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理性思考——从肇源县三个民族乡生态环境变化想到的（论文文献综述）
戴嘉玲[1]（2021）在《民族乡成立以来河源漳溪畲族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因地域较小、人口较少并且分散,不宜建立自治地方,依据《宪法》规定,通过设立民族乡的办法,使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能行使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根据设立民族乡的规定,少数民族人口超过全乡总人口30%以上,可以申请设立民族乡。本文所研究的漳溪畲族乡即是在这一法律和政策背景下,于1999年设立的基层行政区划。对该民族乡成立后的社会变迁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畲族是中国东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漳溪畲族乡是广东省唯一一个畲族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自1999年漳溪畲族乡成立以来,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各项政策支持下,漳溪畲族乡充分发挥畲族文化和资源优势,推动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乡镇建设。恢复畲族身份的漳溪群众生产发展与民生事业改善取得长足进步,成为展示当前民族村落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本文以河源市漳溪畲族乡为个案,以漳溪畲族乡人民政府、广东畲族宫、上蓝村、下蓝村、中联村和东源漳溪民族中学为调查对象,试图从社会变迁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探讨河源漳溪畲族乡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在阐述河源漳溪畲族乡历史和建制沿革的基础上,着重对河源漳溪畲族乡的建立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选取漳溪畲族乡几个主要少数民族村寨作为田野调查点,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从民族学及社会变迁理论的角度,描述和分析漳溪畲族乡建乡以来的成就:政治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发展,民族干部快速成长,基层行政组织日益完善,乡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增强;经济上,漳溪畲族乡村落立足民族特色,发展现代农业和民俗旅游业,促进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上,蓝村传统民俗活动“蓝大将军节”、中联村显烈宫巡游节和汶水塘捕鱼技艺以及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实现振兴和重构。本文认为,畲族乡的成立是对漳溪畲族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政治成果。当地自设立民族乡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发展进步,充分反映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乡设立的积极意义,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漳溪畲族乡乡村振兴和各项事业发展应进一步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长期性、系统性、全局性的民族工作引领漳溪畲族乡走出一条特色创新发展之路。
李彦雪[2]（2021）在《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空间,是美丽乡村的真实写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认知的不足,缺少定量化研究的技术手段。目前传统的乡村建设过程中数据资源获取困难,主观性强,缺少合理的规划指导,地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缺乏客观认知,新形势下急需拓展研究的量化手段及方法,以对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展开科学理性思维的探讨。本文针对黑龙江地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认知不足和量化研究技术方法匮乏的问题,以黑龙江省域为研究范围,以代表性典型村落为研究对象,以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为主脉络展开研究。技术层面运用了无人机多视图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引入空间句法理论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和形状指数法,并辅以Rhino、AutoCAD、DepthMap、IIIustrator和Photoshop等软件进行乡村聚落景观空间量化与分析。内容上对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影响要素和典型村落分布形态详细分析,从乡村聚落本底的边界空间、街巷空间和院落空间形态等综合认知黑龙江地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特征,并结合典型县域实证研究,优化指导景观设计方案。本研究发现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形态价值认知不足,国家层面的地域典型代表性村落占比特别低,各类典型聚落景观形态有待挖掘。通过技术分析发现,地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分布受自然和人文环境因素影响较大,特别是自然环境海拔高程影响占比最大,而坡向影响不大。黑龙江大部分村落集中分布在平原地区,以中南部区域的齐齐哈尔、牡丹江和哈尔滨三个城市分布最集中,分布特点也与历史流寓的流人文化有一定关系。基于量化并分析结果,乡村聚落景观的边界空间形态、街巷空间形态和院落空间形态要素,从不同角度综合全面的表达了黑龙江地域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形态。乡村聚落最为常见的边界形态为指状形态特征,团状形态特征次之。边界形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地形和水体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集成度、平均深度和可理解度综合分析,与村落空间相融合,通过轴线的冷暖层次,确定出村落的核心区域,并形成可达性及可理解度权重层级关系,作为引导实践的依据,使空间从感性认知得以理性升华。院落空间分布形态上多以平行式排列为主,院落空间格局以前院院落和前后院落最具代表性,“小家大院”的特征最具地域代表性。最后以林口县22个绿化示范村进行实证研究,以设计的新思维来指导方案设计。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的探索,搭建了认知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思维的框架,开拓了研究思路,使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的认知更具客观性,为北方寒地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理性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而指导实践,同时丰富了黑龙江乡村景观研究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黎雪[3]（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唐菁阳[4]（2020）在《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区日渐成为社会群体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社区建设已被政府和学界认定为“社会治理的单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建设的政策,涵盖了社区政权、社区组织、基层民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政策引领下,我国各地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社区建设典型,然而这些典型大都出现在沿海地区或长江流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民族地区的社区建设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民族特殊性重视不足,民族倾向性资金投入缺乏,民族社区的贫困问题及空间分化,各民族居民之间的信任缺失等等。那么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观察社区建设,或者说,将社区建设相关政策作为一顶公共政策,民族地区又是如何执行这顶政策的呢?在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执行类型?在不同的执行类型中,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不同的政策性质会导致不同的执行类型。所以,本文并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提出了“自主性”和“损失嵌入性”两个维度,它们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四种社区建设政策,即实质性规制政策、程序性政策、再分配政策与分配性发展政策,他们分别决定了四种执行类型,即合作执行、行政性执行、变通执行与探索性执行,从而构建出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作为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也出于经验材料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湘西州的社区矫正、社区环境建设、社区低保、社区养老作为四种政策的执行案例。在每顶案例的撰写上,按照政策性质、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政策执行具体过程、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政策执行逻辑的思路进行案例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是,在民族地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难度较大,相关权力部门之间基于交易形成“合作执行”,政策执行呈现合作执行的类型;程序性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与社区资源出现了问题,基层官僚采取了行政性执行类型;再分配政策的执行过程最为复杂,政策失败的原因往往是“有产者”结成优势联盟,导致政策变通执行。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取决于地方积极性与地方资源,往往呈现出探索性执行的行为模式。对于如何将这四种政策执行类型引向有效的执行,本文提出了如下路径。对于实质性规制政策,民族地区政府要充分运用自治权,提升自治能力,发挥宗教信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规范政策执行各主体的行动与衔接,使合作执行朝向实现政策目标的方向进行;对于程序性政策,要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多元治理体系,同时也要在资金、规划、人力、技术等资源上继续加大投入;对于再分配政策,要从政策设计上降低自主空间,优化瞄准机制与信息管理系统,加强专顶救助政策的衔接,通过监督考核增加优势联盟的道德风险成本;对于分配性发展政策,要鼓励社会主体的参与,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并且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李杰[5]（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汪瑞霞[6]（2020）在《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背景下江南村镇景观出现趋同化、表象化和空心化等异化现象,催生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集体“乡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设计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以期通过基于文化记忆的景观情境重构,将全民普遍存在的乡愁情感凝聚成促进当代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驱力,来处理好村镇保护与乡建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意义深远。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综合运用了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建筑类型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从社会维度、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这四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性研究框架。首先,社会维度,阐释了乡愁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强调当代江南村镇空间文化记忆建构的社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文化记忆与景观设计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的系统框架。其次,时空维度,深层研究水岸共生的自然环境、集社合一的经济社会和诗性融通的文化观念等多元要素对传统江南村镇景观形态生成的影响,从空间形态的视觉思维转向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的特殊语境和地域性规律。再次,媒介维度,研究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设计转化方式,选择、分解和提取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符号要素,组建一个具有地域感知的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系统,凝练具有江南文脉精神内核的延续性和凝聚性结构。最后,功能维度,阐述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以文化记忆为导向,针对生态型景观、生产型景观和生活型景观三大类型空间,提出指定类比式、象征隐喻式、语境约定式等多元融合的情境重构互通方式,完成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江南村镇空间的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融合共生”,这既是记忆建构的价值目标,又是一套具有生成性和未来指向性的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对当前江南乃至全国的村镇建设具有一定的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价值。
顾超[7]（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张录全[8]（2019）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中提出过上殷实、安定的小康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向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目标。自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首次用“小康”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以来,我们党始终紧紧扭住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奋斗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正在逐步变成现实。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二〇二〇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仅保持了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连续性,而且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小康,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采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举措,不断推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效。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说到底还是需要人来实现的。农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既需要党的强农富农惠农政策,也需要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村要解决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必须首先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素质,使其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进而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历程为背景,以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状况为出发点,以促进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思想政治素质为落脚点,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经验和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针对我国农业农村的主要特点和工作对象的实际情况,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研究,以期对提高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有所助益。本文绪论部分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研究现状做出梳理和述评,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论文内容共六章。第一章概述篇,主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涵及特点进行解读,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理论基础篇,主要从学理上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论述、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第三章历史考察篇,主要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小康社会建设初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社会背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要求,以及各个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状况的梳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历史依据。第四章现状篇,主要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归纳总结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已取得的进展,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剖析其主要原因。第五章认知策略篇,主要提出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路径,即提高领导干部、思政工作者、广大农民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原则。第六章实践策略篇,主要提出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路径,即丰富工作内容、创新工作载体、完善工作机制、提升队伍素质、构建社会环境。
郑令晗[9]（2019）在《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发现、选择与适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裁判文书改革不断强化和细化,我国民事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改革已经逐渐深入到“说理依据”上来。在建设高效率的智慧法院背景下,将裁判文书的各个要素都实现智能化生成,尤其是裁判理由部分的自动生成,有赖于说理依据的结构化、客观化和计量化。因为裁判理由是法官价值判断的过程,而说理依据则是该价值判断的载体。因而,有必要将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置于“智慧司法”或“智慧法院”场域中,以“说理对象=说理理由+说理依据”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构造公式,从“基本原理”“现状实证”“适用情形”“发现方法”“选择准据”和“能动适用”构建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理论-应用”体系。“理由”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具有主观性的因素,理由的“主观性”需要依据的“客观性”来排除。裁判说理彰显着司法论证的实践理性,裁判理由是进行裁判说理给出的理由,说理依据是裁判理由的事实样态,由此可以推导出说理依据是指在裁判文书中支持被说理对象的说理理由的一般性依据。说理依据与裁判依据既有关联性,又存在实质性区别。无“依据”则无“说理”,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既是规范与事实的连接点,也是同案不同判的理性尺度,这是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独立价值。知识是人类经验的凝结,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来源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以及隐性知识显性化,这也是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知识图谱可行的理论依据。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发现”的现状表现为“依靠个人经验发现依据”“法官缺乏检索依据技能”“存在说理依据库的需求”,而且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取的整体思路、主要类型和考量因素等存在现实困境;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适用的现状表现为“说理均有说理依据”、“部分说理没有说理依据”和“说理没有说理依据”。简而言之,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发现的工具不便利、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择的标准不统一、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适用的能动性不够,是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发现难、选择难和适用消极的主要原因。在证据审查阶段,举证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证据三性以及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等都须要说理依据;在事实认定阶段,审查诉称事实、认定法律事实、确认事实争点、以及根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采用推定方法认定事实都须要说理依据;在法律适用阶段,法律漏洞出现、法律适用争议、法律规范竟合时都须要说理依据;在自由裁量阶段,是否运用自由裁量权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因素都须要说理依据。作为专业术语的“说理依据发现”是指司法的一种过程,而不属于立法范畴,因而它强调从“现有的依据”中找到“适当的依据”,而非是从“无”到“有”的创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知识图谱构建可分为四步展开:从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属性抽取方面完成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信息抽取;从实体链接（实体消歧和共指消解）、知识合并方面完成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融合;从本体构建、知识推理和质量评估方面完成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加工;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构建并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需要不断地对建成的说理依据知识图谱进行优化和完善。最终,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知识图谱为基础构建说理依据库和说理风险评估体系,不仅实现说理依据智能检索的功能,更能降低法官说理的风险,破解“不愿说理”“不敢说理”和“不愿说理”的难题。民事裁判要求在事实和规范之间做出价值衡量,不是所有的依据都能成为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法官在选择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时,应该分三步判断:首先,考察说理依据的“合法性”,即从“合乎现行法律”考察说理依据的形式合法性,从“实现法律效果”考察说理依据的实质合法性;其次,考察说理依据的“必要性”,即遵循“缺位-弥合”模式考察说理依据能否弥合法律漏洞,遵循“诉求-回应”模式考察说理依据能否说理理由均有说理依据;最后,考察说理依据的“可行性”,即从“说依据本身无须再证”考察说理依据的客观性,从“说理依据之间不相冲突”考察说依据的一致性。新类型依据能否成为民事裁判文书的说依据,不需要一一列举,而是需要设定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判定模型来统一识别的标准。应分别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来分析法官与法院之间的互动行为,引入心理契约理论来审视法官和法院间的隐性心理期待,引入助推理论来释明法院激励法官应该采取隐性行为策略。法官身份一旦得到确定,在法院与法官之间除了书面契约（合同）以外,诸如隐含的、动态的以及无法公开说明的相互心理期望也随之形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心理机制,就是要在心理契约形成、维护和履行阶段让法官形成愿用说理依据、敢用说理依据和用好说理依据的隐性期待。此种采用“隐性”策略来引导公众达成某种特定目的的手段,比采取硬性规定或强硬措施更好,更容易让人在兼得“自由选择权”和“利益最大化”。建立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助推机制,就是要形成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繁简”分流为内容的简化机制,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体例灵活调整为核心的纠正机制,以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辅助生成的默认机制。
陈世海[10]（2019）在《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地区寻求发展出路,是当前我国社会流动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移民搬迁后,少数民族嵌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本地村民混合居住而构建了新的生活场域,形成了民族互动的多种样态。本研究在嵌入视角下,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自发从凉山欠发达地区搬迁到相对发达的宝乡汉族农村而形成的彝汉民族互动现象开展了研究。文章包括导论等八个部分,主要从物质生产、日常交往、民族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嵌入视角下的民族互动研究,主要研究发现有:当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自发搬迁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时,便形成了嵌入式民族混居场域;在阶层结构上,因资源占有、职业分布、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在整体层面嵌入在了社会结构的底层,这种“底层结构嵌入”是双方社会互动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汉族生活习惯、社会规则等方面也从文化、价值、规范等角度嵌入到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之中,形成了“双重嵌入”的局面,这种局面既为双方社会互动提供了条件,又限定了行为规范、制度约束的协商空间。居住和种植空间的交叉分布,为双方日常交流以及生产方式的互动提供了条件。在种植内容和种植工具方面向汉族融合,是少数民族在形成文化震惊与差异体验的“内驱力”,以及借助社会支持力量等“外助力”完成技术学习后的双重合力驱动下的行为,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自适应”以及由习惯主导转变为效用主导的理性选择;在互动中的语言使用方面,当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哪个民族群体处于高社会阶层,其语言便同其社会地位一样,拥有吸引其他民族自觉学习、使用的力量;在礼物往来中,互惠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礼物的受和授往往依据其社会阶层的位置而决定,除去授受双方礼物数量、价值以外的净值,体现出来的是结余方更高的社会阶层、权力和声望;在民族文化方面,外来小民族群体与本地大群体文化中差异大、甚至带有“危险性”元素的文化特质,最易在外群体压力和内群体自我纠正机制下被同化,相比于内隐文化（如宗教信仰）而言,外显文化（如民族服饰）更容易被同化。在底层嵌入的格局下,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与本地汉族群体在总体上可能构建出“示好型社会关系”和“梯度型社会关系”等社会关系形态,也存在少量的“和谐型社会关系”和“排斥型社会关系”;经济社会文化的本源性差距是影响双方社会关系的面上原因,而人际交往能力、为人处事方法则是影响社会关系的点上原因;一般来说,有过与汉族人互动经验,具备随和、老实、谦卑、勤劳、肯出力等性格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得到本地人接纳;在后天形成的嵌入式生活中,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鸿沟,没有治理和服务层面的介入,这种鸿沟通常难以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弥合。文章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对少数民族嵌入汉族地区的社会互动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以供后续研究予以批评。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后天生成的民族混居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指出:当异质性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嵌入到规模更大的汉族群体时,原先的社会治理结构将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治理经验缺乏,特别是缺乏对嵌入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议事规则的了解,对于开展民族治理将造成较大障碍。而嵌入的少数民族群体过分执着于与本地文化差异较大、甚至会给本地人带来心理或潜在人身威胁的传统和文化特质,将更容易引起大群体的排斥,并反过来影响自身在本地的可持续发展,更将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通常来说,地方管理者受本地稳定发展的“大局观”限制,会在多重比较和博弈后生成“不出事逻辑”,以此为基础,运用体制内动员、多部门联合、法理与协商等多种治理手段,化解因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纠纷。而事实上,这种治理理念和方法都存在弊端,难以应对民族嵌入后的社会格局。要突破这种状况,需要重新界定“大局意识”,将管控式思维转变为服务性思维,吸纳本土精英和嵌入精英,激发内源性发展力量,强调自组织建设,在专业社会组织的配合下,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综合化、专业化、本土化服务,完善治理结构,才能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
二、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理性思考——从肇源县三个民族乡生态环境变化想到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理性思考——从肇源县三个民族乡生态环境变化想到的（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乡成立以来河源漳溪畲族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 |
| 二、关于畲族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民族乡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漳溪畲族乡的概况 |
| 第一节 漳溪畲族乡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村落墟镇 |
| 一、墟镇 |
| 二、村落 |
| 第三节 生计方式 |
| 第四节 民间信仰 |
| 第三章 畲族乡的诞生:漳溪畲族乡的成立过程 |
| 第一节 漳溪畲族蓝氏源流 |
| 第二节 畲族身份的确认 |
| 第三节 漳溪畲族乡的依法申请 |
| 第四节 漳溪畲族乡的成立 |
| 第四章 民族乡成立以来漳溪畲族乡的政治进步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事业的进步 |
| 第二节 基层行政组织的完善 |
| 第三节 畲族干部的培养与成长 |
| 第四节 民族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 第五章 民族乡成立以来漳溪畲族乡的经济与民生发展 |
| 第一节 基础设施的完善 |
| 第二节 思想观念的转变 |
| 第三节 收入水平的改善 |
| 第四节 就业水平的提高 |
| 第五节 民生事业的进步 |
| 一、教育方面 |
| 二、医疗方面 |
| 第六节 乡村振兴与旅游业发展 |
| 第六章 民族乡成立以来文化变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习俗的变迁 |
| 一、饮食方面 |
| 二、着装方面 |
| 三、居住方面 |
| 四、节日习俗方面 |
| 第二节 蓝大将军出巡节 |
| 一、相关文献记载 |
| 二、有关传说 |
| 三、传承及发展 |
| 第三节 显烈宫巡游节 |
| 第四节 汶水塘捕鱼艺 |
| 第五节 蹴鞠和射弩传统体育项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收集表 |
（2）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引言 |
| 1.1.2 选题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概念 |
| 1.3.1 研究范围及对象界定 |
| 1.3.2 基本概念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1.4.1 乡村景观的国内外研究 |
| 1.4.2 乡村聚落景观的国内外研究 |
| 1.4.3 相关理论依据及技术规范 |
| 1.4.4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2 主要理论和技术研究探索 |
| 2.1 多视图影像三维重建技术 |
| 2.1.1 多视图影像三维重建技术研究背景 |
| 2.1.2 重建技术实现路径 |
| 2.1.3 三维重建实践探索 |
| 2.1.4 应用于乡村景观设计的优势 |
| 2.2 空间句法理论与技术研究 |
| 2.2.1 空间句法的基本概念 |
| 2.2.2 空间句法的发展应用 |
| 2.2.3 基于空间句法的空间形态分析思维 |
| 2.3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 |
| 2.4 形状指数法 |
| 2.5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环境特征及样本分类研究 |
| 3.1 黑龙江乡村演化及发展概况 |
| 3.1.1 乡村形成及演化 |
| 3.1.2 村镇发展现状 |
| 3.1.3 乡村与城市的区别 |
| 3.2 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环境特征研究 |
| 3.2.1 自然环境特征 |
| 3.2.2 人文环境特征 |
| 3.3 乡村典型样本村落的选取 |
| 3.3.1 研究对象筛选界定 |
| 3.3.2 地域典型样本选取结果 |
| 3.3.3 研究样本城乡分布数量 |
| 3.4 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分类及价值特征 |
| 3.4.1 样本村落调研方式及数据来源 |
| 3.4.2 典型样本村落分类研究 |
| 3.4.3 乡村聚落景观的价值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影响因素与分布特征 |
| 4.1 样本村落选址空间分布密度 |
| 4.1.1 黑龙江典型村落选址分布 |
| 4.1.2 样本村落市级分布密度 |
| 4.2 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的影响因素 |
| 4.2.1 自然环境影响因素 |
| 4.2.2 人文环境影响因素 |
| 4.3 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特点 |
| 4.3.1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 |
| 4.3.2 传统村落分布 |
| 4.3.3 国家级生态村分布 |
| 4.3.4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分布 |
| 4.3.5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分布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典型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与分类特征 |
| 5.1 乡村聚落边界空间形态 |
| 5.1.1 乡村聚落边界空间形态量化指标 |
| 5.1.2 样本村落边界空间形态 |
| 5.1.3 村落边界空间形态驱动因子分析 |
| 5.2 乡村聚落街巷空间形态 |
| 5.2.1 基于集成度的街巷空间形态特征 |
| 5.2.2 基于可理解度街巷空间形态 |
| 5.2.3 聚落景观空间融合形态特征 |
| 5.3 乡村聚落院落空间形态 |
| 5.3.1 乡村院落空间布局 |
| 5.3.2 院落空间格局形态 |
| 5.3.3 院落景观要素空间形态 |
| 5.3.4 公共及绿化空间景观形态 |
| 5.4 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典型特征分类 |
| 5.4.1 空间形态结构角度分类 |
| 5.4.2 村落价值特征角度分类 |
| 5.4.3 区位关系角度分类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典型县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实证研究 |
| 6.1 案例概述及分布密度 |
| 6.1.1 选取缘由 |
| 6.1.2 林口县典型聚落样本村的选取 |
| 6.1.3 村落空间分布形态密度分析 |
| 6.2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影响要素 |
| 6.2.1 自然环境影响因素 |
| 6.2.2 人文环境影响因素 |
| 6.3 林口县示范村景观空间形态研究 |
| 6.3.1 典型村落分布特点 |
| 6.3.2 样本村落边界形状指数界定 |
| 6.3.3 村落边界形态特征分析 |
| 6.3.4 样本村落空间集成度分析 |
| 6.3.5 空间可理解分析 |
| 6.4 实践方案优化指导 |
| 6.5 本章结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 |
| (二)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 |
| 1.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特殊性 |
| 2. 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经验与对策 |
| (三)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相关研究 |
| 1. 国外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 2. 国内关于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的研究 |
| (四) 社区建设政策相关研究 |
| (五) 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社区建设与社区建设政策 |
| 1. 社区建设 |
| 2. 社区建设政策 |
| (二) 政策执行及社区建设政策执行 |
| (三) 民族地区 |
| 二、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
| (一) 理论根基 |
| 1. 行动者的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 政策执行中的央地关系:戈金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型 |
| 3. 民族社区建设的价值内核: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
| (二) 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
| 1. 分析框架的构建 |
| 2. 基本假设 |
| (三) 案例选择 |
| 1. 湘西简介 |
| 2. 政策案例的选取 |
| 第三章 实质性规制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矫正为例 |
| 一、作为实质性规制政策的社区矫正政策 |
| (一) 实质性规制政策 |
|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政策背景与历史沿革 |
| 1. 社区矫正的勃兴 |
| 2. 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 |
| 二、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过程 |
| (一) 湘西州社区矫正机构体系 |
| (二) 各行动主体的权力资源 |
| (三) 社区矫正中官方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
| (四) 案例说明 |
| 1. 社区矫正人员重犯的化解 |
| 2. 社区矫正人员规范训练 |
| (五)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价 |
| 三、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社区矫正政策的损失嵌入性和自主性 |
| 1.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 2. 社区矫正政策具有较弱的自主性 |
| (二) 湘西州社区矫正政策执行逻辑:合作执行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四章 程序性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环境建设为例 |
| 一、作为程序性政策的社区环境建设 |
| (一) 程序性政策 |
| (二) 社区环境建设的背景及历史沿革 |
| 1. 社区环境建设的时代背景 |
| 2. 社区环境建设的实践历程 |
| 二、美丽湘西在社区中的执行 |
| (一) 社区管理体制 |
| (二) 资源支撑 |
| (三) GD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政策过程 |
| 1. GD社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 |
| 2. GD社区环境建设的主要行动 |
| 3. GD社区环境建设的经验 |
| (四)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建设工作评价 |
| 1.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效果评价体系简述 |
| 2.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过程 |
| 3. 社区开展美丽湘西工作评估结果分析 |
| 三、湘西州社区环境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美丽湘西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 1.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 2. 美丽湘西政策具有较低的自主性 |
| (二) 社区建设美丽湘西的行动逻辑:行政性执行 |
| 1. 管理体制机制在社区建设美丽湘西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 2. 资源支撑不足限制了美丽湘西的有效执行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五章 再分配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 以湘珏州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
| 一、作为再分配政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 (一) 再分配政策 |
| (二) 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演进过程 |
| 二、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运行过程 |
| (一) 湘西农村社区低保政策的执行类型 |
| (二)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一以D社区为例 |
| (三)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 3. 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绩效结果 |
| 三、湘西州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社区低保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 1.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损失嵌入性 |
| 2. 社区低保政策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
| (二) 湘西社区低保政策行动逻辑:变通执行 |
| 1. 农村社区低保政策执行中各利益相关者的道德风险 |
| 2. 优势联盟的形成及影响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分配性发展政策的执行类型分析:以湘西州社区养老为例 |
| 一、作为分配性发展政策的社区养老政策 |
| (一) 分配性发展政策 |
| (二) 社区养老的政策历程 |
| 二、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过程 |
| (一) 福利供给者的职责发挥与探索性行动 |
| (二) 社区养老服务递送项目案例:从老年饭桌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
| (三) 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评价 |
| 1. 指标体系的设计 |
| 2. 选取区域、数据的获取与基本信息 |
| 4. 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评价 |
| 5. 对社区养老供给工作的评价 |
| 6.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
| 三、湘西州社区养老政策执行类型分析 |
| (一) 社区养老政策的损失嵌入性与自主性 |
| 1.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低的损失嵌入性 |
| 2. 社区养老政策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
| (二) 湘西社区养老政策行动逻辑: 探索性执行 |
| 1. 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
| 2. 资源配置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影响 |
| 四、小结与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一、比较案例总结 |
| 二、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一: 社区田野调查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问卷调查 |
| 附录三: GD社区田野调查报告 |
| 一、GD社区简介 |
| 二、GD社区之发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6）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
| 二、选题范围与主要概念阐释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社会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价值导向 |
| 第一节 源于乡愁的文化记忆 |
| 一、乡愁记忆的文化属性 |
| (一)乡愁记忆与乡愁文化 |
| (二)乡愁记忆的隐喻价值 |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内涵与表征 |
| (一)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丰富内涵 |
| (二)传统中国乡愁文化的情感表征 |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发生的多维视角 |
| (一)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现代性源流 |
| (二)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全球化语境 |
| (三)当代江南乡愁文化的地方性因素 |
| 第二节 文化记忆理论与当代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建构 |
| 一、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兴起及视角 |
| (一)记忆研究的兴起 |
| (二)文化记忆理论视角 |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意义 |
| (一)江南村镇空间作为回忆文化的激活器 |
| (二)江南村镇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 |
| 三、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价值取向 |
| (一)天人合一: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思想之本 |
| (二)文化认同:江南村镇文化价值重塑的内在力量 |
| 第三节 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 |
| 一、文化记忆与村镇空间的情境映射机制 |
| (一)文化记忆影响着景观情境的空间属性 |
| (二)景观情境与文化记忆是一个相互映射的共生系统 |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目标与评价 |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目标定位 |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目标实现路径和评价标准 |
| 三、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系统架构 |
| (一)社会责任: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出发点 |
| (二)融合共生: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系统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时空维度: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多元融合的生成语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一、地形地貌是成就江南村镇水乡格局的核心要素 |
| (一)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决定了江南村镇聚落择址的多态性 |
| (二)水岸互生是平衡江南动态变迁的内在要因 |
| 二、运河贯通是维系江南村镇聚落兴衰的人工智慧 |
| (一)江南运河的疏浚沟通为江南村镇发展奠定了基础 |
| (二)大运河成为维系江南区域与国家命脉的重要枢纽 |
| 三、水乡生态是影响江南农业景观变迁的重要条件 |
| (一)江南“塘浦圩田”农业景观的形成 |
| (二)江南水乡生态与审美观念变迁的依存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 一、早期工业化与江南市镇 |
| (一)世界经济史大背景中的江南早期工业化 |
| (二)活跃繁荣市镇网络下的江南村镇 |
| 二、传统工匠技术与江南老行当 |
| (一)传统工匠:江南产业技术理论的学科化 |
| (二)百业寻踪:江南老行当里蕴含的记忆密码 |
| 三、集社合一的水乡市镇 |
| (一)宏观视野下城乡交融的江南社会 |
| (二)微观视角下集社结合的江南茶馆 |
| 第三节 文化观念对江南传统村镇景观形态的影响 |
| 一、江南文化之源的学理性依据 |
| (一)江南文化的原始发生与溯源 |
| (三)江南文化的审美诗性与通达精神 |
| 二、影响传统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生成的多元要素 |
| (一)多元互补思想观念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 (二)自给自足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江南村镇环境生态观 |
| 三、信仰习俗交融共生的江南村镇文化生态格局 |
| (一)江南民间信仰互动制衡的内外力量 |
| (二)习俗与信仰和谐统一的村落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媒介维度:江南村镇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的设计转换 |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与转换 |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类型选择 |
| (一)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原则 |
| (二)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 |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转换设计 |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转换设计的思维过程 |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系统分类 |
| 第二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物质符号系统 |
| 一、点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基本单位 |
| (一)传统江南村镇建筑形制及语言溯源 |
| (二)江南水乡古镇公共区域主要节点景观 |
| 二、线空间: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构成秩序 |
| (一)村镇结构演化规律 |
| (二)河街线性空间组合秩序 |
| 三、面空间: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平面组织 |
| (一)传统江南民居院落平面组合类型 |
| (二)传统江南村镇建筑立面结构要素 |
| (三)传统江南村镇区域网络系统 |
| 第三节 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非物质符号系统 |
| 一、意象系统与指示性景观语言符号 |
| (一)从心理认知地图到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导览地图 |
| (二)文化记忆导向下当代乌镇景观语言符号系统的建构 |
| 二、文本系统与象征性景观语言符号 |
| (一)衷情江南耕读文化的园林造景 |
| (二)文字、图像中隐含的景观语言符号 |
|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在景观中的应用 |
| 三、仪式系统与体验性景观语言符号 |
| (一)诗意雅致的视觉体验 |
| (二)悠扬婉转的听觉体验 |
| (三)水晶晶的触觉与生活体验 |
| (四)江南美食的嗅觉与味觉体验 |
| (五)综合的感知与整体的体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功能维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的设计策略 |
| 一、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融合共生”系统的关联因素 |
| (一)记忆客体:“融合共生”的江南村镇景观空间 |
| (二)记忆主体:“融合共生”的乡建文化共同体 |
| 二、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系统的情境重构策略 |
| (一)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 (二)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 (三)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 第二节 关联类比式:生态型景观的情理互通 |
| 一、乡土景观与乡村基质的关联策略 |
| (一)乡土景观的自然生长 |
| (二)乡土建筑的跨时空链接 |
| 二、文化景观与文脉原型的类比策略 |
| (一)文化原型保护 |
| (二)地域原型抽象 |
| (三)文脉类型转换 |
| 第三节 语境约定式:产业型景观的情景互融 |
| 一、当代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的结构转型与拓展 |
| (一)江南村镇产业景观结构的转型 |
| (二)江南城镇化关联空间的拓展 |
| 二、现代农业景观文科融合的赋能策略 |
| (一)农业景观人文化 |
| (二)农业生态智能化 |
| (三)关联机制系统化 |
| (四)产业空间整合化 |
| 三、工业遗存景观穿越时空的语境策略 |
| (一)传统工坊交互式语境 |
| (二)工业文化创意式语境 |
| (三)乡土技艺博物馆探究式语境 |
| 第四节 象征隐喻式:生活型景观的情境互生 |
| 一、乡愁时空:江南村镇空间记忆的唤醒策略 |
| (一)乡:乡愁文化记忆的物质性 |
| (二)愁: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性 |
| (三)时:乡愁文化记忆的历时性 |
| (四)空:乡愁文化记忆的共时性 |
| 二、回归日常:当代江南村镇生活型景观情境的互生策略 |
| (一)从物境到心境:典型江南村镇的“慢生活”模式 |
| (二)从乡情到乡恋:回归日常生活的“乡村民宿+”模式 |
| (三)从形式功能到人文精神:作为象征性景观的“乡村节庆”模式 |
| (四)从原生到腾飞:跨界融合的“校地协同”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点 |
| (五)研究框架及基本思路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概述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概述 |
|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 |
|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 |
|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 |
| (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概述 |
| 1.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概念 |
| 2.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对象 |
| 3.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点 |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
|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
| 2.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素质保证 |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 2.列宁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 1.毛泽东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 2.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
| 3.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 |
| (一)小康社会建设初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1979 年-2002 年) |
| 1.小康社会建设初期社会发展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
| 2.小康社会建设初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 |
|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02 年-2012 年) |
|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
|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 |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12 年-今) |
|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
|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 |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及问题原因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进展 |
| 1.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比较健全 |
| 2.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聚焦于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3.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不断壮大 |
| 4.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
| 5.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尽力贴近农民生活 |
| 6.思想政治工作载体不断丰富 |
| 7.思想政治工作取得较明显实效 |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
| 1.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
| 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时代性创新性针对性还不足 |
| 3.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载体亲和力还不够 |
| 4.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体现不明显 |
|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责任感尚需提高 |
| 2.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还难以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要求 |
| 3.新时代农村农民的变化增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
| 4.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还不健全 |
| 5.社会各方面支持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不够 |
|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认知策略 |
| (一)提高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1.提高领导干部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2.提高思政工作者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 3.提高广大农民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必要性的认识 |
| (二)明确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 |
| 1.促进农民素质现代化 |
| 2.为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 |
| (三)遵循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
| 1.坚持以农民为中心 |
| 2.解决思想问题与利益问题相结合 |
| 3.喜闻乐见、简便易行 |
| 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策略 |
| (一)丰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
| 1.以“五信”为主线的理想信念教育 |
| 2.以“三大战略”为重点的形势政策教育 |
| 3.以“三治结合”为体系的乡村治理教育 |
| 4.以“两山”理论为导向的生态文明教育 |
| (二)优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 |
| 1.在现代村规民约重构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
| 2.在多样化的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工作 |
| 3.在促进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
| 4.利用新媒体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覆盖面和实效性 |
| (三)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
| 1.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机制 |
| 2.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机制 |
| 3.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机制 |
| (四)提升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 |
| 1.新时代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
| 2.提高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的主要途径 |
| (五)构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环境 |
|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
| 2.加强农村党的领导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
| 3.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 4.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
| 5.加强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发现、选择与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建设高效率的智慧法院 |
| 1.1.2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改革 |
| 1.1.3 小结:背景反映的问题意识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基本要素和其必要性 |
| 1.2.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中的原则、方法与选取因素 |
| 1.2.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问题、因素与完善 |
| 1.2.4 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述评 |
| 1.2.5 小结: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的必由之路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3.1 基本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潜在的不足 |
| 第2章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基本原理 |
| 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本体论 |
| 2.1.1 裁判说理:司法论证的实践理性 |
| 2.1.2 说理依据:裁判理由的事实样态 |
| 2.1.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内涵 |
| 2.1.4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构造 |
| 2.1.5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与裁判依据的关系 |
| 2.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独立价值 |
| 2.2.1 无“依据”则无“说理” |
| 2.2.2 事实与规范的连结点 |
| 2.2.3 同案同判的理性尺度 |
| 2.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知识来源 |
| 2.3.1 说理依据的显性知识来源 |
| 2.3.2 说理依据的隐性知识来源 |
| 2.3.3 说理依据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来源 |
| 第3章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现状实证 |
| 3.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发现的现状:基于访谈样本 |
| 3.1.1 依靠个人经验发现依据 |
| 3.1.2 法官缺乏检索依据技能 |
| 3.1.3 存在说理依据库的需求 |
| 3.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取的现状:基于问卷样本 |
| 3.2.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需要说理依据的情形 |
| 3.2.2 选取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整体思路 |
| 3.2.3 可选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主要类型 |
| 3.2.4 影响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选取的因素 |
| 3.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适用的现状:基于案例样本 |
| 3.3.1 说理没有说理依据 |
| 3.3.2 说理均有说理依据 |
| 3.3.3 部分说理没有说理依据 |
| 3.4 小结:说理依据发现难、选择难、适用不当 |
| 第4章 民事裁判文书须要说理依据的适用情形 |
| 4.1 证据审查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1.1 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须要说理依据 |
| 4.1.2 证明标准须要说理依据 |
| 4.1.3 证据三性须要说理依据 |
| 4.1.4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须要说理依据 |
| 4.2 事实认定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2.1 审查诉称事实进入法律事实须要说理依据 |
| 4.2.2 认定事实及确认事实争点须要说理依据 |
| 4.2.3 根据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须要说理依据 |
| 4.2.4 采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须要说理依据 |
| 4.3 法律适用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3.1 法律漏洞出现时须要说理依据 |
| 4.3.2 法律适用争议时须要说理依据 |
| 4.3.3 法律规范竟合时须要说理依据 |
| 4.4 自由裁量说理阶段须要适用说理依据 |
| 4.4.1 运用自由裁量权须要说理依据 |
| 4.4.2 自由裁量所考虑因素须要说理依据 |
| 第5章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发现方法:以知识图谱为模型 |
| 5.1 从法律发现到说理依据发现 |
| 5.1.1 发现的内涵 |
| 5.1.2 法律发现的内涵 |
| 5.1.3 说理依据发现的内涵 |
| 5.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知识图谱构建 |
| 5.2.1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信息抽取 |
| 5.2.2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融合 |
| 5.2.3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加工 |
| 5.2.4 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知识更新 |
| 5.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知识图谱的应用 |
| 5.3.1 说理依据的发现Ⅰ:构建说理依据库 |
| 5.3.2 说理依据的发现Ⅱ:优化说理依据检索 |
| 5.3.3 说理依据的发现Ⅲ:降低法官说理风险 |
| 第6章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选取准则:以宪法规范为例证 |
| 6.1 选取准则Ⅰ: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合法性 |
| 6.1.1 形式合法性:合乎现行法律 |
| 6.1.2 实质合法性:实现法律效果 |
| 6.2 选取准则Ⅱ: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必要性 |
| 6.2.1 弥合法律的漏洞:缺位—弥合模式 |
| 6.2.2 回应当事人诉求:诉求—回应模式 |
| 6.3 选取准则Ⅲ: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可行性 |
| 6.3.1 具有客观性:说理依据本身无须再证 |
| 6.3.2 具有一致性:说理依据之间不相冲突 |
| 6.4 小结:新类型依据成为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判定 |
| 第7章 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适用机制: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
| 7.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理论基础 |
| 7.1.1 心理契约:法官与法院间的隐性心理期待 |
| 7.1.2 助推理论:法院激励法官的隐性行为策略 |
| 7.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心理机制 |
| 7.2.1 心理契约形成:愿用说理依据 |
| 7.2.2 心理契约维护:敢用说理依据 |
| 7.2.3 心理契约履行:用好说理依据 |
| 7.3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能动适用的助推机制 |
| 7.3.1 简化机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繁简”分流 |
| 7.3.2 纠正机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体例灵活调整 |
| 7.3.3 默认机制: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辅助生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外文译着 |
| (二)外文文献 |
| (三) 中文着作 |
| (四) 中文报刊 |
| (五) 学位论文和报告 |
| (六) 电子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件 |
| 附件1: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访谈提纲 |
| 附件2: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研究访问卷 |
（10）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及主题 |
| (一) 传统农村社区、空心化及其转型的可能路径 |
| (二) 少数民族扶贫与异地搬迁、自发移民 |
| (三) 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后的“嵌入式”生活 |
| 二、研究回顾与述评 |
| (一) 有关嵌入研究的回顾与梳理 |
| (二) 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与自发移民 |
| (三) 少数民族流动背景下的民族互动研究 |
| (四)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社会治理研究 |
| (五)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的内容、价值、概念与思路 |
|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的价值和创新 |
| (三)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田野点介绍 |
| (一) 县域经济社会概况 |
| (二) 宝乡经济社会概况 |
| 第一章 宝乡的空心化及彝胞的嵌入 |
| 第一节 民工潮与宝乡空心化 |
| 一、民工潮的形成与农村空心化 |
| 二、宝乡汉族的人口迁出及农村空心化 |
| 第二节 社会网牵引下彝胞的自发移民与嵌入 |
| 一、彝胞的自发移民与全面嵌入 |
| 二、彝胞自发移民过程中的社会网运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土地的流转与利用 |
| 一、彝胞对宝乡闲置土地的利用 |
| 二、闲置土地再利用的价值及其不确定性 |
| 第二节 从荞麦、背篓到水稻和扁担 |
| 一、种植内容的变化: 从荞麦到水稻 |
| 二、种植工具的变化: 从背篓到扁担 |
| 第三节 农村里的兼业型农民工 |
| 一、城镇化与汉族农民工回流创造的兼业机会 |
| 二、农村里的“兼业型”农民工 |
| 三、兼业过程中的纠纷及底层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汉语的使用、习得及情境选择 |
| 一、彝胞在宝乡的日常语言使用 |
| 二、彝胞在宝乡的汉语习得 |
| 三、特殊情境下的语言使用 |
| 第二节 礼物交换: 从有来无回到礼尚往来 |
| 一、有来无回的礼物 |
| 二、有来有往的礼物交换 |
| 三、彝汉双方礼物交换的逻辑 |
| 第三节 留守与流动: 儿童的“战争与和平” |
| 一、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
| 二、汉族留守儿童与彝族流动儿童的日常交往 |
| 三、汉族留守儿童与彝族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族文化调适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另类”服饰的演变与融合 |
| 一、彝族服饰的传统特征 |
| 二、彝胞服饰的呈现及汉族人的反应 |
| 三、彝族服饰向汉族融合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阴宅”恐惧与泛神信仰 |
| 一、凉山彝族的泛神化宗教信仰 |
| 二、彝胞泛神化信仰在宝乡的呈现 |
| 三、彝胞泛神化信仰在宝乡的演变逻辑 |
| 第三节 难以组织的火把节 |
| 一、火文化对凉山彝族的重要性 |
| 二、难以组织的火把节 |
| 三、“冷落”火把节的背后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彝汉互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帮工”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 |
| 一、彝胞各种形式的“帮工”行为 |
| 二、由“帮工”所呈现的社会关系 |
| 三、“帮工”改进社会关系的拓展分析 |
| 第二节 并不成功的民族通婚 |
| 一、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的探讨 |
| 二、并不成功的民族通婚案例 |
| 三、不成功的通婚呈现出的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非常难得的守望相助 |
| 一、从互帮互助到守望相助 |
| 二、守望相助背后的交往选择 |
| 三、守望相助背后的深层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彝汉互动背后的农村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提供帮助”还是“让人头疼”: 嵌入式生活的治理难题 |
| 一、治理难题的具体表现 |
| 二、治理难题的形成原因 |
| 三、治理难题背后的深层因素 |
| 第二节 “店大欺客”还是“客大欺店”: 治理中的主客反转 |
| 一、主客反转的诱因及文化基础 |
| 二、主客反转的治理方法与逻辑 |
| 三、主客反转引申出的治理反思 |
| 第三节 服务型治理的对策建议 |
| 一、当前宝乡的农村治理体系 |
| 二、彝胞的服务型需求 |
| 三、可能的服务型治理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 三、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四、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四、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理性思考——从肇源县三个民族乡生态环境变化想到的（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乡成立以来河源漳溪畲族社会变迁研究[D]. 戴嘉玲.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2]黑龙江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研究[D]. 李彦雪. 东北林业大学, 2021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民族地区政策执行的类型研究 ——以湘西州社区建设为例[D]. 唐菁阳. 山东大学, 2020(02)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D]. 汪瑞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6)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 张录全.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8)
- [9]民事裁判文书说理依据的发现、选择与适用研究[D]. 郑令晗. 湘潭大学, 2019(12)
- [10]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D]. 陈世海.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