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与客观：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统一

一、主体性与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统一（论文文献综述）

徐国政^[1]（2021）在《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文中提出“自我中心困境”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理论问题。这一困境包含两方面内容:在“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我思主体”难以洞穿内在性的意识,超越自身切中外在于意识的异质性的客观对象,从而造成了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在伦理价值层面上,由于“我思自我”被实体化,从其出发来理解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一问题始终蕴含和贯穿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对它的克服和超越也就成为了近现代哲学所自觉到的主要理论任务。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实践观点,以其特有的革命性方式对此问题予以了彻底的反思和积极的回应,其清晰深刻的洞见对我们今天理解和克服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选择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对自我中心困境的克服和超越为核心论题展开相关研究。“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产生与近代哲学的“主体转向”以及由此确立的自我观念直接相关。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自我”被理解为独立自足、绝对实在、永恒在场的“第一实体”,由此取代了传统社会和哲学中“上帝实体”的地位和作用,这体现了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解放的意义。然而,自我的实体化理解同时蕴含着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由于其遵循着基础主义、绝对主义、超越时间的非历史主义、“中心—边缘”结构模式的思维原则,来理解和设定自我,因而也就使其带有了先验、无根、封闭和独断的特性,正是这一系列的特性以及与此内在关联的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导致了“自我中心困境”的问题。一方面是,内在与超越的悖论构成了实体化自我的内在矛盾,由此必然造成“思存分裂”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实体化必然造成“他者”维度的丧失,以及个人社会性的遮蔽造成人与人之间精神共通感的消解,由此加剧着自我与他者的矛盾,这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伦理困境。解决上述“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是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黑格尔试图借助于概念辩证法以思辨的方式实现理性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然而,由于他仍拘泥于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之内,因而其最多是意识内的“概念”对“存在”的统一,因此黑格尔也就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的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以实践观点作为基本理论原则,开创了崭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野,为解决哲学史上所遗留的这一重大理论难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推动了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对人与世界的纯粹意识关系进行了彻底颠倒,从而超越了抽象的意识哲学,也正是在本源性、基础性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找到了其现实性基础,从而实现了二者的否定性统一。立足于实践观点,马克思对实体化自我观念进行了深入地批判,实现了自我理解的根本性变革,即将自我理解为身心一体的感性存在和生成着的关系性存在,并最终将自我确立为“类主体”,由此也就有效地消解了实体性的自我观念。马克思以对实践活动的自觉理解为基础,使“自我中心困境”的理论困难得到了有效地克服。在前反思、前概念和前逻辑的生存论意义上,自我和世界在人的本源性实践活动中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因而作为其内在环节和要素的思维与存在便具有了本源的统一性;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在社会性、开放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人与自然进行着本质性的交换,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的统一,由此,思维与存在便实现了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在实践观点的视域中自我存在的本真性也获得了显露,即马克思通过对占有性生存方式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批判和考察,觉解到自我生命的本真性就在于生成性和创造性的“存在”,而非孤立贪婪的“占有”,由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性的原子式“经济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这也就在社会存在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的全新理解,为在现实社会中克服“自我中心困境”的伦理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最后,要想从根本上克服和超越现代社会的分裂困境,必须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生成“人类社会”,由此打开人与人之间在“类”意义上的互通关系,从而实现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统一。

范海燕^[2]（2021）在《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内在逻辑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是马克思在合理吸收、批判继承前人先进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工人阶级、投身社会实践,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发现人、认识人、承认人、解放人的思想精华,是最普遍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在批判、建设和革命中追求进步和解放的科学。人类解放思想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一根红线,这根红线自始至终融润于马克思思想的各个方面和整个思想体系。从整体来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起点--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础,运用政治经济学来批判和检验,落脚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向。人类解放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整个体系,真正包含了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价值旨归。对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思想内在逻辑的归纳,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人是目的的思想出发点,有助于指引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论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结合的三重维度来架构论文的基本思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历史演进、逻辑起点、主要内容、实现主体、社会空间、当代价值等作了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深入地研究。在考察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历史背景和形成发展的基础上,论文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梳理了现实的个人解放的层次和内容;阐释了人类解放的主要内容,探索人类解放经由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到实现人自身解放的辩证统一过程;明确了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实现主体,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素质和现实条件;探讨了人类解放的共同体社会空间,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形态的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以及人在这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解放;探究当今社会人类解放思想的理论意义和时代运用。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论文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内在逻辑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以六个部分形成主要内容。第一部分,考察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发展演进,探究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深刻的历史背景、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一定的发展历程。阐述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理论奠基;梳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发展历程,包括产生、形成、发展等阶段。这一部分为人类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以对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把握为基础,阐述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解放的阶段性,即类、群体以及个体的不同层次的解放;展现现实的人的解放的具体内容,包括劳动能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丰富、个性的完善等等。第三部分阐释人类解放的主要内容。人类解放是一个包含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的丰富内容,包括从自然力的控制下获得解放、从社会关系的控制下获得解放、从人自身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同时,人类解放又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人类解放是个别与整体相统一的过程、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第四部分阐明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分析其自身素质、现实条件、终极目标都与人类解放息息相关;实现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普遍交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才能彻底实现人类解放。第五部分进一步深入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探究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社会空间,即作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方式、个体现实依托的共同体。分别梳理探讨人类解放经历的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以及真正共同体的系统结构和整体体系,阐述共同体是人的集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处于一定交往关系并不断发展的“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逻辑终点,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真正和彻底实现人类解放。第六部分总结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构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以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历史演进为纵轴,以共同体的发展演进作为人类解放的社会空间,探究作为生存空间的共同体的历史时空;以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基本内容为横轴,并将其作为论文重点,以当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和我国的现实国情为现实根据,研究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及当代价值;从整体上揭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意义,展现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整体性和一贯性。

冯争^[3]（2021）在《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文中研究说明自由是哲学与宗教探讨的永恒主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层面的自由,他们对理性主体的过分强调导致了现实主体的缺席,而这种理性主义自由一旦接触到现实个体的生存就会出现悖谬。对上述理性主体与理性自由观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题。其中,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立足于现实个体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反思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两个向度:内心性向度与社会性向度。无论是内心性的自由还是社会性的自由最终都体现在真实的个体之上,自由事关自我实现。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代表着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主体理解的两种不同倾向。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克尔凯郭尔则走向“单一者”。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对生存个体的心理学分析。他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自我”首先体现为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现世与永恒等对立因素的综合,但“自我”并不是这综合关系本身,而是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克尔凯郭尔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这就决定了他更加强调“单一者”的内心性、主体性以及“单一者”面向生存的激情与决断。马克思则致力于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性解剖。他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审视个体的生存,人是自为的自然存在物,在人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塑造着“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现实的个人”并非个体主义的,其内含有个体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单一者”,其生存都是在时间场域中生成,克尔凯郭尔强调生存的“瞬间性”,马克思则强调个体生存的实践性,他认为实践是人与自身、与自然、与他人建立本源性关系的关键,同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不同认知。与他们对自由主体的规定相对应,克尔凯郭尔以内心性和精神性为中心展开对个体自由的分析。人的精神定性决定了其能意识到超越有限与现世的种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虚无”,“虚无”是一种生存规定性,是对存在的超越性意识。“虚无”产生“忧惧”,“忧惧”是“自由的眩晕”,亦即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促使人进行决断,而决断就是自由的彰显。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自由的眩晕中进行决断,于是出现了对自由的逃避。自由事关“成为自我”,而对自由的逃避则被规定为自我在自身之外的生存状态。克尔凯郭尔从“绝望”（人与自身的错误关系）以及“公众”的抽象夷平两个层面揭示了人宁愿成为他人而不愿成为自我的时代状况,并试图唤醒时人麻痹的精神,使人重新进入生存。马克思则揭露了虚无的社会现实根源,即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人的偶然性。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讨论是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他对个体自由的讨论立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之中,脱离自然界和他人来谈论内在性自由是一种本末倒置。人的意识的超越性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人的活动性则是自由的现实性,它是对自由的确证,个体自由与其实践活动互相印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自由同样事关自我实现,换言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然而在商品、货币与资本构成的物化（Sache）关系中,人的自由、甚至人的自我都要通过对物的占有才能实现,马克思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揭露了人在物化关系中的非自由状态。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面对“抽象夷平”与“物化统治”时的不同态度。克尔凯郭尔诉诸内心性的激情与信仰,认为只有在悖谬性的信仰中作为永恒可能性的自由才能实现,关键在于“单一者”必须与上帝建立某种悖谬性的关系。换言之,单一者正是要在不确定性中与信仰对象建立关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可以构成对克尔凯郭尔的质疑,显然,悬置理性的悖谬性信仰无法为大多数人接受,难道他们就注定无法得到自由吗?幸运的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社会历史的视域中追问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由王国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自由王国之中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以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则依托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建构。然而,实践并非万能的问题之谜底,只要是行动和实践,就势必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需要经受犹疑、彷徨、绝望的侵袭,这就使激情变得十分重要。此时,克尔凯郭尔对于内心性与主体性的阐发就显得十分重要。总之,社会性与内心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强调社会性的马克思并没有拒斥个体的内在性,而是为内在主体打入了社会性、能动性、实践性、历史性的楔子。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生存的生存心理学分析也可以构成对马克思的补充。只有在内心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个体自由才是可能的。

张起梁^[4]（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周坤^[5]（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王哲^[6]（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高静^[7]（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孟小非^[8]（2019）在《社会预警论》文中研究说明最大的风险往往不在于风险自身,而是人们对于风险的无意识和无准备。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与各种社会风险共存共舞的阶段,因此,通过社会预警活动对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展开超前性认识,构成了当前哲学认识论,尤其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预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它是人类社会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态的反思性认识,是人类追求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本质性活动。人类实践活动中实践预期与实践结果始终存在着一致与冲突两种可能性,而正是后一种可能性构成了社会风险的存在论之基。社会预警就是通过识别、分析、预测、监测、评估和反馈等一系列认知环节对这一社会风险所展开的超前性认识活动。这一认识活动的特殊性表现为时间向度上的超前性,价值向度上的批判性,认识过程上的复杂性,认识结果上的客观性;这一认识活动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划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边界,并对其逼近这一边界的可能性和程度进行评估和预测,并以警报的形式反馈给社会,以更好地规范和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功能的实现包含着社会现象的认识与评价、社会实践的规范和引导、社会系统的优化与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四个基本层次。从社会预警活动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不同时代的社会预警活动映现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活动方式、世界观、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因素塑造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预警活动的独特历史样式。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更多依赖于人们的感性想象能力,形成一种带有浓烈神秘色彩的神灵性预警方式,主要包括通过神话传说进行的社会预警、通过占卜进行的社会预警以及通过宗教禁忌进行的社会预警;农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直观经验能力,形成了通过自然经验进行的“天人感应”式社会预警,以及通过社会历史经验进行的“史鉴”式社会预警;工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进入了科学化发展的阶段,伴随着理性的觉醒形成了理性思辨式的社会预警,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形成了实证科学式的社会预警;信息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是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数字化社会预警,具体表现为运用计算机仿真模型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展开的社会预警活动。从社会预警活动的内在结构来看,社会预警系统就是社会预警主体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以及各种物质的、理论的中介工具作用于社会预警客体的动态的认知活动系统。社会预警主体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有着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以及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社会预警的客体是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的中介是被社会预警主体用来对社会预警客体进行识别、评估、监测并发出警报的各种认识工具、手段和方法构成的集合。从社会预警活动的现实发生来看,社会预警活动现实发生的前提既不是某种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实体”,也不是意识范围内的某个最高范畴,而是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认识活动是一个由多种相互关联的认知环节逐步展开的过程,主要包括发现和辨识各种警兆、明确和判定具体警情、反思和探寻深层警源、划定和确认明确警限、预测和监测动态警势、评估和划分不同警级、反馈和发布梯级警报、决策和生成对应预控方案等具体认知环节。并且在这些认知环节在展开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社会预警主体的有限性与社会预警客体的复杂性问题,社会预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反射性问题,社会预警中的“偶然性”与“自风险性”问题,社会预警活动中关涉的正义问题,社会预警中警报信息社会化面临的信任问题等等。超越社会预警现实发生过程中的认知难题,科学推进社会预警活动既需要完善原有的方法,也需要探索新的方法,但无论是原有方法的改善还是新方法的发现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本着“如何做到更科学地社会预警”这一总体目标,这一方法论原则至少应该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事实性研究、价值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等。运用业已获得的社会预警的理论认识来反观当前中国社会预警发生的独特境遇,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呈现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揭示其历史进步与现实问题,最后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对策与方案,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推进社会预警理论研究,并为实践方向提供规范与指引。

张威特^[9]（2019）在《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文中提出主体性问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主体性原则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古希腊开始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树立起人的主体性地位。到中世纪“神的尺度”替代了“人的尺度”,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文艺复兴时期又呼唤人的主体性,直到近代笛卡尔开始,对主体性的追寻使得关于主体性的研究真正开始成熟。而在唯物史观视阈中,主体性原则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核心之一,是理解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线索。所以“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的认识”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什么是主体、什么是主体性、什么是主体性原则、什么是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展开追问,所以本文会就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和阐述。在什么是主体性原则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我们需要对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与其他哲学体系中主体性原则的不同加以理解和反思,何以西方当代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思潮呈现“消解主体性”的趋势而国内更注重主体性的建构?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研究的当代意义何在?以上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通过对主体性原则的内容以及马克思文本的梳理,厘清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从渊源到完全确立的过程,对主体性原则的内容特征进行概述。同时,对主体性原则的当代意义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本文首先厘清主体性原则概念的内涵边界,并且对主体性原则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确认主体性原则概念的内涵通过对三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分:主体、主体性、主体性原则,厘清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原则的内涵。梳理主体性原则的历史渊源主要沿着从古希腊本体论层面的主体性原则萌芽到近代认识论转向后主体性原则的发端,最后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和发展的脉络,对马克思之前主体性原则的理论线索进行把握。然后对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成与发展进行梳理。主要梳理主体性原则在从博士论文时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成到确立。接着介绍了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内涵和理论特征。通过论述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对旧唯物主义主体性原则缺失的弥补和对唯心主义实体化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超越来阐述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内涵。并且对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的两重维度的统一和三个特征的互相联系来介绍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的理论特征。最后介绍了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研究的当代意义,通过对传统西方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困境和当代西方的两种思潮来论述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的现代性。

徐海峰^[10]（2016）在《马克思精神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精神的把握需要回归哲学本身。哲学总是处于一定的时代并以“精髓”的方式凝练和映现着精神,哲学对精神状况的把握离不开时代境遇的诊释。在西方古典时期,原初性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人的生存方式的素朴、简单和思维的神秘性、直观性,“人虽意识到自己为人,却还不能从人自身固有的本性去理解人、把握人。所以它就不能不诉诸身外根源,试图从某种先定本质现成地演绎出人的规定”,①古典哲学超验性精神观奠基于外在“实体”的神学,其在中世纪通过信仰力量达到极致。超验性精神观确认人的主体性是纯粹外在客观本体的派生物,主观性总是要回归具有客观性的超验精神本体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近代哲学是人类主体意识真正崛起的时代。“人的发现”的人文精神要求对盲目信奉超验的神圣性神学的叛离而世俗化地加以“祛魅”,自然科学中的理性精神要求对超验精神本体的“径直的方式”的直觉可靠性加以理性思维本身的反思、检验和校正。适应这一时代主题要求,哲学对精神的理解伴随着从古典哲学的世界二重化的本体结构到近代哲学的人与外在世界的思存、主客二元的理性结构的这一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精神对象从至上的超验本体回归人的主体的先验自我本身,从而确立了“先验自我”主体性这一近代精神观的基质性原则。在精神与现实两者“统一”的“绝对精神”的现实的历史的辩证发展以及人本的自然主义的感性直观中,先验性精神观演化为经验性精神观,精神在与现实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开显和自我澄明,精神历史性地向下迁移步入世俗化轨迹。在现当代,精神的世俗化境遇致使人的精神生活本应具有的形而上的自我意识诉求遭受物化的严重销蚀和威胁。时代的精神状况迫切需要马克思精神观给予应答。马克思哲学倾心关注的对象不是抽象思维或抽象自然,而是“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及其中的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及其真实解放,马克思哲学的精神观表达出的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意识、对社会存在的批判精神和面向未来的对人类解放的本体论承诺和理想祈求,它把对人的精神的确证置于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过程之中,要求“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②实现社会存在与人的精神的真实的形上融通。马克思建构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观这一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形态。本论文尝试对马克思精神观作一探究。本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梳理和论证西方传统哲学精神观历时样态及其内在演进的逻辑问题。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西方传统哲学精神观按其特质倾向可历时态地划分为超验性、先验性、经验性三种样态。西方传统哲学的超验性、先验性、经验性的精神观,历史地表达了各自的精神样态和逻辑演进的递进关系,构成了精神的真实性、全面性理解之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可逾越的环节。第二部分主要讨论马克思精神观对西方传统精神观的批判性超越问题。马克思精神观上升到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深刻地把握精神的实践基础与社会历史意蕴,在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历时态演进的超验、先验和经验的精神观的历史反叛和现实扬弃之中,确认精神的存在由超验、先验和经验相统一的共时态构成,并给予它们以真实的内涵与结构性的变革。第三部分主要阐述马克思精神观的基本思想内容问题。马克思的精神观建基于“新唯物主义”前提之上,开启了重新理解精神的“实践”、“现实”、“人的解放”等新维度,强调了实践、现实、人的解放与人的精神的内在关联,进而具体展现出马克思精神观的多重性的阐释框架。第四部分主要是分析和阐释马克思精神观的当代显现和研究的新路向问题。马克思精神观研究需要由革命性向建设性的重心转变,重视实践的和谐性与精神的建设性的内在一致性,精神的整体性与社会基本矛盾有机系统建构的内在统一性。要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精神观研究范式和置于中国梦视域中,推进马克思精神观的中国化。马克思精神观在对当代现实世界尤其是中国现实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显现中,昭示出马克思精神观研究的新路向。

二、主体性与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统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主体性与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1）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内在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论文提纲范文）

（4）《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6）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预警论（论文提纲范文）

（9）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及其当代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精神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主体性与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统一（论文参考文献）

• [1]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D]. 徐国政.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内在逻辑研究[D]. 范海燕. 武汉大学, 2021(02)
• [3]个体自由的两个向度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D]. 冯争. 山东大学, 2021(11)
• [4]《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5]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8]社会预警论[D]. 孟小非.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唯物史观主体性原则及其当代意义研究[D]. 张威特.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10]马克思精神观研究[D]. 徐海峰. 辽宁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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