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岛财政局铺就“金财”路（论文文献综述）
岳鹏星[1]（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王海涛[2]（2014）在《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文中认为预算绩效管理是在我国对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试点的基础上,以国外绩效预算为借鉴,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过程中,使之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进而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预算管理模式。从预算绩效管理的现实起点看,伴随我国财政发展进程和预算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开始由加强支出规范性向重视支出有效性转变。同时,当前预算管理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以及财政支出日益增长的现实,也迫切需要引入新的管理手段—预算绩效管理来加以解决,以适应财政形势及预算管理的要求,它对于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实施绩效预算需要规范的体制环境和一系列的约束条件,诸如健全的法律体系、部门充分的自主权、权责发生制的基础、广泛的绩效文化背景等,因此,我国提出的预算绩效管理,是现阶段符合我国国情和财政管理实际的较为现实的选择。从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看,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其他财政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财政资金所有者与使用者基于委托关系下的激励约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与竞争机制,以及有效解决财政支出过快增长等角度,较好地解释了理论内容与预算绩效管理的联系和支撑。从预算绩效管理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解决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普遍掀起了以提高绩效为目的的政府管理改革,促进了绩效预算的发展。其中,英国、美国是较早推行绩效预算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在绩效预算改革方面较为彻底,法国、韩国的绩效预算起步虽晚但实施较全面,瑞典和新加坡的绩效预算与其预算制度紧密相联并形成了自身特色。这些国家绩效预算的实践做法,为我国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较好的经验与启示。我国实行的预算绩效管理,经历了从绩效评价探索到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确立的发展阶段,基本上形成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近年来,预算绩效管理取得了明显进展：绩效评价范围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方式不断拓展,绩效目标管理得到加强,绩效监控开始实施,评价结果得到有效应用,制度建设渐成体系,各项基础工作得到夯实,成果正逐渐显现。但同时,也存在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有待加强、机制有待完善、配套改革需要推进、基础工作需要强化等问题。根据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进展情况,借鉴国外绩效预算理论与实践,论文从近期改革措施和中长期改革方向两个方面提出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路。近期主要是以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当前改革重点,规范管理程序和内容,强化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等各环节的改进措施。在近期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应认识到绩效预算是预算管理的必然发展趋势,明确下一步改革方向,对照分析现行预算绩效管理与未来绩效预算的差距,提出绩效预算改革的实施战略与发展路径,为长远的绩效预算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论文围绕推进预算绩效管理,通过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比较与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有关问题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论述与较全面的思考,提出了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发展与完善的目标、内容及路径等系列内容,明确了当前和今后时期的努力方向,对于我国预算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实践价值。
林星[3]（2004）在《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以近代福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福建这个独特的区域内，以福州和厦门为龙头，以开埠为契机，福建城市开始了百年缓慢而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全文以城市近代化作为主线，力图全面深入地反映近代福建城市经济的成长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变迁，探析城市发展演进的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导论部分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进而说明本文的相关概念、研究框架、理论方法和基本史料。 本文试图对福建近代城市的历史作多角度的长时段的分析，将分段叙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时间为顺序，以鸦片战争后的开埠、中华民国建立和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切点，将近代福建城市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主要从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角度阐述城市发展的概况。各章之中分节讨论贸易商业、金融、工业、城市建设等。上篇包括以下几章： 第一章是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主要探讨生态环境对福建城市的影响和古代福建城市的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和特点。第二章是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时间跨度是1843年开埠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这一阶段是福建城市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起步时期。主要叙述开埠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初步近代化。第三章是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时间跨度是191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一阶段是城市初步发展时期。主要阐述民国建立后福建城市贸易商业、工业、金融、城市建设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是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即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这一阶段福建城市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沿海城市发展滞缓，内地城市有了一些发展。 下篇是横向的专题研究，选择一些对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力图从多层面反映城市的变迁。包括以下几章： 第五章是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探讨福州和厦门作为福建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以及城市和附近乡村的互动关系。第六章是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分析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城市中的外国人，以及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出现的变化。第七章是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发展。讨论的是近代教育的发展、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第八章是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主要阐述衣食住行，宗教信仰，婚丧嫁娶，闲暇生活等方方面面风俗的嬗变。 结语部分是对福建城市发展的整体考察。着重对福建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近代化成效及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二、青岛财政局铺就“金财”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岛财政局铺就“金财”路（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说明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晚清铁路起步的财税背景与历史情境 |
| 第一节 晚清铁路起步前的财税制度 |
| 一、清代前期的财税结构 |
| 二、道、咸、同时期的财税新变化 |
| 第二节 晚清铁路起步的历史情境 |
| 一、外部的冲击与清政府的正言拒绝 |
| 二、清政府的态度转变与兴办铁路政策的确立 |
| 第三节 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 |
| 一、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衍生 |
| 二、国人认知内容的构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上):税收助力与税收担保 |
| 第一节 官款中的税收助力: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为视点 |
| 一、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出台 |
| 二、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财政运作 |
| 三、中央专项铁路经费的税源分析 |
| 第二节 晚清铁路外债与税收担保 |
| 一、晚清铁路外债政策的形成与影响 |
| 二、税收担保的实施与运作 |
| 三、税收担保的利弊与税收功能的扩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铁路筹资中的税收因素(下):商办铁路税收融资 |
| 第一节 寓商于路:商办铁路政策的出台与运行 |
| 一、商办铁路政策的形成 |
|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运行实绩 |
| 第二节 寓税于路:税收融资的举措与税项 |
| 一、各路税收融资的举措 |
| 二、税项与总量分析 |
| 第三节 作用与反作用:税收负担与因应 |
| 一、弱者的反抗:以皖路税收融资为视点 |
| 二、盐政的扰动:以盐斤加价为对象 |
| 三、体制的转变:以粤路和西潼铁路为观照 |
| 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铁路工程建设中的税收问题 |
| 第一节 铁路购地与税收的联动 |
| 一、早期铁路购地与税收的初涉 |
| 二、制度建构:《铁路购地章程》与《铁路地亩纳税章程》的出台 |
| 三、铁路购地程序与税收的勾联 |
| 第二节 铁路材料与税政的变动 |
| 一、“丛雀渊鱼”: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的制度生成与影响 |
| 二、“在路言路”:自办铁路的材料免税诉求与渐次推展 |
| 三、不免与免:税务处的收束与铁路公司的力争 |
| 小结 |
| 第五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上):陆路关税——以东清铁路为中心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东清铁路修筑前中俄边境陆路贸易与关税制度 |
| 二、东清铁路的筹议与修筑 |
| 第二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生成 |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触及 |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最终形成 |
| 第三节 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与意义 |
| 一、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运行 |
| 二、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意义:以陆路关税制度变迁为视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铁路运营管理中的税制变动(下):铁路厘金 |
| 第一节 铁路厘金的发源 |
| 一、“挹彼注兹”:汉口火车货捐局的诞生和初步运行 |
| 二、“援照办理”: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出现 |
| 第二节 铁路厘金的流变 |
| 一、稽征方式、税率、税卡的变动不居 |
| 二、存与废的博弈 |
| 第三节 铁路厘金的影响 |
| 一、督抚之利与区域之困 |
| 二、商民的负担与因应 |
| 三、政府的弊政 |
| 第四节 个案研究——以沪宁铁路厘金为例 |
| 一、沪宁铁路厘金的出现与初期交涉 |
| 二、各方力量的博弈 |
| 三、沪宁铁路厘金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税制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税收征管机构的效用 |
| 一、晚清常关与铁路运营、管理的互动:以张家口和崇文门税关为重心 |
| 二、清末铁路厘局的税收征管能力:以浙丝运宁被扣案为视点 |
| 第二节 税制结构的影响 |
| 一、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租股为中心 |
| 二、间接税对晚清铁路事业的影响——以盐税为中心 |
| 第三节 税收负担的分配 |
| 一、晚清铁路公司的税收负担 |
| 二、商民的税负分配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晚清时期铁路与税收制度的耦合性关联 |
| 二、变与不变:制度的力量与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附录 |
| 后记 |
（2）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论述 |
| 1.2.2 关于国外绩效预算的介绍 |
| 1.2.3 关于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探讨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框架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2 预算绩效管理的界定：相关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
| 2.1 主要概念及内涵 |
| 2.1.1 绩效和预算绩效 |
| 2.1.2 评价和绩效评价 |
| 2.1.3 预算绩效管理 |
| 2.1.4 政府绩效管理 |
| 2.1.5 绩效预算 |
| 2.2 明确预算绩效管理的几个关系 |
| 2.2.1 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关系 |
| 2.2.2 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的关系 |
| 2.2.3 预算绩效管理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关系 |
| 2.2.4 预算绩效管理与财政监督、绩效审计的关系 |
| 2.2.5 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预算的关系 |
| 2.3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重大意义 |
| 2.3.1 有利于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和管理水平 |
| 2.3.2 有利于构建支出结果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内容 |
| 2.3.3 有利于适应财政发展形势的需要,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发展 |
| 2.3.4 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高效、透明、责任政府建设 |
| 2.3.5 有利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效率驱动 |
| 3 预算绩效管理的现实起点：基于我国财政改革进程与问题的分析 |
| 3.1 从我国公共财政演进的视角分析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脉络 |
| 3.1.1 改革开放到分税制财政体制确立前的财政预算(1978-1994年) |
| 3.1.2 分税制财政体制确立到提出公共财政目标的财政预算(1994-1998年) |
| 3.1.3 从明确公共财政目标到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财政预算(1998-2003年) |
| 3.1.4 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的财政预算(2003年—) |
| 3.2 近年来的预算管理改革奠定了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 |
| 3.2.1 预算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
| 3.2.2 预算管理改革的成效分析 |
| 3.2.3 预算管理改革的发展方向：重视绩效管理 |
| 3.3 目前预算管理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 |
| 3.3.1 当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其表现 |
| 3.3.2 解决问题的出路：破解机制困境 |
| 3.3.3 下一步的突破重点：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
| 3.4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我国的现实选择 |
| 3.4.1 完善的绩效预算需要一定的约束条件 |
| 3.4.2 我国实施绩效预算还存在一定的制度阻碍 |
| 3.4.3 现阶段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是源于我国现实的一种可行选择 |
| 4 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支点：对理论基础的探源与构建 |
| 4.1 预算绩效管理的沿革与制度变迁 |
| 4.1.1 我国古代的绩效思想溯源 |
| 4.1.2 政府行政模式的演变与预算绩效观念的形成 |
| 4.1.3 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与财政功能看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在逻辑 |
| 4.1.4 预算制度的变迁对预算绩效管理的影响 |
| 4.2 理论基础一：委托—代理理论 |
| 4.2.1 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4.2.2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核心 |
| 4.2.3 委托—代理理论与预算绩效管理 |
| 4.3 理论基础二：公共产品理论 |
| 4.3.1 公共产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4.3.2 公共产品理论的实质内容 |
| 4.3.3 公共产品理论与预算绩效管理 |
| 4.4 理论基础三：新公共管理理论 |
| 4.4.1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4.4.2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理念 |
| 4.4.3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预算绩效管理 |
| 4.5 理论基础四：其他理论 |
| 4.5.1 财政支出增长理论 |
| 4.5.2 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 |
| 4.5.3 博弈论 |
| 4.5.4 “变化”理论 |
| 4.5.5 “花钱矩阵”理论 |
| 4.5.6 财政效率论 |
| 5 预算绩效管理的国际视点：国外实施绩效预算的基本情况(上) |
| 5.1 绩效预算发展概览 |
| 5.1.1 绩效预算实施的原因 |
| 5.1.2 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5.1.3 绩效预算的发展趋势 |
| 5.2 美国的绩效预算 |
| 5.2.1 美国绩效预算的改革历程 |
| 5.2.2 美国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 |
| 5.2.3 美国《政府绩效成果法案》 |
| 5.2.4 美国绩效预算的主要成效及影响 |
| 5.3 英国的绩效预算 |
| 5.3.1 英国绩效预算的改革历程 |
| 5.3.2 英国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 |
| 5.3.3 英国绩效预算改革的主要特点 |
| 5.4 澳大利亚的绩效预算 |
| 5.4.1 澳大利亚绩效预算的改革历程 |
| 5.4.2 澳大利亚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 |
| 5.4.3 澳大利亚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 |
| 5.5 新西兰的绩效预算 |
| 5.5.1 新西兰绩效预算的改革历程 |
| 5.5.2 新西兰绩效预算的原则与过程 |
| 5.5.3 新西兰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 |
| 5.5.4 新西兰绩效预算的基本特点 |
| 6 预算绩效管理的国际视点：国外实施绩效预算的基本情况(下) |
| 6.1 瑞典的绩效预算 |
| 6.1.1 瑞典绩效预算的改革历程 |
| 6.1.2 瑞典绩效预算的主要做法 |
| 6.1.3 瑞典政府机构的权利和责任 |
| 6.1.4 瑞典绩效预算的主要特点 |
| 6.2 法国的绩效预算 |
| 6.2.1 法国绩效预算的实施过程 |
| 6.2.2 法国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 |
| 6.2.3 法国绩效预算下各级预算管理者的权责 |
| 6.2.4 法国绩效预算的监督体系 |
| 6.3 韩国的绩效预算 |
| 6.3.1 韩国绩效预算的实施背景 |
| 6.3.2 韩国绩效预算的核心内容 |
| 6.3.3 韩国绩效预算改革的主要特点 |
| 6.4 新加坡的绩效预算 |
| 6.4.1 新加坡绩效预算的改革历程 |
| 6.4.2 新加坡绩效预算的基本做法 |
| 6.4.3 新加坡绩效预算改革的主要特点 |
| 6.5 国外绩效预算的总结与借鉴 |
| 6.5.1 国外绩效预算的主要经验 |
| 6.5.2 对推进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借鉴与启示 |
| 7 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现状剖析：主要进展、成效及问题 |
| 7.1 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四个阶段 |
| 7.1.1 自发探索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2003年) |
| 7.1.2 加强绩效评价试点阶段(2003-2009年) |
| 7.1.3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确立阶段(2010-2011年) |
| 7.1.4 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新时期(2012年—) |
| 7.2 预算绩效管理的总体进展 |
| 7.2.1 推动机制建立,初步形成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框架 |
| 7.2.2 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规章制度 |
| 7.2.3 全面开展试点,不断扩大绩效评价项目范围 |
| 7.2.4 创新评价模式,积极拓展绩效评价的深度 |
| 7.2.5 完善配套措施,进一步夯实预算绩效管理根基 |
| 7.3 预算绩效管理取得的初步成效 |
| 7.3.1 全国整体推进的格局初步形成,推动了预算管理创新 |
| 7.3.2 基本树立了预算绩效理念,强化了部门支出责任意识 |
| 7.3.3 逐步促进了财政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强了预算决策科学化 |
| 7.3.4 进一步改善了预算管理,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
| 7.3.5 间接推动了政府绩效管理,促进了政府的高效透明 |
| 7.4 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4.1 各地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一,工作进展很不平衡 |
| 7.4.2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善,各环节管理有待加强 |
| 7.4.3 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不健全,制度建设需要提速 |
| 7.4.4 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相对滞后,保障力度亟待增强 |
| 7.4.5 现行预算管理方式存在制约,需进一步破解机制难题 |
| 7.4.6 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难以有效深入突破 |
| 7.4.7 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未全面启动,缺少有利的政治环境支持 |
| 7.4.8 法律法规依据缺失,法制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
| 8 推进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改革设计：近期思路和中长期思考 |
| 8.1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总体设计和难点分析 |
| 8.1.1 总体设计 |
| 8.1.2 难点分析 |
| 8.1.3 基本原则 |
| 8.2 近期改革思路：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重点 |
| 8.2.1 健全“一个机制”框架,覆盖预算管理全过程 |
| 8.2.2 加强“两个体系”建设,完善制度规章和提升绩效评价水平 |
| 8.2.3 完善“三个环节”内容,实现绩效目标、监控与评价的有机衔接 |
| 8.2.4 强化结果应用的“四个结合”,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深化 |
| 8.2.5 夯实基础保障的“五项工作”,做好预算绩效管理配套 |
| 8.3 中长期改革思考：以推动绩效预算改革为方向 |
| 8.3.1 深化预算改革,奠定绩效预算制度基础 |
| 8.3.2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推动绩效机制转变 |
| 8.3.3 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 |
| 8.3.4 推动政府绩效改革,形成内外一体格局 |
| 8.3.5 加强法制体系建设,建立立法保障环境 |
| 9 近期改革重点与建议：进一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
| 9.1 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实现预算编制有目标 |
| 9.1.1 绩效目标的作用 |
| 9.1.2 绩效目标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
| 9.1.3 绩效目标管理的主要环节 |
| 9.1.4 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的主要措施 |
| 9.2 推进绩效监控管理,体现预算执行有监控 |
| 9.2.1 绩效监控的作用 |
| 9.2.2 绩效监控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
| 9.2.3 绩效监控管理的主要环节 |
| 9.2.4 推进绩效监控管理的主要措施 |
| 9.3 深化绩效评价管理,强化预算完成有评价 |
| 9.3.1 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客体 |
| 9.3.2 绩效评价的程序 |
| 9.3.3 绩效评价指标 |
| 9.3.4 绩效评价标准和方法 |
| 9.3.5 深化绩效评价管理的主要措施 |
| 9.4 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管理,确保评价结果反馈与应用 |
| 9.4.1 绩效评价结果的形成 |
| 9.4.2 绩效评价结果管理的主要环节 |
| 9.4.3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主要内容 |
| 9.4.4 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管理的主要措施 |
| 10 中长期改革方向与路径：走向绩效预算改革之路 |
| 10.1 对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的路径回顾与分析 |
| 10.1.1 预算绩效管理是兼顾当前发展与未来改革的折衷选择 |
| 10.1.2 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预算的差距分析 |
| 10.1.3 实施绩效预算改革对我国的深远影响 |
| 10.2 绩效预算凸显财政预算管理的发展趋势 |
| 10.2.1 预算的起源：资源分配上政治的考量 |
| 10.2.2 预算的发展：资源使用上技术衡量因素的加入 |
| 10.2.3 预算的趋势：资源分配与资源使用上的绩效方向 |
| 10.3 绩效预算的框架体系与实施战略 |
| 10.3.1 绩效预算的框架体系 |
| 10.3.2 绩效预算的实施战略 |
| 10.4 未来绩效预算改革的发展路径 |
| 10.4.1 预算控制方式的转向：由加强投入控制到实施管理责任控制 |
| 10.4.2 预算制度内容的嬗变：从项目预算到产出预算,再到结果预算 |
| 10.4.3 财政管理手段的递进：对财政管理集权到授权,再到分权 |
| 10.4.4 公共财政框架的演化：使政府管理走向市场管理、民主治理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美国《2010年政府绩效成果法案修正案》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及有关问题的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资料情况 |
| 上篇 |
| 第一章 福建城市的生态环境与早期历史 |
| 第一节 福建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古代福建城市的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晚清福建城市的演进(1843-1911年) |
|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兴盛 |
| 第二节 近代金融业的产生 |
| 第三节 近代工业的起步 |
| 第四节 城市建设的兴起 |
| 第三章 民国前期福建城市的变迁(1911-1937年) |
| 第一节 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金融业的转型 |
| 第三节 工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城市建设的开展 |
| 第五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
| 第四章 民国后期福建城市的曲折发展(1937-1949年) |
| 第一节 沿海城市的停滞 |
| 第二节 省会内迁与内地城市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抗战后城市的恢复和萧条 |
| 下篇 |
| 第五章 区域中心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的透视 |
| 第六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变化 |
| 第一节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和迁移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的分析 |
| 第三节 城市中的外国人 |
| 第四节 城市社会的职业与阶层结构的变化 |
| 第七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发展 |
| 第二节 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
| 第八章 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 |
| 第一节 晚清社会风俗的初变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嬗变 |
| 结语: 对近代福建城市变迁的总体考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青岛财政局铺就“金财”路（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
- [2]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D]. 王海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12)
- [3]近代福建城市发展研究（1843-1949年）——以福州、厦门为中心[D]. 林星. 厦门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