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及三地高校通识课与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总结

一、海峡两岸三地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马琰琰^[1]（2017）在《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与当地社会产生复杂的关联互动,本土化既是19世纪以来入华基督教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无法回避的发展路径。近代来华的教育传教士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精神核心与办学模式移植到中国,希望能借建设现代化大学来培养拥有基督品格的精英人才,进而在中国建设全新的基督化社会。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由外籍传教士及其背后的海外差会、校董会创办,其办学理念深受当时西方宗教社会思潮影响。在社会福音思潮的浸润下,社会服务理念因满足基督教高等教育培养品格与改造社会的双重需求,成为基督教大学的精神内核之一。齐鲁大学外籍传教士及其所属的海外差会所坚持的,即是以基督服务理念为核心和特色的本土化办学思路。这种本土化思路,强调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为培养拥有基督品格的人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精神,要求学生关心最普通民众的诉求,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农村和基层社会去工作和服务,而非简单迎合学生及社会上的一般就业取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即在中国打造基督式社会秩序并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国。因此,20世纪20年代,齐鲁大学选择以从事乡村服务为大学的发展方针。乡村服务符合齐鲁大学一贯的服务主张,可以表达基督教的人文关怀,对中国乡村的发展和现代化有所帮助,肩负着基督教服务本土社会和传播宗教信仰的双重使命。但在本质上,乡村服务路线是在华传教士强制推行的宗教社会改造路线,看似接近中国的基层社会,但在推行中会表现出不切实际与不合理的一面,尤其是其体现出的宗教性与现代大学的世俗化趋向相左,这就不能为更偏重世俗化的校内本土势力所认可。基督教大学想要在华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找其赖以立足的本土文化土壤,这就需要中国本土人群的参与。进入20世纪后,海外差会提供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基督教大学的发展需求,来自中国本土的支持开始对大学产生影响。随着基督教大学规模的扩大,神学色彩的消褪与教育职能的提升,大学内部构成日趋复杂化,本土人群渐成规模,其主体构成为大部分中国籍行政管理人员、教师、职工、毕业校友和在校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事业追求、教学理念等自有一套认知。公立教育的壮大、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案等都在客观上加速了基督教大学内本土势力的发展。随着这一群体的日渐壮大,他们自然不再愿意做外籍传教士的依附者和助手,而是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基督教大学的发展进程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本土群体的利益并力求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他们自然会与学校内外的西人群体在办学理念与实践上出现分歧和冲突。事实上,在齐鲁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以西人为主体并由校方管理层所倡导的以乡村服务为核心的本土化发展方针外,学校内部还一直存在另一种本土化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传教士所倡导的向下走的乡村服务路线不同,齐鲁大学的本土势力希望大学可以突破自身的区域性,选择一条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本土化路径。这种主张的合理性是对本土社会实际需要的敏锐感知,可以为学校的外缘性发展赢得较大的社会空间,其不足之处则是过分迎合学生和社会的需要,表现出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从长远来看,这种强调通过大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向上流动社会空间的本土化取向,有可能会损害基督教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目标。面对乡村服务路线,校内的本土势力显示出了精英知识分子传统意义上的矜持与自负,他们尤其重视校内文理学院的发展与国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对纯粹学术的追求超越了对乡野村夫的个体关怀。国学研究既是齐鲁大学文学院本土群体的优势专业领域,同时也是基督教大学去洋化、立足本土文化的重要途径,具有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正当性。这种热衷国学而轻视服务的研究取向背后的精英意识深刻影响了文理学院的发展思路,文理学院明显更愿意向上走,而不愿意向下走,不愿直面社会底层。不过,齐鲁大学本土势力争取学校内部的话语权与自身的发展空间,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高度正当性,是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标志,而且还是大学在管理体制上趋向于本土化的内在动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们对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乡村服务路线的不自觉抵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符合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趋势。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由坚船利炮保驾入华,并在条约体制的笼罩下成长,形成了一种以在华西人为核心的特殊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齐鲁大学的外籍人士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不仅不能以平等的姿态去听取本土群体的诉求,也没有完全尊重中国同僚们的情感和利益。他们在办学理念上强调服务本土社会,但在实践上却质疑本土群体的能力和信仰,不愿放弃领导和监护大学运转的权力,在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上排斥本土师生的深度参与,明显表现出不信任本土人士的特点。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心态不仅使得齐鲁大学内部中外隔阂明显,校内纷争不断,而且使得大学本土化的战略缺乏来自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支持,本土化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袁曦临^[2]（2011）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是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及知识转型分不开的。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学为政本”的理念,晚清及民国学人借助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现代文献分类法的编制,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按照西方学科分类体系进行了重组。在现代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实力的冲击之下,辅之以弱势文化的自我心理认同,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移植现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以理性的态度、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步骤去检验引进的西方知识体系。1949年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使得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脱离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谱系,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割断了联系；1978年后人文社会科学虽得以重建,但相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依然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土壤,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也陷入长期的模糊不清。学科体系是一种知识制度,是一种对知识加以分类的“学科分类制度”。近年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如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调整、学科基金资助、重点学科点设置、学科发展不平衡、学术评价问题,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缺乏国际影响等等,追根溯源均可归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问题。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新的历史转型期,亟需建立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历史深度,指导中国现实发展,并具有世界学术视野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与独立研究。因此,重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本土化,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而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构无疑是出发点和先决条件。本文采用语境分析方法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变迁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剖析,从“民国学制改革”和“近代文献分类法演化”2个途径对近代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并试图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这3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是如何产生以及被混淆的；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内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比国外主要的学科分类体系的设置情况,提出重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出发点应由政府、政治导向转变为以学科、知识为导向,同时建立起开放的、多元化的学科准入模式,重建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本文所提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应用性软科学这三大领域,并设计通过“通识”和“桥梁”教育把上述三大学科领域,在学科交叉或跨学科层面重新聚合起来,使之既保持与国外主流学科体系如CIP、ISCED、JACS基本一致,又兼顾到与台湾的学科分类体系以及文献分类法的衔接,以期体现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后,从微观的角度,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一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具体学科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本文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1）在西方语境中去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及话语体系。（2）在中国语境中对西方学术体系进行剖析和反思,而后提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问题；（3）通过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形成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与西方学术对应交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框架。相比于20世纪初的激烈的学术转型,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虽已不再有救亡图存的危险,但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紧迫感,以及世界的多元变化较之20世纪初更为剧烈。在新的环境下,对历史的梳理正是反思的前提,也是理论得以重新建构的先决条件。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各个具体学科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对于学科体系整体性的陈述却比较欠缺,而整体性陈述恰恰是认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现实的框架性工具。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本文提出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应用性软科学三分法,而后通过“通识”和“桥梁”教育,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层面聚合的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通用框架。在理论层面,为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洞悉其构成,明晰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其研究范围,并预测学科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上,可以引领和指导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学科管理、学术评价和文献分类,乃至学术出版和学术知识的传播,具有现实参考价值。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究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理路；在研究方法上,摒弃了将学术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作法,而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问题同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相关联,从而能更清楚的认识学术发展的脉络,获得更为全面和宏观的把握。

贾艳茹^[3]（2009）在《通识教育视野下的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设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通识教育在高等院校实施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在许多高等师范院校也正在试行中。近年来,高等院校不断出现“学术性”与“专业性”之争,教育界在理论方面也对其进行的探讨；而师范院校的教育类课程则是集高等师范院校的“学术性”与“专业性”矛盾于一体的突出表现。师范院校设置教育类课程是其“师范性”的体现,也是师范专业的特色之一；同时,如何设置教育类课程也对我国当前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师教育能否培养出适应21世纪需要的合格教师这一核心问题。然而,教育类课程改革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迁、个体发展、中小学教育改革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的,这也正是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教师教育课程上的具体反映。为此,本文做了四个方面的阐述：第一部分,对选题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念界定、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等做了详细的阐述；第二部分,描述了通识教育视野下的我国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设置状况,主要对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两个阶段的教育类课程设置状况进行了探讨,并对其课程设置进行了评价,从纵向上梳理了通识教育视野下的教育类课程设置的特点；第三部分,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在通识教育的影响下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的设置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对这一时期教育类课程设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部分,通过对当前通识教育新理念的理解,结合当前通识教育视野下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设置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一些针对我国师范院校的教育类课程设置的策略性建议。

姜晓明^[4]（2007）在《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或改革措施，以促进和保障对本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一直存在文理分科、重理轻文的弊端，导致所培养的学生人文素质薄弱，使学生难以适应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竞争社会的发展需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于1995年开始在高等学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十多年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经过试点探索、建立基地和普及推广，文化素质教育已深入人心，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文化素质教育在促进学校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教学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等方面，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文化素质教育如何深化更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了介绍，对国内外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评介；第二部分通过文献研究对我国高等学校十多年来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回顾和阐述，包括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背景、发展历程、整体取得的成绩等；文章的第三部分着重对实施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析，目的在于使文化素质教育在今后开展过程中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部分首先对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今后发展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建议，希望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于淑文^[5]（2006）在《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策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个案调查法等研究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策略问题。首先,本文对通识教育这一概念予以界定。当今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愈来愈高,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众多用人单位竞相追逐的目标。原有的以专业教育为主的大学教育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新的理念被许多大学所认可,并不同程度地开始推广。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水火不相融,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区别。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入手,在充分陈述专业教育存在弊端的基础上,通过回顾通识教育的发展轨迹,系统阐述了通识教育的内涵及与专业教育的根本区别。论文认为我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势在必行,并要充分发挥通识教育融合沟通专业学科的功能。其次,论文阐述了通识教育的两个主要理论依据。其一,大学理念的变革。论文解释了何为“大学理念”,并对中国和西方的大学理念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扼要介绍。通过这种回顾与介绍,阐明了通识教育与现代大学理念之间的一致性。其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论文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角度,诠释了通识教育培养人的定位与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之间的一致性。第三,论文对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文中陈述了通识教育课程的特点,指明大学课程要正确处理好博雅与专长、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论文还根据国内外通识教育开展情况,归纳了通识课程设置的原则,阐述了通识教育课程结构的组成,得出了推行通识教育必须注意课程的整合性、拓宽课程基础、强化素质教育、合理安排通识教育课程等基本结论。第四,论文研究了通识教育的教学管理策略。论文首先对现行通识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如教师开课的盲目性、名教授参与学校通识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缺少通识教育氛围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通识教育的教学管理策略:完善教学管理体系,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库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通识教育活动如百家经典着作选读、增设学术讲座、利用多媒体开设音像学堂等等。论文认为,为了保证通识教育教学顺利实施,还需要建立一系列保障体系,如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包括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和教师管理制度等）;加大资金投入;设置通识教育专门组织机构——“通

李赣^[6]（2006）在《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或改革措施,开始对本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与以前相比,在人才培养上明显加强了通识教育,注意在使大学生学好专业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教育。我国从1995年开始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经过动员发动、试点探索、建立基地、普及推广,十年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文化素质教育已深入人心,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上海中医药大学从1999年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在促进学校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教学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生的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和学校的文化格调和品位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本文首先介绍了对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的缘起、内容和方法,综述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通过文献研究,对我国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现状进行研究,阐述了我国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背景、进程和现状。在第三部分对中医药大学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趋势进行阐述,介绍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文化素质教育目标、实施方案制定、实施效果和初步评价,总结了该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特点,分析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文化素质教育开展的经验和国外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提出改进建议。

陈媛^[7]（2003）在《我国通识教育的理论误区》文中认为当前 ,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为学者们所注目。然而 ,审视我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状况 ,在理论上还有一些模糊性 ,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误区。误区一 :通识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 ;误区二 :通识教育等同于通才教育 ;误区三 :通识教育等同于泛泛的知识教育。针对这些误区 ,本文提出了我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对策 ,即将通识教育提升为一种教育理念

翟博^[8]（2001）在《探培养人才理念 寻高等教育共识》文中研究说明本报香港11月28日讯（记者 翟博）由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27日至28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海峡两岸三地的100多名知名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云集美丽

二、海峡两岸三地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峡两岸三地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2）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通识教育视野下的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5）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海峡两岸三地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D]. 马琰琰. 山东大学, 2017(08)
• [2]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研究[D]. 袁曦临. 南京大学, 2011(07)
• [3]通识教育视野下的师范院校教育类课程设置研究[D]. 贾艳茹. 陕西师范大学, 2009(S1)
• [4]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回顾与展望[D]. 姜晓明. 大连理工大学, 2007(02)
• [5]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策略研究[D]. 于淑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06(10)
• [6]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 ——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例[D]. 李赣. 华东师范大学, 2006(04)
• [7]我国通识教育的理论误区[J]. 陈媛. 复旦教育论坛, 2003(06)
• [8]探培养人才理念 寻高等教育共识[N]. 翟博. 中国教育报,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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