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影响中国的跨国公司（论文文献综述）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1]（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刘超[2]（2020）在《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选址决策?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的有利推动,各国如何制定合适的引资政策?由此形成的各国彼此间为争夺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竞拍战”对各国福利又有何影响?针对竞争流动资本的理论框架是否同样适用于分析各国之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给政府决策层在对内招商引资、优化外资配置,为企业管理者更有效的进行海外投资决策、避免海外投资风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实际意义所在。现有文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多,但通常局限于潜在东道国的本身禀赋和政策环境,而忽略他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产生的竞争效应,即没有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研究所谓的“国际税收竞争”,并不单指政府使用税收手段来争夺FDI,而是包括了各种补贴、退税、土地优惠、建立经开区等大量政策优惠手段来吸引FDI,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此,本文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解决两方面问题:在实证方面,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纳入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回答了存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形下,跨国公司的FDI选址决策是如何确定的;在规范方面,本文将不存在国际税收竞争情况下的FDI区位选择视为基准模型,回答了国家或地区参与到国际税收竞争时各方的福利变化是怎样的。本文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国际税收竞争分析框架中的“企业竞拍战”（bidding for firms）模型,即H-W模型（Haufler&Wooton,1999）,而不是国际税收竞争分析常用的ZMW模型（Wilson,1986;Zodrow&Mieszkowski,1986）或者K-K模型（Kanbur&Keen,1993）,这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外商直接投资这一种生产性投资,以在东道国建厂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传统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研究对象多为流动资本,因此并不适用于本文。本文从典型事实出发,选取了政治因素、边际成本和中央政府调控三个角度,以Haufler和Wooton（1999）、Ma（2017）构建的FDI政策竞争模型为基础,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在政治因素层面,本文在考虑存在特殊利益集团游说的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以及福利分析,在拓展部分,进一步考虑了要素市场定价机制改变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文章在这一部分关注了国外常见的集体行为——利益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政府以改变政府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从而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影响跨国公司最终的选址结果。那么相应的,本文同时关注了东道国政府腐败程度在国际税收竞争中的表现,这是以往同类研究不曾关注过的问题。第二,在生产成本层面,本文在考虑了存在边际劳动成本差异的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以及福利分析,在拓展部分,进一步考虑了小国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文章在这一部分讨论了市场规模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以及就业创造效应三者的交互作用在FDI政策竞争中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该研究结果能够为目前大量外资撤离中国、涌向东南亚国家的典型事实提供一个全新的阐述视角。第三,在多级政府结构层面,本文将传统国际税收竞争模型中常见的纵向税收引入到文章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引资竞争中发挥的“纠错”效应。文章在这部分更多关注的是福利分析,即中央政府如何制定均衡税收政策来避免地方政府间进行FDI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引导国家总福利实现最优目标;在拓展部分,本文进一步设计了纵向转移支付机制来解决上述结果中存在公平和效率问题。此外,该部分一个额外的发现是:以地方政府引资竞争的视角,明晰了中央政府设立经济开发区的动机,从而有助于缓解盲目重复建设经开区的问题。通过上述分析论证,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关于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市场规模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发现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行为增加了小国想要得到FDI的动机,因此在FDI竞争中小国有机会克服市场规模效应赢得FDI竞争;无论哪个国家得到FDI,其国家福利和全球总福利均有所下降,造成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一国对FDI的评价超出了FDI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诱发原因是该国的政治献金数额非常高或者该国政府的腐败程度非常高;如果一国能够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定价权,就可以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扭曲”的配置效率和国家福利,从而帕累托弱改进了FDI竞争均衡结果。第二,关于劳动成本差异、非自愿失业、市场规模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发现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国际税收竞争并没有改变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条件,但是影响了参与国福利,研究表明,竞争双方均有可能赢得FDI竞争且均有可能从FDI竞争中提高本国福利,但如果本国在竞争中吸引外资的相对优势不足够明显,竞争双方同样存在即使得到FDI,但损失了国家福利的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出现,从全球总福利视角来看,由于各国对FDI的评价等于FDI给改国家带来的福利改进,因此国际税收竞争的结果是具有配置效率的。第三,关于中央政府调控、地方引资竞争、转移支付制度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论证了中央政府能够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消除地方政府陷入“企业竞拍战”带来的福利损失,并且中央政府干预可以使FDI竞争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更加具有效率。无论地方政府以本地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自身税收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中央政府均有能力在均衡中实现国家福利最优。此外,如果地方引资竞争程度较低,中央政府出于限制竞争设立经开区的动机较弱,如果地方引资竞争程度较高,那么中央政府有强烈动机出台具有差异化的建立经开区政策,以引导不同类型外资的有效配置。在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国资本开放水平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央政府运用经济手段修正“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逐底竞争”以及合理布局经济开发区选址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FDI萎靡的局面下,保持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应是政府较为关注的目标,本文结论指出,像过去简单地依靠以激励为主的地方财政补贴和区别内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并不可取,一是由于这些政策多被地方政府所控制,缺乏透明度和游戏规则,容易引起地方政府间的逐底竞争从而扭曲市场价格,二是该做法实际上是直接牺牲本土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间接地换取GDP增加,导致资源无效率浪费。
胡述聚[3]（2020）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格局、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网络是近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但目前尚未形成基于网络理论或融合网络因素的区域经济新理论。在区域经济网络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研究区域经济网络现象对于拓展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促进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最发达、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促进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网络视角剖析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复杂的结构关系、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以及网络化的形成机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长江三角洲地区复杂的经济联系,识别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本文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域经济“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最明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从区域间经济联系产生的本质——企业联系出发,基于企业总部分支关系大数据对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与演变、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以及网络化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尝试建立区域经济网络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尝试建立了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动态演化模型,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第二,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过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企业联系视角下区域经济网络化一般过程和网络组织模式。第三,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基于3053024条企业大数据,以及由140669个公司总部及其269442个分公司所组成的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数据,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全文共分6章,前3章是理论研究,后3章为实证研究,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国内外研究综述。本章首先对论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科学严谨的界定,并对相似概念进行了区别。其次,通过文献分析对国内外区域经济网络的理论发展脉络和主要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综述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对比和评述。第二章是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对网络科学、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相关理论的总结和梳理,将本文的理论基础归纳为网络理论和区域空间网络化理论,并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切入点。第三章是区域经济网络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区域关系研究的中心地范式和网络范式进行了总结和对比。随后尝试建立了一个包含分工演进、运输成本变化、规模报酬递增、多部门企业在内的区域空间结构动态演变模型,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孤立发展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的一般过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第四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及演变进行了分析。基于由140669个公司总部以及269442个分公司所组成的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数据,从网络节点性、网络连通性以及网络子群结构三个方面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和演变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进行了剖析。首先从城镇空间格局演变、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经济空间格局演变以及产业空间演变四个维度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人口过程、经济过程、产业过程进行了分析。其次,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整体网络以及部分典型产业网络化过程的剖析归纳了企业联系视角下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网络的组织模式。第六章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采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从人口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对外经济联系、市场力、行政力、产业因素7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从历史因素与路径依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产业集聚与扩散、产业分工与协作以及政府规划协调6个方面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化、网络化,区域经济呈现显着的“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2、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3、区域经济网络节点和轴线具有显着的层级特征,网络节点和轴线的等级与城市原有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密切相关。4、区域经济网络化是一个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孤立发展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人口先集聚后分散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发展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是一个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增强的过程;区域经济网络化也是一个渐进的,具有层级特征的构建过程。5、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是由同等级城市间的水平联系网络和不同等级城市间的垂直联系网络构成的。6、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固定因素和可变因素。人口因素、交通因素、经济因素、产业因素是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前期因素,而对外经济联系、行政力则是影响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后期因素。7、历史因素和路径依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历史基础;产业分工与协作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纽带;产业集聚与扩散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基本动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外部推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物质载体;政府规划的协调引导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张宁月[4]（2020）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与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1984年12月6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属于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本文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转型与动力机制,并建立了层次结构模型。采用文献研究法、相关性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对层次结构模型进行完善和检验。运用协调度模型,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评价开发区转型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协调度,以及其内外部动力的整体功能和发展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深入挖掘了影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动力综合强度的因素,对开发区转型动力评价指标进行障碍度分析。本文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转型,以及其他自由经济区的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基于全文研究,本文做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协调度属于初级协调。从发展水平来看,二者的协调发展度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内部动力较弱型。通过对影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得出了十个主要障碍因子。在2005年到2017年间,这十个障碍因子变化不大,说明这些障碍因子对园区转型的影响持续时间长。提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动力综合强度,首先要保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加快建设第三产业,吸引高端人才,提高人才待遇,同时要兼顾内外资平衡,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型园区。
尚运生[5]（2019）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现象愈演愈烈,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高达906.04亿美元,已经对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和中国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基于统计数据,测算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规模（即企业数量）,分析外资企业撤资状况,研究外资企业撤资的原因,测算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情况,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可以区分为投资和撤资两个方面。学术界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开始时间较早,且研究成果颇丰。而对跨国公司撤资行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多数研究是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从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全球生产网络调整、撤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撤资过程、撤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规模的研究较少。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是跨国公司将资本撤回母国或转移到第三国进行投资。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并将贸易摩擦作为外资企业撤资的一个影响因素或外生变量。此外,本文尝试着提出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从外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假定外资企业的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出外资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最优资本存量时,可以得出外资企业的撤资规模。该理论将成本因素、东道国国内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国内外技术进步因素、国外政策因素、危机冲击因素、贸易摩擦因素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本文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资企业的成本、税收水平、税收优惠程度等微观环境因素,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水平、贸易摩擦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均对外资企业的撤资行为产生显着影响。另外,基于中国统计数据,本文也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就业、税收、国际收支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及创新点包括:计算了历年的外资企业撤资占比数据,测算了全国、分行业、主要省市的外资企业撒资数量;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并分析了贸易摩擦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建立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所产生的影响情况。
付正[6]（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熊立春[7]（2019）在《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机制、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认为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为伴,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正成为产品分工生产的最新模式,国际分工协作程度更高,生产工序分割更为精细。在此背景下,作为制造业中的重要一环,木材产业也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世界各国分工协作生产木材产品也更加明确,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木材产业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受益,也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受惑。首先,尽管中国木材产业已嵌入全球价值链,但木材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程度尚不明确。其次,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下,木材产业出口贸易总额的核算存在偏误,重复计算和国外增加值被纳入到本国出口中,导致出口贸易额统计被高估,为此,有必要核算出中国木材产业的真实出口贸易增加值。与此同时,木材产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价值链攀升,其攀升的动力机制也有待进一步识别。最后,中国木材产业是继续按照现有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范式参与国际分工,还是通过价值链重构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攀升路径值得探索。为此,本研究以木材产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了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现状,测度了其贸易收益及其增长的驱动因素,测算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其攀升的驱动因素,并重构了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最终得出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动力机制与攀升路径,以期为中国木材产业、贸易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现状分析表明:中国木材产业主要以后向参与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整体上无论前向参与度还是后向参与度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较低水平。实证分析木材产业前向和后向参与度的动因发现,外贸依存度,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森林租金占GDP比重是影响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城市化率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影响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重要因素。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测度及其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表明:在总出口特征上,国内增加值是木材产业出口增加值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占总出口的80%以上,木材加工业的国内增加值率略高于造纸业。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也发现以往传统贸易核算方式下导致的统计误差不容小觑,国外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占15%以上的比重。另外,从木材贸易出口国别来看,美国是当前中国木材产业出口的最大市场,年均出口额达25亿美元以上。在双边出口增加值的解构上,中国正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与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贸易增值能力相对占优。此外,影响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的因素分析表明,贸易成本、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影响木材产业及其细分行业贸易收益增长的关键因素。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及其攀升的动力机制分析表明:2000-2014年中国木材产业总体处于43个主要样本经济的中端位置,其中,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要高于木材加工业,木材加工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中端水平,造纸业分工地位处于中端偏上水平。实证分析得出,木材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技术创新是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核心因素。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分析表明:通过价值链重构或能建立有效的攀升路径,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分析验证了驱动木材产业及其细分行业贸易收益和分工地位攀升的核心因素能够影响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能力的提升,贸易环境（外贸依存度）、制度环境（经济自由度）也可能影响其重构能力的提升。其次,刻画了木材产业从代工生产、贴牌生产,模仿、合作生产,自主创新、产业升级阶段到掌握国际话语权等四个阶段的价值链重构实现攀升的完整路径演化过程。最后,提出了中国木材产业如何通过价值链重构实现攀升的启示。
董志敏[8]（2019）在《美国对缅甸制裁政策研究（1988-2010）》文中指出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后,美国向缅甸提出民主与人权等要求,对缅甸实施制裁二十余年。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制裁政策并未取得成功,这一观点甚至得到奥巴马政府的确认。随着2010年缅甸举行多党制大选,缅甸民主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美国开始放松部分制裁。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美国制裁与缅甸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文章运用文献梳理法,以《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等报道分析为切入点,配合相关学术文章、报告、数据资料等,梳理1988—2010年间美缅外交间的联系与互动,厘清美国对缅制裁政策的大致走向及相关细节,并研究其他国家对美国制裁政策的参与和反应,判断他国对美国制裁政策产生的影响。同时,文章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结合美缅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探索美国对缅开启及调整制裁政策的动因,着重分析美国制裁对缅甸产生的影响,以此评价美国对缅制裁政策的效果。文章认为,美国经常变化对缅甸的制裁政策,既有较为宽松和零散的制裁阶段,也有经过强化的制裁收紧阶段,美国在缅利益是其出台及调整制裁政策的根本动因。一方面,冷战结束前夕美国主要关注前苏联及欧洲国家,无暇过多关注缅甸,另一方面,美国不愿放任缅甸形势自由发展,削弱美国日后在亚洲推行民主的“正当性”。加之,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制裁缅甸并未达成共识,美国对缅制裁政策呈现阶段性特征:1988—1997年间,美国对缅甸的制裁较为松散;1997—2008年间,美国对缅甸制裁处于不断强化阶段。强化制裁的措施是多方面的,涵盖经济、政治和外交、军事等领域。美国的制裁对缅甸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体现在经济方面:援助禁令让缅甸得不到美国援助,也令其难以获得国际组织的援助;投资禁令让缅甸难获得美方的新投资,也让一些原有投资缅甸的美国跨国公司颇受波及;贸易禁令更是让缅甸服装制造受到较大的影响,大量人员因此失业。与此同时,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制裁让缅甸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经常碰壁,美国联合西方国家限制与缅甸的交往,压缩了缅甸的国际活动空间,即便有邻国们的帮助,其发展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美国多年的制裁措施对缅甸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加剧了缅甸的各类困境,并阻碍缅甸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持。没有美国的首肯,缅甸难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相应的贷款或者援助,难以借助除邻国外的国际力量发展自身。缅甸军政府为摆脱困境,多次在民主、人权、毒品等方面释放善意,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些“善意”的改变正是民主化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对缅甸的制裁政策并不如主流观点所言的失败,而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缅甸民主化的推动因素之一。当然,美国以制裁输出民主的做法具有明显的工具化倾向,且从其实践观察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意义,需引起高度警惕。依据缅甸国内民主与人权变化趋势及美国在缅甸利益,可以预见,制裁将继续在美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原媛[9]（2019）在《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伴随着区域间劳动力、生产技术等经济增长要素的空间流动,市场、政策及制度的作用,导致区域间经济增长迅速。然而我国在IFDI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在空间维度上出现了地区间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区吸收IFDI的程度存在显着差异的情况,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这种不均衡的IFDI空间集聚也阻碍了我国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IFDI空间集聚效应的空间分布差异、形成动因与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对全面提升我国整体IFDI空间集聚效应、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且对IFDI的总体和空间分布的数据进行分析描述,总结IFDI空间集聚特点,进而把握我国IFDI空间集聚的变化情况。其次从市场、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等直接动因和政策、政治宏观环境等间接动因说明IFDI空间集聚效应的形成机制,从本地市场、示范模仿、合作推动、要素流动、辐射带动、技术溢出描述作用机制以及分析作用机制产生的效应。然后通过测算区位熵指数和Moran’s I指数从空间集聚度和空间自相关性两个角度出发,探讨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其次构建影响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最后根据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提升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的对策建议。通过空间集聚效应测算和实证结果分析发现:（1）我国IFDI和IFDI空间集聚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局部地区空间集聚特征显着,表现出一定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特征。区域内集聚特征较明显,表现了空间相关性,而对本省和其他省域地区也会产生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2）面板数据均通过平稳性检验后,变量集聚效应、教育水平、市场成长潜力、政府投资均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着正向影响。（3）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发现各变量对本省和周边邻近省份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作用不同。为了显着提高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提出加强和创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平台、整合教育资源夯实人才培养、推动特色产业提升集聚效应、调整市场规模培育外资增长新优势、政府因地制宜提供政策引导等对策建议。
田孟[10]（2019）在《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呈现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al Value Chains,GVC）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的关键作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双向挤压”。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高估,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大谈“中国威胁论”。正在重构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制造业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如何?是处于控制地位还是处于被控制地位?是否已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针对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甚至相反。本文认为,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但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数据,还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全面地考评。不能仅根据出口总量的多少,而应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情况、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根据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WIOT）,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依次递进地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技术含量视角四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进行系统的刻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共包括7章,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已有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主要包括: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概念和基本模型。第3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认识最早也开始于对中间品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章在跨国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来检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间品进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中间品出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以及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目的地进行分析,找出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对比分析中国作为中间品供应者的作用和作为中间品使用者的作用,是前者大于后者,还是后者大于前者;中国是否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总之,通过中间品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中的地位进行衡量。第4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碎片化”,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问题,仅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值已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真实对外贸易情况,需要从增加值的角度来核算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实际获利情况。出口增加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反映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本章在第3章中间品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分解,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出口总值中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其次,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进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进口总值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然后,根据对制造业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计算海关统计口径下和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净额,找出两种核算口径下净出口的差额,科学地衡量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最后,对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第5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在上一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来探究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究竟是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国际比较。第6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除了要衡量其出口获利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制造业只有具备了持续的竞争能力,才能具有控制整个价值链的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本章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基于生产工序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对比。最后,对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政策和对策提供理论依据。第7章:结论与展望。主要就整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一总结,并说明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概括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中间品贸易视角来看,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口以中间品为主,出口则以最终品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加工贸易特征,说明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不过,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最终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细分行业看,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计算机光电行业,出口中间品最多的也是该行业。我国中间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下同）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则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2）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以2009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V”形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在不断提高;虽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日益提高。通过对海关统计口径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进行测算及对比发现,海关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被远远夸大了,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净出口额远远小于海关统计口径下的净出口额。对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2000-2008年,最终品出口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中间品出口则成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相比于2000-2008年,技术进步对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数量对促进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3）从参与方式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主要还是以后向参与为主,但前向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后向参与度在不断降低,说明中国正在由后向关联逐渐向前向关联转变。加之进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出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逐渐地从使用中间品的基地向提供中间品的基地转变。（4）从技术含量的视角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低端向技术中高端攀升,虽然与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明显表现出向美日两国逐渐收敛的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总体说来,中国制造业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还是技术含量视角,均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盈利能力正在提高,参与方式也正在由后向关联向前向关联转变,技术竞争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出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爬升的趋势。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目前学者们多从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来研究一国或部门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再加之使用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难以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本文从依次递进的四个方面---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以及技术含量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评价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得到的结论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2）采用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延长了考察期的时间跨度,提高了研究的时效性,能够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新态势。不但可以对比分析入世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而且能够观察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态势。通过对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程度的研究,可以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3）不同于其他学者仅侧重于对贸易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本文不但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而且还测算了制造业进口总值的国外及国内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将海关统计口径与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制造业的净出口值进行对比。通过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由于存在着“重复”计算,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字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除贸易双方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受益者。（4）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变动和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首先,结构分解技术非常适宜考察行业之间的联系;其次,它可以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特点,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最后,相比于其他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更便于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点。当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数据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表只有43个国家（地区）,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社会经济帐户（SEAs）中缺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因此在测算出口产品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总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精确性,不过对更为重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未有影响。三是在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时我们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劳动生产率指标明显优于前期学者们所使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是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选择其他更加科学的指标。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2）未对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存在行向平衡和列向平衡关系,进行价格缩减没有统一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如果对不同行业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则会影响到投入产出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关系。二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故虽未进行价格缩减,但对研究和测算结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
二、2000年影响中国的跨国公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影响中国的跨国公司（论文提纲范文）
（1）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问题和主要观点 |
| 1.5 本文创新之处 |
| 1.6 本文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税收外部性理论 |
| 2.1.1 横向税收外部性 |
| 2.1.2 纵向税收外部性 |
| 2.2 产业空间布局理论 |
| 2.2.1 杜能农业区位理论 |
| 2.2.2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 |
| 2.2.3 廖什市场区位理论 |
| 2.2.4 艾萨德空间经济与区位理论 |
| 2.2.5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际税收竞争:流动资本 |
| 2.3.2 国际税收竞争:跨国公司 |
| 2.3.3 政治因素与FDI区位选择 |
| 2.3.4 劳动成本与FDI区位选择 |
| 2.3.5 国内税收竞争 |
| 2.3.6 述评 |
| 第3章 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研究 |
| 3.1 问题提出 |
| 3.2 模型设定 |
| 3.2.1 需求、生产和政府行为 |
| 3.2.2 行动时序 |
| 3.2.3 支付 |
| 3.3 考虑单边议价的政策竞争模型 |
| 3.3.1 市场竞争行为与FDI配置分析 |
| 3.3.2 两个博弈:政府行为与特殊利益集团游说 |
| 3.3.3 福利分析 |
| 3.4 引入讨价还价的政策竞争模型 |
| 3.4.1 环境设定和初步分析 |
| 3.4.2 均衡和福利分析 |
| 3.5 若干讨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劳动成本、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研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模型设定 |
| 4.2.1 需求和生产 |
| 4.2.2 政府行为 |
| 4.2.3 行动时序 |
| 4.3 缺失政策竞争时跨国公司的选址 |
| 4.3.1 均衡分析 |
| 4.3.2 福利分析 |
| 4.4 考虑政策竞争下的FDI区位选择 |
| 4.4.1 均衡分析 |
| 4.4.2 福利分析 |
| 4.5 失业与劳动法豁免权 |
| 4.5.1 环境设定 |
| 4.5.2 均衡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引资竞争与中央政府调控效应研究 |
| 5.1 问题提出 |
| 5.2 模型构建 |
| 5.3 地区间不存在FDI竞争的情况 |
| 5.3.1 考虑中央政府采取对称政策 |
| 5.3.2 考虑中央政府采取非对称政策 |
| 5.4 地方政府参与FDI政策竞争的情况 |
| 5.4.1 考虑中央政府采取对称政策 |
| 5.4.2 考虑制定有利于优势地区的政策 |
| 5.4.3 考虑支持劣势地区的政策 |
| 5.4.4 部分小结 |
| 5.5 纵向转移支付 |
| 5.5.1 环境设定 |
| 5.5.2 均衡分析 |
| 5.5.3 转移支付还是地方竞争? |
| 5.6 地方政府变为收入最大化型政府 |
| 5.6.1 当中央政府采取对称政策 |
| 5.6.2 当中央政府采取支持优势地区的政策 |
| 5.6.3 当中央政府采取支持劣势地区的政策 |
| 5.6.4 比较和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第三章涉及的引理和命题证明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格局、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复杂网络 |
| 二、城市网络 |
| 三、区域经济网络 |
| 四、区域经济网络化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区域经济网络的理论发展脉络 |
| 二、企业联系视角的经济网络研究 |
| 三、要素流动视角的经济网络研究 |
| 四、社会文化视角的经济网络研究 |
| 五、引力模型视角的经济网络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的对比及评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的对比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主流的网络分析工具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网络理论 |
| 一、城市网络理论 |
| 二、复杂网络理论 |
| 三、社会网络理论 |
| 第二节 区域空间网络化理论 |
| 一、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 |
| 二、卡斯特的流空间理论 |
| 三、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网络化理论 |
| 四、陆大道的区域空间网络化理论 |
| 五、其他学者的区域空间网络化理论 |
| 第三节 理论切入点 |
| 一、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 |
| 二、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 |
| 三、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
| 第三章 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网络研究范式 |
| 一、传统的区域关系研究范式 |
| 二、区域关系的网络研究范式 |
| 三、中心地范式与网络范式的对比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理论分析 |
| 一、对现有空间经济理论及建模策略的分析 |
| 二、理论假设及合理性解释 |
| 三、企业视角的区域经济网络化过程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 |
| 一、自然差异、历史因素和路径依赖 |
| 二、交通、通信技术的进步 |
| 三、要素集聚与扩散机制 |
| 四、空间相互作用机制 |
| 五、产业分工机制 |
| 六、制度因素与区域政策 |
| 第四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与演变 |
| 第一节 研究区概况及空间范围界定 |
| 一、研究区概况 |
| 二、研究区空间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城市间经济联系测度 |
| 一、研究视角与行业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三、经济联系测度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节点分析 |
| 一、网络度中心性分析 |
| 二、网络中间中心性分析 |
| 三、网络节点层级分析 |
| 第四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连通性分析 |
| 一、长江三角洲经济网络密度分析 |
| 二、长江三角洲内部经济网络分析 |
| 三、长江三角洲对外经济网络分析 |
| 第五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子群结构分析 |
| 一、1990年网络子群结构分析 |
| 二、2000年网络子群结构分析 |
| 三、2010年网络子群结构分析 |
| 四、2017年网络子群结构分析 |
| 第五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及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城镇体系演变过程 |
| 一、长江三角洲城市首位度变化 |
| 二、长江三角洲城镇等级规模变化 |
| 三、长江三角洲建设用地空间演变 |
|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人口演变过程 |
| 一、人口集聚测度 |
|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空间集聚变化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经济演变过程 |
| 一、经济空间格局演变测度 |
| 二、经济总量和经济重心变化 |
| 三、人均GDP空间格局演变 |
| 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 |
| 第四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产业专业化演变过程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区域专业化测度 |
| 三、长江三角洲区域产业专业化演变 |
| 第五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发展阶段及网络组织模式 |
| 一、不同网络节点的功能分析 |
| 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发展阶段 |
| 三、企业联系视角下的区域经济网络组织模式 |
| 第六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 |
| 第一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变量选取与指标体系构建 |
|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
| 三、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形成机制 |
| 一、历史因素与路径依赖 |
| 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 |
| 四、产业集聚与扩散 |
| 五、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
| 六、政府规划的协调引导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中存在的问题 |
| 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与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开发区发展转型的理论基础 |
| 2.1 经济成长阶段理论 |
| 2.2 产业集群理论 |
| 2.3 区域分工贸易理论 |
| 2.4 自由经济区演化规律理论 |
| 第三章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背景 |
| 3.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阶段 |
| 3.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优势 |
| 第四章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动力机制研究 |
| 4.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动力评价模型构建 |
| 4.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动力协调度评价 |
| 4.3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方向研究 |
| 5.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内外动力分析 |
| 5.2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转型方向探讨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4 创新点 |
| 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状况分析 |
| 2.1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数据的选择 |
| 2.2 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撤资状况 |
| 2.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案例 |
| 2.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统计数据状况 |
| 2.5 小结 |
| 3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成因:理论分析 |
| 3.1 影响外资企业撤资的理论文献回顾 |
| 3.2 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 |
| 3.3 外资企业撤资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4 小结 |
| 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假说 |
| 4.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3 小结 |
| 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 5.1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方面的影响 |
| 5.2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就业方面的影响 |
| 5.3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税收方面的影响 |
| 5.4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影响 |
| 5.5 小结 |
| 6 总结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目录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机制、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分析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相关概念、研究对象和数据说明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研究对象界定 |
| 1.4.3 数据来源说明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国际分工理论 |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 2.1.3 产业升级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进展 |
| 2.2.2 全球价值链攀升经验研究进展 |
| 2.2.3 文献述评 |
| 3 木材产业贸易发展现状:传统贸易视角 |
| 3.1 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
| 3.1.1 世界林产品贸易市场概况 |
| 3.1.2 中国林产品贸易市场概况 |
| 3.2 木材产业进出口贸易概况 |
| 3.2.1 中国木材产业进出口贸易概况 |
| 3.2.2 世界与中国木材产业进出口贸易比较 |
| 3.3 中国木材产业出口贸易特征分析 |
| 3.4 中国木材产业出口贸易结构与竞争力分析 |
| 3.4.1 木材产业出口贸易结构变化 |
| 3.4.2 木材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木材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现状:增加值贸易视角 |
| 4.1 理论基础 |
| 4.2 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
| 4.3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算 |
| 4.4 木材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动因 |
| 4.4.1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驱动因素 |
| 4.4.2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驱动因素 |
| 4.4.3 稳健性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木材产业贸易收益测度: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 |
| 5.1 理论基础 |
| 5.2 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及其应用 |
| 5.3 木材产业增加值贸易总出口分解 |
| 5.3.1 增加值贸易分解:总产业层面 |
| 5.3.2 增加值贸易分解:细分行业层面 |
| 5.4 木材产业增加值贸易的出口国别分解 |
| 5.4.1 出口主要国家增加值分解 |
| 5.4.2 双边木材产业增加值贸易分解 |
| 5.5 本章小结 |
| 6 木材产业贸易收益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
| 6.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6.1.1 贸易成本对木材产业贸易增长的影响 |
| 6.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木材产业贸易增长的影响 |
| 6.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4 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木材产业分工地位攀升的驱动因素分析 |
| 7.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7.1.1 出口产品质量对木材产业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 |
| 7.1.2 技术创新对木材产业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 |
| 7.2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 |
| 7.2.1 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
| 7.2.2 国内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现状 |
| 7.2.3 国际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现状 |
| 7.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7.5 稳健性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8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分析 |
| 8.1 理论分析 |
| 8.1.1 基本假设 |
| 8.1.2 分析思路 |
| 8.2 实证检验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8.3 木材产业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可能性 |
| 8.3.1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演化分析 |
| 8.3.2 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启示 |
| 8.4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及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8）美国对缅甸制裁政策研究（1988-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和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五、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美国对缅制裁的过程(1988—2010) |
| 第一节 美国对缅松散制裁阶段(1988—1997) |
| 一、观察形势中的制裁探索 |
| 二、决心进行干预后的制裁实施 |
| 三、重建信任后的制裁松弛 |
| 第二节 美国对缅强化制裁阶段(1997—2009) |
| 一、信任骤降后的加重制裁 |
| 二、再度失望下的全面制裁 |
| 三、回应新抗议的补充制裁 |
| 第三节 美国对缅制裁调整阶段(2009—2010) |
| 一、在缅利益变化驱动美国反思制裁政策 |
| 二、多重限制制约美国调整制裁政策进度 |
| 第二章 美国开启及调整对缅制裁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美国开启对缅制裁的背景分析 |
| 一、缅甸在美国外交中的位置 |
| 二、美国制裁缅甸的动因分析 |
| 三、美国选择制裁手段的原因 |
| 第二节 美国对缅制裁松散的背景分析 |
| 一、冷战尾声美国难以聚焦缅甸 |
| 二、越战后美国有意忽视东南亚 |
| 三、缅甸军政府的行为有待观察 |
| 第三节 美国对缅制裁变化的背景分析 |
| 一、美国强化对缅制裁的背景 |
| 二、美国对缅全面制裁的背景 |
| 三、美国调整对缅制裁的背景 |
| 第三章 美国对缅甸制裁政策的内容 |
| 第一节 美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 |
| 一、美国对缅甸的经援限制 |
| 二、美国对缅甸的投资限制 |
| 三、美国对缅甸的贸易限制 |
| 第二节 美国对缅甸的外交和政治制裁 |
| 一、美国对缅甸的外交制裁 |
| 二、美国对缅甸的直接政治制裁 |
| 三、美国对缅甸的间接政治制裁 |
| 第三节 美国对缅甸的军事制裁 |
| 一、美国对缅甸武器军售的限制 |
| 二、美国对缅甸军事培训的限制 |
| 三、美国对缅甸军事援助的限制 |
| 第四章 美国对缅制裁政策的效果评价 |
| 第一节 影响美国对缅制裁效果的因素 |
| 一、美国国内反应导致制裁的强弱 |
| 二、缅甸对美国的依赖性与反抗性 |
| 三、美国结成多边制裁的有效程度 |
| 第二节 美国各阶段制裁目标实现情况 |
| 一、松散制裁阶段美国制裁目标实现情况 |
| 二、强化制裁阶段美国制裁目标实现情况 |
| 三、调整制裁阶段美国制裁目标实现情况 |
| 第三节 美国制裁与缅甸民主化的关系 |
| 一、美国制裁给缅甸造成的负面影响 |
| 二、美国制裁负面影响对缅甸民主化的推动作用 |
| 三、美国解除制裁利处对缅甸民主化的鼓励作用 |
| 第五章 美国对缅制裁政策的变化及走向 |
| 第一节 美国对缅制裁的缓慢放松 |
| 一、美国对缅制裁放松的过程及影响 |
| 二、美国对缅制裁放松及取消的原因 |
| 三、美国对缅制裁法案和行政令的走向 |
| 第二节 美国制裁放松缓慢的原因 |
| 一、放松对缅制裁需考虑缅甸情况 |
| 二、放松对缅制裁需弥合府院分歧 |
| 三、放松对缅制裁需兼顾国内外影响 |
| 第三节 制裁仍将在美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
| 一、缅甸民族和解问题极易引发美国关注 |
| 二、缅甸民族和解进程难在短期圆满完成 |
| 三、美国仍将运用制裁回应对缅甸的不满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9）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的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我国IFDI发展现状分析 |
| 2.1 我国IFDI的总体分布 |
| 2.1.1 IFDI增长情况 |
| 2.1.2 IFDI投资方式变化 |
| 2.1.3 IFDI来源国分布 |
| 2.2 我国IFDI的空间分布 |
| 2.2.1 IFDI的规模分布 |
| 2.2.2 IFDI的产业分布 |
| 2.2.3 IFDI的企业分布 |
| 2.3 我国IFDI空间集聚特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形成动因与作用机制分析 |
| 3.1 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形成动因 |
| 3.1.1 直接动因 |
| 3.1.2 间接动因 |
| 3.2 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作用机制 |
| 3.2.1 直接作用机制 |
| 3.2.2 间接作用机制 |
| 3.2.3 作用机制产生的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的测算 |
| 4.1 我国IFDI空间集聚度分析 |
| 4.1.1 方法选择 |
| 4.1.2 测算过程 |
| 4.1.3 测算结果 |
| 4.2 我国IFDI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择 |
| 5.1.1 指标选取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5.2.1 模型介绍 |
| 5.2.2 模型检验 |
| 5.2.3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提升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和创建区域间交流与合作平台 |
| 6.2 整合教育资源夯实人才培养 |
| 6.3 推动特色产业提升集聚效应 |
| 6.4 调整市场规模培育外资增长新优势 |
| 6.5 政府因地制宜提供政策引导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
| 1.3.2 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 |
| 1.3.3 关于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的研究 |
| 1.3.4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品技术含量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
| 2.1.2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和进口 |
| 2.1.3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来源和定义 |
| 2.2.2 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驱动理论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 |
| 2.3 产业关联与世界投入产出表 |
| 2.3.1 产业关联的相关概念 |
| 2.3.2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
| 2.3.3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 2.3.4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优点 |
| 第3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 |
| 3.1 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1 制造业整体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3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1 制造业整体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3 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4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 |
| 4.1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的理论进展 |
| 4.1.2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2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2.1 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3 小结 |
| 4.3 中国制造业进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3.1 制造业整体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3 小结 |
| 4.4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对比分析 |
| 4.4.1 海关统计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2 贸易增加值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3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进出口差额的对比分析 |
| 4.4.4 小结 |
| 4.5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4.5.1 结构分解分析(SDA)概述 |
| 4.5.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4.5.3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4.5.4 小结 |
| 4.6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1.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种类及涵义 |
| 5.1.2 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2 中国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1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2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1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2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3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 |
| 6.1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 |
| 6.1.1 出口产品包含的总技术含量 |
| 6.1.2 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 |
| 6.1.3 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
| 6.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及分析 |
| 6.2.1 制造业整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3 小结 |
| 6.3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6.3.1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6.3.2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6.3.3 小结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政策含义 |
| 7.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7.2.1 研究局限及不足之处 |
| 7.2.2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2000年影响中国的跨国公司（论文参考文献）
- [1]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2]国际税收竞争与FDI区位选择[D]. 刘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网络化的格局、过程及形成机制研究[D]. 胡述聚.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与动力机制研究[D]. 张宁月.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D]. 尚运生.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中国木材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动力机制、路径选择研究[D]. 熊立春.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8]美国对缅甸制裁政策研究（1988-2010）[D]. 董志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我国IFDI空间集聚效应研究[D]. 原媛.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05)
- [10]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D]. 田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