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论文文献综述）
邓彩霞[1]（2021）在《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灾害风险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也一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人类的减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对自然环境干预范围和深度的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紧张,灾害风险日益加剧。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是一个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于一体的省份,各种传统和非传统、自然和社会的安全风险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青海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当地灾害频发,同时也是全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和基础。青海农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系统脆弱,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被认为是防灾减灾工作的最薄弱地区。青海气象灾害多发,雪灾是青海省畜牧业的主要灾害,全省牧业区每年冬春期间不同程度遭受雪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已成为规律。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现象的影响下,“黑天鹅”型雪灾不但对农牧民安全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形成挑战,而且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刻不容缓。随着情景分析法在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情景分析和构建被认为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农牧社区雪灾的减灾而言,在情景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分析结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以情景分析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极值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实地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情景—任务—能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从致灾因子的分析着手,对青海省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进行识别;其次通过情景要素分析、关键要素选择、情景描述等方面着手对识别的典型灾害进行“最坏可信”情景构建,然后基于典型灾害的情景构建梳理出相应减灾任务,总结归纳出农牧社区不同减灾主体完成减灾任务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条件,并结合现实对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最终分别从规则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行动规划等方面提出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策略。本研究认为随着应急管理体系从“以体系建构”向“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转变,着眼于全方位的能力建设,提升灾害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是农牧社区减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支撑应急全过程,以及应急管理中基础性行动的应急准备是能力建设的抓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这一基础性行动其关键在于一个具备战略能力、拥有良好灾害价值观的领导体系,运用情景构建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完善的规则体系是应急准备、乃至采取应急行动所应遵循的的法定依据和行为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危机应急法规建设是做好农牧社区减灾工作的前提;良好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关键,加强各级政府部门在农牧区减灾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责任,坚持村社本位,实现以农牧民群众为主体,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形成灾害治理的协同格局。完备的知识准备是激发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取和累积灾害知识,形成正确的灾害价值观,占据减灾的主动地位;有针对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减灾专业化,助推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资源准备是农牧社区的减灾保障,构建合理的社区公共应急资源体系关键在于资源结构的优化。优先准备风险级别较高的减灾资源,优化资源存储数量和公共应急资源存储点,做好潜在资源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有限资源效用最大化。农牧社区减灾,规划先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减灾指标体系是青海农牧区减灾管理的“指挥棒”,一项科学周密的专项减灾规划,是农牧区减灾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控制表”。总之,在青海农牧社区灾害治理中,灾害情景构建与分析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典型灾害具象化的“最坏可信情景”,让应急决策者、社区及其成员通过了解当前灾害态势,明确自身管理薄弱点,掌握可控干预节点,做好工作安排和充分的应急准备,预防灾害风险或者遏制灾后事态走向最坏局面。基于情景分析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研究对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农牧社区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实现区域社会平安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杨清[2]（2021）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文中研究指明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自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旨在保护草原生态系统,促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牧民收入的提高。甘肃省河西走廊,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主要区域之一。甘肃省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依据区域特点,综合各类因素,制定了差别性的补奖标准。牧民是生态生产力的直接维护者,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既是被补偿的主体,也是“经济人”,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应。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等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生态补偿的相关文献,对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于2015-2017年连续3年,每年7月,分别对属于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天祝县、肃南县、民乐县、永昌县、民勤县、古浪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等8个县、22个乡镇、94个村的550户牧民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调研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农牧业生产及牧民生计、牧民生态保护意识、牧民对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响应、政策执行及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牧民政策期望等七个方面。基于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认知、行为响应、参与政策的意愿和满意度,对实施不同补偿标准的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在牧民响应和对政策的满意度两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社会效应和综合效应等方面评价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应。最后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为:1.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增长趋势。各县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在波动中小幅优化,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发展的滞后性严重制约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进程。该区域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发展水平最高的肃北县得分1.589,最低的民乐县仅得分-0.650。2.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积极。影响牧民行为响应的因素依据程度大小依次为:草地面积、民族、对政策的了解、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规模和对实施政策效果的评价。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青藏高原区,牧民的草地面积和家庭规模是主要因素,该区域牧民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民族、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家庭收入则是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行为响应的重要因素。3.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牧民对补奖政策的平均满意度为68%,但其参与意愿较高。影响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对政策内容的了解、家庭规模、民族和年龄。影响少数民族牧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以及家庭规模。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影响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迁出草原的意愿、受教育水平和对补偿政策的了解。影响西部荒漠草地区牧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是:对政策作用的评价、对补偿政策内容的了解、对草地的维护以及受教育水平。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综合效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的生态效应最为显着,提升了27.57%,其次为社会效应,提升了19.18%,经济效应最低,仅提升了8.56%。河西走廊各区域政策效应呈现出差异性,生态效应提升幅度最大的为民乐县,社会效应提升最大的为阿克塞县,经济效应提升最大的则为肃北县。从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草地区的比较来看,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效应高于西部荒漠草地区。5.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对策建议。牧民作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在草原生态保护的同时,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和可持续生计能力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基于牧民需求视角,提出以下建议:（1）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偿标准。（2）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3）以畜牧业生产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4）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5）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活方式。（6）统筹系列化改革,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王军亮[3]（2020）在《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天然草地资源非常丰富,总面积达3.93亿hm2,占国土面积的41.41%,居世界第三位。放牧草地面积为3.31亿hm2,占天然草地资源总量的84.27%,是农田面积的2.2倍,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草地资源类型。天然草地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和高原寒带地区,生态系统脆弱。而深居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植被覆盖率仅为40.4%,其中天然草地面积为5725万hm2,占植被覆盖总面积的85.1%,因而天然草地在维护新疆生态安全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新疆放牧草地4800万hm2,是新疆37个牧业及半牧业县极其重要的物质资源和农牧民增收的主阵地,2019年底存栏食草牲畜4616.9万头（只）,出栏4552.3万头（只）,新疆的放牧草地是畜牧业持续发展和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保障人类生存环境、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新疆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超载过牧和、人为活动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干扰甚至掠夺式利用,导致我国放牧草地退化、沙化,养分固持作用减弱,涵养水源能力丢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甚至绝大部分放牧草地被毒害草、劣质植物滋生蔓延,鼠虫病害等生物灾害频发多发,导致放牧草地生产力下降、利用率降低,严重影响草原生产功能。近年来,放牧草地毒害草对牧民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影响国家实施生态保护工程的效果及牧民的脱贫致富。因此,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放牧草地的主要毒害草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对危害严重的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五种主要毒害草,用传统的植物化学方法,对其生物碱成分进行提取和分析,对后三种毒害草颗粒化替代山羊日粮中粗饲料,进行瘤胃发酵和血液指标的影响试验,目的是为减少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危害、发生,为综合防控和利用进行理论和技术上的技术支撑。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及危害调查通过实地调查,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主要分布在伊犁州河谷草原、阿勒泰高山草原、阿克苏荒漠草原、乌鲁木齐市天山北坡草原、博州荒漠草原、巴州塔里木河沿岸荒漠草原、哈密荒漠戈壁草原等70多市县的放牧草地。毒害草种群分布中,主要以醉马芨芨草（Achnatherum inebrians）、乌头（Aconitum）、橐吾（ligularia sibirica）、毒芹（Cicuta virosa）、无叶假木贼（Anabasis aphylla）、小花棘豆（Oxytropisglabra）、变异黄芪（Astragalus variabilis）、骆驼蓬（Peganum harmala）和苦豆子（Sophora alopecuroides）等9种毒害草为优势种,其危害面积约占毒害草危害总面积的80%以上。从区域分布来看,新疆东部干旱荒漠草原以醉马芨芨草和变异黄芪分布为主;新疆南部塔里木河、和田河和叶尔羌河流域以小花棘豆危害分布最广,昆仑山北坡高山草甸草原以黄花棘豆分布为主,巴音布鲁克高寒草甸草原以马先蒿、唐松草、橐吾分布为主,天山南坡平原冲积带荒漠戈壁以无叶假木贼、苦豆子分布为主;新疆北部伊犁河谷草原和阿勒泰山高山草原以乌头、橐吾分布为主,天山北坡平原冲积带荒漠戈壁以无叶假木贼、苦豆子分布为主。可见,新疆天山东部、南部和北部地理地貌和气候特点的差异性,导致毒害草种群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尤其是毒害草种群在海拔1500-2500m垂直范围内分布广,且危害严重。调查发现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发生面积为682.06万hm2,其中轻度危害469.93万hm2,中度危害126.73万hm2,重度危害89.4万hm2,危害放牧家畜的主要毒害草约有44种。其中,在全疆分布造成危害的毒害草有9种,占毒害草总数的20.5%;北疆有25种;南疆有27种。每年数十万放牧牲畜中毒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56亿元。2.南疆放牧草地五种主要毒害草生物碱成分分析在南疆选择引起放牧家畜中毒的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五种主要毒害草,分离提取生物碱,并经GC-MS和UPLC-MS/MS联用仪检测分析,共鉴定出18种生物碱（GC-MS鉴定出6种,UPLC-MS/MS鉴定出12种）。骆驼蓬主要含鸭嘴花酮碱、骆驼蓬灵、骆驼蓬碱、6-甲基哈马兰、6-甲基哈尔满、哈尔明碱、促黑激素N-氧化物和野百合碱;白喉乌头主要含天芥菜碱和倒千里光裂碱;醉马芨芨草主要含新乌头碱、天芥菜碱和倒千里光裂碱;黄花棘豆检主要含新乌头碱、天芥菜碱、倒千里光裂碱、次乌头碱、毛果天芥菜碱N氧化物、克氏千里光碱;碎米蕨叶马先蒿主要含3-乙基石松胺、槐果碱、去甲基蝙蝠葛啡碱和9-甲氧基玫瑰碱。表明这些毒害草含有多种生物碱,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可能是这些生物碱共同作用的结果。3.毒害草对山羊瘤胃功能和血液指标的影响含毒害草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其进食量显着高于对照组,但表观消化率差异不显着;与对照相比,添加毒害草制成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可明显提高山羊瘤胃内的乙酸浓度,同时提高山羊的血红蛋白浓度,试验中各处理间山羊血清中的谷氨酰转移酶、葡萄糖、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均无显着差异;含10%黄花棘豆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其血清中的钾、钠、氯、钙、镁和磷均显着低于其他处理,但天冬氨酸转氨酶和丙氨酸转氨酶活性均显着升高。4.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技术与治理策略按照地貌对新疆天然草地的生态功能进行划分,有针对性地提出毒害草的防控对策。对重要放牧地,优先保证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采用化学防控、轮牧和区域生物防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毒害草治理,辅之栽培草地建设;涵养水源地采用栽培草地与生物防控配合的方法实施;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沙漠化控制和荒漠化控制功能的生态功能区,对毒害草不进行防控,有条件时要进行科学种植与开发,发挥其生态修复功能;对于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畜产品加工和水文调蓄生态功能的毒害草防控主要采取人工与机械的物理防控方法、农牧结合、牧民定居、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方式来进行综合性防控。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治理的策略要充分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价值,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采取相应的综合防制和开发利用措施。一是要正确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作用,不能简单采取清除或灭除的方法。二是要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地超载过牧。三是要大力建设栽培草地,改良天然草场,实现草畜平衡。四是要科学定位毒害草的利与害,挖掘毒害草的潜在利用价值,提升毒害草资源化利用水平。综上所述,该研究比较系统地调查了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的种类与分布,明确了主要优势毒害草种群的区域分布特点。通过对五种主要毒害草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生物碱成分的提取与分析,初步阐明其所含生物碱成分的种类;研究了毒害草颗粒化替代日粮中粗饲料对山羊瘤胃发酵和血液指标的影响,表明按照10%的比例添加制成的草颗粒对山羊的毒性作用较低。提出了新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对策,对指导新疆草地毒害草的科学防控和综合利用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李忠良[4]（2021）在《内蒙古草原文化遗址区域生态风险演变及预估》文中研究表明内蒙古草原作为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极易因为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协同干扰而退化。草原文化遗址作为全面认识游牧民族文明的载体,其区域生态环境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遭受严重破坏,面临严重威胁。因此,亟待建立健全草原文化遗址地区生态风险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遗址地区历史时期的生态风险,预估未来时期不同排放情景下的生态风险,探究气候变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揭示草原文化遗址地区多种风险源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本文以NDVI表征草原文化遗址地区的生态环境,定量归因分析影响NDVI的自然要素（降水、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和人类活动（LUCC）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揭示区域生态环境与气候和LUCC的作用关系。基于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理论,结合“3S”（Remote sensing、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技术,构建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级综合模糊数学模型对成吉思汗陵、元上都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1990-2015年的生态环境进行风险评价,分析风险变化原因,针对区域风险差异提出相应的管控建议和应对措施。结合全球气候模式预估不同排放情景下2020-2045年遗址地区的生态风险,探究其未来风险变化的原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本文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成吉思汗陵、元上都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1982-2016年的NDVI在季节和年尺度上均表现出显着升高趋势。在年尺度上定量分离气候要素与LUCC对遗址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发现降水和最低温是影响NDVI的主导气候因子,LUCC通过改变下垫面是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主导人文因子。在年尺度上,降水对NDVI起决定性作用;在季节尺度上,不同的气候要素都有其最适宜植被生长的区间,植被的生长受到降水和温度的共同控制而发生变化。（2）1990-2015年间,遗址地区均存在生态风险。成吉思汗陵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生态风险增加,元上都遗址地区生态风险下降。成吉思汗陵遗址地区由于气候暖干化、土壤含水量降低以及降水集中度增大导致生态风险的发生和加剧,当地旅游业、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元上都遗址地区由于暖干化气候改变蒸散发,同时过度放牧和草地开垦等加速了草原局部退化。甘珠尔庙遗址地区气候暖干化趋势加剧了植被对水分的依赖程度,影响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过度放牧、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2000年后内蒙古实施生态恢复措施,成吉思汗陵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局部区域的生态风险降低,但总体生态风险依旧较高。元上都遗址地区的恢复措施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气温升高延长了植被生长季,降低了低温冻害的发生频率,生态风险在二者的协同作用下降低。（3）基于CDF-t对CMIP5的14个气候模式进行统计降尺度,分析未来不同RCP情景下3个遗址地区的气候变化趋势。在RCP2.6、RCP4.5和RCP8.5情景下,成吉思汗陵、元上都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的降水在2020-2045年的变化率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三个遗址地区的平均气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在三个情景下的增温速率均超过0.5℃/10a。依据构建的区域生态风险预估指标体系和建立的评价模型,预估遗址地区未来时期不同RCP情景下的生态风险,三个遗址地区在未来不同情景下均为重度风险。其原因在于未来三个地区降水集中度变大,温度升幅超过0.5℃,由此引发的极端事件和土壤干燥加速的协同作用加剧了局部气候变暖,使得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持续加强。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草原文化遗址地区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和技术模型,结合气候模式实现了对区域未来长期生态风险的预估,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对区域生态风险的成因认识、评估和预估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价值。
刘利[5]（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认为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周杰灵[6]（2019）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百年来,美国生猪养殖粪污的治理观念、制度与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观念上,从将生猪粪污当作废弃物到将其视为资产,经历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转变;制度上,从粪肥还田到综合养分管理,经历了种养结合到种养分离,再到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综合养分管理的制度转换;治理方式上,从小规模生猪牧养粪肥治理方式到大规模粪污泻湖系统,再到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经历了经济与环境相互平行、相互冲突、以及协调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生猪养殖方式的不同,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10-1958年间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养殖时期;1959-1971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萌芽时期;1972-1998年间的集约化生猪养殖快速发展时期;1999-2010年间的农工商垂直一体化养殖发展时期。20世纪初,受到资源保护及荒野保护运动的影响,美国人开始从原来那种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价值导向,以疯狂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为表现形式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中转向对自然的欣赏和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并试图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崭新关系模式。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在美国生猪牧养阶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生猪养殖和作物生长都依靠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作物——土地——猪粪尿之间形成密闭的养分循环,能有效防止养分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战争打破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氛围,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猪养殖方式和粪污治理方式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间,美国军工行业开始大批转向民用,农业领域产生新的分工,农业生产全面进入机械化和化学化阶段。原本在战争期间应用哈伯-博施的大批量工业合成氮素方法制造炸药的化工厂纷纷转向生产农用化肥;同时,二战期间被实验证明可以促进农业增产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也开始被大规模地生产和使用。化肥的大量使用割裂了养殖业与种植业之间通过动物粪便还田形成的传统养分循环链条,猪粪被完全当做一种废弃物进行处理。农户处理生猪养殖废弃物所造成的污染问题根据《妨害法》由具有物产保护权的农户自行解决,政府很少干涉,监管上几乎是空白。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新的生猪清粪方式也开始出现。1951年,挪威首次发明使用了漏缝地板技术来取代人工清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种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清粪方式被介绍到美国并被广泛应用于美国的生猪养殖业。漏缝地板技术的出现对于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来说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变革,不仅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也为规模化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9-1971年间,大规模养殖粪污清粪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养殖设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1000头以上的养殖场,集约化养猪开始萌芽。然而,清粪方式改变后的储粪池管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储粪池随着猪舍建设的扩大而扩大,成为了猪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种替代传统储粪池的泻湖储粪系统开始得到开发和应用。随着集约化生猪养殖的发展,美国养殖污染问题开始显现,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其以往的价值观念。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从生物学的角度,用自然选择理论阐述农业过度使用化学产品而人为创造“超级昆虫”和“超级细菌”的恶果,批判了“人类中心论”的自大观点——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不惜与万物竞争,甚至破坏生态系统,成为现代环保运动诞生的导火索。环保运动的推进唤醒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人们更多地提倡与万物协调共生的理念而不是通过诸如消灭不利于人类的物种等利己行为来获得短视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索经济制度的新思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和鲍尔丁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环保制度建设的新观念。科斯通过运用“社会成本”这一概念,考虑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主客观因素,用控制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分析方法来确定环境污染中的责任比重,希望通过最缜密的制度设计来使得稀缺的自然资源流动到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每年从工厂、城市居民、和畜禽养殖场排出的大量污水造成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1972年美国颁布《清洁水法》,首次在全国层面将养殖粪污作为监管的对象。由于当时大部分污水来自于工厂和城市居民的污水排放,美国政府便将工厂、城市居民的污水连同畜禽养殖场的粪污按照点源污染进行政策规范和治理。20世纪80年代,尽管美国废水排污点源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水体的质量并未发生重大改善,非点源污染代替了点源污染成为美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1982-1997年间,美国大规模生猪养殖农场中只有25%左右的饲料养分转化为动物产品,另外约75%的饲料养分存在于生猪粪污中。这些粪肥被施用在养殖场内部有限的农田后,大约有51%的氮素养分和64%的磷素养分超出其农田需用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由于污染治理政策的偏差,环境不公现象开始显现,成为环境正义运动关注的焦点。为应对养殖污染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1999年美国农业部和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畜禽养殖粪污治理统一国家战略,并推出畜禽粪便综合养分管理计划（CNMP）,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将粪污作为养分还田的管理对象,以减少养殖粪污通过农田径流和氨挥发形成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养分管理计划的推行将粪污养分管理从养殖业延伸到了种植业,将种植土地的粪肥施用养分管理也纳入了综合养分管理的范围。在美国农业部的督导下,化肥行业率先引入一种全球通用,具有科学开创意义的4R养分管理制度。这种养分管理制度将化肥养分管理又延伸到了粪肥管理领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农业生产禀赋来不断完善各层面养分管理水平,促使农户采用适合当地条件的最佳肥料管理实践措施,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初,原来在美国东南部地区被广泛应用的泻湖或露天厌氧化粪池（泻湖）系统,因产生氨气排放、臭味、病原体传播、以及水质污染等环境与健康问题而广遭诟病。2000年7月,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影响下,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与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同意开发和使用新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技术来改变原有的储粪系统,集约化养猪环境优先技术（EST）应运而生。环境优先技术是在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环境优先为原则的技术系统。它由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养猪实验基地负责开发并被州政府指定为用来淘汰露天厌氧化粪池的生猪养殖粪污处理系统。而环境优先或环境保护优先原则主要是指“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优先,使主体对环境的保护行为优先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在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百年变迁中,资源禀赋与经济因素、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大国及养殖粪污最多的国家,中国应充分借鉴美国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从观念、制度和技术上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满足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道路。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最主要是在观念上要树立环境优先的理念即在处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时,坚持以环境利益为先的原则;在制度上要推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即将养殖业与种植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政策规范;在技术上要倡导环境优先技术,实现绿色养殖的目标。
阿荣[7]（2017）在《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文中指出区域空间差异揭示了自然环境条件和人文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因地制宜是地理学在实际应用服务领域发挥自身价值的核心理念。通常情况下,区域发展追求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空间配置模式,这往往导致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存在忽略区域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空间均衡状态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空间配置及其空间组合,即区域空间开发与空间保护供给能力匹配状态。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是区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的状态,是区域发展追求的最终期望。区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根据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属性,评价空间承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适宜程度。关于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领域之一。区域空间差异基本规律及空间差异形成的基本机理是什么?区域空间开发不平衡状态如何及驱动机制有哪些?甚至如何缩小区域发展空间差异性?以上问题已经成为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随着区域空间开发失控与无序竞争等问题日益突出,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与实践命题,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是研究解决命题的重要基础。锡林郭勒盟位于蒙古高原南段,是北方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草原生态生态环境系统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和干扰,导致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到破坏。同时,锡林郭勒盟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且煤炭资源大部分适合以露天形式开采。锡林郭勒盟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生态安全”战略并存区,大规模开发矿产资源与大力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均具有必要。忽略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进行不合理开发甚至过度开发,导致工业低效―农牧业停滞―生态环境更差的恶性循环,影响草原牧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研究,实现了在空间均衡视角下,探讨了区域的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及工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空间配置组合,试图回答锡林郭勒盟地区在哪里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哪里保护生态环境?如何真正意义上实现区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空间匹配?等问题。本文以锡林郭勒盟为主要研究靶区,分析区域发展空间差异和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空间匹配和协调状态,通过研究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状态的空间匹配与关联分析,判断区域空间匹配程度,并探索空间不匹配的原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空间均衡视角下的锡林郭勒区域空间开发适宜性模式及其路径选择。全文共6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交代了文章主要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主要研究方法。第二章:理论基础。对人地关系理论、空间均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国内外关于区域发展空间差异性、空间开发适宜性、空间开发强度及资源城市发展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锡林郭勒盟区域开发模式及路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交代了锡林郭勒区域开发理论框架的构建,对空间均衡、区域开发强度及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等相关概念的辨析,并说明了主要内容结构和基本逻辑框架。第三章:锡林郭勒区域发展基本概况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包括锡林郭勒盟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等。第四章: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性和煤炭资源开发强度的空间匹配度分析与评价。首先构建生态敏感性和煤炭资源开发强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全盘评价研究区生态敏感水平和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其次,通过确定研究区生态敏感性与空间开发强度、煤炭资源开发强度的空间组合特征来分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关系;最后,从狭窄的资源环境价值观、政府绩效考核及开发和保护职权分离不够明确等三个方面探讨区域发展空间失衡的根本原因。第五章:锡林郭勒盟地区空间开发适宜性发展模式及其路径选择,首先,总结国内外典型地区开发模式实践借鉴,得出区域空间开发模式的重要启示,为锡林郭勒盟空间适宜性开发模式与路径研究奠定实践基础;其次,构建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锡林郭勒盟地区空间适宜性进行评价;最后,对区域空间适宜性进行分区,并探讨如何实现不同类型地区的空间均衡发展问题。第六章:结论与展望,从主要结论、研究特色和主要创新点、以及文章不足之处与展望等方面对全文进行了汇总。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一）锡林郭勒盟资源开发利用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未出现资源诅咒现象,但缺乏产业支撑,未能有效带动城镇化的质量提升。（二）锡林郭勒盟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草原植被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三）锡林郭勒盟煤炭资源开发强度整体水平较低,空间分布整体上呈东部高、西部低、南部高、北部低的空间特征。（四）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性整体上较高,分布规律为从东向西由轻到高过渡排列的特征。（五）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性与煤炭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失匹配现象明显,其影响因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而制度安排是空间失匹配的根源因素之一。（六）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性较低,需要限制开发甚至禁止开发。（七）要实现区域空间均衡状态下的空间适宜性开发模式,则需要区域促进以工业化开发为主导的政策制度向以注重可持续发展主导特征的发展制度安排转移。
王薇[8]（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凡东[9]（2012）在《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系统分析》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方面重视的程度不断增加,我国畜牧业的生态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生产取得了快速发展和进步,但生产规模的快速膨胀的同时,又带来了许多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成为了影响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畜牧资源不能得到科学开发和有效利用,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畜牧业生产方式有待加快转变,生态畜牧产品消费理念还未形成。这些问题产生原因复杂,而又相互联系和影响,因此明晰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内涵、结构及作用机理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从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分析和构建阐述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问题。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畜牧业生态经济理论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分析对比了国内外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为明晰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方向,明晰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要素、内在结构及其作用机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撑。本文重点分析了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子系统构成,利用系统动力学分析了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内在要素因果关系和整体系统的内在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仿真软件对潍坊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运行进行了仿真,探析了潍坊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趋势和建议。综合上面研究分析,对我国畜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对策建议。
刘鑫渝[10]（2011）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二、21世纪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社区减灾能力研究 |
| 1.2.2 情景分析法相关研究 |
| 1.2.3 情景分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用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设计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灾害情景分析 |
| 2.1.2 农牧社区 |
| 2.1.3 社区减灾能力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情景分析理论 |
| 2.2.2 危机管理理论 |
| 2.2.3 极值理论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基于“情境—任务—能力”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分析框架 |
| 2.3.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基于致灾因子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1 农牧社区孕灾环境分析 |
| 3.1.1 农牧社区自然环境 |
| 3.1.2 农牧区社会经济状况 |
| 3.2 农牧社区致灾因子分析 |
| 3.2.1 气象致灾因子 |
| 3.2.2 地质致灾因子 |
| 3.2.3 生物致灾因子 |
| 3.3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分析 |
| 3.3.1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表现 |
| 3.3.2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 |
| 3.3.3 农牧社区灾情分析 |
| 3.3.4 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情景构建 |
| 4.1 农牧社区的雪灾情况 |
| 4.1.1 雪灾的成因及影响 |
| 4.1.2 近年来青海雪灾事件 |
| 4.1.3 雪灾区域选择 |
| 4.2 农牧社区特大雪灾情景构建 |
| 4.2.1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构建的参数分析 |
| 4.2.2 基于极值理论的关键情景参数选择 |
| 4.2.3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描述 |
| 4.2.4 雪灾演化过程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灾害情景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任务与能力分析 |
| 5.1 农牧社区多元减灾主体 |
| 5.1.1 政府组织 |
| 5.1.2 社区组织 |
| 5.1.3 居民个体 |
| 5.1.4 社会力量 |
| 5.2 基于雪灾情景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分析 |
| 5.2.1 基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区常规减灾任务 |
| 5.2.2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任务识别 |
| 5.2.3 雪灾情景下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 |
| 5.2.4 基层政府雪灾减灾任务归属 |
| 5.3 基于任务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分析 |
| 5.3.1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能力分析 |
| 5.3.2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方案设计 |
| 5.3.3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模型 |
| 5.3.4 农牧社区雪灾能力矩阵分析 |
| 5.3.5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实践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能力构建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对策 |
| 6.1 规则准备:提升制度运行能力 |
| 6.2 组织准备:提升应对协调联动能力 |
| 6.3 资源准备:提升持续保障能力 |
| 6.4 知识准备:激发农牧社区减灾动力 |
| 6.5 行动规划:增强行动执行能力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和学术贡献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学术贡献 |
| 7.2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 第一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2 第二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3 第三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4 青海省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 |
| 附录5 |
| 附录6 青海农牧区雪灾减灾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7 青海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公众评判 |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区域 |
| 1.3 研究前提 |
| 1.3.1 “经济人” |
| 1.3.2 “社会人” |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述 |
| 1.5.2 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 1.5.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
| 1.5.4 比较分析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 |
| 2.1.2 公共产品理论 |
| 2.1.3 外部性理论 |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5 生态伦理理论 |
| 2.2 国外生态补偿内涵及实践模式 |
| 2.2.1 国外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 2.2.2 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2.3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模式 |
| 2.3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3.1 国内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 |
| 2.3.2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及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 3.1 河西走廊PESREn复合系统协调性评价 |
| 3.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 3.1.2 PESREn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 3.1.3 PESREn复合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 |
| 3.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评价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 |
| 3.2.2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
| 3.2.3 草原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牧民参与行为特征分析 |
| 4.1 调查基本情况 |
| 4.1.1 调查区域的选择 |
| 4.1.2 调查区域概况 |
| 4.1.3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 |
| 4.2 牧民的社会特征 |
| 4.3 牧民的经济特征 |
| 4.4 牧民的生态意识 |
| 4.5 牧民对政策的认知 |
| 4.6 牧民的生产行为 |
| 4.7 草地流转与牧民移民倾向 |
| 4.8 政策的监管 |
| 4.9 牧民对政策的评价和期望 |
| 4.10 小结 |
| 第五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 5.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模型检验 |
| 5.2 牧民行为响应及影响因素 |
| 5.2.1 牧民行为响应 |
| 5.2.2 影响因素 |
| 5.3 牧民行为响应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 6.1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1.1 变量选取及描述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6.2 牧民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
| 6.2.1 牧民的满意度 |
| 6.2.2 影响因素 |
| 6.3 牧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
| 6.3.1 青藏高原区 |
| 6.3.2 西部荒漠草地区 |
| 6.3.3 少数民族地区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分析 |
| 7.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效应测度 |
| 7.2.1 经济效应 |
| 7.2.2 生态效应 |
| 7.2.3 社会效应 |
| 7.2.4 综合效应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牧民需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优化对策建议 |
| 8.1 以区域差异为依据,细化生态补奖标准 |
| 8.2 以技术补偿为主,探索生态补偿集体奖励制度 |
| 8.3 以集约化经营为方向,逐步实现放牧与舍饲养殖相结合 |
| 8.4 以延长产业链为突破口,实现草原经济三产融合 |
| 8.5 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保障,转变牧民生产生活方式 |
| 8.6 以系列化改革为手段,建立生态补偿配套制度 |
| 第九章 讨论、结论与展望 |
| 9.1 讨论 |
| 9.2 结论 |
| 9.3 创新点 |
| 9.4 下一步研究计划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草原生态补偿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在学期间参与课题 |
| 致谢 |
（3）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及生态安全 |
| 1.1 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1.1 国外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1.2 我国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1.3 新疆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2 天然草地畜牧业的生态安全 |
| 1.2.1 国外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发展现状 |
| 1.2.2 我国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发展现状 |
| 1.2.3 新疆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 |
| 第二章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
| 2.1 天然草地资源特征 |
| 2.1.1 水分与热量的组合状况决定草地在地表的分布 |
| 2.1.2 草原植物种群与特征 |
| 2.2 草地退化及草地退化程度评价 |
| 2.2.1 天然草地退化 |
| 2.2.2 天然草地退化程度评价 |
| 2.3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及退化类型 |
| 2.3.1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 |
| 2.3.2 我国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及危害 |
| 2.4 天然草地退化成因分析 |
| 2.4.1 自然因素 |
| 2.4.2 人为因素 |
| 第二篇 试验研究 |
| 第三章 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调査研究 |
| 3.1 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分布与危害调查 |
| 3.1.1 北疆片区的基本情况 |
| 3.1.2 材料与方法 |
| 3.1.3 调查结果 |
| 3.2 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分布及危害调查 |
| 3.2.1 南疆片区的基本概况 |
| 3.2.2 材料与方法 |
| 3.2.3 调查结果 |
| 3.3 讨论 |
| 3.3.1 北疆片区天然草地毒害草因生态环境差异而分布不同 |
| 3.3.2 放牧牲畜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或区域性 |
| 3.3.3 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危害严重,部分地区仍在持续 |
| 3.3.4 要更加重视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的生态价值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南疆放牧草地五种主要毒害草生物碱成分分析 |
| 4.1 采样地区基本概况 |
| 4.2 试验材料 |
| 4.2.1 植物来源 |
| 4.2.2 主要仪器及试剂 |
| 4.3 生物碱提取与鉴定 |
| 4.3.1 生物碱提取 |
| 4.3.2 气质联用和液质联用检测 |
| 4.3.3 生物碱成分鉴定 |
| 4.4 结果 |
| 4.4.1 骆驼蓬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2 白喉乌头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3 醉马芨芨草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4 黄花棘豆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5 碎米蕨叶马先蒿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5 讨论 |
| 4.5.1 植物生物碱与毒性形成的关系 |
| 4.5.2 不同种类植物生物碱对动物毒性的种属差异 |
| 4.5.3 毒害草毒性成分检测技术比较 |
| 4.5.4 毒害草资源化利用前景分析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3种毒害草对山羊瘤胃功能和血液指标的影响 |
| 5.1 试验材料 |
| 5.2 试验方法 |
| 5.2.1 试验日粮 |
| 5.2.2 试验设计 |
| 5.2.3 测定指标 |
| 5.2.4 数据统计 |
| 5.3 结果 |
| 5.3.1 干物质及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变化 |
| 5.3.2 瘤胃内发酵性状的变化 |
| 5.3.3 血液指标的变化 |
| 5.4 讨论 |
| 5.4.1 毒害草经过适当加工可作为饲料来源 |
| 5.4.2 毒害草添加对山羊瘤胃发酵性状的影响 |
| 5.4.2 毒害草添加对山羊血液指标的影响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技术与治理策略 |
| 6.1 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现有虽技术 |
| 6.1.1 人工防控技术 |
| 6.1.2 机械防控技术 |
| 6.1.3 物理防控技术 |
| 6.1.4 化学防控技术 |
| 6.1.5 生物防控技术 |
| 6.2 天然草地毒害草治理策略 |
| 6.2.1 正确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作用 |
| 6.2.2 合理利用天然草地生态功能区 |
| 6.2.3 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地超载过牧 |
| 6.2.4 科学定位毒害草利与害,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
| 6.2.5 加大科技投入,避免草地恶化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名录 |
| 附录2: 新疆天然草地主要草原类型 |
| 附录3: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种类 |
| 附录4: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地理分布图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内蒙古草原文化遗址区域生态风险演变及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2.1 内蒙古草原文化遗址区域概况 |
| 2.2 研究模型和方法 |
| 2.3 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的建立 |
| 2.4 数据资料介绍 |
| 2.5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草原文化遗址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
| 3.1 草原文化遗址区域NDVI变化特征分析 |
| 3.2 NDVI变化定量归因分析 |
| 3.3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遗址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
| 3.4 区域气候对遗址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成吉思汗陵、元上都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生态风险评价 |
| 4.1 评价指标及模型在研究区的适用性 |
| 4.2 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量化 |
| 4.3 评价标准与等级划分 |
| 4.4 指标的权重确定及评价模型选择 |
| 4.5 模糊综合评价在遗址地区生态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
| 4.6 不同草原文化遗址区域生态风险差异分析 |
| 4.7 成吉思汗陵、元上都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不同等级风险管控建议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RCP情景下成吉思汗陵、元上都和甘珠尔庙遗址地区生态风险预估 |
| 5.1 未来生态风险预估指标构建及模型选择 |
| 5.2 CMIP5 统计降尺度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
| 5.3 不同RCP情景下区域气候变化预估 |
| 5.4 不同RCP情景下区域生态风险预估 |
| 5.5 不同RCP情景下生态风险等级成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风险应对措施 |
| 6.3 主要特色和创新点 |
| 6.4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
| 博士研究生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美国生猪养殖发展背景及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背景 |
| 第二节 1910-2010年间美国农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阶段的大致分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1910-1958年间的美国生猪养殖方式 |
| 第二节 牧养方式下的粪污治理观念及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美国早期生猪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959-1971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生猪养殖方式的动因及初期发展 |
| 第二节 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粪污治理的具体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72-1998年间的美国生猪粪污治理 |
| 第一节 集约化养猪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及政策驱动 |
| 第三节 环境正义追求下的生猪养殖粪污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一) |
| 第一节 生猪养殖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的困境与综合养分管理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综合养分管理计划与4R养分管理制度 |
| 第四节 综合养分管理的变革措施与管理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99-2010年代的生猪粪污治理(二) |
| 第一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产生及基本规范 |
| 第二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升级换代 |
| 第三节 环境优先技术中的无害化处理方法 |
| 第四节 环境优先技术的应用推广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粪污治理百年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资源禀赋与治理范式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驱动 |
| 第四节 市场环境与经济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经验及教训 |
| 第一节 政策制度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资源化利用层面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各国/地区生猪养殖粪污治理方式比较 |
| 第四节 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的失败教训 |
| 第九章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与道德风险的防范 |
| 第二节 粪污治理方式与环境正义的实现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立论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依据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章 相关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二、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
| 三、区域均衡理论 |
| 四、地域分工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于区域发展空间差异性相关研究 |
| 二、关于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 |
| 三、关于资源开发空间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 |
| 四、关于空间开发强度的研究 |
| 五、相关文献的述评 |
| 第三节 区域开发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二、区域开发适宜性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锡林郭勒盟区域发展差异性分析 |
| 第一节 锡林郭勒盟自然环境本底特征 |
| 一、研究区地理位置 |
| 二、地形地貌差异 |
| 三、气象气候条件差异 |
| 四、水文条件差异 |
| 四、土壤类型空间分布 |
| 五、植被类型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资源禀赋条件 |
| 一、畜牧业资源 |
| 二、煤炭资源分布 |
| 三、旅游资源 |
|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地区差异 |
| 一、区域经济总量 |
| 二、产业结构与产业空间布局 |
| 三、交通网络及基础设施 |
| 四、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区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及现状特征分析 |
| 一、区域空间开发格局历史溯源 |
| 二、锡林郭勒盟牧区人地关系演变 |
| 三、锡林郭勒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 |
| 四、锡林郭勒盟城镇空间特征分析 |
| 第四章 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性与煤炭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匹配格局 |
| 第一节 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指数及其分区评价 |
|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流程 |
| 三、评价方法及模型 |
| 四、区域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 |
| 第二节 锡林郭勒盟区域煤炭资源开发强度评价 |
| 一、煤炭资源开发及其影响 |
| 二、煤炭资源开发强度内涵 |
| 三、煤炭资源开发强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构建 |
| 四、煤炭资源开发强度分级分区分析 |
| 第三节 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性与煤炭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匹配度 |
| 一、空间匹配度模型介绍 |
| 二、生态敏感度与煤炭开发强度的空间关联性 |
| 三、生态敏感性与煤炭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匹配度分析 |
| 第四节 锡林郭勒盟生态敏感性与资源开发强度空间匹配机理 |
| 一、缺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认识的科学性 |
| 二、开发与保护的职权不分，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
| 三、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绩考核的不合理 |
| 第五章 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性模式与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国内外经典区域适宜性开发模式经验与借鉴 |
| 一、国外典型区域开发模式的实践 |
| 二、国内典型区域开发模式的实践 |
| 三、对锡林郭勒盟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启示 |
| 第二节 锡林郭勒盟区域开发中存在问题剖析 |
| 一、生态环境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
| 二、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城镇空间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锡林郭勒区域开发适宜性分区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 |
| 一、锡林郭勒盟区域开发适宜性分区 |
| 二、锡林郭勒盟区域空间开发与保护需求分析 |
| 三、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性发展模式 |
| 四、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发展路径选择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创新之处 |
|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8）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生态经济发展的研究 |
| 1.2.2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研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1 主要解决的问题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论文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现代畜牧业 |
| 2.1.2 现代生态畜牧业 |
| 2.1.3 畜牧生态经济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循环经济理论 |
| 2.2.3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第三章 国外畜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经验借鉴 |
| 3.1 美国畜牧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及经验借鉴 |
| 3.1.1 发展现状 |
| 3.1.2 经验借鉴 |
| 3.2 欧洲畜牧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及经验借鉴 |
| 3.2.1 发展现状 |
| 3.2.2 经验借鉴 |
| 3.3 澳大利亚畜牧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及经验借鉴 |
| 3.3.1 发展现状 |
| 3.3.2 经验借鉴 |
| 3.4 日本畜牧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及经验借鉴 |
| 3.4.1 发展现状 |
| 3.4.2 经验借鉴 |
| 第四章 我国畜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4.1 我国畜牧业发展历程 |
| 4.2 我国各区域畜牧业发展情况 |
| 4.3 上海畜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及经验启示 |
| 4.3.1 发展现状 |
| 4.3.2 经验启示 |
| 4.4 北京畜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及经验借鉴 |
| 4.4.1 发展现状 |
| 4.4.2 经验启示 |
| 4.5 我国畜牧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成就及问题 |
| 4.6 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现实选择 |
| 第五章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 |
| 5.1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 |
| 5.2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特征 |
| 5.3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分析与功能 |
| 5.3.1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消费子系统 |
| 5.3.2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子系统 |
| 5.3.3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技术子系统 |
| 5.3.4 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管理子系统 |
| 5.4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分析 |
| 5.4.1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 |
| 5.4.2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消费子系统SD分析 |
| 5.4.3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生产子系统SD分析 |
| 5.4.4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技术子系统SD分析 |
| 5.4.5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政府管理子系统SD分析 |
| 5.4.6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SD分析 |
| 5.5 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与其它经济发展系统协调分析 |
| 第六章 案例：潍坊市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分析 |
| 6.1 潍坊市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
| 6.1.1 优势分析 |
| 6.1.2 劣势分析 |
| 6.2 潍坊市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及特征 |
| 6.3 潍坊市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分析 |
| 6.3.1 潍坊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SD流图构建与分析 |
| 6.3.2 动因与效应关系的SD方程建立 |
| 6.3.3 SD模型有效性检验 |
| 6.3.4 潍坊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趋势分析 |
| 6.4 潍坊市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七章 完善我国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对策 |
| 7.1 确立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正确发展方向 |
| 7.2 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
| 7.3 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系统的战略选择与对策措施 |
| 7.3.1 推行生态消费,树立生态消费观 |
| 7.3.2 推动技术进步,加强人才培养,建立畜牧业生态经济技术支撑体系 |
| 7.3.3 提高政府决策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完善政府监督管理机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牧区社会研究的知识谱系 |
| 1.2.1 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 |
| 1.2.2 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
| 1.2.3 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
| 1.3 典型个案、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个案简介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资源、概念和分析框架 |
| 2.1 牧区社会：边缘社会研究的切入点 |
| 2.1.1 土地改革与牧区社会 |
| 2.1.2 土地制度变迁：牧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 2.2.1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与“失败的逻辑” |
| 2.2.2 F·A·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与“限制国家权力” |
| 2.2.3 何·彼特的“空制度”理论 |
| 2.2.4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 2.3.1 土地制度 |
| 2.3.2 土地制度变迁 |
| 2.3.3 牧区社会 |
| 2.4 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 |
| 2.4.1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2.4.2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5 论文结构 |
| 第3章 哈萨克族群背景与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1 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2 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4 草原承包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2 哈萨克牧区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2.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土地制度 |
| 3.2.2 民主改革时期的草原民族公有制 |
| 3.2.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哈萨克牧区的土地制度 |
| 3.2.4 草原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存时期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主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民主改革 |
| 4.1.1 新疆哈萨克牧区的民主改革 |
| 4.1.2 新源县哈萨克牧区民主改革 |
| 4.1.3 草原民族公有：关照地方性的土地实践 |
| 4.2 牧业合作化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2.1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渊源 |
| 4.2.2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性设计 |
| 4.2.3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路 |
| 4.3 牧业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3.1 大跃进和牧业人民公社：激进现代主义的牧区实践 |
| 4.3.2 公共食堂：牧民生活方式的乌托邦实践 |
| 4.3.3 阶级斗争：历史与传统的决裂 |
| 4.3.4 牧业学大寨：激进现代化意识的表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5.1 牧业生产责任制下草原改革的时间序列 |
| 5.1.1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开端（1978-1984 年） |
| 5.1.2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深化（1985-1991 年） |
| 5.1.3 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产业调整（1992-2001 年） |
| 5.1.4 草原制度改革的战略转型期（2002 年以后） |
| 5.2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产权制度及其变迁 |
| 5.2.1 《草原法》符号化背景下的草原产权 |
| 5.2.2 牧区草原产权制度 |
| 5.2.3 新疆哈萨克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
| 5.2.4 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律期望 |
| 5.3 牧民定居：强制村庄化运动 |
| 5.3.1 哈萨克游牧社会的终结 |
| 5.3.2 哈萨克牧民定居的运作逻辑 |
| 5.3.3 牧民定居模式的考量：以新源县为个案 |
| 5.3.4 游牧定居的生态后果 |
| 5.4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两难 |
| 5.4.1 草原生态状况：忽略牧民生存逻辑的土地实践结果 |
| 5.4.2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退化根本原因 |
| 5.4.3 草原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
| 5.4.4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相关措施 |
| 5.5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
| 5.5.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结构分化 |
| 5.5.2 哈萨克牧区的社会整合 |
| 5.5.3 草原承包制后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现牧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1 牧区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 6.1.1 哈萨克牧区现代化现状 |
| 6.1.2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
| 6.1.3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状况 |
| 6.1.4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2 牧区现代化与哈萨克牧民的现代化 |
| 6.2.1 新牧村建设与人的现代化 |
| 6.2.2 哈萨克牧民的综合素质状况 |
| 6.2.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牧民 |
| 6.2.4 新牧村建设与农牧民权益保障 |
| 6.3 新牧村建设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1 明晰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2 新牧区建设中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四、21世纪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D]. 邓彩霞. 兰州大学, 2021(09)
-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在河西走廊的实施效应及牧民的响应[D]. 杨清. 兰州大学, 2021(09)
- [3]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D]. 王军亮. 扬州大学, 2020(04)
- [4]内蒙古草原文化遗址区域生态风险演变及预估[D]. 李忠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1(01)
- [5]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6]美国生猪养殖粪污治理研究（1910-2010）[D]. 周杰灵.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锡林郭勒盟空间开发适宜性研究[D]. 阿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5)
- [8]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9]我国畜牧业生态经济发展的系统分析[D]. 孟凡东. 青岛大学, 2012(03)
- [10]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08)