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胃癌组织内树突状细胞的浸润及其预后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林芳宇[1]（2021）在《VGLL4及PD-L1在宫颈鳞状细胞癌中表达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别进行检测,VGLL4以及PD-L1在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高级别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组织及早期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内的表达情况,通过结合其临床资料,探讨早期宫颈鳞癌中VGLL4及PD-L1的阳性水平与早期宫颈鳞癌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联系,探究VGLL4蛋白与PD-L1蛋白在早期宫颈鳞状细胞癌中表达的相关性,揭示宫颈鳞状细胞癌发生发展的免疫机制,寻找宫颈鳞状细胞癌诊疗的潜在生物学指标及免疫阻断的新的组合策略。方法分别收集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石蜡标本10例,HSIL组织石蜡标本20例,早期宫颈鳞状细胞癌石蜡标本30例,并采用免疫组化SP法分别检测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HSIL组织以及早期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VGLL4蛋白及PDL1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1.VGLL4蛋白的阳性显色大部分定位在细胞核,少数可以见到细胞质出现阳性显色,PD-L1蛋白阳性显色位置主要为细胞膜或细胞质。2.VGLL4蛋白在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HSIL组织和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依次是80%（8/10）,55%（11/20）,30%（9/30）。VGLL4蛋白在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HSIL组织、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VGLL4蛋白的表达与早期宫颈鳞癌的淋巴结转移、FIGO分期相关（P<0.05）,与分化程度及年龄无关（P>0.05）。3.PD-L1蛋白在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HSIL组织以及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依次是10%（1/10）,35%（7/20）,76.7%（23/30）。PD-L1蛋白在宫颈正常鳞状上皮组织、HSIL组织、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D-L1蛋白的表达与宫颈鳞癌的淋巴结转移、分化程度、FIGO分期相关（P<0.05）,年龄无关（P>0.05）。4.宫颈鳞状细胞癌中VGLL4蛋白与PD-L1蛋白的表达为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499,P=0.005）。结论VGLL4与PD-L1负相互作用,同步参与到了宫颈鳞癌发生发展的免疫机制之中,有望成为监测宫颈鳞状细胞癌进展的潜在生物学指标,并形成宫颈鳞状细胞癌免疫治疗的新的组合策略。
王林昂[2]（2020）在《DNA损伤修复基因APE1抑制尿路上皮癌免疫微环境的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尿路上皮癌是起源于尿路上皮的一种多源性的恶性肿瘤,包括膀胱癌以及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是最常见的免疫相关性恶性肿瘤。近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尿路上皮癌的治疗带来了巨大进步,但总体有效率不高。除了肿瘤细胞PD-L1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外,免疫微环境也是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肿瘤细胞DNA损伤修复的失衡或缺陷可影响肿瘤新抗原的产生,以及免疫微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肿瘤的免疫治疗,但目前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研究DNA损伤修复基因APE1与尿路上皮癌免疫微环境的关系,为进一步阐明尿路上皮癌免疫抑制微环境的机制,以及ICI治疗患者个体化和联合ICI治疗提供研究证据。研究材料和方法:1.公共临床数据库使用:TCGA数据库2.细胞模型:采用不同人体膀胱肿瘤细胞系T24和BIU87等,小鼠膀胱肿瘤细胞系MB49以及炎症细胞系THP-1和RAW264.7细胞。3.动物模型:（1）采用C57小鼠,4周大小时皮下种植小鼠膀胱癌细胞MB49,随机分为4组,分比为对照组,E3330组,PD-1组和E3330联合PD-1组,评估APE1抑制剂对膀胱肿瘤免疫治疗的作用。4.病人标本:A.收集在我院诊断为上尿路尿路上皮癌并行手术的病例及其手术病灶石蜡标本,通过免疫组化的方法评估BER通路和STING通路相关蛋白以及TILS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与UTUC预后的关系;B.收集在我院诊断为膀胱尿路上皮癌并行膀胱癌根治术的病例及其手术病灶石蜡块标本,通过免疫组化的方法评估APE1、VEGFA及CD163与膀胱癌预后的关系。5.实验方法:本研究采用了生物信息学分析、免疫组化、Western blot、多重免疫荧光、细胞转染、RNA测序、流式细胞分析实验等。研究结果:1.TCGA数据库分析发现APE1表达是MIBC患者PFI的独立预后因素,APE1高表达总体上与膀胱癌免疫抑制显着相关,后者包括免疫评分、免疫细胞和多种炎症因子。APE1联合M2巨噬细胞可更好地将MIBC分为低危险组与高风险组。两组基因表达存在显着差异,在高风险组中除APE1表达和M2巨噬细胞丰度较高,其余所有抗肿瘤活性的因子表达在高风险组中均显着降低,特别是M1巨噬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丰度和IFNγ评分、IFNG基因表达水平以及ICC。2.APE1敲低的膀胱癌细胞BIU-87进行差异基因分析,在GO分析中分子功能方面富集分析前3位分别是受体调节活性,受体配体活性,以及细胞因子活性;KEGG富集分析的前10个通路中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的相互作用、类风湿性关节炎、IL-17信号通路以及TNF信号通路都与细胞因子密切相关。3.在上尿路尿路上皮癌中IRF3高表达与较好的预后相关,而APE1、polβ高表达与不良预后相关;CD8+T细胞浸润是UTUC预后良好的因素,并且Polβ与T细胞的浸润具有相关性。4.通过免疫组化和多重免疫荧光染色证实膀胱癌组织中高CD163+TAMs比率与预后不良有关,APE1表达与VEGFA表达水平和CD163+TAM的浸润增加呈正相关,提示APE1可能通过VEGFA参与巨噬细胞极化的调节。此外,APE1的高表达与膀胱癌中LVI的存在有关,LVI阳性、APE1的高表达和膀胱癌中CD163+TAM的高比率可能导致患者生存时间缩短。5.膀胱癌MB49小鼠移植瘤模型实验,进一步表明发现APE1抑制剂E3330与PD-1Ab具有协同抑制肿瘤的效应。E3330可显着抑制肿瘤血管形成,以及M2巨噬细胞的浸润;PD-1Ab有显着促进CD8细胞浸润的作用。免疫组化和流式细胞检测两种方法在评估肿瘤免疫细胞浸润方面具有互相补充的意义。结论:DNA损伤修复基因APE1可能是影响尿路上皮癌免疫微抑制环境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抑制APE1对膀胱癌的免疫治疗具有协同作用;APE1作为标志物或协同治疗靶点对今后尿路上皮癌的免疫治疗个体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龚俊[3]（2017）在《胃癌血清标志物评分系统的建立及基于巨噬细胞的新型标志物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胃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由于肿瘤在临床上具有异质性,通常情况下,具有组织学类似肿瘤的患者具有不同的临床病程,且是由于癌瘤间的分子差异所致。根据胃癌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将改善患者的结局,并有助于使那些不可能受益的患者免于不必要的花费和副作用的产生。肿瘤生物标志物主要分为血清肿瘤标志物和细胞肿瘤标志物两大类,反映肿瘤的发生发展。关于胃癌,目前尚无特异性的血清肿瘤标志物,而细胞肿瘤标志物绝大多数还处于研究观察阶段,因此筛选有效的判断胃癌阶段的生物标志物,并探究其在胃癌病程进展中的变化,从而指示胃癌的病情严重程度,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胃癌血清标志物的筛选及评分系统的确定目的:研究血清肿瘤标志物评分与胃癌进展、临床分期之间的关系。方法:检测708例胃癌患者初诊时血清肿瘤标志物（CEA、CA19-9、CA125）水平,将肿瘤标志物测量值除以参考范围临界值得到测量值/参考值比值（Test value/Reference cut off value Ratio,TRR）,计算每例患者三个指标（CEA、CA19-9、CA125）)对应的TRR。根据相关参考文献,将TRR分成了四部分,每一部分分别对应一个分值,得到TRRS（TRRscore）,即TRRS0对应TRR<1.00,TRRS1 对应 1.00<TRR ≤ 3.00,TRRS2 对应 3.00<TRR ≤ 6.00,TRRS3 对应TRR>6.00。将三个肿瘤标志物的TRRS相加,得到一个总和,即肿瘤标志物评分系统（Tumor Marker panel Scoring System,TMSS）。分析 TRRS 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点、临床分期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确定TMSS,阐明肿瘤标志物升高倍数与胃癌临床分期的量化关系。结果:CEA、CA19-9、CA125的TRR随着临床分期（TNM分期）的升高而显着增大,TRRS与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状态、远处转移、临床分期呈显着正相关。将TRRS相加后,一种新型的肿瘤标志物评分系统TMSS被提出并赋予了其不同的意义:TMSS阴性（Negative TMSS,TMSS = 0,n = 401）,代表三种肿瘤标志物（CEA、CA19-9、CA125）水平均正常;TMSS低水平（Low TMSS,1≤TMSS≤3,n = 211）,表示至少有一种肿瘤标志物升高;TMSS中水平（Middle TMSS,4≤TMSS≤6,n = 81）,表示至少有两种肿瘤标志物升高;TMSS高水平（High TMSS,7≤TMSS≤9,n=15）,表示患者三个肿瘤标志物均升高。TMSS与胃癌患者临床分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TNM分期越晚,Middle TMSS和High TMSS的比例就越大,High TMSS的胃癌患者均处于晚期（Ⅲ期或者Ⅳ期）。结论:CEA、CA19-9和CA125 TRRS是初入院胃癌患者疾病进展的有效指标,TMSS可以用于胃癌患者临床分期的评估,尤其是在晚期胃癌患者中的预测价值更大,High TMSS的胃癌患者均处于晚期（Ⅲ期或者Ⅳ期）。第二部分基于巨噬细胞的胃癌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探索目的:探索巨噬细胞在胃癌组织中的浸润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探索巨噬细胞在胃癌病程进展中的动态变化过程,为临床上及时准确的判断胃癌的病情变化提供新的分子标记。方法:通过Oncomine数据库分析巨噬细胞标记CD68在胃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免疫组化检测CD68在癌旁组织和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并进行细胞计数,比较早晚期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数目有无差异。Kaplan Meier Plotter数据库分析巨噬细胞浸润密度在早晚期胃癌患者中的预后意义。将THP-1诱导的巨噬细胞与不同比例的胃癌细胞共培养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巨噬细胞的形态变化,RT-PCR法检测巨噬细胞相关基因mRNA的表达,Western blot检测巨噬细胞蛋白的表达,流式检测巨噬细胞凋亡情况。进一步,建立不同大小胃癌皮下移植瘤动物模型,提取其腹腔巨噬细胞,多种方法鉴定后,运用RT-PCR法检测腹腔巨噬细胞相关基因mRNA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表达与皮下瘤体积的相关性。结果: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增多,但是在早期（Ⅰ期+Ⅱ期）和晚期（Ⅲ期+Ⅳ期）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的数目无明显的差异。巨噬细胞高表达与早期胃癌患者预后呈正相关,而与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呈负相关性,巨噬细胞对不同分期胃癌患者预后起着不同的指示作用。共培养不同的时间点（12、24、48、72、96小时）后,THP-1来源的巨噬细胞表现出相似的形态、分子标记与细胞因子表达谱,没有明显的时间依赖性。随着共培养组胃癌细胞数量的增大（即胃癌细胞:巨噬细胞比例增大）,CD80、TNF的表达逐渐降低,iNOS、IL23及ILlβ的表达部分降低,相对应的,M2型相关基因（CD206、IL10、Clec7a、CD163、TGFβ）表达大部分逐渐上升,巨噬细胞逐渐从抗肿瘤Ml型过渡到促进肿瘤的M2型,整体呈现出数量依耐性。裸鼠皮下瘤体积与巨噬细胞相关分子基因表达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Ml型的大部分基因的表达与肿瘤体积呈负相关,M2型的大部分基因的表达与肿瘤体积呈正相关。结论:胃癌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增多,但在早期和晚期胃癌组织中其数目无明显的差异,巨噬细胞浸润密度对早晚期胃癌患者的预后意义不同,可能与巨噬细胞的分型有关;在胃癌进展中,随着肿瘤体积的增大,巨噬细胞逐渐从抗肿瘤效应的M1型过渡到免疫抑制的M2型,其M1型大部分基因的表达与肿瘤大小呈负相关,M2型大部分基因的表达与肿瘤大小呈正相关;监测巨噬细胞表型的动态变化,可能可以提示胃癌的不同进程。
臧梦雅[4]（2016）在《IL-23/IL-23R在慢性乙型肝炎相关肝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文中提出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临床与流行病学资料表明：我国90%以上的肝癌发生于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相关的慢性炎症基础之上。慢性HBV感染相关性肝癌组织中存在大量异质性的免疫细胞的浸润,这些浸润的免疫细胞的功能、表型特征以及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种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影响着肝癌的发生与发展。白细胞介素23（IL-23）是近年来发现的参与慢性炎症相关性肿瘤的重要炎性细胞因子之一,属IL-12细胞因子家族成员,由IL-23p19和IL-12p40两个亚基组成,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炎症及肿瘤中均发挥重要作用。IL-23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产生,通过与由IL-12Rβ1和IL-23R两个亚基所组成的受体发挥作用,IL-23主要通过IL-23R发挥作用,激活STAT3信号通路,但是,持续性高浓度的IL-23还可通过IL-12Rβ1发挥作用,激活STAT4信号通路。其中IL-23R的表达在Th17的分化及其所介导的慢性炎症损伤和与多种肿瘤中发挥重要作用。但IL-23在慢性HBV感染相关HCC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尚不明确。不同分化类型的CD4+Th细胞在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免疫中均发挥着关键性调控作用,我们首先利用1992年在江苏启东建立的慢性HBV感染者HCC筛查队列,参加人员每年进行随访,并保存随访过程中的血清样本。通过病例-对照研究,采用multiple ELISA技术,我们分析和比较了慢性HBV感染人群最终进展为肝癌者（50例）和通过随访10-15年仍然保持慢性HBV感染者（150例）,在不同疾病进展阶段中,外周血血清中不同类型Th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结果发现最终进展为HCC患者的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中Th17细胞相关细胞因子的浓度显着增加。通过对HBV病毒载量和细胞因子相关性分析以及比较有无肝细胞损伤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水平,发现慢性HBV感染人群肝细的损伤状态与外周血IL-23的高水平相关。随后,我们通过分离健康人以及慢性乙肝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培养并分化为巨噬细胞,利用永生化的人肝细胞系（L02）和转染了2xHBV的L02细胞（2xHBV-LO2）的细胞裂解液刺激巨噬细胞,结果显示巨噬细胞在受到上述两种细胞裂解液刺激后,IL-23产生均明显增加,但巨噬细胞IL-23的产生在受到2xHBV-LO2细胞裂解液刺激后升高更为明显,特别是在慢性乙肝患者中。进而,我们分析了仅含有HBV小S蛋白的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和HBV核心抗原（hepatitis B core antigen, HBcAg）刺激巨噬细胞产生IL-23的能力,发现HBcAg能更有效地刺激慢性乙肝患者外周血巨噬细胞IL-23的产生。IL-23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与不同细胞表面所表达的IL-23R结合而实现。通过流式染色分析发现,在肝癌组织中IL-23R主要表达于巨噬细胞,并且IL-23RmRNA的表达水平与VEGF mRNA水平呈显着正相关。由于HCC组织的高度血管化,我们探讨了IL-23在促进HCC进展中对血管形成的影响。利用人巨噬细胞系THP-1细胞,以及通过外周血单核细胞培养分化的巨噬细胞进行研究发现,IL-23/IL-23R通过正反馈作用能促进巨噬细胞产生和分泌VEGF,通过管道形成实验进一步证明,IL-23处理的巨噬细胞能够促进血管形成。最后,我们利用HBV转基因小鼠,在出生2周龄时腹腔注射二乙基亚硝胺诱导肝细胞的癌变,并分别在出生后的第6周龄、第1O周龄和第16周龄时腹腔注射抗IL-23R的中和性抗体,连续注射4周,结果发现从第6周龄和第10周龄开始阻断IL-23R,与同型抗体对照小鼠相比,小鼠肝脏肿瘤的数量（P=-0.0007）和肿瘤直径（P=0.0079）显着降低。同时,肝脏组织中VEGF 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在阻断IL-23R后也明显下降。除此之外,肝脏浸润的免疫细胞阻断IL-23R后CD8+IFNγ+T细胞百分比明显增加,体外杀伤实验显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明显增强。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HBV抗原诱导巨噬细胞所产生的IL-23在促进慢性HBV感染相关HCC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我们发现慢性HBV感染者进展为HCC的过程中IL-23明显增高,其次证明HBV核心抗原能够诱导巨噬细胞产生和分泌IL-23。随后,对IL-23促进HCC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后发现IL-23通过自分泌的方式促进巨噬细胞产生和分泌VEGF,从而促进HCC的发生和发展。这为今后HCC临床诊疗提供了潜在的干预新靶点。
韩明玥[5]（2010）在《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及树突状细胞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乳腺癌及周围组织中树突细胞及P53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探讨它们在乳腺癌癌周浸润转移过程中的分布特点和量变规律,及其与乳腺癌的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腋窝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体的关系,阐明树突细胞及P53蛋白的表达情况与乳腺癌癌周浸润深度的关系,了解乳腺癌患者的机体免疫状态,预测及评估乳腺癌预后。方法：病例取材及苏木精伊红（HE）染色：原发性乳腺癌病例,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组织离体30分钟内进行,每例患者均取肿瘤及癌旁腺体组织,标本迅速置于-80℃冰箱中冻存,后经石蜡包埋,切片厚度3微米,苏木精伊红染色后封片。利用免疫组化法检测45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及周围组织中树突状细胞及P53蛋白的表达,分析树突状细胞及P53蛋白在乳腺癌及周围组织中表达情况,探讨树突状细胞及P53蛋白的表达与乳腺癌癌周浸润深度、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腋窝淋巴结转移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1.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其中P53蛋白在癌组织的表达百分率为18%±14%,在癌旁组织的表达百分率为2%±6%;乳腺癌组织中树突状细胞数量明显少于癌旁组织：S100+DC癌组织中的表达为2.71±4.26个／HP,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为7.44±7.21个／HP,CD1a+DC癌组织中的表达为2.08±3.93个／HP,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为7.44±5.79个／HP,HLA-DR+DC癌组织中的表达为9.66±5.26个／HP,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为17.94±9.83个／HP,以上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2.P53蛋白表达的阳性百分率在肿块<2.5cm乳腺癌组织中为22%±13%,肿块>2.5cm,但≤5.0cm的乳腺癌组织中为14%±14%,两者之间比较分析,具有显着的差异性（P=0.000）；同时P53蛋白表达的阳性百分率在ER（±）乳腺癌组织中为17%±14%,ER（-）的乳腺癌组织中为19.7%±15.2%,两者之间比较分析,也具有显着的差异（P=0.012）。P53蛋白的表达与患者绝经与否、淋巴结转移与否、病理学分级、PR、Cerb2阳性与否无统计学差异（P>0.05）。3.S100+DC在肿块≤2.5cm乳腺癌组织中为5.0±5.3个／HP,肿块>2.5cm,但≤5.0cm的乳腺癌组织中为1.3+2.8个／HP,两者之间比较分析,具有差异性（P=0.004）；S100+DC表达与患者绝经与否、淋巴结转移与否、病理学分级、PR、Cerb2阳性与否无统计学差异（P>0.05）；CDla+DC的表达与患者绝经与否、肿瘤的大小、淋巴结转移与否、病理学分级、ER、PR、Cerb2阳性与否无统计学差异（P>0.05）；HLA-DR+DC的表达在绝经后为19.0±10.5个／HP,高于绝经前的11.3±7.5个／HP（P=0.009）,但与肿瘤的大小、淋巴结转移与否、病理学分级、ER、PR、Cerb2阳性与否无统计学差异（P>0.05）。4.S100+DC、CD1a+DC、HLA-DR+DC在乳腺癌组织的表达与P53蛋白阳性与否无关,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1.P53蛋白在癌组织中表达高于癌旁组织；S100+DC, CD1a+DCHLA-DR+DC的表达在癌旁组织中比癌组织中高。说明肿瘤组织中存在P53蛋白突变,并且树突状细胞数量减少,不能产生相应的特异性抗原作用,可能使肿瘤细胞逃逸免疫功能。2.P53蛋白与肿瘤的大小及ER表达阳性与否有关；与年龄、肿瘤PR、CerBb-2、组织学类型和淋巴结转移无关联性,因此推测p53基因突变可能是乳腺癌变过程中的早期事件。3.乳腺癌树突细胞浸润数量与临床病理参数无关,提示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内分泌激素受体表达与树突状细胞在肿瘤中的表达的机理可能是不相关的。4.树突细胞表达情况与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阳性与否无关,提示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突变导致的免疫缺陷可能与树突状细胞浸润减少引起的免疫逃逸无关。
杨雪峰,杨伟明,刘宙,赵洪远,王超宇,邬江华[6]（2010）在《CD83、CD1a和Ki-67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文中提出目的:探讨CD83、CD1a和Ki-67在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预后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和流式细胞术检测60例大肠癌组织中CD83、CD1a和Ki-67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大肠癌临床病理特点和预后的关系.结果: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低Dukes分期、预后好的癌组织中CD83和CD1a阳性率均显着高于对应组（均P<0.05）,而FCM检测只显示CD1a阳性率显着高于对应组（均P<0.05）;两检测均显示,高Dukes分期、预后差的癌组织中Ki-67阳性率显着高于对应组（均P<0.05）.结论:CD83、CD1a和Ki-67的表达与大肠癌Dukes分期和预后相关,可以作为检测大肠癌预后的参考指标.
李佳[7]（2008）在《鼻咽部非角化性癌中未成熟树突状细胞的数量与TGF-β1、TGF-βRⅡ表达的关系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背景与目的: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是我国南方地区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常发生淋巴道转移。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涉及肿瘤微环境中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以及机体局部的免疫状态。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为一类多功能的细胞因子,在肿瘤进展期由于其受体（据报道多数为TGF-βRⅡ）的缺失,可直接和/或间接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研究表明,TGF-β1是一种有力的免疫抑制因子,癌巢内堆积的未结合TGF-β1通过抑制抗原提呈细胞的分化、增生,使肿瘤抗原的摄取、提呈发生障碍,肿瘤发生免疫逃逸。未成熟树突状细胞（immature dentritic cell,imDC）具有强大的抗原摄取能力,是机体免疫应答的主要启动者,在机体的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机体局部imDC的数量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CDla分子是郎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cell,LC）的一种分化性抗原,而LCs被认为是DCs的早期分化状态的一个亚群,所以CDla仅表达于imDC,被认为是标记imDC的最好的标记物。本研究应用CDla标记imDC,观察研究病例中CDla标记的imDC的数量及分布特征。国内外学者有关TGF-β1及其受体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的研究不多,而鼻咽癌组织中TGF-β1与imDC的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均未见报道。本课题通过研究鼻咽部非角化性癌中未成熟树突状细胞的数量、TGF-β1和TGF-βRⅡ表达情况及它们与病理、临床相关资料的联系,探讨三者在鼻咽部非角化性癌侵袭、转移中的作用及其意义。材料和方法:1、研究对象:收集2005年～2006年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病理科62例存档鼻咽癌病例,从上述鼻咽癌病例中选取16例带有癌前期病变的鼻咽粘膜上皮（包括鳞状上皮化生和上皮非典型增生）的病例作为的癌旁组,另取鼻咽粘膜慢性炎10例作为对照组。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应用免疫组化ElivisionTM法检测石蜡切片中TGF-β1、TGF-βRⅡ以及CDla蛋白的表达情况,并结合病理、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3、原位杂交:应用原位杂交技术检测上述病例组织切片中CDla mRNA的表达情况,并结合病理、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免疫组化检测62例鼻咽癌组织TGF-β1阳性率为67.7%（42/62）,癌旁组组织中阳性率为93.8%（15/16）,对照组阳性率为50%（5/10）。鼻咽癌组与癌旁组TGF-β1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GF-β1的表达与临床分期、颈部淋巴结转移明显有关（P=0.033,P=0.008）;与年龄、性别、组织学类型、T期无关（P＞0.05）。2、免疫组化检测62例鼻咽癌组织TGF—βRⅡ阳性率为58.1%（36/62）,癌旁组组织阳性率为100%（16/16）,对照组阳性率为70%（7/10）。鼻咽癌组与癌旁组TGF-βRⅡ阳性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GF-βRⅡ的表达与年龄、性别、组织学类型、T期、临床分期,颈部淋巴结转移之间均无关（P＞0.05）。3、免疫组化检测62例鼻咽癌组织CDla阳性率为41.9%（26/62）,癌旁组组织阳性率为12.5%（2/16）,对照组阳性率为0（0/16）。三组间比较,CDla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Dla的表达与颈部淋巴结转移之间有关（P=0.011）:与年龄、性别、组织学类型、T期、临床分期之间均无关（P＞0.05）。4、原位杂交检测62例鼻咽癌组织CDla mRNA阳性率为33.9%（21/62）,癌旁组组织阳性率为6.25%（1/16）,对照组阳性率为0（0/16）。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la mRNA的表达与临床分期、颈部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与年龄、性别、组织学类型、T期之间无关（P＞0.05）。5、经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CDla与TGF-β蛋白表达且呈负相关（r=-0.304,P=0.016）;TGF-β1与TGF-βRⅡ蛋白表达呈负相关（r＝-0.272,P=0.033）;CDla mRNA与蛋白表达呈正相关（r=0.533,P＜0.0005）。小结:1、TGF-β1促进鼻咽部非角化癌的发生、发展,其机制可能与TGF-βRⅡ的表达减少和/或缺失有关。2、在鼻咽部非角化癌中,imDC主要分布于癌巢内。癌巢内imDC的数量与鼻咽部非角化癌TNM分期及淋巴结转移有关。3、TGF-β1可抑制imDC的增生,两者在鼻咽部非角化癌演进过程中可能起协同作用。
罗小玲,梁安民[8]（2007）在《以树突状细胞为基础的肝癌免疫基因治疗》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树突状细胞疗法的兴起和应用,很多学者在不同的动物模型上研究了应用负载肝癌抗原的树突状细胞瘤苗治疗肝癌的途径、效果及机制,并应用于临床治疗肝癌,取得了较好疗效,为肝癌的综合治疗及预防肝癌术后转移复发提供新的途径。
刘运江[9]（2007）在《乳腺癌骨髓微转移检测及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乳腺癌已成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并呈逐年升高趋势,虽然采取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措施,但其远期生存率并没有获得明显提高,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是发生了远处器官的转移。据临床资料统计显示,约有2530%腋淋巴结阴性的乳腺癌患者,于术后5年内出现远处转移而导致治疗失败,如果能在早期检测到微小转移灶,则对疾病的分期、治疗及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骨髓是乳腺癌最易发生转移的部位,骨髓微转移（bone marrow micrometastasis, BMM）的检测较腋窝淋巴结和外周血更能反映肿瘤细胞的全身播散情况,不仅能动态监测转移、观察疗效,并可成为预测乳腺癌预后的独立因素。因此,对于远处微小转移灶的早期检测及治疗成为提高乳腺癌患者远期生存率的主要途径之一。造成乳腺癌患者治疗后复发和转移的主要原因是机体免疫力低下及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因此,免疫治疗正逐渐成为肿瘤综合治疗的研究热点,有望成为肿瘤治疗的又一主要手段。免疫治疗中常用的活性细胞有: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和特异性细胞毒T淋巴细胞（CTL）。有报道提出,利用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 DC）的高抗原递呈活性,将乳腺癌细胞抗原肽负载DC,从而激活机体免疫反应,可促进抗瘤效应和特异性。树突状细胞作为唯一的专职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ocessing cell, APC）,处于免疫反应的中心地位。非成熟的DC捕获抗原后被激活成为成熟的DC,其细胞表面表达MHCⅠ类和Ⅱ类分子、共刺激分子B7-1（CD80）和B7-2（CD86）、黏附分子CD54（ICAM-1）和CD50（ICAM-3）等,并将抗原肽递呈给CD4+和CD8+T细胞,诱导其成为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CTL）,分泌细胞因子（如IL-12等）,产生Th1型免疫应答而发挥抗肿瘤作用。我们采用免疫磁珠（IMB）富集,联合扫描电镜（SEM）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SM）,检测了乳腺癌患者骨髓微转移（BMM）;从乳腺癌患者腋窝区域引流淋巴结单个核细胞中,诱导培养DC和肿瘤抗原特异性CTL,通过体外和乳腺癌荷瘤裸鼠体内杀伤实验,以期寻找一种治疗乳腺癌微转移的新途径。方法:第一部分IMB联合SEM、LSM检测乳腺癌骨髓微转移选取2006年3月至10月我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45例,健康志愿者4例（均签署了骨髓穿刺知情同意书）。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年龄30～67岁,平均49.8岁。术前在局部浸润麻醉下,行髂前上棘骨髓穿刺,抽取骨髓1015ml,应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收集有核细胞,IMB富集阳性对照、正常人对照、乳腺癌患者骨髓中转移的肿瘤细胞,将富集后细胞分成两等份,一份在SEM下采集肿瘤细胞图像,另一份用anti-CK-FITC标记细胞,在LSM下检测CK+细胞。将乳腺癌细胞株MDA-231制作成电镜标本,SEM下采集标准乳腺癌细胞的超微结构图象。第二部分乳腺癌腋下淋巴结来源的DCs对自体CTLs体外特异性杀伤活性的影响术中严格无菌摘取乳腺癌引流淋巴结12枚,用机械法获取淋巴细胞悬液,并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以含有10%胎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基重悬、培养2h,贴壁细胞以rhGM-CSF（1000U/ml）, rhIL-4（200U/ml）和TNF-α（200U/ml）联合培养诱导DCs;非贴壁细胞,加入rhIL-2（200U/ml）培养为TDLNCs。用酶消化法将乳腺癌组织制备自体乳腺癌单细胞悬液,通过冻融法制备肿瘤抗原,负载DCs,将后者与TDLNCs共培养,以诱导肿瘤特异性CTLs。分别培养至第1天和第7天收获DCs,加入PE-CD1a、PE-CD83、FITC-CD86单克隆抗体,用流式细胞分析仪检测细胞表型;于第7天和第10天收获DC-TDLNCs,分别加入FITC-CD3单克隆抗体,FITC-CD4/PE-CD8二联抗体,检测其细胞表型。用非放射性细胞毒分析试剂盒,测定不同方法诱导的CTLs细胞对自体乳腺癌细胞和MCF-7细胞的体外杀伤活性,分析经诱导的DCs功能和CTLs杀伤特异性。第三部分自体肿瘤特异性CTLs对裸鼠乳腺癌模型抑瘤作用的研究手术时分别无菌切取2例乳腺癌患者癌组织,剪成约1mm3大小组织块。将32只34周龄BALB/c裸鼠随机分成4组,每组8只,癌组织分别种植于裸鼠胸垫部皮下,建立裸鼠乳腺癌模型,移植瘤生长2周后,每5天注射一次不同的免疫效应细胞。（1）肿瘤特异性CTL组:每只裸鼠局部注射肿瘤特异性CTLs 0.2ml（5×106/ml）;（2）非特异性CTL组:每只裸鼠局部注射未经自体肿瘤冻融抗原激活的非特异性CTLs 0.2ml（5×106/ml）;（3）异体CTL组（种植另一患者癌组织）:每只裸鼠局部注射非自体肿瘤特异性CTLs 0.2ml（5×106/ml）;（4）空白对照组:每只裸鼠移植瘤模型局部注射生理盐水0.2ml。每5天用游标卡尺测量肿瘤长径（a）、短径（b）,按体积（V）=πab2/6计算肿瘤体积,并计算肿瘤生长抑制率,30天后处死裸鼠取出瘤块。将肿瘤组织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脱水、石蜡包埋、切片。经常规HE染色,镜下观察肿瘤细胞形态;免疫组化染色,观察T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浸润情况。结果:1 4份骨髓有核细胞中掺入乳腺癌细胞株MDA-231的阳性对照组,在SEM、LSM下均可检测到肿瘤细胞;4份正常人骨髓有核细胞在SEM、LSM下均未检测到肿瘤细胞。2 45例乳腺癌患者的骨髓标本中,有16例在SEM、LSM下同时检测到肿瘤细胞,BMM阳性检出率为35.6%。3乳腺癌患者的BMM阳性率随着原发肿瘤的增大而增高,肿瘤直径≤2cm组、25cm组及>5cm组的BMM阳性率分别为11.1%、30.8%、70.0%,三者之间均有显着性差异, P=0.020。4乳腺癌BMM阳性率随临床病理分期的增加而增高,临床Ⅰ期组BMM阳性率为20.0%、Ⅱ期组25.0%、Ⅲ期组87.5%,三者之间均有显着性差异, P=0.003。5有腋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患者之BMM阳性率为48.0%,无转移组为20.0%,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3。经分层研究发现,随着腋淋巴结转移数目的增加BMM阳性率增高,腋淋巴结转移数目≥4个组的BMM阳性率为58.8%,高于腋淋巴结转移数目为13个组（25.0%）及无腋淋巴结转移组（20.0%）,并均有显着性差异,P=0.038。6乳腺癌患者的BMM与患者的年龄、月经状况无关,P>0.05。7 BMM阳性率随乳腺癌组织学分级增加而升高,组织学分化Ⅰ级组BMM阳性率为9.1%,Ⅱ级组为33.3%,Ⅲ级组为61.5%,三者之间有显着性差异,P=0.027。BMM与乳腺癌的病理类型无关,P>0.05。8乳腺癌患者的BMM阳性率随肿瘤组织ER、PR蛋白表达的增强而降低,ER、PR阳性组BMM阳性率分别为18.2%、7.7%,低于ER、PR阴性组（52.2%、46.9%）,P<0.05。乳腺癌患者的BMM与肿瘤组织C-erbB-2、VEGF的表达无关（P>0.05）。9乳腺癌患者腋下引流淋巴结中的单个核细胞（TDLNCS）用细胞因子（rhGM-CSF、rhIL-4和TNF-α）诱导培养后,可以形成具有成熟DC形态特点的细胞。10诱导前的TDLNCS中,DCs特异性表面标志物CD1a、CD83和CD86百分含量分别为10.98±2.38、26.55±5.24和32.96±6.09,经与rhGM-CSF、rhIL-4共同培养,并经自体肿瘤冻融抗原加TNF-α诱导后,DC-Ag-TDLNC细胞中CD1a、CD83和CD86百分含量明显增加,分别为50.17±5.68、60.48±16.46、56.22±16.38,P<0.01。11诱导前的TDLNCs中,CD3+和CD8+细胞含量分别为73.93±2.18和32.78±3.21;诱导后DC-Ag-TDLNC组中CD3+和CD8+细胞含量分别为82.67±2.79和62.54±2.51,诱导后CD3+、CD8+T细胞含量均明显升高, P<0.01。诱导前TDLNCs中CD4+细胞含量为27.3±2.58;诱导后DC-Ag-TDLNC组中CD4+细胞含量为17.49±4.21;DC-TDLNC组中CD4+细胞含量为19.49±2.12。三组细胞相比较,CD4+细胞含量无明显变化,P>0.05。12 DC-Ag-TDLNC细胞对自体乳腺癌细胞的杀伤率为67.64%;DC-TDLNC和TDLNC对自体乳腺癌细胞的杀伤率分别为31.25%、26.36%。DC-Ag-TDLNC、DC-TDLNC和TDLNC之间相比,对自体乳腺癌细胞的杀伤率逐渐降低,P<0.001;DC-TDLNC和TDLNC组间比较P<0.05。三组细胞对MCF-7细胞的杀伤率无明显差异,P>0.05。13人乳腺癌组织在裸鼠体内的移植瘤成活率为100%。14肿瘤特异性CTLs、非特异性CTLs及异体CTLs对裸鼠移植瘤的生长均有抑制作用,从移植瘤的第15天到第30天,各治疗组移植瘤体积均小于空白对照组,且都有显着性差异。对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以自体特异性CTL组最高,治疗15天后肿瘤体积平均为82.70±2.09mm3,小于非特异性CTL组（96.15±5.35mm3）和异体CTL组（96.93±4.51mm3）,P =0.000;自体特异性CTL组抑瘤率（47.62%）,明显高于非特异性CTL组（30.44%）和异体CTL组（24.69%）抑瘤率, P =0.000;15移植瘤标本经HE染色证实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免疫组化表明,治疗组瘤组织可见大量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浸润。结论:1 IMB联合SEM、LSM检测原发性乳腺癌BMM,阳性检出率为35.6%。2乳腺癌BMM与原发肿瘤大小及临床病理TNM分期有关,肿瘤的侵袭转移能力随着原发肿瘤增大而增强,临床分期越晚,出现骨髓转移几率越高。但肿块小、无淋巴结转移的Ⅰ期乳腺癌患者,亦存在约20%的BMM,提示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转移及播散很早即可发生。3虽然乳腺癌BMM与腋淋巴结转移与否无明显相关性,但进一步分层研究发现,随着腋淋巴结转移数目的增加BMM阳性率增高,说明血行播散与淋巴结转移是乳腺癌转移的两条相对独立的途径,当腋窝淋巴结出现较多转移时,癌细胞可能通过淋巴导管再次入血从而增加了转移机会。4乳腺癌BMM阳性率随组织学分级增加而升高,说明分化程度低的肿瘤细胞具有更强的增殖、侵袭、转移能力,对这部分病人应加强化疗等综合性治疗,密切关注全身转移情况。5乳腺癌BMM阳性率随ER、PR蛋白表达增强而降低,说明分化愈差的肿瘤细胞,ER、PR丢失愈多,可能具有更强的增殖、侵袭、转移能力。6本研究未发现乳腺癌BMM与患者的年龄、月经状况、病理类型及肿瘤组织中C-erbB-2、VEGF的表达有关。7乳腺癌患者腋下引流淋巴结来源的单个核细胞,在rhGM-CSF、rhIL-4刺激活化和自体乳腺癌细胞冻融抗原及TNF-α作用下,可以诱导培养出具有典型细胞学形态特征和高表达DC特异性表面标志物的成熟DCs,并具有较强的抗原提呈功能,可以促进TDLNCs增殖、分化为肿瘤抗原特异性CTLs。8肿瘤抗原特异性CTLs对自体乳腺癌细胞有较高的体外杀伤效应,而对异体乳腺癌细胞不具有特异性杀伤效应。未经自体乳腺癌细胞冻融抗原刺激诱导的DCs虽也可以使TDLNCs增殖、分化为CTLs,但此CTLs不具有针对自体乳腺癌细胞的特异性杀伤效应,其对自体乳腺癌细胞的杀伤活性与以rhIL-2培养的TDLNCs相同。9自体肿瘤特异性CTLs对裸鼠体内自体移植瘤有较高的抑制作用。癌组织内有DCs和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吴敏,徐幼龙,张世统,周金良[10]（2005）在《树突状细胞浸润、微血管密度在进展期胃癌中的预后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进展期胃癌中树突状细胞浸润、微血管密度和临床病理学特性之间的相关性及其预后意义。方法用免疫组化法通过使用图像分析仪检测50例进展期胃癌细胞中树突状细胞标志蛋白S-100的表达、微血管密度。结果50例进展期胃癌中树突状细胞均值为（10.160±7.939）/mm2。微血管密度均值（215.240±66.124）/mm2。树突状细胞浸润密度在有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的胃癌组（P=0.015）。有淋巴管侵犯的胃癌组中树突状细胞浸润密度低于无淋巴管侵犯的胃癌组（P=0.011）。微血管密度在有淋巴结转移组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P=0.034）。50例患者5年生存率中,树突状细胞高浸润组（≥10.16/mm2）明显好于树突状细胞低浸润组（<10.16/mm2）（P=0.001）。低微血管密度组（<215/mm2）明显好于高微血管密度组（≥215/mm2）（P=0.016）。同时具有高树突状细胞浸润,低微血管密度组预后最好。结论进展期胃癌中肿瘤内低树突状细胞浸润,高微血管密度,可以促进疾病进展,可能与较差预后相关。
二、胃癌组织内树突状细胞的浸润及其预后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胃癌组织内树突状细胞的浸润及其预后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VGLL4及PD-L1在宫颈鳞状细胞癌中表达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综述 VGLL4及PD-L1与恶性肿瘤的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二、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三、致谢 |
| 四、个人简介 |
（2）DNA损伤修复基因APE1抑制尿路上皮癌免疫微环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写一览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APE1表达与膀胱癌免疫微环境基因相关性分析 |
| 2.1 前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3 结果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APE1对膀胱癌细胞系基因表达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3 数据分析 |
| 3.4 实验结果 |
| 3.5 讨论 |
| 第四章 上尿路尿路上皮癌中BER、STING通路蛋白与TILs的相关性及其预后意义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3 实验结果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膀胱癌APE1与VEGFA、CD163+巨噬细胞浸润的相关性及其预后意义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3 实验结果 |
| 5.4 讨论 |
| 第六章 抑制APE1促进PD-1抗体抑制小鼠膀胱癌生长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材料与方法 |
| 6.3 结果 |
| 6.4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一 DNA损伤与修复与肿瘤分子靶向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二 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新辅助治疗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3）胃癌血清标志物评分系统的建立及基于巨噬细胞的新型标志物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胃癌血清标志物的筛选及评分系统的确定 |
| 1 材料和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二部分 基于巨噬细胞的胃癌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探索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全文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IL-23/IL-23R在慢性乙型肝炎相关肝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基金资助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及树突状细胞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摘要 |
| (一) 中文摘要 |
| (二) 英文摘要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综述 |
| (二) 参考文献 |
| 三、正文 |
| (一) 前言 |
| (二) 材料与方法 |
| (三) 结果 |
| (四) 讨论 |
| (五) 结论 |
| (六) 参考文献 |
| 四、致谢 |
（6）CD83、CD1a和Ki-67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材料 |
| 1.2方法 |
| 1.2.1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
| 1.2.2 FCM: |
| 2 结果 |
| 2.1 大肠癌组织CD83、CD1a和Ki-67表达 |
| 2.2 大肠癌组织C D83、C D1a和K i-67的表达与临床的关系 |
| 3 讨论 |
（7）鼻咽部非角化性癌中未成熟树突状细胞的数量与TGF-β1、TGF-βRⅡ表达的关系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论文:鼻咽部非角化性癌中未成熟树突状细胞的数量与TGF-β1、TGF-βRⅡ表达的关系及意义 |
| 主要英文缩写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材料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二、综述:转化生长因子β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 |
| 正文 |
| 参考文献 |
| 三、致谢 |
| 四、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9）乳腺癌骨髓微转移检测及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写 |
| 研究论文乳腺癌骨髓微转移检测及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实验研究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IMB 联合SEM、LSM 检测乳腺癌骨髓微转移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乳腺癌患者腋下淋巴结来源DCs对自体CTLs体外特异性杀伤活性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自体肿瘤特异性CTLs对裸鼠乳腺癌移植瘤模型抑瘤作用的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乳腺癌骨髓微转移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
| 综述二 乳腺癌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胃癌组织内树突状细胞的浸润及其预后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VGLL4及PD-L1在宫颈鳞状细胞癌中表达的研究[D]. 林芳宇. 沈阳医学院, 2021(10)
- [2]DNA损伤修复基因APE1抑制尿路上皮癌免疫微环境的研究[D]. 王林昂.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7)
- [3]胃癌血清标志物评分系统的建立及基于巨噬细胞的新型标志物的探索[D]. 龚俊. 武汉大学, 2017(07)
- [4]IL-23/IL-23R在慢性乙型肝炎相关肝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D]. 臧梦雅.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6(01)
- [5]乳腺癌组织中P53蛋白及树突状细胞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D]. 韩明玥. 大连医科大学, 2010(12)
- [6]CD83、CD1a和Ki-67在大肠癌中的表达及意义[J]. 杨雪峰,杨伟明,刘宙,赵洪远,王超宇,邬江华.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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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以树突状细胞为基础的肝癌免疫基因治疗[J]. 罗小玲,梁安民. 中国肿瘤, 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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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树突状细胞浸润、微血管密度在进展期胃癌中的预后意义[J]. 吴敏,徐幼龙,张世统,周金良. 实用肿瘤学杂志,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