |
一 与地区内某些国家在国家利益上的困境和冲突 |
二 领土争端 |
三 美国因素 |
四 中国国家实力 |
第六节 中国东亚区域合作战略实施的战略意义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新时期东亚一体化战略初探 |
第一节 当前东亚战略环境分析 |
一 当前东亚战略形势纷繁复杂 |
二 美国高调介入东亚事务 |
第二节 当前东亚主要国家的东亚地区战略比较 |
一 美国的东亚地区战略 |
二 日本的东亚地区战略 |
三 韩国的东亚地区战略 |
四 俄罗斯的东亚地区战略 |
五 东盟的东亚地区战略 |
第三节 中国东亚战略选择的SWOT 分析 |
一 战略优势 |
二 战略劣势 |
三 战略机遇 |
四 战略威胁 |
五 SWOT 组合分析 |
第四节 新形势下中国东亚战略的内涵 |
一 未来中国东亚战略的理论指导 |
二 新形势下中国的东亚战略目标 |
三 未来中国东亚战略的战略部署 |
四 战略路径和战略手段 |
第五节 开放性东亚共同体展望 |
一 东盟共同体及东亚共同体构想 |
二 建立开放性东亚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三 开放性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
(8)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以新疆乌鲁木齐暴乱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课题学术意义 |
1.2 课题实用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目的 |
2 中德关系 |
2.1 中德历史关系回顾(1911 年-1941 年) |
2.1.1 早期中德关系 |
2.1.2 1930 年代的中德合作 |
2.1.3 1937 年至1938 年: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
2.1.4 1938 年至1941 年:中德合作的终结 |
2.2 当代中德关系 |
2.2.1 中德政治关系 |
2.2.2 中德经贸关系 |
2.2.3 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及军事交往等 |
3 中国在德国媒体中的负面形象 |
3.1 德国媒体现状 |
3.2 中国在德国媒体中的负面形象 |
4 德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乌鲁木齐暴力事件 |
4.1 事件回顾 |
4.2 德国媒体的报道 |
4.2.1 “乌鲁木齐”的德语翻译 |
4.2.2 “新疆”的称谓,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
4.2.3 “汉族人”与“中国人”的混淆 |
4.2.4 关于热比娅 |
4.2.5 无视生命的“暴力报道” |
4.2.6 “饱受压迫”的维吾尔人和“暴戾恣睢”的中国政府 |
5 德国媒体“误读”中国原因分析 |
5.1 国家文化层面 |
5.2 亚文化层面,即媒体文化层面 |
5.3 个体因素层面 |
6 总结与建议 |
7 本文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本选题的学术史述评 |
三、切入点及研究思路 |
四、研究难点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印巴冲突的根源 |
第一节 印巴分治前的矛盾 |
第二节 对克什米尔的争夺 |
第三节 印度的大国主义 |
第二章 中国的中立政策(20 世纪50 年代) |
第一节 20 世纪50 年代中国对印巴政策的背景 |
一、新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制定 |
二、中国与印巴建交的政策考虑 |
第二节 中国在印巴之间保持中立 |
一、中印的“蜜月期” |
二、中印“蜜月”背后的矛盾 |
三、中巴关系的“冷淡” |
第三节 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持中立立场 |
第三章 中国对印度政策的调整(1959-1962 年) |
第一节 西藏叛乱——中国南亚政策的转折点 |
一、1959 年西藏叛乱 |
二、印度在西藏叛乱中的表现 |
三、西藏叛乱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对中国南亚政策的影响 |
一、中印关系恶化与中印边界战争 |
二、中印边界战争促使中国完全转变中立的南亚政策 |
第四章 中国介入印巴争端——以1965 年与1971 年印巴两次战争为例 |
第一节 中国在1965 年印巴战争中的反应与政策 |
一、1965 年印巴战争 |
二、中国的反应与政策 |
第二节 中国在1971 年印巴战争中的政策 |
一、1971 年印巴战争 |
二、中国的反应与政策 |
三、中国政策反应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在南亚的平衡与促和政策 |
第一节 中国平衡与促和政策出台的背景 |
一、冷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 |
二、中国外交的转型 |
第二节 中国与印巴平衡发展关系 |
一、中印关系的改善 |
二、中巴继续友好 |
第三节 中国中立政策的体现——以印巴卡吉尔危机与2002年印巴冲突为例 |
一、印巴卡吉尔冲突 |
二、中国的平衡姿态 |
三、2001-2002 年印巴危机 |
四、中国的劝和努力 |
五、中国在两次印巴危机中持中立、劝和政策的原因 |
第六章 中国未来对印巴的外交政策 |
第一节 继续奉行平衡与积极促和的政策 |
一、新形势下南亚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
二、从中国建国以来对印巴政策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印巴之间推行中立政策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三、从大国关系中看平衡政策的必要性 |
第二节 继续与印巴平衡发展关系 |
一、中国与印度关系近期的发展 |
二、中印发展友好关系的有利因素 |
三、中印关系中的主要障碍 |
四、继续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
第三节 继续推行积极平衡与努力劝和的政策 |
一、印巴友好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
二、继续推行积极平衡与努力劝和的政策 |
三、如果印巴爆发冲突,中国的应变方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我国对外关系大事记(2003年3月1日—4月30日)(论文提纲范文)
亚洲 |
非洲 |
欧洲 |
中亚、俄罗斯 |
美洲 |
其他 |
四、唐家璇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3]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实践[J]. 周健.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9(05)
- [4]中越陆地边界谈判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再认识[J]. 齐鹏飞.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3(03)
- [5]中阿关系中的双边认知(1949-2009)[D]. 顾坚.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01)
- [6]1961年台湾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之研究 ——以哈佛一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为中心[D]. 傅敏. 浙江大学, 2012(05)
- [7]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D]. 张键. 外交学院, 2011(05)
- [8]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以新疆乌鲁木齐暴乱事件为例[D]. 王雪妍. 重庆大学, 2010(03)
- [9]中国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D]. 王苏礼.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10]我国对外关系大事记(2003年3月1日—4月30日)[J]. 刘雪莲. 国际问题研究, 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