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我国和一些国家、地区电话用户线统计数据图表（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陆镜弛[2]（2021）在《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从古至今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生产方式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使得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次次走向高峰。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数字技术全面迸发,在数字技术催动下,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使得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效率大幅提升,而且随着信息化发展的不断加深,数字技术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信息化背景下,由数字化技术支撑的数字经济获得了飞跃式发展,成为当前发展速度最快的新经济模式。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但同时也暴露出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要平衡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欠发达地区经济建设是一个有效且快速的途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不但对提升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效果拔群,而且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空间界限,为不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起跑线。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上升空间高,又蕴含着巨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因此在这场同步起跑的发展浪潮中,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一定是一次能够追上发达地区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使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动态,并通过对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和外延进行梳理,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然后针对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对国内外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欠发达地区以及云南省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行阐述,为接下来的分析研究做了铺垫。为了科学客观严谨的对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本文设计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和机构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研究,从科学性、全面性、可行性和可得性原则出发,确定八个一级指标,分别为:ICT基础设施、ICT个人应用、ICT产业发展、人才资源、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创新发展以及外部效应。外部效应为本文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加入的创新型指标,该指标旨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推动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测量标尺。八个一级指标下涵盖33个二级指标,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做对比分析研究。各指标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开源数据,个别数据为笔者根据开源数据自行计算得到。为了精准界定欠发达地区,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及直辖市的数据做聚类分析,界定出我国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科学界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同时设计数字经济评价方法,将熵权法与TOPSIS综合评价法相结合对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横向对比评价分析,然后将熵权法与耦合协调度相结合对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做综合评价分析,并根据实验结果给出相关建议。本文使用数据分析工具SPSSUA进行实验计算,文中可视化图表均为使用SPSSUA和Excel制作。运用评价模型对我国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ICT产业发展以及ICT个人应用发展较为落后,需要加强发展,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基础用户覆盖广度需要提升,需要以大力发展补齐短板来实现欠发达地区“换道超车”的发展战略,并据此总结出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上存在产业规模优势、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等巨大发展潜力,但同时也存在收入水平较低、科技创新能力弱以及教育水平不足等发展障碍。最后对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分析出云南省基础设施上升空间较大,应该加强建设激发潜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较弱,需要加大创新发展力度,并据此总结出云南省ICT产业发展增速较快,但是规模偏小、ICT基础设施较弱、数字经济创新能力较弱且人才培养力度小以及云南省地缘优势较好等特点。同时针对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给出应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加强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推动信息化转型建设、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培育信息消费需求等相关建议。
汪哲宇[3]（2021）在《数字化慢病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文中提出为了应对以长期性、非传染性与难治愈性为主要特征的慢性疾病的复杂护理需求,“慢病管理”——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卫生服务模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渐涌现并不断发展。协同护理是慢病管理区别于传统卫生服务模式的关键要素,其目标是为患者提供有组织性的协同化医疗服务。以移动健康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能够提升慢病管理的协同效率,帮助患者与护理提供者之间形成完整的闭环反馈,将循证知识与健康数据中蕴含的信息集成到管理过程之中,推动慢病管理逐渐从传统方式向全面的数字化方式过渡。虽然以慢性病照护模型为代表的慢病管理理论模型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其有效性已经在多个国家得到了验证,但在当前我国的慢病管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关键问题,导致以协同护理为核心的数字化慢病管理技术尚未得到有效应用。同时,数字化慢病管理领域的相关实施性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针对这些关键问题,本论文系统性地研究了如何在我国的医疗场景下形成以协同护理为特征的数字化慢病管理关键方法,具体内容包括:（1）数字化慢病协同管理模型的构建与表达方法研究。针对我国慢病管理实践存在的管理角色分工不明确、缺乏数字化全流程决策支持等问题,使用路径的方式对通用性慢病管理方法进行明确可执行的表示,通过对高血压、糖尿病与慢阻肺三类常见慢病国内外指南的分析与归纳,提炼出了包含九类共通任务的通用性管理路径,并对数字化场景下各病种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明确。在此基础上,面向我国管理模式构建了路径驱动的数字化协同管理模型,并通过本体对模型中包含的结构化知识与具体路径中的医学决策知识进行了表达。（2）数字化背景下面向患者依从性增强的个性化管理方法研究。针对患者自我管理依从性问题与相关个性化管理研究的局限性,一方面,从移动健康应用的个性化需求分析入手,基于目标导向型设计方法中的用户建模过程,结合相关健康行为理论,提炼了面向患者自我管理依从性提升的用户模型,结合问卷与访谈结果识别出了三类患者虚拟角色与其对应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技术的管理实践入手,基于本体与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了一种根据患者特征为其推荐相关文章的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法;基于强化学习技术实现了一种在虚拟管理环境中根据患者与管理师状态给出干预建议的个性化管理策略生成方法。（3）数字化慢病闭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针对我国慢病管理信息化实践中存在的缺乏理论指导以及多病种集成性较低等问题,基于所构建的模型与个性化管理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包含智能服务引擎与客户端两大组件的数字化慢病闭环管理系统。智能服务引擎以通用性慢病管理路径本体为核心,能够通过多种类型的接口为系统提供数据存储与全场景决策支持服务;客户端中的医生工作平台基于共通性路径任务设计,能够辅助不同角色的医护人员执行具有时序性与闭环性的协同式管理;客户端中的患者移动终端基于所提炼的个性化需求与行为改变轮设计,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自我管理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依从性。所实现系统目前已在我国多个地区进行了实际的部署与应用。（4）面向数字化慢病管理的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践。针对数字化场景下管理系统评价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基于面向远程医疗的综合评估模型,提炼了包含评价角色、评价重点与评价角度三个维度的面向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慢病管理评估模型,并依据该模型对所实现系统进行了不同证据水平的实践评价,包括基于系统真实数据的回顾性评价、面向慢阻肺患者的前后对比试验与面向高血压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价结果表明,当前系统能够帮助医护人员与患者共同合作,开展医患之间高效互动的闭环式协同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疾病控制情况、日常生活质量与疾病认知水平。总的来看,本论文所提出的路径驱动的数字化慢病管理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慢病管理实践与慢病管理领域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多种问题,为数字化慢病管理在我国的推广与应用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验证。
王俊霞[4]（2020）在《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比较及效应测度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科技、文化、金融、军事等领域均独占鳌头。美国经济的遥遥领先,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技术的领先地位。美国不仅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而且拥有最健全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科学技术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而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生产领域的转移,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快速推进,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加强,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阶段。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与美国等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我国技术创新与生产之间的衔接紧密程度还远远不足,先进技术在技术创新的源头与接收地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存在瓶颈,阻碍了技术创新的扩散,而这也是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借鉴美国的技术创新扩散状况,对中美技术创新扩散进行对比,分析我国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我国提升技术创新扩散成效,促使科技与生产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对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及扩散机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技术创新扩散的测度模型及指标体系,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模式、影响因素、扩散效应进行了系统比较;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对比研究了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了研究;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就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扩散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共由8章构成,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是系统梳理了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及扩散机制。在对国内外有关技术创新扩散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概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包括扩散源、扩散途径、扩散接受地以及扩散环境等四个组成部分的扩散系统,深入剖析了以人、物、资本、网络、中介机构等为载体的多种扩散途径;对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了界定,并归纳了影响创新扩散的环境因素。本部分内容是论文研究的基础理论部分,为后文实证分析与测度提供理论基础。二是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模式、影响因素和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分别以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及美国的大学、联邦实验室等为代表,分析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不同特点,并归纳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从政策环境、资源保障、中介服务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的不同因素;从专利申请量、科技成果转让、科技期刊论文等角度,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的成效。本部分的分析,有助于掌握中美两国在创新整体环境方面的全貌。三是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就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部分构建了包括创新投入、科技成果、科技中介、信息技术服务、政策支持等5个方面12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中国、美国及中美对比等三个角度,就技术创新扩散的不同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探讨分析了导致同类因素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四是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就中美之间主要是美国向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进行了测度。本部分选取了贸易与投资、中美差距、经济环境、科技环境、吸收能力、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等7个潜变量共18个观测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经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内生潜变量,基于22个省份1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研究。在选取指标时,特意考虑了美国与我国22个省份的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FDI、经济差距、技术差距等5个能够反映美国向中国技术扩散的指标。具体模型上则分别构造了单项因果关系的递归模型、存在间接反馈关系的非递归模型进行研究。本部分的研究,深入研究与剖析了美国向中国进行技术创新扩散效应,为最终提出有针对性政策建议提供基础。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中美之间的技术扩散现有研究关注较少,本文从中美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和美国的技术创新扩散。并收集全国22个省份与美国进出口贸易和来自美国的FDI的数据,再综合考虑影响技术创新扩散的其他因素,以表示技术进步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测度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的效应。（2）研究方法的创新。现有的国际技术扩散的研究多建立计量模型,本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划分为递归模型和非递归模型,对于美国向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进行测度,对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路径分析,拓展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领域。（3）影响因素的考虑更为综合和全面。在主成分回归分析部分,构造了包括5个方面共12个指标所构成的指标体系;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部分,基于中国作为扩散接受方的视角,构造包括7个外生潜变量,18个观测变量的自变量指标体系,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4）本研究对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更为系统。本文对中美的技术创新扩散从多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是基于国家层面通过对中国和美国扩散因素、成效以及模式的比较分析,总结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的优势和劣势,以发现中国在技术创新扩散方面的不足;其次,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中美技术扩散的效应进行测度。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鲍静[6]（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郝迪[7]（2020）在《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逐渐从理念发展成为国际共识。该倡议力图构建一个多边合作机制,着力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以促进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探讨我国对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额与贸易便利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的扩大提供研究依据。本文内容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阐述了研究方法与思路框架,同时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别从贸易便利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以及我国制造业贸易三个层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分析,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与思路拓展。第三章为我国对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现状分析,首先对制造业产品统计范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进行了界定,接下来从总体规模、商品结构、贸易区域三方面进行分析,以统计数据详细描述我国对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特点与发展趋势。第四章为我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本文设立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实现指标赋权,得到各年份贸易便利化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测算了我国与沿线、91个国家2009-2017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从整体层面、地区层面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国层面进行对比分析。第五章为贸易便利化影响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究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程度和其他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从分项指标、产品类别、国家类别三个角度展开异质性分析。第六章为结论与建议,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如何提升沿线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以促进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2009-2017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平均水平均属于不便利的程度,各国间水平差异较大。西亚、东北亚、东南亚及欧洲的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区域有待提升。我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得分连续多年呈上升态势,201 7年得分为0.6386,属于一般便利化程度。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着地促进我国对该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其他因素不变时,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我国对该国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额将会增加约0.64%。这一正向影响的程度仅次于进口国经济发展对该国制造业产品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各分项指标的回归结果显示,物流效率与设施质量、海关措施与边境管理的促进作用较大,其系数分别为0.6179和0.5635。从产品类别来看,高技术型制造业产品对贸易便利化促进作用的敏感度最高。此外,在四类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样本中,贸易便利化对高收入国家制造业产品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最为明显。
阮重骏[8]（2020）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自人类社会诞生伊始,犯罪也就相伴而生。犯罪问题危害严重,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因此一直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分析与应对犯罪问题却从不容易。从我国目前的犯罪治理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正面临诸多困境:过于理论化的犯罪学研究现状;“手段大于目的”的犯罪学实证研究;资源与技术交流的现实障碍;警务研究和犯罪研究的分离;犯罪预防的重视程度不足;科学思维没有深入犯罪治理过程。而另一边,科技的高速发展又导致了犯罪风险的与日俱增。新时期,犯罪形式的丰富、犯罪难度的降低、犯罪成本的降低、犯罪隐秘性的增加、犯罪危害性的提升以及犯罪数量的升高,对犯罪治理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来自五个方面:及时识别犯罪趋势与变化、科学应用先进技术与工具、犯罪治理对策的快速响应、快速积累犯罪治理知识、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应对当下的困境与挑战,犯罪治理思维与方法的转变要比工具的更新更为重要。然而,既有的研究尚无法有效地引导我们的犯罪治理工作摆脱困境、应对挑战。因此,我们目前亟需寻找一种符合我国当下犯罪治理需要的思维与方法。仔细地分析我国当下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困境与挑战,我们不难发现:挑战是外因,只起到刺激作用,困境是内因,发挥主要作用。而潜藏于困境之下的核心问题是,犯罪治理与研究工作在解决犯罪问题上的能力下降。因此,最佳应对方法就是明确以解决犯罪问题为目标,在犯罪治理中贯彻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来自于问题导向警务的启发。在反思传统警务模式之后,问题导向警务指出:警察部门需要摆脱迅速进行事件响应的束缚,提前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以求减少犯罪以及失序的发生。因循这一思路,之后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了SARA模型来规范问题导向警务运行,使之得以成为一种可以运用于现实的警务模式。从问题导向警务所受到的追捧与肯定可以看出,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犯罪治理工作当中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然而问题导向警务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这致使问题导向警务难以在现实中被有效实施。对比其他一些犯罪治理策略,问题导向警务所发挥的犯罪治理效果并没有如其理论价值那般突出。究其原因,问题导向警务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三大困境:第一,“问题”的定义无法帮助警察识别“问题”;第二,作为工具的问题导向警务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第三,警察部门无法为问题导向警务提供足够的专业支持与技术支撑。而引发这些困境的主因是问题导向警务的先天不足——仅仅要求警务工作具有问题导向的思维和方法,而没有将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运用到犯罪治理的其他方面,由此造成了问题导向思维与方式在应用中出现主体角色、问题视角、策略选择、知识交流的限制。因此,扩展问题导向的思维至整个犯罪治理过程才是一条更加合理的途径。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主旨是将问题导向的思维和方法应用到犯罪治理的整个过程当中,因此它要求:第一,重视“目的”;第二,细致地检视“问题”;第三,科学地评估结果;第四,联系知识与现实;第五,整合各方力量。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带来了犯罪治理与研究的认识更新。这对于我们摆脱当下的犯罪治理困境有着重要价值。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视角下,犯罪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的观察而展开,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是一个循环推进、尊重科学的过程。而犯罪治理工作应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实施对策,是理论知识与科学手段相结合的过程。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学研究是犯罪治理工作的理论源泉,而犯罪治理工作是犯罪学研究的检验手段;犯罪学研究帮助犯罪治理工作进行评估与总结,而犯罪治理工作则推动犯罪学研究的发展。其次,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有助于我们应对新时期犯罪风险所带来的挑战。第一,聚焦于现实的目光使得及时发现犯罪的新趋势与新变化成为可能。第二,目的大于手段的观念引发对先进技术与工具的渴望,提升犯罪治理效率。第三,联系知识与实践的要求为探索犯罪治理策略提供助力。第四,对于评估环节的重视以及科学性的要求加速了犯罪治理知识的积累。第五,合理安排各方主体角色能够促进各方力量的有效整合。最后,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能够促进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化。科学化是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必然趋势。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对于客观现实的强调,将会给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性带来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其科学化进程。为了使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不仅仅只是一种理念,而能够被运用到现实的犯罪治理活动之中,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被提出。该模型借鉴了问题导向警务的SARA模型。考虑到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中,“问题”已不再仅限于警察问题,而且警察部门也不再是唯一主体,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在各个环节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都进行了调整与填充。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SARA模型分为四个阶段:Scanning,即理解“问题”以及识别“问题”阶段。这里的“问题”应该是有害的、反复发生的、民众期待解决的类似犯罪事件的集合。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中,“问题”应该是具有宏观、中观以及微观这三个层次的内涵。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要求,识别“问题”需要应用多种研究方法,细致地搜集和研究犯罪数据,并知悉犯罪治理参与者以及市民的真实感受。Analysis,即分析“问题”的成因、刺激因素、诱发机制。分析“问题”应由犯罪学研究者参与并主导。这一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那些对于“问题”的发生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并且易于控制的影响因素。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下,影响因素并不受属性的限制。不论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或者其他因素,只要满足具有决定作用以及易于控制的条件就应该被认为是影响因素。在分析环节,犯罪学研究者应该先通过犯罪学理论来限定影响因素的搜索范围,然后在正确理解具有决定作用与易于控制这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影响因素的识别。Response,是犯罪的响应环节,即针对犯罪影响因素制定相应的犯罪治理措施。响应阶段不只是警察部门的工作,还需要其他主体的共同参与,其中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在选择对策过程中,对策制定者应从控制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思考,从既有的经验与知识中搜寻对策,并保障对策的可行性。在对策实施过程中,对策实施者需要确保规范地实施犯罪治理措施。他们应当:根据评估方案安排对策实施工作,制定对策实施细则与方案,开展对策实施的指导与训练,注意对策实施过程中信息的及时反馈。Assessment,是评估成效与总结成果的阶段。评估阶段以研究人员为主,犯罪治理部门为辅,二者协同进行。研究人员是评估工作的策划者、安排者以及评估者,犯罪治理部门是评估工作的数据收集与监督者。这一环节由事前工作、评估工作、事后工作三个部分组成。事前工作指评估方案的制定。评估工作包括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过程评估注重犯罪治理对策的实施过程是否被有效地执行。结果评估则是对于犯罪治理对策有效性的最终评判,其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效果、犯罪转移、效益扩散。事后工作是经验与策略的总结以及理论的升华。需要注意,SARA模型是一个环环相连,相互循环的过程。每个环节既可以是其他环节的后续也可以是其他环节的开始。在运行SARA模型的过程中,我们还需特别注意以下几个要求:树立以犯罪预防为起点的犯罪治理观念,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重视微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综合治理的犯罪治理理念。以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一些与犯罪治理相关的制度性建议: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构建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完善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主要在于修正目前犯罪专项治理行动中所存在的欠缺与不足,如:检视“问题”的科学性没有体现、科学地评估结果的要求被忽视、联系知识与实际的要求也没有突出、犯罪预防的重视不够。对于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我们可以采用SARA模型来规范其运行过程和内容。此外,重新正确认识犯罪专项治理行动也很重要。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旨在为犯罪治理部门、犯罪学研究者、当地居民这三者之间建立起定期的沟通途径。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是由犯罪治理部门定期组织犯罪学研究者、专业领域人士以及其他当地居民,就当下的犯罪情况、需要处理的“问题”、“问题”的成因、可行的对策以及近期的犯罪治理成果进行说明与讨论的制度。咨询委员会成员由犯罪治理部门邀请或者公开招募。他们不享受任何形式的津贴与补助,也没有决策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需要按时参与并积极讨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构建能够有助于全面分析“问题”、提出最佳对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增强犯罪治理工作的认可程度。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是犯罪治理对策评估报告的集中存储、管理系统。其目的是更加有效地归纳、总结、提供犯罪治理的知识与经验。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应该采用问题导向的数据管理方式以及检索方式、建立犯罪治理对策的有效性指标并层次化地展示犯罪治理评估报告。此外,构建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还需注意:确保评估报告的真实性、确保犯罪治理对策评估报告的格式规范化、确保信息提取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保证数据更新的及时性、确定数据库的开放对象。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有着重要价值。犯罪数据的公开侧重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监督权。犯罪数据的共享侧重于分配犯罪数据资源,充分发挥犯罪数据的价值。目前,我国公开的犯罪数据存在收集方式单一、信息维度不足、数据层级缺失的问题。而我国犯罪数据的共享更是困难重重。借鉴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情况,我国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应该:公开多层级的犯罪统计数据;扩展犯罪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提供多形式、多角度、交互式的犯罪统计报告;采用向高校研究中心提供犯罪数据共享的方式来完善犯罪数据的共享路径。本研究的最后介绍了笔者所进行的一项应用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研究示例——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在涉网络犯罪治理中的应用尝试,旨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Scanning阶段,虽然涉网络犯罪足以称之为“问题”,但是,以犯罪的涉网络性作为“问题”却并未将“问题”描述清楚。利用视角的转换,以动态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犯罪事件,犯罪的网络化才是真正的“问题”。而跳出涉网络犯罪的概念,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一个更大的“问题”——犯罪的虚拟化被识别出来。犯罪的虚拟化,是指犯罪逐渐加深与虚拟世界的联系的现象。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犯罪手段的虚拟化;2.犯罪目标的虚拟化。犯罪的虚拟化的出现要远早于涉网络犯罪,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剧。在Analysis阶段,为了分析这一“问题”,迈向虚拟世界的犯罪学研究理念成为关键。该理念强调聚焦犯罪的虚拟化现象并从既有的犯罪学成果中摄取灵感。在Response阶段,由于犯罪原因与机理不明,为了响应该“问题”,依托环境犯罪学来探索虚拟世界的犯罪预防策略是可行的思路。进而,我们需要对犯罪三角进行修正,并将情景犯罪预防策略运用到虚拟世界之中。在Assessment阶段,我们需要努力寻求评估的可能。为了应对犯罪的虚拟化“问题”,犯罪学者与犯罪治理部门应相互配合,从现有的项目中获取知识。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未来的犯罪学研究者,不仅需要成为一位合格的犯罪学者还应该成为一位严谨的犯罪科学家。
张国华[9]（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阮氏显（NGUYEN THI HIEN）[10]（2020）在《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的出现与持续威胁着地球上所有人类和生物的生存与发展。越南作为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之一,除了采取切实的政策和行动来防止气候变化之外,对年青一代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也尤为重要。自2011年以来,越南教育和培训部决定将应对气候变化内容纳入教育计划中,其最主要教育形式就是基于课程（特别是地理以及相关科目）学习与课外活动进行整合,以提高年青一代的气候理解水平、环境保护意识和防灾减灾的能力。基于此背景,笔者选择了“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实践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本论文的目的就是更深入地研究越南学界关于气候变化教育（climate change education）的理论及实践,从而提出恰当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以便提高通过高中地理学科对学生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有效性。为此,笔者进行探讨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调查了本国高中气候变化教育的现状;分析了越南高中地理课程中有关气候教育的内容及其教学方式,指出了越南高中气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旨在从三个方面上提高通过高中地理课程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效果:首先,注重于知识、技能、态度三个维度的教育目标,并进一步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新力来革新课堂上气候变化教育的内容及方法。其次,加强组织合适的课外活动用来改变和补充学生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认知和技能。最后,笔者结合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以设计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一个专门的网站为载体,探讨越南高中气候教育的支持策略,以有效地支持高中教师,尤其是地理教师发展这项教育任务。本论文共分五章论述有关问题。第一章旨在分析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的概念、内涵、其在越南的作用和价值,以及高中地理学科对于实施气候变化教育的优势。第二章主要进行调查和访问越南七个省份12所高中164名教师和1120名高中生。根据所获取的结果,本章进行分析当今越南高中气候变化教育的现状、其情况的原因和局限性。同时,本章探究了该国气候变化教育的文献、地理科目计划内容的特征,从而发现该计划与文献的优点、缺点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提高越南高中地理教学中的气候变化教育有效性的策略。第三章通过分析高中地理课程内容和课本,以及国内外气候变化教育的教育倾向,本论文建议了气候变化教育内容和气候变化教育的知识、技能、态度三层的目标。本章还提出六种适当和积极的教育法的特点,用法及示例,可以对气候变化教育带来良好效果。对于拥有着气候变化教育内容的地理课,本论文建构教学活动的设计过程和规则,并且还设计了高中地理课程三个年级的三个示范教案。之后,笔者进行了教学实验,并将三个示范教案教学在越南顺化省（Thua Thien Hue）两所高中,以便检查本研究内容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课外活动在实现全面教育目标中的概念和意义,以及当前越南高中实施课外活动的现状。本章也制定了目标、规则、内容和规程来有效地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的课外活动。本研究提出了可以深化气候变化教育效果的七种课外活动以及其实现方式和实践例子。此外,笔者还针对两个课外活动设计了两个具体的教案,阐释组织活动的指导内容和方法,可供高中教师参考。第五章主要说明高中地理教育中有关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创建和使用。本章内容涉及到网站在教学,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教育中的概念与作用、其设计与创建的规则、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构建过程、该网站的内容结构、接口、目录内容。并且,本章内容还指导师生对于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使用,以便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教育的效果。
二、全球、我国和一些国家、地区电话用户线统计数据图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我国和一些国家、地区电话用户线统计数据图表（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发展动态 |
| 一、国外数字经济发展动态 |
| 二、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动态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成果 |
| 四、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概念与评价方法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概念和界定 |
|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
| 二、数字经济的界定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
| 一、国外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研究 |
| 二、国内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研究 |
| 第三节 中国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
| 一、我国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上升潜力巨大 |
| 二、贵州数字经济引领“换道超车”浪潮 |
| 三、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
| 第四节 K-means聚类 |
| 第五节 熵权法 |
| 第六节 TOPSIS综合评价 |
| 第七节 耦合协调度 |
| 第八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模型设计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设计 |
| 一、设计原则 |
| 二、指标确定 |
| 三、指标构建 |
| 四、指标解释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方法设计 |
| 一、数据处理 |
| 二、确定权重 |
| 三、评价方法 |
| 四、发展指数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欠发达地区界定 |
| 一、地区经济发展评价指标设计 |
| 二、实验分析 |
| 第二节 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实证分析 |
| 一、权重指数分析 |
| 二、TOPSIS综合评价分析 |
| 第三节 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优势及障碍 |
| 一、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
| 二、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障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
| 第一节 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评价实证分析 |
| 一、耦合协调度分析 |
| 二、综合分析 |
| 第二节 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总结 |
| 第三节 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建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五省标准化数据 |
| 附录 B TOPSIS评价计算结果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3）数字化慢病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符号清单和术语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慢病管理概述 |
| 1.1.1 慢病的定义与分类 |
| 1.1.2 慢病的全球化流行趋势 |
| 1.1.3 慢病管理的定义与基本要素 |
| 1.1.4 我国慢病流行趋势及管理现状 |
| 1.2 慢病管理领域研究综述 |
| 1.2.1 基于协同护理的慢病管理理论模型发展综述 |
| 1.2.2 基于CCM框架的慢病管理实施性研究综述 |
| 1.3 数字化慢病管理研究进展及应用实践 |
| 1.3.1 数字化背景下的慢病管理理论模型发展 |
| 1.3.2 数字化背景下的慢病管理实施性研究进展 |
| 1.3.3 数字化慢病管理国内外代表性应用实践 |
| 1.4 关键问题分析与论文研究内容 |
| 1.4.1 关键问题分析 |
| 1.4.2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路径驱动的数字化慢病协同管理模型构建与表达 |
| 2.1 路径驱动的数字化慢病协同管理模型构建 |
| 2.1.1 通用性慢病管理路径提炼与多病种实现 |
| 2.1.2 面向我国管理模式的数字化协同管理模型构建 |
| 2.2 基于本体的模型知识表达与验证 |
| 2.2.1 本体相关概念与构建方法 |
| 2.2.2 慢病协同管理模型基础本体构建 |
| 2.2.3 基于演绎推理的路径化决策支持 |
| 2.2.4 本体构建结果与技术性评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面向患者依从性增强的个性化管理方法研究 |
| 3.1 基于健康行为理论的患者个性化管理需求分析 |
| 3.1.1 移动健康应用设计方法概述 |
| 3.1.2 面向自我管理依从性增强的用户模型提炼 |
| 3.1.3 用户虚拟角色构建与需求识别 |
| 3.2 基于健康推荐系统的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法研究 |
| 3.2.1 健康推荐系统相关概念与研究进展 |
| 3.2.2 健康知识推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 3.2.3 基于测试集的推荐系统评估 |
| 3.3 基于强化学习的个性化管理策略生成方法研究 |
| 3.3.1 强化学习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 |
| 3.3.2 策略生成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
| 3.3.3 基于虚拟环境的训练结果与模型评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字化慢病闭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
| 4.1 面向全场景决策支持的智能化慢病服务引擎构建 |
| 4.1.1 以引擎为核心的系统整体架构设计 |
| 4.1.2 基于多种软件框架的云端引擎实现 |
| 4.2 基于路径任务的医生协作工作平台设计与实现 |
| 4.2.1 路径任务驱动的协作工作平台功能设计 |
| 4.2.2 基于网页的协作工作平台功能实现 |
| 4.3 基于行为改变技术的患者移动终端设计与实现 |
| 4.3.1 行为改变轮驱动的干预功能设计 |
| 4.3.2 面向多平台的移动终端功能实现 |
| 4.3.3 面向患者依从性的移动终端试点性应用评价 |
| 4.4 系统部署与实际应用情况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数字化慢病管理的多维度评价体系研究 |
| 5.1 数字化慢病管理系统多维度评价体系构建 |
| 5.1.1 慢病管理领域评价方法概述 |
| 5.1.2 面向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慢病管理评估模型提炼 |
| 5.2 基于系统观察性数据的回顾性评价 |
| 5.2.1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
| 5.2.2 回顾性评价结果总结 |
| 5.3 基于多层次临床试验的前瞻性评价 |
| 5.3.1 探究慢阻肺患者院外管理效果的前后对比试验 |
| 5.3.2 探究高血压患者院外管理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工作总结 |
| 6.2 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4）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比较及效应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2.1 由创新、技术创新到技术创新扩散 |
| 1.2.2 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及发展 |
| 1.2.3 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4 技术创新扩散维度研究 |
| 1.2.5 国际技术创新扩散问题 |
| 1.2.6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图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技术创新扩散机理研究 |
| 2.1 研究概念的界定 |
| 2.1.1 创新与技术创新 |
| 2.1.2 技术创新扩散与扩散效应 |
| 2.1.3 技术创新扩散与技术扩散 |
| 2.1.4 技术创新扩散与技术转移 |
| 2.1.5 国际技术创新扩散 |
| 2.2 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构成 |
| 2.3 技术创新扩散的主体 |
| 2.3.1 扩散源分析 |
| 2.3.2 接收方分析 |
| 2.4 技术创新扩散途径 |
| 2.4.1 以人为载体的扩散 |
| 2.4.2 以物为载体的扩散 |
| 2.4.3 以资本为载体的扩散 |
| 2.4.4 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的扩散 |
| 2.4.5 以中介机构为载体的扩散 |
| 2.5 技术创新扩散的效应 |
| 2.5.1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表现 |
| 2.5.2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分类 |
| 2.5.3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分析 |
| 2.6 技术创新扩散的环境因素 |
| 2.6.1 宏观经济因素 |
| 2.6.2 创新的技术环境 |
| 2.6.3 政府创新政策 |
| 第三章 技术创新扩散模型与测度方法 |
| 3.1 技术创新扩散的经典模型 |
| 3.1.1 S曲线扩散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
| 3.1.2 引力模型 |
| 3.1.3 最大熵模型 |
| 3.1.4 时间和空间结合模型 |
| 3.2 技术创新扩散的测度 |
| 3.2.1 技术创新扩散水平的测度 |
| 3.2.2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测度 |
| 3.3 本文拟采用的扩散模型及指标体系 |
| 3.3.1 模型的确定 |
| 3.3.2 测度指标体系 |
| 第四章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模式比较分析 |
| 4.1 美国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1.1 美国大学的技术扩散模式 |
| 4.1.2 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扩散模式 |
| 4.1.3 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的技术扩散模式 |
| 4.2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2.1 中国大学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2.2 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 |
| 4.3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比较 |
| 4.3.1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特点 |
| 4.3.2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模式的特点 |
| 4.3.3 美国技术扩散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和成效的统计分析 |
| 5.1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和成效分析 |
| 5.1.1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成效分析 |
| 5.2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和成效分析 |
| 5.2.1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
| 5.2.2 美国技术创新扩散的成效分析 |
| 5.3 中美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和成效的对比分析 |
| 5.3.1 中国技术创新环境改善较快,美国环境更加完善 |
| 5.3.2 从数据来看,中国技术创新扩散成效明显 |
| 5.3.3 美国技术扩散体制完善,扩散成效稳中有升 |
| 5.3.4 美国的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扩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5.3.5 美国在R&D人员和成果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 |
| 第六章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分析 |
| 6.1 主成分回归 |
| 6.1.1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理论 |
| 6.1.2 主成分回归 |
| 6.2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中国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2.3 主成分回归的结果 |
| 6.3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美国技术创新扩散因素分析 |
| 6.3.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3.3 主成分回归的结果 |
| 6.4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
| 6.4.1 基于2005-2017 年数据的中国技术创新扩散主成分回归分析 |
| 6.4.2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
| 6.4.3 中美两国对比分析结果原因解析 |
| 第七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中美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测度 |
| 7.1 中美技术创新扩散的可能性理论分析 |
| 7.1.1 技术差距理论 |
| 7.1.2 中美技术扩散可能性分析 |
| 7.2 模型设计与指标体系构建 |
| 7.2.1 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原理 |
| 7.2.2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7.3 模型1:单项因果关系的递归模型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模型的构建 |
| 7.3.3 数据分析 |
| 7.3.4 全要素生产的测算 |
| 7.3.5 模型的检验 |
| 7.3.6 结构方程模型的PLS结果分析 |
| 7.4 模型2:存在间接反馈关系的非递归模型 |
| 7.4.1 模型的构建 |
| 7.4.2 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7.4.3 模型的实证结果 |
| 第八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中美两国技术创新扩散环境和态势有差异,但有趋同趋势 |
| 8.1.2 美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
| 8.1.3 分散型科技管理体制是技术扩散高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
| 8.1.4 社会资金投入在技术创新扩散中更具配置作用 |
| 8.1.5 中国技术创新活跃,部分科技成果技术含量低,扩散困难 |
| 8.1.6 中国技术创新扩散体系有待完善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充分利用现有科技管理体制的优势,优化技术扩散环境 |
| 8.2.2 优化技术扩散环境 |
| 8.2.3 政府应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推动者 |
| 8.2.4 加强对于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绩效考核机制 |
| 8.2.5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1. 国外研究概况 |
| 2. 国内研究概况 |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 2. 身份认同危机 |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 2. 另类空间崛起 |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 1. 参与式新闻 |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 结论 |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便利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贸易便利化的定义与内涵 |
| 2.1.2 贸易便利化的量化与测算 |
| 2.1.3 贸易便利化的实证研究 |
| 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相关研究 |
| 2.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现状研究 |
| 2.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 |
| 2.3 中国制造业贸易的相关研究 |
| 2.3.1 中国制造业贸易发展现状研究 |
| 2.3.2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影响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现状 |
| 3.1 制造业产品及“一带一路”国家范围界定 |
| 3.1.1 制造业产品统计范围 |
| 3.1.2 “一带一路”国家研究范围 |
| 3.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现状分析 |
| 3.2.1 出口规模分析 |
| 3.2.2 出口结构分析 |
| 3.2.3 出口地区分析 |
| 第4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研究 |
| 4.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成 |
| 4.2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算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处理 |
| 4.2.3 权重确立 |
| 4.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对比分析 |
| 4.3.1 整体层面分析 |
| 4.3.2 地区层面分析 |
| 4.3.3 中国及其制造业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 |
| 第5章 贸易便利化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证分析 |
| 5.1 贸易引力模型的选取与设定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整体层面回归分析 |
| 5.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产品结构层面的回归分析 |
| 5.4 国家类别层面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我国当下犯罪治理与研究现状的审视 |
| 第一节 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的困境 |
| 一、过于理论化的犯罪学研究现状 |
| 二、“手段大于目的”的犯罪学实证研究 |
| 三、资源与技术交流的现实障碍 |
| 四、警务研究和犯罪学研究的分离 |
| 五、犯罪预防的重视程度不足 |
| 六、科学思维没有深入犯罪治理过程 |
| 第二节 新时期的犯罪风险与挑战 |
| 一、新时期的犯罪风险 |
| 二、新时期犯罪治理与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我国犯罪治理与研究需要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法 |
| 第二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提出——来自问题导向警务的启示 |
| 第一节 问题导向警务的简介 |
| 第二节 问题导向警务的困境与成因 |
| 第三节 从问题导向警务到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 |
| 一、问题导向的思维与方式应作用于犯罪治理的整个过程 |
| 二、作用于犯罪治理全程的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理念阐述 |
| 第四节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价值 |
| 一、犯罪治理与研究的认识更新 |
| 二、应对新时期的犯罪风险与挑战 |
| 三、推动犯罪治理与研究的科学化 |
| 第三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实施步骤与要求 |
| 第一节 SARA模型的选择 |
| 第二节 Scanning:什么是“问题”以及如何识别“问题” |
| 一、什么是“问题” |
| 二、如何识别“问题” |
| 第三节 Analysis:什么引发了“问题” |
| 一、限定影响因素的搜索范围:从犯罪学理论中寻找灵感 |
| 二、找寻影响因素 |
| 三、分析“问题”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
| 第四节 Response:如何解决“问题” |
| 一、对策选择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 二、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 |
| 三、规范实施犯罪治理措施 |
| 第五节 Assessment:如何评估成效与总结成果 |
| 一、事前工作:制定评估方案 |
| 二、评估工作: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 |
| 三、事后工作:总结经验与策略 |
| 第六节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实施要点 |
| 一、树立以犯罪预防为起点的犯罪治理观念 |
| 二、强调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 |
| 三、重视微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
| 四、贯彻综合治理的犯罪治理理念 |
| 第四章 基于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的几项制度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契合问题导向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 |
| 一、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价值 |
| 二、目前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欠缺 |
| 三、依托SARA模型的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修正 |
| 四、犯罪专项治理行动的认识更新 |
| 第二节 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 |
| 一、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
| 二、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意义 |
| 三、构建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可行性 |
| 四、犯罪治理咨询委员会的具体设计 |
| 第三节 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 |
| 一、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意义 |
| 二、构筑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可行性 |
| 三、犯罪治理智慧数据库的设计 |
| 四、其他注意事项 |
| 第四节 完善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 |
| 一、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的价值 |
| 二、我国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现状与困境 |
| 三、犯罪数据的公开与共享的风险评判 |
| 四、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域外经验——美国的犯罪数据公开共享情况 |
| 五、我国犯罪数据公开与共享的进路思考 |
| 第五章 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应用——以涉网络犯罪为视角 |
| 第一节 Scanning:识别涉网络犯罪背后的“问题” |
| 一、涉网络犯罪背后的犯罪虚拟化“问题” |
| 二、认识犯罪的虚拟化“问题” |
| 第二节 Analysis:探索分析犯罪虚拟化“问题”的方法 |
| 一、以犯罪学视角聚焦犯罪的虚拟化现象 |
| 二、迈向虚拟世界的犯罪学研究理念 |
| 三、从既有的犯罪学成果中摄取灵感 |
| 第三节 Response:尝试虚拟世界的犯罪预防策略 |
| 第四节 Assessment:寻求评估的可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气候变化教育的研究 |
| 二、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研究:国际的研究与越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共生理论 |
| 二、可持续发展论 |
| 三、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
| 四、整合性教学理论 |
| 五、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 |
| 第二节 气候变化教育的内涵 |
| 一、全球气候变化及其表现 |
| 二、气候变化教育 |
| 三、气候变化教育的方式 |
| 第三节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必要性 |
| 一、越南的气候变化状况 |
| 二、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现状分析 |
| 一、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 |
| 二、教师访谈调查结果分析 |
| 三、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的教材分析 |
| 第二节 当前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
| 一、越南高中生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态度 |
| 二、高中气候变化教育的投资与关注不匹配 |
| 三、教学方式方法的不当使用导致教育效果较差 |
| 第三节 提高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效性的策略 |
| 一、提升高中地理教师的气候变化教育实施能力 |
| 二、重视课外活动中的气候变化教育 |
| 三、教育信息化助力气候变化教育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教育途径:基于课堂教学的探索 |
| 第一节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课堂教学的目标和内容 |
| 一、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目标及原则 |
| 二、高中地理气候变化课堂教学的内容组织 |
| 第二节 高中地理气候变化课堂教学的方法 |
| 一、高中地理使用气候变化教学方法的导向 |
| 二、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学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课堂教学设计 |
| 一、设计原则 |
| 二、气候变化教育教学设计过程 |
| 三、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设计案例 |
| 第四节 越南高中地理课中的气候变化教学实验 |
| 一、实验目的及对象选择 |
| 二、实验时间 |
| 三、实验方法 |
| 四、实验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教育途径:基于课外活动的探索 |
| 第一节 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及其开展 |
| 一、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的概念 |
| 二、越南高中目前的课外活动情况 |
| 三、高中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的目标及原则 |
| 第二节 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的组织流程 |
| 一、高中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 |
| 二、高中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的组织流程 |
| 第三节 组织高中气候变化教育课外活动的主要形式 |
| 一、组织有关气候变化知识专题讲座 |
| 二、成立气候变化俱乐部 |
| 三、举行与气候变化教育有关的比赛 |
| 四、气候变化教育游戏 |
| 五、课外相关技能培训课程 |
| 六、为高中生举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现场考察或实地参观 |
| 七、参与当地组织的气候变化宣传活动 |
| 第四节 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学实践的课外活动设计案例 |
| 一、苻连水文气象站的参观活动 |
| 二、“为我们未来保护气候”金钟挑战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建构与使用:基于信息化的探索 |
| 第一节 气候变化教育网站及其作用 |
| 一、气候变化教育网站 |
| 二、网站对于高中地理课程中气候变化教育的作用 |
| 第二节 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建设 |
| 一、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设计与建设原则 |
| 二、气候变化教育网站建设过程 |
| 三、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结构 |
| 第三节 高中气候变化教育中网站的运用 |
| 一、对于气候变化教育网站的理解 |
| 二、使用气候变化教育网站来支持教学过程 |
| 三、气候变化教育网站使用的注意事项 |
|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一、对越南高中地理课程中进行气候变化教育的建议 |
| 二、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越南高中学生调查问卷 |
| 附录二:高中气候变化教育教师调查问卷 |
| 附录三:实验测验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全球、我国和一些国家、地区电话用户线统计数据图表（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D]. 陆镜弛.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数字化慢病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D]. 汪哲宇. 浙江大学, 2021(01)
- [4]中美技术创新扩散因素比较及效应测度研究[D]. 王俊霞. 河北大学, 2020(09)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7]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D]. 郝迪. 山东大学, 2020(10)
- [8]问题导向的犯罪治理研究[D]. 阮重骏. 吉林大学, 2020(08)
- [9]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10]越南高中地理气候变化教育的实践研究[D]. 阮氏显（NGUYEN THI HIEN）.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