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剧本搬上舞台——论剧本与剧团

一、让文学剧本走上舞台——关于剧本与剧团一席谈（论文文献综述）

黄晓燕^[1]（2021）在《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新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对当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料、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和建设不断深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硕研究成就。在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选题中,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课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研究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路径和新方法,而其中对当代经典作家的研究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金庸小说经典化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论题。首先,金庸小说经典化是区别于精英文学的,通俗文学经典化的特殊个案,因此,在评价其经典性意义的时候,我们既要参照传统精英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又要兼顾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商业性和世俗性的一面。其次,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无比发达的当下,金庸小说经典化也必然受到创作本体的自我修订、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读者消费的文化取向、文学批评的学术规范、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它是在历史与现状、作家个体与社会群体、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等多重内外因素共同形成合力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其经典化历程的。第三,梳理和研究金庸小说经典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过程,整理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多重因素和理论话语之间的碰撞与博弈,还原和重塑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文学史现场和文学（史）意义,对于我们由此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经典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论题将从金庸小说本体的经典化、大众传媒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文学批评界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金庸小说与通俗文学发展等四个角度出发,考察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的生成过程、产生合力的过程、产生效果的过程,力图在文学史的背景下,在丰富扎实的文学史料中,在纵横捭阖的理论批评体系基础上,搜集和整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绩,拓展和加深对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展现和开辟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向度。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五章、结语,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中涉及的理论术语、学术概念和专有名词进行宏观梳理与交代。重点讨论何谓“经典”和“经典化”,同时,对金庸小说经典化路径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向度和价值进行展开。第一章旨在提供金庸小说“经典化”历史的、宏观的知识谱系梳理,对影响其创作和传播时间的和空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展开论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对20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商业化都市环境的历史回顾,对金庸其人其文在香港文化界大行其道的内外因素的讨论和辨析,对大陆和台湾地区对金庸小说由排斥到接受过程中涉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的整理和研究。本章将梳理海峡两岸对金庸作品从抵制到接纳的过程,寻找到贯穿其中的文学普适性因素,还原和阐释金庸作品的文化魅力。除此之外,本章还涉及到金庸小说与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之间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讨论,并将之与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时间段的横向比较并置在一起,以提供最全面、最客观、最真实的关于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第二章是对金庸小说本体的经典性展开研究。在第一章新旧武侠小说的比较基础上,着重讨论金庸小说内在的先天因素,寻找使之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特质和文化价值。本部分将着重挖掘金庸小说将文化传承融会于“行侠仗义”武侠主题之下,塑造出人文江湖美学境界的艺术属性。同时,将努力探寻金庸小说突破传统商业化写作传统,在丰富精彩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饮誉文坛的经典人物形象,并由此开拓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创作新境界的方法和路径。此外,金庸小说在承袭传统武侠小说书写模式的同时,将世俗价值与理想主义完美统一、在除暴安良的价值之外做出了关于生命和历史的思考,使其呈现出异于传统武侠小说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以上这些新的变化对金庸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章是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本章将梳理金庸小说初版本的主要内容、销售模式,进而辨析作家、办报人和政论家三重身份笼罩下的金庸在1950、60年代的香港对其小说的市场化运作和文学版图的历史建构所实施的规划和策略。同时,也会对金庸小说各种版本的读者群体和营销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寻找到金庸小说在大众文化崛起的市场环境中,由报刊连载到多媒介方式传播直至被广大读者完全接纳的历史真相。最后,将纵向分析武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电影的渊源,同时,广泛收集不同时期金庸影视剧播出后的读者反馈、影视收视率调查等数据,对金庸影视剧改编进行全面梳理,厘清金庸影视剧改编中从忠于剧本到篡改原着、从题材取胜到文化消费的两大特点,从而进一步在市场化、消费化的时代背景下,解读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第四章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文学批评界之间的关系。本章将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金庸小说认知的历史变化过程,重点分析其背后折射的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更迭。在此基础上,试图从作家作品本体分析、文化场域分析、经典筛选三个角度,对金庸经典化与文学批评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另外,本章将对金庸研究的成果进行“再研究”,从而在学术与学术史双重辩证维度的基础上,展示多元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在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五章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对当代通俗文学的启示意义。本章将以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整理与回顾为线索,突破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本身,展开对“对通俗文学经典化的原则和标准的讨论”“经典化博弈中作家和读者的关系”等重要文学史问题的思考,考证和辨析这些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与之相关的重要文学（史）事件,梳理和审视时代变化中文艺思想的更迭,以及文学批评家对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批评心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当代文学批评界与大众文学市场化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经济体制变迁与文学运行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嬗变,以及当代作家和读者的关系调整,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话题,也是关乎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和文学实践展开的重要问题。结语部分回顾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同时指出金庸小说经典化未来发展的两个研究方向,一是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关系;二是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时代语境下“去经典化”文化态势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经典如何应对“去经典化”的时代趋势并寻找其经典化途径。

齐永光^[2]（2020）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文中提出“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这不仅强调了使双方发生联系的人或事物的重要性,也是广义媒介的基本概念。由此可见,媒介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就深受学者重视。在21世纪的今天,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数字化进程也不断加速。以数字化图书馆为例,根据“前瞻经济学人”研究员温程辉调查显示,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早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2000TB,在信息存储的数字化和资源的共享化方面,数字化在图书、文学领域的应用正在得到不断强化。在媒介融合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的数字化进程必将持续加速,甚至会衍生出媒介融合下全新的传播生态。当前对于文学数字化的研究,大多为传统行业整合数字技术,从某一行业视角进行某类文学的数据库详细建构的情况。本文首先对文学的载体——媒介的演变及其传播理论进行梳理,以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数字化技术发展呈现出的具体方式进行分析,探讨文学载体的演变对于文学生产和传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随后着力研究分析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学数字化传播中产生的新的文学内容和形式及其变化,进而探究媒介融合为文学本身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最后通过宏观的媒介融合视域,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当下文学数字化发展中的产生的问题,并由此思考如何走好文学的数字化传播之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媒介的支撑,从以龟甲、帛、纸等为媒介,到如今的数字化技术为媒介,文学的传播介质在表现形式、呈现方式和传播优势方面从未停止过发展的脚步,而今数字化进程下的文学传播相较从前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海量文学信息借助新技术手段不断涌现、更新和进化。分析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发展现状,研究认为当前文学数字化传播存在以下特性:全民参与、消费娱乐功能凸显、以技术为支撑不断嬗变演进。具体来看,在媒介融合视域背景下,文学在文语转换、音视频结合和多媒体整合传播等方面都有大量应用,数字化技术下的文学传播特点也有了新变化:一是文学数字化传播中的传播者与受众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二是文学数字化传播中的内容更具时代特征;三是文学数字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较之以往也有鲜明的改变。分析发现,在媒介融合视域下,文学的数字化传播存在以下问题:从内容上看,文学数字化传播进程中,文学创作者的题材创作活力下降;文学的深刻性存在消解的倾向;在数字化传播进程中文学的发展还缺乏全球化的传播视角。从媒介融合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上看,读者的部分选择权淹没在海量文本里;数字化进程中产生大量的版权争议;网络隐私保护也是数字化带来的重要课题。从产业融合的角度看,现阶段文学数字化传播存在为追求利润而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数字化的文学传播也带来部分伦理与道德上的困境;数字化传播影响下部分粗制滥造甚至低俗的文学作品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大问题。研究认为,在媒介融合领域下,文学数字化传播得以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本身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这一冲击始终是高悬在文学发展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反思当前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并结合文学接受理论、符号论与文化表征、媒介环境等方面的坐标体系,研究提出的以上三个角度存在的问题有赖于文学创作主体、媒介传播者以及相关社会环境下的人员进行反馈沟通。首先,文学的发展始终应当以优质的内容为导向,在注重读者反馈的基础上紧抓优质内容,通过全面媒介素养的提高,始终以优质文学内容为抓手,巩固文学根基。其次,文学的发展还要以信息技术为保障,充分重视媒体技术的应用,在媒介融合技术的支持下渐进构建文学传播新场景、拓宽文学发展新渠道。最后,当前文学的数字化发展离不开规则体系的支撑,健全文学传播领域的法律法规无可替代地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文学传播的体制机制、争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文学数字化进程中源源不竭的动力。唐代书法家李邕曾说道,“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书法如此,文学亦然。正所谓创新引领发展,科技赢得未来,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也只有摒弃过时的思路方法,不断创新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让文学能够借助数字化传播的技术手段,以新的形式进一步焕发生机,迭代传承。总体看,文章通过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数字化对文学传播方式和内容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的分析,归纳了当前文学数字化传播的特点,反思了当下文学数字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建议,为今后关于媒介融合下的文学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也为今后文学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

江爱华^[3]（2020）在《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文中研究说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前身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于1953年建立,1987年3月剧团正式更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院的建立是戏曲艺术体制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其剧目建设承接着黄梅戏剧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脉络,关乎黄梅戏剧种的盛衰。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为个案,结合相关戏曲政策,对其成立66年以来创作排演的近460出剧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考察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主线来结构整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按其成就而言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团伊始至千禧年为第一阶段,千禧年至2019年为第二阶段。按题材可分为四大类型,即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移植剧目的创作,新编、改编历史剧的创作,现代戏创作。第一阶段的建团初期,黄梅戏传统剧的改编催生了经典的诞生,促使黄梅戏一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表演取得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支艺术人才队伍,黄梅戏新皖剧的地位得以确立。八十年代初至本世纪末,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催生了黄梅戏新经典剧目的诞生,黄梅戏出现了二度振兴,黄梅戏生、旦两行的表演继续发展。比之传统剧的改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排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剧化和雅化倾向。剧目创作与剧种发展良性互动,互相促进,相互成就。黄梅戏剧种以开放的姿态积极与新媒体技术结合,黄梅戏电影、黄梅戏电视剧风靡一时,戏曲艺术人才代际更迭,群星闪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在同侪中处于领军位置,可谓辉煌。进入两千年以后,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剧目创作整体态势趋向滞后和单一,三度振兴的呼声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没有推出代表性剧目作品,黄梅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没有更上层楼,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因此失去领跑资格和行业老大的位置,同一时期安庆市和湖北省的黄梅戏院团佳作频出、人才济济,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三驾马车齐驾并驱、平分秋色。虽然失去领军地位,但第二阶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排演了二十多部新编剧目,为新世纪剧目建设提供了多元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使得黄梅戏的高峰艺术作品成为可能、值得期待,三度振兴成为可能。考察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近七十年的剧目创作,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为剧目创作的顽疾,三度振兴的道路依旧道阻且跻。

李采薇^[4]（2020）在《开心麻花话剧电影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大批改编电影涌入市场,但影片质量、票房以及口碑都参差不齐,加之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往火爆的由小说和游戏等改编的电影逐渐遇冷,因此,寻找低风险、高回报的原创剧本成为本土电影亟待解决的难题。2015年国庆档,电影《夏洛特烦恼》横空出世,成为票房黑马,这部无明星、小成本、由话剧改编的电影所获得的成功,让人们开始关注话剧电影这片蓝海。此后,《驴得水》《羞羞的铁拳》等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开心麻花在话剧电影领域的头部地位。开心麻花自2003年成立至今,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与社会文化、话剧行业及电影产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多元与世俗文化,大众由此产生的文化需求成为开心麻花等民营剧团兴起的关键动因,社会文化领域的冲突亦为其作品的社会批判和人性反思提供了素材和灵感。从话剧行业方面来看,西方戏剧潮流的影响与我国相关政策的扶持,为民营话剧剧团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从电影产业方面来看,回落的票房增速催促本土电影的变革,亦为话剧IP的改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开心麻花的话剧电影经历了原创戏剧为话剧IP奠基（2003-2010）、多屏整合挖掘IP效应（2011-2014）及话剧电影的商业化锻造（2015-至今）三个阶段,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及IP产业的飞速发展更是为开心麻花提供了新的运营和发展思路,逐步形成了“话剧—电视—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的成熟产业链。开心麻花的话剧电影有着独特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与影像风格。从电影的主题来看,其话剧电影的主题大致可分为儿戏化的阶层跃升白日梦、超现实的怀旧式集体记忆以及无信仰的戏谑式英雄故事三类。它们注重对人物困境的审视,将平凡人物误入荒诞世界后的身心转变作为主要题材,传达真情可贵的价值观。进而视之,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彼此对立的几组:上流社会的误入者与逃离者、金钱诱惑下的利己者与重情者,以及极致情境中性别互换的尴尬者。这些人物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也成为现实生活中价值冲突的一种镜像表达。在电影叙事和视听语言方面,开心麻花的话剧电影具有话剧的基因,在改编过程中保留了凝练的台词、集中的剧情结构和尖锐的矛盾冲突等话剧元素,呈现出荒诞美学和后现代风格。在叙事视角方面,开心麻花话剧电影主要采用无聚焦、戏剧外聚焦、内聚焦等叙事视角,给电影增添了悬疑和荒诞的色彩。在时空建构方面,开心麻花多采用梦幻复调式的叙事模式,打破了时间、情节的连续性,并利用扁平化的光影、高饱和的色彩构建无地域性之空间,供人们或逃避现实,集体怀旧,或安放无法实现的超现实梦境。此外,电影中还大量使用“戏仿”“拼贴”“游戏”等元素,在制造笑料的同时,也消解了情感的深度。然而,开心麻花话剧电影在其繁荣的表象下也存在不少隐忧。在形式上,作品缺乏电影的独立性,“话剧风”遗留过多;在内涵上,价值观传输过于生硬,与市场需求存在裂隙;在模式上,话剧IP储量不足,产业链仍旧有待完善。放眼未来,只有加强艺术门类的融合与创新,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注重全产业链开发新模式,才能让话剧电影获得良性发展。

黄金^[5]（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指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高传峰^[6]（2019）在《霍达剧作论》文中研究表明霍达是通过电影剧本的创作走上文坛的,早期曾出版《霍达电影剧本选》。虽然后来她在小说、报告文学等体裁领域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她并没有停止过剧本的创作。除了电影剧本外,她还创作过电视剧剧本和话剧剧本。在电影剧本和电视剧剧本中,她较多关注历史题材,从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渐变到对民族兴衰、家国存亡问题的关注。她的话剧剧本全是现实题材,观照的中心是人的生存问题。

迟琳琳^[7]（2019）在《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征》文中研究说明莫言小说以其个性化的文体特征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戏剧性是其重要的文体特征之一。在创作时,莫言突破小说的传统文体界限,将戏剧文体的艺术手法整合到小说中来,创作出文体特征复杂的小说,给读者以全新的、震撼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本文探讨莫言小说在戏剧性设计方面所做的努力,从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征的形成、表现以及文学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详细的梳理与研究,进而深入论述并阐释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征表现以及艺术效果,从而把握莫言小说文体特征的丰富性与全面性,从新的角度认识其小说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戏剧性和小说的戏剧性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通过分析、陈述莫言小说戏剧性的研究现状,论证选题意义、依据及研究方法。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从传统戏曲的潜移默化、教育的影响、跨文体小说创作理念和戏剧创作实践三方面,发掘并分析莫言小说文体戏剧性的形成原因。第二章论述莫言小说文体的戏剧性特征的表现,包括结构、人物形象和场所的舞台化三个方面。结构的戏剧性主要通过万变有“戏”的结构方法、悬念和突转得以呈现;人物形象的戏剧性通过人物性格、语言、高度集中的冲突和个性化动作表现出来;场所的舞台化通过时空和感觉的处理呈现出来。第三章论述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征的意义。在小说中,莫言运用戏剧手段和技巧,激发读者的审美情感体验,引起读者与人物的情感共鸣,自发自觉地对小说的文体进行探索和实践,对于其他作家的创作取法民间提供指导意义。结语部分在对正文内容进行总结时,认为莫言小说的戏剧化尝试也并非尽善尽美,但他的大胆试验,为跨文体创作实践的成功提供了典范。

张志忠^[8]（2018）在《历史的画面与声音:从《丰乳肥臀》到《檀香刑》》文中研究指明我们讨论过莫言直面现实的创作,如何从新闻报道和社会现象中发现创作的素材,并且将其文学化。莫言针对现实社会问题做出迅速反应的作品,如《十三步》,表现1980年代后期中小学教师的生存困境;《红树林》,揭示官场腐败,权力、金钱和欲望如何毁灭人们的灵魂;《四十一炮》,鞭笞乡村社会在市场化时代的蜕变,农民怎样靠卖注水猪肉暴富。这样,莫言就从各个层面上,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陋现象,予以尖锐

吴晓东^[9]（2016）在《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媒介统一在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过程。莫言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过对他与媒介关系的系统考查,可以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当前文学与作家在媒介中更为完整、现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尝试系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希望论文在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等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从传播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文学传播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媒介理论与文学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当前诸多作家的对比,本文明确了以莫言作为中心探讨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原因与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文学媒介并不单纯指向“物”的层面,还包括组织以及多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社会要素,并且文学活动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文学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都具有其特殊规律。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不同媒介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而被媒介包围的社会现实对作家与文学本身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家的成功与文学的突围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与运用。与当代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余华、贾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创作上的特殊性外,还由于其在传播方面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突破。我们从媒介角度审视时会发现：莫言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时充满技巧与智慧,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多媒介传播格局；媒介对莫言而言,无论在其成长、创作还是形象塑造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作家与媒介就构建起了复杂的关系类型,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作家与媒介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接触到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进行文学启蒙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之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这种理想就成为了自觉行为。作家们对大众传媒的兴起表现出极大兴趣,接触媒介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在大众传媒表达自己,也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以启民智、开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要求面向更广泛意义上的平民大众,因此与大众接触最为紧密的渠道——“大众传媒”就成为必然选择。其次,中国职业作家是在近代出现的,这些职业文人多以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催生出稿费制度,近代报纸、杂志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按照需求理论,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实现“自我”的确立。通过带有主动传播意识的广告、论战等形式与手段,作家可以确立自己的在文学与社会中的位置。现代作家还具有更加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使命感,这种理想与使命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为文学媒介承载内容的主导者或直接作为媒介刊物编辑的“把关人”,是实现这种理想与责任的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播进入到一个相对整合的时期,传播制度的改变使媒介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政治宣传成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变成为简单、直接的从属关系。“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时代特征的媒介形态,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但该时期文学传播的“潜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诵沙龙等使作家与媒介形成了另一种关系。“文革”结束后,短暂的“文学热”将作家与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开始变异,不断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上世纪80代中期起,走上文坛的莫言便开始参与并构成了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全过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论述梳理过程中以时代与媒介类型为依据,突破了以往多从内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做了综合性总结。莫言等当代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五四”时期的部分特点,这表明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却也暴露出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在适应新媒介环境方面由于过多墨守成规而出现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印刷媒介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当代文学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纸媒为主,文学报刊占据主阵地,图书出版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学批评确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过对莫言各个时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评论声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从“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时常刺激人们感观的“争议”作家,再到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评论在参与莫言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发现者与引导者,慢慢变成并行者与追随者。这种媒介方式代表文学所拥有的权威与特殊“场域”,作家也在由这种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确立。其次,大众传媒参与到作家形象的构建之中,大众传媒根据自身与市场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点的作家类型。莫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渐渐清晰,并被不断重塑着,形成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从作为文学大师与文化符码的莫言,到作为公共话题的莫言；从作为娱乐焦点的莫言,再到获奖后作为有权威的明星与品牌的莫言。这些形象与文学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之处。文学事件、不同奖项、个人故事、书展活动等,都是进入大众媒介视野的话题。大众传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时因势之需而不断改变,对作家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外围的关注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是个狂欢的领地,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集合了不同声音的网络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莫言。第三章主要从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动传播方式,以及在多媒体时代莫言进行积极互动的传播姿态。莫言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是演讲。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动,莫言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作品。莫言还接受多种访谈,采访中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是谦虚谨慎、宽厚温和,沿袭了他演讲的风格。但访谈的内容重心与塑造形象的方向却发生变化,更多侧重于表现他的真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大众传播中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确立与坚持自己的形象。文学写作的乡土姿态、谦虚睿智的长者风范、勇于反思历史与批判现实的名士气节,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在各种媒体面前,莫言从不沉默,积极参与各种媒体互动。对专业的文学批评既不背离又不苟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独行。他对新媒介保持兴趣,通过开设微博、参与网络访谈与互动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心态,但传统作家对新媒体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归纸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第四章我们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传记进行了深入考查,尝试发现当前媒介对作家创作的辐射与衍生影响。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离不开编辑与出版人的影响与帮助,他与这些文学“把关人”的关系,承袭了“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又颇具个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触体验与记者从业经历对莫言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作品中莫言对媒介的态度不尽相同,对大众传媒带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等传播方式却保有相当浓厚的依恋之情。不仅如此,让莫言成为世界瞩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莫言靠近与远离影视媒介,是当前文学与影视既对抗又依赖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莫言与媒介关系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当前文学传播范畴内的共性与特殊性,也透视出当代作家在面对媒介时的复杂心态,而文学媒介与大众媒介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指向是不同的,两者又都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对莫言与媒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媒介环境的变化是莫言自身成长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满足状态,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发展路径与创作风格指向。我们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对作家具有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更具有知识精英与意见领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教育,从而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较为宏大的“文学场域”,与媒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或者经济形态阶层都具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与权力,甚至可以对媒介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干预,从而实现双方的动态平衡。作家的传播意识具有本能性,但在传播中却由于媒介的局限与自身非理性的原因,会受到多重阻碍与束缚。成功的作家都具备优秀的传播意识,莫言以其素朴及略带狡黠的传播意识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原则和体系。当代作家需要提升对媒介的理解,形成开放的多媒介传播意识。文学传播的过程,需要多种特殊媒介与手段的参与,教育是其中经常被忽略、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文学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约,于是作家的集体性突围显得很有必要。在多媒体的世界里,影视虽然是极好的传播方式,却也在当前受到多种现实瓶颈的困扰,作家与影视像两只刺猬,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显得焦急而痛苦。不仅如此,时政生活类杂志以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指向在当前受到诸多人的关注,而纯文学作家与文学在其中的缺失不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杂志主编等“把关人”的复杂心态影响。莫言成功的的启示还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但如何在当前语境成功实现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全社会与整个文学体系的责任,而不单单只是局限在作家的个体行为里。本文通过对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规律与模式。由于作家作为特殊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媒介的发展又是千变万化,则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透过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传播的系统性要求。作家与文学整体在当前的突围与繁荣不能仅依靠某一种传播方式与媒介,更不能仅通过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而实现,而应是全部与文学相关的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莫言将作家与媒介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关系合乎现实的媒介环境与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作家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李静^[10]（2014）在《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文中认为延安文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代创构的新的文艺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与“五四”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具有天然的联系,又直接规范并影响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发展。从延安文艺本体研究来看,延安文艺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展开了我们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从延安文艺影响来看,延安文艺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美学经验等,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而“文革”文学的爱情叙事、“智斗”书写和“诉苦”书写也都能从延安文艺找到渊源。本论文以“问题意识”入手,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选择延安文艺本体研究和影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文学体制、政治、美学以及叙事模式等,看待延安文艺的历史形态、现实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和价值。以“价值重估”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利于将1930—1970年代的文艺问题进行整合,进行历史的再审视、再考量。本文的论述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章延安文艺:“中国化”革命文艺经验的集大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及具有“中国化”本土特色文艺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化”的延安文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性。一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反观延安文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化”本土文化出发,研究延安这一新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及其文学的“创造”和“生产”,形成了延安独特的本土文艺经验。探察延安文艺在创造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及“本土化”过程中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第二章延安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是继承“左翼”文学对“大众化”倡导的基础上,进行的文艺实践。它突破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过于“欧化”的语言倾向,整合民间文化资源,以大众语言进行“工农兵”文学创作,突破了“左翼”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对农民文化的选择真正地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方针,以人民性的突显体现了“工农兵方向”的精神内核。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在延安文艺实践初期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工农兵”文学普及,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大众阅读“趣味”的多元要求。所以,必须深入思考时代和作家对受众“趣味”的想象与受众真实的阅读“趣味”的问题。第三章延安文艺与新的文学体制的构建。从文学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来看,延安时期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电影等组织形式以及众多社团等都已经初具规模,而文学会议、文艺批评等又对文艺进行了规范。新的文学体制也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组织性、群众性的特点。在新的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中,出现了文学体制内比较重要的两个制度,一个是“稿酬”制度,一个是以“柳青”为代表的作家体验生活的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新的文学制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两种制度。第四章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关联。从政治意识、文艺创作、美学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寻找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从政治意识入手,审视文艺在与政治的博弈之下对文学性的追求,并从文艺批评的双重标准和作家身份来阐释这一问题。如果说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是主潮的话,“十七年文学”中的大众文化则呈现了向主流文化的融会,而具体到人物描写上,无论是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以及“中间人物”的分类还是对人物思想“改造”的描写,都呈现出政治的规训作用。从美学形态来看,在二元思维下,文学审美也倾向于美丑、好坏,崇高与优美等,部分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人性美的书写以及“大团圆”结局的喜剧追求,这是两个时期文艺审美的共性。第五章延安文艺传统与“文革”文学辨析。从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的书写到“文革”革“文化”之命,这一发展与革命语境和战争心态密不可分,但也导致了“唯政治”的创作现象和批评标准。从文艺体制与文学生产来看,“文革”时期“集体写作”的方式以及“样板”文化的推广和对文艺“提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文艺的高度集约化发展。另外,从“工农兵方向”到“三突出”,及以“智斗”方式塑造英雄人物,都可见两个时代文艺的传承。但无产阶级文学对政治性、阶级性的强调,导致了从作家到作品的窄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话语的窄化。在“样板戏”以“诉苦”方式来进行“痛说革命家史”式叙事的同时,也使“样板戏”的叙事走向了窄化。余论:以延安情感和延安精神进行总结,进而对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发展与延安文艺精神的联系进行再审视,探讨延安文艺的当下意义。

二、让文学剧本走上舞台——关于剧本与剧团一席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让文学剧本走上舞台——关于剧本与剧团一席谈（论文提纲范文）

（1）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论文提纲范文）

（4）开心麻花话剧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霍达剧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7）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8）历史的画面与声音:从《丰乳肥臀》到《檀香刑》（论文提纲范文）

（9）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论文提纲范文）

四、让文学剧本走上舞台——关于剧本与剧团一席谈（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D]. 黄晓燕. 浙江大学, 2021
• [2]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文学数字化传播[D]. 齐永光. 吉林大学, 2020(01)
• [3]从传统到现代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剧目建设研究（1953-2019）[D]. 江爱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4]开心麻花话剧电影研究[D]. 李采薇.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6]霍达剧作论[J]. 高传峰. 电影文学, 2019(23)
• [7]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征[D]. 迟琳琳. 聊城大学, 2019(01)
• [8]历史的画面与声音:从《丰乳肥臀》到《檀香刑》[J]. 张志忠. 百家评论, 2018(05)
• [9]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D]. 吴晓东. 山东大学, 2016(10)
• [10]延安文艺建构及其影响研究（1930—1970年代）[D]. 李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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