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梁诗静[2]（2021）在《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进路》文中提出在信息化潮流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社会转型加速,纠纷规模愈加庞大、纠纷类型愈加复杂,人民群众对公正、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需求更加强烈。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缓解司法压力,党中央、国务院、最高法院都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要结合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加快我国法院信息化进程,建设我国的“智慧法院”,期以提供阳光、便捷、公开、高效的司法服务,满足人民对司法的新期待。智慧法院是法院信息化运作的一种形态,通过搭建起信息化的软硬件设施,在法院中广泛应用智能辅助系统,我国智慧法院的外在表征表现为更加的智能化、网络化、阳光化、数据化。本文通过诠释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基础,剖析智慧法院建设的实践历程,试图通过对智慧法院的发展历程、建设内容进行梳理,对我国智慧法院现状形成清晰认知,进而剖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设智慧法院的更优路径。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一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基础阐释。在明确智慧法院内涵的基础上,提炼出智慧法院具有阳光化、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等基本特征;结合域外国家的司法信息化进展进行横向比较,从国家信息化政策推动、社会公众司法需求推动、司法体制内部变革需求推动等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智慧法院产生的驱动力。第二部分是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阶段。结合我国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历程,提炼出智慧法院建设的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996-2015）,以实现我国法院网络化办公为重点;发展阶段（2016-2017）,以全面展开法院信息化为重点;领先阶段（2018-至今）,则是持续加强智慧法院的智能化建设为重点,同时取得了跻身世界前列的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在划分阶段基础上,对每一阶段智慧法院的建设内容、建设现状进行简要的总结梳理。第三部分是我国智慧法院的实践进路。从建设主体,建设模式,建设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智慧法院建设中有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党中央、国务院都分别出台政策、文件支持智慧法院建设,而各级法院则是智慧法院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他的国家部门、科技企业也积极参与提供技术支持。在建设模式下,通过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对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模式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模式为“条+块”结合模式。在智慧法院建设内容中,则主要是从诉讼服务、法院管理、审判活动、执行活动等方面进行梳理。第四部分是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智能应用存在易用性不强、专业性不足、体系性不够等问题;而且人工智能同司法活动的深度结合,引发了法官们对未来职业发展的焦虑,担心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会削弱司法人员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当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决策出现错误裁判时,产生的司法责任该如何认定以及分配。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是算法,而算法技术具有封闭性、不透明等特征,极易侵害司法权威与公信力。基于此,我国智慧法院建设首先要坚持司法人员主体性地位,法律是一门从实践中不断获取智慧、经验的学科,学习和掌握司法实践中的知识、经验,这种过程是难以被数据化、程序化的,无法利用计算机语言传递给电脑,定纷止争最终依赖的是人的理性思维;其次,建立恰当的算法公开制度,规范对算法的管理,加强培养复合型人才,从根本上实现智慧法院建设的自给自足;最后,还应当提升智能辅助应用的整体性建设,促进彼此之间的数据流通。
刘洋[3]（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赵力[4]（2020）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文中指出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不仅是法院自身运作与内部治理的需求,更是应对司法复杂的外部性,以及不断适应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等的体现。作为一项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举措,这一改革在本质上是法院内部的一场“脱胎换骨”,是一种对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如何恰当地设置各个内设机构,实现彼此之间的分工协作。一方面,在宏观上,这一改革应当与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治理的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它又涉及到法院内部的人、财、物等要素的重新配置。可以说,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内外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既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应当满足法院内部治理的需求。由此,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从组织环境、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机制、组织决策等方面入手,来分析和研究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逻辑、历程和方式。在性质上,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也是解决纠纷的专门机构。它是以审判为目的,由专业的法官按照一定规则成立的组织。但是,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法院也需要行政管理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由此,作为组织的人民法院,其运行呈现为一种“审判—管理”的二元模式。这种运作模式构成了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组织基础。围绕着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一方面,法院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嵌入整个政治社会体制之中,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基于职能分工的要求,它又在内部结构上实行分庭管理,由不同的机构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并呈现出一种异质化、矩阵式的组织结构。这一改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专业”“从表层到实质”等四个阶段,分别体现为不同时期法院组织体制的发展特点。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法院通过与外部环境的资源交换、持续互动,嵌入到政治、经济、社会系统之中。它不仅取决于能否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还将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复杂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环境构成组织变迁的外在动力,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也是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一方面,从一般外部环境入手,法院不仅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安排,还需要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顺应经济秩序的发展,以及获得民众的接受与认可。另一方面,在司法场域中,这些环境因素又在进一步影响或塑造着法院的组织形态。既促使其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内设机构数量持续增多,又在推动着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来保障审判权运行的高效公正。基于“审判—管理”二元模式,法院的运作以公正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并依赖于合法性和效率两种机制组织起来。作为一种正式组织,特定的目标是法院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法院究竟会选择或追求何种组织目标,后者又将如何影响法院组织形态的塑造。在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中,来自业务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的制约,构成了组织目标选择的外部空间。与之相应,一方面,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即按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构,法院应当保持稳定、高效的产出,并将资源集中于组织的生产系统——各个审判部门。另一方面,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制约将通过合法性机制实现。在合法性压力下,法院与其他行政组织产生了同质化的演变过程,也采用了科层制的组织形式。但是,司法权的判断属性以及中立、公正的要求,又反过来塑造了法院的组织结构,发展出有别于行政机构的独特性。由此,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这两种组织机制构成了不同制度变迁的逻辑,在实际支配着法院组织形态的塑造和变革。在本质上,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一种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作为一种正式组织,法院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功能,是由法院相应的组织结构所决定和保证的。伴随着结构分化的过程,科层制组织模式被逐步扩张到整个法院系统,并在法院内部形成一种科层化的“线性构造”。包括内部职权的“层级配置”、司法资源的“线性分配”和司法人员的“分级安排”。一方面,通过组织的水平分化,导致法院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其内设机构数量持续增多。另一方面,法院的垂直分化又将使其产生新的等级和层次,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控制关系来加强法院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对于法院来说,这种科层制结构存在正功能与反功能之分。一方面,正功能构成科层制结构存在之必要性,它们体现为该结构在法院组织体系中的作用,并对组织目标的实现有所助益。另一方面,反功能源于科层化管理与审判独立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又将进一步导致结构紧张或者引起结构变迁。于是,这种反功能的存在,可以反映出法院组织结构中所蕴含的紧张或冲突,进一步成为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力。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全面启动,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精简整合内设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成为了实行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从科层制结构到扁平化管理,这种转变需要经过一种结构整合的过程来优化法院内部结构,形成明确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一方面,通过精简整合机构,特别是司法行政管理机构,严格控制法院组织规模,来改变法院以往臃肿的体制;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整合关键在于减少法院内部管理层级,合理调整结构安排,进一步提高法院运作的效率。总之,围绕着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它不仅依赖于合法性和效率两种机制组织起来,也体现为一种法院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这一改革只有满足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通过优化职能分工和结构安排,才能实现法院内部职权的合理配置。
刘晓鸣[5]（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孙跃[6]（2020）在《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当代中国司法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创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自确立以来就得到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并被理论界与实务界寄予了厚望。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案例指导实践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第一个方面的难题是“认识性难题”,由于人们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与功能认识不足,因而时常产生“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疑惑。第二个方面的难题是“技术性难题”,由于人们无法从裁判方法层面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条件与具体适用方式,进而对“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感到迷茫。第三个方面的难题是“制度性难题”,现有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需求,对该制度的改革与转型需要直面“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的拷问。上述三大实践难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叠加效应,导致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甚至面临“名存实亡”的重大危机。法源理论存在立法与司法之分,由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与运行均在司法领域,因而从司法角度理解法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指导性案例的研究。从概念的界定来看,司法意义上的法源就是裁判理由或依据的来源。从概念产生的机理来看,法源是通过“拟制”将多元规范“以法律的名义”加以适用的产物。从不同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法源理论与法律方法论、司法制度理论关系密切,它们可以共同形成一个“理论群”,用来分析某一类型法源规范在认识、适用以及改进等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法源理论有助于为系统性分析案例指导实践中的各类难题提供妥当视角,并基于此构建针对性解决方案。为了阐明“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要从法源效力与功能两个向度展开。法源效力主要来自其背后的权威,不同类型的权威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拘束力,法源的效力并不等于法源的实际效果。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将法源区分为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需求,用其界定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容易产生悖论。因此,有必要引入瑞典学者佩策尼克的“三分法”法源理论,从司法裁判论证的角度来界定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指导性案例同时具有制度性权威产生的规范拘束力与非制度性权威产生的事实拘束力,其效力弱于制定法和司法解释。同时,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效力意味着其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产生拘束力。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仅有助于确定其在当代中国法源体系中的位置,而且也有助于在学理上阐明相关司法义务。在法源功能方面,指导性案例具有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法律论证等丰富的法律方法功能。在法律发现方面,指导性案例从制定法、司法解释、公共政策、民事习惯以及其他类型的法源中发现裁判规则。在法律解释方面,指导性案例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等方法对既有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和补充。指导性案例还会通过类推、反向推理、目的性扩展与目的性限缩、法理或法律原则具体化等方法填补法律规则体系中的漏洞。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则可以从基于案件事实的论证、基于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以及基于后果权衡的论证进行考察。总之,人们之所以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司法意义上的规范拘束力和由此产生的司法义务,而且也是因为其具有裁判方法指引的重要功能。为了回答“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要从法源理论与法律方法理论的视角对其适用条件与适用方式展开研究。由于案例指导的基本理念是“同案同判”,因而其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就是“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存在相似性”。根据现行规定,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基本案情”与“法律适用”两方面。但是,由于这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难以被完全区分,因而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方法论上的整合与重构。通过参考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特点,“要件事实”比较适合作为案件相似性判断的对比对象。要件事实的归纳与对比需要借助类比论证实现,孙斯坦、阿列克西、布鲁尔等人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考虑到司法实践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在完成案件相似性的初步对比后,还需要进行基于可废止性检验与后果权衡的补正判断。在适用方式方面,需要区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完成案件相似性判断后要从指导性案例中识别裁判规则并进行引述,同时还要确保指导性案例与其他裁判理由的融贯适用。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填补法律漏洞或实现其他正当规范目的,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跨越不同案例类型进行参照适用。如果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不具有相似性或其本身已经失去指导作用,应当否定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并进行详细说理。此外,受到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法律部门差异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指导性案例在参照适用方式方面各有特点。至于“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则需要运用法源理论与司法制度理论进行研究。各种判例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均离不开“权力”与“市场”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权力因素确立判例作为法源的权威;市场因素则培育判例作为法源的共识;前者为后者提供制度性保障,后者则为前者提供运行的社会基础,两者需要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判例制度的良性发展。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方案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同阶段实施。就短期而言,可以运用权力手段快速树立起指导性案例的权威。主要手段包括:赋予指导性案例明确的司法审级地位、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模式、完善类案检索制度与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就中期而言,需要重视发挥司法市场因素的作用,培育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共识。主要手段包括: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给能力与裁判友好度、运用激励机制与智慧司法提高其运用效率、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案例评估与淘汰机制。就长远来看,需要摒弃对判例制度的偏见,促成案例指导制度向实质性中国特色判例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明确判例的法源地位、协调权威与共识在判例体系构建中的关系、加强判例汇编及其与法律评注的互动并继续发展成熟的判例适用理论与技术。综上,本文运用司法意义上的法源理论及其“理论群”对近年来我国案例指导实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通过“如何认识指导性案例——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如何改进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脉络,针对性地为“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以及“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等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上述研究的过程不仅是运用法源理论来分析与解决指导性案例实践难题的尝试,同时也是以案例指导实践难题作为契机对当代中国法源理论进行反思与完善的尝试。
赵宾雁[7]（2020）在《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及有关部门以公职人员分类管理为主线,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试点。这其中,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引发的社会关注和社会探讨较为深入。与此同时,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为达州法院人员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此,认真分析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对策和建议,对于更好的指导同类地区乃至全国法院人员管理实践,助推审判质效的提升,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背景和现状出发,在收集整理国内外有关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分析得出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1）人员配置方面主要存在人员结构相对固化,分类有名无实,工作联系不紧密等问题。（2）管理模式方面主要存在各级法院管理方式行政化、科层化,监督和考核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3）职业保障方面主要存在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交流晋升渠道相对狭窄,人员流失较为严重等问题。与此同时,本文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现有资料,在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分析整理出形成上述问题的成因:（1）人员配置方面,主要是人员比例一刀切、各类人员存在混着用和多头管的现象。（2）管理模式方面,主要是行政因素影响大,监督和考核不完善。（3）职业保障方面,主要是人员培训较单一,党委政府统筹少以及激励措施不到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形成问题的成因入手,结合国内外有关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先进经验,综合运用科层制理论、分工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给出了进一步完善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对策和建议:（1）优化人员结构方面,包括根据地方具体实际、人员专业特点、编制属性确定人员比例、岗位及管理渠道。（2）健全管理模式方面,包括建立内部管理去行政化、监督主体和方式一致、考核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模式。（3）完善职业保障方面,包括健全培训体系,拓宽交流晋升渠道,完善薪酬保障和人才引进。
蔡舒眉[8]（2020）在《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院审判管理是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学界主流观点把法院审判管理置于司法行政化这一宏观命题中,而“去行政化”框架下的“去科层管理”成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结合历次司法改革来看,“去行政化”的改革实践呈现出回环往复的特点。尤其是“四五”改革之后,科层管理的现实需要与科层管理合法性丧失之间的矛盾,促使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呈现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管了也没有责任”的实践乱象。为此,应突破规范研究范式中把“行政化”、“去行政化”等概念绝对化的分析模式,以实证方法剖析我国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实践样态和内在机制十分必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下,我国基层法院嵌入以地方党委为核心的块块系统和上下法院层级的条条系统中,由此导致我国基层法院兼具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与承接上级法院专业化的双重职能。与此对应,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成为整合微观司法运作、回应法院条块关系、调试法院外部意志的体制性渠道,并由此衍生出规范化和竞争性双重审判管理目标。以类型化视角,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可以分为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化审判管理两种样态。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审判质量管理办公室为主体,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与审判绩效管理为内容的信息化审判管理构成了法院审判管理的常规方式。审判流程管理覆盖司法审判全过程,以诉讼程序为依据实现了对审判行为的动态监管。在权力规训与绩效追寻之间,以发改案件为核心的审判质量管理呈现出“强警示——弱惩罚”于一体的实践特点。司法绩效同质化扩大了法院评比范围,但在绩效锦标赛中,上下级法院绩效连带,由此衍生出考核指标层层下压、层层加码的实践样态,并最终形塑了基层法院司法绩效唯数据化的特征。信息化审判管理具有提高司法绩效、约束权力、实现同步监督与同质化管理等正向功能,但也存在着数目字管理与司法价值的内在张力、唯数字化司法绩效异化等负面影响。与信息化审判管理相对,科层审判管理作为法院审判管理的传统方式,通过把关程序事项、配置审判资源、分析审判态势、组织疑难案件集体决议以及对个案的审判监督来发挥审判管理职能。作为法院一把手,院长、书记一肩挑的职权设置保障了基层法院院长的制度性权威,而实践中职级晋升、岗位调换以及各种考核考评机制进一步巩固了院长实际领导能力。院长审判管理侧重于全局管理和重点管理,通过继受既有管理制度、转化非正式管理制度、综合素质匹配具体岗位以及岗位动态调整等方式来发挥全局管理的职能。而在与外部机关沟通协调、构建集中讨论机制、用领导权威进行责任豁免以及利用社会权威化解矛盾的过程中,院长实现对特殊案件的重点管理。受制于科层行政化强推的限度,科层柔性监管与普通法官对领导工作的共情构成了法院科层化审判管理的深层运作机制。作为中间管理阶层,庭长以管理的亲历性、权力的弱行政化以及权威的自我生产而呈现出浸入式管理的特点。庭长常态管理的弱行政化表现为去个案化管理、审判绩效柔性监管以及管理公平约束上,而在带头干活的过程中庭长首先需要以身作则的完成本职工作,并在特殊案件上发挥担当精神、补强自身权威。而创造和谐的庭室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案件集中讨论机制也是庭长审判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把审判管理类型化为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审判管理的同时,也需要对类型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审判管理并不是相互区隔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勾芡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管理模式。信息化审判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管理,通过技术约束权力、技术释放科层管理、技术的去层级化等方式,信息化审判管理实现了对科层管理的再塑,并最终回应了审判管理规范化的目标。而难以规约的权力缝隙、难以均质化的审判实践、脱域化管理与司法实践的疏离以及唯数据化的倾向构成了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内在缺陷,并产生对科层管理依赖的内在机制。由此,复合型审判管理形成了审判流程管理与院庭长的节点督促督办、审判质量管理与作为评查主体的院庭长以及审判绩效管理与院庭长的绩效督促的互动样态。复合型管理面向下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未来走向,应该在肯定法院审判管理重要性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信息审判管理的基础性作用,构建权责一体的科层管理体系,通过复合机制来发挥审判管理的最大效能。
刘法杞[9]（2020）在《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及其改革》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为研究对象,围绕法院的组织结构,展现执行机构的体系内配合和体系外联动,解释法院组织结构塑造执行工作的机制和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特性。法院执行系统的组织结构在近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法院强制执行改革总体趋向垂直化管理方向发展。从“审执合一”到“审执相对分离”到省级统一执行管理体制的建立再到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历史体现的是法院执行机构组织关系的变化,审判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院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化影响了整个法院执行体制改革的进程。9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建立起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的统一执行管理体制,而统一管理实质上就是统一领导关系。执行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都要求执行机构上下级之间必须具有这种强有力的领导关系,这种统一领导关系决定了执行队伍建设以及法院执行系统内部行政化的运作模式。执行机构的组织结构服务于执行工作本身,并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虚拟的网络财产、数字化形态的支付宝和微信以及公积金等新型财产形态进入执行领域,给执行工作带来新的难题,这些问题必然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予以解决。因此,信息技术作为执行工作的一种载体被广泛应用到执行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执行机构的组织结构,使之更适合于信息技术的运作方式。而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建立起透明、完整的信息传递体系,将组织结构通过信息技术的方式作用于执行工作。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机制中,一方面要处理好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内配合。从组织角度来看,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就是审执配合。但是,审执配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作为诉讼程序中各自独立的机构,存在一定的组织壁垒,难以建立起长效化的审判、执行协调机制。因此,必须把握审执关系的共通性,保持审判与执行的一致性的部分,促进审执配合。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也影响着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内配合。上下级执行机构之间的领导关系直接决定了上下级法院的组织结构形态,进而决定了上下级法院的执行配合方式。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外联动。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向综合治理格局发展,执行联动是法院和党政系统联结的重要纽带,对于执行机构来说,统一执行联合行动是一次重新进行组织力量分配和调动的实践方式。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试点是在“分权制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唐山中院的审执分离改革和许昌市中院的分阶段执行改革均遭遇了组织困境。二者在执行权的分权方面界限不清晰、标准不明确,组织关系协调出现了重大问题。因此,把握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的原貌,须从根本上把握执行系统的组织特性和运行规律,探讨组织与法院执行之间的关系。将法院执行系统放在法院与体系外的互动关系视角去把握,才能获取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深层次机制,采取合理的改革措施。本文最终得出结论: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执行权的分权理论,而是法院的组织关系问题。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深受法院组织结构的影响,执行困境也是由组织问题导致的。
于猛[10]（2020）在《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时至今日,如何实现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运行,已经超越国界的限制,成为各国司法改革中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解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关系。作为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运而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建立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各地法院亦展开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探索。但是,法官司法豁免的衡量标准、规范程序以及该制度本身如何恰当嵌入我国的司法传统和政法体制当中,进而产生积极效果等问题却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向维度,既要符合法官司法豁免的制度发生规律,也要契合中国特色的司法国情与体制机制;既要对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运作进行反思与检讨,也要将之上升到制度建构的层面进行理论关照,以建立符合审判权运行基本规律、契合法官职业特点,并兼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体系。为此,本文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演变脉络、运行现状、积极功效、存在问题及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未来改革和发展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设计以及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协调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司法公正以审判权独立运行为前提,以司法责任制为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坚持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的统一。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即是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关系的能动反映,并经历了观念萌生、初步建构、渐趋成型的演进过程。它以司法公正和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强调赋权与限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样的内涵和实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对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机制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然而,就目前来看,囿于司法传统观念、法院治理机制和法官素质现状的影响,我国司法责任制更侧重于如何对法官进行司法追责,而对于法官司法豁免未报以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出现了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运行机制泛行政化与法官依法独立履行审判职责实质退隐等系列问题,减损了该项制度所产生的实际效益,也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造成了影响。基于现实考量可以发现,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及完善,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正当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非但不会危及或破坏司法责任制,相反可以通过对司法追责权力的规范,改变“重追责轻豁免”体制下的司法责任制,并推动其全面落实。实际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必然包括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完善。维护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不仅为法官中立审判提供了基本保障,还有利于消除司法干预现象。在必要性方面,面对法官权责失衡难题、法官职业角色紧张以及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新态势,现有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完善,才能破解难题、缓解紧张及防范风险。在可行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具有宪法法律层面的依据,是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而且,我国当下不断推进的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和智识支持。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法院通过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制度化建设和实践则使其深化改革更加有章可循。党的十九大再一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价值追求,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此为契机,要破除法官司法豁免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必须审时度势,积极稳妥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首先应明确法官司法豁免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有限豁免和统筹协调三个基本原则,防止其偏离正确性的方向。并通过完善立法设计、畅通运行机制和强化监督管理三个层面依次改进、创新和优化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部构成,实现制度的规范完整、运行畅通和实施有效。同时,为了克服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障碍,还需与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联性制度如司法追责制、法官员额制、法官职业伦理和法官职业保障等制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有序的衔接协调,以达成司法改革之目标。
二、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状况 |
| 2.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一、智慧法院基础理论阐释 |
| (一)智慧法院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智慧法院的特征 |
| 1.阳光化:以实现司法公开为核心 |
| 2.网络化:以依托互联网络为核心 |
| 3.智能化:以智能审判辅助为核心 |
| 4.数字化:以运用信息技术为核心 |
| (三)智慧法院建设的驱动力 |
| 1.顶层驱动:国家信息政策 |
| 2.社会驱动:公众司法需求 |
| 3.体制驱动:司法深化改革 |
| 二、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发展历程 |
| (一)起步(1996-2015):以网络化为重点 |
| (二)发展(2016-2017):以信息化为重点 |
| (三)领先(2018-至今):以智能化为重点 |
| 三、我国智慧法院的实践进路 |
| (一)建设主体:“政学研用”多主体共建 |
| 1.政府:制定建设政策 |
| 2.院校:提供理论指引 |
| 3.企业:进行产品研发 |
| 4.法院:负责产品运用 |
| (二)建设模式:“条+块”结合 |
| 1.横向:法院为主,多方联动 |
| 2.纵向:自下而上,协同建设 |
| (三)建设内容:法院业务全覆盖 |
| 1.智慧诉讼服务 |
| 2.智慧法院管理 |
| 3.智慧审判 |
| 4.智慧执行 |
| 四、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 |
| (一)主要问题 |
| 1.司法人员的主体性地位面临削弱 |
| 2.司法价值中的程序正义遭受冲击 |
| 3.智能辅助应用功能发挥受到限制 |
| (二)解决对策 |
| 1.消除“机器取代”隐忧,坚持司法人员主体地位 |
| 2.规制“算法黑箱”问题,确保应用程序公正运行 |
| 3.去除“单打独斗”现象,加强智能辅助整体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现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第一章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组织基础 |
| 第一节 作为组织的人民法院 |
| 一、“审判—管理”二元模式 |
| 二、条块状的制度环境 |
| 三、矩阵式的组织结构 |
| 第二节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历程 |
| 一、第一个阶段:从无到有 |
| 二、第二个阶段:从简单到复杂 |
| 三、第三个阶段:从复杂到专业 |
| 四、第四个阶段:从表层到实质 |
| 第三节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组织与环境:法院组织变迁的外在动力 |
| 第一节 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 |
| 第二节 环境构成组织变迁的动力 |
| 第三节 法院嵌入社会结构环境之中 |
| 一、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
| 二、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安排 |
| 三、顺应经济秩序的发展 |
| 四、获取社会民众的认可 |
| 第四节 通过司法场域塑造法院体制 |
| 一、法院体制的初步建立 |
| 二、形成庞大的组织体系 |
| 三、不断深化的机构改革 |
| 第三章 效率与合法性:法院组织形态塑造的两种机制 |
| 第一节 效率与公正:法院的组织目标 |
| 第二节 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组织目标选择的外部空间 |
| 第三节 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组织结构塑造的内部机制 |
| 第四节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逻辑 |
| 第四章 分化与整合:法院组织结构变革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法院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
| 第二节 结构分化:科层制向法院组织的扩张 |
| 一、科层化的“线性构造” |
| 二、水平分化:法院组织规模扩大 |
| 三、垂直分化:新的等级层次产生 |
| 第三节 正功能与反功能:法院科层制结构的功能分析 |
| 一、正功能:科层制结构存在之必要性 |
| 二、反功能:科层化管理与审判独立的张力 |
| 第四节 结构整合与实行扁平化管理 |
| 一、扁平化的“水平装置” |
| 二、结构整合:精简机构与减少管理层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
| 四、关于“法院执行政策的载体”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党的政策” |
| 二、“司法” |
| 三、“司法政策” |
| 四、“政策司法化”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 |
|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
| 四、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政法体制 |
| 一、党中央 |
| 二、地方党委 |
| 三、党委政法委员会 |
| 四、法院党组 |
| 第四节 政策司法化的主体及方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转化政策 |
| 二、地方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执行政策 |
| 三、法官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运用政策 |
| 第五节 政策司法化的载体 |
| 一、司法解释 |
| 二、政策性司法文件 |
| 三、工作性司法文件 |
| 四、指导性案例 |
| 第二章 政策司法化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政策司法化的宏观考察 |
|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梳理 |
| 二、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中观考察 |
| 一、地方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二、地方法院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三、地方法院行政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微观考察 |
| 一、对法官的问卷调查 |
| 二、对法官的现场访谈 |
| 三、调查访谈的结论 |
| 第三章 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分析 |
|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政策司法化的法理基础薄弱 |
| 二、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执行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执行政策偏差及其表现 |
| 二、执行政策偏差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官运用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直接将政策作为刑事案件裁判标准 |
| 二、民事案件中运用政策缺乏充分说理 |
| 第四章 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 |
| 一、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 |
| 二、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 |
|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
| 第二节 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 |
| 一、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 |
| 二、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 |
|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
| 四、健全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 |
| 一、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 |
| 二、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 |
| 三、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相关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
| 三、创新之处与可能的贡献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与进路 |
| 五、对常用表述的统一说明 |
| 第一章 法源的内涵及其对于案例指导实践的意义 |
| 第一节 司法视角下的法源内涵 |
| 一、法源是裁判理由或依据的来源 |
| 二、法源是将多元规范拟制为法律的产物 |
| 三、法源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系 |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面临的实践难题 |
| 一、认识性难题: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 二、技术性难题: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 三、制度性难题: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 |
| 四、三大难题的互相作用与叠加效应 |
| 第三节 法源理论对于指导性案例实践的意义 |
| 一、法源理论有助于阐明“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 二、法源理论为“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方法论 |
| 三、法源理论为“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探明方向与路径 |
| 第二章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效力 |
| 第一节 关于法源效力的基本理论 |
| 一、法源的效力主要来自权威 |
| 二、法源效力的性质取决于权威的类型 |
| 三、法源的效力不等于法源的“实效” |
| 第二节 “二分法”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悖论 |
| 一、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 |
| 二、“二分法”无法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
| 第三节 “三分法”下指导性案例具有“应当参照”效力 |
| 一、“必然法源”“应然法源”“或然法源” |
| 二、“三分法”下的当代中国法源类型 |
| 三、如何理解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 |
| 第四节 明确指导性案例法源效力的意义 |
| 一、确定指导性案例在法源体系中的位置 |
| 二、阐明与指导性案例适用相关的司法义务 |
| 第三章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功能 |
| 第—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发现功能 |
| 一、从制定法中发现裁判规则 |
| 二、从司法解释中发现裁判规则 |
| 三、从公共政策中发现裁判规则 |
| 四、从民事习惯中发现裁判规则 |
| 五、从其他法源中发现裁判规则 |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解释功能 |
| 一、文义解释 |
| 二、体系解释 |
| 三、目的解释 |
| 四、历史解释 |
| 五、比较解释 |
| 第三节 指导性案例的漏洞填补功能 |
| 一、类推适用 |
| 二、反向推理 |
| 三、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 |
| 四、法理或法律原则的具体化 |
| 第四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功能 |
| 一、基于不同层次案件事实的论证 |
| 二、基于形式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 |
| 三、基于后果权衡的论证 |
| 小结:法源理论对“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回答 |
| 第四章 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适用条件 |
| 第一节 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条件:案件相似 |
| 一、“基本案情”的相似性 |
| 二、“法律适用”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判断案件相似性的对比对象:要件事实 |
| 一、要件事实的内涵及其理论优势 |
| 二、要件事实的归纳方法 |
| 第三节 案件相似性的初步判断:类比论证 |
| 一、类比论证的基本原理 |
| 二、案件相似性判断的类比论证 |
| 第四节 案件相似性的补正判断:可废止性检验与权衡 |
| 一、对论证前提的补正:可废止性检验 |
| 二、对论证结论的补正:后果考量与权衡 |
| 第五章 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适用方式 |
| 第一节 指导性案例的一般适用方式 |
| 一、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识别与引述 |
| 二、指导性案例与其他裁判理由的融贯适用 |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的特殊适用方式 |
| 一、典型体现:指导性案例的跨类型适用 |
| 二、跨类型适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
| 三、跨类型适用的限度与路径 |
| 第三节 否定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方式 |
| 一、否定适用的基本内涵 |
| 二、否定适用的情形及方式 |
| 第四节 不同法律部门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一、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二、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三、行政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小结:法源理论对“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回答 |
| 第六章 法源视角下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方案 |
| 第一节 推动判例制度发展演化的两大因素 |
| 一、权威:权力运用与制度构建 |
| 二、共识:市场调节与自发秩序 |
| 三、两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结合方式 |
| 第二节 短期方案:强化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权威 |
| 一、赋予指导性案例明确的司法审级地位 |
| 二、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模式为案例适用创造便利 |
| 三、健全类案检索与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 |
| 第三节 中期方案:培育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共识 |
| 一、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给能力 |
| 二、提升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友好度” |
| 三、运用激励机制与智慧司法提高案例运用效率 |
| 四、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案例评估与淘汰机制 |
| 第四节 长期方案:向实质性的中国特色判例制度转型 |
| 一、明确判例在司法意义上的法源地位 |
| 二、协调权威与共识在判例体系构建中的关系 |
| 三、加强判例汇编及其与法律评注的配合 |
| 四、继续发展成熟的判例适用理论与技术 |
| 小结: 法源理论对“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的回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综合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我国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1 相关概念 |
| 2.1.2 理论基础 |
| 2.2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构成要素及内容 |
| 2.2.1 分类管理的主体 |
| 2.2.2 分类管理的客体 |
| 2.2.3 分类管理的原则 |
| 2.2.4 分类管理的内容 |
| 2.3 我国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前期问题 |
| 2.3.1 宏观层面:顶层体制问题 |
| 2.3.2 中观层面:有分类无管理 |
| 2.3.3 微观层面:科层制的束缚 |
| 2.4 理论分析框架 |
| 2.4.1 破除科层制束缚,健全人员管理 |
| 2.4.2 以分工理论为基础,优化人员结构 |
| 2.4.3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强化职业保障 |
| 第三章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基本情况分析 |
| 3.1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背景和数据来源 |
| 3.1.1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背景 |
| 3.1.2 案例数据来源 |
| 3.2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历程 |
| 3.2.1 初步探索阶段(2016.04—2016.09) |
| 3.2.2 快速推进阶段(2016.09—2017.02) |
| 3.2.3 全面深化阶段(2017.02—至今) |
| 3.3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现状 |
| 3.3.1 人员分类现状 |
| 3.3.2 人员管理现状 |
| 3.3.3 职业保障现状 |
| 3.4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主要做法 |
| 3.4.1 人员分类的做法 |
| 3.4.2 人员管理的做法 |
| 3.4.3 职业保障的做法 |
| 第四章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1.1 人员配置存在的问题 |
| 4.1.2 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
| 4.1.3 职业保障存在的问题 |
| 4.2 人员配置问题成因分析 |
| 4.2.1 人员比例一刀切 |
| 4.2.2 各类人员混着用 |
| 4.2.3 人员存在多头管 |
| 4.3 管理模式问题成因分析 |
| 4.3.1 行政因素影响大 |
| 4.3.2 监督主体多元化 |
| 4.3.3 各类考核不平衡 |
| 4.4 职业保障问题成因分析 |
| 4.4.1 人员培训较单一 |
| 4.4.2 交流晋升统筹少 |
| 4.4.3 激励措施不到位 |
| 第五章 国内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借鉴 |
| 5.1 国内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 |
| 5.1.1 上海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 |
| 5.1.2 深圳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 |
| 5.2 国外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 |
| 5.2.1 英法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 |
| 5.2.2 美日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经验 |
| 5.3 国内外经验对达州法院的启示 |
| 5.3.1 国内经验对达州法院的启示 |
| 5.3.2 国外经验对达州法院的启示 |
| 第六章 完善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
| 6.1 优化人员结构配置 |
| 6.1.1 根据地方实际,确定人员比例 |
| 6.1.2 根据专业特点,明确人员岗位 |
| 6.1.3 根据编制属性,统一管理渠道 |
| 6.2 健全人员管理模式 |
| 6.2.1 内部管理去行政化 |
| 6.2.2 监督主体要多整合 |
| 6.2.3 考核要侧重针对性 |
| 6.3 完善职业保障措施 |
| 6.3.1 健全职业培训体系 |
| 6.3.2 拓宽交流晋升渠道 |
| 6.3.3 完善薪酬保障和人才引进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问题设计 |
| 附录二 :专家打分统计 |
| 附录三 :访谈提纲 |
（8）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 |
| 一、审判管理的概念 |
| 二、嵌入“法院管理”中的“审判管理” |
| 第二节 为什么研究基层法院审判管理 |
| 一、为什么研究“审判管理” |
| (一)实践中收权与放权的回环往复 |
| (二)信息时代技术治理引出的新问题 |
| 二、为什么研究“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 |
| (一)县域结构下基层司法运作的政治生态 |
| (二)一线司法的社会生态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 |
| (一)“权利——权力”规范研究范式 |
| (二)“价值——现实”的研究范式 |
| (三)实证研究的范式 |
| (四)本文的推进 |
| 第三节 实践法学的研究径路与材料收集 |
|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一)实证研究方法 |
| (二)类型化的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功能的研究径路 |
| 二、本文的材料搜集 |
| 第四节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基层法院在条块关系中的政治序位 |
| 第一节 基层法院在县域政权结构中的位置 |
| 一、党管政法:基层法院与地方党委的关系 |
| (一)“党管政法”的历史沿革 |
| (二)党管政法的组织渠道 |
| 二、基层法院与地方人大 |
| 三、法院嵌入地方政治架构中的正当性探讨 |
| (一)历史正当性 |
| (二)基层司法的实践需求 |
| (三)司法的治理功能 |
| 第二节 基层法院在法院系统中的序位 |
| 一、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二、当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
| (一)不同级别法院在法院系统中的角色面向 |
| (二)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之间的具体关系样态 |
| 第二章 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目标定位 |
| 第一节 面对复杂司法实践的基层法院审判管理 |
| 一、基层司法的复杂面向 |
| (一)司法人员结构的复杂性 |
| (二)诉讼程序纵向分工的复杂性 |
| (三)案件体系结构的复杂性 |
| 二、审判管理的双重目标 |
| 第二节 司法规范化:审判管理的平面目标 |
| 一、司法规范化的争鸣与实践 |
| (一)理论争鸣:中国特色的司法抑或规范化的司法 |
| (二)司法规范化的改革实践 |
| 二、审判管理的规范化目标 |
| (一)审判程序上:规范审判流程 |
| (二)审判实体:依法公正裁判 |
| (三)审判考核:统一绩效考核标准 |
| 三、规范化目标的动力学:法院系统内自上而下的推动 |
| 第三节 竞争性目标:法院行动的自主利益 |
| 一、竞争性面向概述 |
| 二、积极性竞争 |
| (一)法院的审判绩效考核 |
| (二)审判质效之外的竞争性指标 |
| 三、消极性竞争 |
| (一)消极性竞争概述 |
| (二)消极竞争的实践样态——以立案庭阻挡案件为例 |
| 第三章 法院审判管理的常规方式:信息化审判管理 |
| 第一节 信息化审判管理概况 |
| 一、信息化审判管理产生的背景 |
| 二、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实践历程 |
| 三、信息化审判管理的主体:审管办 |
| (一)审管办的设置与职能 |
| (二)审管办的职能扩张 |
| 四、信息化审判管理的特征 |
| (一)管理方式的发展依托于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 |
| (二)指标的精细化 |
| (三)信息审判管理内容的同质化 |
| (四)审判管理指标调整的机动性 |
| 第二节 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实践样态 |
| 一、审判流程管理 |
| (一)审判流程监管的概况 |
| (二)审判流程监管的实践特点 |
| 二、审判质量评查 |
| (一)错案追究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二)发改案件重点评查的实践样态 |
| 三、审判绩效考核 |
| (一)可视化的审判绩效管理 |
| (二)上下级法院审判绩效考核的连带与协调 |
| 第三节 唯数据化——信息化审判管理的问题与限度 |
| 一、信息化审判管理对传统的革新 |
| (一)便捷高效 |
| (二)同步监督 |
| (三)约束权力 |
| (四)同质管理 |
| 二、司法政绩观下的唯数据论倾向 |
| (一)数目字管理与司法价值的内在张力 |
| (二)司法政绩观下的唯数目字化倾向 |
| 第四章 院长审判管理:一把手管理 |
| 第一节 权力一把手:管理内容和管理能力 |
| 一、院长、书记一肩挑 |
| (一)法院的科层体系 |
| (二)党组权力中枢下院长的内外角色 |
| 二、院长审判管理的内容 |
| (一)程序上的管理权限 |
| (二)配置审判资源 |
| (三)审判态势管理 |
| (四)组织疑难案件集体决议 |
| (五)审判监督职责 |
| 三、院长的管理能力 |
| (一)职级晋升 |
| (二)岗位调换 |
| (三)考核、考评机制 |
| 第二节 全局管理 |
| 一、制定审判管理制度 |
| (一)继受既有管理制度 |
| (二)转化非正式管理制度 |
| 二、分配法院审判资源 |
| (一)分人:以综合素质匹配岗位 |
| (二)分案:具体考量与把控 |
| (三)岗位的动态调整 |
| 第三节 重点管理——以长期未结案为例 |
| 一、信息识别与绩效统计下的重点案件 |
| (一)信息化管理“析出”重点案件 |
| (二)重点管理中的绩效动因 |
| 二、院长重点管理的实践 |
| (一)与外部机关的沟通协调功能 |
| (二)构建集中讨论机制 |
| (三)领导权威下的责任“豁免” |
| (四)作为领导的社会权威 |
| 第四节 “领导也不容易”——科层管理的柔化与共情 |
| 一、科层行政化推进的限度 |
| (一)司法的实体和程序约束 |
| (二)去行政化的改革趋势 |
| (三)行政化强行推行的效果 |
| 二、科层柔化管理与“共情” |
| (一)科层柔化管理 |
| (二)对领导的体恤与“共情” |
| 第五章 庭长审判管理:浸入式管理 |
| 第一节 浸入式审判管理概述 |
| 一、作为中间管理层的庭长 |
| 二、浸入式审判管理概述 |
| (一)管理行为的亲历性 |
| (二)管理权力的弱行政化 |
| (三)管理权威的自我生产 |
| 第二节 庭长管理的弱行政化 |
| 一、去个案化管理 |
| (一)管理权限的去个案化 |
| (二)权责一体中的责任下卸 |
| 二、审判绩效柔性监管 |
| (一)作为专业监督主体的审管办 |
| (二)审判绩效的院长负责制 |
| (三)任务落实的个人化:自己的事 |
| (四)庭长监督方式的辅助性 |
| 三、庭长权威的补强原则:一碗水端平 |
| (一)案件分配上的公平 |
| (二)人力分配的均衡 |
| 第三节 带头干活 |
| 一、做好本职工作 |
| 二、庭长需要具有担当精神 |
| (一)难以均分的棘手案件 |
| (二)庭长特殊主义的化解策略 |
| (三)庭长化解棘手案件的优势 |
| 第四节 构建集体主义 |
| 一、调解庭室氛围 |
| 二、自己人讨论案件 |
| 第六章 复合型管理:技术与组织的互动与胶合 |
| 第一节 信息化对科层管理的再塑 |
| 一、技术释放科层审判管理职能 |
| (一)常态管理的职能定位 |
| (二)常态管理下的去行政化改革 |
| 二、技术约束科层恣意 |
| (一)技术的本质:高度规范化的制度 |
| (二)信息化限制科层恣意 |
| 三、信息化对科层管理的去层级化再塑 |
| (一)上下级法院审判管理的去层级化 |
| (二)院庭长审判管理的去科层化 |
| 第二节 信息化常态管理的科层依赖 |
| 一、管理实践中的超技术难题 |
| (一)难以规约的权力缝隙 |
| (二)难以均质化的审判实践 |
| (三)脱域化管理与司法实践的疏离 |
| (四)唯数据化信息审判管理的走形 |
| 二、信息化审判管理与院庭长审判管理的嵌合状态 |
| (一)审判流程管理与院庭长的节点督促督办 |
| (二)审判质量评查与作为评查主体的院庭长 |
| (三)审判绩效管理与院庭长的绩效督促 |
| 三、信息化筛选下的科层重点、动态管理 |
| (一)重点监管:“留口子”的“四类案件” |
| (二)院庭长在重点案件上的动态监管 |
| (三)动态监管的扩大化 |
| 第三节 复合型管理面向下我国审判管理的未来走向 |
| 一、制度性定位:审判管理的重要性 |
| (一)管理之于组织的重要性 |
| (二)审判管理之于司法工作的重要性 |
| (三)管理之于我国转型时期司法工作的重要性 |
| 二、审判管理的实践展望 |
| (一)继续坚持和完善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
| (二)在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完善科层审判管理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外文文献 |
| 致谢 |
（9）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及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与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历史 |
| 第一节 审执分离改革 |
| 一、说服教育与强制执行工作 |
| 二、市场经济发展与审执分离改革 |
| 三、从“审执合一”到“审执相对分离” |
| 第二节 省级法院统一执行管理体制的形成 |
| 一、执行机构改革 |
| 二、从传统管理体制到统一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 |
| 一、“执行难”问题的根源 |
| 二、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形成过程 |
| 三、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具体内容 |
| 第二章 法院强制执行的组织管理体制 |
| 第一节 法院强制执行机构的组织设置 |
| 一、法院强制执行机构的职能划分 |
| 二、执行队伍建设 |
| 三、执行人员的权力边界 |
| 四、与法院其他机构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院强制执行统一管理体制 |
| 一、法院强制执行统一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 |
| 二、统一管理与统一领导的关系 |
| 三、法院执行机构的上下级领导关系 |
| 第三节 法院执行系统的行政化运行模式 |
| 一、行政化的执行组织结构 |
| 二、指标至上的执行绩效考核 |
| 三、发现问题式的执行监督 |
| 四、纠偏式的运动式执行 |
| 第三章 信息技术应用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 |
| 第一节 法院强制执行对信息技术的内在需求 |
| 一、信息化管理 |
| 二、规范化执行 |
| 三、司法公开 |
| 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法院强制执行技术平台的运行机制 |
| 一、技术平台的启动 |
| 二、技术平台的运转 |
| 三、技术平台的组织管理机制 |
| 第三节 技术平台下法院强制执行的实践效果 |
| 一、法院执行机构的统一协调管理 |
| 二、执行问题的可视化 |
| 三、执行案件的严格控制 |
| 四、执行工作的规范化 |
| 第四章 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内配合 |
| 第一节 执行程序中的审执关系 |
| 一、审执关系的现状 |
| 二、审执关系的组织冲突 |
| 三、审执关系的共通性 |
| 第二节 法院间的委托执行 |
| 一、委托执行的改革演进 |
| 二、从传统型委托到技术型委托 |
| 三、委托执行的协调与监督 |
| 第三节 上下级法院间的执行配合 |
| 一、基层法院内部的执行配合 |
| 二、上级法院的执行协调 |
| 第五章 法院强制执行的体系外联动 |
| 第一节 综合治理格局下的执行联动 |
| 一、执行联动的历史发展 |
| 二、综合治理与执行联动 |
| 三、执行联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执行联动的运行机制 |
| 一、外部联动机制 |
| 二、内部承接机制 |
| 第三节 党政系统的执行配合 |
| 一、执行机构与党政系统的关系 |
| 二、党政系统对执行联动的组织协调机制 |
| 第六章 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试点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唐山中院的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分析 |
| 一、审执分离改革模式的选择 |
| 二、审执分离改革的内容 |
| 第二节 许昌中院的分阶段执行改革试点分析 |
| 一、分阶段执行改革模式的选择 |
| 二、分阶段执行的组织分工 |
| 三、“分阶段执行”与执行工作 |
| 第三节 法院强制执行改革试点评析 |
| 一、改革试点的理论基础 |
| 二、改革困境 |
| 三、改革试点对法院强制执行体制改革的启示 |
| 结论 组织结构塑造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 |
| 一、法院强制执行改革的组织困境 |
| 二、组织结构对法院强制执行的形塑 |
| 三、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 三 本文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意义辨析 |
| 一 司法豁免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含义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其他主体司法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与理论基础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功能定位 |
| 第二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与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 |
| 一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观念萌生 |
| 二 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前(1979—2011):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初步建构 |
| 三 十八大以后(2012至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渐趋成型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基本现状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规范依据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积极功效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现有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 传统司法观念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制约 |
| 二 法院治理机制泛行政化对法官权利的侵蚀 |
| 三 法官素质现状对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影响 |
| 第三章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现实考量 |
| 第一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 |
| 一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 |
| 二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
| 三 维护法官中立性地位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
| 一 破解法官权责失衡难题的必要条件 |
| 二 回应法官职业角色紧张的实践需要 |
| 三 防范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有效途径 |
| 第三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
| 一 制度保障 |
| 二 技术条件 |
| 三 现实依据 |
| 第四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建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 遵循司法规律 |
| 二 有限豁免原则 |
| 三 统筹协调原则 |
| 第二节 健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路径 |
| 一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的立法设计 |
| 二 畅通法官司法豁免的运行机制 |
| 三 强化法官司法豁免的监督管理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衔接协调 |
| 一 司法豁免与司法追责制 |
| 二 司法豁免与法官员额制 |
| 三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伦理制度 |
| 四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我国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进路[D]. 梁诗静.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4]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D]. 赵力. 吉林大学, 2020(03)
- [5]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6]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D]. 孙跃. 山东大学, 2020(05)
- [7]达州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赵宾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8]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D]. 蔡舒眉. 吉林大学, 2020(08)
- [9]法院强制执行的运行体制及其改革[D]. 刘法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D]. 于猛. 郑州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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