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青少年贫困

一、德国的青少年贫困（论文文献综述）

董玲玲^[1]（2021）在《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它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共青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前景。反之,共产党能否吸引越来越多的共青团成员加入到共产党当中,是衡量共产党的感召力、影响力、领导力的重要尺度。研究共青团的发展问题是研究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一个侧面。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的研究其实质是深化和拓展了对西欧共产党和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矛盾、冲突、运动发展的“前哨”,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已经成为观察各国政治发展的“显微镜”和“风向标”。从西方国家新社会运动以来,青年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已经成为政治参与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并持续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后爆发的一系列激进抗议运动中（如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等）,青年群体都广泛参与其中,并就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青年失业问题、教育问题、性别平等问题等）提出自己的诉求。可以说,关注青年群体、重视青年问题、缓和青年矛盾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前国外共产党普遍面临严重的组织和发展困境,重要表现之一是党员人数持续下降、组织力量持续衰减且呈老龄化、碎片化趋势发展,以及共产党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严重不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包括共产党自身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不足,也包括作为“后备军”的共青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无法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共鸣,难以吸引青年人加入共青团组织进而加入到共产党当中,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这不仅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进路在于,从西欧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端出发,结合百余年来西欧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主要理论流派等,选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共产主义政党有着特殊关系的西欧共青团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在溯往历史、立足今朝和展望未来这三重意蕴上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宏观把握。第一层面:溯往历史。既从宏观层面厘清了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又从微观层面梳理了英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塞浦路斯联合民主青年组织、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希腊共产主义青年、比利时共产主义行动委员会等数十个具体的共青团组织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行动。第二层面:立足今朝。在理论层面剖析了西欧共青团组织的性质、指导思想、党团关系、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中心任务等若干基本问题,具体阐释了西欧共青团组织关于青年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展望。在现实层面,提出西欧共青团组织正面临着组织的持续分化、政治地位边缘化和身份认同困境的三重实践困境,并明确了造成困境的三大根源正是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础薄弱、发展的空间受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然处于低潮。第三层面: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的复归、日益严峻的青年问题亟待解决以及持续爆发的青年抗议运动都昭示着西欧共青团组织并未“走向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出现了发展的新机遇。面对这种形势,西欧共青团组织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治身份定位、充分运用多元化宣传手段壮大自己,同时争取在青年运动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杨荷泉^[2]（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提出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袁书华^[3]（2021）在《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文中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民工潮的伴生群体,最初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出现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其“社会问题”。相对于家庭结构健全的非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确实处于不利境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其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护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无法单独面对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家庭将儿童留守农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解决。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的关于福利和儿童福利的研究多侧重客观福利制度和状况,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整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少数。二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研究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儿童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现状,尤其是探讨国家、社区、志愿组织、家庭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主观福利提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则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获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主体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水平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LY县为例,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取了调查样本,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了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以以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及两者关系的五个假设,通过量化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在主观福利方面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福利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教育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方式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资金福利和保护性服务福利方面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照顾性服务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获取的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从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获取的福利在两个群体之间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最终发现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通过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人员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的福利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本研究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核心家庭面临“物质在场、亲情缺失”的福利供给困境,扩展家庭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供给困境;农村社区面临空心化和村委公共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志愿组织面临整体力量薄弱和个体志愿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困境;国家则主要面临福利转型和各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晰及难整合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农村家庭的非农化生产模式和现行的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二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民工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国家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重现金补贴、轻服务保障使其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各职能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村两委“重行政、轻服务”的现状使农村社区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发挥平台作用,农村公共文化衰落使社区缺乏互助精神和凝聚力;社会组织处于与政府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对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和行政依赖影响其福利递送效果。针对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进行了政策思考:首先,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要以需要满足为导向、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其次,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根据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取向,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保障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再次,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要落实好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和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发挥好农村社区儿童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和学校儿童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和民众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最后,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助力,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本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广义福利概念,除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研究内容外,同时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获取现状和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现状及困境进行探讨,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同时探讨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机制。

李青^[4]（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张戈^[5]（2020）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无神论发展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通过社会宣传、学校教育等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部署,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的新要求,面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任务,面对传承中华人文精神的新课题,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理当讲清“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为此,可以从本体论上揭示“神”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以此回答“为什么世上无神”;从认识论上剖析“神”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以此回答“为什么有人信神”;从方法论上阐释“神”存在的长期性和最终消亡的必然性,明确在尊重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此回答“怎么对待本无的神和信神的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面向全体人民,但也要有针对性地突出主要对象。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关乎党和国家的未前途命运,应以他们为重点;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应以他们为关键;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关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应以他们为难点。做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做好基础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逐步消除“神”存续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二是用好学校主渠道,在大中小学和党校（行政学院）的课堂教育中融入无神论;三是守好社会宣传阵地,借助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此外,还应规划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体制保障和学术支撑。

唐超^[6]（2020）在《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是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学校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普及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个人实验到政府主导的转变,奠定了现代英国幼儿教育的基础。19世纪也是英国社会剧变的时期。经过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英国最早实现了城市化,伴随而来的是持续的教派冲突和阶级斗争。经济的腾飞与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的改革进程。幼儿学校的迅猛发展与社会剧变在历史时空上的重叠,赋予了本研究独特的意义。研究这一时期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可以深化我们对英国幼儿教育史的认识,理清教育发展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为对象,在宏观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助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段教育史,本研究在纵向维度以幼儿学校的办学主体为切入点,将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1800-1823）;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1824-1838）;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的推进（1839-1869）及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的普及（1870-1900）。在横向维度主要考察了不同阶段幼儿学校的教学实践及其发展特点。通过分析发现:幼儿学校从个人实验走向政府主导,是英国为解决学校数量不足问题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符合英国人的文化传统和英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自下而上、荆棘丛生、充满斗争的道路,带有明显的中产阶级特性。中上层社会对幼儿学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保障是推动幼儿学校普及的主要原因。在幼儿学校体系方面,英国幼儿学校呈现出一种“进化”而非“进步”模式。怀尔德斯平的体系很好地应对了各种挑战,最终发展成为国家幼儿学校体系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幼儿教育观的转变和幼儿学校事业的发展相互影响,致使幼儿学校的性质实现了从民间慈善到国家福利的转变,教育场所经历了从家庭、教会到社会的转移,教育的内容也逐渐世俗化。论文共7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研究的缘起,明晰研究意义,厘清研究对象的内涵,以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内容,确定研究思路,选择适合本研究的方法。第一章追溯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渊源,重点阐述济贫院、育婴堂、主日学校等慈善机构中的贫困幼儿教育。通过对这些机构创办宗旨、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分析发现:这些慈善机构主要致力于保育而非教育;由于缺乏成熟的模式和专业的教师,教学质量也比较低下。第二章考察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幼儿学校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欧文所生活的环境出发,描述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二是阐述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实验的创办宗旨、理论基础、教学与管理;三是分析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实验的影响。第三章探讨英国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幼儿学校运动期间,民间成立了一些幼儿学校组织,它们推动了幼儿学校在英国的传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怀尔德斯平作为幼儿学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完整地阐述了幼儿学校的理念,创造性地改进了幼儿学校的环境,并在全国建立了幼儿学校网络,奠定了英国幼儿学校体系的基础。第四章研究民办公助下英国幼儿学校的推进。本章从国家资助幼儿学校的方式出发,把幼儿学校发展分为“申请资助”和“结果支付”两部分,分析了不同资助制度的产生、内容及其对幼儿学校的影响。在“申请资助”制度下,幼儿学校的补助金逐年上升,国教派开始主导幼儿学校,幼儿学校的数量得到提升,教学条件获得改善,幼儿学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得到提升。在“结果支付”下,幼儿学校的补助金急剧缩减,入学率逐渐提升,教学内容向读、写、算倾斜。第五章论述一系列教育法案影响下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本章选取1870年、1876年、1891年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法案,论述了英国政府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推动幼儿学校的普及;同时探讨了在幼儿学校普及的过程中学校规模及其内部体系的变化。第六章对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动因、特征与影响。结语部分对绪论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胡洪贤^[7]（2020）在《关于未成年犯罪中监护人刑事责任的探讨》文中指出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而青少年的成长也关系着我国的未来的发展。因此,确保未成年人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受教育权的实现是国家的首要责任。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不仅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之一。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家庭教育是与他们关系最为紧密并且也是影响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重要因素。家庭教育的好坏不仅决定未成年人的前途,更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监护人不当的教育方式是导致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为了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以及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我国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并且我国的《教育法》也明确了家庭中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监督教育义务。因此监护人监护职责的履行不仅体现在扶养照顾义务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实现,更重要的事积极履行对于未成年人正确教育的义务,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而近期相关新闻报道了多起未成年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无罪释放的恶性犯罪案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同时,也掀起了刑事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如何有效预防和规制未成年犯罪,降低因未成年犯罪对社会的潜在危害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有些学者建议通过修改刑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途径来预防未成年犯罪问题,这也是社会舆论的大部分呼声。但也有专家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办法不妥,认为追根溯源未成年犯罪的根本原因还在家庭教育,与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惩罚未成年人,倒不如将家庭原因作为刑法学调整的范围,通过重新立法设置监护人失责追究刑事责任制度来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对于这种意见,也有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中毕竟不是监护人的行为直接导致。监护人监护失责行为与犯罪结果没有法律的直接因果关系。而设置监护人责任还有"诛连"的嫌疑,有违责任自负原则。并且,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问题应该属于公民私权自治的范畴,国家公权应该适当的止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失责行为导致的犯罪情况已经非常的糟糕。对社会的安全已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之后,一般对于不符合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是不予刑事处罚的,而对于其监护人一般更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对于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其监护人也仅适用民事侵权法律承担一般的替代赔偿责任,而且在实践中还不一定执行到位,这对于督促监护人有效履行监护职责,其作用显然不够有力。因此,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这个社会问题我们的制度情况急需对其做出正面回应。本文的主要理论主张和观点即是围绕监护人刑事责任这一问题展开,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为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点不成熟的参考。

徐文越^[8]（2020）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文中研究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的主要理论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耗费几十年心血的恢宏巨着《资本论》,当然这一工作并未能完成。恩格斯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理论发现,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又是关键,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发现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传统的解读中似乎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二者内在统一的机制与环节并未得以完全展现。而在后来的其他解读路径中,二者关系却日益呈现为“并列”,甚至是走向“对立”,并处于实质的分离之中。由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解读也逐渐脱离开唯物史观境域,成为局限于现代学科内部对于既定事实的或实证化或观念论的批判,在根本上又囿于现代性范畴之内,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客观历史性。尽管这些解读路径可以导向激进的政治实践,并看似更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事实,但在脱离开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后,也就歪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和目的,使其停留于外在批判而难以深入到社会有机总体的内在关系之中,并失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力度。这不仅危及对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正确理解,也往往影响到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这也决定着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包含着实践价值。本文主要的阐释路径就是深入到文本之中,依据文本考察证实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以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保障其正确的批判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以深入推进,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构成唯物史观发展中的必然环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的整体批判,在根本上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批判或实证学科内的技术批判。虽然唯物史观着眼于人类社会,但其作为典型解析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并不存在脱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粹唯物史观着作。唯物史观不仅在最深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理论根基,更在最高处为其指引着人类解放的方向,并提供更为具体的方法论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可谓是马克思自身经历的一个独特阶段,不同于未经此阶段而直接进入经济批判并确立共产主义立场的赫斯等人。马克思看似“迟缓”的这一步却是意义重大,其不仅系统清理了自身之前的理性自由观念,对遭遇到的物质利益困惑问题作出了理论反思,开出了政治批判维度;而且在引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同时确立了人类解放的主题,并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在理论上发现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在思想上与当时看似同行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了实质性差别,也决定着马克思在随后开启的经济批判在性质上并不同于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是站在之前已确立的人类解放立场上对国民经济学根本前提的本质审视,通过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并且借助这两个因素引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线索。这根本上又在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从其精神生产史中收获了劳动辩证法,并通过感性活动原则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此时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展开的经济批判并不能仅仅从认识论层面或人本主义视角予以解读,而应从经济事实出发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否则便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路径相混同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自发分工为核心,阐明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等方面的关系,草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即唯物史观,超越了一切市民社会科学或知性科学,从此马克思手中有了最为彻底也最为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还未真正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深层理论奠基意义。这也在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历时性的历史记叙,而是对于历史发展结构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真正洞悉,根本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并非永恒的科学,其不过是对于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对其批判并不能脱离开唯物史观所阐明的理论地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揭示了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集中批判了那种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纯对经济范畴进行的理性设计和改造。这不仅针对略显肤浅的蒲鲁东,也同样针对自认为处于科学水平的政治经济学家,因其已预先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设定为天然的存在,这也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原则相背离。这些都通过对于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而得以阐明,并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第一次科学阐释。马克思到达伦敦后在经历最为集中的一次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后,终于形成了其计划中的理论巨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手稿,这其中包含着远大于后来《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也更有利于辨析其中的理论构想。特别是其中的《导言》实际上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概说,同时也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对应性批判,并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生成了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维度的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体现为包含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特质,这也就从内部更为深入地批判了整个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解析,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有机总体,在叙述方式上有着一种类似先验的结构形式。但同时我们却不能将《资本论》中的范畴形式完全从黑格尔意义上进行解读,包括对于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价值形式概念以及资本逻辑的解析,在根本上还是要能回溯到唯物史观那里,而不能归为某种精神统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始终是在场的,并有着自身的呈现方式,也并不存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相互分割和对立,最终对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克服并不能脱离开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的发展演进,这里展现的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根本意义。本文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又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在比较研究中,辨清马克思思想上的根本超越之处。青年马克思曾与青年黑格尔派为伴,但在自身遭遇物质利益困惑并实现哲学上的变革后,又将这些曾经的思想伙伴一一超越,从中也更能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路径。马克思也曾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后又屡屡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更加澄清了唯物史观原理并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又长期与政治经济学家的着作打交道,特别是对古典经济学多有吸取,但最终又在根本上超越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克服这些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而确立起自身的经济科学。而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影响又是最为根本的,并贯穿始终。本文也试图将二者思想直接衔接,强调马克思通过实现对黑格尔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自身的理论发现。本文也将唯物史观看作是从黑格尔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就,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同时又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和超越。当然这些根本启示并不妨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二者在性质上有着严格差别,并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这样也就完全混淆了批判的性质。本文进而还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方法论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此来澄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并真正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是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纪超凡^[9]（2020）在《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活动,都紧紧围绕着人的解放展开,马克思所关注的人,是世界历史中的人,是自然关系中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的人,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的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社会底层的人,是代表着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解放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有在性质上相同的三大双重任务:第一大双重任务是全人类的解放,即通过受剥削压迫工人阶级把受资本关系掌控的整个人类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第二大双重任务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即使人从自然界和社会获得双重解放;第三大双重任务是使人真正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需要,即人的感性解放和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式的解放。马克思人学思想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思想的转型过程,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最显着特征是历史性、实践性、现实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与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与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等构成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其具体内容如下:人的存在是有着自然、社会和精神三维属性的整体的生命存在,人的存在有“自在自发”、“自主自为”和“自由自觉”三种存在样态;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发展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满足需要的创造性劳动;人的需要依据人的存在属性有着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三个维度;人的价值是人是否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表达,人的价值有“质”性的内在价值和“量”化的外在价值之分;人的权利是社会承认并保障个体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和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人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人的自由状态有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依赖人的不自由、依赖物的不自由和独立的自由;人的发展有个人发展和共同体发展两个维度,个人发展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同体的发展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解放是有历史步骤的,任何解放都是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无产者的解放需要用哲学武装头脑,在实践中追求自身的解放。马克思人学意义上的生命观是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活动的最根本、最一般的认识,是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生命过程、生命意义、生命归宿及其关系的具象表达。根据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可以抽绎出马克思的生命观的基本内容:生命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生命存在,生命的特点是能动受动统一,生命存在的基础是物质保障,生命存在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生命存在的条件是权利,生命的规定是尊重。马克思人学下的生命观彰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的社会就是人本身,重视实践与生命的运动关系,诉求于人的生命质量的保障。青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何运用这些力量需要生命教育尤其是生命价值教育的引导。我国当代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追逐的伟大事业,显示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和蓬勃生机,在各种工作岗位和各类学校都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开拓奋斗、勤奋学习的身影。但不可否认,当下我国部分青年生命存在样态问题较多,个别青年对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的敬畏和呵护意识较弱。由于经济大潮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一些青年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工具理性等思想的影响,针对性的青年生命理论教育式微、实践教育势弱。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人学中的生命观可以为青年生命价值教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启迪和实践启示。生命教育是生命本质教育、生命原理教育、生命健康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生命观念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等的总和。对青年大学生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关涉生命价值的教育,目的是使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在珍爱生命的前提下自觉投身于中国梦的实现以成就生命。生命价值教育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陈欢^[10]（2019）在《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文中研究说明早期保教是保障儿童身心安全与健康、奠定儿童终身学习基础的社会公益事业,让所有儿童接受高质量早期保教是促进社会公平、培养未来人才的重大民生工程。但是,囿于公共财政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现实约束,如何实现早期保教优质普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推进了学前教育市场化,依靠社会力量实现了供给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普及水平的稳步提升。但同时也要承认,我国学前教育底子薄、欠账多,在市场化过程中又出现了“入园难”、“入园贵”和部分私立幼儿园价格虚高、过度营利等市场失灵的问题。在党和国家深化学前教育改革、全力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背景下,探索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耦合路径,是实现公办民办并举、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的必然诉求。英格兰0-5岁早期保教虽然也主要由社会力量供给,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已经基本普及了优质的服务。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学前教育市场失灵的困境,基于市场参与者有机联动的微观经济学视角,采用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的史料收集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的史料分析方法,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进程进行了历史研究。研究发现,英格兰政府从参与市场和塑造市场两个维度,构建了以直接供给、委托代理、规制管理、市场支持和市场信息五大干预杠杆为主轴的市场失灵干预框架。本研究根据该框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与保教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将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对三大历史阶段的比较分析和对干预成效的评鉴,为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治理提出了启示与借鉴。全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对英格兰政府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进行了学理分析。本章阐述了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表现以及政府干预的一般策略,并基于对早期保教服务私人与社会价值的分析,说明了早期保教市场失灵的特殊性、必然性和可采取的应对举措。英格兰早期保教市场干预框架的目的是通过建设“有为政府”实现“有效市场”,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规避市场失灵。第二章描绘了1948年至1997年,英格兰政府有限干预致使早期保教市场粗犷扩张的历史阶段。本章分别追溯了英格兰公立、私立早期保教服务的产生缘起,说明了公立供给兜底功能的由来,以及私立供给多样性的原因。英格兰政府为了保护儿童的安全,对私立早期保教强制注册和督导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由于规制管理十分有限而且不成系统,原生早期保教市场呈现学位供给地域均衡性差、保教质量稳定性低的特征。第三章呈现了1997年至2007年,英格兰政府全面干预促进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儿童中心和早期卓越中心赋予了公立保教全新的时代意义,免费学位政策则通过购买私立部门的服务刺激了私立供给的增长。在市场塑造方面,初步建成了以法定质量标准、师资从业标准和注册督导制度为内容的规制体系,并确立了市场支持结构的基本形态。地方治理是这一阶段在中央统筹下产生的新事物,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历经了从伙伴关系成员到民主战略领导的转变。全面干预取得了卓越成效,推动了早期保教市场走向成熟,实现了质量的基本稳定和供需的基本平衡。第四章追溯了2008年至2018年,英格兰政府深化改革但引发早期保教市场发展困境的历史阶段。在市场参与方面,强化了公立部门的兜底功能,扩大了学位购买的范围并提高了拨款透明性,但整体参与程度因财政紧缩而降低。在市场塑造方面,不断修订以儿童为中心的法定质量标准及其配套的监管制度和师资要求,不断扩大家庭保教支出补偿范围。在地方治理方面,进一步规范了协同委托市场管理流程,加强了保教信息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但解除了地方政府质量支持的法律责任。继承既有干预框架、深化市场作用的改革思路引发了早期保教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第五章对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进行了评鉴,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本章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对1948年以来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政策工具的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虽然英格兰政府基本有效应对了市场失灵,但只有超越市场话语体系、深化政府才能突破当前的困境。基于英格兰经验,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在宏观治理层面应协调三大政策目标间的冲突、把握五大干预杠杆间的平衡;在中观治理层面,应注意坚守公办学前教育的价值归属、研发儿童中心的过程质量实践标准、健全注册督导制度、建设质量信息公共平台;在微观治理层面,地方政府应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切实推动供需平衡和有效支持质量提升。

二、德国的青少年贫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的青少年贫困（论文提纲范文）

（1）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关于未成年犯罪中监护人刑事责任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国的青少年贫困（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D]. 董玲玲. 吉林大学, 2021(01)
• [2]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3]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D]. 袁书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4]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D]. 张戈.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7)
• [6]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D]. 唐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关于未成年犯罪中监护人刑事责任的探讨[D]. 胡洪贤. 南京大学, 2020(04)
•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D]. 徐文越.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马克思人学思想及其对青年生命价值教育的启迪研究[D]. 纪超凡. 兰州大学, 2020(01)
• [10]英格兰政府干预早期保教市场的历史研究（1948-2018）[D]. 陈欢.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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